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代到戰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名命名的影響：以苗栗縣頭份、三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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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第67期民國106年11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67, November 2017 DOI: 10.6234/JGR.2017.67.05

日本時代到戰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

名命名的影響：以苗栗縣頭份、三灣為例

*

The Influence of Official Political Ideology on the Place Names of

the Taiwan's Civil Society from the Japanese to the postwar period:

A Case Study of Toufen and Sanwan Township, Miaoli County

林聖欽

a

Sheng-Chin Li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postwar regime on the naming of places at the township level. The result is at least three: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place names in Taiwan with centr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aiwan scale, the first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of place names in civil society occurs at the urban level in the Japanese period, and then after the postwar period spreads to the township level. On the county scale, the first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of street names and village names in civil society occurs at the big township level, and then spread to the small township level. On the township scale, the first emerge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of street names and village names in civil society occurs at the street region level, and then spread to the village region level.

Second, with the Japanese and the post-war official need to rename the reg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ystem,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place names will be appeared. Perhaps because of other media and urbanization factors,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 through place names gradually diminished after 1969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ird, land survey in the Japanese period restrict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and the small names institution of address system in 1969 of the post-war period help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7 年 5 月 13-14 日，第 21 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學系主辦。另本文為科技部 101 年度研究計畫「臺灣自然村地名的社會建構過程—以苗栗縣竹南、頭份、三灣、南庄等鄉鎮為例」（NSC101-2410-H-003 -134）之部分研究成果。

a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Professor, Dep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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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names. But with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these small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as a street name, which undoubtedly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Keywords: Japanese period, Pose-war period, Political ideology, Place name, Miaoli

摘

要

過去在分析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都市，並以街道名稱作為分析主軸，本文則是以頭份與三灣的鄉鎮層級空間尺度，來探討日本時代與戰後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其結果至少有三：一是臺灣政治意識形態地名的發展，具有一種中心性的特色：就臺灣尺度，日本時代基層社會一開始出現政治意識形態地名，是先發生在都市層級，直到戰後才擴散到鄉鎮層級；而在縣市尺度，基層社會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也是先出現在鎮級，之後才擴散到鄉級；最後在鄉鎮尺度，戰後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同樣是先集中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爾後再隨都市化過程漸漸往外擴散。二是日本時代與戰後的官方，往往都是在新制度建立，需要對地區重新命名時，就容易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其中戰後以地名作為政治教化的目的，在民國58 年以後逐漸減弱，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是政治意涵用語尚透過其他媒介融入到居民生活日常一部分，已不需倚賴地名作為教化的工具，二是都市化導致街道數量大增，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意識形態用語可作為地名的命名。三是日本時代地土地調查事業，導致地名數量大幅減少，其實這對地名文化的傳承帶來一些限制；而戰後民國58 年住址系統的小地名制度，則是導致地名數量大幅增加，相對地對地名文化的傳承帶來不少助益。只不過隨著都市化的影響，這些小地名有不少被整編為街道名，這對地名的文化傳承，無疑地又是一次重大的衝擊。這也突顯未來街道的命名，更應該考量如何將在地的地名文化傳承下去。 關鍵詞：日本時代、戰後、政治意識形態、地名、苗栗

問題的緣起

在1980 年代以後，歐美的地名學研究開始走向「批判轉向」（critical turn）的研究途徑，強調一地命名背後的政治權力關係（Rose-Redwood et al., 2010）；臺灣的地名研究，在民國 90 年代（2000s）開始，也逐步走向此批判轉向的研究途徑，尤其是常探討不同政權對於一地命名帶來的影響。其中對於日本時代官方對一地命名帶來的影響，大致有以下的觀點：在都市聚落的尺度，主要關注焦點為日式町名，而日式町名出現的意涵，黃雯娟（2014a：80，2014b：164）以臺北市、臺南市為案例，提出型塑日式町名系統的基本策略，是藉由空間的地域化、町名的日本化，希望臺灣人可以內地化，以達到同化的目的；但吳育臻（2008：93，2015：129-130）以嘉義市的案例，則比較傾向臺灣總督府對是否要實施町名改正，是採取較消極的態度，往往是地方仕紳與官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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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積極向臺灣總督府爭取而來，因為都市實施町名改正是一種都市發展達到一定水準的榮耀象徵。至於在鄉村聚落的尺度，吳育臻（2008：103、114）曾經提到雖然臺灣總督府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方針下，將部分街庄層級（相當現在的鄉鎮）的地名更改為日式地名，但是這個更動並不及於西部大字層級的地名；相對地，臺灣總督府欲將東部建設為日本人的新故鄉，因而日式地名深入到東部的大字層級。至於戰後官方對一地命名帶來的影響，大致有以下的觀點：在都市聚落的尺度，主要關注焦點為街道名，廖秋娥（2005：95）最早以臺東市為案例，提出了街道名是把統治者的意識形態強加於上，用來做為個人崇拜以及文化控制的工具。而黃雯娟（2014a：80，2014b：173）以臺北市、臺南市為案例，提出街道命名是為了要去日本化與發揚中華民族精神，透過中國化的文化重建思維，企圖完成集體記憶的汰換，塑造合乎執政者想像的新的認同指標。另外，吳育臻（2015：138-139）以嘉義市的案例，也傾向官方將地名為教化百姓的工具，凝聚臺灣人對祖國的認同，以鞏固治權，所以孫中山、蔣中正、三民主義都必須放在地名裡。但就鄉村聚落的尺度，則較沒有見到相關的研究成果。由上所述，在探討不同政權對於一地命名帶來的影響時，不少論文的取樣多集中在都市聚落，並以基層社會的街道名稱作為分析對象，而且咸認日本時代與戰後官方都對都市聚落的街道名，賦予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但若以鄉鎮層級的空間尺度，來探討不同政權對其基層社會地名命名的影響，其結果可能會與前述都市聚落的研究成果有何不同？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文選擇今頭份市與三灣鄉作為研究對象（圖1）。前者於昭和15 年（1940）升格為街級行政區，相當於戰後的鎮，至民國104 年（2015）再升格為縣轄市，因此本文將頭份作為鎮級行政區的分析案例，相對地，三灣則作為鄉級行政區的分析案例。由於本文資料係以民國104 年（2015）以前為依據，因此便於行文，文中戰後提及頭份時，皆以頭份鎮稱之。當然，僅以頭份鎮、三灣鄉作為案例，進行不同政權對其基層社會命名的影響，尚難窺視日本時代與戰後官方對其命名影響的全貌，但至少透過這個個案研究作為起點，並進行較為細膩的分析，這對未來持續進行不同政權對鄉鎮層級基層社會命名的影響，應可提供一個對照的案例。為了能有效地比較不同政權對一地命名的影響，本文以各時期住址系統中標註的地名，作為本文分析基層社會地名的資料庫。透過這些地名資料，本文所欲解決的問題有下列三者： 1.清代至日本時代頭份與三灣地名的變遷； 2.戰後頭份與三灣地名的變遷； 3.不同政權對頭份與三灣地名變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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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日本時代頭份與三灣地名的變遷

清代並無嚴謹的住址系統，在淡新檔案中的相關公文，提到某人的居住地，都僅說明其為哪個街莊的居民，如光緒5 年（1879）的「具呈人例貢生徐延觀，住竹南一保三灣庄」（淡新檔案，第24201-28 號）；光緒 9 年（1883）的「具僉呈狀人徐玉韞、林耀廷、林芹香，住內灣庄」（淡新檔案，第13205-1 號）；光緒 10 年（1884）的「具呈人陳萬青，住竹南一保頭份庄」（淡新檔案，第23416-7 號）等形式。而這個莊名，延續到日本時代，逐漸成為臺灣基層社會住址系統的由來。

（一）清代光緒年間（

1875-1895）

在清末光緒20 年（1894）成書的新竹縣采訪冊中，對於今頭份鎮的街庄紀錄，至少包括蘆竹湳莊、田寮莊、東莊、番婆莊、土牛莊、頭份街、後莊、珊珠湖莊、斗換坪莊、牛欄肚莊、頂埔莊、下埔莊、楓樹莊、尖山莊、濫阬莊、鹿廚阬莊、山下莊等17 個的地名，三灣鄉的街莊紀錄則至少有內灣莊、永和山莊、腰肚角莊、三灣街、銅鑼圈莊、下北埔莊、大坪林莊、八股莊、嵌頂寮莊等9 個的地名（陳朝龍，1958：85-87）。但是這 26 個基層社會的地名，並非是當時全部的村落，新竹縣采訪冊只是記錄了重要的街莊，其餘的小村莊可能為數眾多而暫不列入，如「東興」一名早在乾隆39 年（1774）即已出現（國立台灣大學，2009a），「興隆」一名也最遲在光緒17 年（1891）也已出現（國立台灣大學，2009b），但東興、興隆這兩個村落名即未在新竹縣采訪冊上見到。綜合在清末的這26 個基層社會的地名，大致可歸納出下列幾個特點： 1. 並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每個地名都與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有關。 2. 已見到吉言佳字的地名，如永和山，該地名最遲在光緒 5 年（1889）即已出現（國立台灣大學，2009c）。 3. 已見到雅化的地名，但只有 1 例。其中一個在嘉慶 21 年（1816）稱為「山豬湖」的地名（國立台灣大學，2009d），在清末時已寫作「珊珠湖」。實際上，該地名雅化的現象，至少在道光 20 年（1840）以前即已出現（國立台灣大學，2009e）。 4. 地名用字尚未統一，如「阬」、「嵌」等字，可能受到客語與福老語影響，屬「坑」、「崁」的同義異字。

（二）日本明治

31-35 年（1898-1902）

日本統治臺灣後，為了要管控臺灣的基層社會，明治30 年（1897）7 月開始實施辨務署的行政體制，其下設有警察官吏派出所，對於臺灣基層社會展開了相當細膩的調查。就如在明治 31 年（1898）6 月，臺北縣曾以告示第 44 號，公布縣內各辨務署的管轄區域（明治 32 年 4 月 5 日，臺北縣報第66 號），但因現已無法查詢當時資料，因此不清楚此時的地名紀錄；不過透過明治 32 年（1899）4 月的資料，可以得知今頭份鎮與三灣鄉的街庄紀錄即共有 104 個之多，其中今頭份鎮所轄街庄紀錄共有61 個，三灣鄉所轄街庄則有 43 個。（表 1）這 104 個街莊紀錄，相對於新竹縣采訪冊，相信並非是聚落數目的增加，而應是日本官方依其特定目的，紀錄較為詳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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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本時代初期頭份與三灣基層社會的地名變遷 頭份鎮三灣鄉明治32 年 4 月明治32 年 10 月明治33 年 4 月明治34 年 5 月明治34 年 11 月明治 36 年 1 月明治 32 年 4 月明治32 年 10 月明治33 年 4 月明治34 年 5 月明治34 年 11 月明治 36 年 1 月頭份街頭份街頭份街三灣街三灣街三灣街老頭份庄老頭份庄老頭份庄肚兜角庄肚兜角庄肚兜角庄二份庄二份庄二份庄九勝埔庄九勝埔庄九勝埔庄三份庄三份庄三份庄坡頭背庄坡頭背庄坡頭背庄四份庄四份庄四份庄坪潭庄坪潭庄坪潭庄三灣庄五份庄五份庄五份庄大北埔內庄大北埔內庄大北埔內庄中堵庄中肚庄中肚庄大北埔外庄大北埔外庄大北埔外庄河唇庄河唇庄河唇庄小北埔庄小北埔庄小北埔庄北埔庄新屋下庄新屋下庄新屋下庄崁頂藔庄－－崁頂藔庄望更藔庄望更藔庄望更藔庄上大銅鑼圈庄上大銅鑼圈庄上大銅鑼圈庄土牛庄土牛庄土牛庄下大銅鑼圈庄下大銅鑼圈庄下大銅鑼圈庄土牛口庄土牛口庄土牛口庄頭份庄土名頭份土名土牛小銅鑼圈庄小銅鑼圈庄小銅鑼圈庄銅鑼圈庄土名大銅鑼圈土名小銅鑼圈流水潭庄流水潭庄流水潭庄田心屋庄田心屋庄田心屋庄菜藔仔庄菜藔仔庄菜藔仔庄水頭屋庄水頭屋庄水頭屋庄蘆竹湳庄蘆竹湳庄蘆竹湳庄蘆竹湳庄土名蘆竹湳土名流水潭內灣庄內灣庄內灣庄下田藔庄下田藔庄下田藔庄二灣仔庄二灣仔庄二灣仔庄上田藔庄上田藔庄上田藔庄隘藔頂庄隘藔頂庄隘藔頂庄上東庄上東庄上東庄小份坑庄小份坑庄小份坑庄內灣庄下東庄下東庄下東庄下林坪庄下林坪庄下林坪庄二十份庄廿份庄廿份庄脫山仔庄－脫山仔庄二十份田心屋庄田心屋庄田心屋庄三灣下河埧庄下河埧庄下河埧庄下林坪庄菁埔仔庄菁埔仔庄菁埔仔庄田藔庄大河底庄大河底庄大河底庄蟠桃庄蟠桃庄蟠桃庄五份庄五份庄五份庄半天藔庄半天藔庄半天藔庄六份庄六份庄六份庄－山下庄下山上庄新公館庄新公館庄新公館庄上山下庄上山下庄上山下庄老炮櫃庄老炮櫃庄老炮櫃庄後庄后庄后庄十五份庄十五份庄十五份庄四份頂庄后庄四份頂庄后庄四份頂庄接隘庄接隘庄接隘庄山下排庄后庄山下排庄后庄山下排庄蟠桃庄土名蟠桃土名山下八股庄八股庄八股庄后庄四份頂庄－－－十股庄十股庄十股庄上埔土中庄－上埔土中庄石峎庄石峎庄石峎庄大河底庄興隆庄興隆庄興隆庄永和山庄永和山庄永和山庄糞箕窩庄糞箕窩庄糞箕窩庄橫峰庄橫峰庄橫峰庄沙青埔庄沙青埔庄沙青埔庄永和山大湖庄－永和山大湖庄細坪仔庄細坪仔庄細坪仔庄永和山大河底庄永和山大河底庄永和山大河底庄濫興庄濫興庄濫興庄興隆庄土名上埔土名興隆永和山浮橋庄永和山浮橋庄永和山浮橋庄三角庄三角庄三角庄永和山北坑庄永和山北坑庄永和山北坑庄永和山庄上斗換坪庄上斗換坪庄上斗換坪庄大坪林庄大坪林庄大坪林庄下斗換坪庄下斗換坪庄下斗換坪庄斗換坪庄南坪角庄南坪角庄南坪角庄大坪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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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角庄灣角庄灣角庄大桃坪庄大桃坪庄大桃坪庄四份仔庄四份仔庄四份仔庄下双坑庄下双坑庄下双坑庄牛欄肚庄－牛欄肚庄二十四份庄廿四份庄廿四份庄雞心埧庄溪心埧庄溪心埧庄石牌庄石牌庄石牌庄－九芎林角庄九芎林角庄九芎林角庄－崁頭藔庄－－石坑仔庄石坑仔庄石坑仔庄老崎庄老崎庄老崎庄珊珠湖庄珊珠湖庄珊珠湖庄水流東庄水流東庄水流東庄珊珠湖庄土名九芎林土名珊珠湖土名水流東－尖山下庄尖山下庄鹿廚坑庄鹿廚坑庄鹿廚坑庄尖山下庄南港庄南港庄南港庄濫坑庄濫坑庄濫坑庄藤坪庄藤坪庄藤坪庄車坪庄車坪庄車坪庄下菓作園庄下菓作園庄下菓作園庄上菓作園庄上菓作園庄上菓作園庄濫坑庄尿際仔庄尿磜仔庄尿磜仔庄楓樹坑庄楓樹坑庄楓樹坑庄桃仔園庄桃仔園庄桃仔園庄瓦窑下庄瓦窰下庄瓦窑下庄上東興庄上東興庄上東興庄中東興庄中東興庄中東興庄下東興庄下東興庄下東興庄東興庄註：原資料不少錯字，皆已修正。資料來源：明治32 年 4 月 5 日，臺北縣報第 66 號，臺北縣告示第 23 號。明治 32 年 10 月 7 日，臺北縣報第106 號，臺北縣令第 32 號。明治 34 年 11 月 11 日，新竹廳報第 2 號，新竹廳告示第1 號。明治 35 年 12 月 31 日，新竹廳報第 75 號，新竹廳令第 7 號。之後在明治36 年（1903）以前，臺北縣及後來的新竹廳，陸續頒布了辨務署及支廳的管轄街庄資料，但大多不離明治32 年（1899）4 月當時的架構，街庄整體數量都在 100 個以上，最多只是所轄村庄的增加與減少，如尖山下庄的出現，牛欄肚庄的消失，或是用字的改變，如二十四份庄寫為廿四份庄。但這個現象，應該不是街庄數量的增加與減少，而是可能因為漏植或誤寫的行政疏失而已。就如在表1 中，明治 32 年（1899）10 月、明治 33 年（1900）4 月、明治 34 年（1901） 5 月三個時段缺漏的街庄資料，在明治 34 年（1901）11 月即已補上。

（三）日本明治

36 年以後（1903-1945）

明治31 年（1898）9 月，臺灣總督府開始在臺灣西部平地進行土地調查事業，除了確立每個地塊的土地利用、所有權外，每個地塊也給與地號。至明治38 年（1905），臺灣戶籍制度建立後，地塊的土地利用標示為「建」者，再加上地號，即成為臺灣基層社會住址系統實施的開始，每戶的住址大致成為○○庄○○番地的形式。但是這個「庄」的範圍，也因土地調查事業的因素而有改變。當時在進行土地調查時，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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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地人充當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委員，確定土地調查的區域，一般稱為查定區域，而這個查定區域即成為後來庄與土名的境界範圍（施添福，1996）。而這個查定區域的庄與土名，大多由土地調查前的幾個小庄合併而成，因此土地調查後的庄與土名，其範圍要比土地調查前的小庄大上許多，就如土地調查前的頭份街、老頭份庄、二份庄、三份庄、四份庄、五份庄、中肚庄、河唇庄、新屋下庄、望更藔庄、土牛庄、土牛口庄等12 個小庄，在土地調查後，合併為頭份庄，但因範圍稍大與族群差異的緣故，前10 個小庄又整合為頭份的土名，後兩個小庄則合為土牛的土名，最後形成頭份庄－土名頭份、頭份庄－土名土牛的地名階層性（表1）。依上所述，在明治35 年（1902）頭份、三灣的土地調查事業告一段落後，很快地，新竹廳在該年年底即以廳令第7 號公布了街庄名與土名的更定，並於明治 36 年（1903）1 月 1 日正式施行。在這次的更定中，今頭份鎮改為10 庄，其中 5 庄之下另設有土名共 11 個，三灣鄉改為 9 庄，其中1 庄之下另設有土名共 2 個（表 1）。簡言之，在土地調查事業結束後，扣除庄名與土名重複者，被稱為庄與土名的地名數量共27 個，相對日本統治初期的104 個，此時的地名數量大幅減少了 3/4 左右。之後在大正9 年（1920）10 月，臺灣總督府實施州郡制，原來的街庄－土名行政層級，被調整為大字－小字的層級，但地名數量並未有所變動，僅部分地名用字加以改定，如頭份改為頭分，崁頂藔改為崁頂寮等，其餘皆未變動。至此之後，一直到戰爭結束前皆未改變。

（四）清末到日本時代的地名變遷

綜合上述頭份鎮與三灣鄉的案例，可以見到清代至日本時代，這兩個地區的地名變遷，大致有以下5 個特點： 1. 日本時代地名數量曾經大幅變動，在明治 32 年（1899）為 104 個，但到了明治 36 年（1903），則大幅減少到27 個。此數量的減少，主要是受到土地調查的行政因素影響，而數量的減少，也意味一些不再是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僅剩民間才會使用。 2. 清代到日本時代，對屬於鄉鎮層級的頭份、三灣，都沒有見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這些地名大多與當地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歷史背景有關，呈現在地化的現象。尤其是在日本時代，日本官方也未藉統治機緣增添日式地名，每個地名都是延續清代慣用的用語而來，一直延續到日本統治結束之後。 3. 清代開始，就已經出現了吉言佳字的地名，雖然案例不多，僅永和山、東興、興隆等 3 個1_，最遲至日本時代，又多了濫興1 個，佔當時 104 個地名的 3.85%而已。但此現象說明清代基層社會的對一地的命名，除來自自然、人文層面的環境識覺外，屬於心理隱喻的吉言佳字也是命名的方式之一，只是數量較少；到了日本時代，日本官方仍持續沿用這些清代以來的吉言佳字地名，而且似乎不排斥此命名習慣，因而也出現了濫興的命名。 4. 清代到日本時代，都出現了地名雅化的現象，案例也不多，僅有 2 例。除了「山豬湖」雅化為「珊珠湖」之外，另一個在新竹縣采訪冊尚寫為「番婆」的地名，在日本時代初期已寫作 1_{永和山一名據傳為當地廖姓大戶為祈求地方永久平和而命名（}_{林泉明、邱鎮森，2014：596-597}_）。東興一名則有東方興起之莊意涵，興隆寓意墾民在此興業隆盛之意（洪敏麟，1983：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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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桃」，不過蟠桃一名早在道光8 年（1828）即已出現（國立台灣大學，2009f）2 ，而番婆一名在光緒14 年（1888）仍然存在（國立台灣大學，2009g），由此看來，清代的官方與民間很可能同時使用「番婆」與「蟠桃」這兩個地名稱呼。雖然地名雅化的案例不多，但這也進一步說明上述吉言佳字的心理隱喻已是命名的方式之一。 5. 清代到日本時代初期，地名用字尚未統一，如清代後期的「阬」、「嵌」，日治初期的「際」、「窑」等字，皆與後來的「坑」、「崁」、「磜」、「窰」，係屬同義異字；直到後來土地調查法制化的影響，最遲在明治36 年（1903）起，地名用字開始統一，甚至在大正 9 年（1920），以府令方式頒布地名文字的改定。但此文字的改定，也是較偏向行政需求而調整，與政治意識形態關係並不大。

戰後頭份與三灣地名的變遷

戰後，民國35 年（194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日本時代的大字，作為臺灣各村里劃分的基本依據。民國42 年（1953），臺灣省各縣市進行第一次門牌大整編的工作；而民國58 年（1969），臺灣省各縣市又進行了第二次門牌大整編的工作。其中戰後村里制的實施、第二次門牌大整編工作，對戰後頭份鎮、三灣鄉基層社會的地名數量，帶來了明顯的變動。

（一）民國

35-58 年（1946-1969）

戰後，頭份鎮與三灣鄉依照日本時代的大字，作為村里的劃分依據，如頭份鎮，原蟠桃大字在戰後分為蟠桃、後庄、山下等3 個里，又如三灣鄉，原北埔、下林坪兩個大字則是併為北埔村（表2）。依此過程，頭份鎮從日本時代的 10 個大字變為戰後的 25 個里，三灣鄉從日本時代的 9 個大字變為戰後的8 個村（圖 1）；至於小字的部分，則改為鄰的形式，並以數字的方式呈現。配合村里制的實施，頭份鎮與三灣鄉每戶的住址也調整為○○里（村）○○鄰○○號的形式，但就行政管理的角度，這種形式的住址對於街道旁的屋舍並不方便，因此，同一時期，也出現了以街道為主的住址，亦即○○路○○號的形式。民國 42 年（1953），雖然頭份鎮與三灣鄉進行了第一次門牌大整編工作，但這次僅是將門牌號碼重新進行整編，並未改變上述的住址形式。在民國 58 年（1969）苗栗縣門牌第二次大整編前，頭份鎮至少就已經出現了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等 10 條街道名，相對地，三灣鄉則尚未出現街道名（表3）。簡言之，一直到民國58 年（1969）苗栗縣門牌重新整編前，頭份鎮與三灣鄉的住址系統，以街道為主的街區，係採街道的住址形式，而以鄉村為主的鄉區，則採村里的住址形式。而依此住址形式整理出的地名，共有33 個村里名、10 個街道名。 2_{另外依照頭份鎮志的紀錄，則是稱蟠桃一詞為日治初期由該地宿儒陳展鴻所改（陳運棟，19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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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日本時代與戰後初期的行政沿革 頭份鎮三灣鄉日治大字戰後村里日治大字戰後村里日治大字戰後村里頭份里斗煥里三灣三灣村仁愛里斗換坪新華里北埔信義里珊湖里下林坪北埔村和平里珊珠湖流東里崁頂寮頂寮村民族里興隆里銅鑼圈銅鏡村頭份土牛里興隆上埔里內灣內灣村蟠桃里上興里永和山永和村後庄里東興下興里大河底大河村蟠桃山下里尖山里大坪林大坪村田寮里尖下里東庄里尖山下廣興里田寮忠孝里濫坑濫坑里蘆竹湳蘆竹里 表3 民國 35-58 年頭份鎮與三灣鄉出現的街道名 頭份鎮三灣鄉中山路中正路中華路民族路仁愛路信義路和平路銀川路後庄路義民街東興路無資料來源：頭份市、三灣鄉戶政事務所

（二）民國

58-63 年（1969-1974）

民國58 年（1969）4 月 10 日與 5 月 1 日，頭份鎮與三灣鄉分別進行了第二次門牌大整編工作，其中在行政中心、人口集中的街區，頭份鎮至少增添了山下路等5 條街道，三灣鄉則是首度出現街道名，並納入住址系統中，共計有中山路、中正路等8 條；在這之後，至民國 63 年（1974）頭份鎮開始出現將小地名整編成道路名之前，又陸續在街區增加了博愛街、華隆街、信東路3 個街道名（表4）。而在鄉區的住址系統，頭份鎮與三灣鄉則是出現數量龐大的小地名，這些小地名主要源於在地的村落名，其中頭份鎮共有九芎林、二份、三份等50 個，而三灣鄉也有三灣、肚兜角、山塘背等47 個。在這之後，至民國 63 年（1974）頭份鎮又陸續在鄉區增加了和平、大埔、四份 3 個小地名。簡言之，在民國58 年（1969）以後，短短 5 年，頭份鎮與三灣鄉共有 16 個街道名與 100 個小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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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民國 58-63 年頭份鎮、三灣鄉門牌整編出現的地名 頭份鎮三灣鄉民58 年民58 年山下路九芎林牛欄肚南港中山路三灣竹湖刀石坑東民路二份牛欄窩後湖中正路肚兜角龍峎寮廿四份日新路三份民族流東民生街山塘背頂寮桃坪北勢街三角仔田寮珊湖民族街二灣三條峎下雙坑雙十街三板橋尖下崎仔頭民權街龍峎頂下林坪楠樹窩下坪尖山湳湖文化街水頭屋小北埔九份寮下東興老崎新屋家親民路田中十股石馬店下新店沙埔廣興忠信路內灣石峎大湖上庄赤崎下興隆小份美三洽坑明坑上坪瓦窰下頭份小份坑神棹山北坑上東興直坑濫坑小銅鑼圈伯公峎上双坑上埔石坑蟠桃通過寮河底浮橋土牛吊神牌雞心壩坡頭背錫隘大窩忠孝藤坪坪潭石牌山下長崎伯公莿仔園大銅鑼圈八股仁愛果作園蘆竹鼓山南坪角斗煥茄苳樹下祭山湖大坪林民59-63 民59-63 博愛街民59 和平民60 華隆街民61 大埔民63 信東路民63 四份民63 無資料來源：頭份市、三灣鄉戶政事務所

（三）民國

63 年（1974）之後

這套民國58 年（1969）的住址系統，很快地，沒有幾年就因為都市化的緣故，不得不做了以下兩種調整。第一個是從民國63 年（1974）開始，頭份鎮在一些鄉區新建的公寓社區，將社區名稱直接作為門牌上的小地名，其中最早的是該年位於崎子頭村落旁的六合二村3，隔年則包括了位於興隆村落附近的松竹新村、中東興村落附近的東興新村，此現象一直延續了20 年，民國 83 年（1994）位於四份頭村落旁的成邦別墅，與位於楓樹坑村落旁的花好月圓，是這種以社區名為門牌小地名的最後案例（表5）。在這 20 年來，新增的 57 個地名中，除了 1 個稱為忠孝市場外，其餘至少有 56 個都是由公寓社區名而來，之後頭份鎮新建的公寓社區，則皆是以街道名方式進行門牌的新編。至於三灣鄉，因都市化程度不高，並無此種以社區名為門牌小地名的現象出現。 3_{六合二村本來的門牌是崎子頭，但在民國 63 年（1974）被整編為六合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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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民國 63 年以後頭份鎮、三灣鄉出現的小地名與街道名 頭份鎮年度小地名年度小地名年度街道名年度街道名民63 六合二村民79 擁翠庭民72 文化街民84 翠亨街民64 松竹新村民80 皇家別莊民72 節約街民84 德義路民64 東興新村民80 富竹園民72 興一街民85 公園路民65 華夏新村民82 江波庭園民72 興埔街民85 公義路民67 仁愛新村民82 東方大鎮民73 大成街民85 承德街民67 民生新村民82 東興別墅民73 平安街民85 林森路民67 華年新村民82 金印山莊民73 民權街民85 青年街民68 欣欣新城民82 綠芳園民73 合興街民86 中央路民68 祥泰新邨民82 蟠龍居民73 信德路民86 公北一路民68 富貴新邨民83 成邦別墅民73 南田街民86 永和路民68 頭份花園新城民83 花好月圓民73 米粉街民86 永昌街民68 忠孝新村不詳貴品居民75 協和街民86 永祥街民68 蟠桃新村年度街道名民76 上埔路民86 永泰街民69 中泰新城民66 文林路民76 復興街民86 永愛街民69 山下新城民67 福德街民77 介壽街民86 學府路民69 斗煥一邨民68 顯會路民77 力行街民87 大仁街民69 吉祥新村民69 吉祥路民77 水源路民87 工業路民69 家華新邨民69 雙喜街民77 世祥街民87 田寮路民69 國泰新村民70 永康街民77 育才街民87 自立街民69 培德新邨民70 自強路民77 維新街民87 新北街民69 福樂新村民70 光大街民77 濱江街民88 上庄路民69 明德新村民70 光明街民78 八德二路民88 勝利街民69 德華大廈民70 尖豐路民78 二份街民88 館前街民69 聯合新城民70 成功路民78 六合街民89 永貞路民70 中正新村民70 建國路民78 民生街民89 華美街民70 合泰新城民70 華興街民78 光華街民89 華夏路民70 松旺新村民70 興隆路民78 育英街民90 立德街民70 芝山莊民71 三民街民78 親民路民90 中興街民70 德光新村民71 大同路民79 大亨街民92 天祥街民70 麗園華廈民71 五福街民79 永福街民92 正興路民71 全家福新村民71 文英街民80 東銀街民92 長樂街民71 福金新村民71 四維街民81 武昌街民92 建民街民73 三永民71 民富街民81 富貴街民92 建興街民74 信德新村民71 永安街民81 新立街民92 崇仁街民75 國校新村民71 合作街民82 新生街民92 祥安街民75 寶樹別莊民71 忠孝一路民84 大勇街民92 祥和街民75 翠亨新村民71 長生街民84 大雅街民93 東田街民76 忠孝市場民71 長安街民84 幼英街民93 北田街民77 玫瑰新村民71 長春街民84 永忠街民94 大園街民77 翰林別莊民71 長泰街民84 明智街民95 花園二街民78 大亨民71 國華街民84 長治街民96 建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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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78 幸福新村民71 銀河路民84 信二街民98 明新街民79 大唐新村民71 錦華街民84 信中路民99 尚順路民79 文英山莊民71 蘆竹路民84 國興街民102 科東二路民79 吉龍民72 大營路民84 新興街民102 隆頂街三灣鄉民74 博愛路民84 四維街民86 六合街民74 民治街民84 信義街民86 民樂街無民74 民享街民85 民安街民96 民富街資料來源：頭份市、三灣鄉戶政事務所第二個也是在民國63 年（1974）開始，由於都市化後的街道系統逐漸取代鄉區的羊腸小徑，因此開始出現了小地名的門牌重新整編為道路名的現象（照片1），如該年和平的部分門牌被整編為中華路、東興路。 照片1 公寓社區小地名改編為街道名的案例 之後大致從民國66 年（1977）開始，除了公寓社區外，頭份鎮即陸續以新的街道名作為門牌的新編依據，不再使用小地名的形式（表5）；而一些小地名的門牌也因此陸續被整編為道路名，如民國68 年（1979）頭份的部分門牌被整編為顯會路。民國 73 年（1984），是這種小地名被整編的第一波高峰，特別的是，前述以社區名為小地名的門牌，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被整編為道路名的案例（照片2），如欣欣新城被整編為信義路，忠孝新村整編為忠孝二路、長安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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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公寓社區小地名改編為街道名的案例 簡言之，民國63 年（1974）以後，頭份鎮就逐漸以街道名作為門牌系統的主要依據，迄今已增加了122 個新的街道名4_{。至於三灣鄉，雖然都市化程度不高，但在民國}_{74 年（1985）以後迄} 今，仍增加了博愛路等9 個新的街道名。

（四）戰後的地名變遷

綜合上述頭份鎮與三灣鄉的案例，可以見到戰後這兩個地區基層社會的地名，包括了村里名、街道名、小地名等三種類型，每個類型的地名變遷現象分述如下： 1. 在村里名部分，其在住址系統中，是民國 58 年（1969）以前的主體，但在 58 年（1969）以後，則位居次要地位。村里名的地名變遷如下： (1) 戰後初期的村里名，因為是從日本時代的大字名演變而來，所以雖然數量比日治後期的 27 個多了6 個，但與日治初期的 104 個相比，仍然少上許多。也就是說，戰後初期住址系統提供的地名資訊量，其實與日治後期差異不大。 (2) 雖然戰後頭份鎮與三灣鄉的村里名，沿用過去的村落名佔絕大多數，如頭份鎮 25 個村里名即有 19 個，三灣鄉 8 個村里名則皆沿用過去的村落名。但是戰後明顯出現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包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民族、新華5等 6 個里名，而這些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的地名，皆位於鎮級的頭份鎮內，而其中又有5 個里分布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 (3) 戰後村里名也出現地名的雅化現象，但只見到頭份鎮的斗煥里一例，其由斗換坪雅化而來 4 _{若出現數條同樣街道名時，如中正路、中正一路、中正二路、中正三路、中正北路等，則以最先出} 現的中正路，作為「中正」一詞最早出現的年代，實際上，中正一路、二路與三路是民國73 年（1984）初編，因是與中正路同屬縣道124 號道路，因此也以「中正」命名，而中正北路則是民國 101 年（2012）初編，因其為頭份交流道的聯絡道（縣道124 甲線），南端與中正一路相連，因此也以「中正」命名，因而從街道名命名來看，以最先出現的中正路，作為「中正」一詞最早出現的年代實屬合理。同樣情況也發生在東民路與東民一、二、三、五、六街，東民一到六街係道路重劃後，因與東民路垂直交叉，才以「東民」一詞作為街道名。另外公園路與公園一到七街亦同。 5 _{依照頭份鎮志的紀錄，新華里為該地宿儒林繼興以新歸中華民國所命名，以示慶祝之意（陳運棟，} 19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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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 (4) 也出現吉言佳字地名，除原有的興隆、珊湖外，戰後新增廣興 1 個案例7_。 (5) 出現地名簡化現象，此階段村里名用字以 2 個字為主，因而日本時代 3 個字的地名多改為 2 個字，如蘆竹湳改為蘆竹、斗換坪改為斗煥、珊珠湖改為珊湖、水流東改為流東、上東興改為上興、下東興改為下興、尖山下改為尖下、崁頂寮改為頂寮、銅鑼圈改為銅鏡、永和山改為永和、大河底改為河底、大坪林改為大坪，總共 12 個案例，超過全部村里名的 1/3。 2. 在街道名部分，其是戰後才開始出現的地名型態，在住址系統中，民國 58 年（1969）以前為次要地位，但在58 年（1969）以後，逐漸位居主要地位。街道名的地名變遷如下： (1) 街道名是戰後初期才成形的地名，在民國 58 年（1969）以前，僅頭份鎮有 11 個街道名的紀錄，三灣鄉則無任何紀錄。民國58-63 年（1969-1974），頭份鎮新增了 8 個街道名，三灣鄉則是開始出現街道名，同樣也是新增8 個街道名，以上的街道名都集中在兩鄉鎮的街區，即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處。到了民國 63 年（1974）以後，頭份鎮開始在鄉區設置街道名，之後陸續在鄉區與街區新設了至少122 個街道名；而三灣鄉在這時期也增加了 9 個新的街道名，但仍全集中在街區，鄉區並未將街道名納入住址系統。戰後，頭份鎮與三灣鄉合計共新增158 個街道名。 (2) 就戰後初期頭份鎮一開始的 11 條街道名，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就包括有中山、中正、中華、民族、仁愛、信義、和平等7 個街道名，超過一半以上。到了民國 58-63 年（1969-1974），三灣鄉新設的8 個街道名，屬於政治意識形態的也包括有中山、中正、民生、民族、民權、親民等6 個街道名，同樣超過一半以上，而頭份鎮此時新增的 8 個街道，則只有日新、雙十8、博愛3 個案例與政治意識形態相近。民國 63 年（1974）以後，頭份與三灣兩鄉鎮仍然陸續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街道名，如頭份鎮的自強、建國、三民等，最後一個則是民國 90 年（2001）的中興街9 ，又如三灣鄉的博愛、四維、信義等，最後一個則是民國96 年（2007）的民富街10。由上所述，戰後官方的確在新設街道名時，一開始的命名思維就是從政治意識形態出發，總計戰後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的街道名共有48 個，佔全部街道名的 30.38%。 (3)戰後街道名的命名，除了上述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外，有些街道名則與村落名或地標物有關，如在民國 58 年（1969）以前的頭份鎮境內，與中港溪瀕臨的銀川路，與義民廟相鄰的義民路，與後庄聯繫的后庄路，與東興聯繫的東興路等 4 條。在民國 58-63 年（1969-1974），也有山下、北勢、華隆等 3 個街道名；民國 63 年（1974）以後，還有福 6_{斗煥坪最可能是先經過簡化為斗換後，再雅化為斗煥。} 7_{依照頭份鎮志的紀錄，廣興里為取自廣大的東興地區之意（陳運棟，1980：110）。} 8 _{雙十街一名雖然是因鄰近二十份庄而得名（陳運棟，1980：105），但雙十一詞應也與雙十國慶意涵} 有關，故仍將其列入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街道名。 9_民國_{101 年（2012）整編為中興路。} 10 _民國_{63 年（1974）以後，依官方政治意識形態的街道名，其他尚有頭份鎮的成功路、華興街、大同} 路、四維街、民富街、忠孝一路、民權街、復興街、介壽街、八德二路、民生街、光華街、武昌街、民智街、承德街、林森路、青年街、中央路、自立街、勝利街。三灣鄉的民治街、民享街、民安街、民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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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顯會、尖豐、興隆等33 個11 。至於三灣鄉的街道名，則沒有與村落名或地標物有關。總計戰後依村落名或地標物有關的街道名共有40 個，佔全部街道名的 25.32%。 (4) 除了官方政治意識形態、沿用村落名或取自地標物之外，其他的街道名即多屬吉言佳字的命名。不過在民國58 年（1969）以前的 11 個街道名中，並未出現吉言佳字的街道名；但至民國 58 年（1969）之後，頭份鎮就出現東民、信東，三灣鄉也出現忠信的吉言佳字街道名；民國63 年（1974）以後，吉言佳字的街道名出現地更多，如頭份鎮的文林、吉祥、雙喜、永康等，三灣鄉的六合等。總計戰後依吉言佳字有關的街道名共有 70 個，佔全部街道名的44.30%。 (5) 街道名也出現地名簡化的現象。由於街道名用字幾乎以 2 個字為主，因而部分街道不得不出現簡化現象，其共有 10 個案例，並分成三種類型：一是地名直接簡化，如顯會路是由五顯會地（五顯大帝神明會土地）簡化而來（陳運棟，1980：132）；二是聯絡兩地之間的道路，各取兩地一個字做為街道名，如聯絡興隆與埔頂的興埔、隆頂，聯絡尖山與豐原（省道臺 13 線）的尖豐；三是位於村落或地標物的特定方位，如位於運動公園北邊的公北，位於科學園區東側的科東，地處田寮村落各方位角落的東田、北田、南田等，以及館前路 12_等。 3. 最後，是小地名部分，其是民國 58 年（1969）以後才開始出現的地名型態，在住址系統中，一開始就與街道名同屬主要地位，但隨著都市化過程，許多小地名被解編為街道名，其重要性有逐漸降低的趨勢。小地名的地名變遷如下： (1) 受到民國 58 年（1969）門牌整編的影響，民國 58-63 年（1969-1974），以在地村落名作為住址系統中的小地名者，頭份鎮有53 個，三灣鄉有 47 個，總計剛好 100 個，是日本時代明治 36 年（1903）地名數量大量減少之後，官方又再次將大量地名添增於住址系統中，且其數量與明治32 年（1899）4 月的 104 個相差不大。至民國 63 年（1974）以後，頭份鎮又陸續增添57 個小地名，但幾乎都是沿用公寓社區名而來。 (2) 民國 58-63 年（1969-1974）的小地名，雖然也有政治意識型態的地名案例，如忠孝、仁愛、和平、民族，但其為延續所在里名而來，並非新創，實際上，此時每個小地名都是延續原有的舊地名，只是有的是村里名，有的是村落名。至於在民國 63 年（1974）以後新增的小地名，除了忠孝市場外，其餘都是源於公寓社區名，並非新創，因此即使社區名帶有政治意識形態，也應該是行政管理便利而沿用。 (3) 民國 58-63 年（1969-1974）的小地名，也出現地名的雅化現象，但僅包括新屋下改為新屋家，暗坑改為明坑，小份尾改為小份美 3 個案例。至於在民國 63 年（1974）以後新增的小地名，由於皆是源於公寓社區名，因此無地名的雅化現象。 11_{其他尚有銀河路、蘆竹路、大營路（舊名營盤）}_{、興埔街（即興隆+埔頂）}_{、南田街、米粉街、上埔路、} 水源路、濱江街、二份街、育英街、親民路、大亨街、富貴街、翠亨街、公園路、公北一路、學府路、工業路、田寮路、上庄路、館前街、永貞路、華夏路、東田街、北田街、尚順路、科東二路、隆頂街（即興隆+埔頂）。其中大亨街、富貴街、翠亨街、華夏路與公寓社區名有關。 12 _民國_{71 年（1982）新編的蘆竹路一名，晚於民國 39 年（1950）就已存在的蘆竹里，因此該街道名} 就不再納入地名簡化的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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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國 58-63 年（1969-1974）的小地名，由於全部源於村里名與村落名，因此並沒有任何一個是屬於新創的吉言佳字地名。至於在民國 63 年（1974）以後新增的小地名，也因是源於公寓社區名，所以也不列入新創的吉言佳字地名。 (5) 民國 58-63 年（1969-1974）的小地名，也出現地名的簡化現象，但僅有沙菁埔簡化為沙埔，尖山下簡化為尖下，水流東簡化為流東，大河底簡化為河底，磨刀石坑簡化為刀石坑5 個案例，其餘3 個字與 4 個字的小地名大有所在，這與戰後初期村里名一律改為 2 個字的情況差異甚大。至於在民國 63 年（1974）以後新增的小地名，由於是源於公寓社區名，則幾乎每個都是3 個字與 4 個字的小地名，甚至還有 6 個字的案例，如頭份花園新城，但是若把新村、新邨、大廈、新城等通名去掉，其實絕大多數的專名都還是以兩個字為主，如六合、松竹、華年等。 (6) 民國 63 年（1974）開始，因都市化的緣故，陸續有許多小地名被整編為街道名，因此預計有些小地名在門牌整編過程中，將會逐漸解編消失，最後頭份與三灣兩鄉鎮可能又回到戰後初期，只剩下村里名與街道名的地名類型。

不同政權對頭份與三灣地名變遷的影響

接下來，本文將以上述頭份與三灣地名的變遷過程，進一步與前人提及日本與戰後政權對地名命名影響的觀點進行對話。

（一）日本政權對地名變遷的影響

在前人的研究中，曾提到日本時代都市層級町名的日本化，是帶有同化的目的（黃雯娟， 2014a：80；2014b：164），但也有提到其實都市實施町名改正是一種發展達到一定水準的榮耀象徵（吳育臻，2008：93；2015：129-130）。若依此比對鄉鎮層級的頭份、三灣案例，這兩鄉鎮在日本統治50 年來，基層社會都沒有出現過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情況來看，似乎可以歸納出日本時代官方對臺灣基層社會命名影響的時空趨勢。 1.在空間尺度上，若只關注臺灣西部地區，則出現日式地名的基層社會，主要集中在都市層級的內部，而在鄉鎮層級的基層社會，幾乎不會出現日式地名。可見臺灣總督府在臺灣西部即使要以日式地名達來同化的目的，主要還是在都市層級的內部為主；僅僅只有在昭和 7 年（1932）以後推動官營移民事業時，才有少數的日式地名進入到鄉鎮層級的內部，如圖 2 為昭和11 年（1936）在今屏東縣里港鄉的千歲村地圖，圖上可以見到千歲村及其中園、川北兩個部落的日式地名註記。 2.在時間尺度上，則是只有在新制度建立，某地需要重新命名時，才容易出現日式地名，如都市層級內部新命町名，或是鄉鎮層級內部設立移民村時。不然依照頭份、三灣的鄉鎮層級案例，絕大多數的情況，即使是行政區劃重新調整，基層社會採用的村莊名，幾乎都還是沿用舊有地名，最多是增添少許的吉言佳字地名（只有濫興1 個），或是地名的雅化（只有蟠桃 1 個），甚至連地名簡化的案例都沒有。而吉言佳字的地名命名，或是地名的雅化，也不是日本時代才開始出現，這本就是清代臺灣基層社會命名的文化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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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昭和 11 年（1936）高雄州千歲移民村的中園、川北聚落 由上述日本時代命名的時空趨勢，可知日本官方對臺灣基層社會的命名，可以說是沿襲清代的命名文化習慣，並沒有見到如同都市般的同化目的。但是透過頭份鎮與三灣鄉的案例，日本官方對於基層社會的地名變遷，還是帶來了兩個重要影響。 1. 受到土地調查的行政因素影響，原來在日治初期的地名數量尚有 104 個之多，但在明治 36 年（1903）之後僅剩下 27 個。而這 27 個地名，不僅後來成為明治 37 年（1904）臺灣堡圖上的重要註記，在明治38 年（1905）開始的戶口制度上，也是戶籍調查簿註記的住所依據，這些地名可說是具有官方登記有案的地位。但是相對地，其他不再是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則僅剩民間才會使用，如此，這些地名的能見度與被使用頻率都可能會降低許多，未來很可能隨著社會變遷，而逐漸被人遺忘，在地名的文化傳承上將會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在明治 37 年（1904）臺灣堡圖上，今頭份鎮與三灣鄉境內尚可見到 91 個地名註記，其中官方登記有案的27 個地名皆列於上，其餘 64 個即為非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但在大正年間（1912-1926）以後的臺灣地形圖，只剩下 60 個地名註記，其中屬於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為25 個13_{，但非登記有案的地名，則僅剩下}_{35 個註記，足足比臺灣堡圖少了 29 個之多}14_（表 6），可以見到有些地名已不再是地圖上的重要標註，地名的能見度與被使用頻率勢必降低許多。若再以具體實例來看，頭份鎮的菜寮，即使緊鄰主要幹道旁，其不僅未在臺灣堡圖上註記，即使戰後地圖也未標註，甚至也不見於現代的公車站名。（圖3） 13 _{其中頭份少了上埔的地名註記，三灣則是少了大銅鑼圈的地名註記。} 14 _{雖然這可能也會受到地圖簡括化的影響，但還是可以見到在簡括化的過程，非登記有案的地名應該} 是先被簡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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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日本時代臺灣堡圖與臺灣地形圖有關頭份、三灣境內地名註記的增減 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數官方未登記有案的地名數臺灣堡圖（1904）臺灣地形圖（1921）增減情況臺灣堡圖（1904）臺灣地形圖（1921）增減情況頭份鎮 16 15 -1 37 15 -22 三灣鄉 11 10 -1 27 20 -7 總數 27 25 -2 64 35 -29 資料來源：日本時代臺灣堡圖、臺灣地形圖。 圖3 頭份鎮菜寮聚落 （上：1904 年臺灣堡圖，下：1999 年經建版臺灣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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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樣受到土地調查的行政因素影響，明治 36 年（1903）以後，臺灣地名的用字開始趨向統一，就如到了大正9 年（1920），臺灣總督府還在府報上提出一些地名用字的改正（表 7），若從現代角度來看即是地名標準化的過程。 表7 大正 9 年地名文字的改定 舊俗字仔藔陂什墩澚崗坵蔴佃份改正字子寮坡十屯澳岡丘麻田分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1920，第 2188 號

（二）戰後政權對地名變遷的影響

在前人的研究中，曾提到戰後政府對於都市街道的命名，是為了要去日本化與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以教化百姓凝聚其對祖國的認同，藉此鞏固治權，因而把官方的政治意識形態強加於街道名上，企圖以中國化的文化重建思維，完成集體記憶的汰換。若依此比對鄉鎮層級的頭份、三灣案例，這兩鄉鎮在戰後初期，先是頭份鎮的基層社會，出現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街道名，民國58 年（1969）以後，三灣鄉才出現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街道名，至於在民國58 年（1969）以後的小地名部分，主要是延續舊有的村里名與村落名，所以沒有新創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這些現象似乎可以歸納出戰後官方對臺灣基層社會命名影響的時空趨勢。 1. 在空間尺度上，有別於日本時代，戰後臺灣基層社會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地名，除了分布在都市層級的內部外，也開始涵蓋到了鄉鎮層級的內部。這些在鄉鎮層級內部的政治意識形態地名，主要是以村里名、街道名形式展現，分布上則集中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爾後再隨著都市化過程漸漸往外擴散，如頭份鎮的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即由舊街區往外擴散出去到新街區（圖4）。 圖4 頭份鎮 1950-1993 年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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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若以日本與戰後兩個政權比較，戰後政權的確將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更深入到臺灣的基層社會中，但其影響範圍以鄉鎮層級的街區為主，鄉區部分幾乎不受影響（表 8）。 表8 日本時代與戰後不同政權的政治意識形態地名的主要分布地與類型 日本時代戰後政治意識形態地名主要分布地都市層級的基層社會都市、鄉鎮層級街區的基層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地名主要類型町名村里名、街道名 2. 在時間尺度上，與日本時代一樣，戰後也只有在新制度建立，需要重新命名的時候，才容易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如頭份鎮新設村里名與街道名時，與三灣鄉新設街道名時，即馬上出現政治意識形態地名。但是若分別從不同的命名階段，比較頭份鎮與三灣鄉在村里名、街道名、小地名之間的關聯性，則可以見到政治意識形態在基層社會地名的展現上，在民國 58 年（1969）以後，呈現出持續減弱的趨勢。就戰後初期，臺灣一開始實施村里制時，頭份鎮的確因重新命名，出現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如日本時代的頭份、田寮、斗換坪大字，在戰後析分出的村里中，共有6 個里是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命名，但是相對地，三灣鄉並沒有村里是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命名（表2）；接著，最遲在民國42 年（1953），頭份鎮的街區也出現了 11 個街道名，其中也有 7 個是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命名，但此時三灣鄉的街區並沒有任何的街道名。因此，就該時期來看，若戰後政府是有意將政治意識形態添加在基層社會的地名上，則在考量實施順序時，鎮級行政區應該是優於鄉級行政區。到了民國58 年（1969），三灣鄉的街區也開始出現街道名，同樣地，8 條道路名中就有 6 條具有政治意識形態，依此看來，戰後政府似乎是繼續將政治意識形態添加在基層社會的地名上；然而同一時期，頭份鎮與三灣鄉的鄉區也增加了共100 個小地名，其中雖有 4 個小地名具有政治意識型態，但其皆是沿用其所在地的里名，其他96 個小地名則都是沿用原有的舊地名而來。因此，就該時期來看，可以有兩種解讀，一是官方對政治意識型態的命名採取雙軌制，只在街區的街道名加上政治意識形態，至於鄉區的小地名則不在考量中；另一是官方此時主要是以行政便利性的考量來進行命名，政治教化目的則屬次要，所以在街區就選擇居民熟悉的政治詞彙來命名，在鄉區就直接使用當地舊地名來命名。但究竟是何種解讀較為合理呢？這就需要繼續看之後街道名的發展。至民國63 年（1974）以後，頭份鎮、三灣鄉陸續新設的 122、9 個街道名，雖然仍可見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案例，但在民國90 年代（2000s）以後幾乎不再出現，相對地，以舊地名、地標物、吉言佳字來命名的數量比例漸增（表9）。此外，隨著街道名愈來愈多，有時街道名反而成為新里名的命名由來，像是民國 87 年（1998）新設的民生、成功、建國里，民國 95 年（2006）新設的自強里15_{。至於在小地名部分，新增加的幾乎源於公寓社區名，並非新創，} 15 _依照表_{5，可見到自強路、成功路、建國路在民國 70 年（1981）即已出現，民生街在民國 78 年也} 已出現，皆比自強、成功、建國、民生等里設立的年度來得早許多。唯一例外的是民權里，其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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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社區名帶有政治意識形態，也應該是行政管理便利而沿用。綜合上述，可推論自民國58 年（1969）以後，官方以政治教化目的的命名考量開始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行政便利性的命名思維。 表9 戰後各時期頭份鎮與三灣鄉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的設立 頭份鎮三灣鄉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數總地名數比例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數總地名數比例民國42-58 年 7 11 63.63% －－－民國58-63 年 3 8 37.50% 6 8 75.00% 民國64-70 年 4 14 28.57% －－－民國71-80 年 11 49 22.45% 3 3 100.00% 民國81-90 年 8 42 19.05% 4 5 80.00% 民國91-102 年 0 17 0.00% 1 1 100.00% 33 141 23.40% 14 17 82.35% 由上述頭份鎮、三灣鄉地名命名的時空趨勢，可以知道戰後一開始在頭份鎮、三灣鄉傳達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類型，主要是以街區的村里名、街道名為主。但到了民國58 年（1969）以後，即使在街區還是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街道名，不過有的是街道名源自所在里名，有的是里名取自所在街道名，而更多的街道名是沿襲清代、日本時代以來的命名文化習慣，以舊地名、地標物、吉言佳字來命名。因此，或許從民國58 年（1969）開始，這些政治意識形態地名的出現，很可能只是戶政單位基於行政管理便利的考量，選用了居民熟悉的政治詞彙來命名，不一定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16。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是政治意涵用語尚透過其他媒介融入到居民生活日常一部分，已不需倚賴地名作為教化的工具，二是都市化導致街道數量大增，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意識形態用語可作為地名的命名。此外，戰後官方對臺灣基層社會的命名過程，還帶來了另兩個重要影響。 1.民國 58 年（1969）第二次門牌大整編，使得頭份鎮與三灣鄉增加了 100 個官方登記有案的小地名，其數量不亞於日治初期的104 個。若將這些小地名與日治初期的地名進行比較，可以發現至少有35 個小地名17 ，很可能源於清代，但在日本時代初期並未被官方登記者，這些因門牌整編而重新出現的小地名，對地名的文化傳承其實相當具有意義。當然，受到日本、中華民國官方會將地名雅化、簡化的政策影響，也有些小地名與早期用字並不相同，但這些小地名只要存在，仍然有助於地名的文化傳承。 2.但是從民國 63 年（1974）開始，又因都市化的緣故，頭份鎮與三灣鄉陸續有許多小地名被整頭份里、仁愛里境內的民權街無任何關聯。 16 _{就如葉韻翠（2014）提到中山與中正地名有時是地方權責單位各自決策或是互相參照、仿效下所造} 成的結果，而非是在在中國化政策下所進行的一體化空間策略。 17 _這_{35 個地名，分別是頭份鎮的三板橋、下坪、下新店、上庄、上坪、大窩、牛欄窩、尖山、赤崎下、} 直坑、吊神牌、長崎伯公、茄冬樹下、後湖、崎仔頭、湳湖、廣興、莿仔園、大埔18 個小地名，與三灣鄉的山塘背、龍峎頂、小份美、通過寮、鼓山、祭山湖、竹湖、龍峎寮、三條峎、三洽坑、神棹山、伯公峎、刀石坑、楠樹窩、九份寮、石馬店、上雙坑等17 個小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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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為街道名。其中三灣鄉僅有三灣小地名，因應博愛、民治、民享等街道路的新設，部分門牌被改編為街道名，不過在鄉區的門牌，仍維持三灣小地名的形式。相對地，頭份鎮因都市化快速，小地名被解編為街道名的數量即相當多，在民國 58-63 年（1969-1974）出現的 53 個小地名，至民國104 年（2015），至少已有 41 個小地名開始改編為街道名，僅剩 12 個尚未見到改編紀錄（表10）。 表10 頭份鎮源於村落小地名改編為街道名的初始年代 經歷改編的小地名未經歷改編的小地名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和平民63 蟠桃民73 瓦窰下民77 三角仔頭份民68 蘆竹民73 長崎伯公民77 牛欄肚二份民73 四份民73 新屋家民77 大埔三份民73 下坪民77 流東民77 大窩三板橋民73 下東興民77 珊湖民77 南港山下民73 下新店民77 湳湖民77 果作園仁愛民73 上坪民77 興隆民77 赤崎下民族民73 上東興民77 藤坪民77 直坑田寮民73 上埔民77 濫坑民77 茄苳樹下尖下民73 土牛民77 石坑民88 老崎尖山民73 斗煥民77 後湖民88 雞心壩忠孝民73 九芎林民77 上庄民89 莿仔園崎仔頭民73 牛欄窩民77 吊神牌民101 廣興民73 沙埔民77 資料來源：頭份市戶政事務所 表11 頭份鎮源於公寓社區小地名改編為街道名的初始年代 經歷改編的小地名未經歷改編的小地名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改編年代小地名欣欣新城民73 仁愛新村民88 聯合新城民89 六合二村玫瑰新村忠孝新村民73 頭份花園新城民88 合泰新城民91 松竹新村翰林別莊中泰新城民73 山下新城民88 富竹園民91 國泰新村文英山莊華年新村民76 德光新村民88 麗園華廈民92 培德新邨擁翠庭東興新村民77 翠亨新村民88 寶樹別莊民93 福樂新村皇家別莊祥泰新邨民77 吉龍民88 幸福新村民93 中正新村東方大鎮斗煥一邨民77 綠芳園民88 大唐新村民93 松旺新村東興別墅德華大廈民77 蟠龍居民88 蟠桃新村民101 芝山莊金印山莊吉祥新村民83 成邦別墅民88 明德新村民101 信德新村花好月圓忠孝市場民83 華夏新村民89 江波庭園民101 福金新村國校新村大亨民84 民生新村民89 貴品居民102 全家福新村三永民85 富貴新邨民89 家華新邨民103 資料來源：頭份市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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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預計未來頭份與三灣兩鄉鎮會有更多的小地名，在門牌整編過程中逐漸解編消失，最後可能又回到戰後初期，只剩下村里名與街道名的地名類型。如此一來，這些被解編的小地名，又恢復成僅剩民間才會使用，地名的能見度與被使用頻率勢必降低許多，逐漸被人遺忘，這對地名的文化傳承，無疑地又是一次重大的衝擊。而民國63-83 年（1974-1994）頭份鎮因公寓社區而形成的小地名，同樣也在都市化的影響下，很多被改編為街道名（表11），預估這些當時新創的小地名，未來也會逐漸消失在歷史洪流之中。

結論

過去在分析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都市，並以街道名稱作為分析主軸，本文則是以鄉鎮層級的空間尺度，來探討日本時代與戰後不同政權對地名命名的影響。透過對不同政權住址系統的地名分析結果，日本時代對於頭份、三灣鄉鎮層級的內部，並沒有出現日式地名，亦即日本時代臺灣基層社會出現當代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主要是在都市層級的內部，對鄉鎮層級內部的影響相當有限。相對地，到了戰後，頭份、三灣鄉鎮層級的內部，開始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主要包括村里名、街道名兩種形式，但該現象先發生在屬於鎮級的頭份，之後於民國58 年（1969）才在鄉級的三灣出現。同樣在民國58 年（1969），頭份鎮與三灣鄉的住址系統，另外新增了許多的小地名，這些小地名大多與政治意識型態沒有太大關連，這似乎意味這時的命名開始是以行政管理便利為主要考量；至民國63 年（1974）以後，頭份鎮、三灣鄉新設的街道名也漸漸以吉言佳字為主，即使偶有政治意識型態的街道名出現，也很可能只是戶政單位基於行政管理便利的考量，選用了居民熟悉的政治詞彙來命名，不一定帶有強烈的政治目的。透過上述日本時代到戰後住址系統的地名變遷過程，可以見到不同政權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名命名的影響。 1.在空間尺度上，日本時代官方對臺灣基層社會的命名，主要是在都市層級的內部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並未涵蓋到鄉鎮層級。但對戰後官方而言，政治意識形態地名已經進入到鄉鎮層級的內部，主要以村里名、街道名形式展現，分布上則集中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相對地，在鄉區部分的小地名，幾乎不具有政治意識形態的意涵。簡言之，若以日本與戰後兩個政權比較，戰後政權的確將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更深入到臺灣的基層社會中。上述過程透露出臺灣政治意識形態地名的發展，具有一種中心性的特色：就臺灣尺度，日本時代基層社會一開始出現政治意識形態地名，是先發生在都市層級，直到戰後才擴散到鄉鎮層級；而在縣市尺度，基層社會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也是先出現在鎮級，之後才擴散到鄉級；最後在鄉鎮尺度，戰後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村里名與街道名，同樣是先集中在行政中心與人口集中的街區，爾後再隨都市化過程漸漸往外擴散，如頭份鎮有關的政治意識形態街道名，即由舊街區往外擴散出去到新街區。 2.在時間尺度上，日本時代與戰後的官方，往往都是在新制度建立，需要對地區重新命名時，才容易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因此，戰後頭份鎮與三灣鄉在村里名、街道名的命名中，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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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出現政治意識形態的地名，但是這樣政治教化目的，會隨著時間演變而減弱。以頭份鎮、三灣鄉案例來看，大致到了民國58 年（1969）第二次門牌大整編以後，即使當時仍處戒嚴時期，但官方對於鄉鎮基層社會地名的命名考量，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就開始逐漸取代政治教化的目的。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有兩個，一是政治意涵用語尚透過其他媒介融入到居民生活日常一部分，已不需倚賴地名作為教化的工具，二是都市化導致街道數量大增，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意識形態用語可作為地名的命名。 3.在鄉鎮層級內部的地名文化傳承上，日本時代受到土地調查的行政因素影響，官方登記有案的地名數量，從104 個減少到 27 個之多，這使得其他未被登記有案的地名，能見度與被使用頻率都可能會降低許多，使地名文化的傳承受到一些限制。相對地，戰後民國58 年（1969）第二次門牌大整編，使得頭份鎮與三灣鄉增加了100 個官方登記有案的小地名，使得許多源於清代的小地名開始增加其能見度與使用頻率，這對地名的文化傳承其實相當具有意義。簡言之，若僅看鄉鎮層級內部的地名文化傳承，戰後住址系統的小地名制度其實帶來不少助益，這與都市層級內部地名文化傳承，因戰後街道命名而帶來負面衝擊的情況，可說大相逕庭。只不過隨著都市化的影響，這些小地名有不少被整編為街道名。如此一來，這些被解編的小地名，又恢復成僅剩民間才會使用，地名的能見度與使用頻率勢必又降低許多，這對地名的文化傳承，無疑地又是一次重大的衝擊。這也突顯未來街道的命名，更應該考量如何將在地的地名文化傳承下去。最後再強調一次，本文僅以頭份鎮、三灣鄉作為案例，進行不同政權對其基層社會命名的影響，當然還無法窺視日本時代與戰後官方對其命名影響的全貌，但至少透過這個個案研究作為起點，並進行較為細膩的分析，這對未來持續進行不同政權對鄉鎮層級基層社會命名的影響，應可提供一個對照的案例。

謝辭

本文承蒙科技部 101 年度研究計畫「臺灣自然村地名的社會建構過程—以苗栗縣竹南、頭份、三灣、南庄等鄉鎮為例」（NSC101-2410-H-003 -134）補助始能完成，謹申謝忱。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詳細審閱本文，並提出寶貴的修訂建議；並感謝頭份市戶政事務所、三灣鄉戶政事務所提供門牌整編、新編等一手資料，以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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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到戰後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對臺灣鄉鎮基層社會地名命名的影響：以苗栗縣頭份、三灣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