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及李杜詩形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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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412.03

清代《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

的選詩傾向及李杜詩形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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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朱

 （收稿日期：103 年 7 月 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年 9 月 29 日）

提要

本文以清代康熙朝詞臣所編選的《御選唐詩》，與乾隆時的《唐宋詩醇》進行比較，乃基於兩者同為清代皇室「御選」的詩歌選本，加以兩書皆倡導「溫柔敦厚」的詩教觀，若能就兩書進行比較研究，當能深入理解這兩部被收錄於《四庫全書》，卻罕為學界關注的詩歌選本特色。至於選擇李白與杜甫作為觀察對象，則是鑑於李白、杜甫兩家詩作，分別是《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中被選錄數量最多的詩家，且李、杜詩在兩部選本中有大量交集的選詩情形，若能分析李、杜兩家詩在《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中被選錄數量與詩作題目，不僅能深入理解兩部詩歌選本的特質，也能據以觀察李、杜兩家詩在清代兩部御選詩歌選本下被形塑的樣貌。本文擬先概述清代兩部御選詩集的編選理念與刊布流傳，再比較李白、杜甫兩家詩在兩部御選詩集的選錄數量，並就詩題的「交集處」與「非交集處」進行比較，從中探討李、杜兩家詩在兩部選本中的共通性與特殊性，進而釐析這兩部清代御選詩集選李、杜詩的偏重點與差異緣由，並據以延伸探討此一差異對康、乾兩朝詩壇領袖──王士禛與沈德潛之唐詩選本選李、杜詩所造成的影響。關鍵詞：御選唐詩、唐宋詩醇、李白、杜甫、溫柔敦厚 * 本文為科技部經費補助（計畫編號 NSC102-2410-H-006-078）之部分成果，並承蒙施懿琳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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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御選唐詩》乃清聖祖康熙（1654-1722）命詞臣編纂《全唐詩》九百卷之後，再由陳廷敬（1638-1712）等人「取其尤者匯為一編，古風、近體，各以類相從，計三十二卷。」 1 全書依詩體分卷，依次選錄五言古詩 6 卷，七言古詩 3 卷，五言律詩 7 卷，七言律詩 7 卷，五言排律 2 卷（附七言排律 1 首），五言絕句 2 卷，七言絕句 5 卷，合計選錄唐詩 32 卷 1890 首；選詩家 314 人。2_{康熙 52 年（1713）有內府刊本。} 《御選唐宋詩醇》（以下簡稱《唐宋詩醇》）則是由清高宗乾隆（1711-1799）定編，卷前有乾隆 15 年（1750）所寫序文，可推知該書最早編定刊行年代。書中選錄唐代李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易（772-826）、韓愈（768-824）四家詩，宋代則選錄蘇軾（1037-1101）、陸游（1125-1210）兩家詩，合計選六家詩 147 卷 2665 首。書中去取品評則出於梁詩正（1697-1763）等數儒臣3之手，是清代另一部具有「御選」性質的詩歌選本。本文所以選擇《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進行比較，乃基於兩者同為清代皇室「御選」的詩歌選本，加以兩書皆以「溫柔敦厚」的詩教為選詩要旨，若能就兩書進行比較研究，當能深入理解這兩部被收錄於《四庫全書》，卻罕為學界關注4_{的詩歌選本。至於以李} 白與杜甫作為觀察對象，乃鑑於《唐宋詩醇》選錄的唐代詩家，僅有李白、杜甫、白居易、韓愈四位，就四位詩家在《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被選錄的詩歌數目與選詩重複部分觀之： 1 _{清‧聖祖御定，陳廷敬奉敕編注：}_{《御選唐詩》}_{（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_{《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集部》，第 705-706 冊），卷前〈御選唐詩序〉。 2 選本所錄詩家，筆者鍵入整本《御選唐詩》目錄後統計，有姓氏者 312 人，無名氏 2 人，合計 314 人。 3 清‧乾隆於〈御選唐宋詩醇序〉自言：「茲《詩醇》之選，則以二代風華，此六家為最，時於幾暇，偶一涉獵，而去取評品，皆出於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文見《御選唐宋詩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448 冊），卷前。 4 _{筆者檢索《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_{，目前這兩部清代御選詩歌選本都尚未有相關研究論文。期刊論文} 部分，以「御選唐詩」及「唐宋詩醇」為篇名及關鍵詞，就《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進行檢索，目前僅獲得《唐宋詩醇》相關論文 1 篇，為廖美玉：〈清高宗與杜子美──《唐宋詩醇》評選杜詩平議〉，《成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95 年 5 月）。大陸學界方面，以「御選唐詩」及「唐宋詩醇」為篇名，就《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1994 年至 2013 年間的論文進行檢索，以「御選唐詩」為篇名的論文僅 1 篇，為賀嚴：〈《御選唐詩》與清代文治〉，《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至於以「唐宋詩醇」為篇名的論文則有 3 篇，分別是：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南京大學學報》（哲人社科版）2002 年第 3 期（2002 年）；胡光波：〈從《唐宋詩醇》看乾隆的唐詩觀〉，《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卞孝萱：〈兩本《唐宋詩醇》比較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 年第 4 期（1999 年）。至於以兩部御選詩歌選本進行比較研究者，迄今尚未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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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選唐代四位詩家詩數與重複數杜甫李白白居易韓愈《御選唐詩》選錄詩歌數目 80 126 40 16 《唐宋詩醇》選錄詩歌數目 722 375 363 103 兩書選錄詩題重複的數目 61 65 11 5 《御選唐詩》選錄白居易與韓愈詩作的數量，與李、杜兩家相較明顯偏低，兼且《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重複選錄白、韓兩家詩作數目也僅有 11 首及 5 首，相形之下，李白、杜甫兩家詩在《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中，不論是選錄數目與重複數目，顯然要比白、韓兩家為多。因此，本文擬先釐析清代兩部御選詩集的編選理念與選詩傾向，進而理解兩部詩選的差異對李、杜詩形象塑造有何影響？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能有助於理解兩部御選詩集，並具體掌握李、杜詩在不同選本中所呈現的面貌。

二、《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的編選理念與刊布流傳

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康熙 42 年（1703）至乾隆 15 年（1750）這段期間，清廷曾進行過五次編收或選錄，都是由皇帝欽定或親自選取，分別是：康熙 42 年《御定全唐詩九百卷》；康熙 48 年（1709）《御定四朝詩5三百一十二卷》；康熙 50 年（1711）《御定全金詩七十四卷》；康熙 52 年（1713）《御選唐詩三十二卷附錄三卷》；乾隆 15 年《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6陳岸峰先生為文指出：「由此頻繁而大規模的編收選本可見，清廷對文壇之動態，極為關注。」並歸納學界對此事的兩種看法：一者是清廷急於在文治方面有所表現，再者也是籠絡文士，藉以加強思想上的控制。7_{印證乾隆年間昭槤（1776-1833）} 《嘯亭續錄》之〈本朝欽定諸書〉條下所載： 5 所謂「四朝」詩，分別是：宋詩 78 卷，作者 882 人；金詩 25 卷，作者 321 人；元詩 81 卷，作者 1197 人；明詩 128 卷，作者 3400 人。 6 _{五本御定或御選詩集提要內容，參見清‧永瑢等撰：}_{《四庫全書總目》}_{（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190，頁 4217-4223。書名中有「御定」字樣者，為該朝代詩歌之完整收錄，有「御選」字樣者才具有詩歌選本性質。 7 陳岸峰：《沈德潛詩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1 年），第四章〈詩學與政治的張力：沈德潛詩論中的「溫柔敦厚」〉，頁 90。按：主張清廷選詩是急於在文治方面有所表現者，參見周勛初：〈康熙御《全唐詩》的時代印記與局限〉，《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6 月）；主張具有籠絡文士作用者，參見馬積高：《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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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聖萬幾之暇，乙覽經史，爰命儒臣，選擇簡編，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範，實為萬目之巨觀也。8 既然皇家欽定的書籍，是由朝廷「頒行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範」，當然具有「萬目巨觀」之效，而《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皆在昭槤著錄的書目之列。再參照《乾隆寧夏府志》之「寧夏府學存貯書籍」條，也載有「《御選唐詩》四套三十二本」9_{資料。乾隆 22 年（1757）} 春，特諭將會試二場的表文改試五言排律後，《唐宋詩醇》也在江蘇巡撫陳弘謀（1696-1771）奏請下，於乾隆 25 年重刊廣布各省，「俾海內學詩之人，群奉一編，知所趨向。」10而《唐宋詩醇》也躍升為試官「命題發策以及考信訂偽」11_{的參考書籍，或是考官策問的題} 目內容。證諸錢載（1708-1793）於乾隆 45 年（1780）擔任江南鄉試主考官時命題的策問五首，第二道題有：「聖心諄切，復欽定《唐宋文醇》、《唐宋詩醇》，頒於黌序，俾由此學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六經，且非徒大正其科舉之業。」其後並以「深言《文醇》、《詩醇》諸家之所得者若何」12要求考生作答。乾隆年間曾任會試考官的彭元瑞（1731-1803），於〈會試策五道〉之「第二問」，亦以：「我皇上御製詩集，廣大精微，《唐宋詩醇》一編，久標模範」，要求考生「抒所誦習以對」；13_{潘奕雋（1740-1830）於} 乾隆 51 年（1786）擔任貴州鄉試副主考所出的策問題，也有「《御選唐宋詩醇》，頒行海內已久」14_{之言。基於「考試領導創作」的原則類推，不難理解兩部皇家御定詩歌選本} （尤其是《唐宋詩醇》）的讀者與影響層面。至於兩部御選詩集刊布流傳的歷時效應，由光緒年間延昌（?-?）所著《知府須知》條列「府考應用各書」書目，有「《御選唐詩》四套」與「《唐宋詩醇》四套」15的資料； 8 _{清‧昭槤（汲修主人）：《嘯亭雜錄．續錄》（臺北：廣文書局，1986 年），卷 1，頁 16 上。} 9 清‧張金城修，楊浣雨：《乾隆寧夏府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中國地方志集成》第 23 冊），卷 6，頁 16 上。 10 陳弘謀奏請重刊《唐宋詩醇》內容，收錄於《御選唐宋詩醇》（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卷前。 11 清‧英匯：《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記載：「乾隆二十七年奉上諭：闈中舊存書籍，殘缺不完，試官每移取坊間刻本，大半魯魚亥豕，自命題發策以及考信訂偽，迄無俾益，應將鄉、會兩試需用各書，彙列清單，就武英殿請領內府官本。」見卷 43，頁 5 上。同卷頁 6 上-下亦有類似記載。 12 清‧錢載：《蘀石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14 冊），卷 4，頁 11 下。 13 清‧彭元瑞：《恩餘堂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74 冊），卷 1，頁 51 上。 14 清‧潘奕雋：《三松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1 冊），文集卷 1〈策問表序〉，頁 10 下。 15 清‧延昌：《知府須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4 輯第 19 冊），卷 1，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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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孫寶瑄（1874-1927）《忘山廬日記》，亦有其出城遊逛書齋，「見殿板開花紙印《御選唐詩》極精」16_{的記載，足見兩部御選詩集在清末依然流傳不衰。} 康熙在《御選唐詩》卷前的〈御選唐詩序〉表明，透過本書，「朕之寄意於詩與刊布是編之指，俱可得而見矣。」乾隆在〈御選唐詩序〉中，雖明言本書之去取評品評，皆出於梁詩正等數儒臣之手，但紀昀（1724-1805）等詞臣仍將「品評作者，定此六家」17之功歸諸乾隆。大陸學者賀嚴為文指出：「康熙、乾隆等高度重視思想文化統治的清代帝王，都沒有忽視對文學的切實導向。他們積極投入歷代文學選本的編著，不惟對文人學者編纂的選本進行審定、為之撰寫序文，而且還親自對前代詩歌加以甄選別裁，纂為總集，以此來引導整個社會詩文創作和欣賞的方向、趣味。」18可見《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在清代刊布流傳頗為深遠，以之為康熙及乾隆詩學觀念的具體展現亦不為過。至於兩部御選詩集的選詩要旨與選詩傾向又是如何？以下擬分項論述之。

三、《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

康熙在〈御選唐詩序〉中宣稱：是編所取，雖風格不一，而皆以溫柔敦厚為宗。其憂思感憤、倩麗纖巧之作，雖工不錄。使覽者得宣志達情以範於和平，蓋亦用古人以正聲感人之義。序文強調選本中所選詩作風格雖然不一，然既以溫柔敦厚為宗，詩作內容當為正聲雅奏，使讀者能獲得「宣志達情」、「範於和平」的閱讀效應，因而「憂思感憤」與「倩麗纖巧」之類的詩作，自然都在斥而不選之列。而《唐宋詩醇》卷前所附〈提要〉亦言：「皇上聖學高深，精研六義，以孔門刪定之旨品評作者，定此六家，乃共識風雅之正軌，臣等循環雒誦，實深為詩教幸，不但為六家幸也。」將乾隆御選詩作與孔子刪詩之舉相提並論，並 16 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80 冊），〈癸卯上〉，頁 565。 17 參見《唐宋詩醇》（《文淵閣四庫全書》版）卷前由紀昀、陸錫熊、孫士毅、陸費墀等館臣署名之提要內容。此外清‧張廷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37，〈經籍考．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條下按語，亦云：「我皇上萬幾之餘，別無嗜好，宸章所著，積至三萬餘篇，故於詩學源流，權衡至當。是編復以尼山刪定之旨，品鑒六家，定為正軌，俾家絃戶誦，奉為玉律金科。」頁 6926。 18 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二章〈唐詩選本與清代社會〉，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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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該書亦以「溫柔敦厚」的詩教觀為宗。乾隆 25 年重刊本（台灣中華書局 1971 年版），卷前收錄江蘇巡撫陳弘謀奏請重刊文，文中強調重刊的目的是：俾海內學詩之人，群奉一編，知所趨向，涵濡諷詠之餘，漸窺詩學根柢，含英咀華，以求合乎溫柔敦厚之遺則。既然《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都以「溫柔敦厚」為選詩要旨，按理說，兩者的選詩傾向應該相去不遠，但深入檢閱兩部御選詩集內容，卻有顯著的不同。由於《御選唐詩》「只註不評」，對所選唐詩並未有具體評論，無法藉由詩評內容來理解「溫柔敦厚」的選詩要旨，只能透過《唐宋詩醇》的相關詩評以概知其要。檢視《唐宋詩醇》以「溫柔敦厚」評論詩作計有以下五處：其一為李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孤蘭生幽園」，李白以孤蘭與眾草共蕪沒於幽園，抒發自身遭讒被放的哀思，但因以託諷手法委婉出之，《唐宋詩醇》故而有「溫柔敦厚，上追風雅」19之評。其二為杜甫〈示從孫濟〉詩，杜甫以「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來曉喻從孫輩謹守「同姓古所敦」之道，《唐宋詩醇》也有「多似古樂府，溫柔敦厚，比興深切」20_之評。其三為杜甫暗諷玄宗因鬥雞、舞馬而招致禍亂的〈鬥雞〉詩，《唐宋詩醇》引明清之際黃生（1622-1696）所言：「不以荒宴直接播遷，則有傷痛而無譏刺，是溫柔敦厚之遺教。」21 其四、其五為蘇軾於除夕夜抒發貶官心情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以及蘇軾以洛中仙蹤神境開導身陷黨爭的范鎮（字景仁，1007-1088）之〈送范景仁游洛中〉。22_由於詩中表達了雖陷困境卻仍淡然處之的心態，故而有「溫柔敦厚」之評。歸納以上五處詩評內容，可見《唐宋詩醇》以「溫柔敦厚」評論詩作，乃著眼於詩情的表達是否含蓄蘊藉，婉而不露，但如果要全面掌握兩部詩選的選詩傾向，僅僅由這些詩評內容推論是不夠的，故以下擬就兩部詩選中的「詩題」與「詩家」特色進行比較、分析。 19 同註 3，卷 1，頁 19 下。 20 同註 3，卷 9，頁 17 上。 21 同註 3，卷 17，頁 33 上。 22 二詩詩評內容，參見同註 3，卷 34，頁 12 上-下；卷 35，頁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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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御選唐詩》的選詩傾向

筆者在檢閱、整理《御選唐詩》所選錄的詩作時，留意到選本中有大量涉及「宴遊酬贈」主題的詩作，進一步就《御選唐詩》全集目錄進行檢索，發現詩題中有「宴」字者計 95 首；有「遊」字者計 81 首；有「酬」字者計 21 首；有「贈」字者計 53 首；「和」詩之作（扣除「奉和」者）亦有 37 首；涉及文人登覽而「題」之詩更高達 127 首。23值得注意的是，詩題涉及宮中宴遊賦詩活動者，如「應制」有 91 首；「應詔」有 8 首；「奉和」有 30 首；24「賦得」之作有 10 首；「侍宴」之作（扣除應制）亦有 9 首。這類文人之間的宴遊酬贈之作，與宮廷君臣奉和應制之詩合計 562 首，約佔全書 1890 首詩作 30%的比例。如果再加上詩題未見宴遊酬贈、奉和應制等字眼，但詩作性質與之相近者，如卷 13 所選杜甫〈鄭氏東亭〉、25_{孟浩然〈武陵泛舟〉、岑參〈與鮮于庶子汎漢江〉、沈佺期〈攜} 琴得酒尋崇濟寺僧院〉、陳子昂〈春日登金華觀〉、宋之問〈扈從登封途中作〉、〈扈從登封告成頌〉等詩，更可見宴遊酬贈之類的詩作在《御選唐詩》中的比例，絕對遠超過三成。此外，就《御選唐詩》入選的前十大詩家名單來看：表格二：《御選唐詩》選詩數量前十大詩家詩家李白杜甫王維唐明皇錢起唐太宗白居易岑參劉長卿孟浩然數量 126 80 72 54 49 40 40 40 39 38 李、杜、王三家詩入選量在選本中名列前茅，可視為正常現象，但唐明皇（玄宗， 685-762）詩選錄 54 首，唐太宗（598-649）詩選錄 40 首，中唐的錢起（710-782）詩選錄 49 首，白居易（772-846）詩選錄 40 首，甚至連孟浩然詩也入選高達 38 首，位居選錄數量最多的第 10 名詩家，都是歷來唐詩選本罕見的情形。而這些詩家被選錄的詩作，也以應制宴遊之作居多。如集中所選錄的唐玄宗〈春晚宴兩相及禮官麗正殿學士探得風字〉、〈首夏花萼樓觀群臣宴寧王山亭回樓下又申之以賞樂賦詩〉、〈同二相巳下群官樂遊園宴〉、〈集賢書院成送張說上集賢學士賜宴得珍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神字〉、〈春中興慶宮酺宴〉、〈千秋節宴〉、〈遊興慶宮作〉、〈送張說巡邊〉、〈餞王晙巡邊〉等詩，都屬宴賞遊樂、餞別贈送之作。唐太宗詩如〈於太原召侍臣宴守歲〉、〈春日玄武門宴群臣〉、〈賦秋日懸清光賜房玄齡〉，也是宴遊唱和之類的詩作。錢起詩如〈酬王維春夜竹亭贈別〉、〈和萬年成 23 統計數據乃係筆者將《御選唐詩》全集目錄鍵檔輸入後，再藉由電腦統計而得。統計數量時，若一題三首，則以三首計之，其他詩題關鍵字之統計，亦比照辦理。 24 詩題常見「奉和、應制」同時並存者，此一數據為扣除「應制」後，僅存「奉和」字樣者。 25 本詩在仇兆鰲《杜詩詳註》、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等全集註釋本中，皆作〈重題鄭氏東亭〉，為杜甫舊地重遊題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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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府寓直〉、〈和王員外晴雪早朝〉、〈和李員外扈從溫泉宮〉；白居易詩如〈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諸客〉、〈寄韜光禪師〉，都屬酬贈應答之類的詩作。甚至悠遊山水田園的孟浩然，都有〈和張丞相春朝對雪〉、〈寒食宴張明府宅〉類屬宴遊唱和之作被選入。至於盛唐邊塞詩家岑參，《御選唐詩》所選錄的，並非〈走馬川行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輪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這類描寫邊塞雄渾壯闊景象的詩作，而是〈奉送李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北節度使〉、〈寄左省杜拾遺〉、〈酬崔十三〉、〈陪封大夫宴翰海亭納涼〉、〈梁州陪趙行軍龍岡寺北庭汎州宴王侍御〉這一類涉及宴遊酬贈主題的詩作。儘管宴遊酬贈是古代詩人互動往來的文學活動，但《御選唐詩》大量選錄這類主題的詩作，足見該書確實具有偏好「宴遊酬贈」的選詩傾向，尤其是君臣之間的奉和應制之作，在選本中更是隨處可見，也因此，選本中常有僅選錄一首詩作的詩家，如李邕（678-747）〈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李憕（?-755）〈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留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武平一（?-?，武后族人）〈興慶池侍宴〉、崔日用（673-722）〈奉和聖製春日幸望春宮應制〉、席豫（680-748）〈奉和聖製答張說扈從出雀鼠谷〉、滕珦（約 804 前後在世）〈釋奠日國學觀禮聞雅樂〉、趙彥伯（?-?，中宗時弘文館學士）〈從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獨孤良弼（?-?，唐憲宗貞元間進士）〈上巳接清明遊宴〉等等，大量集中於奉和應制之類的主題，儼然成為唐人應制唱和詩作的範本。理解了《御選唐詩》的選詩傾向後，以下擬進一步討論的是《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

（二）《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

由《唐宋詩醇》所選六家詩作卷數與數量觀之：表格三：《唐宋詩醇》選錄詩家卷數與篇目數26 詩人李白杜甫白居易韓愈蘇軾陸游卷數 8 10 8 5 10 6 篇目數 375 722 363 103 541 561 以全書 2665 首的總篇幅計算，李、杜兩家詩在選本中共選入 1097 首，佔全書篇幅約 41%（1097/2665）之多，據此可見李、杜兩家在《唐宋詩醇》中的份量。 26 本表格內容，參考莫礪鋒：〈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2 年第 3 期（2002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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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現存李白詩約為 987 首，杜甫為 1439 首，27_{兩家詩作數量呈現「李 1：} 杜 1.5」的比例，但就《御選唐詩》選錄李、杜兩家詩的總數（李白 126 首，杜甫 80 首）計算比例，得到的卻是「李 1.6：杜 1」的結果，明顯悖於「杜甫詩總數多於李白 1.5 倍」的事實。反之，《唐宋詩醇》選李白詩 375 首，選杜甫詩 722 首，選詩數量比例為「李 1：杜 1.9」，雖有超額選錄杜甫詩的情形，但大體上較符合李、杜兩家詩原有的創作比例。至於兩部御選詩集對李、杜詩選錄數量差異與選詩傾向是否相關？容後再述。再由「詩題」的角度來看。由於《唐宋詩醇》僅選錄唐、宋六位詩家作品，基於宴遊酬贈是詩家文學活動大宗，且所選皆為唐、宋時期知名且重要的六位詩家，按理說，《唐宋詩醇》所選詩題中有「題、贈、酬、和、宴、遊」等字眼的比例，應遠高於《御選唐詩》，但由《唐宋詩醇》所選唐代四家詩的詩題關鍵字統計數字而言：表格四：《唐宋詩醇》選錄唐代四家詩題關鍵字統計28 題贈酬和宴遊小計李白 4 34 0 0 1 12 51 杜甫 19 26 2 5 7 18 77 白居易 31 26 10 41 6 24 138 韓愈 5 8 7 11 0 2 33 小計 59 94 19 57 14 56 299 以上各類關鍵詩題合計 299 首，佔《唐宋詩醇》所選唐代四家詩 1563 首約 19%比例，遠低於《御選唐詩》三成以上的篇幅；且詩題中有「應制」、「應詔」、「奉和」、「賦得」、「侍宴」等字眼者，在李白、杜甫、白居易、韓愈四家詩中，更僅有李白〈待從宜春苑奉詔賦龍池柳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賦得白鷺鷥送宋少府入三峽〉與白居易〈賦得古原草送別〉三首而已，與《御選唐詩》一百多首的選錄數量，實在不可同日而語。然則《唐宋詩醇》的選詩的偏重點又是什麼？歸納〈唐宋詩醇凡例〉與各家卷前〈小傳〉要點，可知該書所以標舉李、杜、白、韓、蘇、陸六家，在於「李、杜一時瑜亮，固千古希有」，韓愈則「其志在直追李、杜」，29而 27 李白詩總數，曾鞏〈李太白文集後序〉云：「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文見清‧王琦：《李太白集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7 冊），卷 31，頁 33 上。大陸學者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之〈前言〉，亦言明人劉世教《合刻分体李杜詩集．李白集》統計為 1001 首，詳見該書頁 8。此一版本筆者尚未得見，筆者所參考的版本，為清人王琦《李太白集注》。書中卷 2∼卷 25，未加計卷 30 「補遺」之作，共收李白詩 987 首。而杜甫詩總數，據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 1999 年）所錄各體詩總數為 1439 首，若以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所錄杜詩總數則為 1458 首。李、杜兩家詩在不同版本的數量雖有出入，但「李 1：杜 1.5」的詩作比例並未受影響。 28 詩題中，凡見一題數首者，以該題重複之數目計算。 29 兩則引文，俱參見《唐宋詩醇》卷前〈凡例〉第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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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易「其源亦出於杜甫」，且「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為流麗安詳，不襲其面貌而得其神味。」30_{至於蘇軾，卷 32 所附〈小傳〉雖然肯定其詩為：}_{「前之曹、劉、陶、謝，後之李、} 杜、韓、白，無所不學，亦無所不工。……洵乎獨立千古，非一代一人之詩也。」但在實際品評蘇軾詩作時，卻又屢見「真足嗣響少陵」、「不減少陵」、「差肩杜老」31之言。卷 42 〈陸游小傳〉更倡言：「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類者。」且「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而這類的詩作，「與甫之詩何以異哉？」32_{直指陸游的生平背景與詩作內容，} 皆與杜甫有相似之處，足以為杜甫之嗣響。而在品評李白相關詩作時，不時可見將李、杜兩家相提並論之言，例如：〈古風 59 首之胡關饒風沙〉：中間直入時事，字字沈痛，當與杜甫〈前出塞〉參見。（卷 1，頁 12 上）〈古風 59 首之天津三月時〉：杜甫〈麗人行〉，其刺國忠也，微而婉；此則直而顯，自是異曲同工。（卷 1，頁 14 上）〈古風 59 首之羽檄如流星〉：此等詩殊有關繫，體近風雅，與杜甫〈兵車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敵，不可軒輊。（卷 1，頁 18 下）〈贈別從甥高五〉：沈鬱頓挫，意近杜陵。（卷 5，頁 19 下）〈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卓乎大篇，可與〈北征〉並峙。（卷 5，頁 26 上）〈渡荊門送別〉：項聯（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與杜甫之「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相類，亦氣勢均敵。（卷 6，頁 23 上）〈秋日與張少府楚城韋公藏書高齋作〉：氣體極似杜甫「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句法相似，亦稱雙璧。（卷 8，頁 12 上）《唐宋詩醇》之所以將李、杜並論，除了兩家詩在某些句法有類似之處外，兩家詩中所表達的「感時憂國」之思，更是《唐宋詩醇》所著眼關注之所在。印證書中以下所論「李、杜異曲同工」處： 30 同註 3，卷 19 卷前所附之〈白居易小傳〉內容，頁 1。 31 同註 3，評蘇軾〈石鼓歌〉云：「瀾翻無竭，筆力馳驟中章法乃極嚴謹，真足嗣響少陵。」（卷 32，頁 20 下）；評〈次韻張安道讀杜詩〉云：「初讀之，但覺鋪敘排比，詞氣不減少陵。」（卷 32，頁 36 下）；評〈畫韓幹牧馬圖〉云：「馬詩有杜甫諸作，後人無從著筆矣，千載獨有軾詩數篇，能別出一奇，於浣花之外，骨幹氣象，實相等埒。」（卷 35，頁 4 上）；評〈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云：「一結含蘊無窮，彷彿少陵〈東閣官梅〉之作。」（卷 36，頁 36 下）；評〈同王勝之遊蔣山〉云：「峰多、江遠一聯，差肩杜老。」（卷 37，頁 34 上） 32 同註 3，卷 42，頁 1 下-頁 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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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蒿目時政，疚心朝廷，凡禍亂之萌，善政之實，靡不託之歌謠，反覆慨歎，以致其忠愛之志，其根於性情而篤於君上者，按而稽之，固無不同矣。（卷 1，頁 2 上）可見《唐宋詩醇》雖選錄唐、宋兩朝六家詩，實以「李、杜」兩家詩為核心人物，而「忠愛憂國」之思，則是其選評要旨所在。理解了《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的選詩傾向具有「宴遊酬贈」與「忠愛憂國」的差異後，以下擬據此檢視兩部詩集共同選錄的四位詩家作品，以為驗證。相較於《御選唐詩》所選的 40 首白居易詩，多為閒適宴遊之類的主題，如〈宴散〉、〈西湖晚歸回望孤山寺贈諸客〉、〈錢塘湖春行〉、〈舟中晚起〉、〈杭州春望〉、〈早秋獨夜〉、〈江樓聞砧〉、〈秋中夜坐〉、〈晚秋閒居〉、〈舟中夜坐〉等詩，相形之下，白居易具有反映社會現實意義的〈秦中吟〉十首，以及「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新樂府詩，如：愍怨曠的〈上陽白髮人〉、戒邊功的〈新豐折臂翁〉、刺長史之〈捕蝗〉、達窮民之情的〈縛戎人〉、傷農夫之困的〈杜陵叟〉、苦宮市的〈賣炭翁〉、哀冤民的〈秦吉了〉等詩作，在《御選唐詩》中全部付諸闕如，甚至連白居易的傳世長篇名作〈長恨歌〉與〈琵琶行〉，也都不在選錄之列。但上述詩作，《唐宋詩醇》不但照單全收，甚且認為是白居易詩「變杜之雄渾蒼勁而為流麗安詳，不襲其面貌而得其神味者」33_{的關鍵因素，因而屢見「仿杜甫某作」或「杜} 甫某作嗣音」34_{之類的評語。至於《御選唐詩》所選錄的 15 首韓愈詩，就詩題歸納，不} 外乎文人之間的休閒活動或唱和贈答之作，如：〈聽穎師彈琴〉、〈同竇韋尋劉尊師不遇〉、〈和庫部盧四兄曹長元日朝回〉、〈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酬王二十舍人涯雪見寄〉；另一部分如〈新亭〉、〈稻畦〉、〈鏡潭〉、〈竹溪〉、〈蒲萄〉等五言絕句，則是寫景詠物之作。以上諸詩，儘管同樣出自韓愈之手，但如果要展現韓愈詩奇險兀奡的特色，實有待「橫空排硬語，妥帖力排奡」（〈薦士〉）與「刺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調張籍〉）這類的詩作，但些詩作，《御選唐詩》皆棄而未收。其他如韓愈抒發秋士易感的〈秋懷詩〉11 首；與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之「吾廬獨破受凍死亦足」之意相通的〈苦寒〉詩；寫南山靈異縹緲、光怪陸離的〈南山〉詩；「深婉忠厚，得風雅之正」35的〈琴操〉10 首；詠野燒之〈陸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憂時傷亂、感憤 33 同註 3，卷 19 卷前〈白居易小傳〉，頁 1 下。 34 同註 3，以「杜甫〈石壕吏〉之嗣音也」評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重賦〉（卷 19，頁 9 下）；以「詞意本之杜甫入蜀〈鳳凰臺〉一章」評〈和答詩〉十首之〈答桐花〉（卷 19，頁 19 上）；以「本之杜甫〈兵車行〉、前後〈出塞〉等篇」評〈新豐折臂翁〉（卷 20，頁 7 上）；以「筆力排奡，彷彿似杜」評〈西涼伎〉（卷 20，頁 18 上）。以「諸篇全倣杜甫〈新安吏〉、〈石壕吏〉、〈垂老〉、〈無家〉等作，諷刺時事，婉而多風。」（卷 20，頁 29 上）評白居易諷刺時事而作的 50 首新樂府詩。 35 同註 3，卷 27 引沈德潛之言：「〈琴操〉諸篇，深婉忠厚，得風雅之正。」頁 1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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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的〈歸彭城〉詩，以及贈送友人的長篇大作如〈送惠師〉、〈送靈師〉、〈嗟哉董生行〉、〈寄盧仝〉諸詩，都只見於《唐宋詩醇》而未收錄於《御選唐詩》之中。儘管白居易與韓愈的詩集都不乏「宴遊酬贈」與「忠愛憂國」的主題詩作，但在選詩數量不多且偏於某種主題的情況下，同一詩家在不同的選本中也就有不同的樣貌呈現，無怪乎《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共同選錄的白、韓兩家詩，僅有 11 首與 5 首36的戔戔之數。至於分居兩部詩集選詩數量之冠的李白與杜甫，在選詩傾向相異的作用下，又會以何種樣貌呈現呢？

四、《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所映現的李杜詩不同樣貌

《御選唐詩》選杜詩 80 首，《唐宋詩醇》則選入 722 首，彼此交集選錄的杜詩有 61 首。李白詩部分，《御選唐詩》選入 126 首，《唐宋詩醇》選錄 375 首，彼此交集選錄者有 65 首。由於《御選唐詩》所選的李、杜詩，有高達 76%（杜甫，61/80）與 52%（李白， 65/126）的比例重複出現在《唐宋詩醇》當中，因而無法像白居易與韓愈詩，在共同選錄數量少的情況下，得以快速釐清選詩傾向差異所造成的影響。再者，基於《御選唐詩》對選錄詩作「只註不評」，《唐宋詩醇》則是「評而不註」，因此要爬梳李白、杜甫在兩部御選詩集的共同處與相異處，有待就兩家詩在兩部選集中的詩題及詩作特點進行歸納、整理。

（一）兩部詩選共同選錄的李、杜詩題

由《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共同選錄的李、杜詩題觀之，其中固然有展現杜甫「頓挫奇警」之氣者，如以「堂上不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二句飛騰入詩的〈奉先劉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以「孔明廟前有老柏」為起，以「古來材大難為用」作結的〈古柏行〉；或雖為酬應之作卻挾奇氣而出的〈醉歌行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公題壁〉與〈短歌行贈王郎司 36 兩部御選詩集共同選錄的 5 首韓愈詩分別為：〈聽穎師彈琴〉、〈石鼓歌〉、〈雉帶箭〉、〈木芙蓉〉及〈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回〉；至於交集選錄的 11 首白居易詩則是：〈賦得古原草送別〉、〈太湖石〉、〈寄韜光禪師〉、〈錢塘湖春行〉、〈西湖晚歸回望姑山寺贈諸客〉、〈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呈偶題東壁〉、〈舟中晚起〉、〈杭州春望〉、〈太平樂詞〉、〈暮江吟〉、〈竹枝詞〉。由於韓愈詩被選入《御選唐詩》僅 16 首，《唐宋詩醇》有 103 首；白居易被選入《御選唐詩》計 40 首，《唐宋詩醇》有 363 首。在兩部選集交集重疊數目少的情況下，重疊的詩作必然傾向於選詩數量較少的《御選唐詩》之「宴遊酬贈」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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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以及歌詠矯健豪縱、橫行萬里的〈房兵曹胡馬〉37_{等詩。李白詩部分，則有流露李} 白「奇思高曠」者，如以「陶公有逸興，不與常人俱」開場的〈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以「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起興的〈月下獨酌〉；或是舉杯問月幾時高掛青天的〈把酒問月〉；以及李白與僧人、道士交遊所寫的〈聽蜀僧濬彈琴〉、〈訪戴天山道士不遇〉、〈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38諸作。以上詩作之外，兩部御選詩集共同選錄的李、杜詩有哪些審美要點？透過《唐宋詩醇》的詩評內容，應可具體掌握其要。杜甫詩例如：〈飲中八仙歌〉（引李因篤曰）：無首無尾，章法突兀，妙是敘述不涉議論，而八人身分自見。（卷 9，頁 18 下）〈登兗州城樓〉：安雅妥帖，杜律中最近人者。（卷 13，頁 10 上）〈夜宴左氏莊〉：氣骨有餘，不乏風韻。（卷 13，頁 12 下）〈天河〉：此與〈初月〉詩確有寄託，用意不即不離，窅然而深。（卷 14，頁 18 上）〈紫宸殿退朝口號〉：可備唐朝典故，詩亦委蛇有風度。（卷 14 頁 1 下）〈春夜喜雨〉：胸次自然流出而意已潛會，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如此。（卷 15，頁 10 下-11 上）〈禹廟〉：妙在無迹，極鏡花水月之趣。（卷 16，頁 27 上）迹以上諸詩，除了安雅妥帖、有風韻或風度之外，尚有不涉議論、用意不即不離、妙在無等審美取向。至於李白詩評內容，例如：〈玉階怨〉：妙寫幽情，於無字處得之。（卷 4，頁 5 上）〈靜夜思〉（引范杼言）：五言短古，不可明白說盡，含蓄則有餘味，此篇是也。（卷 4，頁 15 上）〈峨眉山月歌〉：但覺其工，然妙處不傳。（卷 5，頁 13 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引唐汝詢言）：悵望之情，俱在言外。（卷 6，頁 22 上）〈望天門山〉：詞調高華，言盡意不盡。（卷 7，頁 26 下）〈尋雍尊師隱居〉：一結擅勝，神韻悠然。（卷 8，頁 10 上） 37 以上列舉詩作內容與評語，參見同註 3，卷 9，頁 28 上〈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卷 11，頁 33 下〈古柏行〉；卷 12，頁 28 下〈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公題壁〉；卷 11，頁 19 下〈短歌行贈王郎司直〉；卷 13，頁 11 上〈房兵曹胡馬〉。 38 以上所列詩作內容與評語，參見同註 3，卷 7 ，頁 19 上〈登單父陶少府半月臺〉；卷 8，頁 6 上〈月下獨酌〉；卷 7，頁 16 上〈把酒問月〉；卷 8，頁 19 下〈聽蜀僧濬彈琴〉；卷 8，頁 11 下〈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卷 7，頁 15 上〈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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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史郎中欽聽黃鶴樓上吹笛〉：淒切之情，見於言外，有含蓄不盡之致。（卷 8，頁 10 下）引文皆為李白膾炙人口的詩作，詩評著重於闡發詩作的言外之意或有餘含蓄之旨，與之前所述的杜詩要點，實有相通之處。在理解了清代兩本御選詩集共同選錄的李、杜詩之後，以下接著探討的是兩部詩選未交集選錄的部分，亦即「哪些李、杜詩是《御選唐詩》選錄而《唐宋詩醇》未選者？」以及「哪些李、杜詩是《唐宋詩醇》選錄而《御選唐詩》不收的？」藉由未交集選錄的部分，應更能具體得見李、杜詩在兩部御選詩集中的不同樣貌，也得以檢驗兩部御選詩集的選詩要旨差異。

（二）李、杜詩題在兩部詩選未交集部分

1.《御選唐詩》選錄而《唐宋詩醇》未選者《御選唐詩》選錄的 80 首杜詩中，有 19 首未見於《唐宋詩醇》。歸納這 19 首詩作，如〈夏日李公見訪〉、〈數陪李梓州泛江有女樂在諸舫戲為艷曲〉、〈嚴鄭公宅同竹得香字〉、〈城西陂汎舟〉、〈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汎鄭監前湖〉，都是杜甫與友人宴遊應酬之作。其中的〈數陪李梓州泛江有女樂在諸舫戲為艷曲〉，由詩題的「女樂」、「艷曲」，以及詩中的「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凌風並，金壺隱浪偏。」可推知宴席中必有女樂聲伎歌舞助興。而〈城西陂汎舟〉首句即為「青蛾皓齒在樓船」，同樣是歌舞宴飲的應酬場合。令人不解的是，康熙在〈御選唐詩序〉中宣稱該書所選唐詩風格雖然不一，但皆以溫柔敦厚為宗，詩作內容亦為正聲雅奏，使讀者能獲得「宣志達情」、「範於和平」的閱讀效應，因而「憂思感憤」與「倩麗纖巧」之類的詩作，也都在斥而不選之列。然而，杜甫上述宴飲遊戲之作，儘管不具有「憂思感憤」的內涵，但若要說不屬於「倩麗纖巧」之作，實令人難以信服，從而難以理解的是：這類詩作何以能符合康熙〈御選唐詩序〉所聲稱的：「以溫柔敦厚為宗」的選詩要旨？此外，獨見於《御選唐詩》者，另有杜甫的九首絕句，分別是〈即事〉（百寶裝腰帶）、〈客中作〉（江碧鳥逾白）、〈絕句〉（遲日江山麗），39_以及「奔竄既久，初歸草堂，凡目所見、景所觸、情所感，皆掇拾成詩，猶之漫興」40的〈絕句六首〉： 39 以「江碧鳥逾白」及「遲日江山麗」開頭的兩首絕句，在仇兆鰲《杜詩詳註》、浦起龍《讀杜心解》與楊倫《杜詩鏡銓》中，皆題為〈絕句二首〉，未另區分詩題。 40 清‧王嗣奭：《杜臆》（臺北：中華書局，1986 年），卷之 6，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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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東籬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楊倫（1747-1830）《杜詩鏡銓》總評杜甫以上漫興成詩的六首絕句云：寫所居景物，當在春夏之交，禽鳥花草，種種幽適，字堪入畫，惟稍嫌太板實耳。41 六詩所寫的是禽鳥花草之景與種種幽適之情，詩中多用疊字，體物工巧精細，頗具「倩麗纖巧」的特色，反倒異於序文所聲稱的「溫柔敦厚」的選詩要旨，其中緣由，頗值得深入探究。至於《御選唐詩》所選 126 首李白詩作中，有 61 首未見錄於《唐宋詩醇》。這些詩作大概可區分為「宴遊侍從」與「送別酬贈」兩類。前者如〈與周剛清溪玉鏡潭宴別〉、〈奉陪商州裴使君遊石娥溪〉、〈宴陶家亭子〉、〈侍從遊宿溫泉宮作〉、〈流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舍人賈至遊洞庭〉、〈遊洞庭〉二首，皆屬宴遊侍從之作；後者如〈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送羽林陶將軍〉、〈送董將軍西征〉、〈贈郭將軍〉、〈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則屬送別酬贈之作。獨見於《御選唐詩》卻未見於《唐宋詩醇》的李白詩作，除以上所列舉者外，特別值得留意的，是六首〈宮中行樂〉與三首〈清平調〉。〈宮中行樂〉乃唐玄宗因宮中行樂，命召李白歌詠，李白於醉酒時所作。原有十首，後僅存八首，《御選唐詩》選錄六首之多，以下摘錄詩句二、三聯內容觀之：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卷 11，頁 47 上）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出深宮裡，常隨步輦歸。（卷 12，頁 27 上-下）煙花笑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簫鳴鳳下空。（卷 12，頁 28 上-下）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卷 13，頁 57 上-下）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卷 13，頁 58 下）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伎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卷 13，頁 59 下） 41 清‧楊倫：《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 12，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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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多見歌舞、羅衣、絲管、玉樓、金殿、女伎等語彙，共同營造出宮中宴遊行樂的氣氛，但這些詩作《唐宋詩醇》都未加以青睞。至於〈清平調〉三首，為唐玄宗與楊貴妃賞花宴賞時，李白奉詔所進，42三詩同樣以宮中宴飲逸樂情景為主題，明、清眾多唐詩選本均有選錄，43堪稱是李白膾炙人口之作，但《唐宋詩醇》同樣棄而不選。兩本御選詩集對這些詩作選錄的差異，令人玩味、深思。 2.《唐宋詩醇》偏重而《御選唐詩》不收者由於《唐宋詩醇》只選唐、宋六家詩，《御選唐詩》卻是以「全唐詩家」為選詩對象，因而若以《唐宋詩醇》所選錄的 375 首李白詩及 722 首杜甫詩為基準，與《御選唐詩》所選的 126 首李白詩與 80 首杜甫詩相較，當然有許多詩作是《御選唐詩》所未選錄的，如此得到的比較結果自不免有所偏差，也不具有大太意義。筆者在深入研閱《唐宋詩醇》後，留意到該書有不少是以「風雅」、「忠厚」等相關內容來評論李、杜詩，或是主張某些詩作足以展現李、杜詩特色。若取這些詩作與《御選唐詩》進行比較，更應能清楚得見：哪些李、杜詩是《唐宋詩醇》所偏重而《御選唐詩》未選的？先就《唐宋詩醇》以「溫柔敦厚」相關意旨評論李詩者觀之：〈古風 59 首之羽檄如流星〉：此等詩殊有關繫，體近風雅。（卷 1，頁 18 下）〈古風 59 首之孤蘭生幽園〉：溫柔敦厚，上追風雅。（卷 1，頁 19 下）〈古風 59 首之綠蘿紛葳蕤〉：純用比興，亦騷雅之遺。……辭意怨而不怒，旨合風人。（卷 1，頁 21 上）〈長相思〉：賢者窮於不遇而不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卷 2，頁 14 下）〈黃葛篇〉（引蕭士贇言）：忠厚之意，發於情性，風雅之作也。（卷 4，頁 3 上）〈子夜吳歌〉（引唐汝詢言）：結句不言黷武而言未平，深得風人之旨。（卷 4，頁 16 下）〈去婦詞〉：通篇纏綿悽惋，怨而不怒。（卷 4，頁 20 下）〈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引罪自咎，無怨尤之心，有睠顧之誠，不失忠厚本旨。（卷 5，頁 29 上）〈陳情贈友人〉：敘乖隔處極為微婉，得風人之意。（卷 5，頁 31 上）〈金陵鳳凰台置酒〉：眼前景，意中事，若隱若顯，風人妙指。（卷 7，頁 17 上） 42 〈宮中行樂詞〉八首創作背景，參見清‧王琦：《李太白集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7 冊），卷 5，頁 20；〈清平調〉三首，參見同書卷 5，頁 25-26。 43 明代如高棅《唐詩品彙》、李攀龍《古今詩刪》、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陸時雍《唐詩鏡》，清代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王堯衢《唐詩合解》、孫洙《唐詩三百首》皆有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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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引文所見以「溫柔敦厚」等相關內容評論李白詩作之外，《唐宋詩醇》也屢見以「神品」、「本色」來指稱李白的某些詩作。如評〈烏夜啼〉云：「語淺意深，樂府本色。」（卷 2，頁 9 下）；評〈送崔氏昆季之金陵〉一詩云：「筆情蕭爽，自是太白本色。」（卷 7，頁 6 上）；評〈上三峽〉云：「爽直之氣，自是本色。」（卷 7，頁 28 下）；評〈宣城見杜鵑花〉云：「如諺如謠，卻是絕句本色。」（卷 8，頁 23 上）；評〈魯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亦云：「歌行至此，豈非神品？」（卷 6，頁 28 下）。至於〈夢遊天姥吟留別〉與〈遠別離〉，更被視為李白七言歌行「窮極筆力，優入聖域」（卷 6，頁 19 下）的代表作；而〈蜀道難〉一詩，如果未能審明結語所寄寓的深情遠意，則是「未為知白者也」（卷 2，頁 5 上）。然而，以上所引錄的詩作，在《御選唐詩》中均付諸闕如，未見選錄。換言之，李白的〈古風〉59 首，以及〈夢遊天姥吟留別〉、〈遠別離〉、〈蜀道難〉等李白窮極筆力的絕唱之作或名章大篇，《御選唐詩》都棄而未選。復取杜詩觀之。檢閱《唐宋詩醇》以「溫柔敦厚」相關意涵以評論杜詩者，例如：〈示從孫濟〉：多似古樂府，溫柔敦厚，此（比）興深切。（卷 9，頁 17 上）〈麗人行〉：託刺微婉，意指遙深。（卷 9，頁 19 下）〈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因小見大，殊有關於典制，足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卷 11，頁 29 下）〈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怨而不怒，忠厚之道。（卷 14，頁 8 上）由以上所引詩例評語，可知《唐宋詩醇》以「溫柔敦厚」評論杜詩，乃著眼於詩中比興深切、託刺微婉、怨而不怒等表現手法，但《唐宋詩醇》以上所標舉的詩作，均未收錄於《御選唐詩》之中。除了以「溫柔敦厚」評論杜詩，《唐宋詩醇》書中所致力闡發的，更在於杜甫的忠愛之情與感時憂國之意，由以下詩評內容可知所言不誣：〈哀江頭〉：雖從樂遊追敘，而俯仰悲傷，純是忠愛之情，憂戚之志。（卷 9，頁 32 下）〈北征〉：以皇帝起，太宗結。戀行在，望匡復，言有倫脊，忠愛見矣。（卷 10，頁 7 下）〈三吏〉、〈三別〉總評：上憫國難，下痛民窮，加以所遇不偶，懷抱抑鬱，程形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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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幾於一字一淚。（卷 10，頁 21 下）〈槐葉冷淘〉：隨事徵其忠欵，所謂一飯不忘君者，信然。（卷 11，頁 37 上）〈喜達行在所〉：肺腑流露，不假雕飾，論甫者謂其一飯不忘君，況斯時情境乎？（卷 13，頁 26 上）〈夕烽〉：儼然有宗社安危之慮，乃心王室，不覺流露。（卷 14，頁 21 上）〈對雨〉：感時憂國，觸緒即來，非忠義根於至性者，不可強為。所以獨冠千古而上繼《騷》、《雅》。（卷 16，頁 4 下）〈傷春五首〉：無窮悲憤，一片忠懇，大雅之後，絕無而僅有。（卷 16 頁，11 上）〈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韻〉：甫心繫國家，往往因題闌入，今為嚴武題畫而不及此，蓋志將遠引，故語不旁及。（卷 16，頁 25 上）〈秋興八首〉：拳拳忠愛，發乎至情，有溢於語言文字之表者。（卷 17，頁 18 上）〈洞房〉：〈洞房〉、〈宿昔〉諸篇，風調清深，詞意悽惻，純是忠臣孝子之心，自然流露。（卷 17，頁 31 下）所以不憚長篇大幅援引，除了藉以得見《唐宋詩醇》選評杜詩的重點，從中亦可深入理解《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對杜詩看法的差異。以上詩作中，《御選唐詩》僅選錄〈奉沲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江畫圖十韻〉與〈秋興〉八首之「蓬萊宮闕對南山」一首，而非如《唐宋詩醇》將〈秋興〉連章八首全部選錄。至於〈哀江頭〉、〈洗兵馬〉、〈北征〉、〈三吏〉、〈三別〉、〈夕烽〉、〈對雨〉這類感時憂國之作，也都不在《御選唐詩》選錄之列。此外，《唐宋詩醇》所標舉的「少陵本色」、「子美絕作」諸詩，如〈三川觀水漲二十韻〉、〈洗兵馬〉、〈夢李白二首〉、〈丹青引〉、〈冬日洛城北謁玄元皇帝廟〉、〈行次昭陵〉、〈登高〉、〈登樓〉、〈謁先主廟〉、〈諸將五首〉、〈江南逢李龜年〉、〈登岳陽樓〉、〈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44等詩，尤其是〈洗兵馬〉一詩，是杜甫欣聞朝廷 44 同註 3，評〈三川觀水漲二十韻〉云：「沈鬱頓挫，字字生造，無一浮響，集中此等自是少陵本色。」（卷 9，頁 30 上）；評〈洗兵馬〉云：「杜集七古之整麗可法者。」（卷 10，頁 12 下）；評〈夢李白〉二首云：「沈痛之音，發於至情。……『落月屋梁』，千秋絕調。」（卷 10，頁 26 上-下）；評〈丹青引〉云：「通篇瀏灕頓挫，節奏之妙，於斯為極。」（卷 11，頁 23 上）；評〈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云：「典重中帶飄逸，精工中有排宕，則大手異人處也。」（卷 13，頁 1 下）；評〈行次昭陵〉云：「深廣無端，波瀾無狀，今古詩人，絕無倫比。」（卷 13，頁 30 下）；評〈登高〉云：「氣象高渾，有如巫峽千尋，走雲連風，誠為七律中希有之作。」（卷 16，頁 8 上）；評〈登樓〉云：「高闊之象，陵轢千古。」（卷 16，頁 18 下）；評〈謁先主廟〉云：「格調莊嚴，氣骨渾厚，有典有則，長律當以此為正宗。」（卷 17，頁 8 上）；評〈諸將五首〉云：「既已精理為文，亦復秀氣成采，讀者於此沿洪流而窮深源，然後知甫所以度越千古也。」（卷 17，頁 22 下）；評〈江南逢李龜年〉云：「此千秋絕調也。」（卷 18，頁 20 上）；評〈登岳陽樓〉云：「元氣渾淪，不可湊泊，千古絕唱。」（卷 18，頁 22 上）；至於〈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更由「起語兀傲」、「歸題別有風神，一結曠達」等處，以見「前人多取為壓卷」之故（卷 9，頁 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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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復山東，期能早日淨洗甲兵，以致太平所作；〈冬日洛城謁玄元皇帝廟〉則婉諷李氏王朝以宗廟之禮奉祀老子，卻未必能知道德之意；〈行次昭陵〉為杜甫行經太宗昭陵，有感昔盛今衰而作；〈諸將五首〉乃諷刺諸將於安史之亂後，擁兵自重。以上諸作，都與時事盛衰密不可分，也是杜詩集中的大手筆之作，但《御選唐詩》同樣未加以選錄。以上比較李、杜兩家詩在《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未交集」部分，可見兩書雖然都以「溫柔敦厚」為選詩要旨，但落實於李、杜詩的選錄時，同樣存在著「宴遊酬贈」與「忠愛憂國」的差異。據此吾人不難理解：何以《御選唐詩》偏好選錄杜甫〈數陪李梓州泛江有女樂在諸舫戲為艷曲〉、〈嚴鄭公宅同咏竹得香字〉、〈城西陂汎舟〉、〈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汎鄭監前湖〉這類宴遊之作？又何以偏好選錄李白的六首〈宮中行樂詞〉及三首〈清平調〉？從而亦可推知，何以《御選唐詩》黜落杜甫〈三吏〉、〈三別〉、〈北征〉、〈洗兵馬〉、〈哀王孫〉、〈哀江頭〉這類關乎國家盛衰，具有「詩史」特質的詩作？何以對李白「殊有關繫，體近風雅，與杜甫〈兵車行〉、〈出塞〉等作工力悉敵」 45_{之〈古風〉59 首全部棄選？因為這些詩作顯然與《御選唐詩》所偏好的宴遊酬贈主題是} 扞格不入的。連帶的，據此可釐清的另一個問題是：何以《御選唐詩》選錄詩作最多的詩家為李白，且李、杜詩在選本中的比例為「李 1.6：杜 1」，悖於「杜甫詩總數多於李白 1.5 倍」的事實？何以《唐宋詩醇》所選詩作最多者為杜甫，論及李、杜兩家「異曲同工」時，也具有「李白向杜甫靠攏」的傾向？因為若立足於「宴遊酬贈」的角度，名滿天下、交友廣泛，甚且一度任職翰林供奉的李白，在處理宴遊酬贈的詩作主題，自然要比奉儒守官，卻在殘杯與冷炙中苦嚐悲辛的杜甫更加得心應手。46_{因此，選詩偏好「宴遊酬贈」主題的} 《御選唐詩》，也就呈現出「選李多於選杜」的情形。但如果立足於「忠愛憂國」的角度，杜甫「憂國憂民」的形象，無論是由詩集中的「質」與「量」而言，都遠遠超越李白，無怪乎《唐宋詩醇》選李、杜兩家詩，呈現的是「選杜多於選李」的情形，並且是以「李白無異於杜甫」的模式來論述兩家何以能比肩並稱，而李白也在「忠愛化」的過程中，悄然與杜甫「同工」了。 45 同註 3，卷 1〈古風．羽檄如流星〉後評，頁 18。按：由評語「此等詩」之言，可見非專評本詩而已。 46 「奉儒守官」見杜甫〈進雕賦表〉；「殘杯冷炙」，見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據明人邵勳：《唐李杜詩集》（臺北：大通書局，1974 年）選李白詩 930 首，杜詩 1430 首。集中李白詩涉及「登覽、寄贈、留別、送別、酬答、遊宴、懷思、閒適」類詩作共 442 首，佔 48%（442/930）；但集中杜甫詩被歸於送別、尋訪、簡寄、投贈、懷舊、傷悼、燕飲、酬答類的詩作僅有 257 首，僅佔 18%（257/1430）。可見李白在「宴遊酬贈」方面的詩作，明顯高於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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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選詩傾向差異緣由

理解了《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不同的選詩傾向，與李、杜詩在兩部選集中的不同形象後，以下擬進一步探討的是：造成清代兩部御選詩集選詩傾向差異的緣由。康熙〈御選唐詩序〉中，主張將「憂思感憤」與「倩麗纖巧」之作排除選本之外，然而深入考察選本中所選錄的李、杜詩作，屬「憂思感憤」者確實有斥而不錄的傾向，但「倩麗纖巧」的詩作卻未必然，何況歷來詩家也鮮少將「憂思感憤」與「倩麗纖巧」這兩類相提並論，令人不禁懷疑：《御選唐詩》所真正排斥的是「憂思感憤」一類近於變風變雅的詩作。大陸學者黃建軍於《康熙與清初文壇》一書中，考察了康熙與清初文人的詩文交往，並歸納康熙的詩作與詩論，得出如下結論：「康熙在明末清初詩壇各種詩歌思潮紛爭無序這一關鍵時刻，利用自己的權力話語，重新構築當時的詩壇，籠絡了諸如王士禛、朱彝尊、高士奇、張英、徐乾學、陳廷敬、宋犖、查慎行等大批詩人，再通過他們的政治和文學的雙重優勢，影響了各自的門生故吏，故而在清初形成了一個個館閣詩人群體，將詩壇的主流盡收皇權旗下。」相對的，「遺民詩群的活動空間，日漸被擠壓，詩壇演奏的『盛世元音』最終取代變風變雅之音。通過這種權力介入的方式，遺民詩群的解構已不可逆轉。」此一論點，可以康熙朝館閣詩人代表王士禛（1634-1711）印證之。詩選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指稱：「其《古詩選》，五言不錄杜甫、白居易、韓愈、蘇軾、陸游；七言不錄白居易，已自為一家之言。至《唐賢三昧集》，非惟白居易、韓愈皆所不錄，即李白、杜甫亦一字不登。」47_{至於詩論部分，}_{「士禛乃持嚴羽餘論，倡神之說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 惟王、孟、韋、柳諸家。……乃別為山水清音之一體，不足以盡詩之全也。」48_{詩作部分，} 四庫館臣總結道：「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金，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起）、郎（士元），上及乎李頎而止，律以杜甫之忠厚纏綿，沈鬱頓挫，則有浮聲切響之異矣。」49然而，王士禛「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託」50的詩歌創作，不正是康熙在〈御選唐詩序〉中所推崇「範於和平」 47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190〈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條下，頁 4223-4224。 48 同前註，頁 4224。 49 同前註，卷 173〈精華錄十卷〉條下，頁 3709。 50 清‧王士禛《漁洋詩話》收入丁福保所輯《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 年）卷上第 98 則，頁 159。按：引文乃清人張九徵為王士禛《過江集》題詞內容，四句頗能涵蓋王士禛詩學之「神」（筆墨之外，自具性情）與「韻」（登覽之餘，別深寄託）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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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雅正聲嗎？而其「唯恐稍涉凌厲，有乖溫柔敦厚之旨，亟亟乎其斂而抑之也。」51_的論詩態度，與康熙《御選唐詩》將李、杜兩家「憂思感憤」之詩斥而不錄，不也是如出一轍、同聲相應？值得注意的是，乾隆朝的四庫館臣以「不足以盡詩之全」、「天工人巧之分」、「浮聲切響之異」來批評代表康熙朝詩學的王士禛神韻詩學體系，是否意味著乾隆所強調的詩歌樣貌已有別於前朝？如前所云，《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雖然都強調「溫柔敦厚」的詩教觀，但兩部御選詩集整體的選詩傾向，明顯有「宴遊酬贈」與「忠愛憂國」之別。以詩歌發展的時代背景而言，康熙以館閣詩人的盛世元音取代遺民詩群的變風變雅，具有將詩壇主流歸於皇權的用意，但隨著清廷政權的穩固，遺民詩群已逐漸萎縮，抒發易代之際故君故國之思的變風變雅，也在時代洪流中日益消退。因此，乾隆朝所需要的的盛世元音，不再是「不著一字，盡得風流」或「味在鹹酸之外」的山水清音，而是既能抒發情志，又能有壯闊恢弘氣象的詩作；對「變風變雅」之類詩作態度，也由斥而不錄轉為涵納吸收，此由乾隆〈杜子美詩序〉所論內容，可見不誣。序文中，乾隆認為《詩經》中固然有「舂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的正聲大雅之作，但也不乏變風、變雅之詩，而乾隆對於變風變雅之作的看法是：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溫柔敦厚，不大相刺謬乎？52 既然「變風變雅」是忠臣義士內在情志的抒發，具有勸世教化的作用，也就與大雅正聲無別。換言之，變風變雅所以有別於大聲正聲者，不在於情志內容而在於表現手法；其論「溫柔敦厚」的詩教，也著眼於詩中是否有勸懲之實、教化之用。乾隆在序文中故而主張「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準的」，乃有鑒於杜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其於忠君愛國，如饑之食、渴之飲，須臾離而不能」，53_{足以為後世詩} 51 清‧徐乾學：〈十種唐詩選序〉，收錄於清‧王士禛：《十種唐詩選》（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前，頁 3-4。 52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31 冊），卷 7，頁 5 上。 53 同前註，頁 5 下-6 上。按：同註 3，卷 9 卷前〈杜甫小傳〉，傳文中有言：「予曩在書牕，嘗序其集，以為原本忠孝，得性情之正，良足承三百篇墜緒。」與〈杜子美詩序〉內文對照，當可推論傳文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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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宗。此一論點，乾隆朝詞臣沈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集．凡例》論杜詩更加以貫徹發揮，其云：要其為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契，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正者也。54 沈德潛以「詩之變，情之正」論杜詩，將杜甫憂時感憤之作，由《御選唐詩》斥而不錄的變風變雅，轉為合乎詩情之正的大雅正聲。此外，乾隆以「忠孝」論詩的觀點，沈德潛在《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中，也具體表現在：將白居易詩與杜甫掛鉤，使其詩由「淺易」改為「忠君愛國、遇事託諷」的樣貌，55_{並強化了李、杜詩「忠愛」的評價。}56_{至於《唐詩} 別裁集》「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繼神韻而一歸於中正和平」的選詩要旨，與乾隆朝所亟欲營造的新時代詩學樣貌相符，無怪乎其能以詩文受乾隆「特達之知」，57成為乾隆朝的詩壇領袖了。

六、結語

筆者最初在整理康熙朝所編選的《御選唐詩》時，常感困惑難解的問題是：何以詩題中屢屢出現宴遊酬答、應制、奉和之類的字眼？再進一步集中檢視集中所收錄的李、杜兩是出自乾隆之手，而非成於梁詩正等詞臣。 54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 年），卷前，頁 2 下。 55 《唐詩別裁集》重訂本與初刻本的差異，以及沈德潛對白居易詩評價的轉變，詳細可參見王宏林：〈論沈德潛對白居易的評價〉，《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5 期（2006 年），頁 52-55。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25 期（2012 年 12 月），頁 57-74。 56 筆者檢索《唐詩別裁集》之重訂本與初訂本（康熙 56 年碧梧書屋藏版，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選評李、杜詩內容，其中李白〈蜀道難〉詩評：「諸解紛紛，蕭士贇謂祿山亂華、天子幸蜀而作，為得其解。臣子忠愛之辭，不比尋常穿鑿。」卷 6，頁 2 下；而卷 2〈杜甫小傳〉中所云：「聖人言詩，自興、觀、群、怨，歸本於事父事君。少陵身際亂離，負薪拾橡，而忠愛之意，惓惓不忘，得聖人之旨矣。」頁 12 上；卷 6 評杜甫七言古詩成就云：「一飯未嘗忘君，其忠孝與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尋常詩人例之。」頁 17 上；卷 2 評杜甫〈北征〉詩：「漢、魏以來，未有此體，少陵特為開出，是詩家第一篇大文。公之忠愛謀略，亦於此見。」頁 21 上，以上以「忠愛」評李、杜詩的內容，均未見於《唐詩別裁集》初訂本中，可知是修訂時所加。 57 乾隆為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所寫的序文中，有：「（德潛）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謂宜無不允」之言，文見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30 冊），卷 12，頁 1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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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詩作時，發現兩家歷代傳唱的名章大作，如李白的〈蜀道難〉、〈遠別離〉、〈古風〉59 首，杜甫的〈三吏〉、〈三別〉、〈北征〉、〈洗兵馬〉、〈王孫〉、〈麗人行〉等詩，在《御選唐詩》中均棄而未收，取而代之的是李、杜兩家的宴遊酬贈之類的詩作，如此選詩背後的意義是什麼？如果只就《御選唐詩》作單一平面式的歸納、整理，實難以理解箇中奧妙。筆者故而選取清代的另一部具有御選性質的詩歌選本──乾隆朝的《唐宋詩醇》，藉由兩部詩選所選錄的詩家與詩題特點，爬梳兩部御選詩集的選詩傾向差異，從而得出：《御選唐詩》偏好選錄「宴遊酬贈」之類的詩作，而《唐宋詩醇》則著眼於詩中具有「感時憂國」者。可見透過比較方式，確實有深化並突出問題意識的效益。由於兩部御選詩集中，李、杜兩家詩重複選錄的數目高達 65 首（李）及 61 首（杜），文中透過「《御選唐詩》選錄而《唐宋詩醇》未選者」與「《唐宋詩醇》選錄而《御選唐詩》未收」的李、杜詩題進行比對，從而印證《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確實存在著「宴遊酬贈」與「感時憂國」的不同選詩傾向。明乎此，除有助於理解兩部御選詩集的選詩特色外，也可據以延伸掌握李、杜詩在不同選本中所呈現的不同樣貌。此外，由於《御選唐詩》與《唐宋詩醇》是朝廷刊行、頒發於學校的參考書目，具有「萬目鉅觀」的效應，其中自然寓有康、乾兩朝所欲引導的詩學風尚。藉由兩部御選詩集的選詩傾向，以探究康、乾兩帝的詩教觀及詩學理念，應亦有觸類旁通之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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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文獻

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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