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的中國大陸政策觀：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
吳
安
家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委員）摘
要
從「五二○」就職演說及今年元旦祝詞內容可以看出，陳總統的 大陸政策已經形成，其主要內涵有五：一、以「新中間路線」指導臺 海兩岸關係；二、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提出處理兩岸關係的新 構想，亦即以「大陸不武、臺灣不獨」的新構想來穩定兩岸關係； 三、明確提出追求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以促進兩岸關係正常 化；四、以「陽光政策」代替「武力恫嚇」，亦即主張經由接觸、對 話、協商及談判解決彼此間的爭端及交流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五、在 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以經貿交流為主軸，積極擴展兩岸各項交 流，進而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關鍵詞：新中間路線、國家安全、「大陸不武、臺灣不獨」新構想、 政治統合新架構、經貿關係正常化壹、前言
「如果我們繼續握緊對立的拳頭，彼此的手中將一無所 有，唯有張開雙手，我們才能擁有一切，也才有握手與擁抱的機會，唯有政黨和解，朝野合作，才能創造全民最大的利益， 也才能為兩岸的未來尋求新的共識，創造新的契機」（陳總統 89 年 12 月 31 日「跨世紀談話」） 今年 5 月 20 日是陳水扁總統就任中華民國第十屆總統的周年。5 月 18 日，陳總統在就職周年的談話中，以「鞏固民主、穩定兩岸、破 除積弊、拓展外交」十六個字形容一年來的政績。在此，僅以穩定兩 岸關係一項作出說明。在去年總統大選期間，許多人認為兩岸關係問 題是民進黨及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的罩門，他們沒有能力處理，這種判 斷顯然是錯誤的。事實證明一年來，穩定兩岸關係是民進黨政府各項 施政中最主要的貢獻之一。儘管兩岸關係沒太大的突破，但也沒有惡 化、更沒有退步。各種民調也顯示，兩岸關係問題不再是大家所擔心 的事情。個人仔細分析，促成兩岸關係穩定的主要因素包括陳總統不 斷地提出緩和兩岸緊張關係的構想與具體政策、中國大陸當局繼續對 民進黨政府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柔性策略、美國因素在兩岸關 係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等，其中以陳總統不斷釋出緩和兩岸關係 的構想與具體政策所起的作用最大。可以說，陳總統的大陸政策觀是 穩定兩岸關係的最重要因素。 從「五二○」就職演說及今年元旦祝詞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陳 總統的大陸政策觀已經形成，其主要內涵有五：一、以「新中間路 線」指導兩岸關係；二、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提出處理兩岸關 係的新構想，亦即以「大陸不武、臺灣不獨」的新構想來穩定兩岸關 係；三、明確提出追求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以促進兩岸關係正 常化；四、以「陽光政策」代替「軍事恫嚇」，亦即主張經由接觸、 對話、協商及談判來解決彼此間的爭端及交流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五、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以經貿交流為主軸，積極擴展兩岸各 項交流，進而促進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這些內涵有必要進一步作出 說明。
貳、以「新中間路線」指導兩岸關係
以「新中間路線」指導兩岸關係，乃是陳總統大陸政策觀的首要 內涵。1999 年，陳水扁先生接受民進黨總統參選徵召時，在該黨臨時 全代會上正式揭示他將以「新中間路線」作為未來施政的主軸。去 年，在總統競選期間及就任總統後，陳總統持續強調其施政理念走的 是「新中間路線」。該路線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舉凡國內政治、經 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以及兩岸關係領域都有其影子。具體說 來，「新中間路線」的主要意涵有三：一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陳總統曾一再強調沒有國家安全，什麼都是空的，而維護中華民 國的國家安全已成為其施政的首要任務；二是追求族群和諧與團結， 以凝聚國內各族群、各階層有關各項政策的共識；三是採取「不偏不 倚」、「恰到好處」的調和精神，彈性處理各項政務，把臺灣建設成 為民主與繁榮的偉大國家。 以處理兩岸關係為例，「新中間路線」體現在陳總統所提出的一 連串政策概念，如國家安全與尊嚴、民主、和平、對等、互惠、互 利、雙贏、循序漸進、以柔克剛等之上。今年 5 月 8 日，陳總統在接受 日本《產經新聞》駐華府特派員古森義久及駐臺北特派員矢島誠司專 訪時，再度表示將以民主、對等、和平等原則來處理兩岸關係。簡言 之，和平、民主、對等、互惠等原則已成為陳總統處理兩岸關係的基 本原則。所謂和平，就是不可以暴力相向，也不可以武力要脅。亦即 大陸當局必須放棄以武力做為解決兩岸統合問題的手段，才有利於兩 岸經濟建設與人民福祉的確保。所謂民主，就是必須出於自願，要尊 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也就是兩岸的統合必須以民意為依歸。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大陸民主化才是兩岸統合的關鍵。所謂對等，就是平 等，沒有一方是中央，另外一方是地方；沒有一方是主，另外一方是 從，亦即大陸當局必須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現實與歷史事實。而 所謂互惠，是指兩岸繼續採取循序漸進和互惠互利原則來推動社會、經貿、文化交流。
參、提出「大陸不武、臺灣不獨」的新構想
提出「大陸不武、臺灣不獨」的新構想，乃是陳總統大陸政策觀 的第二個重要內涵。在國民黨政府執政期間，臺海兩岸關係無法長期 穩定的主要原因在於雙方缺乏互信。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擔 心中國大陸的軍事威脅或攻擊；另一方面，大陸當局擔心臺灣走上 「獨立的道路」或永遠脫離中國大陸。為了杜絕雙方的疑慮，進而建 立互信，一些美國官員與學者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陸仕 達（Stanley Roth）、何漢理（Harry Harding）等人提出「臺灣不 獨、大陸不武」的構想，並落實為「中程協議」，但都未獲兩岸政府 接受。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大陸當局擔心的問題更多，除了擔心民進 黨政府會不會宣布所謂「臺灣獨立」，更改中華民國國號的問題外， 還包括會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會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 投？會不會廢除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針對這些疑慮，陳 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及一沒有」或「五不」的新架構。亦即 陳總統強調：「只要中共無意對臺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 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 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儘管國內少數 人批評陳總統對大陸當局讓步太多，但這些宣示穩定了兩岸關係。因 為陳總統「一次讓足」（包裹式的讓步，而不是一步一步讓）的決定 使大陸當局吃下一顆定心丸，短期內不必再為所謂「臺獨問題」進行 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而改採「聽其言、觀其行」的柔性策略。可以 說，一年來臺海兩岸關係能夠穩定下來的主要原因應歸功於陳總統的 此一政治宣示。今年 5 月 28 日，陳總統在訪問瓜地馬拉時再提出「新 五不」政策，進一步展現其處理兩岸關係的誠意與善意。所謂「新五 不」的主要意涵包括不挑釁中共、不錯估兩岸情勢、不做人家的棋 子、不放棄改善兩岸關係、不與北京發生戰爭。個人認為此一新架構具有理性、務實、前瞻、善意、和平等特 性。也是陳總統大陸政策觀中現實主義的精髓。個人作此解讀的主要 理由包括：一是把「臺灣不獨、大陸不武」改為「大陸不武、臺灣不 獨」說明兩岸關係無法穩定發展的主因是大陸當局對臺軍事威脅。如 能去除此一威脅，則兩岸關係立刻會穩定下來；二是中華民國已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不必宣布所謂「臺灣獨立」，更改其國號， 給大陸當局找到軍事攻臺的藉口；三是「臺灣獨立」的主張與統一的 主張一樣，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不能用軍事手段加以壓制， 蓋所謂「臺獨問題」是長期存在的老問題，只能靠教育手段解決；四 是維持中華民國現狀不等於「臺灣獨立」，所謂「臺灣獨立」是指變 更中華民國國號為所謂「臺灣共和國」，在中華民國內部只有少數人 或政治團體持這種主張，而想把少數人的主張化為具體的政府政策或 國策將需經由內部冗長的辯論後，取得絕對多數民意支持後，才能付 諸實施，目前尚言之過早；五是更改國號的主張來自一些人不滿意大 陸當局在國際上壓縮臺灣的活動空間，亦即大陸當局反對中華民國人 民使用國號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乃是一些人主張變更中華民國國號 的主因，只有大陸當局放棄在國際上孤立臺灣，使兩岸在國際上共存 共榮、互相扶持，「臺獨」聲浪才有可能緩和；六是大陸政策的設計 必須以主流民意為依歸，根據陸委會多次民調資料顯示，主張維持中 華民國現狀的比例高達 87.8%，急統與急獨的比例分別為 3%與 5.6%； 七是如在大陸當局對臺動武後，宣布更改國號，較易獲得世界各國的 同情與支持；八是美國有可能為防衛中華民國的現狀或民主制度及其 延伸出來的生活方式而戰，但不太可能為改變「臺灣地位」、「宣布 臺灣獨立」或變更中華民國國號而戰。這些理由足以用來說明，大陸 當局因為反對「臺灣獨立」而拒絕與民進黨政府來往或拒絕恢復會談 的決策是錯誤的。換言之，大陸當局領導人對臺決策思維仍停留在與 「假設的對象」鬥爭階段。 未來，此一構想能否落實為具體的協議，取決於大陸當局的誠意
與善意。因為大陸當局對臺軍事威脅始終是兩岸關係不穩定的主要根 源，解鈴還須繫鈴人。為此，陳總統曾多次呼籲大陸當局放棄對臺動 武的念頭，甚至多次表達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願望。其中最具代 表性的談話要算他當選總統之前於民國 89 年 1 月 30 日的「春節談 話」，他在「談話」中指出，兩岸之間除了可以就簽訂和平條約的事 宜進行磋商之外，也希望能夠從人員互訪、演習告知、海上救援、設 立熱線等措施做起，建立兩岸之間的軍事互信機制，來降低軍事衝突 的風險。今年 5 月 10，陳總統主持幻象戰機換裝成軍典禮致詞時也再 度呼籲大陸當局，放棄以武力威脅的方式，改以談判代替衝突。他還 以美國與大陸當局在南海撞機事件為例強調，設置臺海「信心建立措 施」的重要性。
肆、明確追求未來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
明確提出追求未來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乃是陳總統大陸政 策觀的第三個重要內涵。長期以來，大陸當局最擔心的問題是中華民 國是否願意與中國大陸統一。因此，「以武逼談」及「以武逼統」始 終是大陸當局對臺政策的主軸。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大陸當局對臺的 疑慮仍然存在。為了釋除大陸當局的疑慮，陳總統於 90 年元旦祝詞中 以開闊的胸襟、前瞻的視野提出建立兩岸「政治統合新架構」的主 張。他呼籲「對岸的政府與領導人，尊重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與國際 的尊嚴，公開放棄武力的威脅，以最大氣度和前瞻智慧，超越目前的 爭執和僵局，從兩岸經貿與文化統合開始著手，逐步建立兩岸間的信 任，進而共同尋求兩岸永久和平、政治統合新架構，為 21 世紀兩岸人 民最大的福祉，攜手開拓無限可能的空間」。此一主張不但具有高度 理想主義色彩，也為未來兩岸政治統合提供了明確而清晰的願景。從 陳總統的一連串談話內容可以看出，其主要內涵有三： 其一，借鑑歐盟整合的經驗：民國 89 年 6 月 16 日，陳總統在歐洲 商會的演講中提及借鑑歐盟整合經驗。他認為歐洲整合具有四項值得注意的特徵：第一、整合來自避免戰爭的願望；第二、整合必須不以 強迫方式完成；第三、整合從經濟合作開始，並逐漸擴展到其他領 域；第四、整合必須以各成員國家平等主權原則為基礎。 其二，統合必須以民意為依歸：民國 89 年 12 月 6 日，陳總統在接 見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訪華團時指出：「兩岸問題的解決及任何 臺灣現狀的改變，均需經過 2,300 萬人民的同意，也就是要尊重臺灣人 民自由意志的選擇，基於跨黨派小組所提出的共識，中華民國政府會 以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而所謂兩岸新關 係，無論是特殊兩國論、國協、邦聯、歐盟模式都可以進一步討論， 但都必須取得臺灣 2,300 萬人民的同意，尊重臺灣 2,300 萬人民的意志 及意願」。 其三，統合論須以循序漸進為原則，並以經貿統合為先：民國 90 年元旦後，陳總統在許多場合重申，兩岸可先由經貿、文化領域進行 統合，最後再進行政治統合，至於統合的形式及方法將開放給所有國 內政黨及民眾進行討論。4 月 27 日，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在 「辜汪會談」八周年的談話中更對以經貿統合為先的主張作出具體的 說明，他期盼兩岸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能就「建構經濟交流 新秩序」有關的多邊問題達成共識。此一建議若獲大陸當局接納，不 僅可以化解雙方往來可能衍生的問題，更可以在雙方努力下一齊締造 出一個兩岸同蒙其利的互惠互動新環境。
伍、以「陽光政策」代替「武力恫嚇」
以「陽光政策」代替「武力恫嚇」，乃是陳總統大陸政策觀的第 四個重要內涵。所謂「陽光政策」的主要意涵有三：一是以誠意與善 意化解敵意，並努力張開雙手擁抱對方；二是以「柔弱勝剛強」的思 維，追求兩岸的永久和平；三是開啟全方位對話，以解決彼此間的政 治紛歧及兩岸交流衍生的各種問題。為了落實「陽光政策」，陳總統 要求做好「和平外交」，並有意成立「國家和平基金」，頒發「國際和平獎」給研究或促進兩岸和平的人士。 誠如陳總統所言：「冰封的厚牆不是用圓鍬、鐵鏟可以化解，只 有溫暖的太陽才能化解冰封的厚牆」。為了恢復兩岸間的對話，陳總 統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冷戰已經結束，該是兩岸拋棄舊時代所遺留 下來的敵意與對立的時候了。我們無須再等待，因為此刻就是兩岸共 創和解時代的新契機」。在 89 年國慶上，陳總統進一步呼籲兩岸領導 人回到「九二年的精神」，擱置彼此爭議，儘速恢復對話和交流。至 於對話方式，依照陳總統與陸委會蔡英文主委的決定，主要包括三 種：一是恢復海基會與海協會共同建立的制度化協商管道；二是在確 立風險管理機制的情況下，政府不排除第二軌道或第三軌道的溝通； 三是進行高層的對話或會談。陳總統曾多次表達願與中國大陸當局領 導人江澤民、朱鎔基等人會晤的願望。最近他在接受《今日美國報》 記者 Paul Wiseman 訪問時再度強調：「願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 何場所與江澤民會談」。5 月 18 日，陳總統在就職周年的談話中進一 步強調：「願意在民主、對等、和平的原則之下，隨時隨地與對岸展 開協商和對話，不論什麼議題都可以談。去年南北韓領導人歷史性 『握手的一刻』，為世界和平增添了光輝的一頁。對於兩岸關係的發 展，阿扁也有相同的使命感。今年適逢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在大陸的上 海舉行，基於 APEC 成員的權利和義務，個人今天要慎重表達親自前 往參加的意願。除了經貿的議題之外，個人也願意就兩岸人民關心的 其他議題包括『三通』的問題，與江澤民先生進行直接的對話。希望 對岸也能夠敞開心胸，勇於打開歷史的新格局，共同締造兩岸領導人 『握手的一刻』」。值得一提的是，民進黨政府努力的方向是「開啟 全方位對話，建構多元溝通機制」，展現了比國民黨政府更為開放的 態度，對任何議題，包括分歧的政治問題及爭議，都準備與大陸方面 展開協商與談判。今年 7 月 1 日，行政院祕書長邱義仁於「政府團隊研 習營」國家安全分組討論後表示，對方如果願意，我們也不排除由陸 委會與大陸國臺辦直接接觸，以避免兩岸協商民間化。
目前恢復兩岸對話或協商的主要障礙在於大陸當局預設立場與前 提。大陸當局強調，只要臺灣當局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什麼都好 談，什麼都可以讓。而臺灣方面則強調，只要大陸當局肯面對中華民 國存在的政治現實與歷史事實，任何議題都可談。為了解決這個長期 以來的爭論，陳總統曾多次呼籲兩岸秉持民主、對等與和平的原則， 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 國」的問題。今年 5 月 8 日，陳總統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記者訪問 時進一步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將來的問題」。此一表述暗 示，「一個中國」是未來，不是現在。只要兩岸能持續良性互動，未 來有可能走上「一個中國」的道路。同時，為了建立兩岸之間的互 信，陳總統還多次強調下列有關兩岸關係的看法：一是兩岸之間的關 係應比一般國家更為特殊及密切，只要經過臺灣全體人民同意，任何 特殊關係都不應事先排除；二是兩岸人民有共同的歷史背景、血緣關 係、文化經驗與宗教信仰，說明兩岸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樣；三是提 出華人社會的概念，並以華人涵蓋「臺灣人與中國人」，以緩和族群 的對立與矛盾。民國 89 年 10 月 17 日，他接受德國《明鏡週刊》專訪 時更強調，兩岸人民都是華人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分子，他也以做華人 為榮、為傲。今年 4 月 26 日，他接受香港《信報》執行總編輯陳景祥 專訪時亦表示：「不應老問別人係那裡人，或自稱那裡人，在此議題 上爭論不休，極無意義。個人身為中華民國之總統與國民，自應維護 並捍衛國家之主權、尊嚴與安全，對此，無庸置疑。任何國家亦不應 以一個國家之領導人或政府，強制其他國家之人民、政府或領導人須 與他們說相同的話」；四是他同意「跨黨派小組」的建議，依據中華 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 張。這些低調、善意的言論有助於兩岸的良性互動。 兩岸有關「一個中國」定義的爭論涉及到兩岸關係的定位，雙方 如無法暫時擱置爭議，只有勇於面對爭議並透過對話或協商來釐清。 五十年來，中華民國政府在定位兩岸關係時，經歷了四個重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先總統及故總統執政期間所採取「漢賊不兩立」的定 位方式。此一定位方式的主要特徵包括：一、雙方意識形態對立非常 尖銳。例 如雙方互相 攻訐對方為 「匪幫」（ 「共匪」或「 蔣匪」 等）、「偽政權」等，且雙方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經發展模式；二、雙 方有軍事衝突；三、雙方在國際上相互對抗，以「零和遊戲」規則處 理兩岸的國際活動空間；四、雙方沒有社會、經貿與文化交流。 第二個階段是李前總統執政期間所採取的「一個中國，兩個對等 政治實體」的定位方式，此一定位方式的主要特徵包括：一、雙方對 「一個中國」內涵採取各自表述；二、雙方互相批評對方的政治發展 模式，臺灣方面批評大陸方面的一黨專政，大陸方面則否定臺灣民主 政治的發展；三、雙方有軍事對峙，但無軍事衝突；四、雙方展開大 量的社會、經貿及文化交流；五、雙方展開二十多次對話或協商，以 協商代替對抗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三個階段是 1999 年 7 月李總統主張採取「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的架構來定位兩岸關係，主張此定位方式的主要背景有四：一、大陸 當局經常用「一個中國原則」干擾兩岸間的各項交流，例如大陸人士 來臺訪問時不願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現實和歷史事實，他們看到 中華民國國旗時，要求邀請單位將它移開或蓋住，還有當他們看到會 場上出現中華民國國號或政府部門的名稱時，不願走入會場或參加研 討會，甚至還要求政府官員不得以官員頭銜宴請；二、大陸當局經常 用「一個中國原則」干擾兩岸協商，例如在過去幾年間，兩岸針對一 些功能性議題如漁事糾紛調處、劫機犯遣返、非法入境者遣返等進行 協商時，大陸當局拒絕簽署協議，他們認為簽了協議，等於承認中華 民國政府在臺、澎、金、馬地區擁有司法管轄權或法律管轄權；三、 大陸當局始終用「一個中國原則」干擾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其一再 向全世界宣示，「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為其一省，並 試圖強迫臺灣接受「一國兩制」的模式；四、1998 年 10 月，兩岸兩會 （海基會與海協會）舉行的「辜汪會晤」已觸及一些敏感的政治話
題，大陸方面將會晤定位為「政治對話」，臺灣方面則將會晤定位為 「建設性對話」，儘管雙方定位不同，但彼此間已開啟了一些政治話 題，包括民主化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陸方面應以 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兩岸應在國際上共存共榮，大陸當局應勇於面對 分裂分治的政治現實與歷史事實等。這些政治話題已為未來兩岸啟動 政治議題協商作了舖路工作。換言之，「辜汪會晤」後，臺灣方面已 作了政治協商的準備。亦即政治協商勢必會先觸及兩岸關係定位問 題。可以說，「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定位方式是政府為未來兩岸政治 協商所採取的起手式，也是爭取協商地位對等的提法。同時，它也是 一種防衛性措施，旨在陳述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現實與歷史事實，並 加強「中華民國主權國家的地位」。 第四個階段是陳水扁總統提出兩岸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問 題的階段。民進黨政府強調，儘管今後不再提「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定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地位的事實無法改變。陸委會蔡 主委英文指出，政府無意迴避此一問題，希望能在我們內部形成共識 後，與大陸當局針對此一問題進行對話與溝通。蔡主委持這種看法的 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一個中國」所代表的問題，絕非只是一個單純的口號、 觀念或是認知的問題，其背後潛藏一個兩岸更深沉的問題；而這個問 題是大陸當局長期以來不願意面對，也不願承認的問題，那就是中華 民國在臺灣存在的事實。迴避或不處理這個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兩 岸日漸加溫的民間文化、經濟、社會交流所衍生的問題。在一個民主 法制的國家中，其社會、經濟等總總制度，皆源自於國家的政治體 制。因此，兩岸在進行社會、經濟交往的過程中，若忽略其上位政治 體制的存在，將使交流秩序的建立，欠缺必要的基礎。 其二，大陸當局不僅在兩岸之間不肯面對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事 實，在國際間更是如此。在若干多邊性組織中，大陸當局不僅極力杯 葛我們參與，即使在其他國家共同支持我方得以參與的情況下，大陸
當局也常常要求在正式文書中不得使用「憲法」、「政府」、「總 統」，甚至於「行政院」、「立法院」等名詞，更遑論我們的國號。 大陸當局這種作為是企圖在國際社會中將中華民國去政治化，使中華 民國變成一個事實上的經濟體或社會體。在這種趨勢下，我們面臨的 問題是：中華民國在國際間變成一個政治的不存在。如果我們不採取 相對應的措施，以彰顯我們政治的存在，則我們的主權、自主性，對 未來、價值的選擇，對政治、社會、經濟制度，甚至於對文化的選 擇，又有何保障？ 其三，兩岸間的政治、社會、經濟、甚至於文化上的多元性，都 存在著許多差異。因此在交流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會因制度上的差異 而衍生諸多問題。舉例而言，不同的司法制度，對於人身、財產、言 論自由等不同程度的保護；或者不同的司法體系對於特定經濟性糾紛 處理的經驗不同，造成在投資、貿易上的障礙。而這些障礙的去除， 必須透過雙方政府的協商，將體制上的差異降低（例如智慧財產權的 問題），或在不同體制間創造出一套機制，使得不相容的制度可以共 存（例如與前共產國家所創出的商務仲裁體系）。這些制度性的問 題，都不可避免地觸及政府的公權力、國家機器及統治權的基礎，如 果不承認對方政治的存在，將使得處理這些制度性差異所衍生的交流 困境及障礙無所本。1990 年代，兩岸兩會在許多事務性協商中，都無 可避免的碰到管轄權、各自法律制度的問題，而頻頻陷入困境。在今 天兩岸交流更形熱絡的情況下，這種制度性差異衍生的問題將更多、 更複雜。 簡言之，兩岸有關「一個中國」的爭論屬於協商前的起手式。大 陸方面有意把它當作指導兩岸協商的基本原則，一旦臺灣方面接受此 一原則，未來協商議題的規劃必難如指使臂，甚至處於被動的不利地 位，英國與中共當局協商香港前途的歷史殷鑑不遠。這也就是為什麼 陳總統於 5 月 29 日訪問巴拿馬時特別強調「一國兩制代表在臺灣的中 華民國必須消滅，必須死亡」的主要理由。個人以為，未來兩岸如能
經由對話或協商重新確認 1992 年海基會與海協會在香港會談時所達成 「各自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十三種文字表述，則兩岸關係良 性互動可期。
陸、在確保國家安全的原則下，積極擴展兩岸交流
積極擴展兩岸交流，乃是陳總統大陸政策觀的第五個重要內涵。 回顧兩岸交流概況，自 1987 年 11 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十三 年多以來，雙方經貿、文化、社會、體育、學術、宗教等各層面的往 來日益頻繁，交流的形式、管道和層次也不斷擴增及提升，特別是兩 岸經貿交流日益頻繁，對促進兩岸關係良性互動，提高兩岸互利互補 效果的影響最為可觀。我們可以先從幾個數據了解到兩岸交流的密切 程度後，再分析目前政府推動交流的作法。一、交流量持續擴增
截至 2000 年 11 月，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累計達 1,700 萬餘 人次；去年一年即超過 240 萬人次；大陸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累計亦已 55 萬人次；兩岸通婚的配偶達八萬對以上。而兩岸通信亦極為頻繁， 兩岸經貿交流更是快速發展，兩岸間接貿易截至去（2000）年底，累 計金額已達 2,200 億美元，僅去年一年兩岸貿易總額即高達 312 億美 元，佔我外貿進出口比重約 11%。其中對大陸出口佔我總出口的比重 在 18%左右，若涵蓋對香港出口更高達 20%。臺商赴大陸投資方面， 根據我方經濟部統計，截至 2000 年底，累計件數達 22,900 餘件，金 額為 171 億美元，佔我對外投資金額比重約 39%。若據大陸方面統計， 截至去年 9 月底，臺商在大陸協議投資項目超過 45,700 項，協議投資 金額超過 465 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 252 億美元，在大陸地區外資排 名上居第三位，僅次於香港、美國。二、調和國家安全與積極開放之間的矛盾
在兩岸交流領域中，政府同時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方面有責任為 民間開創有利的環境，使民間的資源與活力得以作最大功能的發揮； 另一方面，必須維護國家的基本安全，排除可能的風險。因此，政府 在持續推動「小三通」（金門與廈門、馬祖與馬尾之間）、放寬大陸 記者來臺採訪、開放大陸人民來臺觀光、評估「大三通」（兩岸直接 通商、通郵、通航）、檢討「戒急用忍」方針、開放銀行赴大陸設辦 事處、規劃推動兩岸市政交流等，都會在上述兩者間保持平衡。因 此，我們提出「國家安全網」的概念，希望以積極交往為出發點，推 動以臺灣為主體的兩岸交流架構，強化自已的基礎與信心，降低開放 兩岸交流的風險與顧慮。隨著主、客觀環境的改變，未來兩岸交流的 層面只會擴增，交流的數量只會提高，因此，「國家安全網」的架構 將從國家未來的整體發展、兩岸互動、國家安全等角度來評估，希能 建立一套有效的安全管理機制。三、修改相關法規以因應新形勢的需要
為因應兩岸交流的頻繁及時勢的快速變遷，政府也將在兼顧臺灣 地區安全及民眾福祉的原則下，全盤思考修改在十年前制訂的《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尤其，因應兩岸加入世貿組織的需求，對於在大陸 臺商的人身安全及財產、從事的貿易及經濟活動等，均須重新考量如 何提供更完整的保障。四、積極規劃「大三通」
審慎規劃推動兩岸「大三通」也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今年 6 月 29 日，陳總統在接見荷蘭國際集團(ING GROUP)總裁吉斯特(Ewald Kist) 時指出，三通是趨勢，也是必走的路。臺灣非常願意與對岸就此議題 進行磋商，但中共始終以政治性前提，限制兩岸三通的會談。可以說，「大三通」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議題，政府有誠意推動兩岸「大三 通」。未來的「大三通」政策，必須在國家安全可以確保的大前提 下，秉持比例原則、互惠原則，並按照市場法則來推動。兩岸「大三 通」牽涉問題複雜，除國防軍事安全外，也涵蓋經濟安全、社會秩 序、法制適用及管轄權等政治問題，故須做充分的評估及通盤的規 劃。其中涉及兩岸協商的議題，例如：兩岸通航協定（包括旗證、航 線及通關檢疫等）、通商協定、投資保障協定、經貿糾紛調解與仲 裁、智慧財產權保護、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協助等，均應本對 等、尊嚴原則，進行對話與協商，方能實現，並非我方或大陸當局任 何一方一廂情願可以達成。 整體說來，「大三通」所涉及的層面廣泛，影響深遠，因此，我 們規劃推動「大三通」將配合客觀條件，分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配 合兩岸加入ＷＴＯ時程，根據國際規範，就兩岸貿易中所涉「通商」 部分，例如擴大開放大陸物品進口、陸資企業來臺投資等，展開因應 調整作業；第二階段則配合相關經濟安全及應變機制的有效建立，就 商品、資金、人員等進一步雙向直接往來，以及兩岸通航，進行整體 規劃，並經過兩岸協商來加以落實。
五、凝聚國人共識
陳總統特別強調，在大陸政策決策過程中，要凝聚國人共識，擴 大全民參與。國人對兩岸關係重大議題長期存在分歧，造成國內政治 爭議話題不斷，影響國人共識的凝聚，也影響大陸政策的推動。陳總 統在「五二○」演說中提出了「政府施政必須以多數民意為依歸」的 原則，我們將據此進行具體的規劃，以尋找有效的方式，透過適當的 機制，展開理性的討論，並凝聚出穩固的共識，使政策能充分反應主 流民意，並使政府在民意的支持與導引下，集中力量處理兩岸互利共 榮的相關問題。柒、勇於面對歷史，才能正本清源
陳總統的大陸政策觀能否持續發揮穩定兩岸關係的作用，取決於 三個重要因素：一是大陸當局能否勇於面對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現實 與歷史事實；二是大陸當局能不能拋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史 觀，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兩岸統合問題的手段；三是大陸當局能否改 變把兩岸關係發展視為國共鬥爭之延續的思維，並勇於面對中華民國 政黨輪替的事實。為了說明這三個因素，個人認為有必要回顧下列歷 史事實。一、中共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
1921 年，中共在上海成立，其最終目標是奪取國民黨的國家領導 權。為了達成其目標，中共採取下列幾項重大決定：一是以農民為革 命主力，並展開許多奪權的農民暴動如南昌暴動、四省秋收暴動、廣 州暴動等；二是在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導下，先建立根據地 或「國中之國」，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例如中共先後建立「江西蘇 維埃政府」、「陝甘寧邊區政府」及「晉陝豫邊區政府」等；三是中 共在八年抗日戰爭期間採取「七分壯大自已、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 抗日」的鬥爭策略，擴張其軍事力量，在三大戰役中，打敗國民政府 的軍隊，席捲全大陸，最終迫使國民政府轉進到臺、澎、金、馬地 區。二、中共更改中華民國國號
1949 年是中共政權建政的年代，也是兩岸分裂分治的關鍵性年 代。該年，中共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會中對於要不要更改中華民國國 號一事，與會代表持兩種不同看法：一種主張更改國號，主要理由包 括：（一）打下江山，就要坐江山；（二）從朝代循環論觀點結束中 華民國的統治；（三）不改國號無以體現「新中國」的概念。另一種主張維持中華民國國號，以便爭取國際支持與認同，進而使國民政府 難於「偏安」。最後，毛澤東決定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此以後，兩岸各自以不同的國號與政府參與國際活動。據說，後來 毛澤東在會見《法新社》記者時深感後悔，認為更改國號，使中共政 權晚進聯合國二十二年，至今《聯合國憲章》第 23、110 條的條文中， 還有中華民國國號。
三、日本侵略中國導致中共奪權成功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 田壽男、細迫兼光等人的談話中提及不少真心話，值得引述出來供研 究兩岸關係的學者參考。當時毛澤東指出：「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 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 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 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 能奪取政權。」（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 上面的史實體現出下列幾點政治意涵： （一）國共內戰是兩岸分裂分治的主因，只有國民黨繼續執政， 才能成為中共鬥爭的對手，國共鬥爭情結也才能持續發燒。可是，民 國 89 年 3 月 18 日的選舉結果已徹底改變大陸當局的傳統思維。一方 面，他們不能再以國共鬥爭的思維來處理兩岸關係。長期以來大陸當 局自稱「最了解國民黨」、「國民黨最容易對付」的心態也勢必會調 整。另一方面，他們已決定開始花更多人力研究民進黨。 （二）五十多年來，大陸當局批評中華民國領導人製造「兩個中 國」的提法應該拋棄。因為從毛澤東把中華民國國號改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後，就已出現「兩個中國」的格局。可以說，「兩個中國」的始 作俑者或製造者是毛澤東，而非先總統蔣介石先生、故總統蔣經國先 生，更非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或現任總統陳水扁先生。此一歷史事實與 政治現實，無法否認。大陸當局如一味想在未統一前，迫使中華民國政府取消其國號，兩岸關係將難平順發展。換言之，解鈴仍須繫鈴 人，只有大陸當局勇於面對兩岸分裂分治的歷史事實，兩岸關係才能 良性互動。未來，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或國號將成為陳總統努 力奮鬥的目標。今年 6 月 29 日，陳總統在參加 90 年第二次陸海空軍將 官晉任布達暨授階典禮上指出，國防建設的目的「不是在求戰，而是 在止戰」，國軍是「為維護中華民國國家的生存發展而戰」。 （三）從朝代循環理論或國家繼承論來看，兩岸仍然處於分裂分 治的格局。從朝代循環理論來看，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雖成為幾 千年來中國歷史上的新朝代（第二十七朝），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 民國並未消失，而繼續在臺、澎、金、馬地區行使統治權。從國家繼 承論來看，大陸當局繼承的國家主權並不完整，只是繼承部分的國家 主權。根據國際法，中華民國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獨立的國 防能力與外交能力，充分具備國家的要素。儘管大陸當局編的史書以 1949 年作為「中華民國滅亡」的年代，但它的存在仍然是政治現實與 歷史事實。只有面對史實，兩岸關係才能完全正常化。 （四）制度差距太大是兩岸統合的最大障礙：中華民國經過五十 多年的發展，已創造出「經濟奇蹟」，並正在創造「政治奇蹟」。經 過兩次總統直接民選，已使中華民國邁入完全民主的國家，其主要特 徵包括「一人一票，一票等值」的選舉制度已經建立，軍隊國家化 （軍隊以保家衛國為職志，不捲入政爭）、定期選舉的國會制度已建 立、司法獨立、獨立的媒體等。反觀中國大陸仍在「一黨專政」的統 治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威脅臺灣。可以說，兩岸統合的最大障礙在 於雙方制度差距太大，只有不斷透過各項交流縮短雙方制度（政治、 經濟、社會制度）差距，兩岸統合才有可能露出曙光。以目前中華民 國民主政治發展程度觀之，未來兩岸統合問題的解決，勢必要徵得 2,300 多萬人民的同意，民意將會決定兩岸關係的走向。大陸當局應多 了解臺灣民意的走向，多了解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並徹底拋棄 國共內戰之延續的思維。如此一來，兩岸關係才能愈走愈近。
捌、結語
進入新世紀後，政府改善兩岸關係，致力維持臺海和平與安定的 大陸政策主軸，將更為堅定，更為加強。陳總統在今年元旦祝詞中即 指出：「兩岸關係的解決攸關後代子孫福祉，絕非一蹴可幾。尤其在 國人仍舊缺乏共識的情況下，更必須循序漸進。在跨黨派小組針對兩 岸政策提出『三個認知、四個建議』之後，我們在凝聚國內共識的努 力上獲致初步的成果。未來政府將以此為起點，以積極恢復兩岸對 話，特別是在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政府將逐步檢討推動兩岸 『三通』 與經貿關係 正常化，進 而塑造永久 和平與穩定的 兩岸關 係」。儘管目前國內對於如何建構未來兩岸關係的認知尚有分歧，但 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建構永久和平與穩定的兩岸關係，將是政 府在進入新世紀全力以赴的施政願景。 惟我們也認知到：兩岸的問題不是我們採取一個政策就可以完全 解決，更不是臺灣單方面的努力就可以改善的。因此，我們期望大陸 當局用心感受臺灣推動兩岸和解的善意與新意，放下對立與成見，用 協商代替對抗，以對話取代衝突，讓「兩岸和好」成為新世紀兩岸關 係的代名詞。 ※本文係根據作者於 90 年 6 月 2 日在美國「俄州華人學術工商聯會」 上演講稿修改而成。 （收件：2001 年 7 月 3 日，審查：2001 年 7 月 5 日，採用：2001 年 7 月 10 日）President Chen’s Mainland China Policy: A
Combination of Idealism and Realism
An-chia Wu
(Council Member,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 Headquarters for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Abstract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has followed a “new middle road” since his election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policy orientation is designed to reach consensus among people in Taiwan with regard to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and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his efforts to establish harmony and consensus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ethnic origins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specifically those advoca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ose pursuing 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President Chen emphasized that national interest supercedes any political party or individu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middle road,” President Chen emphasized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his mainland policy:
1.Taiwan will not declare independence as long as mainland China renounces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President Chen pointed out in his inaugural speech that during his term in office, as long as the PRC renounces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he will not declare Taiwan independence, not change
the national title, not push forth the inclusion of the so-called “state-to-state” descrip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not promote a referendum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n regards to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Furthermore, the abolition of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and the Guidelines the Council promulgated in 1991 will not be an issue.
2.Political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ould be a better way leading to normaliz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President Chen emphasized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es, trade, and culture can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building of faith and confid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in turn, can be the basis for a new framework of permanent peace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3.The “sunshine policy” should be used to take the place of “military threat.” That is to say,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dialogues and negotiations. President Chen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to discuss “one China” as an issue. Emphasizing that peopl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hare the same ancestr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he believes that leaders on both sides possess enough wisdom and creativity to jointly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a future “one China”. If mainland China recognizes the equal statu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plies with the UN’s peaceful resolution principle, and agrees not to predetermine future directions, the ROC government will sign a peace treaty or a basic treaty with mainland China to provide an interim framework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o realize the normalization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 Chen would like to take trade and economic exchanges as the pivotal policy.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for both sides to work towards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New Middle Road, National Security, New Concept of
“No Military Attack From Mainland China, No Taiwan Independence”, New Framework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Trade and Economic Rrelation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