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體的文化、政治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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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9 月，頁197-210

女性身體的文化、政治與想像：

評介

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書名：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作者：高彥頤（Dorothy Ko）

出版者：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年：2005 頁數：ⅩⅩ+332

張育甄

＊

一

約莫半個世紀前，著名英國女性主義者伍爾芙（Virginia Woolf）曾在其作品中說過：「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1Woolf 的話，今日看來或許有些偏頗與激烈，其反戰的語境卻適切地說明了女性對個人主權的宣揚與被排除在國家之外的沈痛。2在無數個戰事紛擾的年代，戰爭對多數女人而言是如此陌生的字眼，所熟悉的僅僅只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1_{Virginia Woolf, Three Guineas, New York：Harbing Book, 1938, P.108.}

2_{此處 Woolf 提出了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總是為社會所忽略的觀點：戰爭是男人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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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所帶來的飢荒、傷亡以及對生活的惶恐與不安。3無情的戰爭，起迄不決定於女性之手，卻不容許女性置身事外，戰事一旦爆發，國、家往往讓民族主義成為一切準則，以此號召婦女支援－支援生產、支援奉獻，甚至支援家人上戰場去「共負國難」。為此，Woolf 以這樣的字句來表達困惑，呈現了上個世紀 30 年代，婦女面對與男人承擔相同「公民」義務（支援前線、保家衛國、努力生產等），卻沒有獲得應有之「公民」權力/權利（參政權、工作權、財產權等）的種種無奈。此處，Woolf 雖然在理念上將婦女心中的「國家」等同於「世界」，反倒點出了長久以來難以言喻的家、國、民族之間的種種情感，是如何周旋在婦女身上，為女性編織了一個偌大的世界。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尤其是建構在民國初年以來的中國女性身上，更是。在這個逐漸接受西方文化的國家裡，女性逐漸取得發聲的機會，卻不全然是得之於女性陣營內部的爭取，反倒得依賴民族主義在此時期的發展，更甚者，是成就於男性政黨之間的政治惡鬥而來。國、共兩黨運用民族精神，各自為婦女鋪陳一條康莊大道來增強勢力，以今日眼光看之，或許這還稱不上是婦女運動的實質精神，卻無疑為女性開闢了一個新的方向，儘管隨之而來的反對聲浪不斷，甚至 1930 年代父權與新式思想進行結合，4卻無礙女性尋求解放的渴望。以纏足為例，早在中國進入五四時期之前，女性身體的凝視，已在小腳的「纏—放」之間，將女性置入民族復興的話語中，纏足史的書寫與女權的研究一樣，所顯示的不僅是對女性視角的轉變，更透露了寫 3_{以台灣二二八事件為例，對二二八女性遺族而言，二二八所帶給她們的，是傷痛、是別} 離、是無止盡的苦難，二二八的記憶，往往是由親人(往往是男性)失蹤的那一刻開始作為起點，對於二二八的回溯，也多半圍繞在親情而非國家政治上。二二八的歷史書寫，我們見到了男性與國民政府對峙的片段，卻見不到失去親人的婦女，在無盡漫長的孤獨夜晚，是如何無聲的度過。相關論述可參考：邱貴芬，〈塗抹當代女性二二八撰述圖像〉，收在氏著，《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183-207。 4_{相關討論可參考呂芳上，〈抗戰時期的女權論辯〉，收在《中國婦女史研究》， 2期} (1994)，頁81-115。劉晶輝，〈論中國東北淪陷時期對「賢妻良母」主義的提倡〉，收在李小江等著，《歷史、史學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初版社，2002)，頁181-197。呂美頤，〈抗日戰爭時期華北淪陷區關於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收在李小江等著，《歷史、史學與性別》(南京：江蘇人民初版社，2002)，頁1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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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如何經由對女體的凝視來觀看這個時期的歷史。然而，纏足史的書寫並非易事，所牽涉的領域十分龐雜，除卻對中國政、經、社會及文化等相關研究之外，還涉及對近代醫學、性學與建築學等論述的分析，正如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所以為，身體在許多層面是具有強大的隱喻(metaphor)力量。5是以，自 2005 年高彥頤出版了此一篇幅不小的婦女史著作，旋即引起了學界的高度注意。該書主要延續其震驚學界的代表作《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觀點，對民國以來看待婦女問題的「五四史觀」提出質疑，她認為，受到此一隱含東方主義史觀的影響，過去的婦女史，大多將中國女性受壓迫的情節，看成是中國封建父權社會中，最為突出的過去，6如此不僅曲解了中國婦女的歷史，也誤解了 19 世紀以前中國社會的本質。在這樣的觀點下，往往導致五四之後的婦女史書寫，將民國以後的女性，看做是大時代下尋求解放的代表，忽略了女性在爭取權力的過程中，所應具備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更忽略了在此一過程中，女性所受到的種種諸如父權、國族意識，甚至自身認同的不安等隨之而來的箝制。即是，清季以來的女性，在爭奪女權的同時，已不自覺的陷入了中國/西方、家庭/世界、女/男的二元抉擇中，在關於纏足史的研究上，也同樣出現了讓書寫者焦慮的寫作範式抉擇，於是我們會看見，隨著清末以來國際權力的進駐與演變，女性纏足研究的書寫視角，逐漸在西方醫學、科學與文化對中國女體進行「他者化」的凝視過程中展開，刺激了中國內部轉而進行女體解放與國族復興的文化想像，將纏足視為男女見證封建腐敗的共同經驗，並促使學界形塑了「反纏足」的普遍共識。隨著翻譯著作與留學生不斷帶入的西方思潮在中國日漸勃興，小腳的解放被置入現代性意味濃厚的「女性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底下「女性解放」的論述之中。如今更有將清季以來的纏足史，置入人類學、經濟學與後現代主義等脈絡來剖析的寫作方式。汗牛充棟的纏足史作 5_{參見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 《新史學》，10卷4期(1999.12)，頁129-144。

6_{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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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說明了纏足早已是建構傳統中國婦女歷史的基礎議題，是故，不少學者在初見此書之際，總不禁想問：「為何我們還要再研究纏足史？」7筆者以為，高彥頤乃試圖自清季以來逐漸定型的反纏足歷史書寫範式之外，另闢蹊徑，這一點自作者近年來對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及其於該書書名副標題中，採用 Revisionist 一詞的作法，即可看出其突破啟蒙論述的纏足史，極欲顛覆五四婦女史觀的寫作旨趣。底下筆者將透過對本書的評介，來觀察清季以來國家、民族與權力，如何滲透到女性生活、纏足論述乃至檔案建構之中，形成家、國與文化的互喻，在女性身體上進行他者的凝視、在民族解放行動上進行放足的實踐、在文化領域上進行婦權／父權的再現以及女性自覺的追尋。

二

高彥頤在本書主要透過兩種對女體的觀感，展開層次性地論述分析。全書共有六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即前三章，以「暴露在外的纏足身體」為討論對象，敘述了清季以來國家、社會與知識份子，如何在天足的話語建構與放足的具體行動上，實踐中國封建的解放，並透過對纏足的凝視與解讀，完成了新舊中國之間文化過渡的想像。第二部分即後三章，則自隱藏於國家論述、儒家規範以及文人作品之下的男性情慾與女性認同，引出為五四史觀所摒棄的金蓮世界。第一章〈天足的修辭(1880s-1910s)〉。本章記載了十九世紀以來，透過西方醫學論述的引進，中國男性開始利用身體解剖的概念，對纏足女性的雙足進行一種虛實參半的他者透視。在此，人們通過將天足建構為自然狀態的啟蒙論述，及將人體視為機械運作的認知過程中，使天足成為中國建立國家機器的媒介，進而導出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想像。

7_{詳見蔣竹山，〈評Cindevella’s Sister：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y Dorothy K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xix＋332.〉對該書之書評，收入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期(2006)，頁28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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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放足的實踐(1900s-1930s)〉。此處作者檢視該時期的中國，如何將天足概念落實到生活之中，在現代性意味十足的學校與教會裡取代纏足地位，使放足運動不僅是抽象的社會議論，更是一種可為的社會實踐。儘管纏足在各地遭遇不同程度的抵抗，並以一種相近於教條式的法令而非對女權的提倡，彰顯了國家與男性的權威，放足運動的次第推展與纏足習俗的逐漸式微，卻諷刺地使我們誤解了放足的意義，忽略女性觀感與地方差異的存在，並引導我們去進行一種想像——想像一個全然一致的現代中國，在小腳的解放過程中，獲得徹底的新生。第三章〈拒絕年代中的鑑賞家(1930s-1941)〉。本章為第一部分的總結，意即纏足作為一種意義的象徵，夾雜於曖昧的國族論述、男性慾望與女性認同等論述之間，在《采菲錄》這本纏足百科全書出現後，正當而合理的被融為一體。具懷舊情懷的新中國文人，透過傳統中國文人寫作方式與對裹足女性的同情，在此製造了一種徹底摩登的封建纏足史，《采菲錄》所提供的圖像，更彷彿讓歷史回流般，重新刺激了繡花鞋的銷售市場，為文人雅士創作纏足詩詞，提供一種可供凝視的實體樣版。傳統的閱讀與書寫方式，在《采菲錄》有意識的編輯過程中，通過攝影圖像與對纏足女性的實地訪談，創造了可驗證的真實經驗，並強化了時人對纏足「真相」的片面想像。女性第一人稱口吻下的痛覺描述與殘酷的纏足圖像，勾起了人們對女性放足的使命感，但女性自曝的種種痛苦經驗，卻又弔詭地增添了人們追求新中國過程中的趣味性，同時消磨了新舊中國轉換之間不可避免的陣痛。8儘管收入的圖像與訪談，是以女性為主體，《采菲錄》無疑是全然男性的視角，有趣的是，此種承載慾望而非中性的材料收集，在「文字─ 商品─文字」反覆循環的過程中，竟適切地說明了纏足作為中國的封建傳統，是如何為後人所發明，並產生讓今日纏足史的寫作者輕率的 8_{關於女性疼痛記憶回溯與國族情感結合的敘事手法操作，高彥頤於另一篇論文中有更詳盡} 的論述，參氏著，許慧琦譯，〈「痛史」與疼痛的歷史──試論女性身體、個體與主體性〉，收入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17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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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而毫不自知的矛盾情境。第四章〈搜尋纏足的起源〉。進入第二部分，高彥頤試圖讓我們抽離近代以來反纏足的聲浪，將時序回溯到中國帝制晚期，即十六至十九世紀纏足起源的時刻，重新找尋纏足在歷史上的原初定位，及其廣為流傳並蔚為風俗的社會背景。此處作者運用大量文人筆記及文學作品，9有意提醒讀者回歸歷史情境，再現宋代以來和纏足定義俱時並進的特性及方式、形狀等所呈現的地方性歧異，藉以反駁立場相悖的清季反纏足論述與《采菲錄》編者群，在製造共有的纏足經驗時，將纏足賦予後設定義化的謬論。第五章〈男性慾望與想像中之西北地理〉。延續第四章的議題，此處高氏企圖擴大我們對纏足的認知，為纏足拼湊了線性起源之外，另一番為史家所忽略的面貌。與前述作者引用之文本題材相較，本章引介了較多非學究式寫作風格的文人觀點，特別是這類文人面對纏足風俗所表現的迷戀姿態與情慾論述，使得本章成為全書最引人入勝的橋段。而旅遊指南、隨手筆記、民間戲曲與地方歌謠等貼近日常生活的書寫方式，則成功營造當時代讀者親臨現場的氛圍。遊客透過第一人稱的紀實報導，無疑增加了見聞可信度，旁觀者的觀感與凝視，更有力地形塑了異地風俗深具誘惑力卻充滿危險因素的形象。在文人刻意建構的西北風俗奇景中，妓女、女性進香者及參與賽腳會的金蓮美人，巧妙而合理化地超越閨閣所約束的婦女活動空間，大膽地將女體展示於公共空間之中，暴露於男性窺視之下。中國性文化的隱喻與女體言說的界線，都在纏足文化中得到想像的延伸。第六章〈女體的負荷與運用〉。與費俠莉對身體文化解讀的認識相左，10高彥頤認為我們終究無法在歷史中，重現纏足這般沉默的文化實踐，更遑論是想像婦女對自身足下金蓮的觀感，史家所記載的，充 9_{如宋‧張邦基，〈婦人纏足起於近世〉，《墨莊漫錄》。其他尚有如胡應麟、楊慎、趙} 翼、錢泳等相關作品。詳見本書參考書目。 10_{費俠莉認為對身體圖像與文人書寫的文化符號進行解讀，有助我們理解過去之人如何對} 身體進行感知，並對時人身體經驗的進行不完全地再現。相關討論可參考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 著，蔣竹山譯，〈再現與感知 — 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新史學》，頁12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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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量不過是後人對逐漸式微的纏足，所展現的歷史情懷。儘管如此，作者基於史家使命，仍積極致力於還原纏足現場的婦女，所具有之身體觀感、情慾投射與自我認同。是以，作者極力挖掘十七至二十世紀前近代時期，可供參考的女性繡花鞋，如何為時人所生產、販售乃至購買與穿著，進而在本章中辨析男性慾望下女性的能動性與自主性。最後，在全書結論中，高氏自述於本書中未盡深思熟慮之處，點出了纏足史書寫的困境─不停為時代顛覆的纏足定義、形態，乃是一超越理性所能解讀的社會行為，而後人最終更是難以深入歷史情境，對纏足進行正確無誤的系統化解析。儘管我們早已體認自十六世紀起，婦女就不曾有過真正「自由選擇」的機會，史家仍不應僅將纏足定位於女性屈從經濟、父權與儒家制度等控制下單純規訓身體的結果，進而排除女性將纏足視為自我認同與體現自尊的可能性，否則我們何以能完善解釋纏足悠久不墜的歷史地位，以及民國初年纏足復興的現象？

三

綜觀本書對「反纏足」論述的再思考，儘管高氏於〈導言〉中不厭其煩地強調其對纏足史的重新解讀是奠基在如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恰喜兒(Suzanne Cahill)以及蔡九迪(Judith Zeitlin)等知名學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同時，於再現纏足的研究取徑上，也因曼素恩（Susan Mann）的支持而不感到孤單。然而透過對纏足歷史淵源的重建，筆者以為高彥頤在纏足論述逐步定型化之際，仍有其開創性與突破性。首先，是倒敘的時序結構安排：本書中，高彥頤一反過去自晚清破除纏足之封建惡習，進而想像新中國之全面建立的書寫模式，採取時序不斷向前推進的操作方式，以反纏足的十九世紀作為本書開場，再回歸到纏足起源的追尋，與前近代時人對纏足定義曖昧不明相對比，有意突顯出反纏足論述為一近代所建構的論調，儘管早自宋代即有文人反對纏足的言說，但基於強國保種這類將女性身體與國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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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論調，則無疑是始自近代中國，特別是醫學與科學論述的傳入，圖像、攝影等觀看女性纏足的技術更新，更進一步促使女性纏足被壓縮進有限的視覺畫面，女性纏足更透過影像，營造出一種假設的國族「共有經驗」。如此時序倒轉的安排，確實有助讀者釐清過去被忽略的的時空問題。第二，檔案材料的虛實運用：在本書前半部，作者與多數纏足史寫作者相同，以清末民初姚靈犀的仿古之作《采菲錄》，作為纏足宣告終結的作品。所不同的是，高氏否認了《采菲錄》在過去纏足史上一直具有的百科全書地位。作為磨合新舊中國的衝突矛盾，《采菲錄》透過對已被建構為封建代表的纏足，表示同情之意，正適切地說明了當代文人對舊制度的緬懷之情。然而高氏更進一步指出，民國以來文人對反纏足的種種辯駁，並不宜為後人所輕信。首先，《采菲錄》的編著，全然男性的觀點，無論出於對纏足女性的同情，或是對舊制度難以割捨的情懷，其間男性鑑賞家扮演的，始終都是旁觀者的角色，特別是在《采菲錄》編輯後期，融入大量銷售量與市場閱讀率的考量後，男性威望與情慾的因素，使得《采菲錄》頓失客觀立場。其次，《采菲錄》所收錄的文章，儘管不乏女性論述，但模稜兩可的筆名，時序觀念錯亂的書寫，都增添其中檔案虛構的可能性，是以，作者有意提醒讀者勿輕率誤信了文獻檔案。11再次，《采菲錄》中想像的纏足形象，竟意外造成纏足商品重回市場，而這類商品卻又再一次為鑑賞家所蒐集、品玩，並成為酒宴中啟發詩文創作的源頭，如此透過文字—商品/圖像—文字的迴旋，在在都賦予纏足不同於傳統封建的意義，是以作者稱之為「徹底摩登的發明」，儘管商品、圖像及其所引發的目擊感受是「事實」的，卻沒有一處能真實說明纏足行為所隱含的「真相」與其社會面貌，更不用說會有人（包含女性自身在內）能完整說明纏足的感受與意義。第三，建立女性身份認同，跳脫男女全然對立的權力關係：僅從 11_{作者此處引用了歷史學者湯瑪斯‧李察斯(Thomas Richards)之言：「檔案不是一棟建築} 物，甚至也不是文本的集合，而是所有已知或可知之事物集體想像的結合」(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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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威望與婦女解放的角度看待纏足問題，無疑使纏足陷入兩性之間的抗爭，並使我們誤以為放足將是女性權力抬頭的象徵。隨著歷史書寫視角的轉變，我們已能明白纏足作為中國人想像解放的必經之路，或許不能代表女性的徹底解放，而是民族論述與國家集權的手段，即便「解放」一詞，亦是大有文章。但女性於放足過程，得以取得就學權利，接觸新式思想，甚至踏入原本專屬於男性的公領域，或許隱含女性主動運用現有資源，突破困境的可能。而高彥頤則將女性突破困境的能動性推向更早之前，即明清時期。此時期的纏足，儘管存在著相當大程度的男性支配權，卻也是女性求取婚姻幸福，展示階級地位的象徵行為。與依麗格瑞(Luce Irigaray)將女性置於陽具統治下，「被壓迫」的沈默者形象不同，12高彥頤對女性自金蓮中得到的身份認同與情慾感受，儘管瞭解無法以後見之明來解讀女性感受，但仍正面肯定女性於其中的能動性，否則我們無以解釋進入民國之後，纏足女性對放足的反抗，與青樓妓女對纏足行為的執著，特別是當反纏足陣營以不合禮教作為解纏足之由時，女性與纏足似乎應有更多超乎啟蒙論述的解讀。第四，女性生活空間的突破：文人對纏足風俗所展現的迷戀姿態與情慾論述，以及旅遊指南、隨手筆記、民間戲曲與地方歌謠等貼近日常生活的書寫方式，不僅營造了讀者親臨現場的氛圍，似乎也巧妙而合理地表達出纏足婦女，是如何在不違反禮教與男性威望的同時，超越閨閣所約束的婦女活動空間，大膽地將女體展示於公共空間之中，暴露於男性窺視之下。是以，中國性文化的隱喻與女體言說的界線，都在纏足文化中得到想像的延伸。最後，擴大中國女性身體史的文化意涵：自西方醫學觀點與 X 光技

12_{依麗格瑞在其一篇著名論文〈非「一」之性〉(“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中，談到東}

方房中術與女性性快感的描述，是這樣說的：「東方房中術充斥著教導男人逞強試能的律令……在這種性想像中，女人只是男人進行臆想的一種比較便利的助動器而已。…… 這首先是一種受虐式的快感，把自己的身體出賣給不屬於自己的慾望，使自己處於那種人所共知的依附狀態。……再說，她不知道或再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參見依麗格瑞 (Luce Irigaray)著，馬海良譯，〈非「一」之性〉，收在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編《後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從福柯到賽義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頁22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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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帶入中國後，以透視眼光看待女性纏足的方式，成功地將纏足推向醜陋之端，翻轉晚清以前以小腳為美的審美觀念。天足成了現代女性理應具有之身體部分，取代昔日女性柔順為美的是象徵「自然」的天足。然而，審美觀念的轉換，並不如政權顛覆般，可在一夕之間完成，而放足的痛苦，卻讓女性在尚未體驗新中國所帶來希望，即先面臨二次傷害，特別是當男性以解放者姿態對女性大放厥詞之時，情況變得比以往更複雜。諸如《婦女雜誌》所刊載桂蘭放足一類的故事時，一句「做一個時髦的女人」，13點出了天足追求與女性感知背後，並非歷史發展的自然過程。尤其對比現代與過去纏足語境的差異，高彥頤似乎有意提出纏足發展至清末，已自外力結構逐漸內化（internalizing）至日常生活的事實，不應以啟蒙論述掩蓋了纏足的原貌。儘管在本書中提及的觀點顯得片面，資料呈現頗不一致，並時常在纏足想像中出現極不合情理的故事，許多人物也在可知與未知的情況下為我們所遺漏或放棄，作者仍希冀在線性的啟蒙論述之外，描繪與拼湊一個相對完整的歷史圖像。高彥頤在纏足史上的貢獻，自不待言，唯筆者以為本書在許多觀點上仍有值得探討之處。首先，文學作品反映事實的代表性值得商榷：紛然並陳的文學作品，在不同時空地點，表達了文人對纏足的種種投射心理，說明了近代以前，時人對纏足認知的差異性。只是，在驗證了《采菲錄》作為一纏足檔案的虛構性後，我們能否完全採信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女性感知。其次，女性能動性建立的可能：儘管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乃在對過去纏足的歷史進行修正與反思，延展歷史圖像的無限可能，而非徹底顛覆與翻轉傳統史學的纏足論述，或建立另一種纏足論述的範式，且除卻西方世界的盟友，高氏在中文世界亦不乏持相同立場的學者， 13_{桂蘭是一出生於新舊思想混合家庭中的纏足婦女，受過初等教育的她，嫁給自西方國家} 學醫歸國的丈夫。在一次又一次的夫妻對話中，丈夫欲發深入而露骨的表達對纏足的歧視與對妻子雙腳放足的期待，然而放足過程男性的雙手，扮演的並非撫慰妻子疼動的媒介，而是將妻子推向無盡痛苦與認同混淆的幕後黑手。參《婦女雜誌》，13 卷 3 期 (1927)，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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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楊興梅、楊念群等。14然而全然客觀，不加任何價值判斷的立場，是否就足以為纏足女性向反纏足聲浪抗衡，著實值得再作考量。此外，縱使反纏足理論是男性話語與國族論述共同形塑的成果，但多數女性對自我身體的意識，也往往起於男性，無論是雙足之纏或放，起迄的決定權，全不在女性身上。是以，無論是期待女兒覓得良緣的纏足母親，或是為興女學、解纏足而奮鬥的民國初年女大學生，甚至是為放足請命的女作家，在她們身上依舊有其無法抹滅的男性權威陰影存在其中。復次，女性身分認同的歧異性：身體史家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曾以廣泛的二元論(dualisms)，表達身體史中「布爾喬亞式」的差異，15儘管在前近代乃至近代的中國，並未在社會中出現有如西方布爾喬亞階級的類群，但中國社會士庶之間的區別，仍依稀可見。特別是當纏足超越其審美意義，延伸出禮教與身分地位象徵的意涵之際，纏足顯然有礙於農村婦女的勞動，縱使我們在文獻記載與旅遊見聞中，不時出現小腳婦女下田工作，但只要仔細比對女子接受纏足的年紀，及纏足的時間長短，就不難發現，纏足女子之間階級與地域的差異性。而在女性研究與婦女史書寫中，總不免將相對於男性的「女性」予以概論化，若不仔細釐清其中差異，將使我們錯失不同身份認同的女性生活之全貌。最後，失衡的權力運作關係：在女性能動性表現上，不論是痛苦經驗為女性轉化為獲取幸福的必經之路，或者是通過想像小腳為美的 14_{楊興梅以「兩個世界論」來闡述平等對待女性纏足的觀念，她以為，纏足之是非，是一} 取決於社會美感觀念的取捨問題。而楊念群也同樣試圖證明纏足與民間審美及風俗息息相關，女性勇於承擔疼痛，乃在期待疼痛之後所造成的審美效果與獲得幸福的補償作用。相關討論可參考楊興梅，〈觀念與社會：女子小腳的美醜與近代中國的兩個世界〉，《近代史研究》，4期(2004)，頁53。楊念群，〈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對女子纏足由「美」變「醜」歷史進程的多元分析〉，收在汪民安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頁1-50。 15_{Duden以十八世紀德國城鎮婦女為對象，觀察出現代社會對身體的認識，極有可能是自布}

爾喬亞階級所展開的一種由上而下的影響。參見Duden,Barbara.The Women Beneath the

Skin: A Doctor’s Payi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Cambridge, Mass.: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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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心理，乃至身分認同的追尋，在在都顯露男女之間不平等權力的流動。不纏足女性被認為進不了上品之門，但女性即便咬緊牙根、裹上布條，仍不能如十年寒窗苦讀的書生，透過通過諸如科舉考試等關卡，來取得終身功名利祿的保障。女性堅守纏足崗位的發聲，是否即能真實反映女性心理，都必須再細細斟酌，即便高彥頤也表示，中國婦女很可能沒有所謂「自由選擇權」，而這也就點出了中國婦女史書寫的困境—婦女史書寫，是否最終僅是男性史觀下一種補充的歷史，或者只是一種供人選擇的論述方法？高彥頤於纏足歷史的修正，不僅點出了婦女史書寫的困境，同時也進一步引發我們思索中國婦女史及女性身體史書寫該如何繼續的問題。筆者以為，我們或許可自以下幾處著手：其一，另一種未被注意的身分認同：即是民國初年不斷被推上民族英雄地位的反纏足女性，是如何透過激烈化的女性之死，刺激中國人對新女性的期待，並演化成為柔順女子破除封建，展現新中國對世界的反擊？在國家論述、知識份子與民間戲曲等論述之外，女性內心是如何看待反纏足運動，又是如何透過反纏足來體驗對女性身體的自我認同，其間微妙的心理變化與權力關係，尚待我們持續探索。其二，再現歷史圖像與女性感知及身體經驗的可能：男性對女性的凝視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投射，不僅存在於雙足之上，在唇齒、柔荑及眉宇之間，都有文人雅士為文論述，男性如何透過身體外在的差異，形塑男女之間的形象，甚至進而延伸至抽象意義上的男女之別、內外之分。其間女性又是如何透過男性觀點，轉而凝視裝扮自己，啟發對女性自身的觀看，或許是一有趣的議題。16 其三，政治文化想像中的身體史：通過女體的解放，如對摩登女郎天足、短髮與體態健美等形象的營造，來完成中國平等觀念建立的 16_{民國初年即有人注意到小腳的審美方式並未徹底消逝，高跟鞋的流行，即是女性再度陷} 入纏足深淵的變相。參見李一粟，〈從金蓮說到高跟鞋〉，《婦女雜誌》，17卷 5期（1931.5），頁17。如今亦有楊念群、羅志田等人持相同看法，參見楊念羣，〈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收在汪民安主編，《身體的文化政治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3），頁1-50。楊興梅、羅志田，〈近代中國人對女性小腳美的否定〉，「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會議論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1999.6，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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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是否已無意間將男性身體作為新中國人共同凝視的參照對象，並構成了在禮教上男女有別的顛覆，值得深入剖析。而男性在大力推廣放足短髮的新女性形象之際，是如何觀看且抗拒剪辮，又是如何面對男女外在差異更迭的現象，也有待我們關注。最後，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在中國近現代史中，普遍存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近年隨著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等歷史寫作範式的更迭，已有不少學者開始關注現代性的歧異。17由高彥頤對纏足起源的追尋，我們或許也應進一步思考，傳統其實不只一種，在《采菲錄》裡，我們更是清楚看見現代中的傳統與傳統中的現代，是如何如女性雙足一般，交織出難以言喻的纏結。 17_{特別是當在三○年代逐漸突出摩登女郎地方性差異時，更可清楚看見。相關討論可參考}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 Tani E.Barlow,Madeleine Tue Dong, uta G.. Poiger Priti Ramamurthy,Lynn M.Thomas and Alys Eve Weinbaum.“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A Research Agenda and Preliminary Findings.” Gender and History 17:2,2005.8,pp.245-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