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領所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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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3-158 頁 2008 年 6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領所的設置

雷家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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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宋紹興十一年，宋高宗開始實行收兵權的政策，將張俊、韓世忠、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領，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淮西、鄂州三總領，掌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然而，宋高宗除了收兵權之外，更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紹興十五年，又增設四川總領，以箝制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力。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鄭剛中的過程中，總領都扮演了一定程度的角色。本文的目的，即在對總領所在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關鍵詞：總領、宋高宗、韓世忠、岳飛、鄭剛中 ∗_{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系兼任助理教授；逢甲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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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宋史》卷167〈職官七．總領〉記載：總領，四人。掌措置移運應辦諸軍錢糧，以朝臣充，仍帶幹階、戶部等官。朝廷科撥州軍上供錢米，則以時拘催，歲較諸州所納之盈虧，以聞于上而賞罰之。1 在此簡略的記載中，總領的職權似乎是負責措置移運諸軍錢糧，以管理財賦為主。汪聖鐸在《兩宋財政史》一書中認為總領所的職權：「專門負責供軍的，而不是掌管某一地域全部財計的財政機構，其性質接近於戶部、司農寺的派出機構。其所掌賦入，則大部分是原先隸於朝廷或戶部的州軍上供財賦、封樁財賦及禁榷收入等，每歲係由朝省定額科降調撥。」2即強調其財政功能。不過，日本學者山內正博在〈南宋總領所設置に關する一考察〉一文中，認為紹興十一年（1141）設立總領所以來（四川設於紹興十五年，1145），由中央任命的錢糧官總領各地上供中央的財賦，除了主管軍費之外，更涉足軍政、行政等層面。山內正博氏指出，四總領所設置的原因，除了經濟上因南宋首都臨安的地理位置偏在東部，使得臨安不適合作為全國財賦的集散地；其他集散地的存在，並設立直屬中央的財務機關是必要的。此外，面對南宋初年以來日漸強大的地方武將勢力，也以財政為名設立總領所，對武將進行監察制禦。3可見在紹興十一年正式設立總領之時，總領似乎除了管理財賦的功能之外，還負有集權中央、收兵權的政治任務。「強幹弱枝，集權中央」是宋代的國策，從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到南宋高宗收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的兵權，甚至陷害岳飛致死，都是此一「強幹弱枝」政策的實踐。自「靖康之恥」以來，宋高宗輾轉流徙於南方，以逃避金兵之追擊，幸賴韓世忠、岳飛、劉錡、吳璘等將領的力戰，總算保住了南宋半壁江山。然而，當宋高宗剛剛在南方站穩腳跟，便開始了收兵權的計畫。紹興十一年，高宗將韓世忠、張俊、岳飛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調到中央任職，而三大鎮之軍隊另由其部將統領，這是南宋高宗收兵權的第一步。收三大鎮兵權之後，又進一步增設淮東總領所於鎮江府（今江蘇省鎮江市），設淮西總領所於建康府（今江蘇省南京市），設湖廣總領所於鄂州（今湖北省武漢市）。三總領所掌 1_{元‧脫脫，〈職官七．總領〉，《宋史》（標點本，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卷 167，頁} 3958。 2 汪聖鐸，《兩宋財政史》（北京：中華書局，1995 年 7 月），下冊，頁 558。 3 山內正博，〈南宋總領所設置に關する一考察〉，《史學雜誌》，64 卷，12 號（1955），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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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供軍財賦及御前軍馬文字，一方面控制軍隊的財政，一方面掌管軍事文書以直接控制軍隊，這即是三總領最初的設置目的。如果是為了集權中央的長治久安之策，這種作法尚無可厚非，然而宋高宗除了收兵權之外，更因猜忌在心，縱容秦檜構陷韓世忠、岳飛，岳飛甚至含冤而死。而在秦檜構陷韓世忠的過程中，總領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總領的設置，與南宋收兵權政策，可謂關係相當密切。除了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之外，紹興十五年，高宗又增設四川總領所於利州（今四川省廣元市），同樣也與秦檜剷除異己有密不可分的關係。四川總領的設置，箝制了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的權力，最後使得鄭剛中被羅織罪名而罷職。由上可見，南宋四總領所的設置，其背後有明顯的政治動機—集權中央，剷除異己。執行的過程中，甚至使用了羅織罪名、構陷大臣的手段，而總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檢視。本文之作，目的在於對南宋集權中央、排除異己的過程中，總領所所扮演的角色與產生的作用，作一詳細的分析與探討。

貳、紹興十一年收兵權與淮東、淮西、湖廣總領所的設立

南宋收兵權的政策，始於高宗紹興十一年。該年四月二十四日（壬辰），帝下詔：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為樞密使，湖北京西路宣撫使岳飛為樞密副使。4將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調至中央任職，使之離開原統領之部隊。三日後，高宗又下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臨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5意即廢除了宣撫使司，將三大鎮的軍隊改名為御前諸軍，以示隸屬於朝廷。接著在同年五月初四日（辛丑），高宗又有進一步的動作：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為司農少卿，總領淮東軍馬錢糧，置司楚州。尚書度支員外郎總領提舉大軍錢糧等事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領淮西、江東軍馬錢糧，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領湖廣江西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領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糧，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諸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不獨職餽餉云。總領官正名自此始。6 關於紹興十一年設置三總領所的記載，其他史籍的記錄稍有不同。李心傳《建 4 _{宋‧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以下簡稱《要錄》，標點本（北京：中華書局，1988} 年4 月），卷 140，紹興十一年四月壬辰，頁 2247。 5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四月乙未，頁 2248。 6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五月辛丑，頁 2250。其中淮東總領所，當時設置於韓世忠軍隊的駐紮地楚州（今江蘇省淮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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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以來朝野雜記》記載：「紹興十一年，諸將既罷兵，乃置三總領，以朝臣為之，皆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不獨職饋餉而已。」7熊克《中興小紀》記載三總領「悉帶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預聞軍政，不獨職饋餉而已。」8《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與《皇宋中興兩朝聖政》兩書則作：「蓋使之與聞軍事，不獨職餽餉云，總領官正名自此始。」9以上各書，皆無「諸軍並聽節制」之語。此外，《宋會要輯稿．職官》則記載：「其後收諸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諸處，皆置總領，亦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不獨職餉餽而已。……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諸軍不聽節制。」10《景定建康志》亦作：「（紹興）十一年五月四日，詔以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領淮西江東軍馬錢糧，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諸軍不聽節制。」11謝維新《古今合璧事類備要》、祝淵《新編古今事文類聚（遺集）》、馬端臨《文獻通考》皆記載：「紹興十一年，諸帥既罷兵，乃收諸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諸處，皆置總領，亦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不獨職餽餉而已。…… 諸軍不聽節制。」12章如愚《群書考索》作：「紹興十一年，收諸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諸處，皆置總領，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不獨識（職）餽餉而已。……諸軍不聽節制。」13王應麟《玉海》亦作：「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諸軍不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不獨職餽餉云，總領官正名自此始。」14以上各書皆記載「諸軍不聽節制」，與《要錄》所記「諸軍並聽節制」顯有不同，究竟三總領能否節制諸軍？ 7 _{宋‧李心傳，〈總領諸路財賦〉，《建炎以來朝野雜記》（點校本，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7 月），甲集卷 11，頁 226。 8 宋‧熊克，《中興小紀》（清光緒十七年廣雅書局刊本，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1969 年初版），卷29，紹興十一年五月辛丑，頁 6 下。 9 _{宋‧不著編人，《皇宋中興兩朝聖政》（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 年台初版）卷 27，紹} 興十一年五月辛丑，頁10 下。元‧不著撰人，〈宋高宗六〉，《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元刻本，1969 年初版），卷 21，頁 5 上。 10_{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北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 年）四一之四四、四六。} 11 宋‧周應合修纂，〈官守志三‧總領所〉，《景定建康志》（清嘉慶六年刊本，台北：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 年台一版），卷 26，頁 1 下至 2 上。 12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類備要》（明嘉靖丙辰年摹宋刻本，台北：新興書局影印，1971 年3 月），〈監司門．總領〉《後集》，卷 67，頁 1 上、下。元‧祝淵，〈總領〉，《新編古今事文類聚（遺集）》（明萬曆甲辰金谿唐富春精校補遺重刻本，京都：中文出版社，1982 年12 月），卷 12，頁 14 上、下。元‧馬端臨，〈職官考十六〉，《文獻通考》（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影印，1987 年 12 月台一版），卷 62，頁 561-562。各書文字稍有異同，今依《通考》為準。 13_{宋‧章如愚，《群書考索》（明正德戊辰年劉氏慎獨齋刻本，台北：新興書局影印，1971 年），} 《後集》，卷13，頁 5 上。 14 宋‧王應麟，〈官制．使〉，《玉海》（台北：大化書局影印舊刻本，1977 年 12 月），卷 132，頁2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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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節制」，在宋代而言，有「指揮、統轄」之意，舉例言之，宋高宗時，「（建炎元年八月）丙子，隆祐太后發南京，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護衛如江寧，兼節制江、淮、荊、浙、閩、廣諸州，制置東南盜賊。丁丑，以龍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知杭州，節制兩浙、淮東將兵及福建槍杖手，討陳通。」15紹興十一年，在宋高宗收兵權於中央的政策之下，剝奪了淮東韓世忠、淮西張俊、湖廣岳飛三宣撫使的兵權，改任三人為樞密使、副使。因此宋高宗不太可能給予三總領過大的權力，使其得以指揮統轄諸軍。因此，筆者以為「諸軍不聽節制」較為合理。另一方面，「諸軍不聽節制」一語出於宋朝的官書《宋會要》及《景定建康志》，且為章如愚《群書考索》、王應麟《玉海》、謝維新《古今合璧事類備要》、馬端臨《文獻通考》等書廣為徵引。而李心傳《要錄》雖有「諸軍並聽節制」之語，但同一作者的《建炎以來朝野雜記》卻無記載。故仍應以「諸軍不聽節制」為是。16 雖然三總領沒有「節制」（指揮、統轄）諸軍的權力，但是仍得以「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御前諸軍欲向朝廷有所乞請，朝廷對諸軍的指揮，其文書皆須經由總領。尤其前引諸書都提到三總領「蓋使之與聞軍事，不獨職餽餉」，可見三總領對於御前諸軍的事務，仍得以隨時向朝廷建言，並由此而預聞軍政。所以，湖廣、淮東、淮西三總領，對於御前諸軍的事務，仍有相當大的影響力。三總領對於御前諸軍，雖不負責指揮節制，但有牽制監視之功效。由此可知，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的設置，旨在收三鎮之兵權。許多學者都認為高宗這一作法是仿效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舉。17所謂「杯酒釋兵權」，歷來相關研究成果已經很多，18本文為了要將北宋與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作一比較，在此參考李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馬端臨《文獻通考》的相關記載，將其過程大致略述如下表：目的北宋收兵權的過程收中央禁軍將領兵權建隆二年（961）七月庚午，禁軍將領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令鐸等罷為節度使。（長編，卷二） 15 〈本紀二十四．高宗一〉，《宋史》，卷24，頁 448。 16 關於《要錄》「諸軍並聽節制」的記載，經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提醒其他史籍中記載為「諸軍不聽節制」，本文才對此一文字記載的差異作一討論。在此謹向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致謝。 17 王曾瑜稱之為「宋朝第二次杯酒釋兵權」，見王曾瑜，《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0 月），頁 216-219。 18 關於北宋收兵權的研究，代表作如聶崇岐，〈論宋太祖之收兵權〉，收於聶崇岐，《宋史叢考》上冊（台北：華世出版社，1986 年 12 月台一版）頁 263-282；柳立言，〈「杯酒釋兵權」新說質疑〉，收於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2 輯（台北：國立編譯館，1992 年 3 月），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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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地方財政權李重進平，以宣徽北院使李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朝臣監州稅始於此，收方鎮利權。（通考．征榷一）乾德三年（965）三月，申命諸州，度支經費外，凡金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留。一路之財置轉運使掌之，利歸公上而外權削矣。（聶崇岐稱為「制錢穀」，見長編，卷六）收藩鎮兵權乾德三年八月戊戌，令天下長吏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旅之闕。（聶崇岐稱為「收精兵」，見長編，卷六）開寶二年（969）十月己亥，罷節度使王彥超、武行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等五人，改授虛銜。（長編，卷十）收藩鎮行政權太宗太平興國二年（977）八月戊辰，詔節度使所領支郡皆直屬京。（長編，卷十八）由上可見，所謂「杯酒釋兵權」，不單是解除將領的兵權而已，否則一將軍去，一將軍來，掌握兵權者仍然是中央政府的威脅。「杯酒釋兵權」的重點還包括收藩鎮之利權，使藩鎮養兵之費，皆須仰賴中央；收藩鎮之行政權，使之無法操控地方政府，如此才能收中央集權之效。北宋面對唐末五代以來藩鎮割據的積弊，且立國未久，地方藩鎮勢力錯綜複雜，故收兵權的措施歷經太祖一朝。然而南宋收兵權，卻相對簡單得多。南宋高宗對於岳飛、韓世忠、張俊三大鎮，也採取了類似北宋的手段，紹興十一年四月將三人改任樞密使、副使之舉，儼然是建隆二年「罷禁軍將領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令鐸為節度使」、開寶二年「罷節度使王彥超等五人」等故事的重演。接著在紹興十一年五月高宗設立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總領各地財賦軍馬錢糧，又像是乾德三年「諸州度支經費外，凡金帛以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留，一路之財置轉運使掌之」的翻版。而三總領「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使之與聞軍事，不獨職餽餉而已」，可見湖廣、淮東、淮西三個總領，其職權較北宋初年的轉運使更大，也更具有政治上的作用。

參、南宋初年的總領財賦官

在紹興十一年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所之前，南宋初年為了滿足對金作戰的需要，已經陸續設立了總領財賦官。《宋史．職官志》記載：「初，建炎間，張浚出使川、陝，用趙開總領四川財賦，置所繫銜，總領名官自此始。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太府、司農卿少卿調其錢糧，皆以總領為名。」19《宋史》卷174〈食貨上二．賦稅〉亦記載：「建炎三年（1129），張浚節制川、陝，承制 19 〈職官七．總領〉，《宋史》，卷167，頁 3958-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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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主管川、秦茶馬趙開為隨軍轉運使，總領四川財賦。」20可知總領財賦官始於四川的趙開，且其管轄之地域範圍限定在四川地區。而四川以外的地區，總領財賦官的設置為隨軍而設，較無固定之地域。據《宋史》記載，宗室趙子潚「苗、劉兵至城下，不能攻，以功進一秩。累官吏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領江、淮軍馬錢糧」21，故時間應在建炎三年苗劉兵變之後。而據《宋會要輯稿．職官》記載：「高宗紹興三年（1133）正月八日，詔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專一總領應干都督府錢物糧斛。」22紹興六年（1136），都督諸路軍馬張浚奏請：「於戶部長貳內輪那（挪）一員，前來鎮江府置司，專一總領措置移運應辦。」詔差戶部侍郎劉寧止。23《宋史》則載劉寧止「權戶部侍郎，總領三宣撫司錢糧。」24可見姚舜明與劉寧止，是擔任都督府的總領財賦官，掌管三宣撫司的財賦。紹興五年（1135）十二月，高宗將各地主力軍隊改編為「行營護軍」，以韓世忠部為前護軍，岳飛部為後護軍，劉光世部為左護軍，吳玠部為右護軍，張俊部為中護軍。其中吳玠右護軍為四川主力，劉光世部在紹興七年（1137）發生酈瓊兵變，數萬人叛變投敵，導致左護軍名存實亡。南宋在長江中下游的的戰略部署，逐漸形成了淮東、淮西、湖廣三大鎮的格局。25 在淮西地區，紹興四年（1134），張俊「為兩浙西路、江南東路宣撫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撫使。」七年，「改淮南西路宣撫使，置司盱眙」，其後又「自盱眙屯廬州」。26淮西地區成為張俊駐紮之處。在湖廣地區，紹興四年，岳飛「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其後「移屯鄂，授清遠軍節度使、湖北路荊襄潭州制置使」，紹興五年，再授「鎮寧崇信軍節度使、湖北路荊襄潭州制置使」。27湖廣成為岳飛的根據地。在淮東地區，紹興六年，韓世忠「授武寧安化軍節度使、京東淮東路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28可見淮東由韓世忠領兵屯駐。此時總領財賦官的設置，也逐漸以三大鎮為單位。在湖廣鄂州，如「（紹興六年）九月二十三日，詔令戶部郎官霍蠡前去鄂州置司，專一總領岳飛軍錢糧。」 29_{可知高宗派遣霍蠡擔任湖廣總領財賦官。而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20_{〈食貨上二．賦稅〉，《宋史》，卷}_{174，頁 4223。} 21 〈宗室四．子潚〉，《宋史》，卷247，頁 8747。 22_{《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五。} 23_同前註。 24 〈劉一止從弟寧止〉，《宋史》，卷378，頁 11676。 25_{參見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頁 138-145。} 26 〈張俊〉，《宋史》，卷369，頁 11473-11474。 27 〈岳飛〉，《宋史》，卷365，頁 11382-11383。 28 〈韓世忠〉，《宋史》，卷364，頁 11364。 29 同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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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七年十月十七日，詔薛弼、霍蠡同共總領措置五路應干財賦，仍常留一員在鄂州本司拘催本軍合得錢糧，應副支用。以中書門下省言：「霍蠡總領岳飛軍錢糧，二廣、荊湖、江西五路錢物浩瀚，恐有失陷留滯，合差官措置拘催。」故有是命。30 高宗於紹興七年又加派薛弼總領湖廣財賦，而由詔書中可知，湖廣財賦的來源是兩廣（廣南東、西路）、荊湖（南、北路）、江西五路的賦稅。又根據同書的記載：「（紹興九年，1139）十一月八日，戶部郎官、湖北總領邵相罷總領職事。」31可知邵相曾任湖北總領財賦官。而在紹興十一年總領所正式設置，任命曾慥為湖廣總領時，慥的官銜已是「太府少卿總領湖廣江西財賦」32，可見曾慥也曾擔任湖廣的總領財賦官。至於淮西的總領財賦官，根據《景定建康志》的記載，紹興十一年以前，有姚舜明、張成憲、宋棐、掌均、莫將等人，33不過姚舜明應為紹興三年時的都督府總領財賦官（見前）。此外，《宋會要輯稿》記載：（紹興）十一年正月十四日，淮南西路宣撫使張浚（按：應為張俊）言：總領提舉大軍錢糧吳彥璋，措置應辦本司大軍錢糧，首尾二年，並無闕誤，欲依張成憲昨來應副韓世忠錢糧例推恩。詔吳彥璋與轉一官。34 可見吳彥璋在紹興十一年正式設置總領所之前，已擔任淮西總領財賦官。至於淮東地區，在前引紹興十一年張俊請求嘉獎淮西總領財賦官吳彥璋的奏文中，提及「欲依張成憲昨來應副韓世忠錢糧例」，可見張成憲除了曾擔任淮西的總領財賦官外，似乎也曾擔任淮東的總領財賦官，確實年月雖不詳，但應在紹興十年前。關於地方財賦的徵收，宋朝在各路已設置轉運使，負責轉運財賦，為何此時又要疊床架屋，在各路轉運使之上又設置總領財賦官呢？據《宋會要輯稿．職官》的記載：（紹興）六年二月二十一日，都督諸路軍馬張浚言：「三宣撫司軍屯駐江淮，所用錢糧雖各有立定取撥窠名，及專委漕臣應辦，多是互相 30 同註22。 31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０之二二。 32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五月辛丑，頁 2250。 33 宋‧周應合修纂，〈官守志三‧總領所〉，《景定建康志》，卷26，頁 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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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吝，不肯公共移那（挪），因致闕之（乏）。既無專一總領官司，諸處財賦出納難以稽考，乞於戶部長貳內輪那（挪）一員，前來鎮江府置司，專一總領措置移運應辦。」詔差戶部侍郎劉寧止。35 可見設立總領財賦官的原因，是由於各路轉運使（漕臣）在供應軍需財賦時，因本位主義或人謀不臧，往往導致供應不足。所以為了加強財賦的徵收，由中央派總領財賦官以監督管理之。其目的主要是經濟性的，與財賦的徵收管理有關。南宋初年設置總領財賦官的目的，一方面是因對金戰爭，財賦需求孔急，因此派出中央大員至地方，加強對財賦的徵收與規劃。另一方面，各路監司分立，與財賦有關者，如轉運使與提舉常平公事，事權不一，故派中央大員以臨之，更可收統一事權之效。這是南宋初年設置總領財賦官的目的。不過此一階段的總領財賦官，其身份仍是中央臨時派遣性質，一直到紹興十一年正式設置總領所，總領的地位才正式確立。

肆、總領與「害韓」、「殺岳」案

在高宗收淮東、淮西、湖廣三宣撫司兵權之後，原淮西宣撫使張俊首先向高宗表態交心，據《要錄》記載：（紹興十一年四月）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見管軍馬，伏望撥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和，故力贊議和，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36 張俊政治敏感度高，看出了朝廷的風向，一方面交出兵權，一方面贊同秦檜議和的主張，因此不在秦檜打擊的名單中。至於淮東韓世忠與鄂州岳飛，則成為秦檜打擊的對象。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所設置之後，不久即出現了「害韓」、「殺岳」事件，總領在這「害韓」事件中，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在「殺岳」一案中，總領的角色則有待進一步分析。關於「害韓」、「殺岳」兩事，史家研究頗多，37現僅由「害韓」、「殺岳」二事件與總領之間的關連，加以申論。 34 同註22。 35 同註22。另參見《要錄》，卷 98，紹興六年二月己未，頁 1618。《會要》文字有若干錯誤之處，據《要錄》校改。 36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四月乙未，頁 2248。 37 關於「害韓」、「殺岳」二事，可參考黃寬重，〈從害韓到殺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收於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第22 輯，頁 11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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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害韓：

關於「害韓」一案，黃寬重〈從害韓到殺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一文已論之甚詳，此處僅略舉其要，以說明此案與總領的關連性。根據《要錄》記載：（紹興十一年五月）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欲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路，全軍還駐鎮江府。38 高宗將韓世忠留在臨安，卻派張俊、岳飛前往楚州，「總淮東一路」，將全軍撤往鎮江府（淮東總領所同時移往鎮江府），此事已不尋常。當時張俊聞之而喜，意欲按照朝廷的意向，執行分割韓世忠軍隊的計畫，說道：「上留世忠而使吾軍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岳飛則說：「不然，國家所賴以圖恢復者，為自家三四輩，儻主上復令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以見之？」39可見張俊已經看出，高宗與秦檜意欲分割韓世忠的軍隊，以削弱韓世忠的影響力。而岳飛卻反對這種作法。岳飛此舉，已顯示不贊同與金議和的態度，還在談「國家所賴以圖恢復」的北伐大計，因此種下了日後被陷害致死的種子。與此同時，韓世忠的部將耿著，則為淮東總領胡紡告發，指其蠱惑眾聽。《要錄》記載：韓世忠既罷兵，遣（耿）著先之山陽，著與總領財賦官胡紡有舊，為紡言：「朝廷令二樞密來分撥軍馬。」紡言：「嘗與諸軍議，欲開落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李光弼不能無，若一日頓革，未必不生事。呂祉之戒，不可不慮。」紡奏著蠱惑眾聽。40 而《宋南渡十將傳》的記載更為詳細：韓世忠軍吏耿著與總領胡訪（紡）言：「二樞密來，必分世忠之軍，以為生事。」訪（紡）上其語。檜怒，捕著下大理獄，擇酷吏鍛鍊， 38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五月丁未，頁 2251。 39 宋‧章穎，〈岳飛傳〉，《宋南渡十將傳》，《叢書集成續編》影印芋園叢書本（台北：新文豐，1989 年台一版），卷 2，頁 55 下-56 上。 40 《要錄》，卷141，紹興十一年七月壬寅，頁 2261。所謂呂祉之戒，係指紹興七年劉光世罷兵柄，以王德為淮西都統制，酈瓊副之，並以文臣呂祉節制。因王德與酈瓊不和，呂祉處置無方，導致酈瓊率四萬人降偽齊劉豫，呂祉被殺。

(11)

欲誣世忠。飛嘆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世忠以無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世忠。世忠大懼，亟奏乞見，伏地自明。上諭之曰：「安有是？」撫勞起之。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語檜，且促具著獄。著坐妄言，追官流嶺外，而分軍之事不復究矣。俊於是大憾飛。……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賴飛一言而止，而檜益怨飛矣。41 在此一事件中，先由胡紡告發耿著妄言，耿著被秦檜逮捕後，秦檜以「酷吏鍛鍊」，欲以嚴刑迫供，使耿著牽連韓世忠入罪。由於岳飛將此事告知韓世忠，使韓世忠得以及時向高宗「伏地自明」，表示清白，因此世忠得以無事，僅將耿著流放，草草結束此案。然而岳飛卻因此得罪了秦檜、張俊，成為他們下一個迫害的對象。淮東總領胡紡在此案中，扮演著告發耿著的角色。耿著是否曾經「妄言」，已不可考，畢竟胡紡如欲羅織罪名，則無中生有，本是常事。我們從張俊與岳飛剛受命前往楚州「總淮東一路」時，張俊已表露瓜分韓軍之意，可知這是一套完整的瓜分軍隊、陷害統帥的「收兵權」計畫，淮東總領胡紡則扮演了事件啟動者的角色。

二、殺岳：

至於岳飛的被害，根據王曾瑜的研究，岳飛被誣陷的過程如下：秦檜、張俊指使鄂州御前諸軍前軍副統制王俊，誣告鄂州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張憲與岳飛之子岳雲密謀，欲以兵權還岳飛。王俊最初將狀紙投送荊湖北路轉運判官榮嶷，榮嶷拒不接受；隨後王俊又向鄂州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投狀，王貴因事先受了張俊的脅迫，只好收下狀紙並轉交「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總領林大聲，林大聲又以急遞發往鎮江的張俊樞密行府，由此而興起大獄，最後導致岳飛被殺害。42 此外，王曾瑜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中更進一步說道：「秦檜黨羽林大聲到鄂州就任湖廣總領後，按照自己的特殊使命，物色了王俊。」43在《荒淫無道宋高宗》一書中認為：「王俊的誣告大約是受秦檜黨羽、湖廣總領林大聲的唆使。」44王曾瑜似乎認定，湖廣總領林大聲不只在王俊告發後負責傳遞信息，更在事前即受了秦檜、張俊之命，唆使王俊陷害張憲、岳雲。如果根據王曾瑜所言，湖廣總領林大聲在鄂州扮演的角色，儼然是淮東總領胡紡的翻版。但是查考王曾瑜所根據的史料，「《金佗稡編》卷8〈鄂王行實編年〉只說：『檜、俊使人諭之，輒從』，未載所使何人。從今存史籍看，疑為新任湖廣總領 41 章穎，〈岳飛傳〉，《宋南渡十將傳》卷2，頁 57 上、下。 42_{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2001 年 3 月），頁 350。} 43 《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349-350。 44_{王曾瑜，《荒淫無道宋高宗》（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1999 年 1 月），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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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大聲。」45而所謂「今存史籍」，王曾瑜在《盡忠報國：岳飛新傳》、《荒淫無道宋高宗》兩書所徵引者，為「《要錄》卷140 紹興十一年五月辛丑，《宋會要》職官四一之四六。」46在《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中，則說：「《揮麈錄餘話》卷2 載，王俊誣告時尚未輪到去鎮江參見，估計應是受林大聲的指使。據《要錄》卷141 紹興十一年八月癸酉，時林大聲已至鄂州就任總領。」47 然而，所謂「《要錄》卷140 紹興十一年五月辛丑」與「《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四六」這兩條史料，實際上是高宗設置三總領所的記載，以胡紡、吳彥璋、曾慥三人為淮東、淮西、湖廣總領，與林大聲無關（本文前已引述）。《揮麈錄餘話》卷2 之中，則是收錄了王俊的首狀，並未說明是由林大聲指使。48至於《要錄》卷141 紹興十一年八月八日（癸酉）則記載：癸酉，左承議郎高穎添差福建路安撫大使司參議官，限三日之任，令湖廣總領官林大聲優與津發。此條雖然證明了紹興十一年八月時，林大聲已經取代曾慥成為湖廣總領，但是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指使王俊誣陷張憲、岳雲的人，即是湖廣總領林大聲。因此，王曾瑜在行文中，也加上了「疑為」、「大約是」、「估計應是」等表示推測的字眼。林大聲就任湖廣總領的時間，據《要錄》記載：（紹興十一年六月壬申）左朝請郎林大聲為尚書度支員外郎，總領湖廣江西財賦、湖北京西軍馬錢糧。大聲，侯官人，初為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49 可見林大聲是在紹興十一年六月時因秦檜之薦，被拔擢為湖廣總領。在林大聲就任湖廣總領，負有供應鄂州軍馬錢糧之任，不過，南宋中央卻又派出了其他官員，至鄂州處置岳飛軍中的錢糧。據《要錄》紹興十一年八月之記載：時已命度支員外郎李椿年拘收岳飛軍中錢物。50 同年九月八日（癸卯），《要錄》又記載： 45 《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350，註 1。 46 《荒淫無道宋高宗》，頁290，註 3；《盡忠報國：岳飛新傳》，頁 350，註 4。 47 《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頁222，註 4。 48_{宋‧王明清，《揮麈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年 8 月），《餘話》，卷 2，頁 244-247。} 49 《要錄》，卷140，紹興十一年六月壬申，頁 2255。 50 《要錄》，卷141，紹興十一年八月己卯，頁 2269。

(13)

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北轉運判官汪敘（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數百緡，襄陽置通貨場，利復不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令副都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蔽。前二日，詔都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數，蓋十之九，人言故不妄也。今遣琚往，縱不能盡，若得其半，亦不少矣。」51 可見在李椿年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之後，高宗得知岳飛軍中約有錢二千萬緡（可能即是李椿年的報告），因此又派鮑琚前往根括錢物。從秦檜陸續派出李椿年、鮑琚前往鄂州查核岳飛軍中錢物之事來看，秦檜正加強掌握岳飛軍中的財賦。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據《要錄》紹興十一年九月八日（癸卯）記載：是日，鄂州前軍副都統制（按：應為副統制）王俊詣都統制王貴，告副都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但《要錄》於本條註文中又引王明清《揮麈後錄》云：榮茂世嶷為湖北漕，置司鄂州，有都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不軌狀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他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領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羅織之獄，殺岳飛父子。……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豈非命歟？52 根據前引王曾瑜的研究，王俊是先向王貴陳狀，再由王貴轉交「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湖廣總領林大聲，而由林大聲呈送鎮江張俊的樞密行府。但為何王明清《揮麈後錄》所記收受王俊首狀的總領，不是林大聲，而是汪叔詹？李心傳在引用《揮麈後錄》後自己解釋道：按（汪）叔詹此時與（榮）嶷同為湖北漕，或是新除總領林大聲未到而暫權也，姑附此，當考。53 可見《要錄》也發現《揮麈後錄》的內容與當時湖廣總領為林大聲的記載不合， 51 《要錄》卷141，紹興十一年九月癸卯，頁 2271。 52 《要錄》卷141，紹興十一年九月癸卯，頁 2271-2272。王明清，《揮麈錄．後錄》，卷 11，頁169。 53 《要錄》卷141，紹興十一年九月癸卯，頁 2272。

(14)

但《要錄》仍然認定呈送王俊首狀的總領為汪叔詹，並推測林大聲可能尚未到任，而由湖北轉運判官汪叔詹暫代其職。不過王曾瑜在其校注之《金佗稡編》中認為：據《要錄》卷141 高宗命總領林大聲對高穎赴任福建安撫司參議官之事「優與津發」的記載（見本文前引），可作為林大聲已赴任的證明，因此王曾瑜認為教唆王俊之人即為林大聲。54 根據宋人孫覿所撰林大聲墓誌銘的記載：（林大聲）擢尚書度支員外郎，總領湖廣京西江西諸路錢糧，召還，遷本曹郎中，進太府少卿、總領淮南東路軍馬錢糧。55 又據張擴《東窗集》卷八〈戶部郎官林大聲特轉一官制〉的記載：敕具官某，朕舉湖廣之賦，以給上流之師，總領之權，亦云重矣。倘饋餉之無乏，豈褒勸之可忘？爾比繇郎曹，出任繁劇，閱歲未幾，以辦治聞，其頒增秩之恩，益圖善後之計。56 從「閱歲未幾」一語來看，林大聲擔任湖廣總領的時間應該超過一年，林大聲是在紹興十一年六月被任命為湖廣總領，故林大聲擔任湖廣總領的時間，似乎至少到紹興十二年六月。然《要錄》卷144 紹興十二年三月庚戌條則記載：「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琚總領鄂州大軍錢糧。」57可見林大聲擔任湖廣總領的時間，自紹興十一年六月到紹興十二年三月，共約九個月的時間，所謂「閱歲未幾」，只能解釋為「時間並不長」。但是殺岳案發生時，林大聲確實擔任湖廣總領。而查核王明清《揮麈後錄》原書，在前引記載之末，還有小字夾註「榮新次云」，可見《揮麈後錄》的記載，得之於榮嶷的後代。而這種口述傳聞之詞，難免有與事實不符之處。《揮麈後錄》中說汪叔詹「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但事實上汪叔詹在紹興十八年（1148）時曾擔任湖廣總領，58而汪叔詹去世的時間，是在於紹興三十年（1160）四月。59故《揮麈後錄》對於若干細節的記載，不無 54 宋‧岳珂撰，王曾瑜校注，《金佗稡編》（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卷 8〈行實編年〉，頁668，註 3。 55 宋‧孫覿，〈宋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林公墓志銘〉，《鴻慶居士文集》（叢書集成續編本，台北：新文豐，1989 年台一版），卷 37，頁 13 下。 56 宋‧張擴，〈戶部郎官林大聲特轉一官制〉，《東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影印，1986 年），卷 8，頁 11 下。 57 《要錄》卷144，紹興十二年三月庚戌，頁 2316。 58_{參見李之亮，《宋代路分長官通考》（成都：巴蜀書社，2003 年），頁 83。李之亮引用《夷} 堅甲志》，卷 20，〈木先生〉記載：「汪致道叔詹，徽州黟人，紹興十八年，以司農少卿總領湖北財賦。」但李之亮卻將汪叔詹擔任湖廣總領的時間，記為紹興十六年至紹興十九年，不知何據？ 59 宋‧汪直閣，〈宋左朝請大夫司農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觀汪公叔詹行狀〉，收於明‧程敏政輯撰，《新安文獻志》（點校本，合肥：黃山書社，2004 年 12 月），卷 77，頁 1890。

(15)

可疑之處。所謂「總領汪叔詹」，可能是榮新次將汪日後的官銜，誤記於此所致。李心傳認為是新除總領林大聲未到而由汪叔詹暫權總領之職，則為猜測之詞，同樣不足為據。雖然「殺岳」案發生之時，林大聲確為湖廣總領，林大聲是否將王俊呈給王貴的誣告文字轉呈張俊，雖史無明文，但根據總領有「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的職權來看，此一推測不無可能。但是仍然缺乏直接的證據，認定林大聲直接參與「殺岳」的陰謀。王曾瑜推測王俊誣陷張憲、岳雲，係受到林大聲的指使，實際上並無任何根據。如果認為林大聲因為「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而成為秦檜一黨，故有參與殺岳案的可能，則曾向秦檜報告岳飛「於鄂渚置酒庫，日售數百緡，襄陽置通貨場，利復不貲」的汪叔詹，以及秦檜派去拘收岳飛軍中錢物的李椿年，也都難逃嫌疑。因此，王曾瑜認為總領林大聲指使王俊誣陷張憲、岳雲的說法，似乎缺乏更進一步的佐證，只能算是一種推測之詞。

伍、四川總領所的設立與秦檜整肅異己

紹興十五年設置四川總領所的背景，與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有所不同。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所的設置，是收韓世忠、張俊、岳飛三鎮兵權計畫的一部份。而川陝地區，自紹興九年宣撫使吳玠去世後，已由文臣胡世將主持宣撫使司，並將川陝大軍分成三部，分別由吳璘、楊政、郭浩三都統制統率。60紹興十二年（1142）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病卒後，朝廷又以文臣鄭剛中擔任川陝宣撫副使。61紹興十四年（1144），將川陝宣撫副使改稱四川宣撫副使。62可見四川地區已由文人統兵，並無收兵權的問題。但鄭剛中與秦檜不合，導致秦檜採取了對付韓世忠、張俊、岳飛三鎮的同一手段，來箝制鄭剛中的權力。本文討論南宋高宗收兵權與總領所設置的關係，對此一事件本可不作討論，但四川總領所既是南宋四總領所之一，秦檜設置四川總領所之後的種種作法，又與當年對付韓世忠的手段相彷彿，因此本文將四川總領所的設置合併討論，以期更能呈現高宗與秦檜集權中央、排除異己的一貫手法。四川總領所設置的原因，據《要錄》記載：（紹興十五年四月）庚子，省四川都轉運司，以其事歸宣撫司，時宣撫副使鄭剛中言：四川軍屯以移內郡，自有逐路漕司應副，都漕司虛有冗費。故省之。63 60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142。 61 胡世將之卒，見《要錄》卷144，紹興十二年三月丙辰，頁 2318。鄭剛中繼任川陝宣撫副使，見《要錄》卷145，紹興十二年五月甲午，頁 2324。 62 《要錄》卷151，紹興十四年三月丁卯，頁 2428。 63 《要錄》卷153，紹興十五年四月庚子，頁 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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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為了擴充權力，奏請將掌管四川財賦的都轉運使廢除，其事權由宣撫司管轄，鄭剛中因此得以掌控四川的財賦之權。這種情形，當為宋高宗與秦檜所不樂見。因此，宋高宗與秦檜雖然答應了鄭剛中廢除四川都轉運使的要求，但是卻另有動作。《要錄》紹興十五年十月二十八日（庚子）記載：詔置四川宣撫司總領錢糧官。先是，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馭諸將嚴，會剛中以事忤秦檜，諸將因言其有跋扈狀。檜不欲剛中併掌利權，侍御史汪勃聞之，即上言：「國之大務，在兵與財，各有攸司，則有條而不紊。今朝廷支散，諸軍則隸戶部，外道則隸總領，責有所歸，事且易辦。欲依此例，就四川宣撫司置總領一司，專掌財賦，庶幾職事專一。」從之。64 可見由於秦檜與鄭剛中不協，於是秦檜指使侍御史汪勃，奏請設立四川總領。而四川總領的設置，與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有所不同。淮東、淮西、湖廣三處，是在宣撫使廢除之後，才設置總領，因此總領的職權除了掌管軍馬錢糧之外，尚可以「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而四川則宣撫副使鄭剛中尚在，故總領不得預聞軍事，也無「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之權，只能「專掌財賦」，與宣撫司「各有攸司」，將鄭剛中手中的財賦權加以剝奪。同年十一月，高宗進一步任命宗室趙不棄為四川總領。《要錄》記載：（十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路轉運判官趙不棄行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領官。時秦檜既疑鄭剛中，以不棄有風力，而薦於上，遂召對而命之。始趙開嘗總領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狀，至是不棄言：「昨來張憲成（按：應為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糧，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行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之。於是改命不棄總領四川宣撫司錢糧，上諭檜曰：「卿所論甚當，如此方與諸軍一體。」既而不棄將入境，用平牒，剛中見之，愕而怒，久之，始悟其不隸己，繇此有隙。65 可見紹興十一年之前，總領財賦官尚未制度化，故趙開對宣撫司用「申」狀，宛如下屬。張成憲對宣撫司則申明「別無統攝，止用公牒行移」。而紹興十一年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時，三處宣撫使已經裁撤，因此沒有宣撫使與總領地位孰高孰低的問題，總領得「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可見三總領的地位並不 64 《要錄》，卷154，紹興十五年十月庚子，頁 2488-2489。 65 《要錄》，卷154，紹興十五年十一月庚申，頁 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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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前諸軍之下。四川的情形較不同，因為宣撫司尚在，且四川地區的「慣例」是總領對宣撫司用「申」狀，宛如下屬，因此趙不棄到四川後，對宣撫司「用平牒」，顯示總領與宣撫司各自辦事，地位平行，因而引起了鄭剛中憤怒與不滿。趙不棄到四川後的作為，據《要錄》記載：於是創四川總領財賦，命德夫（按：趙不棄字德夫）至坤維，得晁公武子止於零落中，辟為幹辦公事，俾令采訪仲亨（按：鄭剛中字仲亨）陰事，欲加以罪。66 可見趙不棄到四川後，真正的政治任務是採訪鄭剛中之陰事，作為羅織罪名的根據。而負責蒐集鄭剛中罪名者，為趙不棄辟用的總領所幹辦公事晁公武。可見設置四川總領的目的，仍然不脫秦檜對付韓世忠的那一套陷害手法，由總領負責羅織罪名。至紹興十七年（1147）二月，羅織罪名的工作似乎有了成果，據《要錄》記載：左朝散郎符行中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總領四川宣撫司錢糧。初，四川都轉運司之廢，用宣撫副使鄭剛中請也。既而復以太府少卿趙不棄總領宣撫司錢糧，剛中與之不協，不棄頗求其陰事，秦檜聞之，乃奏以行中代不棄。俟行中至利州，令不棄赴行在。67 可見搜求鄭剛中的罪名，已有所獲，秦檜得知後奏請將趙不棄調回，而以符行中為四川總領。對於搜求鄭剛中罪名有功的晁公武，則得到了高升。據《要錄》記載：（紹興十七年七月）甲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潼川府晁公武知恭州，趙不棄薦之也。68 至於鄭剛中的下場，《要錄》又記載：（紹興十七年七月）庚辰，詔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令赴行在奏事，太府少卿趙不棄權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知成都府事李璆權四川宣撫司職事。初，秦檜以不棄與剛中有隙，遂召之，而以符行中代總軍儲，其實不樂剛中也。剛中頗覺之，私謂人曰：「孤危之跡， 66 《要錄》，卷154，紹興十五年十一月庚申，頁 2492。 67 《要錄》，卷156，紹興十七年二月乙未，頁 2524-2525。 68 《要錄》，卷156，紹興十七年七月甲戌，頁 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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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怒。剛中在蜀六年，事或專行，其服用往往逾制。不棄還朝，頗文致其事，故剛中遂罷。69 趙不棄命晁公武搜求剛中之罪名，大概即是「事或專行，服用往往逾制」之類的消息，在蒐集完成後，秦檜命符行中代趙不棄為總領，而趙不棄則在返回行在臨安之後，羅織鄭剛中入罪。結果，秦檜以「令赴行在奏事」的方式，使鄭剛中離開四川，奪其兵柄，最終將之罷黜。鄭剛中被罷黜之後，遠貶外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年，責授濠州團練副使，復州安置。仍興獄于九江，連逮甚眾，吹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朝廷為名，坐之，移封州安置。」最後鄭剛中於紹興二十四年（1154）五月病卒。70 此外，鄭剛中被罷宣撫副使之後，掌握軍政大權的四川宣撫司，在紹興十八年裁撤，李璆改充地位較低的四川安撫制置使，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改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四川總領並得「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71以上種種作法，與紹興十一年收三鎮兵權如出一轍。可見高宗與秦檜不但欲收將帥之兵權，甚至對文人掌兵也無法信任，必欲分割其事權，集權於中央而後可。在四川，我們又一次看到總領的設置，充滿著政治鬥爭的痕跡，總領除了掌管財賦之外，還負有羅織將帥罪名的秘密任務，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在被總領羅織罪名的情形下，遭到罷黜。總領又再一次成為秦檜整肅異己、集權中央的政治工具。

陸、結論

日本學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一書中，將紹興十二年（1142）作為南宋轉變的關鍵。就外部因素而言，宋金南北均衡共存的狀態，至此確定。而就內部因素而言，南宋的軍事體制，紹興十一年以前，是將各種軍事勢力逐步收編為三宣撫司軍；紹興十一年又將三宣撫司軍解體重整為御前軍，並且設置淮東、淮西、湖廣三總領所；紹興十五年又設置四川總領所，此後各屯駐軍、四總領所的軍事體制完全確立。72寺地遵氏認為，南宋透過紹興和議與收兵權，確立了偏安江左半壁江山的格局。寺地遵並用「紹興十二年體制」，來形容紹興和議 69 《要錄》，卷156，紹興十七年七月庚辰，頁 2535。 70 宋‧何耕，〈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收於宋‧鄭剛中，《北山文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台北：新文豐，1985 年），卷末，頁 382。何耕的墓誌銘中，將鄭剛中被罷宣撫副使的時間誤為紹興十九年。 71 《要錄》，卷157，紹興十八年五月甲申，頁 2558；〈高宗紀七〉，《宋史》，卷 30，頁 568。至高宗紹興三十一年時，因金海陵王南侵，始復置四川宣撫司，以吳璘為宣撫使，見《宋史》，卷32，〈高宗紀九〉，頁 600。 72 寺地遵著，劉靜貞、李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北：稻禾出版社，1995 年 7 月），頁27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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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秦檜當權時代。另一位日本學者山內正博也強調總領所設置的政治意義，並且認為設立總領所制度、樹立南宋百年大計者，即是秦檜。73 不過，本文並不是要評論紹興和議與收兵權這兩個政策的得失，而是宋高宗與秦檜執行政策的手段。與北宋的「杯酒釋兵權」相較，宋太祖面對唐末五代以來割據自雄的驕兵悍將，在收其兵權之後尚能保其富貴。南宋收兵權的過程中，卻充滿了猜忌與權謀，當張俊、韓世忠、岳飛被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以及設置了三總領所之後，收兵權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且沒有遭到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鎮的反抗。但宋高宗與秦檜卻不以此為滿足，陷害韓世忠入罪，羅織岳飛罪名致死，受到牽連而死的將領，如岳雲、張憲等，皆為生值壯年且身經百戰的功臣宿將。宋高宗與秦檜的「紹興十二年體制」，導致南宋將帥之才後繼乏人，戰力因此大為削弱，故海陵王南侵時，宋人招架乏力。宋孝宗北伐之時，如果功臣宿將大多尚在，則北伐結果可能又是另一番局面了。因此，若以宋高宗收兵權與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相較，其差別不啻天壤。南宋的總領雖為管理財賦之官，但在「紹興十二年體制」下的秦檜當政時期，總領似乎是秦檜排除異己的重要執行者。雖然湖廣總領林大聲是否曾經指使王俊陷害岳飛，目前已無從查考；但淮東總領胡紡陷害耿著以牽連韓世忠，四川總領趙不棄搜求陰事以中傷鄭剛中，其過程幾乎如出一轍，可見總領在秦檜收兵權、排除異己、確立「紹興十二年體制」的過程中，扮演了相當重要的政治角色。（本文撰寫期間，蒙王德毅教授、王曾瑜教授、梁庚堯教授提供寶貴意見，特此致謝。） 73 山內正博，前引文，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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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33-158, No.16, Jun. 2008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To Reduce General’s Military Duties and

to Establish Logistics Agencies in the

Emperor Gaozong’s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ia-Seng Lei

∗

Abstract

In 1141, Emperor Gaozong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lemented a centralized policy of the military affairs. General Zhang Jun, Yue Fei and Han Shi-Zhong were appointed to their military duties 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se military corps, Gaozong also established three Logistics officers at Hui-don, Hui-xi and Er-zhou. Moreover, Gaozong was ambitious and envious. He allowed Qin Kuai to frame some loyal courtiers, for example, Han Shi-Zong and Yue Fei. For this, Yue Fei was framed to die. In this process, these Logistics officers were important roles.

In 1145, Gaozong added another Logistics officer at Si-Chuan, in order to limit Lieutenant General Zheng Gong-zhong’s power. The articl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role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se four Logistics officers for the Emperor Gaozong’s military centralized policy.

Keywords: Logistics officer, Emperor Gaozong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n

Shi-Zhong, Yue Fei, Zheng Gong-zhong

∗_{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Feng} Chi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