女性勞動參與之文獻回顧

綜觀世界各國的勞動市場，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共同特徵之一就是女性勞 動參與率明顯的上升(莊慧玲、林世昌，2006)，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引起了國 際學者的注意，因此不論是理論或是實證方面的探討都有非常的豐碩的成果。

在臺灣方面，1970、80 年代，台灣從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勞力密集工業提

供了許多女性就業的機會；90 年代後，服務業部門快速成長，吸引了更多女性 投入勞動市場(李大正、楊靜利，2004)。加上女性地位的提升、教育普及，家庭 不再是婦女生活唯一的重心，使得台灣女性勞動參與的變化相當大，因此有關 婦女勞動供給的研究也一直都是學者們關注的議題。莊慧玲、林世昌(2006)以計 量方法的比較為主軸來進行台灣婦女勞動供給實證文獻回顧，結果發現就研究 主題而言，有關婦女勞動供給的研究面向趨向多樣性，此外對婦女勞動供給課 題有研究興趣之學者涵蓋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使婦女勞動供給的研究深 度與廣度得以拓展。而研究的範圍也相當的廣範，例如劉鶯釧、謝嘉雯(1997) 利用台灣地區戰前的日治時期(1905-1940)資料，驗證相關因素對女性勞動參與 的邊際影響力，來確認近代勞動供給模型對早期台灣勞動市場的適用性。

在婦女個人勞動行為研究方面，發現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會隨著年齡的增加 而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有遞減的趨勢(單驥，1988)；未婚的女性，參與勞動市場 的機率較大(譚令蒂、于若蓉，1996)。Eissa and Liebman(1996)探討 1986 年稅制 的改革，EITC(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的實施，對單身女性的勞參率有何 影響，結果發現相較於單身的女性，有小孩的單親婦女其勞參率下降 2.8 個百分 點，對教育程度較低的有小孩的單親婦女而言下降更多，高達 6.1 個百分點。在 有偶婦女的勞動決策分析方面，教育程度與小孩數目，是已婚婦女在決定工作 與否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在婦女教育程度之影響方面，則有較一致的結果，

已婚婦女學歷越高工作意願也越高，對已婚婦女的勞動參與有正的影響(劉鶯 釧、謝嘉雯，1997；褚阮宗琦，2004；張素梅，1988)；有小孩的婦女工作意願 較低，尤其是有學齡前(五歲以下)小孩者工作機率遠低於其他年齡層小孩(黃台 心，2000)，但家中有學齡子女是否對婦女的勞動參與有所影響則較無定論，而 生育率的降低有助於婦女勞動參與率的提高。經濟不景氣的波動則會影響已婚 婦女的勞動供給(單驥，1988)。李大正、楊靜利(2004)利用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分析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轉變，

結果顯示，光復後的婦女勞動參與類型沒有太大的變化，家庭仍是已婚婦女的 生活重心，就業在組織家庭前是必要的，但一旦結婚後，工作即可以犧牲。除 了上述原因外，丈夫教育程度、職務、工資所得，家庭所得、家庭財產等，也 都會影響婦女的勞動參與行為,其中以丈夫教育程度，工資所得變數為負向影響 的研究發現較為一致，但家庭財富類變數的影響結果則較沒一致的結論(莊慧 玲、林世昌，2006)。另外黃台心(2000)利用「時間序列的橫斷面資料」(TSCS) 在跨時動態架構下，推估台灣婦女勞工的跨期替代彈性，結果發現台灣已婚婦 女勞工的跨期替代彈性，介於 2.52 與 8.36 之間，此值高於美國與英國婦女的跨 期替代彈性。單驥(1988)以家庭效用函數導出夫妻兩者互為關聯的勞動供給函 數，以 24-54 歲的小家庭夫婦為研究對象，利用 3SLS 的方法估計，估算出台灣 已婚女性的勞動供給的稅後薪資替代彈性為 0.321，仍處於勞動供給曲線中正斜 的部份。

第二節 男性勞動參與之文獻回顧

在勞動市場中男性一直是主要的勞動力來源，因此關於男性勞動參與行為 的研究，一直是學者所關切之重要研究議題。在男性勞動供給方面，Margo and Finegan(1993)指出 1950 年後青少年(16-19 歲)黑人男性勞參率的大幅下降，除了 是因為棉花收成的機械化與最低工資制的實施外，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就學的人 數增加，勞參率持續地下降和黑人在學校註冊的人數長期上升成一個對比的寫 照。Juhn(1992)探討 1968-1988 年間美國 18 歲以上男性的就業下降的原因，特 別是低所得與低教育程度的人為何下降那麼多。研究結果發現，1960 年後期至 1970 年初期男性的的就業下降原因來自於勞動供給面的減少；相反的，在 1970 年後期，下降主要來自於需求面就業機會的減少。單驥(1988)以台灣地區 24-54 歲的小家庭夫婦為研究對象，研究所得稅對小家庭夫婦的勞動供給效果，估計 出小家庭中丈夫的勞動供給薪資彈性為-0.069，表示台灣男性的勞動供給曲線已

步入後彎的階段。張宏基、朱敬一(1986)利用 1978-1993 年的「人力運用調查」

建構 Pseudo Panel Data(PPD)，進行生命循環勞動供給的實證研究，估計結果顯 示，當意料中的所得變動 1%時，男性勞動供給會同向變動 0.6%。在 25 歲至 55 歲勞動力在勞動力轉換方面，結果發現男性較有可能從非勞動力進入就業和失 業狀態，工資率越高者，變換工作的頻率較高，較容易從就業進入失業狀態，

但也越容易從非勞動力狀態轉至就業狀態，學歷越高者，越容易從失業狀態進 入就業狀態，且不輕易離職成為失業者或非勞動力（黃台心、林志明，2001）。

在勞動需求方面，台灣地區 1994 年至 2002 年 25-54 歲男性勞動參與率幅 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994 年以前，雖然年齡層民間人口快速增加，但勞動市場 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吸納了增加的男性勞動力；在 1994 年後雖然民間人 口成長速度減緩，但市場提供就業機會增加幅度卻大幅下降，造成勞動勞動參 與率與就業率的下降（陳唯真，2002)。在勞動供需一起討論之文獻方面，鐘景 婷(1998)以 15 歲以上的民間人口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勞動供需之變動因素，並 且推估各項因素對勞動供需影響的程度，發現：(1)台灣勞動供給的多寡，除了 受到經濟景氣的影響外，人口年齡結構與性別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2)評估台 灣勞動需求的變動因素，顯示就業的變動主要是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勞基 法)，只有營造業勞動需求是受到景氣好壞的影響。

在 中 老 年 男 性 勞 動 參 與 方 面 ， Schirle(2006) 利 用 U.S March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The Canadian labor Force Survey 與 The U.K Labor Force Survey 來探討自 1990 年代中期後，美國、加拿大與英國老年(55-64 歲)男性之 勞動參與率由下降轉為上升的原因。作者認為老年男性之勞動參與率自 1990 年 代中期後上升的原因與老年男性視其妻子的休閒時間與自己的休閒時間為互補 (complementary)的關係，因此隨著老年女性勞參率之增加，其丈夫的勞參率也 跟這上升。研究結果顯示，在美國妻子勞參率的增加可以解釋 1/3 老年男性勞

參率的增加：在加拿大，妻子勞參率的增加可以解釋 1/2 老年男性勞參率的增 加；在英國，妻子勞參率的增加可以解釋 2/5 老年男性勞參率的增加。另外，

作者也認為男性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作者預期在未 來十年，隨著男性教育程度的不斷提升，老年男性勞參率也會持續的增加。黃 英忠(2004)利用「台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來探討台灣中高齡的勞動參與行 為，估算出台彎中高齡男性與女性的薪資彈性分別為-0.152 與-0.08，表示台彎 中高齡男性與女性的勞動供給曲線均已步入後彎的階段。而退休後再重返勞動 市場方面，中高齡受僱者人力資本愈少者傾向有較強之再就業意願，經濟因素 為影響中高齡受僱者退休後再就業意願的主要因素。換言之，中高齡受僱者有 意願退休後再就業者，多為經濟上的壓力而不得不再進入就業市場，而非個人 工作滿意與勞動市場結構所致（劉建良，1998）。

過去的文獻中有一些學者探討過社會福利制度對中高齡男性勞動參與率的 影 響 ， 但 其 影 響 為 正 或 為 負 則 無 定 論 。 例 如 Parsons(1980) 探 討 美 國 戰 後 1960~1980 年間壯年(45-59 歲)男性勞動力嚴重衰退的原因，發現潛在的社會安 全替代率(津貼對市場薪資的比例)對一個人的勞動參與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而 社會安全津貼制度的改進與津貼發放的增加是造成勞動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並 且不同程度的影響低工資的勞動者。同年十月，Parsons(1980)又利用橫斷面模 型(Cross-Sectional Model)來分析種族間 45-59 歲男性的勞動參與率，並且利用 10 年 panel survey 來分析健康狀況對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經濟 與健康因素為影響黑人與白人間勞動參與選擇的主要原因，經濟因素包括社會 安全替代率、福利對個人工資的比率以及失業。Haveman、Jong and Wolfe(1991) 利用 1978 年 45-62 歲的成年男性的社會安全調查，來探討 Disability transfer 對 中高齡的勞動參與有何影響，實證結果發現，預期所得越高，越傾向留在勞動 市場；年齡越大越容易離開勞動市場；預期的社會福利所得在勞動市場選擇中 係數是負的但不顯著。另外也發現，這十年來，逐漸增加的 SSDI(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Insurance)津貼僅能解釋 45-62 歲中高齡男性參率下降之 20%，其主要 下降是受到別的因素影響。Supan and Schnabel(1998)以德國為例子，指出公共 津貼制度對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有負的影響，造成許多人提早退休，使得德國隨 收隨付制的社會安全制度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在下一個世代，工作者與領 養老金者的比例將少於 1:1，並且認為德國人民的社會保險應繳保費將會從 1998 年的 21%到 2035 年會增加為 34%。Lee(1998)觀察 1940 年之前，當時政府提供 的老年安全援助很少，公共福利制度的發展是如何使得老年男性的勞參率下 降。結果顯示，在主要的公共保險制度形成之前，老年人的勞動力在 1880~1940

Disability Insurance)津貼僅能解釋 45-62 歲中高齡男性參率下降之 20%，其主要 下降是受到別的因素影響。Supan and Schnabel(1998)以德國為例子，指出公共 津貼制度對老年人的勞動供給有負的影響，造成許多人提早退休，使得德國隨 收隨付制的社會安全制度面臨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在下一個世代，工作者與領 養老金者的比例將少於 1:1，並且認為德國人民的社會保險應繳保費將會從 1998 年的 21%到 2035 年會增加為 34%。Lee(1998)觀察 1940 年之前，當時政府提供 的老年安全援助很少，公共福利制度的發展是如何使得老年男性的勞參率下 降。結果顯示，在主要的公共保險制度形成之前，老年人的勞動力在 1880~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