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研究》五十週年座談：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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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研究》五十週年座談：

數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

主持人：蘇蘅與談人：王維菁、林照真、倪炎元、夏珍、張文強、陳百齡、陳韜文、鍾蔚文統整稿件：蘇蘅、吳岱芸、吳俊葵* *_{蘇蘅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e-mail: herngsu@nccu.edu.tw。} 吳岱芸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e-mail: yunerr@gmail.com。吳俊葵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生，e-mail: queikuei@gmail.com。本文引用格式：蘇蘅、吳岱芸、吳俊葵（編）（2018）。〈數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新聞學研究》，134: 17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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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蘇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新聞學研究》主編第二排（左至右）：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夏珍／《風傳媒》總主筆林照真／臺灣大學新聞所教授、新聞所所長陳百齡／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傳播學院副院長第三排（左至右）：鍾蔚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倪炎元／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傳播學院院長王維菁／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所教授、大眾傳播所所長張文強／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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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蘇蘅：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前來參加《新聞學研究》創刊 50 週年的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主題是「數位時代新聞傳播教育的改變與挑戰」。數位時代的媒體匯流改變製作模式和行業成規，傳播科技發展迅速，新技術推出隨即過時，新聞傳播課程要追上這種速度，又要兼顧理論和實踐，為課程設計和教育實作帶來沉重壓力。臺灣新聞教育從 1951 年的政戰學校開始，1954 年政大新聞系在臺灣復校，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正式展開在臺的大學新聞教育。1970 至 1980 年代，新聞教育主要以實務取向和公共議題為主，80、90 年代轉向大眾傳播教育；從 91 年開始，傳播教育轉向分立，出現傳播科技、傳播管理、藝術傳播等新方向，傳播教育出現非常大的改變，從原先應用實務導向變得專門化、分眾化。 1980 年開始臺灣不斷成立新的傳播科系，學術界看似重視傳播。但傳播教育方向丕變，學與用之間出現落差，有些人覺得轉變很好，也有學者提出批評，認為傳播科系這種轉變沒有辦法結合對學生專業訓練的承諾，也犧牲通才教育的理想，因此碰到兩難。教育部在 2014 年曾經公布一份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薪資的分析指出，臺灣傳播學門的學生在畢業後投入相關行業的比例只有 22.3%，對臺灣傳播教育的評價比較負面，更顯示如今傳播教育受到更多挑戰。今天邀請學者專家與會，希望能夠回顧、檢視傳播教育面對的挑戰，積極討論以展望未來。我們提供六個討論議題，希望大家就當下的新聞傳播教育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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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問題、當下教育面臨什麼挑戰、如何創新等提出討論；也因傳播涵蓋領域和邊界持續變化，現代傳播教育究竟應該教什麼和怎麼教、如何進行跨領域整合、哪些核心價值需要保留，請大家暢所欲言。

傳播環境風起雲湧的改變

夏珍： 我從傳統媒體做起，在《中國時報》做了 28 年後退休，近年 轉到新媒體，像我們這種 20、30 年經驗的資深記者去做新媒體，其實很痛苦。痛苦的原因是，我們已經習慣傳統媒體的作業模式，記者採訪、寫稿後，有編輯幫忙看稿，有人處理上稿。但到了新媒體之後，我們必須學習很多新技術，而且一般網媒，也就是所謂的新媒體，往往公司規模非常小，人人是校長兼撞鐘兼清潔工，你要邀稿、寫稿、看稿，甚至還要自己上稿。此外，網媒並不是只把文章貼上網就夠了，這只是紙本的電子化、紙本的線上化，不能稱作新媒體。所以我們要學習怎麼嵌入影音、加入照片、互動地圖，甚至還要學習如何把平面的東西編成電子雜誌。由於新媒體技術日新月異，我們必須不斷做許多新的嘗試，例如我們第一年開台，試驗將六四天安門、蘇格蘭公投等議題做成像電子雜誌式專題，是很新的嘗試。可是當時我們沒有任何一個編輯或記者能處理這樣的工作，最後請工程師來協助。不過，這些工程師對蘇格蘭公投等議題也興趣不大，只能教我們使用套件，這個實驗過程實在很困難。這些現象讓我不禁在想，以後傳播科系的教授是不是都要從資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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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過來？因為網媒所需要的這些技術，傳統傳播科系出身的我們都不會。林照真： 我們在學校裡，培養未來的新聞記者，恐怕沒有悲觀的權利。 我們應該不斷去想，我們缺了什麼、要補上什麼，以及學生的前途在哪裡？現實面我完全同意我們面臨困境，媒體公司因為經濟壓力，不得不裁員，也經常遇缺不補，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也愈來愈少，這些都是新聞系所學生的就業困境。當然，新聞生態以及新聞產業經營不利，要企業投資很多的經費去好好經營一個新聞媒體，也要相當的資金，非常困難。現在一般媒體完全無法聘請足夠的記者，只能用非常多的實習生當記者。這個時候，我認為大學有這個責任，可以在媒體創新上盡更大的責任。以臺大新聞所來說，我們正以成立一個社會企業的新聞媒體為努力目標。我覺得臺灣不乏新媒體，但卻沒有足夠的記者提供一定品質的新聞。我認為大學有更多的學生記者群，也更有機會接受新的傳播科技，我認為大學有這個責任，也有這樣的能力，可以為我們社會成就更有品質的新聞，這就是我所謂的大學的責任。王維菁： 就目前傳播教育界的變革而言，我們看到第一個問題是，我們 會去追逐個別的科技跟技術，使整個傳播教育變得非常零碎。第二個重要問題是，追求學位的目的與教育目標的不符。例如，師大大傳所是研究所，在傳統的教育定位上，它應該是以培育未來研究人才為目標。可是現在許多學生唸研究所，只是希望提升學歷。實際上未來會參與學術的畢業生，不到百分之五。因此研究所課程也就必須加入實務的訓練。為解決上述的矛盾，過去會加強實務訓練的知識成份，可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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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做法也有盲點。因為實務訓練課程畢竟是比較微觀的眼光，然而傳播研究比較在乎整體、社會文化的意義，站在鉅觀角度，其實差別滿大。可是我們也不同意整個研究所走向只因應學生的實務能力需求，這也不利於培養長期競爭力。所以我們一直思考，傳播研究能力跟傳播實務能力中間有沒有一些交集。而我們的想法是肯定的。因為傳播其實是就是意義的生產，需要有文化社會基礎，也就是說，傳播實務跟傳播研究的交集就在於傳播的社會文化基礎，因此這個社會文化基礎是傳播教育重要且不可忽略的部分。倪炎元：我們焦慮可能比各位還要多。多了一層憂慮是要迎合學生即將砍半、少子化的趨勢。在我們學校，有兩成學生甚至一進來就背負沈重學貸，家裡社經地位比國立大學學生低。很多同學大學四年中一定得打工，所以思考的事也不太一樣。並非我們沒有理想，而是說目前招收的學生，只有很務實的目標：大學畢業是不是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從媒體轉到學院服務，剛好遇上媒體產業天翻地覆的年代。個人粗淺了解，目前傳播學院畢業學生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沒有願景。他們不會像我們上個世紀 80 年代進報社電視台，還可以期待待遇與職等會隨年資提高。現在呢，要在傳播業找到工作其實不難，很多媒體都缺人，但是進入後，待遇可能完全提不上來。像東森新聞雲裡的小編，新聞科系畢業的約只佔兩成，另外八成不是傳播科系畢業，而且這八成的人留下來的意願還比新聞科系那兩成高。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理想。我們有同仁去做訪談研究，尋訪到其中文章流量最高的小編是一個科技大學的畢業生，它 po 的文流量最高的原因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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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去搜集全球的、18 歲以上才能看的東西。他說「我的標準就是，我喜歡的大家一定都喜歡。」換句話說，這種媒體環境即使不是傳播科系畢業也能做。反而是一些傳播科系的學生，進入媒體碰到置入性行銷就想抗拒。我在這邊不談倫理學問題，只是指出我們的學生面對的現況就是這樣。張文強： 我們這幾年常會把傳播領域面臨的挑戰化約成來自於科技的挑 戰。對這個命題，我有擔心跟擔憂。以前我們劃分報紙、電視與廣播談論傳播現象，這些年還是以媒體劃分，只不過分成新媒體跟舊媒體。可能因為傳播與科技之間有某種程度的親密性，加上比較迷戀科技的社會脈絡，導致這幾年，傳播科系面對傳播產業轉變，很容易將面臨的挑戰等同於如何處理新科技帶來的改變。這幾年臺灣社會的改變非常大。新聞工作的挑戰很大一部分的確來自於科技，但還是有一部份來自於社會整體環境的改變。新媒體可能同時透過不同方式跟其他社會結構改變做出構連，形成某些交集或是聯集，然後再影響到新聞或新聞產業。這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因果結構的關係。姑且不管科技與政經、文化結構怎麼構連，很多新聞工作面臨的挑戰不能直接、單純用科技角度進行解釋。例如，這個社會本身就比較液態，是造成記者高流動性的關鍵因素。我相信許多新聞工作現象是科技造成，但也可能是文化面和很多其他面向造成的。又比方說，當代社會的同溫層以及立場先決的思考方法，部分與網路有關，但是也反映出一種基本人性特質，只不過在當下社會脈絡中變得特別嚴重。現在社會相對不在意深刻、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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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也應該對應著整體臺灣社會文化的轉變。陳韜文： 新聞教育面對的挑戰究竟是一個科技的、還是社會的挑戰？這 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若說到社會變動，比較大的社會變動應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對香港、臺灣、及其他地方都有影響，雖然這個影響在香港比在臺灣來得強烈。另外就是科技的挑戰，而科技帶來的挑戰更為明顯，因為它實際改變傳播生態，讓傳播過程裡的元素比重有所轉變。所謂傳播過程，回到最根本的說法——Who says what to whom through which channel with what effect，加上 feedback（反饋），形成反向傳播。把這個傳播過程的經典描述放到現代傳播環境來看，裡面每一個元素都沒有改變、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還是有傳播者與受眾等等。但我們卻感覺到當代傳播似乎已有很大的變動，原因在哪裡？主要是因為當中有些元素所佔的比重跟以前不一樣，而彼此之間的關係也有重要的改變。新媒體裡面，最重要的特質就是「互動性」提升。雖然過去本來就有反饋，但是現在的反饋速度快的不得了，而且每個人是真的有機會立即就給個回應，例如在Facebook 裡面給你 like，或者是看直播，即時就看到誰在線、誰喜歡你、誰不喜歡你。在這麼快速的feedback 衝擊下，訊息生產也受到影響。例如在香港，一個標題及新聞發出去以後，可能隔 15 分鐘，就可以看到這段新聞受不受歡迎。如果反應不好，編輯可以即時改標題，從而吸引更多人的關注。新聞的具體內容沒有變，所更改的只是標題，這是反饋即時化導致的效果。科技的改變也導致傳播渠道（channel）的改變，以前先是有報紙，後來電台、電視出現，現在則是有手機等，透過不同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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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受眾接觸。以上種種改變顯示出，原來的傳播過程沒有改變，但是各種元素內涵及彼此之間的比重及關係則有重大的改變，導致整個傳播生態改觀，構成我們今日要面對的挑戰。鍾蔚文：似乎大家在想的問題都是：科技怎麼挑戰教育、科技怎麼挑戰實務。可是當今恐怕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自古以來的問題，媒介其實無所謂新舊，自古以來都有媒介，真正的問題不是誰挑戰誰，也不是誰適應誰，而是從有人的意識開始，知識、能力、教育跟環境之間，包括人口的變化，社會文化的變化，其實一直處於一個「共同演化」的過程。如果看整個歷史的發展，會發覺它跟知識能力、教育與時俱進是常態，重要的是怎麼變。對傳播來講，它的科技有一個特性，就是所謂的「智能科技」（cognitive technology）。過去從紙筆開始，它都carry some cognition，將我們享有的能力、

知識，外放到環境裡面。過去 20 年來，智能科技發展到一個

巔峰。主要可以分幾項來講，其一是電腦。其實嚴格講起來現在沒有其他媒介，電腦就是唯一的媒介。所有的媒介都可以用

電腦來轉化變成媒介，有位電腦學家叫 Lev Manovich 寫了本

書叫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最近又寫了叫作 Software

Takes Command，那本書批評傳播學者，認為我們沒有抓到媒 介的本質。我們今天雖然看到電視、廣播、報紙，其實它背後都是電腦，都是數位構成的。現在面臨的環境更為險峻，因為還有兩個這一兩年才開始談的變數。第一是「物聯網」。物聯網在日常生活裡已經進行很多的溝通，彼此還交換訊息、傳遞訊息。另一個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AI 其實幾乎可以把我們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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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都給代替。有位學者 Kris Hammond 說：到了 2026 年，不是可能，是必然（inevitable），電腦會代替新聞界百分之九十的人力。AI 現在的速度是一個小時寫 2,000 則新聞，這些基本上都是智能科技。陳百齡： 我們今天談的範圍滿廣，從最上面的典範改變到現狀，然後環 境，還有一些期待跟願景，我覺得早該討論。剛剛聽起來，大家對於如何追趕上不斷進步的科技感到有些焦慮，我們如何跟科技協力這件事情可能是重要的，可是去學一個 R 語言是不是等於跟科技協力？那可能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可是要如何把學生教到能夠具有跟科技協力的能力，其實還滿不容易。我們試過很多方法。比方我們試過 co-teaching，試過工作坊，然後試過 problem-based learning，多多少少有學到一些東西，但這擴散的速度太慢了，且整個環境仍持續在改變。因此，除了和科技協力之外，自學的能力在今天其實非常重要。

如何進行課程創新和調適

夏珍： 我曾經在東海大學政治系教了一年的媒體採訪與寫作，基本上 算是某種媒體通識課程。之所以會到東海政治系兼課，主要是因為我跑了 30 年的政治新聞。根據過去經驗，我到任何學校的傳播科系，跟學生們分享跑新聞的經驗，提到任何新聞、提起任何人，學生都沒反應。學生已經沒有人看新聞，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看報紙，但沒人要看新聞，網路上看新聞都非常少。林照真：我個人對這方面的訊息非常警覺，都會隨時請教業界人士，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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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入臺大新聞所的課程裡。這一代的新聞系所畢業生，採訪、編輯、上稿以及版面的編排或修正，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但當中有些人已經會寫 code，對 HTML 有基本的認知，也具有數據資料的分析能力，這些都是新聞研究所新增的教育內容。現在的新聞教育非常重視電腦識讀（computer literacy），新聞工作者的電腦素養一定要提升。很多學校也跟臺大新聞所一樣，開始把程式教學放進來，希望新聞記者，或是傳播人有更多解讀資料的能力，然後可以從裡面找到有意義的訊息，這種訓練也是新聞教育、或是傳播教育重要的一環。當然在新聞人員遇到困難的問題時，仍需要工程師協助，但很多狀況已經可以自己處理。事實上，資工的訓練就是技術、工具的學習，但他們的訓練沒有辦法把這些技術轉換成內容。我們看到西方媒體已有越來越多資工技術人員加入新聞工作，這是整個數位趨勢使然，以致部分新聞所同學也會認為，最困難的就是數位技術學習。實際上，我們實驗下來，發現最困難的還是如何形成問題意識這件事。舉例來說，學生要學習「怎麼樣在資料裡面找新聞？」這個的問題意識是來自新聞傳播的訓練，並不是來自於資訊科學、電腦科學。我認為我們必須要跟資工的老師合作，但也要深切地了解，資工技術是要為新聞傳播人所用，要為生產新聞內容服務，是我們應該合作的夥伴，但新聞記者絕對不會為這些技術取代。因為我們要的是有想法的內容生產者、提供者、產製者，跟資工技術人員的角色完全不同。王維菁：臺師大大傳所整體的課程架構，分成三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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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的基本技能。這部份不僅包含技能，也包含傳播知識的核心基礎。傳播知識核心基礎有三大部分的傳播理論，包括大眾傳播理論、新聞傳播理論以及資訊傳播理論。未來可能整合成資訊跟傳播理論。第二個部份大概就是跨領域跟跨平台的、數位內容的產製以及數位敘事能力的培育。我們希望讓學生了解，其實不同的傳播模式，有不同的特質跟內涵，他們必須要掌握到這些特質跟內涵的不同。第三部份就是剛才提到的，希望找到傳播生產以及傳播研究之間共同需要的社會文化基礎。當然，學生人文素養能力必須靠自己追求，我們主要聚焦在隨著新傳播生態改變，新的傳播生產以及新的傳播運作，以及當代社會需要的社會及文化、政治或經濟基礎。我們的想法是因為傳播其實是就是意義的生產，需要有文化社會基礎。我們有約三分之一的課程聚焦在所謂新的傳播生產以及一些傳播運作等，若要在當代社會裡可以良好運行，它的社會文化基礎是什麼？這些課程大概佔了三分之一。我們的教育方向大致從這三大面向下手，希望不要一味追逐個別科技或工具，新的一個技術出現我們就開一門課，把傳播教育弄得好像吃 buffet，這樣下來，我們跟巨匠電腦或跟資策會的職業訓練到底有什麼不同？所以重點是，在傳播生態改變之下，我們能不能掌握新的傳播生產的特質與它的精神，而不是掌握它的技術而已。倪炎元： 我們學校很早就開始設新媒體課程。院裡資訊老師大概有六到 七位，算是最早引入資訊老師到傳播科系裡的，中間的陣痛也是最早開始。事實上資工或資管背景的老師到傳播學院來，授課還是理工模式，他們碰到學生時，學生要適應他們，他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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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適應學生。所以好幾個老師，常常得到很低的教學評分。因為理工科上課是不去討論為什麼，而人文科系的學生很會問為什麼，特別是女同學，結果雙方無法對話，作業常常會交不出來。調整很多年之後，慢慢這幾個資訊老師才比較適應，他們的角色現在對傳播學院不可或缺。傳播資訊背景的老師在傳播科系有個好處，倒不是內容產製上，而是在平台上可以幫蠻多人的忙。現在的資訊發展走向套版，未來不一定要學 coding，但過去資訊背景的老師不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他們不會特別提出來。後來在磨合過程中，漸漸知道傳播學院的需求，所以開始把這些新的套版介紹給同學，對傳播學院幫助很大。我們的傳播教育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還是內容產製，第二則是平台，包括整個平台的搭建，第三部份是獲利模式。平台部份，我們試著讓資訊背景的老師的課慢慢可以跟內容產製的課程結合，現在的新聞記者除了會編、採、寫之外，也須具備基本拍攝、繪圖、後製、包括製作電子書或是電子雜誌的能力，或是會操作 VR、會寫基本程式語言等，像剛剛提到 360 度環視，現在學院裡都有那樣的訓練。此外，內容上網之後，如何經營粉絲，現在新媒體的通通必須要學。內容產製之外也要學習平台的經營，就是獲利模式。我覺得傳播科系的學生需要有些市場經營的理念。這不是去迎合流量或者是點閱率，而是必須要有內容到底怎麼獲利的觀念，這是未來的趨勢。有了這部分的了解，學生比較能夠理解傳播生態的現況。張文強： 談新聞傳播科系的挑戰時，如何應付科技轉變進行課程調整， 的確是要思考的大問題。可是如果只把課程調整焦點放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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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上，可能只是看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因素，或許當下除科技改變外，更大的改變在於整體環境的轉變。例如當環境變成一個比較沒有黏性的社會，學生去工作，半年就離職，是很正常的事。又或者當社會本來就不在意深刻思考時，要去寫一個有深度的新聞，也是很難的。短的、內容農場式的東西，或許反而更迎合現在人的思考方式和方法。在改變脈絡裡面，當我們太過擔心科技，因應科技做些課程調整，或教學方法的調整時，也就容易帶來如何跟資工系老師相處這種跨領域問題。然而這些問題也不是現在特有，我們現在與資工領域專業人員互動，跟以前做電視的人必須要去和攝影、和攝影機、和導播、和燈光互動是一樣的。另一個問題是當我們變得喜歡從市場脈絡的角度，看待新科技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時，直接對應的往往就是「資訊能力」，所以才會談跨界的問題。可是這裡面也有「劃界」的問題。現在好像大家受到的刺激太多，新聞系想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收進來，但我想應該沒有一個科系能夠做到。以現在教育部規定 128 個學分，要加大數據、視覺化的等課程，勢必得取消其他東西。對應當下新聞教育的挑戰，科技當然是關鍵因素，但是我們也必須關注其他因素造成的影響，也許才能解決假新聞、新聞農場的問題。陳韜文： 我們學院創立的首要目的是培養人才，第二是希望創造知識。 要培養怎樣的人才？首先是希望培養出有思維能力的人──有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另外一個希望是做到、且跟別的院系不一樣的，是培養出善於表達的人才。我們的課程是怎樣因應新環境的挑戰而改變？我們名為新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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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院，實際上內部不分系，只有一個統一的學院。本科同學進來後，均要必修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及創作媒體的基礎課程，並非一開始就以特定媒體作為他們修課的根據，強調的是多媒體能力，這可以說是我們對數位化媒體匯流的一種回應。受過這些初階訓練後，同學才在多種專業課程中選擇一種或兩種主修。無論是哪一樣專修，所強調的都是多媒體的能力，不囿限於個別的傳統媒介。選擇新聞主修的學生可以透過學院設立的刊物《大學線》或 Varsity 實行校內實習，而廣告 公關方面的實習，則可透過校內的 Pinpoint Agency 接一些校外單位委託的任務作為實習項目，另外還有一個新媒體實驗室，供主修創意新媒體的同學實習。面對數位化挑戰的另一個回應就是在每門課都盡可能加進數位媒體的相關內容。同時有些數位媒體的課程則需要獨立成課。大約一年前，我們有一個數位媒體的研究方法課程（digital methods），談大數據分析方法，但不是正規課程，而是採取工作坊形式，兩個星期集中教學，用這種密集短期的訓練來補現有課程的不足。全球化或國際化是數位化以外另一個挑戰。我們除了開設有關的獨立科目外，我們跟英國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有個雙聯學程（joint program），學生其中一年到英國就讀，另一年則在香港就讀，透過這個方式讓學生在不同的國家生活、體驗。另一個國際化做法就是每一個學期安排 80 多位同學到國外去交流一學期。統計下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在畢業之前，一定會在其他地區的國家至少有一學期的交流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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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跨學科學習。我們跟工商管理學院也有一個五年的雙聯學位學程，修完以後可以拿到兩個學位，如果沒有修完，則是拿一個主修學位、一個副修。鍾蔚文：在一個變動的時代，最需要想像力與創新，因此我們必須在課程上努力創新。首先，我們很容易只從表象去判斷新聞記者需要哪些能力。像是要做大數據分析，就要學 coding。像是我要做新聞記者，似乎具備的能力只限於新聞價值、採訪策略、新聞文類、倫理法律等，慣性思維讓我們看到這個能力。其實做一個非常傑出的新聞記者，他背後的知識絕對不只這些。這就帶到知識的第二種面向。如果我們看林照真老師，她是非常傑出的調查採訪的記者，她背後可能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內涵。我常常說：「你們是新大陸，我們要做你的哥倫布。」通常一個非常傑出的記者，他並不知道他背後有多麽豐富的知識跟能力，我們可以叫它「內隱知識」。或是有的學者稱前面提到那些很容易想到的外顯知識為 knowledge thin，瘦知識，而稱內隱知識為 knowledge rich。一個好的專家記者背後的知識，絕對比我們這些老師來得豐富。如果仔細看會發覺，很多的工作本身其實背後有非常豐富的知識，比如說查證，查證牽涉到什麼叫事實、牽涉到那個查證的過程、你怎麼去斷定它有效力。其實做研究時，會談怎麼樣 access、怎麼樣採集資訊、要怎麼樣 navigate，我們怎麼去在網絡中間巡弋、去找到那個人，我們拿到那個資訊之後，我們怎麼知道這些資訊已足夠充分了。人脈其實牽涉到的是非常豐富的人際知識。也有人從哲學角度去討論AI 的價值，有位學者就指出，人脈的知識是 AI 永遠沒有辦法掌握的，因為牽涉到你跟人怎麼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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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面向，則是我們跟科技之間其實一直在「共同演化」，當你發現文字時，你就發展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新的行動的方式。同理，當電視出現時，也發展出一種新的思維和行動方式；AI 出現，也會產生新的思維和行動方式。路透社的總編輯曾說過：「AI 並不會影響我們記者的工作」，這其實呼應剛剛林照真老師提到的，AI 幫我們把整個資料做了分析後，我們再進去詮釋它，以它做基礎再去寫文章。所以有種知識很重要，就是對應科技媒體的思維和行動。因此為了配合科技的變化，現在的新聞記者要懂得 spread、懂

得distribute、懂得 tag，要懂得 curate。

陳百齡：所有的教學的策略要達到什麼學生能力、以及我們的目標可能是什麼，這些思考可能需要很多教師的投入與討論，奇怪的是，現在大部分傳播環境裡很少能談這些問題，有時候我們要招聘一個教師時，他進來可能會待上二三十年。假如他想做一個新聞系的老師的話，可能可以做哪些事、開哪些新課，或甚至怎麼樣改變這個環境，我覺得這很重要。可是我們很少去談這些問題。我在實踐的過程裡，常常覺得如履薄冰地在往前走，因為環境不斷改變，我的教學策略跟所要達到的學生的目標，就是學生的能力是什麼，有時候我不太確定，不知道其他同儕感覺怎麼樣。

新聞傳播教育的本質思考

夏珍： 《風傳媒》公司這麼小，但是我們現在招牌記者就是臺大新研 所畢業，從工讀生開始做到了正式記者，約三、四年不到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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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且我們原則上不再挖角傳統媒體的記者，老新聞記者出來還在這一行，我們自己都知道身上的包袱太重了，在這個潮流之下你的框架放不掉，媒體不會有創新的。所以原則上你要找，就一定要找沒超過四十歲，最好在三十歲以下，尤其是那種從我們自己的工讀生做起，一直這樣打工，一年、兩年到正職。因為我們公司很小，每年的員額是有限的，寧可用我們自己訓練出來的年輕記者。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我們大概八成是大學學歷以上的，兩成是博碩士。因為，年輕人的想像力跟我們不一樣，對新聞事件的看法不一樣，對新聞人物的看法不一樣，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我覺得新的時代，連寫作方式都在變！《風傳媒》的文字量真的比較大，你去看我們的即時新聞，字數比別人多：五百字、六百字的評論在我們這裡是不可以登的。六百字的評論丟到其他媒體，三百字、四百字也可以登，即使要講一件事情也無法講清楚。我們很喜歡讀者互動的，卻也很怕讀者互動，按讚聲多時，往往罵的聲音也非常多，一定是兩極交鋒的。另外我們有一個頻道叫做《風生活》。這個發展趨勢蠻特別的，我們《風傳媒》第一年是完全只有嚴肅新聞，我們連社會新聞都沒有，影劇八卦更不用講，以臺灣的市場而言，獲利模式非常難以發展。所以我們發展出了一個《風生活》頻道，專注於軟調性的新聞。我們講大數據分析，還特別找人來上課，我們那時候還真的買了他們的程式，讓你盯到每分鐘現在即時線上最熱門的新聞是什麼。最後就有點抓狂。我不需要大數據分析跟我講此刻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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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之內最熱門的新聞是什麼，我用小拇指跟膝蓋想都可以知道，不是性器官，就是當時發生最大的政治爭議，根本不需要大數據分析我就知道了，如果是用在這裡的話我覺得就沒有意義。那我們也嘗試各種新的呈現方式，像我們最早開始電子雜誌的類型，後來我們做了卡片新聞，大概也是一種新的嘗試。通常來說最受讀者喜歡的，點擊數最高的，真的就還是「人的故事」最強，我覺得人的故事、人的感受、感情，都不是技術性能教得出來的，就是要你真的喜歡這一行。我們還是要有一個古典新聞價值，你總是要「監督」。不監督，要幹嘛呢？所以我們做綠能、太陽能。這些東西就真的點擊率都很差，大家都覺得這很重要的，但真的去問：你關心嗎？沒人看。但我們還是盡力推，盡力推的結果至少可以影響到那些做決策的人，知道是有人關心的，我們媒體就是要這樣。學校裡要設法讓學生知道：你做這行還是有意思的，但真的很辛苦。林照真： 新聞人員的流動性越來越大，而且也慢慢地有一些年輕人不再 以到新聞媒體工作為榮，這些價值觀的改變，是我們從事新聞教育工作者目前最嚴峻的考驗。很多人批評新聞，但新聞重不重要？我無法想像沒有新聞的社會是什麼樣子。即使我們認為現今的新聞內容有太多地方需要改進，也不會主張要讓新聞工作完全消失。畢竟，就社會發展歷程來看，新聞媒體真的是發揮監督功能的第四權。但現在的弔詭是，我們努力運用科技創新來產製新聞內容，卻未必可以在現實界找到應用的機會。即使我們在課程裡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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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再怎麼練習、學習，許多畢業生回來的反應竟是——在實務界用不上。因為新聞實務界要的是最簡單的即時新聞，以致新聞工作者反而得提供一些簡單的稿子，或者被要求要提供有點閱率的稿子，這點讓年輕新聞工作者非常痛苦。王維菁：其實在過去大眾傳播時代，傳播工作者或者是大眾媒體，可說是掌握、獨占了社會真實的一個詮釋權力。但以現在網際網路的生態中，你會發現，其實傳播工作者他必須要去競爭這個詮釋真實的權力。這樣兩個不同的環境下，身為新聞或者是傳播工作者，要有的心態、素養甚至價值觀，其實都是非常不一樣的。因此要避免只把眼光都放在技術或技能，卻不重視面對這樣傳播文化生態的改變應該要有的素養、態度或價值等文化訓練。我們現在有點被科技帶著走，卻缺乏一個願景或整合性的眼光。就像中研院的院長廖俊智說的，臺灣的各個領域好像都是缺乏去描繪願景的能力。其實傳播教育也是，我們好像不能再被個別的科技帶著走，而是我們應該要可以去勾畫出一個具體的、比較鉅觀的圖像跟願景，然後去掌握到新的傳播時代的一些精神，再將這些精神下需要的特質及能力帶給學生，而不是盲目追求技術。技術是一個門檻，可是它絕對不會是決定傳播內容工作者，或者是新聞工作者決定他最後的競爭力與工作表現最重要的因素。張文強： 這幾年，先不管改變是好還是壞，我覺得我們很容易看到科技 帶來哪些新的改變。可是歷史的發展是連續而非斷裂的。過去所發展的一些東西，被稱作「舊」，但「舊」就會被淘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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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比較想把它稱為「古典」。當我們過度去關注新的東西時，是否同時會把古典的東西給忘記了？當然「古典」是可以被挑戰的，比方說「客觀中立」一直以來就經常被挑戰，又或者說新聞是要去報導事實的這件事。再例如在這些年的教育脈絡裡面，我們是不是相對忘了以前我們常會思考的某些問題。像是如何設法讓錄取制度公平、如何照顧弱勢團體等對於公平正義的關注。這些問題似乎慢慢在我們的對談裡面消失。我們現在對談的內容多是大數據、新科技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或招生錄取率等。我的意思是當老師們好像對於事實、公共這些古典成分，比較不在乎、不再是我們跟學生相處過程裡面，常常去談的關鍵言論，那麼學生忘記、不關心，也是正常的。帶領他們關注新科技當然重要，但是，在教育的脈絡裡面，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些…古典的東西，必須持續關注的東西。或者反過來在這個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我們更需要去強調古典的某些成份，例如對於「事實」的理解、討論怎麼去定義事實、怎麼看待事實等等。這些是不是在我們的新聞系的教育脈絡裡面消失了。鍾蔚文： 就如 Thomas Kuhn 曾說，典範變遷的時候，哲學思考開始流 行起來，如思考新聞是什麼這類的本質性問題。這可以分幾個層次來談。最上的層次是，什麼叫新聞？對本質想清楚了，才能思考如何隨時代演化。演化是一個雙向道，若想的是環境在變，我們要去怎麼因應，那只是單向道（one-way street），因為演化還有一個意涵，我們不只是焦急因應，還能積極地創造。舉個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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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你可不可以創造一個新文類？就拿大數據來講，比方說，因為有大數據，出現好多新的新聞形式，像環保新聞。像 The Guardian 透過感測器、物聯網等，去收集關於土壤的大數據新聞，經過分析以後，發現從這個地方，可以發展出很多新的新聞。這個時候呢，你不是只是單方面的適應這個環境，你回過頭，還可以去改變它、創造新的東西。另外，對於讀者來講，重要的是新聞和他∕她有無「相關性」。要作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善用科技。舉個例，用 AI 分析個人喜好客製新聞。另外形式（format）也有許多創新竹的空間。例如，《紐約時報》每天早上有一個今天跟你有關的新聞簡報，非常快速、掌握時間。這跟今天廣告的作法很像，如果你在香港的機場，可能馬上就可以接到和當地商場相關的廣告。根據「共同演化」的想法，重要的不能只看現況，只為眼前的問題煩惱。我們不要再去埋怨學生怎麼樣，或是埋怨環境怎麼樣，我們應該想的是，究竟要給學生什麼？未來的新聞其形式為何？例如 Vice、Buzzfeed 這些算不算新聞媒體？可是它是不是？它是。 我們教育工作者要想的是：我究竟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學生？陳韜文： 從整體的來看，現在媒體的變化、新聞的變化，實際上是整個 社會改變的一部份。但是為什麼我們仍會說這是新聞的挑戰呢？主要是因為新聞及新聞教育有其相對的自主性，我們可以從主體的角度來分析當前的情況。大家都認為現在是「變」，但是這個「變」有沒有「不變」的部分？不變的重點又是什麼？當中是否有不變的「原則」？新聞是新聞價值的體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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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有沒有改變？以前社會新聞、娛樂新聞被認為不算是新聞，只有比較嚴肅的東西才叫新聞，對比現在，整個新聞世界可以說是翻天覆地了。我們已經慢慢接受社會新聞也是新聞、軟性新聞也是新聞，跟現代社會很多情況一樣，就是原來的分類邊界已經在改變、在移動。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那麼你就跟時代不吻合，離開可能是唯一的方法。那不離開，就是接受或是對抗，對抗難言有甚麼前途；大概只能順流而行，並將我們認同的重要價值盡量發揚光大。沒錯，現在這個時代變動特別快、特別強烈，已經構成典範的轉移。典範的轉移裡面，實際上還有有連續、持續的東西，不能忽視。自然科學中典範轉移是少有連續性的，因為它原來的預設根本被否定了，但是社會典範的變動則不一樣，新的往往有舊的影子，新舊之間不是絕然斷裂的。我非常同意鍾老師所說，我們正處於「傳播典範轉變」的時代。現在是初始階段，狀態很不確定，從「新聞的型態」一直到「受眾怎麼樣消費」這種基本的特性都沒有沉澱下來，因而前景很不明朗，使人感到非常不安。我估計，將來的社會在傳播這個範疇終有一天會變得相對穩定，不會永遠如此動盪不安。雖然「變」是永恆的，但是變動的程度可能會減緩、不再那麼激烈。現在的狀況可能是各方以不同的方法競逐，各顯神通，看誰最終找到生存發展的道路。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可以營利、可以謀生，實際上也在演變中，也在共同演化，在這種狀態裡可能有人比較成功、有人不那麼成功。《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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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也算是少數比較成功的。香 港的媒體也在以多種的方法尋找出路。有些新興網絡媒體，好像《01》、《立場新聞》、《端傳媒》、《眾新聞》等都是以不同的經濟模式在試驗。

實踐式學習：實習課的設計與教學

夏珍： 重要的是新聞究竟還能不能成為你的志業。我覺得研究生可能 比大學生好一點，大學生已經沒有感覺。我們自己用過很多剛畢業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研究生確實會比大學生訓練要好，但這不是指知識上的訓練，而是他們對於自己要做什麼事情，想得比較清楚跟透徹。我覺得這一點是需要的。但麻煩的是，媒體環境太壞了，讓人覺得把新聞當成一種志業的話像是「坑人」，所以會有寧可工作隨時換、能跑就趕快跑的這種心態。不知道要如何在學校裡讓學生知道，新聞這一行是嚴肅、重要的，而且可以有使命感。這也影響到實習制度，我不曉得現在大的媒體還收不收實習生。我們有收實習生，但公司太小，因此有名額限制。我們去年收了幾個，結果最後，讓總編輯在辦公室發飆、生氣地說不要再收了、太累了。雖然實習生不支薪，但我們很認真地在教。可是認真教的結果是，花費太多心力在看實習生所寫的、不能上的稿。若不能好好帶學生，其實也就沒有實習的意義。而且，若學生他自己不想學，你去實習一兩個月更是完全沒有意義。到了其他傳媒，若只是當個新聞小編，就跟工讀生一樣，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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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抄《自由時報》、抄《聯合報》，就把三家報紙整合，重寫一遍，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所以說，究竟還需不需要實習制度、重不重要、怎麼做，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我認為，像建教合作提供一個更好的實務環境，讓學生去嘗試了解自己的性向到底適不適合這份工作，這也是很重要的。林照真：實習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已經不願意隨便讓我們的同學到不關心新聞正向發展的臺灣媒體實習。我們現在開始嘗試跟國外媒體、國際性的媒體簽約，希望同學的未來發展不以臺灣自限。我們也到社會上募款，為的就是提供學生經費去國際媒體實習。就實習制度來看，在臺灣的媒體裡多數學不到東西，甚至還會學到壞習慣，不知道新聞還有願景。很多的媒體也不把實習生當一回事。當然我也不認為，學生到國際媒體上就一定能學到什麼，但至少我希望他們能開開眼界，了解新聞的國際脈動。我最擔心的並不是國際媒體不跟我們簽約，我反而發現國際媒體非常需要中英文俱佳的新聞人才，因為現在有很多媒體都在發展中國市場，所以臺灣的新聞記者只要英文強、中文有一定的能力，一定可以勝任。我自己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學生企圖心不強，已經沒有新聞熱情，對新聞也沒有憧憬，只想找一份還可以的工作就行。這種消極心態，跟社會價值觀很有關係。幾乎所有大學、學校老師、新聞傳播科系、還有我們的新聞媒體，大家都在傳播一個負面的、臺灣新聞工作沒有希望的氛圍，以致士氣愈來愈低。我個人覺得我們不能以現在臺灣的新聞環境不足，作為新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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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已經無力回天的理由。當然，新聞生態以及新聞產業經營的不利，這是現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臺大新聞所正在努力成立社會企業新聞媒體，提供學生實習機會、產出有品質的新聞的初衷。當然我們還在準備階段，內部也未好好討論，但我們真的想找到新聞的出路。倪炎元： 實習問題確實存在。現在有時候甚至幫學生找好、安排了很好 的實習機會，學生還不想去、不願意去。我還有學生，剩一個學期就可以拿到證書了，但他為了升店長，竟然休學，但也沒辦法，他們有些觀念是變了。這幾年我們也有一個問題。我們院內有一個研究所，報考率一直下滑。也就是說新時代的學生對知識的追求、興趣都非常的低落。像我們院裡面的學生多數集中去拍片，大家都對拍片很有興趣。雖然我跟他們說過，現在外面的流浪攝影師一堆，拍片的這個含金量不高，但是目前他們也不管，即便其實知道出路不好，他們也不在乎。我們所面對現在的 90 後的想法，跟過去是不太一樣的。那再加上我們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又是競爭力比較差的，一看是銘傳的，自己就先矮了一截。所以我們這幾年開始要求學生要去考證照，譬如說，新聞系必須拿到Premiere 證照，1_現在我叫他們多要他們要考 GA（Google Analytics）證照。2 像廣告系，在數位行銷這一個部分，我們已經走向跟電子商務結合的模式，也盡量去跟業界做產學合作。這些產學合作的方式確實帶來一些好處。 1_{Premiere 為 Adobe 公司開發的非線性影片編輯軟體。} 2_{Google Analytics 是由 Google 所提供的網站流量統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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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強：我覺得學校必須堅守一定的創新或是其他邏輯，可是學術圈與業界需要反覆去磨很多次，反覆去思考很多次，才可能有機會實踐這些邏輯。這過程需要學術圈要有善意、業界也要有善意，這種對話才有意義與意思。如果學術圈的東西要更有實踐可能性，必須要有更多善意對話的機制，否則學術圈就只是在某些場域裡批評，但缺乏真正實踐與改變的可能性，相對地，實務圈也就是自己做，不管學術圈怎麼想。另外，我同意理論跟實務不是對立的，也始終不覺得讓理論與實務對立會是一個好的學習方式。只不過我覺得討論教學實踐問題時，有非常多因素是要去考慮的，比方說老師想的，學生願不願意去做，或能力、態度到不到。在這個層次上它不是一個學術的問題，而是教學的實務問題。學校教育也有自己需要考慮的實務問題。陳韜文： 今年是我們學院內部新聞實習刊物找不到足夠學生選修的第一 年。如前所說，我們學院有兩個新聞實習刊物：一個叫《大學線》，這是中文的、公開的紙本刊物，也有網絡版本，另一個叫《Varsity》，是英文的，也同時出版線上與紙本版本。前一年一個學期有 30 個人選《大學線》，今年卻招不滿，這或許是代表著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學生對新聞感興趣的人真的漸漸少了。未來會怎樣呢？我估計應該會再減少，這是整個社會趨勢所致，不必強求。那學生對什麼東西更感興趣？新媒體及創意媒體是他們目前興趣所在。我們十年前已看到那個趨勢，所以當時提供了一個叫做「creative and new media」的專修課程，讓同學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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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報導、調查報導，很可能是未來 AI 所無法取代的，我們要發展一些不可能被取代的東西。我覺得今天環境再怎麼改變，再怎麼樂觀、再怎麼悲觀，學校的老師一定要負起責任。尤其在一個非常年代，學校老師負起得責任要更大，為什麼？因為今天業界也在一種徬徨無助的狀態，在社會改變的時候，大學做為一個想像的殿堂，應該提供多元的想像。因為實務界的做法，往往只是在歷史一瞬間的特定做法，學校所教的則是多元的想像。另一方面，傳播學院教的應該是實務。因為除了少數的博士生，大部分學生是到實務界工作。但是我這邊講的實務是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對實務的定義並不是理論跟的對立面。理論和實務二分在我來看是一個假命題，沒有人背後會沒有理論，只是他/她沒有察覺而已。

反思新聞傳播教育的未來

林照真： 我私下訂了目標，希望我們能夠有自己的媒體，具體實現的時 間也許在三年後，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媒體上，真的運用更多數位技術，而不是只把文字放在網路平台上而已。網路可以運用非常多可變化的傳播工具，可以讓我們的新聞敘事更具創新性。例如我們現在不斷強化視覺新聞、資料新聞、也同時發展 360 攝影、VR 新聞。我也慢慢發覺，訓練同學提升對於內容的敏感度，可以擴大同學參與各種內容產製的機會，學生畢業後未必是進行新聞產製，一樣可以有其他的內容產製能力。比方說，有很多做虛擬實境、擴增實境公司的內容部門也會是出路之一。在新聞定義多元化的數位時代，我們沒有必要那麼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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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地認為，新聞系所的學生只能到新聞媒體發展。雖然我認為新聞媒體非常重要，但是我也了解現在的學生興趣非常多元，傳播教育也要跟著調整。必須嘗試跟美學結合、跟資工結合、跟行銷管理結合，以增加同學的競爭力，即使在臺大新聞所也是一樣。整體來看，大學不應該以外面的市場萎縮或者是積弱不振作為新聞教育凋零的藉口。新聞傳播教育的老師必須要有新聞熱情，如果只是一味唱衰，讓學生恐懼新聞，誤以為廣告、公關產業比新聞的前景還要好，恐怕也是誤解。我同意新聞環境有很大的問題，之所以可以看見當中的問題，是因為新聞工作很透明，大家都看得見。但是其他的行業不同，可能不夠透明，學生不了解。我們作為老師的可以透過跟實務界的溝通，或者是邀請業界學長姐回來，幫助年輕學子了解，並且認識自己的專長與興趣。我自己對於目前整個臺灣的新聞教育，特別是新聞的蕭條，感到非常憂心。我能做的也許有限，但我拚了命地做，因為我的生命也有限，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團結合作。我們這些住得很近的大學可以合作，沒有必要什麼課都開、什麼老師都聘。其實香港也不遠，我們真的更應該合作，讓臺灣年輕人對新聞有熱情，要不然…除非現在有哪個媒體可以弄出一個水門案的報導，否則新聞很難有起色。雖然現在有相當比例的人都是從社群媒體中看新聞，便以為社群媒體可以取代新聞媒體。但社群媒體的假新聞太多，同溫層讓大家看不到新聞的多元性。新聞的真實與正確，還是需要正派的主流媒體來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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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菁： 以新聞學裡面最不會被挑戰的，像是「新聞正確性」這樣的價 值，其實會發現他的哲學根源來自過去古典、客觀、實證主義這個科學觀，相信其實有一個外在於人，然後在自然世界中存有的絕對客觀的真實，新聞其實就是努力地要去接近以及去描述這個真實。這在過去是絕對不會被質疑的，新聞報導要正確、要真實。但很有趣的，你看現在網際網路的生態環境裡面，連對新聞真實都已經是一個開放性的、可以多元詮釋、甚至民主討論的。在這樣生態下，其實不是說新聞正確性就變得不重要，而是說我們去追求新聞正確性的方式與態度，或甚至像「新聞正確性」、「新聞真實」這些概念其實都發生變化。我還是比較在乎整個生態的改變，我們應該去怎麼掌握大的趨勢，而不是被個別的科技帶著走，就是說改變它的文化、社會意義是什麼，然後去掌握這個主要的精神，我比較可以知道怎麼去回應，而不會陷入很多技術性的恐慌中。我想每一個傳播科技在發生時，舊的時代好像都感覺快要死掉了，都很害怕，其實如果我們把它歷史拉長來看，也不過就是「社會改變」的過程。倪炎元： 我們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的單位、公司單位，都成立自己的粉 絲頁，原本可能撥給媒體的預算通通都沒有，直接流到我們所謂的自媒體。那這個流量趨勢還在增加當中，這裡面當然也增加很多傳播科系畢業生的新的工作機會，但同樣的，我們也希望讓學生了解現在的整個趨勢。另外一點當然就是師資的部分，我想這是各校都存在的問題。我們現有的師資，如果40 歲或 45 歲以上，大概都是受傳統媒體觀念訓練出來的，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們在面對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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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趨勢上所呈現的落差，同樣也帶給他們很大的壓力，我們在做課程調整的時候，事實上第一個受到衝突的是他們。另再加上現在除了課程和教師的調整之外，學校也希望有一些產學合作的績效。所以其實大家壓力都很大，那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就必須慢慢做一些調整。在這幾年當中，說實在話我也沒理由悲觀，因為雖然知道日子不會好過，但是還是得盡力做好。夏珍： 《風傳媒》是一個網路媒體，但它是不是媒體呢？我都存疑。 像人家看我們在這邊一般國內新聞、政治新聞，還是像傳統新聞的跑法；你看《風生活》，這是新聞嗎？這純粹就是內容，我勉強不說這是農場，但這就內容而已，那不能叫新聞。我們《風傳媒》有個點擊王，只要他一出手，點擊數一定破兩位數的萬，最近從《風生活》轉到《風傳媒》國內新聞部門。他很厲害，出差去到台中採訪給我吃個麵，就在麵攤喔，吃個麵霹靂啪啦回來發了兩千字，說這個麵攤多厲害，鼓勵環保、不用塑膠袋，你來買麵的人自己帶便當來裝的話，還給你打折給你送什麼，就這樣一篇點擊率有破兩位數的萬。我跟總編輯看他一個麵都可以寫成這樣，而這根本還不是他主要的採訪任務。看這個時代多麼不一樣。像這樣的新聞，我們出去吃麵會發這樣的新聞嗎？不可能，但小孩就覺得這樣的麵攤好玩、有趣，就寫了，而且這個麵攤就紅了。那這樣算不算新聞？它到底算內容還是新聞？它真的是原創原生的內容，而且是你不會注意到的人和事，他很偉大嗎？沒有。那就表示大家喜好不一樣，這有新聞價值嗎？我認為是有的。因為總是有做那很大的事情、很壞的人，也可以有在很小的角落、做好事、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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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概念是在變的。但媒體到底還能不能存在？我也存疑。我覺得新媒體以後還是會雨後春筍不斷出來，像我們開台的時候有《民報》，後來創刊的還有《上報》，大家都很努力做，我覺得還是要眾志成城。張文強： 這會議有一個問題是討論課程改變，這背後涉及對新聞課程的 反思與劃界問題。例如當下臺灣似乎有一個有趣的氛圍，把電腦語言視為另一個重要的語言。這並非不對，但我們在討論新聞系課程需不需要加入電腦語言時，要思考的是，為什麼要加入電腦語言的課程？再者，牽涉劃界問題，電腦語言對新聞系整體課程的意義是甚麼？應該放在哪個位置？如果新聞系要加入電腦語言課程，要教那些東西？是學電腦語言寫程式？或了解程式語言的思考邏輯？我覺得理論上應該劃界在讓學生理解程式語言的思考邏輯，以及如何運用在新聞工作上，利用程式語言去創造出新聞或傳播上的可能性，而非劃界在教導學生如何細部操作程式語言。最後，一個問題是：新聞或傳播教育是不是只有廣義的科技的角度或是媒介的角度？我們做很多調整，但我們是不是因為過分擔心跟不上科技改變，然後不小心把自己綁在廣義的科技脈絡下去思考，不管社會間的共同演化或是其他角度。我不太清楚過分跟隨科技的結果是甚麼，也許業界有被現實逼迫，得跟隨科技改變的必要，但我覺得學術圈要大膽一點，在這個地方的質疑或討論可以更多一點。很多社會現象是很複雜的，所以，在學校的人能做的是去思考，是不是能提出一些比較細緻的分析，或是比較有層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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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一間學校可能有個定位的問題。因為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實行的大概仍是精英政策，可以擇優培養。我們學院培養的本科生不是很多，但是他們入學的成績非常好，畢業出來在行業裡面也扮演相對比較重要的角色。或許因為這樣，我們沒有招生的問題。每一年不管新聞工作的收入多慘、前景多不好，還是有好一些同學要來念。事實上，不少同學的入學成績足以讓他們入讀工商管理等吃香科系，有的同學甚至可以唸醫學院，但是他們就是甘願「冒死」進來新聞與傳播學院，代代是如此。所以，如果我們是以培養少數精英新聞工作者作為定位，壓力就不會很大。我們處於一個動盪、重構的時代，整個媒體的消費正經歷層分、群分的過程。從製作供應方面看，人們可以發揮主動性，因應社會需求或自己的主觀意圖而創立傳媒，彼此互相競爭、互相淘汰，塵埃終有落定的一天。無論如何社會變動，一個社會系統一定需要新聞作為它的反饋機制，沒有新聞，社會將難以成為社會，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對新聞的前景仍是有所憧憬的，仍然覺得有必要培養出優秀的新聞人才，雖然未來的新聞媒介很可能有別於傳統的大眾傳媒，而新聞工作者的人數也未必有以前那麼多。鍾蔚文：新聞系會不會存在？要樂觀還是悲觀？我基本上是最樂觀的。因為，變動的年代，也正是創意大爆發的年代，也更需要新聞教育突破窠臼，勇於創新和想像。以下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傳統的課程是基礎。不過如果只會這些，現在就開始失業。不過，這些課程只是新聞工作其智能冰山的一角。我們應該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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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如果我們發揮想像，可以看到許多可以開發的課程。它們可以分成以下幾大塊：一、內隱智能前面提到，記者工作涉及許多內隱知識，將這些探勘整理，就可以開出一系列的課程。像是「查證」、「資料搜集」都可以開成課。「資料呈現」、「佈線」，「讀者需求分析」可不可成課？事實上，這些主題已有不少研究，可惜的是，沒有轉化成教材。此外，內隱知識中很關鍵的一塊是因應情境即興創作的能力。它難以言傳，郤是高層的能力，也是機器難以取代的。培養這種能力，需要教學方法和結構有所創新。我要是有錢去創辦一個新的傳播學院，它的核心會是像工作室、實驗室的情境。學習基本上是問題導向，所有課程圍繞著問題。二、新智能課程為了因應新聞變化中的環境，需要開發新能力和新課程。這一部分我看到許多許多的可能。以下舉幾個例子。（一）「媒介設計」（media design）。如果各位去看，很多書現在討論 reinventing the media、media design。我們的學生

也可以是iPhone 的設計者。設計很多類似的工具。

（二）「資料分析」（data analytics）能力。《路透社》的總經理曾說，當前非常缺乏消化巨量資料寫成新聞的人才。我不覺得資訊系的人會有這種能力，因為需要聚焦重點的能力。（三）「資訊素養」。這個一個充滿變化和未知的領域。學者 Kress 曾指出：當代素養不再只是「use」，而是 remake. Use 就是遵循成規依樣畫葫蘆，Remake 是要能因時制宜，組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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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具和素材，創造新事物。（四）「閱聽眾深度關係」（audience engagement）。《紐約時報》曾進行研究，檢討紐時為何落後新媒體如Vice，結論是紐時不是因為平台不夠好，也不是數位能力差，而是因為不懂得和閱聽眾建立深度關係。紐時體認到，閱聽眾己不再是單向的讀者，而是合作者。這正是《紐約時報》目前努力的方向如成立聯誼會、邀請讀者參與新聞製作。（五）「新聞倫理」。倫理的內涵也必須與時俱進。現在要談「we-ethics」。舉個例，如果我派無人機去殺害一個平民，請問你這裡面牽到的倫理問題是什麼？跟過去不一樣。就像你今天在選舉的時候發了很多假新聞，但他是一個機器人發出來的，這個時候的責任是什麼？最近有位學者Hayles，寫了一本書 Unthought，3 她指出，在數位時代，大多數行動是個人和他人、合作的結果，因此道德跟倫理責任應如何歸屬要有不同於傳統的思維。（六）「聰明環境概論」。人類文明演化的一個重點在建立和深化器物和組織所構成的聰明環境（smart environment）來支持各種活動。新聞工作也應認識它的聰明環境。聰明環境這個概念比以前講的媒介更為寬廣，也比較符合現況。（七）瀰因設計（meme design）：重點在設計訊息的基因核，使訊息自發擴散、接收。（八）新文類設計：如即時新聞之設計。BBC 注意到，一方面大家注重即時新聞，另一方面年輕人不喜歡看新聞，而且看

3_{Hayles, N. K. (2017). 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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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只看標題。這時候你的新聞怎麼寫？他們已是不同文類。再又如探索新元素，如用用漫畫說新聞故事。最後，在典範變遷的時代，思維要全盤改變。新聞的本質不會變，可是從流通、設計到呈現都在變。新聞教從課程、教法到組織都要改變。學門的定義也要改變，必須所以跨學門是必須的，甚至不是跨學門，學門這個定義還有沒有意義都成問題。舉個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幾年前做了很大的

改變，因為電腦科學也在改變，他們成立九個 stream，其中有

個 stream 叫做電腦與媒介（computer and media），它就是專

門培養供應美國 LucasFilm（盧卡斯影業有限公司，著名作品是星際大戰系列影片）那個公司所要的人才。所以在這個角度之下，回到林照真老師講的，前兩去年有一份學門就業評估報告，當教育顧問時，他們評估好幾個學門的發展，把那個學門依其的發展之（廣度）分成做1 到 5 級。級分，我還記得很清楚：傳播是 5，教育是 1。那意思是，思是什麼？教育的人大多大概就只能進到教育這界個學門，可是傳播，可是傳播的人發現在這幾年之內，就業的範圍越來越廣。我們不見得要把學生都送到新聞界。可是反過來，我們怎麼抓住新聞、事實、資訊的本質，訓練學生讓他的範圍可以廣泛到很多相關的領域。應該是在整個課程上面，我們大家都應該負起的責任。我剛剛提的，嚴格講起來，目前為止還不可行，可是可能我們應該想的。剛才大家在講願景，應該想的是十年之內會發生，而且應該解決的方案因此不自限於一兩個專業，也是另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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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百齡：剛才談到，除了跟科技協力外，自學的能力在今天非常重要。許多東西當學生開始學的時候，可能已經差不多要被淘汰了，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去訓練學生如何去學特定的東西，而是他在裡面去學習如何學習。比方說學生如何去觀察到環境的演化，因為假使說學生沒辦法感覺到共同演化的話，他在裡面沒有辦法生存的；還有他如何去連結他的問題跟手段呢？這些問題可能每天在教學的現場都在發生，而且是比較微觀的。今天討論了許多高層次的東西，非常希望能夠往下走，當然每一樣可能都不確定，可是好像在爬山一樣，至少可能有幾個點固定下來，再往上跑。希望今天有一個起點，讓我們再繼續往下走。其實還有一個地方我們都沒有談到，臺灣經過 20 年的教改後，學生每年都不一樣，大概每兩三年其實就換一次，我們剛剛談的其實都是老師們對新聞系的想法，可是我們現在學生的改變其實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大很多，特別是以前學生一進來就能做的事，現在可能還要再花三年或是更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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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Moderator: Herng Su

Discussants: Chao-Chen Lin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en Hsia (Editor-in-chief of Storm Media)

Joseph M. Ch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ai-Lin Chen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ei-Ching Wang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ei-Wen Chung, (Honorary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en-Chiang Chang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Yen-Yuan Ni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Ming Chuan University) Editors: Herng Su, Dai-Yun Wu, & Chun-Kuei Wu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erng Su, Dai-Yun Wu, & Chun-Kuei Wu. (Eds.) (2017).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4, 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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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a roundtable attended by educators of the majo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s in the Chinese societies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 first set of topics pertains to the fast-changing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including news media’s working process, gatekeeping function, status of journalists, and criteria for excellent new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the media. Most universities have already adopted online and technology-enhanced courses in their program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gram design reflect different wisdom in how to combin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ursuits and whether they follow industries’ concerns. The inclusion of new technology is the newest trend, serving to enhance a university’s competitiveness as a venue for quality education. The second set of topics relates to the challenges fac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sector, the trend of curricular innovation, and the changing roles of educators in the digital age. One common problem facing universities is the difficulty in the recruitment of young, aspiring students for future journalism. How emerging technologie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communication curricula has become a challenge for current educators. Many educators agree that th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new trend in education remain to be developed. Another concern is how educators and students should ride the digital tide so as to best infuse accessibility into their own curriculum and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outcome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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