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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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2011 年 6 月頁 91-116.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 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陳淑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中文摘要本文探究楊逵的「首陽農園」與武者小路實篤「新村」運動之間的思想關聯。首先刊載於《台灣新聞》的武者小路之〈短文五則〉談起，檢視楊逵小說〈送報伕〉的刊行脈絡。通過這部批判資本主義的寫實主義小說，日本左翼文化人田中保男與入田春彥因而與楊逵結成知交。本文因此梳理了《台灣新聞》文藝欄的刊行狀況與田中保男的編輯風格，並追溯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的情誼。本文指出，楊逵的好友─宮崎縣出生的入田春彥之思想深受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影響，他捐助楊逵創設「首陽農園」，與武者小路在日向地方推動的「新村」，兩者在強調互助與耕讀勞動的精神上有共通之處。然而隨著一九三七年日中戰爭的發生，武者小路實篤逐漸否定其非戰精神，入田春彥則通過自殺保全了自我。至於繼承入田遺產的楊逵，則透過「首陽農園」的遁守，維持個人生活與理想。但緊接著一九四一年大東亞戰爭的全面勃發，時局已經不允許楊逵這樣指標性的作家繼續沉默。農園自給自足之耕讀精神被轉化成「增. * *. 2011 年 3 月 3 日來稿；2011 年 5 月 17 日審查通過；2011 年 6 月 2 日修訂稿收件。本文初稿曾宣讀於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2 月），感謝評論人楊翠教授提供意見。對於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修改建議亦一併致謝。撰稿期間，松尾直太的日文指點以及楊智景與莊雅仲的觀點啟發使我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2) 9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產」／「勞動」等符碼，消極的田園生活被捲入戰爭翼贊的脈絡，楊逵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宣告解除首陽農園。首陽農園雖然在大東亞戰爭的後期解除，但經由戰後「一陽農場」與「東海花園」的重建而延續。透過園丁及其田園生活的實踐而介入社會，耕讀勞動作為一種身體實踐的理想類型，從未消失在楊逵心中。. 關鍵詞：楊逵、田中保男、入田春彥、武者小路實篤、《台灣新聞》文藝欄、新村.

(3)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93. New Village Lost and Found: Friendship among Yang Kui, Yasuo Tanaka, Haruhiko Nyuta and their Literary Thoughts and Practices Chen, Shu-Jung Postdoctoral Fellow,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Yang Kui’s design and creation of Shouyang Farm. This project, this article argues, had intellectual connection with Saneatsu Mushanokoji “Atarashiki mura” (new village) movement. Beginning with the discussion of Saneatsu Mushanokoji’s “The Five Short Pieces of Writing” published on “Taiwan Shimbun” (Taiwan New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Yang Kui’s novel “Newspaper Boy”, and, especially, its circulation. Astounded by the story of Yasuo Tanaka, a leftist and editor in Taiwan News, and his friend Haruhiko Nyuta, a follower of Saneatsu Mushanokoji who was known for his “Atarashiki mura” campaign in prewar continent Japan, sought and established rapport with the author..

(4) 9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Both causes emphasized mutual help and work/study in the farm. During the War, Yang Kui held on to his belief and ideal by practicing in Shouyang Farm while Saneatsu Mushanokoji abandoned his anti-war initiative and Haruhiko Nyuta committed suicide to let death keep his self. However, as the War further escalated, the practice and discourse of Shouyang Farm fell prey to the war propaganda for production and mobilization. Yang Kui closed the farm in 1944. After the War, Yang Kui rebuilt Yiyang Farm Donghai Garden to continue his prewar spirit of social involvement through farm life. His desire for an ideal life of work/study in the farm as body practice never disappeared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Key words: Yang Kui, Yasuo Tanaka, Haruhiko Nyuta, Saneatsu Mushanokoji, Taiwan Shimbun’ literary columns, Atarashiki mura.

(5)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95.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一、前言：武者小路實篤的短文五則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一則署名武者小路實篤的短文，刊登在《台灣新聞》文藝欄上，內容如下：可別以為你不明白的事誰也不會明瞭。心如青空般清澈的人的喜悅。暢所欲言的喜悅。謹守本份，其餘就任由他人。鶯發出鶯的聲，我發出我的聲。（〈短文五則〉） 1 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東京人，東大中退之後的一九一○年與志賀直哉等人創辦雜誌《白樺》 2 ；他堅信人道主義，更透過「新村」（新しき村）的創設實踐其人生肯定、人類信賴論。這則短文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是由武者小 1. 2. 〈短文五つ〉原文如下：お前にわからないことは誰にもわからないと思ふな。／心を青空の如く清くする人のよろこび。／すなほにものが言へるよろこび。／自分は柄にあふことをする其他は他人に任せる。／鶯は鶯の聲を出せ私はわたしの聲を出す。《白樺》（しらかば，1910-1923），由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里見弴、有島武郎、有島生馬及長與善郎等人發行的文學雜誌，當時文壇及後人後來將以之為中心形成的文藝團體稱為「白樺派」。《白樺》孕育於大正時代自由、民主主義的風潮中，反對自然主義，標榜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為大正文壇的基軸之一。.

(6) 9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路實篤署名，並且是一九八八年小學館版本的《武者小路實篤全集》未收錄之遺珠。日本大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短文五則〉何以出現在《台灣新聞》這個位於台中市的中台灣地方報上？這則顯然是以私人身分寫就的短文明顯地並不屬於同盟通信社配稿之範疇，那麼它之所以出現在殖民地台灣的意義何在？圍繞著武者小路實篤的〈短文五則〉及其引發的諸多問題，以下我們首先通過楊逵的小說〈送報伕〉探討一九三○年代的文壇。經由〈送報伕〉因獲選《文學評論》徵文獎而「登場」於內地文壇卻「不在」外地台灣這樣的特殊現象探討殖民地台灣的媒體生態與檢閱制度。接著從其特例，亦即可以取得〈送報伕〉閱讀管道的在台日人文學者田中保男與入田春彥談起─分別是《台灣新聞》文藝欄編輯與前總督府警察。通過〈送報伕〉的閱讀，田中保男與入田春彥先後和楊逵結成知交。本文將討論三個人的文學交誼與思想互動，這些論述將會連結到前揭武者小路實篤的短文，及其背後所隱藏的一段少為人知的跨民族情誼與思想之旅。這個看似私密的個人交誼卻在有形無形中影響了楊逵的思想及行動。本文將討論楊逵的農園生活與武者小路實篤「新村」的關聯；通過這個案例衍生出關於台灣、日本以及中國近代知識人，其間的思想交流與互動因此成為本文探問的焦點。. 二、楊逵〈送報伕〉的「登場」與「不在」作為首位進軍日本文壇的台灣作家，楊逵（1906-1985）的小說〈送報伕〉（日文題名：新聞配達伕）挾第二名的佳績榮獲《文學評論》徵文獎（第一名從缺），作品得以在一九三四年十月號的該誌刊登 3 。但〈送報伕〉的命運並非自始平順。廣為人知的經緯是該作上半部原本刊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的《台灣新民報》，後半部卻遭總督府禁止而難見天日，楊逵在因緣際會之下將稿件修改投擲內地的《文學評論》雜誌，一戰成名。. 3. 〈送報伕〉以及本文論及的楊逵作品文本，皆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

(7)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97. 小說的主角是遠渡東京立志苦學的台灣青年「我」─楊君，在全國失業潮中好不容易找到派報的工作，辛苦工作卻受到資方苛酷壓榨又遭老闆惡意騙取保證金，楊君在憤怒與絕望中，受到日本友人「田中」的鼓舞，從而結合勞動者發動派報所的罷工，終於使老闆屈服。「楊君」與「田中君」的跨民族友情結盟，帶出作家信仰的無產者團結衝破階級界線，終能迎向理想世界的到來。與東京舞台隔海遙對的是故鄉台灣農民的血淚史─反抗製糖會社徵收土地遭警察毒打而賠上性命的父親、夭折的弟妹阿鐵阿蘭、貧病交迫自殺的母親以及苦難的家鄉人 4。儘管強烈的意識先行使得這篇作品在藝術性、形象化、寫作手法等方面相對不足，但在評審德永直力讚「擁有強大的吸引力」、「甚至能夠清楚的嗅到美國資本主義征服印地安人時的血腥氣息」之下，扭轉了預選時候的劣勢而獲；武田麟獎 5。事實上，〈送報伕〉的評審意見中，中條百合子取其「真情洋溢」太郎指其「呈現出直接不假修飾的優點」；龜井勝一郎批評「沒有矯情做作，而是有一種逼不得已而寫下的氣概，在其中瀰漫流動著」；窪川稻子提到的「作者一貫的熱情向讀者迎面而來」等，怎麼看都不算過於積極的肯定。另一位評審藤森成吉說得更明白：「如果說對於勞動者農民的作品，必須以寬大的尺度看待；那麼對於殖民地的這類作品，就必須更加寬容對待了」6。日後德永直在〈關於「形象化」〉一文也不諱言，〈送報伕〉一文在技巧方面的生澀導致評選會上勝出過程的辛苦 7。這讓我們好奇著，在這場對《文學評論》雜誌而言意義非凡. 4. 5. 6. 7. 這些苦難的鄉人包括：「……跳到村子旁邊的池子裡淹死的有八個。像阿添叔，是帶了阿添嬸和三個小兒一道跳下去淹死的。」見楊逵著，胡風譯，〈送報伕〉，收於《楊逵全集》卷 4，頁 93。河原功的研究指出，這幅出現在母親遺書中的悲慘鄉人圖，並未出現在楊逵初稿，應是《文學評論》版為了具體呈現村人慘狀而加入的。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台灣文學學報》第 7 期（2005 年 12 月），頁 136-137。該次小說徵選的評審委員分別為藤森成吉、德永直、武田麟太郎、龜井勝一郎、窪川稻子、中條百合子等六人，除了德永直在預選中支持〈送報伕〉之外，其餘五人都沒有投該作的票。而從十七篇通過預選的名單看來，楊逵應是唯一非內地出身的殖民地作家。見《文學評論》1 卷 8 號（1934 年 10 月），頁 132。德永直等著，張文薰譯，〈關於〈送報伕〉〉（『新聞配達夫』について）。原刊《文學評論》 1 卷 8 號（1934 年 10 月），收於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一）》（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頁 104-105。德永直著，涂翠花譯，〈關於「形象化」〉（形象化について）一文提到「藤森先生也推薦.

(8) 9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的初次小說徵選上，評審們捨棄流暢日文成熟技巧的內地作家作品，而選擇技巧與藝術性相對不足的來自殖民地台灣作家的社會寫實小說，其動因何在？〈送報伕〉在日本登場的一九三四年正是普羅文學面臨外部大眾雜誌的讀者爭奪與內部論理矛盾的緊張時刻。特別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事件發生之後，軍部力量擴增，日本國內急欲藉著「非常時期」的名目確立戰時體制，啟動了對高舉反戰的文化、文學運動之鎮壓的時代。普羅運動面對這批攻勢，一九三一年十月底合流了「納普」（ナップ，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勢力成立「克普」（コップ，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連盟），一九三二年二月，「克普」加盟國際革命作家同盟（モルプ），成為其支部，簡稱「納普」（ナルプ，NALP，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隨著局勢的強化，一九三三年小林多喜二遭虐殺，繼之日共最高指導者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發表轉向聲明，獄中眾多普羅作家相繼轉向。巧合的是，就在德永直的社會主義寫實論被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否定，退出該同盟並與渡邊順三等人在那烏卡社（ナウカ）的協助下創刊《文學評論》的同時，一九三四年三月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也宣告解散。《文學評論》意外而諷刺地成為「日本普羅作家同盟解散後普羅文學系統的文學者的中心據點」 8。將《文學評論》視為新的普羅文學據點重新出發的德永直，亟欲透過這個場域實踐其理論思想，而他正是前面提及《文學評論》初次小說徵選的討論會議中，強力主張〈送報伕〉入圍的人。出生熊本縣的德永直（1899-1958），因為家貧所以小學畢業前就退學到印刷工廠當童工。他在半工半讀中學習文學，也接觸勞工運動。一九二九年，德永直在加入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的時候，將其參與共同印刷公司的罷工而被解雇的親身經歷寫成長篇小說〈沒有太陽的街〉（太陽のない街，1929），初次連載刊登於左翼刊物《戰旗》之際就一鳴驚人，成為左翼文學的代表人物。. 8. 其他作品；而武田先生一開始就加以否決……」。原刊《台灣文藝》2 卷 2 號（1935 年 2 月），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一）》，頁 139。垂水千惠著、楊智景譯，〈台灣新文學中的日本普羅文學理論受容：從藝術大眾化到社會主義 Realism〉，收於中研院文哲所主辦《正典的生成：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4 年），頁 72。.

(9)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99. 〈沒有太陽的街〉這部典型的社會主義寫實作品其實是德永直將一九二六年共同印刷工廠大罷工事件小說化。故事中德永直處理了業已發展至組織化的無產階級勞工鬥爭，藉由大資本家與政府，共產黨等勢力的對照，將大規模的現實鬥爭搬上小說舞台，發表後很快獲得注目，在被譯成俄、英、德、西語的同時，一九三○年上海譯文社也旋即發行了何鳴心的中譯本 9。圍繞著剝削者資方、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工人、惡意解雇、罷工等主題，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和他所力薦的楊逵〈送報伕〉以不同的小說敘事表達了對於資本主義─特別是印刷資本的抵抗立場。兩篇小說的主人翁分別是「送報伕」與「植字工」，空間場所設定為「派報所」與「印刷工廠」，其成立背景都是在印刷資本主義的成熟期。這個階段的特徵是無產階級工人以其勞力支撐大量生產、快速消費的報刊印刷工作，因為受壓迫導致抗爭的發生。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資本主義下的近代媒體發展提供了論述的平台，進而使得《國王》等大眾文學，或是《文學評論》等左翼文學之成立有所可能。從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退出的德永直，意識到大眾媒體的重要性，一九三四年三月創刊的《文學評論》就頻頻在廣告、徵文與宣傳等方面向通俗雜誌《國王》學習；因此，獨排眾議在《文學評論》第一次徵文比賽上力薦〈送報伕〉，不得不說是策略性的考量。德永直行銷〈送報伕〉的策略顯然是成功的。他在製造殖民地台灣作家首度登場於內地文壇的新聞話題之同時，也通過〈送報伕〉文本中對於資本主義下派報社的描述、勞資階級的衝突和部份誇大的情節，從而達到吸引左翼階級以外一般識字讀者群的目標 10。在左翼運動頻頻碰壁，官方統制日益強化的年代，選擇策略性操作的不只是《文學評論》的德永直。河原功的〈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一文，仔細比對〈送報伕〉的各種版本後提醒我 9. 10. 關於德永直與〈沒有太陽的街〉之相關討論，參考了劉崇稜、劉玫瑛著，《日本現代文學欣賞》（台北：五南，2006 年），頁 288-292。劉崇稜書中未提到的是 1930 年上海譯文社也出版了何鳴心的中譯本《沒有太陽的街》。這個圍繞著雜誌《國王》，一九三○年代台灣對於「大眾」的爭奪戰的討論，在陳培豐〈植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伕〉•《國王》•水滸傳〉一文有精采的析論，收於《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9 期（2009 年 10 月），頁 249-290。.

(10) 10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們「《文學評論》版的後半部分，要比『後篇』原稿的基調顯得更為高揚激動」。河原功進一步指出，該作雖然於中央文壇獲獎，但台灣讀者卻沒有取得《文評》閱讀該作的正常管道，因此楊逵透過「賴健兒」、「王氏琴」等筆名在《台灣新聞》上為文宣揚「送報伕」及「楊逵」的成就。河原功認為「楊逵在自我宣傳的背後隱藏的，是與總督府不惜一戰的決心。對於先是禁止『後篇』在《台灣新民報》刊登，繼而禁止刊登〈送報伕〉的《文學評論》在台灣島內發行的總督府之檢閱制度的憤恨，楊逵都在其中呈現。」 11 換言之，〈送報伕〉登場內地文壇之福，不能不說是託《台灣新民報》上連載遭禁之禍。好不容易在《文學評論》上刊登，卻也因總督府的檢閱制度而使得台灣民眾無法閱讀，造成了雖「登場」卻「不在」的弔詭，呈現一九三○年代殖民地台灣檢閱制度與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 三、在《台灣新聞》文藝欄交流的田中保男與楊逵〈送報伕〉「登場」於內地文壇卻「不在」殖民地台灣現場，但仍有例外，即在台日人可以透過特殊管道取得這篇文本。其間因此產生了楊逵的崇拜者。以下討論的兩人─田中保男與入田春彥，就是始於〈送報伕〉的閱讀基礎而認識楊逵，進一步結成知交。田中保男主導下的《台灣新聞》文藝欄呈現怎樣的樣貌？他們對於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文壇又起了怎樣的作用？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透過當時台、日人文學者留下的片斷文字，也許可以嘗試接近這段少為人知的文學事情。首先是一九三五年以降的《台灣文藝》，署名「蔭口專問屋」者在〈二言• 三言〉專欄中數度提及：「相對地中報的文藝欄越來越活絡，著實令人高興，可喜可賀。」12、「《台灣新聞》的文藝欄依然不改其奮戰本色。」13此外，楊逵應. 11. 12 13. 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頁 129-148。蔭口專問屋，〈二言•三言〉，《台灣文藝》2 卷 7 號（1935 年 7 月），頁 131。 G，〈二言•三言〉，《台灣文藝》3 卷 7-8 號（1936 年 8 月），頁 84。.

(11)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01. 雜誌《文學案內》邀稿所寫的〈台灣文學運動的現狀〉一文也提及，「……幾個月前，《台灣新聞》擴大了文藝版改為每週（出）兩次以來，對台灣文學運動的助力實在是很大。……現在，只有《台灣新聞》一週開放兩次文藝版，刊登短篇作品、笑話、評論、詩……。」14同一時間，楊逵的〈台灣文壇近況〉在《文學評論》發表，針對發表園地的問題，他說：「現在，我們的發表園地除了《台灣文藝》之外，只有《台灣新聞》和《台灣新民報》偶而會開放篇幅而已。對台灣作家來說，這實在是狹窄、難以伸展的舞台。」 15 另外，可能同為楊逵執筆，在報紙漢文欄廢止的消息傳出後，刊登於《日本學藝新聞》上的幾則短論，亦大力推崇《台灣新聞》的貢獻：〈新聞配達夫〉、〈牛車〉（文學評論）、〈パパイヤのある街〉（改造）的出現引發台灣的文學漸受矚目，而《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的刊行則讓關心台灣的人們文學一步一步踏實地發展，最近《大阪朝日新聞》內地版的「南島文藝」欄以及《台灣新聞》「月曜文壇」的創設大大地呼應了此種看法。特別是《台灣新聞》的「月曜文壇」打破至今無稿費的惡習，而支付些微的獎金，期待這對將來的台灣文壇能有諸多有貢獻。 16 日刊新聞中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民報》（台北）、《台灣新聞》（台中）、《台灣日報》（台南），以及《大阪朝日》及《大阪每日》等都積極奮起，其中有開放部分學藝壇的《台灣新聞》與《台灣新民報》，《台灣新聞》另有月曜文壇、《大阪朝日》有南島文藝等每週開放一次的特輯。 17. 14. 15. 16. 17. 楊逵著，涂翠花譯，〈台灣文學運動的現況〉（台灣文學運動の現況）。原刊《文學案內》 1 卷 5 號（1935 年 11 月），收於《楊逵全集》卷 9，頁 398。楊逵著，涂翠花譯〈台灣文壇近況〉（台灣文壇の近況），原刊《文學評論》2 卷 12 號（1935 年 11 月），收於《楊逵全集》卷 9，頁 410。〈台灣文壇的一轉機〉（台灣文壇の一轉機），《日本學藝新聞》28 號（1937 年 4 月 20 日），頁 6。〈台灣的新聞雜誌〉（台灣の新聞雜誌），《日本學藝新聞》35 號（1937 年 7 月 10 日），.

(12) 10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這兩則記事都提到《台灣新聞》「月曜文壇」（星期一文壇）的創設，以及寄予它的期待，第一篇更是讚揚「月曜文壇」的稿酬支付打破以往文壇無稿費的惡習 18。《台灣新聞》文藝欄會引起楊逵的共鳴並非沒有道理的。這份報紙大概在一九三五年前後改版，那是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從高峰逐漸低盪的時刻，先前如一九三○年代初期各種鼎立的文學雜誌紛陳之情況也不復見，在《台灣新文學》創刊前，標榜新文學精神的純文學雜誌只有《台灣文藝》一家。這段期間，力求改革並主持這份極受好評的報紙文藝欄編輯者正是田中保男（田中やすを）。將《台灣新聞》這樣一個中台灣日資報紙之文藝版面經營得有聲有色，吸納本島文化人投稿的編者田中保男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目前我們雖然未能掌握田中保男完整的經歷與背景資料，但可以確定他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進入《台灣新聞》編輯局擔任記者，一九三八年前後升任該報編輯局整理部部長，一九四三年以後曾任該報文化部長 19 。田中保男是一個多方位的編輯者，除了擔任《台灣新聞》文藝欄編輯，並負責該報「月曜文壇」的小說評選。他以批評家的身份活躍於《台灣新文學》，與台籍作家友好。同時，他也是雜誌《色ある風》（後改名為《ポエジー》）的主要執筆者之一，這是一本以日人作家為中心的詩誌，其成員包括了保坂瀧雄、藤原泉三郎、上忠司、境淳、田中保男、新垣宏一、本田戊光、北原政吉、中山侑、佐木豐等人 20。. 18. 19. 20. 頁 6。日刊文藝欄以外，《台灣新聞》夕刊（晚報）另有知名的「月曜文壇」。「月曜文壇」幾乎每期都附有長期徵稿啟事的方塊，啟事中除了標明徵文內容包括短篇小說（田中保男選）、詩（藤原泉三郎選）、短歌（國枝龍一選）、俳句（佐藤夜牛選）、民謠（栗原白也選）、川柳（田住犬王選）以外，也明示審查規範與短篇小說的字數限制。至於為楊逵、柳川浪花等人所稱道的稿酬則按文類及等級計算。其中，短篇小說一篇一等 2 圓，其他的部分是一等一圓，二等 50 錢，三等為獎牌，稿酬在發表後十天送達。當時一個 5.4 人的家庭月收入為 81.11 圓，平均一個人日收入為 50 錢來看，「月曜文壇」的稿酬是有一定吸引力的。這個將稿費透明化與制度化的措舉因而頗受好評，連帶也吸引了許多優秀文學者的投入。參見《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1946 年），「表 303」：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10 月各階級每一家庭每月平均收支。根據昭和 6 年度版（1930 年）以後各年度《台灣年鑑》的記載。（田中一二發行兼編輯，台北：台灣通信社）。另外，豐田英雄編的 1936 年版《台灣新聞總覽》「人物篇」中，收錄了一百餘名報社相關從業人員資料，亦未見田中保男條目。《色ある風》創刊於 1938 年 4 月，編輯為保坂瀧雄，從第五輯改題為《ポエジー》。是本採用卷首插圖，秀麗而超逸的雙月刊雜誌。參見台灣藝術編輯部著，葉蓁蓁譯，〈台灣.

(13)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03. 田中保男在《台灣新聞》服務初期，恰巧遇上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勃興，因地緣之便而與中部的文學同好建立情誼 21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雜誌《台灣文藝》創刊後，台灣文藝聯盟連續做了三次「文藝同好者氏名住所一覽」調查，羅列島內外近四百名文藝愛好者資料，之後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公佈的「本聯盟正式加盟者氏名」，幾次名單中雖未見田中保男之記錄 22；但作家賴明弘留下的一幀照片記錄著：「（文聯）歡迎花園歌子於台中（1935）」，其中田中保男與文聯主要人物張深切、張星建、楊逵等人合影來看，可以確定田中與台灣文壇的接觸可溯及至台灣文藝聯盟時期 23。一九三五年五月起，台灣文藝聯盟發生宗派化問題，其導火線之一，就是田中保男以筆名「惡龍之助」 24 在《台灣新聞》上發表文章，批評文藝聯盟內部有階級性和民族性的派系之分。隨後楊逵為文呼應文聯編務不應集中在張深切、張星建等少數人身上，主張「打破派系」，而招致文聯「四大天王」之一的劉捷不滿，甚至揚言要將楊逵除名。這場論爭最後在惡龍之助，即田中保男的斡旋下，以基於文聯團結為要務，雙方握手言和 25 ，但卻已種下楊逵脫離文聯另組台灣新文學社，並於該年底發行《台灣新文學》的因子。前面提到，台人文學者楊逵與日人編輯田中保男可能在此之前就因投稿或活動而結識。但文聯問題白熱化，以及隨之而來的論爭，更加強彼此的革命情誼。此後楊逵就把《台灣新聞》當成主要的投稿園地 26 ，而田中保男在編務之. 21. 22. 23. 24 25 26. 文藝雜誌興亡史（三）〉。原刊《台灣藝術》1 卷 3 號（1940 年 5 月），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二）》，頁 482。這中間固然也有因為立場不合而對田中抱持反感的人，比如說劉捷的回憶錄提到：「一九三五年……那時候《台灣新聞》的日人副刊編輯者對本島人的文藝運動嫉妒（抱反感），也有本島作家在該報寫作助長其意氣。」此間提到的「日人副刊編輯者」以及「本島作家」，想必就是田中保男與楊逵。參見劉捷，《我的懺悔錄》（台北：九歌，1998 年），頁 61。見《台灣文藝》1 卷 1 號（1934 年 11 月）、2 卷 1 號（1934 年 12 月）、2 卷 3 號（1935 年 3 月）與 2 卷 8-9 號（1935 年 8 月）等各期的記錄。相片為賴明弘先生家族珍藏，田中保男為故巫永福先生所指認。確切的留影日不明，但我推測應在 1935 年 5 月文聯宗派化問題發生之前。〈楊逵致河原功書信〉（1973 年 5 月 18 日），《楊逵全集》卷 12，頁 234。楊逵著，涂翠花譯，〈台灣文學運動的現況〉，《楊逵全集》卷 9，頁 396。根據《楊逵全集》卷 14 收錄的「楊逵作品目錄」，1935 年 5 月宗派化問題發生以前，楊逵在《台灣新聞》上發表的評論雜文只有 2 篇。但從 5 月到那一年年底，他的 16 篇文章陸續刊登在該報。在這個評論家楊逵最活躍的時期，他把大部分的稿子都擲到了《台灣新聞》。.

(14) 10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餘，也獻身投入台灣新文學社的活動 27 。我們從楊逵在脫離文聯以後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籌辦「台灣新文學社」，其創設宣言就刊登在田中所主持的《台灣新聞》上來看，也可見一斑。緊接著同年十二月，《台灣新文學》創刊，田中保男隨即列名該社編輯部。日後由台灣新文學社主辦的重要座談會上，亦不時可見田中的身影 28 。此外，他也在《台灣新文學》上，發表文藝時評，並積極參與新文學社的各式座談會等藝文活動，種種跡痕都顯示了楊逵與田中保男的密切交誼與互動 29。對於田中保男，我們的認知也許是間接且淺少的。但從他跨越族群與階級立場經營《台灣新聞》文藝欄、積極參與台灣人作家的文學活動，且和左翼色彩濃厚的楊逵建立良好情誼，呈顯出一個心靈開放且持有人道關懷的左翼日人知識分子形象。另一個直接的印記來自參加第二次文藝聯盟大會的鹽分地帶文學者吳新榮的見證，時間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 ……還有在會場的角落介紹了田中保男和光明靜夫君。他倆與谷孫吉君是一起出席大會的。僅有的三個內地人。前者是寡言又沉默的，從而是陰性而冷徹的，對此，後者是多變而能動的，從而是陽性而熱騰騰的，但雙方都有著深刻的面貌。前者為了要建設台灣文壇，刺激文壇，大方地容納了評論家，但像在大會上讓楊逵和劉捷握手的他的功勞是值得讚賞的。 30. 27. 28. 29. 30. 事實上，一開始田中保男對於是否要支持楊逵離開文聯、協助新文學社的活動是有遲疑的，他甚至還寫信問好友河崎寬康的看法。見河崎寬康著，張文薰譯，〈關於台灣的文藝運動之若干問題〉（台灣の文藝運動の關する二三の問題）。原刊《台灣新文學》1 卷 2 期（1936 年 3 月），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一）》，頁 453。如為了推出代表台灣參加《文學案內》社徵文而於 1936 年 11 月 27 日於台中中州俱樂部舉辦的評選會；1936 年 1 月 17 日台灣新文學社的檢討會等，都可見田中保男的身影。見《新文學月報》創刊號，1936 年 2 月。作家賴明弘留下的寫真說明，記錄了幾場新文學社的活動：「為早川雪洲一團來台，新文學社主催於台中開歡迎會（1936.5.2）」、「藤野雄士來中歡迎座談紀念會（1936.6.17）」。其中田中保男、張星健與賴明弘兩次皆出席，而楊逵則缺席了早川雪洲的歡迎會。吳史民著，葉笛譯，〈第二次文聯大會的回憶 —文聯的人們〉（第二回文藝大會の憶出—文聯の人々），原刊《台灣文藝》3 卷 6 號（1936 年 5 月），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二）》，頁 48。另外也可以參看吳新榮當天的日記。見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全集（一）》（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年），頁 133-134。.

(15)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05. 這個被吳新榮形容為「寡言又沉默的，從而是陰性而冷徹的」的男子，卻有著「為了要建設台灣文壇，刺激文壇，大方地容納了評論家」如是豪氣的一面。而在另一方面，能讓楊逵和劉捷在文聯大會上握手言和的他，又是以怎樣的真情動之呢？我們可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透過《台灣新聞》文藝欄，卻能夠為這位謎樣的編輯者，提供更多樣的認識途徑。總地來說，由田中保男主導下的《台灣新聞》文藝欄，以開放版面聞名而吸引了在台日人作家以外的台灣人作家的投稿。偏向台中地方報的屬性，因而提供中部作家文人如楊逵、吳坤煌、入田春彥等的發表園地。比較特別的是身處南台灣的林精鏐（林芳年）、王登山、郭水潭、莊培初（青陽哲）等鹽分地帶作家作品亦屢有所見，這應該可溯及到台灣文藝聯盟佳里支部與楊逵的淵源，以及其後鹽分地帶文學同人和台灣新文學社的交流 31 。至於「月曜文壇」則透過優渥的獎金，廣徵純文藝作品，雖然受到無法擺脫日人作家文藝品味的批評，但不排斥台灣作家投稿的作風，一時也頗獲好評。. 四、「日向新村」：武者小路實篤與入田春彥透過《文學評論》上的〈送報伕〉認識楊逵及其文學的在台日人還有入田春彥，為了一見仰慕者，特別委託前述《台灣新聞》編輯田中保男居間介紹。入田春彥（ 1909-1938），別名鄉親良、鄉はるこ、高英等 32。張季琳的調查指出，入田春彥曾在東京擔任過公務員，後來因為經濟因素前往台灣擔任警察，一九三七年底辭去警察職務，大概在這前後結識楊逵。一. 31. 32. 1935 年 8 月 11 日第二次文聯大會後，田中保男可能因此結識了鹽分地帶文學同人，他很快地在 8 月 29 日，即南下拜訪之，文聯佳里支部還因此於酒家第一樓召開歡迎會。此事在郭水潭及吳新榮的日記都有提及。參見羊子喬編輯，《郭水潭集》（南縣：南縣文化， 1994 年），頁 203；《吳新榮日記全集（一）》，頁 138。「入田春彥氏，別名鄉親良、鄉はるこ、高英、大伴英彥、洪春鄉。辭去六年的警察生活，目前滯居彰化溫泉旅館靜養，近日將返回鄉里。」原刊《台灣新聞》「學藝消息」，1937 《中國年 12 月 17 日。引自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台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文哲研究集刊》22 期（2003 年 3 月），頁 18-9。張季琳一文對於楊逵與入田春彥的交誼有詳細的考察。此外黃惠禎〈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一文則補充相關史料，進一步析論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對楊逵之影響。見《台灣文學評論》4 卷 4 期（2004 年 10 月），頁 101-122。.

(16) 10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九三八年五月初他在遭遣返歸國前夕自殺身亡，遺書中委由楊逵處理其後事 33。入田的死因非常複雜，除了身體病苦以及感情因素以外，懷抱左翼理想的知識人，在轉向後遭逢思想以及行動上的矛盾，乃至遠赴殖民地擔任警察受到的挫折與困境，恐怕都是逼使他走入絕路的原因。入田春彥過世後的六月三日，《台灣新聞》編輯田中保男以「T 生」的筆名聲明：「入田遺稿將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發表」。短短幾行，道盡故人情誼。五月十八到六月十七日間，《台灣新聞》文藝欄密集刊登了入田的遺稿以及友人追悼文。前言提及的武者小路實篤之〈短文五則〉，它的副標就是「為入田春彥兄」。入田這樣一個殖民地年輕警察與武者小路實篤的繫聯何在？怎樣的因緣促使名作家遠自日本內地寄稿表達其悼念之心？我們再回頭看看武者小路實篤為入田春彥寫下的短文五則：可別以為你不明白的事誰也不會明瞭／心如青空般清澈的人的喜悅／暢所欲言的喜悅／謹守本份，其餘就任由他人／鶯發出鶯的聲，我發出我的聲。 34 在這裡，作者以一個既是長者又是知交的姿態現身。第一句「可別以為你不明白的事誰也不會明瞭」，在撫慰逝者亡魂的同時，也帶出些許責難的意味─其實，我們是明白你心中所思所苦的，此時此地，即便種種因素致使我們的心靈言行受到限制，但在「謹守本份」的前提下，「其餘就任由他人」的自我實踐依舊可能。透過對入田春彥的哀思，〈短文五則〉呈現企圖擺脫時代限制、不管世俗評價以堅持自身理想的武者小路實篤之思想。武者小路實篤醉心於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的文學觀，強調文學的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與理想主義，他的精神理念與實踐模式受到托翁的啟發頗深。托爾斯泰試圖透過作品來進行對領地農民的教育，提倡道德的人道主義以及社會批. 33. 34. 「入田春彥預定搭乘 6 日由基隆出海的蓬萊丸號離台」，《台灣新聞》「學藝消息」，1938 年 5 月 4 日。見註 1。.

(17)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07. 判，他晚年離家過著躬耕田畝的生活，理想性格展露無遺。一九一八年九月起，武者小路在宮崎縣的日向地方，招集信眾，推行烏托邦式的生活共同體村落 ─「新村」（新しき村），主張透過勞動以及協力的共同生活，實踐人的生活，進而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在那裡各人各盡勞動的義務，然後無條件地取得衣食住等各種生活基本資源。武者小路主張透過這種方式，消弭社會上的階級差異與對立，每一個人都同時是紳士又是勞動者，也就是一切的人都是一樣的人 35。這種改良自西方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生活型態，在抹除集體主義傾向，注入東方田園理想與耕讀元素的新村運動，在草創之初，其宗旨與理想性格，是很引人注目的。也因此繼宮崎的「日向新村」之後，武者小路實篤又陸續在埼玉、東京等地闢築了新村分部，吸引了許多有志者的投入 36 。中國作家周作人也在第一時間注意到了。他甚至在五四運動結束後立即探訪了新村，離開後藉由大量的演講與寫稿表達對於新村理念的支持。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一文，周作人說：「新村的理想，簡單的一句話，是人的生活。」「他們一面提倡互助的共同生活，一面主張個性的自由的發展。」新村的方法是：「第一，他們不贊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來。第二，他們相信人類，信託人間的理性，等他醒覺，回到正路上來。」 37 透過這些對新村的介紹文字，我們看見中國作家周作人試圖透過「五四運動」所標舉的「人的文學」與「平民文學」，尋找和日本作家武者小路所倡議的「新村」，其間的共通之處以及可能的對話方式 38。而早在五四的前一年，周作人所寫〈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就刊登在《新青年》上，其中摘譯武者小路的話：「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 35. 36. 37. 38. 關於武者小路實篤對於「新村」的理念與實踐，參見周昌龍，〈中國近代新村運動及其與日本的關係〉，《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台北：時報，1995），頁 235-280。 1918 至 1926 年間武者小路在今天的宮崎縣兒湯郡木城町附近闢築了「日向新村」。1939 年又另外在現在埼玉縣的入間郡毛呂山町築闢了新村。直到今天，新村仍舊以財團法人的形態在埼玉縣毛入間郡呂山町、宮崎縣兒湯郡木城町以及東京都等地活動著。見「財團法人新しき村」網頁 http://www.atarashiki-mura.or.jp/。包括〈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訪日本新村記〉等，後來被集結在 1931 年初版的《藝術與生活》。見周作人著，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文學集：藝術與生活》（山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補足胡適以白話為正宗和「八不主義」重形式輕內容的缺失，成為文學革命在思想面向的重要指導原則。目前許多研究指出，「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理念，相當程度上受到日本白樺派以及新村思想的啟發。周昌龍前揭文〈中國近代新村運動及其與日本的關係〉有精闢的論述，見註 35。.

(18) 10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 39 ，這引起他的哥哥，其譯文魯迅的共鳴。魯迅緊接著翻譯了四幕的反戰劇本─《一個青年的夢》輾轉刊登在《國民公報》、《新青年》等幾處，而後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刊印了完整的單行本。除了《一個青年的夢》之外，周氏兄弟陸續翻譯了武者小路的小說、劇作以及詩 40 。在中日關係日益緊張的年代，武者小路提倡以其人類愛和反戰思想弭除民族鴻溝，通過周作人、魯迅的翻譯，他的作品及精神也獲致許多中國讀者的認識與喜好 41。武者小路實篤的思想不獨在中國被傳遞著，在日本，新村這樣實驗性的運動也啟迪了無數的青年人，入田春彥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入田春彥的故鄉就是新村的發源地宮崎縣，張季琳的論文指出至今他的大部分親族依然住在宮崎市以及日向市附近 42 。而《台灣新聞》編輯田中保男在入田春彥逝世後所寫的〈白百合の花〉一文，提及入田春彥的文學活動是從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出發，受到其中人道主義精神的影響甚深。〈短文五則〉因此是武者小路實篤以故人的身分為亡者寫下的哀思。然而入田春彥自殺的時間點，卻是在日中戰爭全面爆發的蘆溝橋事件之後，兩國關係極度緊張的時刻。那個顯然想通過「鶯發出鶯的聲，我發出我的聲」這樣的詩文與逝者入田春彥對話的作家武者小路實篤，卻早在三○年代中期就逐漸否定其非戰精神，轉而支持戰爭，他甚至在之後的一九四三年，創造了與前述《一個青年的夢》具有「反文本」性質的五幕劇〈三笑〉 43 。另一方. 39 40. 41. 42. 43. 周作人，〈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新青年》4 卷 5 期，1918 年 5 月。比如 1923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即收錄周作人中譯的武者小路實篤作品兩篇。見周作人著，魯迅譯，止庵主編，《現代日本小說集》（北京：新星， 2006 年）。為了對《一個青年的夢》的中譯致意，武者小路實篤於 1919 年 12 月 9 日寫了〈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一信表達謝意，這封信在周作人翻譯下於 1920 年 2 月份的《新青年》刊出。文末摘錄譯者、蔡培火以及陳獨秀等人的迴響做為附記。見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台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另外，橫地剛的調查指出，畢業於宮崎中學校的入田春彥和中村地平是前後期同學。中村地平（1908-1963）在宮崎中學畢業後進入台北高校就讀，寫有〈霧社〉、〈長耳國漂流記〉等台灣關係小說。中村地平和武者小路實篤廣為人知的聯結是他們與真杉靜枝（1900-1955）的戀愛關係，真杉靜枝作品中不乏女性殖民經驗的表現。參見橫地剛，〈有關曉風〈從胡風……〉一文的注釋〉，收於陳映真編，《學習楊逵精神》（台北：人間，2007 年），頁 212。參見董炳月，〈第二章「夢」與「肉彈」的文學史〉，《「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

(19)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09. 面，與武者小路呼應，在中國大力推行新村運動的周作人，更在五四運動後期就逐漸認可了有條件的軍國主義。周作人在戰爭期間選擇滯留北京，乃至接受華北與汪精衛政府的要職，以致日後備受爭議。武者小路實篤與周作人，他們曾經提倡的世界主義下的非戰精神，在大東亞主義的論述框架下，與亞洲主義、民族主義摻雜繁衍成另一種變體，新村強調的人類愛與跨國情誼，益發顯得單薄而搖搖欲墜。作為白樺派與新村主義信徒的入田春彥，面對信仰體系的崩解，他只能自負地當個「懷抱炸彈、慷慨赴義的士兵」，其結果是如楊逵所說的「和炸彈一起墜入海裡」 44。同樣深受左翼思想啟迪，一心尋死與奮力求生的入田春彥和楊逵，在軍國主義高漲的一九三八年這個時點形成強烈反差。個人思想與行動自由都被壓縮到至小的時候，入田春彥以死保全了自我。至於繼承入田遺產的楊逵，則透過「首陽園」的遁守，維持家庭與個人生活，等待重新出發。. 五、築夢「新村」：楊逵「首陽園」的創成與解除曾經以〈送報伕〉進出日本文壇的作家楊逵，在一九三七年以後，飽嚐生活的貧病交迫，文學志向也因為《台灣新文學》的停刊與蘆溝橋事件的發生而遭逢頓挫。在那晦暗無助的時刻，「由於剛認識的朋友的好意，我租到了大約三百坪的田地……」。這裡所提到的「剛認識的朋友」，根據楊逵日後的回憶，就是入田春彥。一九三七年底，在《台灣新聞》記者田中保男的帶領下，入田與他心儀的〈送報伕〉作者楊逵見面，初識後即慷慨資助楊逵一百圓的鉅款 45 。透過這一. 44. 45. 學關係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114。楊逵著，涂翠花譯，〈入田君二三事〉（入田君のことなど）。原刊《台灣新聞》（1938 年 5 月 18 日），收於《楊逵全集》卷 9，頁 588-589。除了楊逵之外，入田彥也試圖贊助鹽分地帶詩人郭水潭印製詩刊，但遭婉謝。在 1937 年 12 月 22 日的日記中，郭水潭記下這段話語：「楊逵偕伴日人入田春彥自台中來訪，入田在山地幹警官多年已退休。他愛好文學甚至同情本省人文學朋友。願將其退休金分給我壹佰圓作為刊行詩集之用，我多謝厚意而婉拒其捐助。」（見羊子喬編輯，《郭水潭集》，頁 207。）而吳新榮在 1941 年 8 月 15 日的日記，記下他與日人記者藤野雄士、郭水潭對文壇人物的品論：「台中的故入田春彥氏的純情，和楊貴君的困苦，以及田中保男的誠實……。」（《吳新榮日記全集（五）》，頁 242-244。）.

(20) 11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百圓，楊逵還了積欠米店的債務，並得以帶著家人在台中市郊承租二百坪的土地，開闢「首陽農園」。抱持著「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的心志，實踐躬耕生活，困頓窮迫的身心得以安頓 46 。面對板蕩世局，首陽農園除了汲取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典故以外，在抹除村民團體生活的元素之後，田園耕讀這種生活的方式與態度也讓人不得不聯想到武者小路實篤和他的新村主張。入田春彥在逝世前是否曾經跟楊逵談過他的新村信仰，其希望與失落呢？在楊逵甚至連入田的身世經歷都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問題的答案也許是否定的 47 。但負責處理入田春彥身後事的楊逵，也同時繼承了故人的遺物與思想。這是包括《大魯迅全集》在內的許多珍貴書本，其中之一就是《武者小路實篤全集》。因而，楊逵可能通過這套書而對武者小路及其思想有進一步的認識 48。事實上，這些東西對楊逵是不陌生的。在更早的留學日本時代，楊逵已熟讀白樺派和托爾斯泰等作家作品。日後在接受戴國煇與內村剛介訪問時，他提及文學青年楊逵的誕生乃得之於：日本小說中老舊的並沒有唸，但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白樺派的作品都讀過了，此外當時日本翻譯文學，非常盛行。……我喜歡俄羅斯文學，主要是屬於十九世紀的作品。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杜思妥也夫斯基等。……。總之，我最感動的是描寫對過去的因襲與社會罪惡的抗議或反抗，以往的社會矛盾，底層社會悲慘的人們的作品。 49. 46. 47. 48 49. 楊逵著，增田政廣譯，〈首陽園雜記（一～四）〉。原刊《台灣新聞》（1938 年 3 月 30 日， 4 月 1、6、8 日），收於《楊逵全集》卷 9，頁 486-491。首陽園的闢築過程，可見前揭黃惠禎以及張季琳的論文，見註 32、42。戴國煇、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譯，〈一個台灣作家的七十七年〉，原刊日本《文藝》雜誌，葉石濤譯文原載《台灣時報》（1983 年 3 月 2 日），收於《楊逵全集》卷 14，頁 261。內村剛介對此事的解釋是：「當時在日本從事左翼運動的夥伴，互相之間訊問別人的經歷是絕對的禁忌，這是因為假定被抓挨拷問的時候。而為著保護組織不得不如此做的。由於他準確的守著這項原則，這樣大概可以猜得出他的身分。他甚至對拜託死後身邊料理的楊逵先生也不想揭露自己的經歷。」張季琳，〈楊逵和入田春彥—台灣作家和總督府日本警察〉，頁 22-23。戴國煇、內村剛介訪問，葉石濤譯，〈一個台灣作家的七十七年〉，頁 248。.

(21)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11. 即便我們無法確知楊逵提及的「白樺派」作家作品中是否包含武者小路實篤，但他所閱讀的夏目漱石同樣是武者小路所傾心的作家。而武者小路實篤除了參與白樺派的文學活動以外，許多研究也提及他對大正時期的普羅文學重鎮《播種者》（種を蒔く人）影響深遠。吳佩珍指出：該誌同人金子洋文早年愛讀武者小路實篤在《白樺》發表的作品，而金子洋文在《播種者》的作品則影響了伊藤永之介 50 。伊藤永之介是寫作〈總督府模範竹林〉與〈平地番人〉的普羅作家，而這正是河原功所提到的，影響楊逵〈送報伕〉創作甚深的兩個重要篇章 51 。這些有跡可尋的閱讀歷史提示我們青年楊逵在多方面的文學來源與思想刺激下提升其視野與深度，作家楊逵的誕生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存在。而在更早的一九一五年，孩提時候的楊逵因為目睹噍吧哖事件（西來庵事件），其間日軍對反政府勢力的非人道鎮壓，埋下作家楊逵生成的重大因子。另一方面，在日本，三十歲的青年武者小路實篤在讀到噍吧哖事件的判決結果後，寫下〈八百人的死刑〉一文，以此批判日本帝國的不人道，這個事件被認為是激發武者小路實篤新村思想的要因之一 52 。一九一五年的噍吧哖事件因此再度連結了楊逵與武者小路實篤，這兩個來自殖民地台灣與殖民母國的重要作家，成為影響他們一生思想與行動的至要關鍵。然而不同於武者小路實篤在一九三七年以後直接對非戰主張的否定，隱居首陽園的楊逵則通過另一種迂迴策略，取法土地與花草，繁衍生命並以安頓身心。然而，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活下去；要使我的身體變得強壯，一點也不受西北雨、北風的影響。這種要求是無法實現的嗎？ 53. 50. 51. 52. 53. 參見吳佩珍，〈殖民史？羅曼史？：殖民地台灣與武者小路實篤、真杉靜枝、中村地平的文學交涉〉，收於《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2010 年 11 月），頁 235-247。河原功著，張文薰譯，〈不見天日十二年的〈送報伕〉—力搏台灣總督府言論統制之楊逵〉，頁 129-148。這篇文章交待了作家在讀到「噍吧哖事件」的判決結果—八百人的死刑後的心情起伏，及對帝國的殖民政策展開的嚴厲批判。此詩承蒙中正大學楊智景教授提示，吳佩珍前揭文對於這篇文章有進一步討論，見註 50。楊逵著，增田政廣譯，〈首陽園雜記（二）〉，《楊逵全集》卷 9，頁 489。.

(22) 11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說起來，我就像蝙蝠那樣。我做過形形色色的勞動，實際上是個菜鳥農夫，耕種著巴掌大的田地；可是我能讀能寫，換上唯一的好衣服就躋身紳士之列。 54 能讀能寫的作家楊逵，結合鐵鍬與筆尖，晴耕雨讀的理想得以經由首陽農園而實踐，「園丁」與「花草」成為日後楊逵文學的重要因子 55。但隨著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大東亞戰爭的全面勃發，時局已經不允許楊逵這樣指標性的作家繼續沉默。首陽農園自給自足之耕讀精神被轉化成「增產」／「勞動」等符碼，田園生活從而被激化地捲入國家主義，其戰爭翼贊的脈絡；楊逵的作品也不再像〈送報伕〉─雖「登場」於內地文壇卻「不在」殖民地台灣，那般寂寞地存在。像〈增產之背後〉（增產の蔭に，1944）這樣的小說因而被動肩負著總督府情報課給予的使命─通過對石底炭坑這種戰地產業生活的採訪描繪，藉以宣揚總督府的南進政策。由總督府情報課委編的作品〈增產之背後〉因此在「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刊物《台灣文藝》上連載，之後收錄於《決戰台灣小說集》。約莫同一時間，透過《台灣文藝》的版面響應「全民崛起之道」，楊逵宣告首陽農園解除：全民崛起應該是六百六十萬島民每一個人都要站起來，而不是只有偉人。幸好我有禿筆和鋤頭。首先我從種花改成種菜，多少應該能增加一些蔬菜產量。而我的筆和六年半的鋤頭經驗相輔相成，應該也能為歸農的人，為開始種菜的人，提供一些參考和砥礪。 ……昭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 我不忝敬陪全民崛起的末座，結束了「首陽」農場。. 54. 55. 楊逵著、涂翠花譯，〈勞動禮讚〉（勤勞禮讚）。原刊《台灣文藝》1 卷 4 號（1944 年 8 月），收於《楊逵全集》卷 10，頁 163。比如收錄在未正式發行的小說集《萌牙》（萌牙ゆる，於 1944 年排版中被查扣）中的作品，包括〈泥偶〉（泥人形，1942）、〈鵝媽媽出嫁〉（鵞鳥の嫁入，1942）、〈萌牙〉（萌牙ゆる，1942）、〈不笑的小伙計〉（笑はない小僧，1944）等，都是以園丁的勞動生活作為故事的主軸。.

(23)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13. 當我必須放下筆和鋤頭，在千里之外為台灣奮戰的那一天來臨時，我應該也會很高興，也會勇敢地踏上征途。 56 饒富意味的是，在這篇看似呼應「全民崛起」而宣示意義重大的短文上，楊逵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談論非關戰爭的友誼：蟄居首陽農園已經六年半了。在這徒然虛度的六年半中，我由於已經認識和還不認識的朋友的庇護而免於餓死，經常掛念著有生之年一定要報答他們。 ……溫馨的情誼是如何拯救我，如何為我的新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我的這種真情告白也許多多少少能對全民和睦有所助益吧。 57 他所提到的「已經認識和還不認識的朋友的庇護」，讓人不得不聯想到前述入田春彥，以及介紹他們認識的摯友田中保男，三人之間的跨民族情誼。在這裡，「友誼」被挪用到「全民和睦」這樣的脈絡中，透過戰爭話語的包裝，作家在呼應國策的同時也保有自身的堅持。. 六、小結：失落的「新村」？首陽農園雖然在大東亞戰爭的後期宣告解除，但楊逵卻未曾放棄耕讀勞動的園丁生活及其理想。戰後他將已解除的「首陽農園」掛上「一陽農場」的招牌，企圖重新出發。他甚至發行中日文合刊的《一陽週報》，藉由三民主義的宣揚，以促成民有民享而均富的福利社會之到來。在這裡，楊逵巧妙地挪用孫文的主張：「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利用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間的血緣性，尋求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 58。. 56. 57 58. 楊逵著、涂翠花譯，〈解除「首陽」記〉（「首陽」解消の記）。原刊《台灣文藝》1 卷 2 號（1944 年 6 月），收於《楊逵全集》卷 10，頁 150-151。同上註，頁 150-151。楊逵，〈「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書面意見〉，收於《楊逵全集》卷 10，頁 390。楊逵關於三民主義的宣揚與傳播，見林梵，《楊逵畫像》（筆架山，1978），頁 141-145；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

(24) 11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這些宣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論述反映楊逵一貫天真樂觀的心性，這種對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憧憬，其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他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到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也許還有後來從入田春彥那邊輾轉獲得或強化的新村理念。針對這些思想的詮釋、匯整與改造顯示楊逵從來不是一個頑固的教條主義者─他的與時俱進卻又有所堅持，都是為了趨進其一貫的社會主義人道關懷理想。楊逵所堅持的還包括了他的魯迅信仰。這是繼楊逵發起的雜誌《台灣新文學》在魯迅逝世的隔月隨即刊登了王詩琅以及黃得時的追悼文以後，更全面具體地引介魯迅的文學與思想。這些包括《阿 Q 正傳》、《故鄉》等中日對照叢書，如黃惠禎研究所指出的，其底本來源即為入田春彥所遺留下的改造社版本的《大魯迅全集》（1937 年，佐藤春夫主編）59。作為戰後魯迅文學與思想在台灣傳播的重要推手，楊逵和他改良式的中國社會主義（及其想像）很顯然是不見容於當道的，他在二二八事件後和妻子葉陶雙雙入獄，後來更因為和平宣言被處十二年徒刑，拘禁綠島。一九六一年刑期屆滿重返本島的楊逵，已是年逾半百的壯年人。他和妻子葉陶，於是在大度山麓墾荒闢地，一面經營「東海花園」，一面編織文化願景。一九七○年代以後，許多人相繼探訪，與楊逵共同生活並且勞動，抗日英雄作家楊逵老人與東海花園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再發現與重構的主潮。而這個「抗日」共同記憶重要空間的啟發，竟是透過前殖民地警察入田春彥的資助促成。歷史的偶然與反諷，於此可見。從取「義不食周粟」之意以求個人安身立命的「首陽農園」，戰後為迎接三民主義新中國開設的「一陽農場」，到「和平宣言」事件出獄後再出發的「東海花園」；楊逵的農園幾度遷移，並且屢次解除又重建 60。乍看失落的農園，在園丁意志主導與心田澆渥下，其象徵意涵卻是連續不輟的。楊逵老人甚至在晚年. 59. 60. 秀威，2009），頁 288。黃惠禎，〈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 —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頁 101-122。其變遷可見林邠芬，〈來去走春—春光照路，走找楊逵〉，中興大學文學院電子報《鹿鳴》23 期（2010 年 2 月）：http://www.deer.nchu.edu.tw/nchu-epaper/?p=872。.

(25) 失落的「新村」？楊逵、田中保男和入田春彥的文學交誼與思想實踐 115. 勾勒捐贈東海花園土地作為公共文化園區的藍圖，這個理想終究未能在作家生年實現，但「東海花園」早已成為台灣文化史上不可抹除的珍貴地景。楊逵將園丁視為最適合自己、最能表現己身心志的職業。他在田園中尋求獨立的自我，「希望創造一個可以過得安靜舒適，不受干涉，只以自己的努力而不必低頭屈膝而謀生的生活方式」 61 。農耕的同時，他以筆耕積極介入現世，思索公共課題；晴耕雨讀，鋤頭與筆尖成為改造社會的利器：小朋友大家來賽跑／不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樂的／新樂園 62 戰後留下大量文字與口述記錄的楊逵，雖然未曾述及關於「新村」的片語隻字；但對於這個曾經風行於一九二○年代日本和中國，理想的社會主義運動，楊逵的沉默不意味著新村思想的失落。事實上，經由耕讀勞動的身體實踐，楊逵的農園就和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一般，吸引許多青年人的探訪。也因此，其間的千絲萬縷更值得我們仔細追索吟味。. 61 62. 楊逵未定稿〈默默的園丁〉，《楊逵全集》卷 13，頁 731。這是收錄在《楊逵全集》卷 14 中，楊逵贈予河原功的題字（1982 年 11 月 7 日）。.

(26) 11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