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代反攻論述的形成與嬗變（1949-1971）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一九五○、六○年代反攻論述的形成與嬗變（1949-1971）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21-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薛化元

計畫參與人員：林果顯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30 日

(2)

一、計畫中文摘要

1945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也取得對日戰爭的勝利，並在戰後的世界秩序中被承認為四強之一。然而經過短短數年在軍事與政治上的挫敗，1949年中華民國政府撤退來臺，對外面臨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對內則必需賦予一套團結人心以支持政府的信念，反攻論述即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然而，對於戰後政府的正當性基礎未有全面性的探討，即使成果較豐碩的課題如中華文化復興運動，其在政策上的比重較為不足；若干針對反攻政策的研究，亦僅限於國際外交領域。因此，考察反攻論述的形成與嬗變以掌握中華民國政府對內如何宣稱其正當性，即是本計畫的目的。本計畫原先預計探討時間為1949至1971年，起自政府來臺，迄至臺灣退出聯合國，開始進行一連串政治改革與權力接班，象徵反攻論述的階段性終始。基礎資料有三，一是光復大陸設計研究委員會檔案，二是國民黨自改造以降至第十屆中常會與全代大會等歷次重要會議紀錄，三則是相關的黨政軍期刊。透過上述資料，本計畫將掌握政策形成過程、在政府施政中的角色，以及傳播的樣貌和反應；上述史料均屬一手且多未有研究者系統探索，可望在紮實的資料基礎上有突破性的成果。然而，囿於計畫通過的條件與資源，本來兩年的工作計劃壓縮於一年內完成，因此只將討論時間限縮於一九五○年代。同時，建立反攻論述資料庫，分別取材自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歷次會議紀錄、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歷

(3)

次會議紀錄、宣傳指導小組歷次會議紀錄、《廣播雜誌》各期內容。這分別代表反攻論述的最高決策、黨政宣傳體系的工作指導，以及展現於一般人民面前的反攻論述樣貌。符合計劃初始的預期，掌握反攻論述由理論到實踐以及推廣和反應的互動過程。

(4)

二、計畫英文摘要

In 1945, World War Ⅱ end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defended Japan successfully and play a strong power in the postwar. But in 1949, R.O.C. withdrew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 For this governm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was challenged.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rom people, and the method was to establish the discourse of reconquering toward the mainland. However, the study of this discourse is not enough. Some research focus on the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is not so important comparing to the discourse of counter attack; some papers about counter attack focus on the field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 goals of this project are to survey the discourse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reconquering toward the mainland and show the legitimacy of R.O.C. in Taiwan.

This plan discusses the history from 1949 to 1971, that is the time of the government withdrawing from the mainland and R.O.C. los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in the Nunited Nations. This project bases on three kinds of data: the first is the archives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the Recovery of Mainland China, the second is the important meeting records of KMT, and the latest is the periodicals published or supported by KMT. From these data, we can hold the formation, the role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 broadcast and reaction of

(5)

this discourse.

It will spend two years in finishing this plan. In the first year, the major work is to establish a chronology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for the Recovery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 meeting records of KMT. In the second year, we will focus on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discourse of counter attack from the periodicals described above. After two years, we will grasp the changing process from the theoretical idea to the practical polic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Besides, this plan will do a dialogue with the idea of hegemony from Antonio Gramsci. From his theory, there are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 society in one state, and the ruling class needs the support from the civil society. Here comes the questions: from 1949 to 1971, there was or wasn’t a civil society in Taiwan? When the discourse of counter attack was challenged, how the government got the support from the civil society? All the questions are inspired by Gramsci’s theory, and we may see the solution when this project gets finished.

(6)

三、報告內容

本計劃的目的，在於詳盡考察形成反攻論述的每個環節，以及展現於一般民眾的各種樣貌，藉以建構蔣中正統治時期重要的正當性基礎。然而，囿於核准的資源和計劃執行時間的限制，只能將觀察時點限縮於一九五○年代，亦無力旁及反攻論述的執行機關(光復大陸設計研究委員會)的檔案耙梳，以及黨政軍刊物的全面整理。但是，本計劃仍完成以下數個重要的資料庫：中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歷次會議紀錄、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歷次會議紀錄、宣傳指導小組歷次會議紀錄、《廣播雜誌》各期內容。這分別代表反攻論述的最高決策、黨政宣傳體系的工作指導，以及展現於一般人民面前的反攻論述樣貌。以下將從上述的資料庫中，勾勒出五○年代反攻論述的宣傳體系，內涵嬗變，以及宣傳的管道和樣貌。

一、宣傳體系的建立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臺灣之時，外部有急迫的軍事危機，內部面對的則是一個頗為陌生的土地，如何確保這塊最後的根據地，是當時黨政當局的首要之急。韓戰爆發後，藉由美國的軍事介入，臺海得以維持暫時的安定，中國國民黨立即進行黨內的改造，重整人事與組織，確立中心理論，奠定了以蔣介石為首的黨務體系，五○年代的宣傳體系亦於改造期間逐步建立。由於宣傳上的劣勢被視為是失去大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國民黨來臺後，關於宣傳方面特別加強。然而，在被視為確立「以黨領政、以黨領軍」

(9)

的改造時期中，不論是中心理論、宣傳方式、宣傳組織等，都還在逐步摸索建立的階段。這部分的調整歷程，以下將透過改造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宣傳指導小組歷次的會議紀錄與決議案內容，梳理宣傳事務的權責劃分。

(一) 第四組與臨時編組

改造時期國民黨的文宣部門由第四組負責，「黨理宣傳工作之指導、設計，黨義理論之闡揚，及對文化運動之策劃」1_{。根據其組織規程，該組設有} 主任、副主任、秘書、專門委員、總幹事、幹事及助理幹事，並從事宣傳工作的指導設計、黨義的書刊編纂與廣播演講，及辦理新聞和文化運動的策動與聯繫2。當時擔任第四組主任的為曾虛白。若單從規程來看，宣傳工作事權統一，且第四組權責平行於其他組別，推動上當不致有太大問題。然而，就當時黨政當局的思考，任何層面都可能與宣傳相關。例如對外宣傳就必需與外交部門相配合，而組織推展也需要宣傳上的支援3_{。這些情況} 都非生硬的規章條文所能預見，而是在實際遇到事務後所不得不然的調整。因此，在劃定好的業務分工外，尚有種種因應時勢而成立的臨時編組。當一個問題需要研討，或涉及範圍跨越不同領域時，往往改造委員會議當中便議定數名人士組成小組，負責研議辦法與提供意見。此種編組的性質，直接影響到反攻論述的建構，因為歷次小組的成員，皆包含國防、外交、教育、新聞傳播等主事者，意味著官定意識型態滲入各層面的意圖。有關改造時期宣傳工作的臨時編組成員及執行任務，可參見表一4_。 1_{「中央改造委員會組織大綱」，1950年8月8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修正通過，《中} 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臺北：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頁2。 2_{「中央改造委員會各處組會組織規程」，1950年8月17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六次會議通過，}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5。 3_{「總裁指示」，1951年2月8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八二次會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 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111。 4_{《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4、99、150、158-159、166、179、187、}

(10)

表一：改造時期宣傳工作臨時編組表(改造委員會會議) 年/月/日會期任務臨時編組成員 1950/8/17 六黨營新聞事業在改造期間應否有一整個計劃，及如何進行，提請核議案張其昀(召集)、鄭彥棻、胡健中、曾虛白、郭澄、連震東、俞鴻鈞 1951/1/11 七三關於本黨中心理論基礎，請推定小組研議陶希聖(召集)、張其昀、崔書琴、曾虛白、蕭自誠、唐縱、羅家倫 1951/3/29 一○五改進對大陸廣播問題唐縱、張道藩召集各廣播電臺負責人 1951/4/18 一一七籌劃《農民報》陶希聖(召集)、谷正綱、胡健中、曾虛白、蔣經國、沈昌煥、葉公超、余井塘、吳國楨 1951/4/25 一二二關於學校講授三民主義課程及軍中建立黨部兩點，對黨外應如何解說陶希聖、谷正綱、陳雪屏、曾虛白、蔣經國、沈昌煥、唐縱組織小組，並約同葉公超 1951/5/28 一四二對外宣傳請推定小組曾虛白(召集)、張道藩、鄭彥棻、崔書琴、蕭自誠、沈昌煥、陶希聖 1951/6/11 一五一「闡揚主義工作進行辦法」執行崔書琴(召集)、張其昀、曾虛白、群自誠、陶希聖、唐縱、羅家倫、黃季陸、張鐵君、羅時實 1952/1/23 二八二宣傳會談迭奉總裁指示，應於美洲創辦英文報蕭自誠(召集)、張其昀、張道藩、胡健中、鄭彥棻、曾虛白、沈錡 1952/4/18 三二九審查「共匪的廣播工作」及「改進現階段廣播事業之辦法」唐縱、張道藩(二人為召集人)、蕭自誠、蔣經國、郭澄、吳國楨、賀衷寒 1952/9/4 三九四審查「本黨當前新聞宣傳指導綱要」草案沈昌煥(召集)、張其昀、張道藩、鄭彥棻、胡健中、曾虛白、蕭自誠、連震東、羅家倫。(新聞宣傳小組) 1952/9/8 三九六審查「本黨現階段文藝工作綱領」草案新聞宣傳小組 1952/9/8 三九六審查「加強文化動員工作綱領」草案新聞宣傳小組成員中張其昀為當時的黨秘書長，鄭彥棻、曾虛白、唐縱、郭澄為第三、四、六七組主任，蔣經國、陶希聖、俞鴻鈞、羅家倫為幹部訓練委員會、設計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黨史史料編纂委員會主委，葉公超、沈昌煥則為為外交系統。換言之，每當改造委員會會議中對於宣傳相關事項無法立即決定，或是遇到較複雜的工作計劃時，往往推定各組的主管負責參與研究，提供決策參考。這種情形不單出現在宣傳工作上，其他諸如組織、選舉、「對匪工作」等，亦是如此，整個改造時期，同一批人不斷地參加各種審查小組、會報、聯席會議等等，顯見當時工作千頭萬緒、組織上略嫌疊床架屋的狀態。值得注意的是，從改造委員會第三九六次會議後，出現了固定成員的「新 345、388、503、504。

(11)

聞宣傳小組」，負責新聞、文藝與文化運動的草案審查。雖然之後未再看到該小組的運作訊息，但這也意味著國民黨內部對於宣傳工作的決策與研究，開始有固定成員辦理的嘗試，而此經驗在日後的「宣傳指導小組」中得到實踐。

(二) 多元的宣傳決策與業務單位

國民黨的宣傳組織看似由第四組一元統籌，但從上述遇事即設立臨時編組的情況來看，重要研究與決策工作，卻不一定掌握在第四組手中，雖然第四組的人員一直都有參與這些事情的研討。五○年代中，重要的宣傳組織，尚有宣傳業務小組、宣傳指導小組，以及總裁主持的宣傳會談。 1. 宣傳會談就層級上而言，宣傳會談可說是宣傳體系中的最高決策會報，由總裁蔣介石所組成，宣傳指導小組負責研擬決策，提供會談時參考，宣傳業務小組則擔負業務性工作。然而，第四組或後來的文工會，亦負責指導設計與策動連繫的工作，中常會亦由總裁主持，參與重要提案的決議過程。如此疊床架屋，彼此究竟如何分工協調？可惜目前宣傳會談與宣傳業務小組的詳細資料闕如，難以獲得進一步的釐清，不過，宣傳業務小組起始與結束的緣由，倒是能夠提供一點提示5_。 2. 宣傳業務小組宣傳業務小組成立於 1951 年，當時為實行新聞用紙配紙制度，經由總裁蔣中正指定成立宣傳業務小組，由王世杰、黃少谷、張道藩、蔣經國、沈 5_{參見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北：稻鄉，2005)，頁153-154。}

(12)

昌煥、曾虛白、郭澄、陶希聖擔任委員，黃、陶為召集人6。該小組成立目的原是為新聞用紙配紙而起，但之後逐漸擴及業務性的工作，甚至也兼有政策研討的性質，職掌與其他宣傳組織混淆，且成員多彼此重覆，因此在 1955 年7 月時撤銷7_{。當時第四組在中常會提出撤銷的議案時，就曾指出：茲以新} 聞用紙供應辦法，因實際上之困難已廢止，且(一)宣傳政策之決定已有宣傳指導小組；(二)文化政策之商研及對文教事業之指導，已設有總動員會報文化組；(三)宣傳業務小組委員，多為宣傳指導小組或總動員會報文化組之出席委員。因之，為遵奉中央合併性質相同之會報，擬將宣傳業務小組自七月份起撤銷8。換言之，宣傳業務小組不但距離成立時的職掌已大幅偏離，同時在工作和人事上與其他單位嚴重重疊，可知國民黨在組織上的問題所在。然而，從上文來看，自 1952 年實行總動員運動後，總動員會報中的文化組亦涉足文化政策與相關事業的指導，彼此成員仍然大多相同，光是宣傳體系就可知其主管單位的紛歧複雜。 3. 宣傳指導小組宣傳指導小組則是在 1954 年 9 月 2 日，國民黨中常會臨時會議中，決議設置。其主要任務為研商宣傳政策，以及為總裁所主持的宣傳會談作準備 9_{。該小組成員為黃少谷、胡健中、陶希聖、賴名湯、張彝鼎、沈昌煥、吳南} 6_{在改造委員會會議紀錄中僅見兩條「宣傳業務小組」的工作，分別負責研究《軍民導報》} 改組問題，以及新聞用紙核實供應問題，顯見任務亦兼有宣傳政策的研擬。見《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307、441。 7_{〈第七屆中常會第二○五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8，1955年6} 月29日。 8_{〈第七屆中常會第二○五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8，1955年6} 月29日。 9_{〈宣傳指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2，1954年9月18} 日。

(13)

如、馬星野、張炎元等九人，由黃委員少谷任召集人10。成員主要為黨、政、軍宣傳相關負責人，之後並加推陶希聖為召集人，同時必要時邀請中常委、中央委員會各單位正副主管及黨營各宣傳業務單位主管同志，參加小組會議 11_。到了 _{1955 年，任務更為簡省，準備宣傳會談等「業務性工作」，改由宣} 傳業務小組或第四組辦理，只負決策12。由此可見是個負責「政策性問題、緊急事項、牽涉兩個以上機構之業務」的決策性會報組織13_。所謂研商宣傳決策，一方面接受中常會或宣傳會談的指示，針對突發事件加以研究對策14_{，另一方面則是將討論後的工作，指派給第四組與媒體，} 或是上交宣傳會談向蔣中正報告或裁奪。例如針對 1954 年蘇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聯合宣言」一事，該小組決議由馬星野撰寫宣傳要點，並由第四組通知各黨報撰寫社論抨擊；請外交部或新聞局發表聲明15_{；而對於「加} 強對臺胞宣傳案」，則在會議上指示，由第四組擬定該案大綱，約集臺灣省黨部、省新聞處、中央社、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及中廣研擬具體辦法，再提報該小組通過後施行16。甚至，在管制言論的權責區分上，該小組亦有權決定：港方入臺銷行報紙中，黨報由第四組加強審查，其他報紙由省 10_{〈第七屆中常會第一四○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1，1954年9} 月8日。 11_{〈第七屆中常會第一四二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1，1954年9} 月15日。 12_{〈宣傳指導小組第九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97.2，1955年1} 月4日。 13_{〈宣傳指導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79.2，1954年10} 月13日。 14_{例如1954年10月，中常會指示宣傳指導小組，研討宣傳對策，對美國、國內、大陸八指出} 周恩來所提臺灣問題控訴案；同月二十六日的宣傳會談中，總裁則指示該小組關於臺胞對政府心理要加強研究、對英國及歐洲大陸應加強宣傳。見〈宣傳指導小組第四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74.3，1954年10月13日；〈宣傳指導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 15_{〈宣傳指導小組第四次會議紀錄〉。} 16_{〈宣傳指導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

(14)

新聞處加強審查，香港以外之華僑報紙由僑務委員會審查17。簡言之，在決策層級上，宣傳指導小組佔有相當的份量。宣傳指導小組成立於 1954 年 9 月，當時正面臨中國砲轟金門，所謂第一次海峽危機的時期18_{。雖未明言其成立宗旨，但從該小組所處理的議題中，} 卻可發現因應戰爭情勢所引發的新聞與宣傳問題，佔了重要部份。例如，戰地記者的身份與護送問題19_{，新聞聯絡員與軍事發言人的設置}20_{，皆是立即性} 的急迫問題，正好由此一小組負責研議；而對於歷次戰役的宣傳，以及國際情勢的因應，此小組亦擔任指揮工作。例如在大陳即將撤退時，該組即不斷研議，究竟該在何時反應？反應的內容應為什麼？可能的影響會是什麼？由於當時政府內部期待能藉由大陳的撤退，換取美國協防金門馬祖的保證，但是放棄領土又可能影響到人民信心。在此兩難下，決定降低大陳地位的重要性，並且將格局拉大，強調是接受美國建議集中兵力，或是臺灣政府主動改變戰略、適應新形勢的作法21_{。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此一小組涉及國家整體} 宣傳的決策，在危機時釐定宣傳方向，適圖將傷害減到最低。當時美國透過聯合國意圖斡旋臺海停火，但中華民國政府的態度卻游移不定。宣傳指導小組召集人黃少谷的一段談話，傳神地表達出此一立場22_：我們應該如何說法呢？不反對，則示人以放棄反攻大陸的意圖，將無以對大陸、海外和國內同胞，即用種種理由來說明，亦不易使其充分 17_{〈宣傳指導小組第十六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223.2，1955年3} 月26日。 18_{見張淑雅，〈委理會停火案：美國應付第一次臺海危機策略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22期下冊(1993.6)，頁63-64。 19_{〈宣傳指導小組第二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73.2，1954年9} 月30日；〈宣傳指導小組第五次會議紀錄〉。 20_{〈宣傳指導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74.3，1954年10} 月11日；〈宣傳指導小組第六次會議紀錄〉。 21_{〈宣傳指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檔案，7.3/197.6，1955年1} 月28日. 22_{底線為筆者所加。見〈宣傳指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紀錄〉。}

(15)

暸解。也不能說我同意暫時停火，將來再說，也不能完全拒絕停火，以免與美方當前的政策不配合。故我如反對，則必有損盟友，不反對，則無異承認匪侵略的成果，故我在言論上要表示反對，因反攻大陸，拯救同胞，反對侵略，光復失地和主權是我們的權利也是義務。這段話清楚地顯示，在第一次臺海危機前後，反攻論述在宣傳上日漸困難的窘境。宣傳指導小組第一次開會時，陶希聖即在會中表示「反攻」不可作為宣傳的重點23_{；國防部參謀次長賴名湯亦認為，}_{「關於防台與反攻的說法，只} 宜說到目前為止，過於長久打算的話不必多說」24_{。顯見在黨政內部，已然} 體悟反攻論述轉化或弱化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又無法放棄此一正當性基礎，誠如黃少谷所言，宣傳上「防臺需美方協助，而反攻則我自任，此一似乎有矛盾的說法」25_{。此次危機，暴露出反攻論述的一大破綻，也預示了反} 攻論述內涵由軍事轉向內在建設的意涵。綜觀國民黨的宣傳體系，除了組織重疊、不斷編組整併之外，最重要的是顯示了黨國機器不斷摸索學習的過程。韓戰的爆發，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外部安全獲得暫時保障，蔣中正利用此一機會改造黨務，排除大陸時期殘留的派系力量，樹立以總裁為中心的權力體系，以黨指揮政。以宣傳體系而言，在看似一元的領導系統下，面對實際事務時，組織卻不斷地分化衍生，各種臨時小組運應而生；而在中常會與第四組的體系外，另有宣傳會談、宣傳業務小組與宣傳指導小組，以及總動員會報。組織上的紛歧，卻正好可觀察不同時期的重點工作，因應新狀況所成立的新組織，其權責往往侵奪先前的單位。透過宣傳指導小組的會議紀錄，除了看見一個宣傳決策單位研究與指揮的工作實況外，亦瞥見反攻論述在宣傳體系中的思考與定位。論述內容的實質與轉化，有待以下進一步的釐清與說明。 23_{此為書面意見，惜會議紀錄中未刊出全文。見〈宣傳指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 24_{〈宣傳指導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25_{〈宣傳指導小組第三次會議紀錄〉。}

(16)

二、反攻論述的建立

鑒於在大陸時期與中共鬥爭的失敗經驗，改造初始即致力於核心論述的建構。國民黨認為，唯有建立強而有力的理論基礎，對內才能鞏固民心，對「匪」才能與之對抗，進而對國際肩負起自由世界反共前哨的關鍵地位。而理論的核心部份，是指三民主義26_{。但是三民主義一直未有體系性的闡述，} 如何適應國民黨來臺後的新處境，包括三民主義與冷戰體系的關係，以及鼓吹臺灣人民進行反攻大業，都是亟待處理的問題。此外，總統在各重要時節所發布的文告，清楚地對全國人民闡述政府的理念，賦與人民任務，是宣傳反攻論述的重要管道，本節以最具代表性的元旦〈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為討論對象。為了建立核心論述，改造之初很快地就發布「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該文提出三個政治主張，分別是：堅持反共抗俄戰爭，恢復我中華民國領土主權的完整、實行民生主義的經濟措施、完成三民主義的民主政體。就反攻論述而言，最直接的是第一個主張，也就是認為中共既為蘇聯的附庸，則「獨立自由的祖國，變成了蘇俄的附庸……凡是有良心的中國人，誰不飲恨泣血切齒痛心！」27_{因此，反攻並消滅中共，是一個民族主義式與國家主權的問} 題，只要是中國人就必需致力完成的事情。換言之，藉由反攻論述，臺灣的所有住民被編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塑造的工程裡，教育在臺灣的所有中國人，認清楚自己生命的任務，是不可逃避且需全力投入的事業，成為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的必要手段。反攻不只是政治的，甚至是道德的，是一種不得不然的唯一目標。因此，反攻論述的塑造，絕對與國語運動、推廣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脫離不了關係，簡言之，反攻論 26_{曾虛白(提案)，「確定本會重點主義的工作方案」，1950年8月19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七次} 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7。 27_{「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1950年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中國國} 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15。

(17)

述應當放在國民黨式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理解。另一方面，該文開宗明義地主張「一切要從臺灣做起。我們不祇保衛臺灣，還要建設臺灣……我們深信以臺灣為基礎的政治道德的力量，必將給予奸匪共黨以致命的打擊」。這段文字暗示了以政治道德取代軍事、建設臺灣就等同於反攻大陸的意涵。相較於前述民族大義、生死悠關的激越，此段文字卻顯得務實而弱化。這裡提供了一個沒有立即進行反攻戰事的安全瓣，在反攻時間表的壓力下，建設臺灣成為國民黨政權重要的正當性基礎。「本黨現階段主張」雖然寥寥數語，但卻貫穿五○年代，甚至是六○年代前期反攻論述的內容。若對比總統元旦文告在1950年到1951年的轉變，就更能清楚理解「反攻大陸/建設臺灣」的一體兩面。 1950 年元旦，蔣中正雖處於下野狀態，但中央日報仍於頭版以斗大字樣書寫〈總裁號召全國同胞萬眾一心反共到底〉，刊載他前一晚在臺灣廣播電台所發表的文告。文中有數個段落在歷年文告中不斷出現，成為〈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的重要成份。首先，將反共戰爭與對日抗戰相互聯結，反共復國成為堅守傳統、維繫命脈的民族戰爭，因此無論國際環境如何險惡，此場戰爭必須由國民革命軍獨立承擔，妥協與退讓絕無可能，此即反共抗俄的基本內涵。其次，濃厚的戰爭氣息揚於字間，他告訴全民28_：我們這一代既為中華民國而生，亦當為中華民國而死，凡我全體愛國同胞，只有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共同一致，擔起救國家、爭自由、維護歷史文化的使命。自由中國的同胞們……只有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節約一切的浪費，鍛鍊戰時的生活，拿出人力物力，一切為了前線。你們要踴躍從軍，要愛護剿共的軍隊，尊敬愛國的軍人，你們要擁護政府，要遵守法令，幫助政府社會的改革。這兩段文字宣示，每個人的生命必須與戰爭結合在一起，個人應該被編入國 28_{〈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央日報》，1950年1月1日，1版。}

(18)

家體制，為國家所用，維持戰爭時期的動員狀態，亦即「動員戡亂」精神的體現。用充滿「你們要……」、「只有……」的語氣，以領袖的姿態與戰時動員的內容，向「自由中國」的人民呼喊擁護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反共抗俄與戰爭動員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來源。 1950 年 6 月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魯門聲明臺灣海峽中立化的原則，雖然阻擋了反攻的可能，但對 1949 年以來不斷遭受軍事挫敗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韓戰無疑給予其生存與再出發的契機29_{。1951 年蔣中正於元旦文告中} 宣布「過去告一結束，今後從頭做起」，營造一種新生、努力的氣氛。同時提示該年的兩大工作，一是要自立自強，剷除失敗主義、倚賴虛偽投機等行為，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前提致力於團結奮鬥；二是進行全面的動員，呼籲人民貢獻一切物質和精神可用的力量，爭取勝利，因此該年成為「復國建國大業的開端，三民主義光明的發軔」30_{。在這一年文告中，}_{「過去告一結} 束」固然是為大陸上軍事挫敗的結果解套，「從頭做起」、革新除弊的訴求反映了國民黨改造成功，重塑領導中心的事實，即以黨的改造精神進行國家改造。該年雖然沒有立即的反攻行動，但在復國大業的開端，一切都朝向有希望、最後成功的道路。然而，維持動員狀態必須證明自己在戰爭裡勝利的必然性，1950 年之所以能用金門與登步島的捷報證明軍事整頓的成效，顯示當時尚處於激烈的戰事當中，能以戰役的勝利宣稱統治正當性。以後隨著戰役的逐漸減少，將可看到這種正當性基礎的改變。 1952 年，蔣中正將工作總目標定為「反共抗俄總動員」，提出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四項改造運動，作為該年執行總動員的工作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蔣中正將「建設模範臺灣」視為反共抗俄的重要指標，從軍隊素質提 29_{自1949年4月到1950年3月中短短11個月內，中華民國政府於大陸上快速敗退，以至完全退} 出中國大陸。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北：曉園出版社，1994)，頁898-899。 30_{〈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央日報》，1951年1月1日，1版；《總統府公報》，275號，} 1951年1月2日，1版。

(19)

高、縣市議會與縣市長選舉的完成以及三七五減租，證明民國四十年在民族、民權、民生方面所取得的良好成績。但是「過去一年進步，不能以此為足」，他期勉臺灣要成為中國反共復國的基地、遠東的反共堡壘，使建設模範臺灣的目的放諸於全(中)國、全亞洲、全世界。總之，「在中華民國四十一年開始的今日，必需以全力推行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就是要建設臺灣模範省，加強反攻復國的基地為唯一目標！」31_{該篇文告對過去一年的成績與當} 年的新目標都寄託在「建設」臺灣，而非「戰爭」的勝利，反映實質戰事結束，以對內建設發展取代對外軍事戰爭的訴求，「求得更大和更遠的進步，以完成反攻大陸的準備」32。很清楚地，這是戰事停滯的最佳寫照。在往後的元旦文告中，一直延續到六○年代中期，領導者雖一再表達戰爭的企圖，但形式上卻成為以戰時準備的姿態從事內政建設，逐漸從軍事動員轉而強調精神動員，呈現戰時氣氛弱化的趨勢。同時，為避免長時間的備戰導致意志鬆卸，遂更依賴各式精神動員運動，以強化全民的戰鬥性33_。由此，即使沒有戰爭，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所有的發展，不論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建設，都可以視為反攻的準備，可以成為動員戡亂和社會進步的具體明證，臺灣從此進入漫長的戰爭準備時期。又為避免人民等待戰事而意志鬆卸，以四項改造運動和反共抗俄總動員，將戰時的紀律滲入生活各層面，尤其是社會改造的目標「敦親睦族，勤勞服務」與文化改造的目標「明禮尚 31_{〈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央日報》，1952年1月1日，1版；《總統府公報》，327號，} 1952年1月1日，1版。 32_{〈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央日報》，1952年1月1日，1版；《總統府公報》，327號，} 1版。 33_{1950年國民黨改造委員會主張「一切要從臺灣做起」，將臺灣的民主、自由和政治道德等} 力量帶回大陸去，表示國民黨政府全面來臺後，即有建設臺灣以對抗中共的想法。甚至1949 年政府尚未撤離大陸，臺灣省主席陳誠即表示「今後我們如能在政治經濟上勝過共匪，就可以立於不敗之地了。」筆者認為，即使主張相同，但隨著實質戰事的停頓，建設臺灣成為1952年的文告主軸，更能代表戰爭可能性弱化的情形。見〈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發布之本黨現階段政治主張〉，1950年8月31日改造委員會第13次會議通過，1950年9月1 日發表，見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14-17；臺灣省地方自治研究會(編)，《臺灣省地方自治研究專刊》(臺北：臺灣省地方自治研究會， 1949)，頁1-2。

(20)

義，雪恥復國」，期望以此達成「奉公服務」34，皆企圖由日常的道德要求以激發全民同仇敵愾的決心。整體來看，以戰時動員的方式，從事臺灣內部的各項建設，不失為缺乏戰場時維持正當性的一個好方法35_。

三、宣傳媒介與運作情形

宣傳組織的建立，以及反攻論述的內涵轉變，都需要透過宣傳媒介才能傳達到一般人民。本計劃原先預計檢討各級黨部與政府部門的期刊，卻發現必需先檢討宣傳組織，才不致治絲益棼。以下將透過兩種性質的媒體，一是文字性的期刊，另一是電子式的廣播，觀察反攻論述如何被宣傳。

(一) 期刊

內部刊物為黨中央宣傳政令的重要管道。改造時期國民黨主要的內部刊物為改造委員會所發行的《改造》，而第一組所發行的《政治通報》亦屬黨部對黨員傳達訊息的重要管道。前者每半個月出刊一次，除了特載，還有類似社論的「論著」、黨員通訊、黨務動態、重要文告與規章；後者則是不定期地向黨員發出訊息，提示眼前的重要任務方向，解釋工作目的。兩者性質雖有區分，但初期的《改造》卻在重要文告中收錄了《政治通報》，而《政治通報》亦涉及宣傳步驟的指示，導致兩者混淆不清。之後先是由蔣介石在改造委員會會議中，指示《政治週刊》(應為《政治通報》之誤)亦屬宣傳， 34_{「奉公服務」一詞令人聯想到日據後期所推行的「皇民奉公」，實際上兩者皆為因應戰爭} 狀態而展開的概念，臺灣人民在不到二十年的時間內被不同的政權以相異的意識型態，進行類似的精神動員。參見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1945)臺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精神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桃園：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林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1991)。 35_{林果顯，《「中華文化復興運動推行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邁立與} 轉變》(臺北：稻鄉，2005)，頁34-38。

(21)

應由第四組負責36；其次決議《政治通報》應由第一到第六組及設計委員會主管成立小組，每兩週開會一次37_{；之後，通過由陳雪屏等人所研議的「對} 政治通報編撰有關問題之意見」，徹底區分兩種刊物性質，區分如下38_：一、改造半月刊為公報性刊物，登載法規文獻及工作報告等各級幹部分子及黨員明暸黨的動向，以為工作之依據，並資相互砥礪觀摩之用。二、政治通報為教育性的，對時事政治加以分析與指導，俾加強黨員對黨務與政治之認識，以提高其政治警覺性及水準。換言之，在改造已近一年之後，歷經三次會議討論，以及總裁的直接指示，黨部宣傳刊物的彼此分工才清楚劃分。合併前述遇事即臨時編組，以及小組成員不斷變動的情形，顯示改造時期宣傳體系尚在建構重整的階段。另外，第四組所發行的《宣傳通報》因為一般黨員和人民難以見聞，而屬於另一層次的宣傳刊物。當時，不論是常態的慶典與政治集會，或是突發的海內外事件，經由討論後決策的宣傳步驟，皆藉由《宣傳通報》傳達到各通訊社、報社、廣播電臺、各級黨組織，說明黨政高層的立場，樹立言論的準則。例如1954年的中國擊沉臺灣太平艦事件，宣傳指導小組認為，該事件的宣傳重點應為：1.報導官兵英勇作戰事蹟。2.指出蘇聯伸足太平洋，企圖奪取海權。3.暗示盟邦對我軍援之質量與速度不夠理想。4.提高國人警覺。而此報導與宣傳準則就是透過《宣傳通報》讓相關媒體了解39_。除了內部的刊物外，國民黨亦透過成立和補助民間刊物的方式，建立屬 36_{1951年2月8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八十二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 議案彙編》，頁110。 37_{1951年2月9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八十三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 議案彙編》，頁113。 38_{1951年5月2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二四次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 議案彙編》，頁168-169。 39_{〈宣傳指導小組第六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史料，7.3/184.2，1954年11} 月15日。

(22)

於自己的外圍發聲管道。《中國一週》就是一個成立時間長、出刊頻繁又與黨部關係密切的例子。該刊創刊於1950年5月1日，時間還早於改造之前，由與國民黨密切的吳錫澤、趙友培、蕭自誠等人擔任編輯40_{。創刊號〈給讀者} 的信〉當中，可以清楚看見此類刊物的目的41_：我們發起這個刊物，是想把最近國內外時事作綜合性的報告。每逢星期一出版，故定名為「中國一週」。對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當然都要加以注意，並且要選擇特別令人注意的問題，作正確而扼要的敘述。現在世界形勢極為嚴重，國際關係錯綜紛紜，很不容易得到要點，而時局的認識實在是每一個國民所應該具備的。在這篇看似平淡的發刊詞中，卻能精準地傳達五○年代反攻論述的宣傳媒介環境：在資訊受到黨政體系的壟斷下，由當局過濾消息，決定宣傳的方向與管道，在代表「民間」輿論的外圍刊物中，最後呈現出來的，是「正確」的認識觀點。所謂每一國民所應具備的，實則為黨國意識型態。《中國一週》等外圍刊物的角色，或許可由以下的例子中顯現。五○年代最重要的異議媒體《自由中國》，在數次刊出與黨政方面不同調的文章後，彼此漸行漸遠。1954年《自由中國》陸續刊出讀者反對黨化教育的信件，以及批評國民黨開除齊世英黨籍的來函，引發黨部的強烈不滿。在內部討論中，甚至出現「所謂『人民有權知道』等等，儼然當年新華日報之口吻」的結論。因此，擬定下列步驟42_： (一)擬請陶希聖、張其昀、羅家倫諸同志撰論闡明青年讀總理遺教總統訓示及了解中國國民黨建國歷史之必要，痛斥「自由中國」之謬論，先在中國一周雜誌上發表，必要時並應由中央社發稿， 40_{創刊時的編緝委員為：石劍生、李士英、吳錫澤、宋晞、梁又銘、梁中銘、唐振楚、翁之} 鏞、張松蔭、張迺藩、虞超、蔣君章、趙友培、薛繼壎、羅時實、蕭自誠。見《中國一週》，創刊號(1950.4.25)，頁20。 41_{底線為筆者所加。見〈給讀者的信〉，《中國一週》，創刊號，頁1。} 42_{〈宣傳指導小組第九次會議紀錄〉，國民黨文傳會黨史館庋藏史料，7.3/197.2，1955年1} 月4日。

(23)

在各報刊出。 (二)擬請崔書琴同志撰論(社論或星期專論)指出各國政黨執行紀律之情形，駁斥「自由中國」關於黨籍問題之謬說，先在中國一周雜誌發表，必要時並在中央、新生、中華等黨報發表。由此可以看出，作為外圍刊物，《中國一週》的社論或專論中，實則為黨政宣傳機器的一環。某些事不方便直接由黨營媒體表態者，《中國一週》這些「民間」的媒體就能適時發聲，甚至隱藏在匿名的社論後方，就能達成民間響應或民情沸騰的效果。綜合上述黨內外的刊物，對某事反應的強度、廣度與對象，都有不同的媒體執行，反攻論述就是透過這種具有階層性的媒介，傳達給一般人民。

(二) 廣播節目

在黨政當局的動員宣傳體系裡，廣播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相對於報紙、雜誌與海報，廣播能將訊息迅速、無形而正確地傳達到各地，同時語言這項媒介又較文字親近活潑，因此對於深受共產黨宣傳活動之苦的國民黨而言，掌握廣播媒體並善加利用，自是鼓吹臺灣人民效忠政府、敵視中國共產黨，並進行反攻大業的一大利器。另一方面，臺灣由於經過日本的殖民與現代化，對於廣播這項現代產物並不陌生，利用收音機了解標準時間43_、獲取市場與政壇最新訊息、聆聽流行歌曲，在 1943 年臺灣平均每二十五戶臺灣家庭便有一架收音機44。換言之，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以前，廣播已是臺灣一般人民重要的娛樂與訊息來源，是建立生活知識的重要基礎。黨政當局透過廣播電臺的接收與整併，進行執照、機器與內容的管制，目的使一般人民能在潛移默化中響應國策，支持政府，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在臺灣這個小 43_{呂紹理，《水螺響起》(臺北：遠流，1998)，頁167。} 44_{黃裕元，〈戰後台語流行歌曲的發展91945-1971〉(桃園：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0)，頁23。

(24)

島上，憑藉著日本人留下的遺產，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有機會建立一個如此「乾淨」的環境，將其意志深入於每一角落。不過，由於聲音保存意願與技術限制、電臺經營的興衰，加上主管機關的嬗遞45_{，使得追尋當時的聲音內容成為一項困難的任務。先行研究者亦受} 限於此種資料限制，多半從法令與政策變遷切入，少有直接觸及節目內容者 46_{。為了突破此一限制，本計劃將研究對象設定為《廣播雜誌》雙週刊(前身} 為《廣播周刊》)，該刊保留了當時廣播節目內容型態的片麟隻爪，透過文字進行節目預告、介紹播音員、刊登廣播劇本，並且夾帶各種活動訊息，在沒有直接史料的情況下，是目前最接近五○年代廣播內容的文獻。 1952 年臺灣廣播事業逐漸發展之際，被認為需要一份定期刊物，而此意見也被統合主管廣播業務的教育部廣播事業管理委員會所接受，此即《廣播雜誌》前身《廣播周刊》創辦的原委47_{。《廣播周刊》創辦於} _{1952 年廣播節} (3 月 26 日)，由廣播雜誌社出版，每週一期。經費來源由廣播事業輔導委員會在收聽費之內每月撥付經費八千元支持。雜誌社社長為邱楠，匡文炳擔任總編輯，但一年後因為經費來源問題而停刊，同年7 月 1 日復刊，改為雙週 45_{根據1959年「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理規則」與「廣播無線電臺節目規範」，廣播電臺應} 準備節目日記與工作日記，保存兩年以備查考，並送副本由主管機關收存。因此，在不確定主管機關移交與保存的情況下，廣播電臺的這兩份日記是否仍完整地存在，難以樂觀。見「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理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廣播無線電臺設置及管理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見楊秀菁、薛化元、李福鐘(編註)，《新聞自由(1945-1960)》，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料彙編(七)(臺北：國史館，2002)，頁450、458。 46_{目前國內對於戰後臺灣廣播媒體的研究，多集中於八○年代之後的變化，對於五○年代較} 少關注。涉及此斷限的多為時人的記述，而體系性研究則從大架構著手，無力深入節目內容。例如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臺北：三民，1983)；陳世慶，〈中廣事業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1:4(1970.12)，頁72-103；陳世慶，〈民營廣播建設在臺灣〉，《臺灣文獻》，22:2(1971.06)，頁89-103；陳世慶，〈軍公廣播電臺在臺之發展〉，《臺灣文獻》，22:1(1971.03)，頁155-181。另外，日本學者川島真則從國史館所藏外交檔案中，疏理戰後臺灣海外廣播的政策與作為，受限於資料性質，亦無涉及節目實質內容。川島真，〈戦後台湾の対外ラジオ放送政策——中華民国外交文章に依拠した初歩的検討〉，《インテリジェンス》，4(2004.5)，頁32-42。 47_{王鈞，〈廣播界的刊物——廣播雜誌〉，《廣播年刊》，頁168。}

(25)

刊，名稱也改為《廣播雜誌》，由匡文炳擔任社長，蔣頤為總編輯，謝劍萍為總經理，同時成立出版委員會，由各電臺負責人擔任出版委員48_。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料來看，一直到1967 年仍有持續刊行49_。該份雜誌標榜「看過以後再聽，聽過以後再看，不看不便于聽，不聽也可以看」50。以內容形式而言，週刊時期每份十六頁，開頭以類似社論的方式，由編者或請專人撰寫有關廣播的文章；其他重要的內容，包括電臺、節目與播音員的簡介與花絮、節目預告表、即將播出的政令與翻譯稿件、廣播劇的稿件、收音機與廣播常識與新知、笑話與世界珍聞等等，另外，還有聽眾園地與讀者信箱的部份，前者讓聽眾得以投稿刊登有關廣播的文字，後者則直接回應讀者的疑問與需求。改為雙週刊後，內頁數增加至三十六頁以上，除了上述內容再行擴增外，新增許多美國電視與電影制度和名人介紹，而相片張數也明顯增加，除了播音員簡介原本就附有相片外，大量引介美國影視女明星。此外，週刊與雙週刊不定期登有電臺啟事、漫畫、反共歌曲曲譜、空中教學講義，定期附上臺灣當季所有廣播電臺節目表。為了探求一九五○年代臺灣人民日常生活所收聽的廣播內容，並突破聲音資料難以留存的障疑，本文以《廣播雜誌》作為窺探的主要管道。然而，作為一份文字性的刊物，自然與以聲音為媒介的廣播有稍許的差異，例如留存於雜誌中的是比較容易用文字記錄的節目類型；此外，為了填補文章版面所編寫的笑話與小短文，以及作為類似專論或社論的文章，都是廣播中所缺乏的。但是，此份刊物目的在於輔佐收聽，本身就意欲構成廣播的其中環節，只要在分析時謹記資料性質的特殊性，同樣能考察當時日常生活反攻論述的 48_{王鈞，〈廣播界的刊物——廣播雜誌〉，《廣播年刊》，頁168。} 49_{目前國內有關該份雜誌的收藏，以政治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最為豐富。政治大學圖書館館} 藏，由1卷2期(1952.04.05)開始至10卷12期(125期，1956.06.20)，中間除了第2卷全部闕漏外，其餘大致完整。臺灣師範大學則是收有《廣播周刊》1卷1期至13期，《廣播雜誌》111 至130期(1955-1956)，234-268期(1964-1967)。 50_{《廣播周刊》，1:2(1952.04.05)，封面裡。}

(26)

建構過程51。 1. 廣播劇：何謂日常在廣播節目當中，廣播劇(或稱廣播話劇、聲劇)最兼具娛樂與宣傳的效果，特別是在電視尚未開播、電影發展有限的五○年代，廣播劇豐富的聲音變化與優美的文學氣息，成為一般人民重要的娛樂方式。而當局者也體認到此一媒介的重要性，亦從初期的簡易形式，發展為投入資源培養廣播劇作家、組織專業性劇團，並安排於每日的重要時段播出52_{。當時每日晚間八點} 至八點半為各電臺聯播節目，每天呈現不同內容，週日與平日一天安排廣播劇演出，特別是週日的大型廣播劇倍受歡迎53_{。可以說，廣播劇體現了當局} 介入日常生活的意志與形式，是探討「潛移默化」的良好切入點。即使在《廣播周刊》每期僅有十六頁的情況下，幾乎每期都刊有廣播劇的稿本，其中比較重要且長期刊登的劇本是聯播節目中的「民間夜話」，以及中廣臺灣台緊接聯播節目後的「夫婦之間」。「民間夜話」透過華父、華華 (女性)與張志中三位人物，以對話的方式，傳達當時期的政令。例如在〈談跳舞〉中，針對當時政府部門正在討論的舞禁議題，由華華表達反對立場，張志中代表贊成意見，反覆申訴，最後由華父作裁判。其餘包括〈敬軍〉、〈母 51_{以下有關播節目的研究，為計劃參與人林果顯先行發表文章的部份內容。參見林果顯，〈日} 常生活中的反共知識建構——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臺北：國史館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八屆討論會會議論文，2005年11月25日。 52_{1954年中廣首創特約作者制度，以契約保障劇本的寫作，由作者擬訂大綱，經中廣審訂確} 定後再行寫作，中廣只能通知修改而不可退回。主事者為中廣節目部主任邱楠，朱白水、劉非烈、趙之誠、劉枋定期輪流供稿。見呂後塵，〈廣播劇加入了戲劇的聯合國——記中國廣播公司廣播劇團兼團長邱楠先生一席談〉，《廣播雜誌》，116(1956.2.5)，頁6-8、李國聲，〈首屆廣播獎得獎人介紹〉，《廣播雜誌》，106(1955.9.5)，頁5-6。有關廣播劇的相關討論以及當時的廣播劇聯播節目表，參見陳沅，〈談廣播劇〉，《廣播年刊》，頁90-95。〈自由中國廣播電臺聯合節目表〉，《廣播雜誌》，5:6(1953.10.3)，頁20-31。 53_{朱白水先生曾追述當時週日晚間廣播劇的收聽盛況。見朱白水，〈三十年來的廣播劇〉，} 《廣播實務》(臺北：中華民國廣播電視事業協會，1982)，頁137-138。

(27)

親與護士〉、〈青年到軍中去〉、〈動員〉、〈公共秩序〉、〈從黑暗回到光明〉，不論是題目或是內容，均直接表現出當局者的期望。《廣播雜誌》所收錄的「民間夜話」劇本集中於 1952-1953 年，就內容而言，反映出當時期宣傳的重要任務：立即性的戰時準備。不論是生活的哪一層面，即使是娛樂、身涯選擇、日常行事等等，皆以因應即將發生的戰爭來作為訴求。以〈談跳舞〉為例，藉由華華的言論，表達出對社會上逐漸安於承平的焦慮感54_：在平時，跳舞已經和國民經濟脫節，變成一種洋化的奢侈品，在戰時，這更不合需要，即使跳舞確實有益，我們也來不及去試驗他，因為我們正跳舞的時候，敵人正在練兵！正因為宣傳的重點在於提醒人民備戰，因此護士「救傷兵，間接的就是救護國家民族」55_{；軍人是最優秀的人民、戰鬥是最優美的藝術}56_{；富有的人} 出錢、財力不足的人節約，知識份子不應該只伸手向政府要錢57_{；甚至公共} 汽車秩序混亂，都要以戰時最需守秩序向人民宣傳58。總而言之，社會中的每種職業、每個階層，均應以戰時準備作為最高行事準則。嚴格來說，「民間夜話」談不上正式的廣播劇，因為不論在音樂的運用，或是戲劇技巧的運用上，「民間夜話」都太過簡單而直接，缺乏將戲劇應有的娛樂與藝術性。然而，在政令宣導上，利用戲劇的形式以貼近人民的生活經驗，以每週一次的頻率，直接對應不同時期的主要運動(例如〈動員〉目的在宣導總動員運動)，這正是當局者因應廣播媒體的特性而發展的宣傳型態。相對於「民間夜話」屬於較硬性的宣傳，「夫婦之間」則聚焦於一對夫妻的生活小事，所談內容無所不包，從婚姻、愛情、醫藥、衛生到烹飪，就像是 54_{寇節，〈談跳舞〉，《廣播周刊》，1:4(1952.4.19)，頁14。} 55_{寇節，〈母親與護士〉，《廣播周刊》，1:9(1952.5.24)，頁11。} 56_{寇節，〈敬軍〉，《廣播周刊》，1:6(1952.5.3)，頁11-13；寇節，〈青年到軍中去〉，《廣} 播周刊》，1:11(1952.6.7)，頁14-15。 57_{寇節，〈動員〉，《廣播周刊》，1:12(1952.6.14)，頁7-11。} 58_{寇節，〈公共秩序〉，《廣播周刊》，1:13(1952.6.21)，頁14。}

(28)

住在隔壁的親切鄰居，收聽時毫無負擔。例如〈洗羊毛衣〉傳授洗羊毛織品的秘訣，〈簡單的西餐〉、〈經濟而營養的膳食〉指導聽眾便宜實惠的料理，〈擇偶的條件〉、〈擇偶如坐車〉、〈夫婦要互信〉、〈保持夫婦間愛情〉、〈結婚的意義〉則細述男女交往與夫妻相處應該注意的環節。除了直接討論政治的話題外，這些生活議題完全就事論事，不會順便夾帶反共或戰時意識，在當時連音樂都必需配合國策的廣播節目中，算是特別的異數。也因此，這個節目廣受歡迎，甚至在播出六年後選編劇本出版59_。乍看之下，這種交待日常小事的廣播劇與反攻論述的建構並無關係，然而這種塑造生活情境的形式，才是「夫婦之間」的意義所在。如前所述，當時的學理與實際需要，均強調宣傳必需將訊息傳達到所設定的對象，黨政當局在摸索如何對「大眾」宣傳時，使用了硬性的新聞、評論、歌曲等等，卻發現每晚十分鐘的日常情境，所得到的回響遠超過其他方式。在頻繁、簡短而貼近生活經驗的語言裡，透過劇本作家的塑造，聽眾從熟悉的聲音中逐漸「認識」了這對夫妻，共同參與生命中的大小議題。透過榮光與萍面對各式問題的幹練與周全，彼此應對的親蜜與聰穎，培養出聽眾的「信賴感」，成為聽眾的「意義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意義他者」源自 Berger 和 Luckmann 在討論社會化時，對於個體建立自我認識中的關鍵概念。他們認為，「意義他者」確認了個體的重要信念與選擇，藉由他們認識社會，遇到困難時尋求支援，最終得以建立屬於自我的形象。這種互動過程最佳的管道就是交談60_{。從這個觀察來思考，聽眾當然} 無法直接和播音員對談，但卻彷彿參與了榮光與萍這對夫妻的長期談話，在習慣與信賴的基礎上，這對夫妻怎麼說就成了「應該」怎麼做。當遇到類似情境時，一句「人家收音機有在說……」可能就脫口而出，當生活有問題題時也會致函請教，廣播節目裡的人物與情節成為重要的生活參考指南61_。一 59_{張道藩，〈「夫婦之間」序〉，《廣播雜誌》，87(1954.11.16)，頁4。} 60_{P. L. Berger &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pp. 147-154.}

(29)

但有需要，在「佳節重陽」中要聽眾想起「大陸上陷於水深火熱的無數同胞，大家要立下決心，早點打回去」，就一點也不勉強做作62_。這個最不具政治宣傳形式的「夫婦之間」，展現了宣傳體系試著在戰時準備的同時，以生活絮語的方式提供軟性知識，吸引一般大眾接近廣播媒體，這無疑是對廣播特性的摸索和掌握過程。前述的「民間夜話」，之後臺北軍中電臺的「衛生講話」，中廣臺灣台「家庭時間」，警廣「警民之間」，正聲電臺「百年好合」、「先生們不要聽」，以及週日聯播節目「廣播話劇」，不論是日常知識或政治性宣傳，皆想方設法呈現生活化的面向，證明了宣傳體系在技巧上日益精進、在效果上滲入每日生活的企圖。以下刊物末尾所附的詳細節目表，提供每日的廣播內容，將能進一步理解日常生活的收聽環境。 2. 每日的收聽環境除卻當時的軍中電臺以及對大陸廣播，一九五○年代的廣播電臺呈現分區卻力圖一致的樣態。就區域而言，分為北部、中東部(臺中、花蓮)與東南部(嘉義、臺南、高雄、臺東)；就主要電臺而言，除了對大陸廣播的自由中國之聲頻道，以及軍中各地方台及空軍電臺外，北部有警察、正聲、民聲、民本、益世等臺，中東部有中國農民、國聲、中聲臺，東南部則有高雄鳳鳴、正言、勝利臺。這只是五○年代中期的景況，隨著經濟的逐漸發展，政府逐漸增加與整合各地電臺，商業電臺亦有生存獲利的空間，到五○年代底，電臺數目仍不斷變動。《廣播雜誌》每期均有主要電臺每日節目簡表，定期有全「自由中國」地區的電臺節目詳表。所謂簡表是省略了國歌、新聞與政令宣導，直接標明該臺製作的節目，能讓讀者一目瞭然各臺特色，而詳表則將每一時段各電臺使聽眾將播音員視為朋友，隨著他們而轉變。吳可君確實掌握到生活情境式廣播劇的感染效果，與「意義他者」的概念異曲同功。見吳可君，〈試論定型節目—以「夫婦之間」為例—〉，《廣播周刊》，1:3(1952.4.12)，頁1。 62_{張道藩，〈「夫婦之間」序〉，《廣播雜誌》，87，頁5。}

(30)

的節目全部標出，讓聽眾能按圖索驥，準時收聽。另外，刊物中不定期地引介各電臺的節目，在介紹播音員和從業人員花絮時，也不忘將節目內容帶入，刊物確實包含了豐負的節目資訊以推廣收聽。以此次研究時限中期的 1954 年為例，當時的每日廣播節目有分段播出、聯播時間、類型化節目與富含反共意識等特色。以北部而言，除了正聲電臺以外，大部份將一天的節目分為早、中、晚三段63_{。早上時段(6:30-12:00)的} 節目除了開播的國歌、早操與新聞之外，多半偏重教育性節目，特別是英語講座；另外各電臺就其特性，分別有臺銀行情(中廣臺灣台第一廣播)、警教廣播(警廣)、福音講道(民聲與益世)、佛教之聲(民本)等節目。中午時段 (12:00-17:00)除了固定時間的新聞外，音樂與戲曲節目佔最大宗。晚上時段 (17:00-24:00)的節目最多，內容也最豐富，教育性、娛樂音樂性、新聞、政令，以及固定晚間八點至八點半的各臺聯播節目。聯播前後為黃金時段，許多具有特色的節目集中於此時，像是中廣臺灣台第一廣播的「夫婦之間」，空軍電臺的「中華民族歷史故事特約講座」，中廣臺中、臺南台的「中南演藝聯播」，以及中國農民台的農業知識帶狀節目。中南與東南部除了廣播時間稍短、較富地方特色外(閩南語和農業節目較多)，在節目安排方面大致上同於北部電臺64_。 (1)聯播節目一天的節目當中，不論哪個時段都能輕易地接收到反共資訊。每節的新聞、輿論介紹、反共小調、新聞評論與廣播文摘，提供了政令宣達的管道。 63_{正聲電臺從開播到結束均有節目，而民聲與民本電臺早上九點至十點休息，中午時段接連} 到晚上而未分隔。見〈自由中國北部各台對本省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 86(1954.11.1)，頁37。 64_{〈自由中國中東部廣播電對本省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7(1954.11.16)，頁37；} 〈自由中國東南部廣播電台對本省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8(1954.12.1)，頁 37。

(31)

然而最特別的，莫過於晚間的聯播節目，因為在聽眾收聽的次序中，直接而強硬地斬斷所有節目的安排，硬性地從事宣傳。這項開始於1950 年的制度，是由當時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下的廣播事業輔導會議決定，並成立聯播節目小組，由改造委員會第三、四、六組及各廣播電臺代表一人組成，第四組三室總幹事屠義方擔任召集人，中廣臺灣台負責聯播節目的編輯錄製工作。這項作法是延襲之前在大陸時期的作法，並有所更張，將聯播時間延長為一小時，節目內容每日不同，並加入戲曲雜藝，企圖緩和過於硬性的宣傳65_。_(詳細節目內容請見表一) 表二 1950年聯播節目表 1. 日一二三四五六 20:00-20.10 國語新聞 20:10-20.20 閩南語新聞 20:20-20:25 反共歌曲鐵幕透視今世奇談今世奇談今世奇談一週時事述評 20:25-20:45 地方雜藝 20:45-21:00 特別節目談天下事鐵幕透視中國國樂三民主義在臺灣談天下事混合節目戰後臺灣的第一次聯播節目，有許多元素為後來的聯播時間所繼承。新聞、時事評論、鐵幕透視與地方雜藝日後頂多改換名稱，今世奇談擴大後成為日後的「民間夜話」。「談天下事」由曾虛白擔任，「三民主義在臺灣」則宣導臺灣省政，「鐵幕透視」則以章回小說體，將「反共義士」的所見所聞以評書的方式演出。1951 年 10 月一小時的聯播節目改為半小時，但將國語和閩南語分成兩個節目播出，並在閩南語節目中另闢一節「大陸與臺灣」， 65_{該節目表實施日期為1950.10.10至1951年7月。表一的內容，參考自張瑞玉，〈聯播節目的} 創辦及沿革〉，《廣播年刊》，頁49。

(32)

目的「俾使一般臺灣同胞暸解大陸與臺灣的歷史淵源及地理上的密切關係」 66_{。1952 年因上級指示加強政治教育，增加了「我們的國父」和「我們的總} 統」，講述兩位的生平事蹟。表三 1953年聯播節目表(國語部份)67 1. 日一二三四五六 20:00-20.10 國語新聞 20:10-20:15 反共歌曲政令報導 20:15-20:3 0 國語話劇 ( 至九時 ) 時事分析鐵幕傳真歷史名人小傳 _時事分析民間藝術民間夜話到了 1953 年，節目約略固定(參見表二)。值得注意的是，在保留之前節目內容的同時，在形式上倚重廣播劇的表達。例如鐵幕傳真、民間夜話由對話改為小型話劇68，星期日的聯播話劇較平時多半小時，製作費與人力投入甚大，中廣就是在此時組織話劇團，之後和作家簽約保障劇本來源。換言之，扣除每日的新聞報導，在一週聯播總時數 170 分鐘裡，廣播劇就佔了 90 分鐘。即使到 1956 年，聯播節目亦再更動，但廣播劇仍舊是運用時數最多的形式(佔總時數 41%)69_。「民間夜話」的內容與廣播劇在形式上的重要性已如前所述，在一天之中最重要的宣傳時間裡大量採用廣播劇，再次證明該形式能有效滲入日常生活。其他諸如省政宣導與中國歷史人物介紹，《廣播雜誌》雖少有刊載內容，但其意在使聽者擁護政府，並油生民族情感，不難理解；民間藝術目的和人 66_{張瑞玉，〈聯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頁51。} 67_{〈自由中國北部各台對本省廣播綜合節目表〉，《廣播雜誌》，86，頁37。} 68_{張瑞玉，〈聯播節目的創辦及沿革〉，頁52-53。} 69_{〈自由中國各廣播電台聯合節目表〉，《廣播雜誌》，122(1946.5.5)，頁40。}

(33)

民打成一片，選播內容只要投聽眾所好即可70。倒是相對於廣播劇的日常情境，「時事分析」與之後的「廣播評論」，提供了放眼國內外的世界觀，在當時資訊壟斷的情況下，這些看法透過聯播的形式，教導人民認識世界的「知識」與「判斷」。71_{從《廣播雜誌》目前所收錄的評論來看，配合當時的重要} 大事，從不同角度申論政府立場與「戳破」中共與蘇聯企圖，是最主要的工作。例如在 1955 年年底，評論內容就當時外蒙古進入聯合國的提案，不斷闡述否決權使用的必要性，以及此舉背後所包含的蘇聯野心72_。若說聯播節目表示了由上而下、統一口徑的宣傳，各電臺自行製作的節目則呈現了地域與對象設定的差異。以下所討論的類型化節目，就是在新聞與政令宣導之外的領域，雖然留存甚少資料，但卻是當時廣播節目的最大宗。 (2)類型化節目一九五○年代的廣播節目，除了上述廣播劇以及較為硬性的聯播節目外，軟性的娛樂與文教節目其實才是播放與收聽的主流73_{。這些節目包羅萬} 象，主要可區分為音樂類、戲劇類、宗教類和教學類節目。攤開節目表，映入眼廉最多的不是上述的政令宣導，而是音樂與戲劇性節目。教育部廣播事業管理委員會於 1954 年通過節目分類標準及各類節目應佔比率，將節目區分為四類，其中以文藝所佔比率最高，其餘依次為教學、服務與新聞，音樂戲劇就是包含在文藝之內74_{。音樂戲劇概分為中國與西洋} 兩種，依分類節目表的區分，中國部份有國樂、地方雜曲(粵曲、潮樂、閩曲、申曲)、平劇、地方雜劇(粵劇、越劇、歌仔戲、相聲、大鼓、方言話劇、彈 70_{高子銘，〈提倡民間藝術〉，《廣播雜誌》，62(1953.11.14)，頁21-22。} 71_{「時事分析」的主事者為吳紹璲，「廣播評論」則除了吳氏外，還有黎東方、魏景蒙與邱} 楠。見〈全國聯播節目廣播評論〉，《廣播雜誌》，119(1956.3.20)，頁14。 72_{〈全國聯播評論縱談時事〉，《廣播雜誌》，113(1955.12.20)，頁8-9。} 73_{有關聽眾對各節目的喜好統計，參見：吳道一，《中廣四十年》，頁381-386。} 74_{溫世光，《中國廣播電視發展史》，頁282。}

(34)

詞、滬劇)、中國歌謠(反共歌曲、反共小調、時代歌曲、臺灣歌謠)；西洋部份有西洋音樂(管弦樂、室內樂、輕音樂、古典音樂、小提琴曲、爵士)、西洋歌曲(歌舞名曲、西洋歌曲、電影歌曲、西洋名歌、歌劇、聖樂)。另外，歌謠教唱與廣播話劇亦包含在內75_。「國樂」一詞本身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建立過程的產物之一，透過特定的樂器、演奏型態與選定的歌曲，展現出屬於該國獨有的文化。《廣播雜誌》在介紹各電臺中國音樂節目時，該文的開場白是這樣的76_：你愛聽中國音樂嗎？這似乎不像一個問題，因為中國人必然愛聽中國音樂的，就像我們不習慣每天吃西餐一樣，所以一個人愛聽自己祖國的音樂原是很自然的。這段話反過來說，不聽祖國的音樂是不自然的。若以臺灣為主體，戰前與戰後的「祖國」、音樂、文化截然不同，去日本化與祖國化的工作持續進行。廣播電臺參與此一工程，除了節目播放外，國樂團的成立亦有賴電臺支持。此外，中國戲曲方面儘量涵蓋中國各地域的需求，使得各地鄉親還能聽到屬於自己的方言藝術77_{。整體而言，在娛樂性的音樂戲曲中，仍政治性地保有} 中國的格局，維繫著來到臺灣各省聽眾的情感。至於反共歌曲中明示「萬惡共匪」、「反攻必勝」、「擁護領袖」等意涵，旁及吉他教學曲譜也需納入愛國歌曲，意圖直接，不必再多作解釋。當然，仍有些節目與政治性考量較無直接關連，例如西洋音樂的部份，而宗教類節目和教學類節目也是如此。宗教節目主要有佛教(民本、國聲電台) 與基督教，伊斯蘭教也五○年代初期亦有節目。這些節目時段並不多，卻體現了臺灣宗教團體運用較新式媒體的傳道方式，例如路德教會為吸引信眾，只要去函電臺，就能獲得免費的小型金色十字架78。教學性節目在全部播出 75_{〈分類節目表〉，《廣播雜誌》，109(1955.10.20)，頁36-38。} 76_{起風，〈各台的中國音樂節目〉，《廣播雜誌》，61(1953.10.31)，頁15。} 77_{希眠，〈地方戲曲和民間藝術〉，《廣播雜誌》，62(1953.11.14)，頁12。} 78_{柳放，〈各台宗教節目綜合介紹〉，《廣播雜誌》，60(1953.10.17)，頁24-25。}

(35)

時間中所佔比例甚高，僅略低於音樂戲劇，從開播到收播皆有各類講座與教學，其中以英文教學最多，《廣播雜誌》長期刊載英文教材與空中教學講義，而文化、歷史、平劇與國語講座等節目亦有一定份量79_。此外，對大陸廣播是另一類型的節目設計，新聞與宣傳節目佔大部份時段，音樂等娛樂性節目不多，這是因應中國大陸聽眾難以長時間收聽而作如此更動。但是，在節目安排上仍有剛性、柔性的區別，在柔性節目中注入「有人情味的軟語叮嚀」，以對抗中共嚴肅訓話的廣播80_。 1953 年總統蔣中正發表《民生主義育樂兩篇補述》，其中指出廣播節目應將宣傳和教育並重，且應結合文學與音樂等藝術形式，因為中共就是藉由文學戲劇將階級鬥爭的思想灌輸到國民心理81_{。此篇以蔣中正名義發表、實} 則代表當時黨政高層對於文藝走向與休閒娛樂的政策性文件，明白表示了政府介入日常生活的企圖。證諸類型化節目的內容，在肩負認同塑造和反共國策任務的同時，生活化、實用化與娛樂化的節目深受重視，並以此作為吸引聽眾的重要手段；而廣播劇對於建構生活情境的努力，隱藏於輕鬆自然外觀下的，其實代表的是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宣傳與控制方面的摸索與實踐。 79_{〈分類節目表(講座及教學類)〉，《廣播雜誌》，111(1955.11.20)，頁37-38；〈各電臺教} 學類節目一覽表〉，《廣播雜誌》，125(1956.6.20)，頁38-39。 80_{楊仲揆，〈論心戰廣播〉，《廣播實務》，頁110。對大陸廣播的節目型態獨樹一格，且} 由於臺灣亦能收聽，在反共知識的建構管道上亦屬重要，可惜《廣播雜誌》中相關內容不多，有待繼續挖掘研究。相關研究可見：劉侃如，〈當前匪我廣播戰之比較研究〉，《廣播與電視》，2(1973.09)，頁15-19；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陸心戰廣播(一)〉，《今日中國》，140(1982.12)，頁37-91；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陸心戰廣播(二)〉，《今日中國》，141(1983.2)，頁63-79；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陸心戰廣播(三)〉，《今日中國》，142(1983.3)，頁21-42；楊仲揆，〈我們怎樣展開對大陸心戰廣播(四)〉，《今日中國》，143(1983.4)，頁49-74。 81_{王鈞，〈偉大的號召，光榮的事業：恭讀「民生主義育樂兩篇補述」中對廣播之指示〉，} 《廣播雜誌》，65，頁1；張源齊，〈從民生主義育樂兩篇補述析論我國廣播事業應有之發展〉，《藝術學報》，35(1984.6)，頁151-173。

一九五○、六○年代反攻論述的形成與嬗變（1949-197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