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的編製及分析

N/A
N/A
Protected

Academic year: 2021

Share "「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的編製及分析"

Copied!
30
0
0

加載中.... (立即查看全文)

全文

(1)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五十九卷第二期 2014 年,59(2),1-30 doi:10.6209/JORIES.2014.59(2).01

「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的

編製及分析

黃文三

*

沈碩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摘要

本研究依據 L. G. Bolman 和 T. E. Deal 的理論,並參酌國情,建構一份創新且具有信度與 效度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再分析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現況。研究採 用分層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取樣132位教師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第二 階段取樣646位教師,並隨機分成兩組獨立樣本,分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簡效模式的複核 效化;最後,根據調查結果進行現況分析及討論。所得結論包括:一、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 導力可分為教學領導、象徵領導、政治領導及結構領導等四個構面;二、二階單因素模式為 一最簡效模式,量表同時具有良好的穩定度及預測力;三、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大 致良好,且不論何種型模的領導力,各校校長自評程度總是優於教師評量程度,但兩者呈現 正相關。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國中校長、教師及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字:二階單因素模式、多元型模領導力、國中校長 通訊作者:沈碩彬,E-mail: neverfail79@yahoo.com.tw 收稿日期:2013/04/16;修正日期:2013/05/09、2013/10/17;接受日期:2013/12/30。

(2)

2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壹、前言

學校領導一直是教育行政的主軸及樞紐,而其關鍵主要在於校長領導力之發揮,以及教 師教學工作之配合(黃文三,2012)。隨著教育環境的多元與開放,校長面臨到學校內外接 踵而來的各式要求與期待,因此校長必須具備快速適應與回應各種需求的多元領導力,以符 合時代所需。就領導理論的研究取向而言,大致可分為早期的特質論(trait theories)、行為 論(behavioral theories)與權變論(contingency theories)、1980 年代後如魅力、願景、互易 與轉型領導等新型領導(new leadership),以及 1990 年代後的整合式領導(integrative leadership)取向(Bryman, 1992)。可見領導研究已逐漸跳脫單一樣式、技術應用或理論探討, 逐漸演進成囊括各式領導的系統整合觀點(Bolman & Deal, 1991; Day, Harris, & Hadfield, 2001; Hall & Hord, 2001)。據此可知學者亟欲尋求可貫穿所有領導層面的架構,以發展新時代的領 導趨勢。

Quinn和 Rohrbaugh(1981)的競值架構(competing value framework)認為,領導者須重 新架構原本看似相對立的行為,如穩定與彈性,以便能理解一包含連續帶兩端的複雜領導概 念。如此看來,原本為同一個向度的兩個端點,由於領導者須同時擁有這兩種能力,因此可 以轉化成兩個不同的向度。此後,Bolman 與 Deal(1991)整合 R. E. Quinn 和 J. Rohrbaugh 的 競值架構,而提出一種包含四個構面的多元型模領導力(multi-frame leadership),並認為組 織處在混沌不明、存在許多弔詭現象的環境中,領導者需要更具備應變的多元能力。Hallinger 和 Heck(1998)認為 Bolman 與 Deal 的多元型模領導力相當適用於學校領導,並以整合性的 觀點來分析校長領導,探討多元型模領導力之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政治(political)、 象徵(symbolic)與結構(structural)等四項型模的特質,強調領導者必須能夠系統整合並靈 活地運用此四項型模於各種領導情境中。其中,「象徵與結構」、「人力資源與政治」兩者 原本均為對立的概念,然而,如採取「兼容並蓄的思考模式」(janusian thinking),則可將兩 種看似矛盾的概念納入思考架構而不會產生互斥的現象(吳勁甫,2006)。Bolman 與 Deal 的多元型模領導即為本研究的主軸之一。 此外,近年來國內校長非常強調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主要原因即在於希 望校長能將領導回歸到教師教學本身(郭小蘋、吳勁甫,2011)。校長雖然需要在行政上花 費心思、推動校務,然而,學校主要工作仍在教學,而行政也是為了支援教學,故教學領導 實為國內校長領導力的核心層面之一(紀家雄,2013;楊振昇,2004;蔡慶文、范熾文、林 清達,2006)。研究者思考臺灣教育情境,亦將教學領導納入研究架構中。 綜言之,研究者考量目前校長領導力量表多半未經嚴格檢證程序,遂以國中校長為例, 欲編製符合國情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以提升品質,研究目的主要有二:一、編製國中

(3)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3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並藉由多重工具驗證量表的因素結構與信度和效度;二、瞭解目 前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並明晰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差異 性與一致性。

貳、文獻探討

一、整合性的學校領導理論

Gardner(1990)曾言,「在這世界上還找不著任何一種領導能力,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夠 暢行無阻」。由於時代的快速變遷,領導研究的理論與實務亦須突破與發展,因而不斷地產生 各式各樣新的論述與研究取向,方能符應當今國際潮流與社會脈動。在領導研究的理論發展 趨勢方面,Bryman(1992)曾列出領導研究的五個時期:(一)1940 年代晚期以前:特質論, 係指領導能力是天生的;(二)1940 年代晚期至 1960 年代晚期:行為論,係指當時代強調領 導效能與領導者行為的關聯性;(三)1960 年代晚期至 1980 年代早期:權變論,係指當時代 強調因領導情境不同而有相對應的領導策略;(四)1980 年代早期至 1990 年代:新型領導, 係指當時代強調具有魅力、願景、象徵與文化的領導角色;(五)1990 年代以後:整合領導, 係指透過諸多領導研究,逐漸進行整合的領導途徑,強調領導者需協調內在以同時彰顯多樣 性的領導角色。此外,Heck 與 Hallinger(1999)針對五種「學校領導研究」的派別提出剖析: (一)理性系統觀點:重視學校領導的技術研究,如同前述領導的特質論與行為論觀點;(二) 政治衝突觀點:重視學校領導過程中竭力達成團體之間協商溝通的政治性角色研究;(三) 建構主義觀點:把學校領導研究聚焦於正視共享且由各種條件建構起來的教育實體,避免由 個人獨立操作;(四)文化情境觀點:其研究焦點主要在強調以凸顯態度的文化情境與社會 規範來塑造並支持學校領導者;(五)後現代及後結構觀點:強調沒有單一研究方法可以捕 捉人類經驗中的所有變異,不僅重視單一情境脈絡下的領導,也重視階層職位中互動的重要 性,開啟非正式領導或過渡性領導的研究方向。從上述諸等觀點可以看出,不論是一般領導 研究或是學校領導研究,均開始省思過去觀點的侷限性,並以多元、整合的角度來檢視組織 領導的歷程(林俊傑,2011)。 研究者省思,後現代的領導觀點既避免以超人或英雄式的觀點來描述領導者,又何以要 求領導者要有多元和整合等各種能力呢?如此豈不是更為英雄式的領導取向嗎?其實在前者 的英雄主要是指以領導者的單一特質、行為而造成的影響力,而後者的多元與整合則不僅是 指具有結構性及前瞻性的規劃與引導願景能力,還包括重視與部屬之間的關係、與內外團體 之間協商溝通的政治性領導能力、面對各式模糊情境能否順利應對等能力,在領導研究上的 視野從領導者個人轉移到領導者與單一情境或與他人之間的互動。且如吳明清(2006)所言, 校長並非學校領導的唯一領導人,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也可以是領導者。研究者認為,在現

(4)

4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今世代甚至連學生的家長都可以是領導人,共同監督學校願景的達成度。據此,校長須具有 協商、溝通與整合學校的所有內外團體和個人意見的能力,以求能夠成功地帶領學校邁向美 好的願景。在此,研究者欲申論整合性的領導研究理論正符合時宜,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之 一。

二、競值架構的理念與限制

前述所謂整合性的領導研究取向,已有多位研究者進行探索。例如:Spady 與 Schwahn (2001)提出「完全領導者」(total leaders),強調領導者需運用真實、願景、文化、品質及 服務等五種不同範疇來發揮領導功能;吳明清(2006)提出包含願景、團隊、參與、關懷、 能力、法制與學習社群等七個主要向度的學校領導架構;House 與 Javidan(2004)強調領導 者行動的取向及態度,與組織成員、文化及社會情境皆有互動影響的關係;鄭燕祥(2003) 提出層塊領導(layer leadership),認為領導之表現應兼顧行為、情意與認知等範疇,而領導的 模式之內涵,也應包含結構、人性、文化、政治、教育等面向;此外,領導所影響的層面, 也從個人擴展到團體、組織、社會與國際的內、外在環境。若再整合並擷取上述各種整合型 領導理論的精華,可發現領導者除了需具備目標性與規劃的結構性帶領之外,仍需要以關懷 或服務而重視人力資源的需求,以各種活動或號召等象徵意義帶領教職員生邁向美好的學校 願景,以及適當地回應與協商組織內、外情境中的衝突。若以校長為主體,探討校長領導的 整合架構,何者才是最具包容力且構面之間彼此又不過度重疊,乃是一具科學性與藝術性的 研究進程,也是本研究的焦點所在。 Quinn 和 Rohrbaugh(1981)提出非常具簡效性與延展性的領導理論-競值架構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研究者欲藉此探討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基礎理念。如圖 1 所示, Quinn(1988)依據組織焦點(organizational focus)和組織的結構偏好(organizational preference for structure)兩個向度形成四個象限,「組織焦點」的兩個端點分別是內部焦點與外部焦點, 「組織結構偏好」的兩個極端則是彈性與控制,之所以稱為競值其意義即在於橫軸和縱軸兩 端所強調的價值正互相對立。依此更衍生四個象限或模式:(一)人群關係模式:採參與決 定的方式,領導形式為關懷取向的,強調人力資源的價值,包含良師與輔助者兩種角色;(二) 開放系統模式:採彈性決定的方式,領導的形式為創意取向的,強調成長與資源的獲得,包 含革新者與經紀人兩種角色;(三)內部過程模式:採績效責任制,領導形式是拘謹守法的, 強調穩定與控制的價值,包含監督者與協調者兩種角色;(四)理性目標模式:採邏輯決定 的方式,領導形式是目標取向的,重視生產力,包含指導者與生產者兩種角色。 Quinn(1984)曾分析競值領導模式所強調的基本主題為:領導者需重新架構諸如穩定與 彈性等相對立的行為,以便能理解一個包含連續帶兩端的複雜領導概念。Quinn(1988)認為, 領導者若過度強調兩種或三種角色,而忽略其他角色,將會是無效能的,並依此觀念提出六

(5)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5

圖1. 競值架構下之領導角色。引自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 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p. 86), by R. E. Quinn, 1988,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個有效能領導者的型態,分別是「概念發明家」(conceptual producers)、「積極勝利組」 (aggressive achievers)、「安心小隊輔」(peaceful team builders)、「承諾中保人」(committed intensives)、「淡定適應者」(open adapters)及「資深級大師」(masters)。就競值架構的 精神而論,領導者對於上述數種領導角色的掌握與運用,應具有均衡的理念,方能成為有效 能的領導者。換言之,高度發展的領導者需具有調節這些極端行為的能力。Bulis(1992)亦 指出,在 Quinn 的競值架構中,完全、整合的概念乃是該模式與其他領導模式之間區別的重 要因子。然而,回到其基本理念來看,在同一向度的兩端既是衝突對立,又要相互融合以達 成兼容並蓄,至少在領導架構的構圖上,這樣實在是矛盾、弔詭而令人容易誤會的,也不得 不懷疑其合理性。研究者認為,既然價值的衝突已然消失,且領導者須同時具備諸多能力以 適應不同的情境,基於此,Quinn 的競值架構其理念是可取的,但其架構則因有理解上的限制 而有需重新被修改的必要性。 控制 彈性 人群關係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 內部過程模式 理性目標模式 趨向回應 開放領導 趨向結構化 正式化領導 良師 指導者 革新者 協調者 輔助者 經紀人 趨向小組 合作領導 趨向動態 競爭領導 監督者 生產者 內部的 外部的 長程的 短程的

(6)

6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三、國內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內涵

以下分析多元型模與競值架構的關聯,並嘗試將近年校長學所重視的教學領導融入多元 型模之中,以發展出符合國內教育情境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一)多元型模與競值架構的關聯

前已述及競值架構的理念與限制,然而,競值架構可以說是一種後設理論,因其植基於 不同的認知體系並予以整合,故能幫助領導者釐清知覺上的盲點與偏見,提供領導者系統化 的觀點以檢測組織多元的價值、信念和文化(吳勁甫,2006;林俊傑,2011;陳麗玉,2007; 鄭彩鳳,2007),故需應用其理念而生成更為完備的領導架構,以符應時代需求。Bolman 與 Deal(1991)認為組織處在複雜多變、存有許多弔詭現象的環境之中,領導者需要更具認知複 雜和應變的能力,基於此項觀點,其統整 Quinn 的競值架構,進而提出一種由人力資源、象 徵、政治及結構等四個構面而組成的多元型模(multi-frame)。如圖 2 所示,多元型模中的「人 力資源」與「政治」其實是競值架構裡的「組織焦點」,分別代表「內部」及「外部」的兩 個端點;多元型模中的「象徵」與「結構」則是競值架構裡的「結構偏好」,分別代表「彈 性」及「控制」的兩個端點。若單純從這裡來看,並無法看出多元型模與競值架構的相異處。 象徵 人群關係 (文化再造) 開放系統 (政治適應) 內在歷程 (結構歷程) 理性目標 (策略調整) 人力資源 結構 政治

圖2. 多元型模與競值架構之關係。引 自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 multi-frames, multi-sector analysis,” by L. G. Bolman and T. E. Deal, 1991,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0(4), p. 513。

Bolman和 Deal(2002)認為教育工作者在處理領導所面臨的挑戰時,大多從「人力資源」 或結構上的觀點來探討;然而,我們經常面對的卻是許多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以及情感 上的「象徵」意義(emotionally packed symbolically)的情境。換言之,雖然此四型模各自具 有內、外部或彈性控制等極端意義,然而卻絕非同一向度的兩端,因為其除了這些極端意義 外,還涉及時間脈絡性與情境獨特性,因而在時空的跨越下生成了四個向度。陳成宏(2005) 亦曾分析隨著各事件發生的時機、脈絡與情境之更迭,任一型模的重要性可能凌駕於另外三 個型模,甚至可以將兩種以上的型模合併交叉運用,以協助領導者減低問題的模糊與不確定 性。基於上述說明,多元型模其四向度的合理性與適用性已然超越競值架構的兩向度理論。

(7)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7

(二)融合「教學領導」於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架構

前已述及四向度多元型模領導力的重要性,Hallinger 與 Heck(1998)更認為多元型模領 導力可順利應用於校長領導中,然而,學校工作主要仍著重於「教師教學」,因此若要完整 地建構校長多元型模的領導力,「教學領導」乃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如 Kmetz 與 Willower (1982)指出,一般校長容易花費許多心力在處理行政事務、人際折衝及服務學生上,卻很 少督導教學。

1966年,美國《Coleman 報告書》(Coleman Report)提出教學領導的概念,此後逐漸重 視校長的教學領導。教學領導強調校長除了要擁有教學知能外,更要能激勵教師教學專業的 發展、協助教學任務的進行、促進教學改革,並整頓學校課程等,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與 學生的學習成果(王秀玲、康瀚文,2013;秦夢群,2011;Hallinger, 1992; Moorthy, 1992)。 研究者審視 Bolman 和 Deal(1991)的多元型模領導各向度內容,發現人力資源領導與教學領 導的概念有部分重疊,因為校長最重視的人力即教師,故應提供教師所需之教學資源,以協 助其達成有效能之教學。此外,國內校長學亦逐漸重視教學領導的重要性(郭小蘋、吳勁甫, 2011;楊振昇,2004)。綜上所述,為建構符合國內教育環境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研究 者融合 Bolman 和 Deal 與教學領導的內涵,構築出含有教學領導、象徵領導、政治領導與結 構領導等四構面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三)國內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內涵

從上述討論可得知多元型模的適用性符應現今領導研究的需要,並成功轉化人力資源領 導為教學領導,如果學校校長能夠隨各類事件情勢發展之不同,隨時重整其參照型模,則將 有助於其保持彈性與機動性,俾利其從容應對來自校內、外的各種變革挑戰。以下茲撮述校 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內涵,並以表 1 闡述校長於各型模中的角色。

1. 教學領導

Senge(1999)曾言一個好的領導者應如同園丁照顧花朵般,努力協助組織和每位成員成 長,而在學校中,校長除了推動校務,更應將領導回歸到教學本身,協助教師教學。教學領 導強調校長應引導與協助教師進行教學相關活動,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學生學習表現,進 而達成教育目標(秦夢群,2011)。Moorthy(1992)認為教學領導可從確立教學任務、監督 教學計畫與提升學校學習氣氛等三方面加以規劃。在校長積極地溝通、示範與資源提供之下, 與教師之間不再是上下關係的衝突者,而是互蒙其利的合作關係(Bolman & Deal, 1999; Smith & Andrews, 1989)。

(8)

8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表 1 校長於各種型模的轉換時機與角色概要 多元架構領導 角色轉換時機 校長角色 教學領導 教職員工對教學的專業與效能感到焦慮、疑惑及缺乏安全 感,進而出現信心危機 教育工程師 象徵領導 教職員工抗拒改革、沉湎過去,或是大開大闔、不念舊情 象徵工程師 政治領導 學校組織內外派系及利益團體充斥、資源稀少或分配不均 政治工程師 結構領導 學校組織內角色模糊、定位混亂、事權不清、控管失當、 聯繫失序 結構工程師 註:修改自「學校變革與校長領導理論的整合性觀點:Bolman 和 Deal 之多元架構領導途徑分析」, 陳成宏,2005,嘉大教育研究學刊,27,p. 172。

2. 象徵領導

Bolman和 Deal(2002)表示,象徵領導即在探討組織如何藉由故事、儀式、隱喻或慶典 等象徵(symbol)來形塑組織內部文化的意義與信念,影響組織成員、達成組織目標(Dandridge, Mitroff, & Joyce, 1980)。在校園中,象徵領導則是校長發揮崇高的道德觀與領袖特質 (charisma),配合精心編寫的劇本(drama),如藉由校史、校慶、校徽、淨灘、運動會等 活動,使校園瀰漫神秘的傳奇和傳說,引導教師正確的價值觀與獻身教學工作的熱情(李琪 明,2013;Sullivan, 2001)。

3. 政治領導

政治型模認為面對組織內長期的層級差異與資源匱乏現象,衝突乃在所難免,而權力即 成為各家必爭之地(Bolman & Deal, 2003)。在校長領導的決策過程中,難免衍生大大小小的 衝突,而校長成為學校領導人的角色,自然必須運用協調、談判的手段,以化解組織內、外 利益團體的衝突(張慶勳,2006;Sergiovanni, Burlingame, Coombs, & Thurston, 1992)。

4. 結構領導

結構領導非常強調效率及效能,除了強調組織目標、角色、方向、正式關係與理性決策 之外,亦同時將責任和權力歸屬清楚劃分,做出適當調配。所以結構領導相當重視組織績效, 以做出理性決策與目標設定。此種假設反映出理性看法以及將問題最小化,將績效極大化的 理性信念。在校園中,若相當重視結構領導,則校長必然以學生的學習成就、教師的教學效 能與學校之行政效率為最優先考量(陳成宏,2005;Shum & Cheng, 1997)。

綜上所述,研究者構築符合國情的新式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本研究欲以國中校長為例, 進行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之建構,期能對校長領導的現況有所瞭解並對未來有所助 益。

(9)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9

四、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採 Bolman 與 Deal(1991)多元型模的觀點,探討校長領導的研究與日俱增(李 佳穎、鄭淵全,2012;林俊傑,2011;陳成宏,2005;Cheng, 1994; Elhosary & Ahmed, 2012; Fleming, 2003; Hatch, 2012; Monahan & Shah, 2011; Onoye, 2004; Viray, 2007)。在研究方法上, 少數直接採用四大型模以進行訪談或個案等質性研究(Onoye, 2004; Viray, 2007),至於採調查 研究者,在量表編製上大多僅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以維持量表品質,且均採用 原來的人力資源、象徵、政治與結構領導等四個向度。基於此,本研究欲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複核效化等多重統計工具,以編製更具信度與效度品質並符合國情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 表。 在校長領導的現況上,由於本研究欲構築包含教學領導的新式多元型模領導力,因此尚 無其他研究可供完全對照,至於 Bolman 和 Deal(1991)的多元型模相關研究則可提供部分參 照。例如:Griffin(2005)的研究發現,大學校長最常採用「人力資源領導」,在本研究中人 力資源領導已被轉化為教學領導。此外,Fleming(2003)進行「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 校長領導力得分差異研究,發現校長自評的分數會比較高。葉連祺(2008)進行「教師評量」 與「校長自評」的校長領導力得分趨勢的探索,結果顯示得分有正相關。Mitchell 和 Tucker (1992)的研究結果則顯示,只強調單一層面的領導仍不足以促使學校有效能。基於上述討 論,研究者欲進行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現況分析。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量表的建構和現況分析,在量表建立方面,分為探索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及複核效化。以下茲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與研究程 序。

一、研究架構

為關切國中校長的多元型模領導力議題,擬編製一份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能有效評量 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程度的量表。首先,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擬訂研究架構如圖 3 所示。過程中,依據「國中教師對校長」的多元型模領導力感受,編製「國中校長多元型模 領導力量表」,以預試樣本 A 共 132 名教師進行預試,採項目分析法篩選題目,並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而後進行正式施測,共獲得 646 份有效樣本,利用 SPSS 16.0 軟體隨機將其分成各 含 323 份樣本的兩組獨立樣本,以樣本 B 作為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用,建立一系列競爭模式, 包括虛無模式、一階單因素模式、一階四因素直交模式、一階四因素斜交模式,以及二階四 因素模式,利用 Lisrel 8.80 軟體找出最佳的適配模式,樣本 B 也是複核效化分析之校正樣本,

(10)

10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圖3. 研究架構 而以樣本 C 作為複核效化之效度樣本。在確認量表後,以全部正式樣本(B+C)就「教師對 校長」,以及「校長對本身」所感知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進行分析與對照。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高雄市國中教師,其次為國中校長。在抽樣上採用分層隨機抽 樣法,參考高雄市教育局所提供之 100 學年度各公立國中的總班級數,將高雄市 90 所公立國 中,依學校班級數之大小區分為 12 班以下、13-24 班、25-48 班、49 班以上等四種類型作為分 層依據,從各校分別抽取 4、6、8、10 名教師,並由這些教師們填答量表,扣除拒絕接受施 測、無效資料後,第一階段抽取出 132 名教師作為預試分析,第二階段則抽取出 646 名教師 作為正式分析。在第二階段,另外將正式量表逐題轉化為校長可自評的量表,並請校長們填 寫。教師正式樣本的背景資料統計如表 2 所示,該校的背景資料則如表 3 所示,均符合高雄 市教師與學校的現況,因此有效樣本能代表母群的程度尚佳。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為「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研究者在編製量表的過程中,主要參 考 Bolman 和 Deal(2003)的理論,亦獲得林俊傑(2011)的同意參考其研究工具並發展量表。 因林俊傑的量表主要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並未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複核效化等程序,基 於編製更具信度與效度量表的前提,遂進行本研究。此外,林俊傑的研究並未探索校長自評 的現況,本研究一併探討之。量表分為教師用與校長用兩種,且都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 是基本資料,教師用量表包含有: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學年資、教育程度與擔任職務 等六項;校長用量表則代表該校概況,包括有:學校規模、學校歷史與學校位置等三項。第 二部分則是量表主要問題,教師用與校長用的量表各題皆是相對應的,如:教師用量表的題 量表 模式 界定 正式樣本 B+C 預試樣本 A 正式樣本 B 正式樣本 C 複核 效化 程序 量表 模式 驗證 政治領導 結構領導 教學領導 象徵領導 國中校長 多元 型模 領導 力 檢視 國中 校長 多元 型模 領導 力現 況

(11)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1 表 2 教師有效樣本背景資料統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男 250 38.7 已婚 380 58.8 碩博士 365 56.5 女 396 61.3 未婚 266 41.2 師範院校 144 22.3 一般大學 137 21.2 總人數 646 100.0 總人數 646 100.0 總人數 646 100.0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教學年資 人數 百分比(%) 擔任職務 人數 百分比(%) 30歲以下 128 19.8 5年以下 156 24.1 兼主任 115 17.8 31-30歲 320 49.5 6-10年 194 30.0 兼組長 199 30.8 41-50歲 166 25.7 11-20年 211 32.7 兼導師 158 24.5 51歲以上 32 5.0 21年以上 85 13.2 專任 174 26.9 總人數 646 100.0 總人數 646 100.0 總人數 646 100.0 表 3 學校背景資料統計 學校規模 校數 百分比(%) 學校歷史 校數 百分比(%) 學校位置 校數 百分比(%) 12班以下 19 25.0 14年以下 6 7.9 原高雄市 35 46.1 13-24班 10 13.2 15-39年 34 44.7 原高雄縣 41 53.9 25-48班 24 31.6 40年以上 36 47.4 49班以上 23 30.2 總校數 76 100.0 總校數 76 100.0 總校數 76 100.0 目內容若為「校長能與學校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則校長用量表的題目內容則是 「我身為校長,總是能與學校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好關係」。量表共有 16 題,採 Likert 五點量表,填答計分方式依照完全、相當、普通、部分及少許等同意程度分別給予 5、4、3、 2、1 分,分數愈高代表在該題項上,「教師對校長」或者「校長對本身」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 力認同程度愈高。

四、研究程序

(一)組織研究團隊與抽樣過程

本研究由研究者 2 人組成研究團隊,經參酌相關文獻,邀請與校長領導有關的專家學者 共同開會討論量表發展內容,並請高雄市各公立國中的負責人協助聯絡受試教師,進行研究

(12)

12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工具發展及抽樣、施測的工作。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係根據高雄市教育局所提供之各公 立國中的總班級數,依班級數大小作為分層抽樣的依據,從各校抽取 4~10 人,第一階段抽 樣 132 位教師進行預試分析,包括項目分析與探索性因素分析;第二階段為正式施測,研究 者共回收 646 份有效教師樣本與 76 份有效校長樣本。統計分析過程使用 SPSS 16.0 及 Lisrel 8.80 軟體。

(二)研究工具發展標準

1. 項目分析的標準

本研究對樣本 A 進行項目分析,依據 Noar(2003)的建議,將單題與所有題目總分相關 小於 .3,偏態絕對值大於 1 者刪除,峰度絕對值大於 2 者刪除。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樣本 A,並進行 Cronbach’s α 信度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估 計 KMO 值(須大於 .6),進行 Bartlett’s 球型考驗(χ2值須達顯著),以確定資料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Kaiser, 1974)。再採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抽取,且因考量各因素間並非完全不相關, 故以 Promax 進行因素斜交轉軸,以利進行更高階的分析(Reise, Waller, & Comrey, 2000)。依 據 Noar(2003)的看法選取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的因素,再對應理論依據而命名,形成各量 表的構面。各量表信度採用 Nunnally(1978)的看法,α 係數若大於 .7 表示量表信度相當高。

3. 專家學者的檢視

本研究在發展量表的過程中,除參考統計數據的分析外,預試量表初稿亦經專家效度的 檢證,且在預試分析後,再經過專家學者共同檢視與開會討論,以編製簡潔有效的量表為原 則,選取因素負荷量較高的題目,最後才形成正式量表。

4. 驗證性因素分析

(1)估計方法選擇

Kline(1998)指出,如果變項分配的偏態絕對值大於 3,峰度絕對值大於 10,就必須考 慮不受變項分配影響的估計方法,否則可採用具有常態分配對估計的健全性影響不大的估計 方法,例如,目前最廣為應用的最大概似法作為模式參數的估計方法。

(2)模式整體適配度評鑑

研究者依據 Byrne(1994)、Jöreskog 和 Sörbom(1989)的作法,在虛無模式上納入各種 對立模式,進行競爭模式比較,再選擇契合度較佳的作為最終模式,建立結構方程模式的統 計漸進合理性。研究者本於理論與邏輯概念,以二階單因素模式為基礎,並以單一因素模式、 四因素直交模式、四因素斜交模式為競爭模式,採用如表 4 的三種類型指標作為假設模式的評 鑑依據,採用此評鑑法的優點是對模式的可接受性較能產生共識的結果(邱皓政,2011;

(13)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3

表 4

良好適配模式的評鑑準則

評鑑指標 理想標準

卡方考驗值χ2 χ2未達顯著

Goodness-of-fit Index(GFI) GFI> .90 絕對適配指標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RMSEA ≤ .80 Normed Fit Index(NFI) NFI> .90 Non-Normed Fit Index(NNFI) NNFI> .90 增值適配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CFI> .90 卡方自由度比χ2

/df χ2/df<3

Parsimonious Goodness-of-Fit Index(PGFI) PGFI> .50 簡效適配指標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PNFI) PNFI> .50

黃芳銘,2007)。

(3)建構效度的評鑑

除了模式的整體適配度須獲得接受外,尚需對模式的建構效度加以驗證,研究者根據 Hair、Anderson、Tatham 和 Black(2009)與 Anderson 和 Gerbing(1988)的建議,採取收斂 效度與區別效度等標準驗證量表的建構效度,如表 5 所示。 表 5 模式建構效度的驗證準則 驗證標準 1. 因素負荷量: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須達到顯著水準,且其值必須大於 .50。 收斂效度 2. 組合信度: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須大於 .60,且觀察變項的個別信度宜大於 .50。 3. 平均變異抽取量: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須大於 .50。 區別效度 固定某兩個因素的相關係數為1,將所有因素重新估計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模型,則自 由度多1,若卡方值顯著高於原先的卡方值,此一限制模式較差,亦即此二因素之間 並非完全相關。每次只能檢定一個,直到所有構面之間的相關完成檢定為止。若所有 構面之間均非完全相關,即具有區別效度。

5. 複核效化驗證

此部分針對效度樣本 C 進行複核效化的分析。首先,採用寬鬆的複核策略(loose replication strategy)來檢驗模式的預測效度,利用校正樣本 B 下獲得的模式,用於效度樣本中,

(14)

14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在相同的模式下,重新估計效度樣本的參數,檢定其輸出的適配指標;其次,執行寬鬆複核 策略與嚴謹複核策略(strict replication strategy)之間的 MFF(minimum fit function)卡方差異 之檢定,若未達顯著水準 .05,表示從校正樣本到效度樣本的複核效化獲得支持(黃芳銘, 2007);最後,若寬鬆與嚴謹策略的 ECVI 值都落在彼此的 95%信賴區間內,表示 ECVI 值的 變化在隨機變化範圍內,不能算有顯著不同,亦證明複核效化的強度(邱皓政,2011)。

(三)資料分析

確認樣本模式與題目後,分析並比較目前「教師對校長」或者「校長對本身」的校長多 元型模領導力現況。

肆、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量表建構與結果分析,其中在量表建構方面,主要分為探索性因 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與複核效化等三部分,現將整個過程分為四部分進行探討。

一、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專家檢視(以預試樣本 A 為施行對象)

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後,編製 32 題的量表初稿,並請專家進行內容效度分析,在學者建 議下修改題目而形成預試量表,其後抽出 132 位教師進行預試。在項目分析上,留下單題與 總分相關大於 .3、偏態絕對值小於 1,或峰度絕對值小於 2 的題目。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上, 經過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因素與斜交法轉軸後,KMO 值為 .953,Barlett’s 球型考驗的 χ2值為 2524.763(p < .05),顯示變項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再留下因素負荷量 高於 .5 的題目。最後經過專家檢視,為使量表簡潔有效,遂保留因素負荷量較高的 16 題, 如表 6 所示。若重新計算統計數據,各項均符標準,且可抽出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教學領 導、象徵領導、政治領導及結構領導,總解釋變異量為 84.48%,效度堪稱良好。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為 .94、 .94、 .92、 .95,隔兩週後的再測信度為 .92、 .94、 .91、 .94,均大 於 .7,顯示信度良好。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正式樣本 B 為施行對象)

由預試樣本 A 的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可分為四個面向探討,本 研究接著以正式樣本 B,採 Lisrel 8.80 軟體進行資料處理,由表 7 可知所有題目的偏態絕對值 均小於 3,峰度絕對值均小於 10,所以宜採用最大概似法進行參數估計,將樣本建構成不同 的模式,再由這些模式中選取最簡效者。這一系列的模式包括虛無模式、單一因素模式、四 因素直交模式、四因素斜交模式,以及二階單因素模式等,各模式的界定簡介及驗證過程如 下。

(15)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5 表 6 教師評量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信度與效度考驗結果摘要 構面 題目 16單題與 題總分 的相關 偏態 峰度 因素 負荷量 信度 再測信度 1. 校長總是能提高教師教學工作的滿意度 與成就感。 .90 -.71 -.18 .58 2. 校長總是能主動協助學校同仁解決教學 上的困難。 .85 -.68 -.27 .75 3. 校長能兼顧校務推動與教師教學效能的 提升。 .86 -.72 -.45 .66 教學 領導 4. 校長總是能激勵學校同仁追求教學專業 成長。 .87 -.81 -.26 .51 .94 .92 5. 校長能藉由各種方式引導同仁確立正確 的價值觀。 .85 -.94 -.52 .76 6. 校長能掌握舉辦學校各項教育活動的意 義與價值。 .83 -.76 -.06 .77 7. 校長能擔當正向影響教師確立教育價值 觀的楷模。 .83 -.91 -.56 .72 象徵 領導 8. 校長能掌握學校舉辦各項活動及典禮儀 式的表徵。 .78 -.99 -.62 .81 .94 .94 9. 校長能與學校教育的利害關係人建立良 好關係。 .79 -.78 -.37 .80 10. 校長能夠公平合理的協商與分配學校教 育資源。 .79 -.55 -.11 .64 11. 校長能透過協商與討論的方式讓同仁產 生共識。 .80 -.89 -.50 .79 政治 領導 12. 校長會應用談判與溝通方式解決內外衝 突問題。 .77 -.65 -.03 .71 .92 .91 13. 校長總是能明確規劃與掌管組織異動及 任務編組。 .81 -.65 -.04 .79 14. 校長總是能合理合法地做學校發展上明 確的決定。 .85 -.84 -.46 .76 15. 校長很重視各處室與個人的專業分工與 權責配置。 .84 -.66 -.01 .77 結構 領導 16. 校長總是能建立明確的行政機制以完成 學校任務。 .83 -.77 -.38 .77 .95 .94 總量表 總解釋 變異量 84.48% .95 .95

(16)

16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一)競爭模式的界定

1. 虛無模式

假設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沒有任何的共同因素存在,亦即每一個觀察變項均受到不 同因素的影響。此模式為基底模式(baseline model),以此進行其他模式的比較,因而其適配 性往往是最差的。

2. 單一因素模式

假設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 16 題觀察變項只用以測量一個共同的因素;此一因素若 獲得支持,表示這 16 題觀察變項最好的呈現是一種單一面向的構念。

3. 四因素直交模式

假設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 16 題觀察變項可以聚集為教學領導、象徵領導、政治領 導及結構領導等四個不同的因素,且四個因素之間是獨立的或直交的(orthogonal)。此一模 式若獲得支持,表示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能夠區別出此四種不同因素,但因素之間是分 別獨立的不同構念。

4. 四因素斜交模式

假設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6 題觀察變項可以聚集為四個因素,且四個因素是彼此相 關的。此一模式若獲得支持,表示此四個因素之間相關聯。

5. 二階單因素模式

此一模式類似多因素斜交模式,假設四個因素之間彼此相關,唯一的不同在於其更進一 步假設此四個因素可以用一個更高階的因素來解釋。此一模式成立,則表示此四個因素的分 數可以加權成一個單一因素的分數,且此一分數是有意義且可解釋的。

(二)競爭模式的驗證

為方便比較,將五個模式的整體適配性指標一併整理於表 7。對四因素斜交模式與二階單 因素模式而言,除了 χ2受樣本數大於 200 影響而達成顯著外(邱皓政,2011),其餘評鑑指 標均達理想指標門檻,而其他模式僅少數符合理想指標,然而,若比較 ECVI、AIC 與 CAIC 等指數,四因素斜交模式的指數分別為 0.73、239.58、421.60,而二階單因素模式的指數分別 為 0.73、237.68、410.12,二階單因素模式的 AIC 與 CAIC 指數較小,且基於簡效原則(principle of parsimony),本研究認為樣本的二階單因素模式的解釋力較佳,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適合以二階單因素模式來解讀。據此,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包含教學領導、象徵領導、 政治領導與結構領導等四因素結構已然成立。圖 4 呈現二階單因素模式之路徑圖與標準化參 數估計值。

(17)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7 表 7 各模式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適配評鑑 絕對適配指標 增值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評鑑指標 模式 χ

2 df GFI RMSEA NFI NNFI CFI χ2/df PGFI PNFI 虛無模式 17,432.33* 120 - - - - - 145.20a - - 單一因素模式 340.45* 104 .89a .08a .98 .99 .99 3.27a .68a .85 四因素直交模式 1,705.67* 104 .62a .21a .91 .90 .91 16.40a .47a .79 四因素斜交模式 163.58* 98 .94a .05a .99 .99 .99 1.67a .68a .81 二階單因素模式 165.68* 100 .94a .05a .99 .99 .99 1.65 a .69a .83 理想標準 p > .05 - ≥ .90a ≤ .08a ≥ .90 ≥ .90 ≥ .90 <3 >.50a >.50 註:a表示數值未達理想標準。 *p < .01. 圖4. 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因素結構分析(標準化解)非標準化係數被設定為1作為參 照變項 *p < .05.

(三)建構效度的驗證

由樣本 B 的模式分析選定二階單因素模式為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最佳模式,接著 評鑑量表的建構效度。如表 8 所示,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85 至 .93 間,皆達到大於 .50 .28 .26 .15 .21 .19 .21 .15 .28 .17 .20 .14 .22 .17 .19 .17 .14 .95* .93* .90* .91+ .89* .85* .86+ .89* .92* .85* .90+ a6 a4 a3 a2

a1 a5 a7 a8 a14 a15 a16

.88* .90* .91+ .95* .95* .94* 教學領導 象徵領導 國中校長 多元型模領導力

a11 a12 a13 a10

a9

.92* .93* .91*

結構領導 政治領導

(18)

18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表 8 模式建構效度的驗證 因素 題目 因素負荷量 個別信度R2 組合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1 .86* .74 2 .85* .72 3 .92* .85 教學領導 4 .89* .79 .93 .78 1 .90* .81 2 .89* .79 3 .92* .85 象徵領導 4 .85* .72 .94 .79 1 .91* .83 2 .90* .81 3 .93* .86 政治領導 4 .88* .77 .95 .82 1 .91* .83 2 .90* .81 3 .91* .83 結構領導 4 .93* .86 .95 .83 理想值 達 .05顯著水準 > .20 > .60 > .50 *p < .05. 的理想標準,且皆達 .05 的顯著水準;16 題觀察變項的個別信度介於 .72 至 .86 間,均達到 大於 .20 的理想標準;四個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介於 .93 至 .95 間,均達到大於 .60 的理想 標準;四個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78 至 .83 間,均達到大於 .50 的理想標準。上 述顯示量表的收斂效度佳。再者,如表 9 所示,若假設兩兩構面間相關係數為 1,則自由度多 1,重新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需進行 4×3/2=6 次,結果顯示,不論假設哪兩個構面間的相 關係數為 1,其卡方值均顯著大於原先二階模式的卡方值 165.68,亦即任兩構面間都非完全相 關,因此本量表具有區別效度。

三、複核效化(以正式樣本C為施行對象)

為更進一步驗證所選定的模式具穩定性,於是以第三組獨立樣本(樣本 C)作為效度樣本。 首先,利用與校正樣本模式相同的寬鬆複核策略來進行檢驗,檢定其所輸出的適配指標,若 結果顯示可以被接受,表示模式具有複核效化;其次,為檢定寬鬆與嚴謹複核策略兩者之間

(19)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19 表 9 「假設兩兩構面之間相關為 1」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卡方值摘要 假設以下兩個因素相關為1 卡方值 原卡方值 增加的卡方值 教學領導×象徵領導 351.95 186.27*** 教學領導×結構領導 343.72 178.04*** 教學領導×政治領導 357.50 191.82*** 象徵領導×政治領導 345.90 180.22*** 象徵領導×結構領導 351.62 165.68 185.94*** 政治領導×結構領導 350.25 184.57*** 註:增加的卡方值若大於 10.83,即達 .001 的顯著水準。 ***p < .001. 的 MFF 卡方差異,當此一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時,表示模式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黃芳銘, 2007)。表 10 整理了適配指標的主要項目數據,這些指標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因此模式可 以推論到同一母群的不同組樣本。又由表 11 可知,在寬鬆與嚴謹複核策略下,兩者間的 MFF 卡方值差異及自由度差異為 6.51 和 15,此時臨界值為 25.00,6.51 未超過臨界值 25.00,因此 未達 .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從校正樣本到效度樣本的複核效化受到支持。最後,再由 ECVI 來看,兩種複核效化之 ECVI 值都落在彼此 90%信賴區間內,表示兩複核模式無顯著差異。由 以上三種檢驗方式可獲知「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具有複核效化。 表 10 複核效化的適配評鑑 絕對適配指標 增值適配指標 簡效適配指標 評鑑指標

GFI RMSEA SRMR NFI NNFI CFI χ2/df PNFI 複核效化 .91 .06 .04 .99 .99 .99 2.10 .91 理想標準 ≥ .90 ≤ .08 < .08 ≥ .90 ≥ .90 ≥ .90 <3 > .50

四、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分析(以正式樣本 B+C 為施行對象)

本部分以所有正式樣本(樣本 B+C)進行「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 型模領導力的現況探究。首先,分別探究「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 領導力各層面的得分情形與差異;其次,計算各校教師所填答的各層面平均分數,並與該校 校長自填的分數進行連結,分析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一致性為何,分析結果如表 12 所示。 就得分的大致情況而言,由表 12 可知:「教師評量」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之「教

(20)

20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表 11 複核效化評估策略的適配評鑑 整體模式適配 效度樣本 df MFF χ2 WLS χ2 ECVI MFF χ2 貢獻度 寬鬆策略 221 467.61 463.56 .88 (.79, .98) 222.34 47.55% 嚴謹策略 236 481.19 476.34 .85 (.76, .95) 228.85 47.56% 兩者差距 15 12.78, p > .05 6.51, p > .05 表 12 「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分析摘要 (甲)教師評量 (乙)校長自評 層面名稱 單題平均 標準差 題數 單題平均 標準差 (甲)(乙)差異與t值 各校配對後 各校配對後 (甲)(乙) 相關 (A)教學領導 3.80 .80 4 4.36 .48 (乙)>(甲),t=-9.01*** .26* (B)象徵領導 3.76 .83 4 4.14 .51 (乙)>(甲),t=-5.79*** .27* (C)政治領導 3.91 .81 4 4.38 .51 (乙)>(甲),t=-7.14*** .27* (D)結構領導 3.79 .84 4 4.22 .53 (乙)>(甲),t=-6.32*** .28* 整體多元型模領導力 3.81 .78 16 4.28 .46 (乙)>(甲),t=-7.69*** .29* 組內單題平均 分數事後比較 (C)>(A)(B)(D) (A)>(B) (A)(C)>(B)(D) F值 F=22.31*** F=14.65*** *p < .05. ***p < .001. 學領導」、「政治領導」、「象徵領導」與「結構領導」等四個層面中,每題平均得分在 3.76 ~3.91 之間,均屬於中上程度;至於「校長自評」的多元型模領導力,每題平均得分在 4.14 ~4.38 之間,亦屬於中上程度。可知不論是「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 模領導力現況均大致良好。 若比較各層面之得分,「教師評量」部分的變異數分析顯示 F 值為 22.31,達 .001 的顯 著水準,根據事後比較,在「政治領導」層面得到最高分,且「教學領導」得分勝過「象徵 領導」。至於「校長自評」部分的變異數分析顯示 F 值為 14.65,達 .001 的顯著水準,根據事 後比較,「教學領導」與「政治領導」層面之得分高於其他兩個層面。可知不論是「教師評量」 或「校長自評」,「教學領導」與「政治領導」等兩層面的得分均較佳,顯示教師與校長的

(21)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21 認知一致,也代表校長不僅重視校務上所需的人際調節,也關心教師的教學情形。 若一一比對各校教師與該校校長在各層面的平均得分,並求出該校教師與校長得分的差 異與相關,可發現不論在四個分層面或總量表,其差異性均呈現「校長自評」高於「教師評 量」的狀況,顯示校長自我感覺較為良好,教師的要求則更為嚴格些,此部分與 Fleming(2003) 的研究成果類似。至於相關值在 .26~ .29 之間,均達 .05 的顯著水準,屬於低度正相關,顯 示「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有部分一致的正向趨勢,此部分 與葉連祺(2008)的研究成果不謀而合。

伍、結論與建議

基於建構適用於國內的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之全方位理想特質為出發點,研究者針對國 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進行探究;本研究主要以嚴謹程序建構一份具有良好信度與效度的國 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希望藉此量表對瞭解校長領導的現況有所助益。經參酌相關文 獻、理論,以及透過與專家學者開會討論的方式蒐集題項資料,經分層隨機抽樣,第一階段 抽樣 132 位(預試樣本 A)國中教師後,預試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 Cronbach’s α 信度分析, 找出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因素結構基礎,之後修訂成正式量表並施測。接著隨機將 646 份 有效樣本分為 B、C 兩組獨立樣本(各 323 份),分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簡效模式的複核 效化。於分析過程中,憑藉 A 組樣本所得到的因素結構基礎建立一系列的競爭模式:虛無模 式、一階單因素模式、一階多因素直交模式、一階多因素斜交模式,以及二階單因素模式。 再以樣本 B 來評鑑這些模式的適配度,找出可作為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最簡效模式, 並評鑑模式觀察變項、潛在變項的信度,以及區別效度。然後,為確定此一簡效模式具有穩 定性與預測性,乃以 C 組樣本進行此模式的複核效化。最後,以所有正式樣本 646 份進行「教 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現況分析。主要發現與建議整理如下。

一、結論

(一)以預試樣本 A 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發現,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共可分為四 個構面,分別為「教學領導」、「象徵領導」、「政治領導」與「結構領導」等因素,而四 因素的總解釋變異量為 84.48%,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分別是 .94、 .94、 .92、 .95,隔兩 週後的再測信度為 .92、 .94、 .91、 .94,顯示信度穩定且效度良好。 (二)所建立一系列的競爭模式包括虛無模式、單因素模式、多因素直交模式、多因素 斜交模式,以及二階單因素模式;利用 B 組樣本進行分析,經由整體適配度評鑑結果顯示, 虛無模式、單因素模式、多因素直交模式與多因素斜交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度較差,二階 單因素模式的適配度則較好,所以本研究選擇二階單因素模式為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 最簡效模式。

(22)

22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三)經內在結構驗證顯示,所建立的二階單因素模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皆具有良 好的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四)經以寬鬆與嚴謹的複核策略針對 C 組樣本進行複核效化後顯示,此二階單因素模 式具有穩定性與預測力,也就是說,此模式可以推廣到其他的樣本。 (五)經以所有正式樣本(B+C)進行「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 模領導力現況調查後,有幾點發現:1.不論是「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 模領導力情形均大致良好;2.教師與校長均認為「教學領導」與「政治領導」是目前校長最佳 的領導型模;3.「校長自評」高於「教師評量」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4.「教師評量」 與「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具有部分一致的正向趨勢。

二、建議

(一)量表編製程序方面

綜合本研究成果可知,研究中所建構之「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量表」具有良好的構念信度 與效度,是一有效可靠的測量工具,可用以評量國內國中校長的多元型模領導力情形,然而, 整體而言,此量表仍有再精進之處。首先,因地緣關係,本研究僅以高雄市國中教師及校長 為量表施測對象,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可靠性恐較為不足,在後續相關研究中,可擴大研 究範圍並增多樣本,以獲得更有效的結論。再者,本研究在建立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之外, 若能再佐以「學校效能」或「教師滿意度」等量表為效標,更能透過多方面證據確認本量表 的效度。 另外,本研究對於「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量表」的發展與建構程序尚稱完整,但未 來研究可再採用「多特質、多方法」分析,在檢視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之外,同時釐清方法 效應。或者進行不同樣本族群的測量不變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分析,以釐清不同族群 對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之認知涵義是否未有顯著差異存在。例如,針對國小教師與其他層級 教師在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不同構面之認知涵義是否等同,進行「平均數結構」(mean structure) 的差異解析。

(二)校長領導實務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教師評量」或「校長自評」的國中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情形 均大致良好,顯示當今國中校長領導朝向多元性、整合式的多元型模領導力發展,建議國中 校長應更加致力於多元型模的全方面優質領導。其次,教師與校長皆認為「教學領導」與「政 治領導」是目前校長最佳的領導型模,顯示當今國中校長領導的潮流與趨勢,建議未來國中 校長在政治上要處世圓融,以化解學校內、外各方立場的衝突,在教學上也要提供教師良好 的教學環境與資源、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甚至親自成為示範者與教師共同研究怎麼教, 如此才能兼顧校務推動與教師教學效能之提升。再者,校長自評的結果高於教師評量,建議

(23)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23 校長應注意造成此種落差的原因為何,藉由對話或活動去理解教師的感受,並對照本研究量 表的指標,去思考改善方法,如提供更多教學支援、利用校慶等各項活動激發師生熱情、折 衝學校內、外團體的利益衝突與訂定明確的教師職責等。最後,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具有部 分一致的正向趨勢,建議校長可善用本量表,綜合自評或他評方式,檢視自己多元型模領導 力的優勢或劣勢,並謀求改善。

(三)未來研究發展方面

本研究得知雖然校長自評與教師評量的結果不同,但具有部分一致的正向趨勢,顯示不 管由教師或校長填答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從計量角度來看,由於教師評量結果是採用 該校教師填答的平均值,雖然樣本經隨機抽樣後已盡量具有代表性,但仍可能受極端值的影 響,至於校長自評僅自己一個人作答,可能受該校校長本身謙虛或自我要求程度等態度不同 而影響其作答情形。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教師評量與校長自評得分差異較大的學校,再進行 質性訪談,以深入瞭解其認知落差原因。此外,可再整合相關文獻,納入其他變項,進行變 項因果關係的分析,以建立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的因果關係模式,以增益量表之有效使用並 更為助益於校長領導的研究與實務發展。

(24)

24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秀玲、康瀚文(2013)。國民中學教師課程領導相關問題之探究:以學習領域召集人為例。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8(1),29-58。doi:10.3966/2073753X2013035801002

【Wang, H.-L., & Kang, H.-W. (2013). Related issues on teacher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aking teacher leaders of disciplinary areas as exampl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8(1), 29-58. doi:10.3966/2073753X2013035801002】

吳明清(2006)。學校領導的整合架構。臺灣教育,642,2-5。

【Wu, M.-Q. (2006). The integrated architecture of school leadership. Taiwan Education, 642, 2-5.】

吳勁甫(2006)。競值架構應用在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教育政 策論壇,9(2),155-186。

【Wu, J.-F. (2006). A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school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elementary schools. 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9(2), 155-186.】

李佳穎、鄭淵全(2012)。國民小學校長多元領導策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研究。學校行 政,82,90-110。

【Lee, C.-Y., & Cheng, Y.-C. (2012). A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al’s multi leadership strategy and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School Administration, 82, 90-110.】

李琪明(2013)。校長道德發展及其品德校園營造之質性探究。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8(1), 117-147。doi:10.3966/2073753X2013035801005

【Lee, C.-M. (2013). Qualitative inquiry on principals’ mor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building of morality and character in school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8(1), 117-147. doi:10.3966/2073753X 2013035801005】

林俊傑(2011)。國民中學校長多元型模領導、教師領導、學校文化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未 出版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Lin, J.-J. (2011).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incipal’s multi-frame leadership, teacher leadership, school culture, and school effectiveness (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邱皓政(2011)。結構方程模式:LISREL/SIMPLIS 原理與應用。臺北市:雙葉書廊。

【Chiou, H.-J. (201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LISREL/SIMPLI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Taipei, Taiwan: Yeh Yeh Book Gallery.】

紀家雄(2013)。中小學校長推動學習共同體的教學領導核心技術之探討。學校行政,85, 156-172。

【Chi, C.-X. (2013). The study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community. School Administration, 85, 156-172.】

秦夢群(2011)。教育行政理論與模式。臺北市:五南。

(25)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25

張慶勳(2006)。學校組織文化與領導。臺北市:五南。

【Zhang, Q.-X. (2006).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郭小蘋、吳勁甫(2011)。臺灣地區近年來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學位論文研究走向 之分析。嘉大教育研究學刊,27,1-27。

【Kuo, S.-P., & Wu, J.-F. (2011).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approach for the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iciency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Journal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27, 1-27.】

陳成宏(2005)。學校變革與校長領導理論的整合性觀點:Bolman 和 Deal 之多元架構領導途 徑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2),155-176。

【Chen, C.-H. (2005).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theories of school change and principal leadership: An analysis of Bolman and Deal’s multi-frame of leadership.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 155-176.】

陳麗玉(2007)。競值架構對我國高等教育評鑑國際化指標之啟示。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3, 1-18。

【Chen, L.-Y. (2007). Implications of competing values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pl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Evaluation, 3, 1-18.】

黃文三(2012)。中等教育。臺北市:高等教育。

【Huang, W.-S. (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黃芳銘(2007)。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臺北市:五南。

【Huang, F.-M. (2007).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楊振昇(2004)。近十年來教育組織變革對教學領導之啟示。教育政策論壇,7(2),107-130。

【Yang, C.-S. (2004). The implications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education for the past decade. Educational Policy Forum, 7(2), 107-130.】

葉連祺(2008)。不同類別評量者對國小校長領導能力知覺評量之比較。師大學報:教育類, 53(3),1-28。doi:10.3966/2073753X2008125303001

【Yeh, L.-C. (2008). A comparison of the assessm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leadership competence by different types of evaluators.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53(3), 1-28. doi:10.3966/2073753X2008125303001】

蔡慶文、范熾文、林清達(2006)。國小校長教學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研究。花蓮教育大學 學報,23,29-48。

【Tsai, C.-W., Fun, C.-W., & Lin, C.-D. (2006). A study of principal’s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National Hualien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3, 29-48.】

鄭彩鳳(2007)。校長競值領導效能研究:理論、指標與衡量。臺北市:高等教育。

【Zheng, C.-F. (2007). A study on school principals’ competing values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Theory, indicator and assessment. Taipei,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鄭燕祥(2003)。教育領導與改革:新範式。臺北市:高等教育。

(26)

26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二、外文文獻

Anderson, J., & Gerbing, D. (198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3), 411-423. doi:10.1037//0033- 2909.103.3.411

Bolman, L. G., & Deal, T. E. (1991).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 multi-frames, multi-sector analysi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0(4), 509-534. doi:10.1002/hrm. 3930300406

Bolman, L. G., & Deal, T. E. (1999). Four steps to keeping change efforts hea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Journal for 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22(3), 6-12.

Bolman, L. G., & Deal, T. E. (2002). Reframing the path to school leadership: A guide for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Press.

Bolman, L. G., & Deal, T. E. (2003). Reframing organizations: Artistry, choic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Bryman, A. (1992). Charisma and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London, UK: Sage.

Bulis, R. C. (1992). The impact of leader behavioral complexity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Lubbock, TX.

Byrne, B. M. (199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EQS and EQS/Window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eng, Y.-C. (1994). Principal’s leadership as a critical factor for schoo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ulti-levels of primary school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5(3), 299-317. doi:10.1080/0924345940050306

Dandridge, T., Mitroff, I., & Joyce, W. (1980). Organizational symbolism: A topic to exp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5(1), 77-82. doi:10.5465/AMR.1980. 4288894

Day, C., Harris, A., & Hadfield, M. (2001). Challenging the orthodoxy of effective school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4(1), 39-56. doi:10.1080/13603120117505 Elhosary, K. D., & Ahmed, E. (2012).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A multi-frame analysis.

The Beacon, 9(2), 1-7.

Fleming, N. J. B. (2003). A study of principal and teacher judgments of principal leadership orientation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College Park, MD.

(27)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27

Griffin, M. S. (2005). A comparison of the leadership orientations of chairpersons of biology and English departments at baccalaureate and master’s institutions in the southern reg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Morgantown, WV.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Hall, G. E., & Hord, S. M. (2001). Implementing change: Patterns, principles and pothole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Hallinger, P. (1992). The evolving role of American principals: From managerial to instructional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30(3), 35-48. doi:10.1108/ 09578239210014306

Hallinger, P., & Heck, R. H. (1998). Exploring the principal’s contribution to school effectiveness: 1980-1995.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9(2), 157-191.

Hatch, E. W. (2012). Divine empowerment of leaders: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Luke’s use of Joel 2, Psalm 16 and Psalm 110 in Peter’s sermon in Acts 2. Emerging Leadership Journeys, 5(1), 102-116.

Heck, R. H., & Hallinger, P. (1999). Next generation methods for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and school improvement. In J. Murphy & K. S. Loui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 project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pp. 141-162).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House, R. J., & Javidan, M. (2004). Overview of globe. In R. J. House, P. J. Hanges, M. Javidan, P. W. Dorfman, & V. Gupta (Eds.),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pp. 9-28). Thousand Oaks, CA: Sage.

Jöreskog, K. G., & Sörbom, D. (1989). LISREL 7: A guide to the program and applications (2nd ed.). Chicago, IL: SPSS.

Kaiser, H. F. (1974). An index of factorial simplicity. Psychometrika, 39(1), 31-36. doi:10.1007/ BF02291575

Kline, R. B. (1998).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Kmetz, J. T., & Willower, D. J. (1982).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work behavi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8(4), 62-78. doi:10.1177/0013161X82018004006

Mitchell, D. E., & Tucker, S. (1992). Leadership as a way of think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9(5), 30-35.

(28)

28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Monahan, M. L., & Shah, A. J. (2011). Having the right tools: The leadership frames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Coastal Business Journal, 10(1), 14-30.

Moorthy, D. (1992). The Canadian principal of the ‘90s: Manager or instructional leader? Or both? Education Canada, 32(2), 8-11.

Noar, S. M. (2003). The rol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scale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0(4), 622-647. doi:10.1207/S15328007SEM1004_8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NY: McGraw-Hill.

Onoye, K. J. (2004). A case study of a successful urban school: Climate, culture and leadership factors that impact student achieve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Quinn, R. E. (1984). Applying the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 to leadership: Toward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 In J. G. Hunt, D. M. Hosking, C. A. Schriesheim, & R. Stewart (Eds.), Leaders and manager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nagerial behavior and leadership (pp. 10-27). New York, NY: Pergamon. doi:10.1016/B978-0-08-030943-9.50010-3

Quinn, R. E. (1988). 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 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Quinn, R. E., & Rohrbaugh, J. (1981). A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Public Productivity Review, 5, 122-140.

Reise, S. P., Waller, N. G., & Comrey, A. L. (2000). Factor analysis and scale revis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2(3), 287-297. doi:10.1037//1040-3590.12.3.287

Senge, P. M. (1999). Leadership in living organizations. In F. Hesselbein, M. Goldsmith, & I. Somerville (Eds.), Leading beyond the walls (pp. 73-90).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Sergiovanni, T. J., Burlingame, M., Coombs, F. S., & Thurston, P. W. (1992). Educational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Shum, L.-C., & Cheng, Y.-C. (1997). Perceptions of women principals’ leadership and teachers’ work attitud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35(2), 165-184. doi:10.1108/095782397 10161786

Smith, W. F., & Andrews, R. L. (1989).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How principals make a difference.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pady, W., & Schwahn, C. (2001). Leading when everyone goes back to zero. Principal Leadership, 2(4), 10-16.

Sullivan, L. G. (2001). Four generations of community college leadership. Community Colleg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5(8), 559-571. doi:10.1080/106689201316880757

(29)

黃文三、沈碩彬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29

Viray, D. J. (2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on leadership in secondary school setting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Claremont, CA.

(30)

30 校長多元型模領導力 黃文三、沈碩彬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2014, 59(2), 1-30

doi:10.6209/JORIES.2014.59(2).01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frame

Leadership Scale for Junior High Principals

Wen-San Huang

Shou-Pin S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s’ multi-frame leadership and to construct an innovative, reliable, and valid scale according to Bolman and Deal’s theory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scale is named the “Junior High Principal Multi- frame Leadership Scale”. Through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132 teachers were examined using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A target sample of 646 teachers was then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perfor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ross-validation. A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the survey results was conducted. The majo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Junior high principals’ multi-frame leader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comprising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symbolic leadership,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tructural leadership; a second-order factor model is the most efficient model because of its stability and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ncipals’ multi-frame leadership is robust. The principals’ self-perception of their performance in each aspect wa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them; nevertheless, both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for junior high principals,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second-order factor model, multi-frame leadership, junior high principal

Corresponding Author: Shou-Pin Shen, E-mail: neverfail79@yahoo.com.tw

參考文獻

相關文件

• Oral interactions are often indivisible from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an English task, and as such, speaking activities can be well integrated into any

 The purpose of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not to replace teachers. Does e-learning replace

The booklet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which cover the spirit and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school-based management, scope of school- based management, roles

Strands (or learning dimensions) are categorie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concepts for organizing the curriculum. Their main function is to organize mathematical

The four e/g-teaching profiles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are outlined as follows: parsimony (low e-teaching and medium, below- average g-teaching), conservation (low e-teaching and

提倡道德領導並引入經營實務界的,尚有哈瓦特( Alexandre Havard)發展的「德行領導」(Virtuous leadership)。哈瓦特 1962 年 生於法國巴黎,是歐洲領導力發展中心(

To enable pre-primary institutions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management and organisation, actions can be taken in the following five areas: Planning and Administration, Leadership,

A study of computer technology use and technology leadership of Texas elementary public school principal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