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 19 世紀進入最後 1/3 階段開始，受到政治權利的普及化影響，享 有土地所有權已不再被視為是個人掌有政治權利的主要握據，再至 1909 年國會 通過自由黨政府提出的「人民預算」（People’s Budget）一案後，更是憾動了英國 上階級自古以來，長久不變的階級穩固性。因為該案規定，享有土地所有權者，
必須被開徵高達 20%的土地稅，而於社會中享有最高財富的群體，亦須繳納高額 度的所得稅，致居處上階級者的資產在短時間內不斷遞減（陳祖洲等，1997：183；
郭偉鋒、楊和平，2008）。尤其之後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批親上戰場的貴族與 紳士死傷慘重，致大量遺留且缺乏繼承人的土地被迫出售，由中產階級購買接 收，致英國中、上皆即開始模糊化。
其中在資產方面，迄 1921 年為止，已有近 600 至 800 萬英畝以上，約莫全 國 25%的土地由上階級手中轉予中產階級，成為富裕的農牧地主；而在階級的職 業結構上，許多中產上層的人士，如：工商業巨頭、政界或高階的文武官員（含 政務官與事務官）、銀行高階主管、企業高階經理、資深法律顧問、高階律師，
以及科學、學術權威或文化及藝術名流等，皆能以其職業的社會聲望被封爵而擠 進上階級，將其原有的階級生活方式與觀念置入其中，致英國社會在中產階級人 口比例的漸趨擴張下，日益轉變為以該階級之生活型態為主體154（陳祖洲等，
1997：182）。
154 1886-1914 年間取得貴族頭銜的 200 人中（約占總人口的 2%以下），僅有 1/4 以下的人出身於 世襲的古老貴族世家，1/3 的人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新富者，最後的 1/3 人口則來自於對國家 有所貢獻而被封爵者，如上述的高階軍官、文官、法官，以及殖民地官員和科學、學術權威 或文化及藝術名流等（陳祖洲等，199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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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下階級間的結構關聯上，由於一次世界大戰以降，多數勞工階 級生活狀態改善，生活品質及日常著裝漸與其他階級無別，許多勞工的工作收入 甚至還高於中產階級人士（陳祖洲等，1997：182-183），且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以降，隨著產業結構的改變，英國開始出現了「藍領工作者或階級」（blue-collar workers or class）與「白領工作者或階級」（whight-collar workers or class）等詞 彙，前者意指工作時穿著工裝，從事體力勞動工作者，後者則指上班穿著襯衣領 帶或套裝的受雇者，包含上表 2-3 中的中產階級，以及由 1/3 下層上位階級之從 事非體力勞動的專業技術者轉職而來，約莫占所有下階級 19.3%的人口，致中、
下階層間的差別亦趨向模糊化（陳祖洲等，1997：183-184）。尤其下階級群體因 普遍嚮往中、上階級所享之社會聲望155，一旦向上爬升，多會努力仿習其生活方 式與態度，此致中產階級生活型態所涉的社會涵蓋範圍又因此再趨擴大（江靜 玲，2009；Joseph, 2009）。
而這些改變顯現在群眾的政治意識形態認同上，也反映了長期代表勞工階級 勢力，創黨後將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原則放入黨綱之中156，並以社會公平
（social faire）概念（暫時替代）實踐公有制目標的工黨理念支持者，於戰後比 例不斷的銳減157（陳榮政，2008；唐若蕾，2003：49；Abel-Smith, 1994: 20）。
且此同時，對中央政府持續開徵高稅以提供所有國民最低生活水準需求的公共服 務供給方式不滿的社會群眾，其總人數的累積則是不斷的遞增，致 19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時，中央政府已顯著受到來自人民對國家公共服務不滿的威脅（Seldon, 2005）。
155 實際的案例就如 2011 年準王妃凱特（M. Kate，1982-）家族過去自 19 世紀的勞工階級向上 爬升至中產階級，並於近期因與皇室聯姻而跨入上階級的跨世紀歷史等（詳如 Joseph, 2009）。
156 工黨自 1918 起將公有制目標列入黨綱第 4 條第 4 項，作為黨之宗旨，並於二次世界大戰末上 臺後，更是積極的加速推動各項社會立法，並配合國會要求實施生活實施原則，同時廢除資 產調查制度，確立社會福利的建置，將英國帶引入福利國家的體制當中（唐若蕾，2003：49；
Smith, 1994: 20）。
157 20 世紀迄今，英國人民對於社會階級的意識仍就非常強烈，但因階級間的界線日漸模糊，財 產和收入的方式都不再是階級的明顯標誌，因此人們也越來越強調一些非經濟的因素，反映 階級社群態度的政治意識形態即為其中之一（陳祖洲等，199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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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人公民角色認知的弱化暨顧客角色認同的增強
根據傳統的政治學分法，個人在政治公領域之中，係為相對於政府的「公 民」——為公共利益著想，並投票予會為公益謀福利的代議士；而在經濟私領域 裡，則係具有消費需求的「顧客」158——為己利思考，選購自己想要的商品（Tullock, 2005）。唯此簡略而理想的二分方式，在福利國家時期社會福利的過度保護，以 及國家產業面臨轉型的交織過程中，後者的身份已日益有跨域至前者的情勢，為 福利國家時期政府與公民間的公共服務供需關係，掀起了怒吼的浪花，為 1970 年代末福利國家的轉型盪激出變革的因子。以下分別就兩者發展的時空背景與產 生的時代影響論述之。
1. 國人公民角色認知的普遍弱化：國家過度的福利保障致社會思序脫節 社會福利的供給，按照上述貝弗里奇的設計原意，最初係用作保障每位國民 的最低生活水準限度，成為個人追求自我的開展與實現之基礎支持，實踐社會公 平之原則。然而，就如其原初擔憂的一樣，在一個缺乏資產調查制度存在的福利 國家當中，依賴、怠惰，甚至是破壞群體和諧的社會文化趨勢必將隨然誕生。
1944 年以來，英國以社會福利為範疇所涉之無資產調查限制的公共服務供 給，其實施的結果就如前章黎德彼特所言，造成了許多新興的社會問題產生，像 是長期失業、無家可歸、藥物濫用、家庭失和，以及低齡化犯罪和酗酒鬧事等。
因為，在中央政府的保護傘之下，對於國民失業津貼的給付，以及工資的立法保 障等，已使許多國民喪失了自主積極任事的工作態度與關聯責任，甚至寧可仰賴 政府的補助度日，也不願尋找工作或累積儲蓄再投資，造成社會長期失業及無家 可歸的流浪者湧現街頭，降低了諸多產業的總生產力（林萬億，1994；Friedman, 1962; Friedman & Friedman, 1979）。
158 根據國內行銷管理學者劉文良的研究顯示，與「顧客」（customer）常混用的詞語尚有「消費 者」（consumer）和「顧客」（client）。其中，「顧客」較強調購買的經常性與習慣性，倘若無 此特徵者則為「消費者」。另外，「顧客」（client）則較強調購買無形（即非實體產品）的服 務，如：法律或會計諮詢、保險服務等，較「顧客」（customer）意涵狹窄（劉文良，2011：
2-2 - 2-3）。而經研究者查英國政府對此 3 者的使用區別性並無特別強調，為求理解的統一性，
本論文僅以政府文本常用之「顧客」（customer）一詞統稱，並涵括其他兩者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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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之，隨著人們宗教信仰淡化而來的社會性觀念開放，以及在政府對單親家 庭的津貼補助，和托兒、養老、濟貧等保障措施的施行下，也造成了原本自工業 革命以來即職能弱化的核心家庭型態，自此又更加的削弱。不僅非婚生子、離婚 率和同居率高居不下，原本家庭應負的成員行徑規範、兒（孫）及長輩之照養，
甚至是 1601 年《濟貧法》頒布以來形成的親屬責任之風也逐漸瓦解，轉而開始 倚賴政府的功能維持，致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無法自我負責、自立、自律的個人，
尤在孩童缺乏成人關懷與照料之下，更造成了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藥物濫用、酗 酒、犯罪低齡化等破壞公眾秩序的問題產生（林萬億，1994；陳祖洲等，1997；
Seldon, 2005）。
如此一來，吾人所見之社會福利實施下的英國，所擁有的乃是一群人數日漸 增加，僅欲享有身為公民所應享之權利（尤指社會權利）的國家成員而已，關於 社會規範或法定義務的遵守則是拋諸於腦後，僅顧及自己不受他人干預的消極自 由（negative liberty）展現，鮮思自我律守對社會甚或國家福祉增進的積極意義，
終而引起了諸多批判人士的改革呼聲（Segalman & Marsland, 1989）。
2. 國人顧客角色認同的增強：對福利國家時期公共服務供給的民粹威脅 福利國家體制的建置，促使中央政府必須負起介入市場經濟運作，確保國內 人民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mt）159 之職責，使得英國自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迄 1960 年代為止，國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皆顯普遍提升，而社會貧窮的問 題亦相對削減不少（陳祖洲等，1997：138）。
1954 年 6 月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即依其所作的調查報告 結果論道：「當前的英國經濟正出現著既充分就業，又無通貨膨脹的奇蹟景象。
無怪乎 1952 年 6 月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1952-）受冕為王時，許多人稱
159 充分就業並非指無失業率，而是容許有一定比例的失業人口存在（段樵，1994：216；胡春田、
巫和懋、霍德明、熊秉元，1996：101-102）。嚴格來說，充分就業是指勞工和生產要素都在
「正常情況」下被雇用和使用，而所謂正常情況下，並不是所有的生產要素都同時被使用，
且此種「正常情況」往往也會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界定（劉坤億，20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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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伊莉莎白君王時代降臨』160。」（Webb, 1984: 591）
隔年，執政的保守黨財政大臣（Treasury Secretary）巴特勒（R. A. Bulter，
1902-1982）亦樂觀的表示，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可望在未來的 25 年內提高 1 倍（引 自 Robbins, 1983: 208）。而後，1957 年 7 月，當時在任的同黨首相麥克米倫（M.
H. Macmillan，1894-1986）又再言：
我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生活從未如此好過。到全國各地，無論是工業市鎮，
或是到農場走走，你們會發現這些景象是如此的繁榮，這不僅是我過去生 活時代所沒有的，甚至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引自 Childs,
或是到農場走走，你們會發現這些景象是如此的繁榮，這不僅是我過去生 活時代所沒有的，甚至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引自 Chil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