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of. Packer 希望，也認為此項事件讓各國更體會加強區域或跨越邊境合作的重要性。
Prof. Severino表示，東亞高峰會將會強化區域的經濟合作。南亞海嘯與 SARS 事件展 現出國際與區域合作的效率與重要，尤其，建立共同監視系統十分迫切。
時間：2005/02/17(Thursday)14:00－15:15 訪問對象：East Asian Institute
Professor John Wong, Research Director.
Dr. Elspeth Thomson, Research Fellow.
Dr. Hongyi Lai, Research Fellow.
Dr. ZHAO Litao, Research Fellow.
Dr. GU Xin,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Dr. LIANG Ruobing, Research Officer.
Mr. LYE Liang Fook, Research Officer.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Faculty of Medicine
Dr. Kai Hong Phua, Joint Professor.訪問地點：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討論重點：2003 年 SARS 的突然爆發，延伸了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跟新加
二、在中國，事實上一些有關 SARS 的資訊、病患處理都是由鍾南山醫生負責。而中國 的 SARS 病患也都由北京來處理。從原先的廣東開始進而影響到北京，中國政府的反應 又是如何？
中國政府的反應可以從兩個階段來做說明，早期階段和第二階段。早期階段 可稱為「內緊外鬆」，但事實上它算是失敗的。它可能在廣東可以運作，避免 SARS 擴 張，但卻無法避免跨邊界的病毒傳染至香港；所以第二階段則演變為國家全體的動員來 對抗 SARS。我們認為問題就在第一個階段期間應該就要開始強調這點了，第一個問題 就在於對抗病毒的傳染期間，北京那邊無法得到廣東的詳細資訊，導致有些人被感染。
我們認為，要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是要充分的資訊分享、讓人民了解疾病相關問題。新 加坡可以從中國那邊獲得的經驗就是有關這方面的事情了，資訊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尤 其是當有民眾需要被隔離時，資訊的流通與政府與人民間的溝通更是益形重要。另外一 個問題就是協調合作的問題，一開始的階段廣東省政府部門和社群的協調並不好，但是 之後大約四月時，當國家動員起來，一些官員開始必須為相關事情負責的時候，如果沒 有辦法和其他單位協調的話將會受到懲罰、被革職，這時各單位部門的協調便有了改善。
三、我們知道 WHO 和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對北京都有批評，不論是地方或中央政府一 開始隱瞞疾病事實，大概何時開始無法再隱瞞事實？如何協調中央各部門以及省的層 級？
1、大約四月初的時候 WHO 派遣了一個小組先到北京再到廣東查視，這時候我們 了解到國家是該要動員起來對抗病毒了。大約是三個禮拜，這個問題才被歸結 於國家動員。
2、WHO 小組的出現是很重要的一點，還有就是蔣永顏醫生在四月八日對北京政 府 SARS 謊言的揭露，所以他們會認為實際的情況似乎是比了解的更為嚴重。
3、所以 WHO 對中國 SARS 情況的認知、將中國列為危險旅遊地區，使得大家認 知到國家的衛生單位似乎有問題存在，我們認為這也可以算是一個國際性的監 督機制。傳染性疾病要控制是很難的，尤其是國際性旅遊的普遍之下，旅遊就 很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傳染途徑。因此在這次的 SARS 經驗之後，公共衛生機制 就改變了，使其轉變為更能夠適應突發狀況的需要。一般來說醫院看診的目的 就是為了賺錢，然而病人如果症狀輕微的話，通常是不會去看病的，因此當 SARS病患的症狀嚴重時，要治療的時候就很困難了，而且也會增加許多社會 成本。因此醫療機制的轉變是很重要的。
四、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衝突：雖然在短時間內政府部門間便得以溝通協調，但我們在仍
然聽到一些人談論政府和民眾之間存在的衝突，這些衝突是存在的嗎？例如在加拿大多 倫多，他們有一個多倫多公共健康機構處理省和民眾間的衝突，並控制傳染性疾病。我 想知道的是你們政府和民眾之間也有這些衝突嗎？
1、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有做了一個研究，是關於新加坡跟香港的研究探討，
我想新加坡的特徵是，新加坡人的服從性本來就比較高，這可能在別的社會裡 是看不到的。
2、有人到北京旅遊，就發現被隔離的民眾應該是要待在家的，但事實上卻是他可 以自行決定的。但在新加坡的例子，所有的聲音都會歸結到「危機管理」，因此 有可能是數年後的 SARS 再爆發，或是現在我們也需要謹慎面對恐怖主義的攻 擊等，因此可能是各種不同形式的問題。SARS 危機並不是最獨特的，過去的 一些危機攻擊時，不僅是各個部門、甚至於部門間的運作與協調都應該是很重 要的。所以 SARS 的問題並不只是醫療上的問題，應該向上歸類為內政部
（Ministry of Home Affair）的層級，所以可能導致人民被囚禁失去自由。
3、大家知道美國的情況，自從 911 之後，人身自由也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限制，
為了對抗恐怖主義，對一個如此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而言，這也算是很大的犧 牲。
五、在 SARS 過後，例如加拿大他們成立了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香港 成立 Health protection Center，新加坡是否有成立新的相關機構？
衛生部的重組，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他們扮演更加集中、協調的角色，我們必須動員 各部會一同運作，衛生部當然是主要的處理部門。其次是內政部擁有軍權。因此我們實 際上運作的機構就是醫療系統和衛生部以及軍隊的權力。基本上我們有一個完整的防禦 系統。
六、警察在危機處理中扮演的角色：在台灣的例子只是能夠請民眾盡量不要亂跑，而在 香港的情況是警察在進行實際上的管制，所以想問的是，您們認為警察在危機處理中扮 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事實上，新加坡的警察相較於其他的亞洲國家是很少的，在街上也不常見，
不像在東京和香港這兩大城市在街上到處可看到警察。但由於這次危機的特殊性，必須 要有警察或軍隊的力量介入。這也是我們國家比較特別的地方。
七、各地醫護人員的反應：當時在台灣的情況，醫生和護士可能會拒絕收治病患，廣東 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還有像醫生護士們要照顧那些 SARS 病患的時候，是否會有害怕的 反應與反抗行為？
1、廣東的情況是沒有一個人是臨陣脫逃的，當時很有名的的一個中醫院護士葉欣，
她為了醫治病患不幸去世的。因此，她也成為了抗 SARS 的英雄。為了感激她，
政府將會照顧她的小孩直到完成學業。我想當時在廣東並沒有人刻意逃避的，
但在其他地方像是山西省就有聽到這樣的例子。一開始 SARS 在廣東爆發時大 家並沒有特別恐懼，直到某一個時間大家突然聽說有醫院封起來了，但由於在 空間上，大家會覺得和醫院間尚有一定距離，所以也沒有感到特別害怕；一直 要到北京辦了兩個高官，廣東才開始緊張起來。
2、一開始的時候由於大家對這個疾病的了解不夠，所以沒有感到特別的害怕，一 直要到四月的時候北京把市長給撤換掉，此後如果 SARS 沒有處理好就會變成 政治問題，各級幹部才開始緊張，全國才進入戒慎恐懼的階段。但其實那時候 廣東的 SARS 已經接近尾聲了，高峰期已經過了，已經在減少了，廣東的醫院 傳染其實不多，真正多的應該是在北京。
3、在中國比較沒有發生醫護人員反抗的狀況。解釋中國醫生和護士的態度的原因，
應該就是中國政治系統的機制，只要一件事被冠上「政治問題」，就會變的非常 的嚴重，如果你不按照上級的指示來作的話，你可能會丟了飯碗。
4、這算是種政治壓力。但是這個在廣東可能不能完全這樣解釋，因為山西有逃避 的案子，廣州和香港則都沒有這種情況，台灣卻有。這可能是個人因素使然，
像葉欣這樣熱心的例子。那時候大概二、三月的時候還不算是政治問題，所以 我想這跟廣東人的處事態度有關係，就像同儕間你不可能有危險就逃跑一樣，
有問題應該要一起克服才是。還有就是文化的關係吧，在廣東醫生們是不收紅 包的，也不會隨意被丟飯碗，所以這應該也有些關係，使他們比較不會逃避。
八、廣東地區，醫生的感染死亡率：
1、廣東最開始的時候還不知道情況的可怕，後來等到有醫生被感染的時候才知道。
2、另外，超級傳播者很可能在去醫院的路途上、甚至是電梯裡，只要是咳嗽等情 況的發生，就會傳染許多人。因此，正確資訊的流通是很重要的，不只是媒體 的消息很重要，不應該散播謠言等不實的言論製造恐慌。我想香港的感染率比 較高，高於新加坡和台灣，中國大陸則是比較低的。
九、在 SARS 期間，新加坡政府是否有禁止一般大眾進出醫院之政策？例如台灣政府呼 籲大眾儘量不要進出醫院的這種情況。
1、基本上 SARS 病患集中送到陳篤生醫院去了，後來有些送到新加坡醫院。所以 政府並沒有特別對民眾有這方面限制。但那時醫院裡如果有人咳嗽、吐痰等情 形，大家也都會在心裡擔心是不是會因此感染 SARS，因此基本上也會盡量避
免去醫院。
2、參訪加拿大的經驗，那邊的政府基本上並不建議民眾戴口罩；但為什麼會有這 樣的相反的措施？雖然我們了解，據科學根據，戴口罩並不一定能達到安全的 效果，但是我想應該這麼說，他們只是不希望看到民眾對 SARS 的恐慌。
加拿大跟台灣相較下實在是大太多了，人們間的接觸不可能像台灣一樣 近。這個在日本的情形應該可以解釋，當你感冒了出門戴口罩是很正常的行為，
這樣你才不會感染其他人，這似乎是一個習慣。
這樣你才不會感染其他人，這似乎是一個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