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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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文首先探討選民投票行為，其次分析政治行為的性別差異，最後回顧國內有關 女性選民投票取向相關文獻。

壹、 選民投票行為 

投票行為研究的發源地在美國，有關研究投票行為的文獻最早可追溯到美國，其 發展理論、採用的方法及研究成果，對世界各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茲將當代選民 投票行為最重要的三種研究途徑，說明如下：

一、社會學的研究途徑 

由於發展者主要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又稱為哥倫比亞學派。Berelson,

Lazarsfeld & McPhee（1954）合寫的《投票》（Voting），此項研究途徑觀點大致以初 級團體：如家人、親友等；次級團體：如政黨、工會等；社會團體：如年齡、社經結 構、職業結構、宗教、種族、階級、都市化等，上述各種因素形成對個人投票行為的 影響，並且以跨社區(Cross-community)從事比較研究 (陳義彥、黃麗秋，1992：5) 。 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 

由於發展者主要是以密西根大學為主，亦稱為密西根學派。Campbell, Gurin &

Miller（1954）合著《選民的決定》（The Voter Decides），提出影響選民投票行為最 重要的政治態度變項即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及議題取向，茲分述如下：

（一）政黨認同

政黨認同是社會心理學派的關鍵因素，係指心理上的認同，它的認同不需要法律 上的認定或是成為政黨一員，也不用具備支持政黨的記錄。它代表選民長期的一種心 理狀態，不是選舉時期臨時起意去支持某一政黨的候選人，而是平常對於政黨情感的 累積，持續對政黨的認同與支持，政黨認同的形成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也用來 解釋或預測選民的投票行為，(Campbell et al. 19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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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此學派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等人合著《美國選民》（The American Voter）提出「漏斗狀的因果模型」（funnel of causality）作為解釋選民的投 票行為。所謂「漏斗狀的因果模型」係指選民的投票行為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漏斗 的管代表時間，事件一件接著一件陸續發生，造成一連串相互影響的因果關係，從漏 斗口轉到漏斗管，在漏斗尖端處即選民最後的投票決定。在漏斗口處投入社會背景與 家庭父母的特徵，這些因素均會影響到漏斗柄中（選民的政黨認同、對候選人與政見 的評價、選民與親友之間的談論及競選活動期間所發生的偶發事件），將投票抉擇過 程逐漸推移至漏斗尖端，最後進而影響到選民投票的產出。

此一模型除強調時間向度外，認為政黨認同是整個架構的重心，也是影響選民決 定最為重要且長期的心理因素，短期因素如候選人形象、競選政見、偶發事件等，其 影響是短暫的。(陳義彥、黃麗秋，1992：6-7)

（二）候選人取向

在選舉時選民除對政黨情感產生偏好，對於候選人同樣具有情感上的評價，表現 在選民對於候選人形象的評估，處於現今媒體發達的時代，甚至有候選人形象決定一 切的看法，造成候選人爭相利用媒體來塑造個人良好形象，以便得到選民的青睞。

有關候選人特質包含候選人四大面向及九個特質（Miller and Shanks，1996：416-417），分別說明如下：

1.能力（competence）面向：具有學識及聰明才智兩個特質。

2.效能（effectiveness）面向：具有領導能力、激勵人心及能做事等三個特質。

3.廉正（integrity）面向：具有品德及誠實兩個特質。

4.移情（empathy）面向：具有同情心及關心人民兩個特質。

除了上述候選人特質外，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以情感溫度計來解釋候選人特質或影 響因素（Niemi and Weisberg，1993：143）。Weisberg 與 Rusk（1970：1178-1182）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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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情感溫度計為測量選民對候選人感覺的工具之一，使用問卷題目詢問受訪者對於 候選人冷熱程度的感覺，其冷熱程度的測量值從 0 到 100 度，0 度表示受訪者對該候選 人感覺非常不喜歡；50 度表示無任何特別感覺；100 度表示感覺非常喜歡。經由此測 量值得知候選人在選民心目中的喜好程度。

對候選人的情感溫度計反應的不是單純對候選人特質的評分，同時也反映了選民 對候選人的綜合性評估。換言之，當選民對候選人進行整體評估時，除對候選人個人 特質的喜歡程度外，也融入對政黨的認同及對議題的看法等，因此它和最後投票決定 的關係非常密切（盛治仁，2000：89）。

國內相關研究發現，候選人取向是決定選民投票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陳義彥、

黃麗秋(1992:18)綜合過去研究發現，我國選民以候選人取向投票比率約為 55%。另陳 義彥（1995：125）對 82 年全省縣市長選舉研究，證實兩黨候選人形象差距是影響選 民投票決定的最關鍵因素，其區辨分析的正確預測率則高達 82.87%。

胡佛、游盈隆（1983：265-266）對 69 年增額立法委員台北市選民的投票取向研 究，發現候選人的特質包括候選人的學識、膽識、品德與風度，是影響台北市選民投 票決定的重要因素，僅次於政見取向。

黃秀端（2005：22）認為選民對候選人未來執政的安心程度才是影響候選人情感 溫度計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對政黨喜歡程度，最後是候選人的形象。另外，鄭夙 芬、陳陸輝、劉嘉薇（2005：60）等人則認為候選人執政能力高於其他候選人因素，

對於選民投票行為具有高度的解釋力。

本研究考量 2010 年台北市長選舉雖有 3 位無黨籍候選人參選，但依然是藍綠兩大 政黨互相對決的局面，選民對候選人的評估應該很難不受到政黨偏好的影響，除對候 選人個人形象及能力進行分析外，亦採取情感溫度計測量方式，進行整體性的綜合評 估。

（三）議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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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選舉議題要能充分發揮作用，首先必須讓選民對政見或議題能夠有所瞭解，其 次這些政見或議題對選民而言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最後每個政黨政見之間具有差異性

（Campbell et al., 1960：170），一旦這些條件皆成立，政治議題才有可能作為選民投 票抉擇時的參考，也反映選民對不同政見或議題的立場與看法。

胡佛（1998：189）指出：在民主政治發展悠久的國家，如美、英、法等國，選舉 活動在民主憲政的軌道上運作，即競選議題都是在認同既有的政治結構上進行。從我 國的選舉議題來看，卻是集中焦點在政治結構層面，造成選舉過程中充滿著緊張的氛 圍，政治衝突超出政治體系權力運作的規範層面，迫使選民注意到這些政治議題，也 促使政見取向的能見度，成為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因素之一。

總而言之，選民在投票時的考量並非單純的從政黨認同、候選人取向或議題取向 擇一為之，而是受到以上態度變項的交互影響，從中選取符合個人認同和需求的候選 人。

三、經濟學的研究途徑 

此研究途徑即所謂理性投票者模型，以理性抉擇的概念來探討選民的投票行為，

Downs（1957）首先提出以下兩項基本假定：

（一）民主政體選舉的政治功能是要產生一個政府。

（二）選民是理性的，所謂理性，包含以下五個要素：

1.選民在面對多項的選擇時有能力自行判斷。

2.選民依據個人偏好程度排列順序等級。

3.選民的偏好等級具有遞移性。

4.選民通常是選擇最接近他偏好的選項。

5.選民每次面對同樣的多重選項時，所作的決策都是一致的（游盈隆，198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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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的投票行為在理性抉擇途徑的模式下，從理性、成本及效益的角度來考量，

發展出兩種對於候選人、政黨或執政團隊的評估，前瞻性（prospective）和回溯性

（retrospective）投票（Fiorina, 1981：89-102）便是理性選擇的表現。前者係指選民會 把選票投給一個未來可能會帶來繁榮的候選人或政黨；後者係指選民評估一個候選 人、政黨或執政者過去的表現，決定是否繼續投票給執政的政黨或候選人。

劉義周（2005：148）認為所謂回溯性投票，係指選民在投票時依據執政黨的施政 表現來決定投票方向的一種投票抉擇模式。具體來說，選民投票的原則是：若執政的 政府在過去這一段期間內表現良好，就投票給這個政黨的候選人，讓該政黨繼續執 政；若這個政黨表現不如選民的期待，選民就以選票來決定不讓該政黨繼續執政。在 台灣的選舉，也常聽到在野黨向選民喊話，希望藉由政黨輪替，換人做做看。

從 1960 年以來，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係當代研究選舉投票行為的焦點，認為選民 的投票取向決定投票行為，投票取向與投票行為之間具有高度關聯性。本研究主要採 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途徑，探討台北市女性選民的政治知識、政黨認同、候選人評 價、所重視議題誰最能代表、市長施政滿意度及突發事件等投票取向，並兼採社會學 研究途徑及經濟學的研究途徑，探討不同個人背景（年齡、教育程度、省籍、職業、

收入、族群認同）台北市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以及台北市女性選民對現任市長施政 滿意度之回溯性投票。

貳、 政治行為的性別差異 

楊婉瑩、劉嘉薇（2006：118-121）從女性主義觀點看性別差距，對於性別差異的 研究分為三階段發展：

一、1960－1970 年代的實證研究，重點在揭露與批判傳統政治研究中的性別盲

（gender-blindness）與性別歧視（sexism），以非政治化或刻版印象來解釋女性的 政治態度與行為，因而將女性摒除於政治活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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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70－1980 年代的性別平等理論研究，認為男女政治態度上，表現在政治興趣及 政治參與並無差異性，有關性別政治參與模式的趨同化，大多歸究於社會經濟結 構的轉型，一旦提高女性教育程度及就業，自然發展出類似的行為。

三、1980－1990 年代的性別觀點研究，重新賦予性別差異無階層化的意義，對政治研 究不同階段所提出的挑戰，趨使理論與實證研究從性別盲（gender-blind），轉向

三、1980－1990 年代的性別觀點研究，重新賦予性別差異無階層化的意義，對政治研 究不同階段所提出的挑戰，趨使理論與實證研究從性別盲（gender-blind），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