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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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二期 2009 年 12 月 231-260 頁.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連文萍*. 摘要明代為強化儒學傳統，確立以制義取士的科舉制度，導致許多士子因專務舉業，而不知詩為何物。但明代翰林院教習、考選庶吉士，卻十分重視詩歌，翰林院內的詩學活動亦相當頻繁，包括應制、例贈、館課、集結詩社、聚會唱和、講論詩法、品評詩作等，詩歌對於明代翰林院人員，既是官方任務、人際往來之所需，也是個人抒發情感的方式。本論文以詩學的角度，探討明代翰林院詩學活動中詩歌館課的教習情形及利弊得失，並由庶吉士的詩作、詩題，觀察其詩學意義。同時也分析論述庶吉士對於詩歌館課的學習心態，以及館師的教習原則和態度等，藉以了解明代詩學的多元面相，一窺明代文化發展的軌跡。關鍵詞：翰林、庶吉士、詩歌、館課、明代. *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NSC96-2411-H-031-011）研究成果。連文萍現職為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2) 23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On Poetry Instruction at the Hanlin Academy in the Ming Dynasty Lien Wen-ping*.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civil service exam was used as a way to augment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ensure officials received posts because of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ics. This caused many candidates to focus so much on preparation for the test that they did even grasps the basics of poetry. Yet, instruction at the Hanlin Academy and the students there who passed the exam with high marks placed much emphasis on poetry. There were many poetry-related activities there, including imperially-commissioned works of poetry, poetry given as gifts, classes on poetry, poetry societies, spontaneous poems and responses to poems in informal gatherings, instruction on poetics, critiques of poetic works, etc. It is clear that for those at the Academy, poetry was very much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life, both in imperial requests, socializing, and a way in which to give expression to personal sentiment.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nature of course instruction on poetry at the Hanlin Academ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discussing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rom a viewpoint of poetics. Poetic works and titles from shujishi will be analyzed to show their significance in Ming dynasty poetics. Furthermore, students’ study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poetry and instructors’ methodologies and attitudes will be addressed.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view the incipient developments of Ming culture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poetics of the time. Keywords: Hanlin Academy, shujishi, poetry, instruction, Ming dynas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3)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33. 一、前言：明代翰林院的設置與庶吉士的考選明代為強化儒學傳統，科舉考試以制義取士，啟蒙教育因此以經書的章句訓詁、八股文的寫作為要務，導致對其他學術教習的排擠。詩歌也受到衝擊，甚至有家長為求子弟舉業速成，而「不令一目詩，懼心詩往也」，1李東陽（1447-1516）在〈括囊稿序〉即謂：「士之為古文歌詩者，每奪於舉業，或終身不相及。」2舉業對詩歌教習的影響深遠，時人並有「舉業興而詩道大廢」的看法。3 然而，明代雖不復以詩賦取士，詩歌卻是傳統「士」階層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朝廷官場的重要寫作形式，其中翰林院就特別重視詩歌，除了平素的應制、例贈、聚會唱和等詩學活動之外，庶吉士的考選與教習，詩歌都是側重的項目。本論文以詩學的角度，探討明代翰林院詩歌館課的相關規定、教習情形及利弊得失，並透過庶吉士的詩作、詩題，觀察其詩學意義，同時也分析庶吉士的學習心態，及館師的教習原則和態度等，藉以了解明代詩學傳承的多元面相，一窺明代文化發展的軌跡。4 「翰林」一詞最早出現於漢代，翰林院之始設則自唐代，宋、元二代多有因襲。5朱元璋自立為吳王後，於吳元年（1367）始設國史院。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正式稱帝，改國史院為翰林院。其後多經演變，翰林院始終是學術文化色彩濃厚的機構，翰林官員即「詞臣」，負責修撰校勘史志、進講經書、草擬詔諭、應制詩文、典試等職務。明成祖設立內閣，翰林院的大學士得入內閣參預機務，政治地位崇高，其後並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盛況。6 1 2 3 4. 5. 6. 語出張琦：《白齋詩集．白齋詩集後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頁 150。《李東陽續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卷 4，頁 182。語出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卷 19，〈文體三變〉，頁 342。舉業對於其他學術教習的影響多方，翰林院館課也兼有詩文等內容，理應兼而論之，方能更彰顯文化意義，但限於篇幅，及筆者目前的研究方向，故選取詩歌為考察重點，謹此註明。「翰林」語出《漢書．揚雄傳下》（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卷 87，頁 3557：「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翰林」之設為官署，始於唐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卷 32，〈翰苑考〉，頁 398-399，對明代以前翰林院的源流變化多有論述，可參。語出張廷玉：《明史．選舉二》（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卷 70，頁 457。關於明代翰林院的創設與功能，學界多有論述，如杜乃濟：《明代內閣政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9）、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等，可參。.

(4) 23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翰林院亦肩負進士再教育的任務，即庶吉士制度。「庶吉士」取《尚書》「庶常吉士」之意，7最初是明太祖「以諸進士不更事，欲優待之，俾觀政於諸司，俟諳練然後任之」，8以「觀政」的方式培養庶吉士，所以庶吉士最初並非專在翰林院學習，也分發在各部見習政務。永樂以後，逐漸改為「進學」，即庶吉士到翰林院接受教習。庶吉士的考選，由新科進士錄平日所作文字，包括論、策、詩、賦、序、記等，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院考訂。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許投試翰林院。擇其詞藻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以糊名試卷，偕閣臣出題考試於東閣，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即收預選。這個考選過程，即謂之「館選」，通過館選才可成為庶吉士，而每科所選不過二十餘人。9 庶吉士在翰林院進學，選擇翰林院、詹事府的「資望深者」，擔任「館師」，負責教習任務。10「開館」之後，一般是 3 年學成，經過考核，成績優異者，二甲進士可留任翰林院為編修，三甲進士可為檢討，其餘分發為諸曹或外省官吏，即稱為「散館」。11庶吉士留院擔任編修、檢討等官者，也被要求持續赴館進學修文，並參加考試，以驗其進。12因此，翰林院可謂明代科舉制度的沿伸，為朝廷儲才、育才之所。13. 7. 見《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年），〈周書．立政〉，頁 225。楊守阯：《碧川文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 2，〈簡命育英唱和詩序〉，頁 45 謂：「我朝之制，拔貢士之尤者以為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為庶吉士，命官教之，以需任用，是即虞周之興也。」。 8 見《翰林記》，卷 3，〈庶吉士銓注〉，頁 28-29。 9 見《明史》，卷 70，〈選舉二〉，頁 457。《翰林記》，卷 14，〈考選庶吉士〉，頁 184 亦有相關記述，可參。 10 見《翰林記》，卷 14，〈教書〉，頁 185。 11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0，〈庶常再讀書〉，頁 262：「舊例，吉士散館，各授詞林、臺省、部郎等官。」 12 如李默：《孤樹裒談》（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8，頁 343：「今後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務要每日赴館進學攻文，不許因循怠惰，恁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肆不謹的，具實奏聞處置。」 13 關於明代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存廢變革等，學界頗有專論，如吳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論〉（《史林》，1997 年第 4 期，1997.4，頁 33-39）、鄒長青：〈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廣西師範大學學報》，第 34 卷第 2 期，1998.6，頁 68-74）等。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亦述及庶吉士考選問題，可參。.

(5)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35. 二、翰林院館課側重詞章翰林院的教習即為「館課」，黃佐（1490-1566）《翰林記》記述翰林院館課教習之緣起，謂洪武 6 年開文華堂以為儲才蓄德之所，選舉人中之少年美質，命讀書其中，並詔儒臣等分教之，太祖亦曾「親命題，俾賦詩」，而且應政之餘，「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14永樂初年，明成祖也曾過問庶吉士的課業，「親閱諸學士及庶吉士應制詩文，詰問評定以為樂」。15並諭勉曰：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得怠惰，以負朕期待之意。16 可知庶吉士最初由皇帝親自下令遴選，不任以政務，讓彼等讀文淵閣中祕書，並選儒臣分教之。其後，庶吉士悉在翰林院「進學」，館師對庶吉士「常提督教訓，所作文字亦為開發改竄」，17並有定期的「館試」，即館師對庶吉士的測驗。又有所謂「閣試」，則是庶吉士定期赴內閣考試，由內閣閣臣負責命題考核。徐階（1503-1583）為庶吉士頒示〈規條．示乙丑庶吉士〉，即詳述「乙丑」嘉靖 44 年（1565）庶吉士館試、閣試的施行情形：每月先生出題六道，內文三篇、詩三首，月終呈稿斤正，不許過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內閣考試一次。18 庶吉士為國家儲備之人才，所接受的館課應以道德、政務為重，故徐階在〈規條．示乙丑庶吉士〉第一則條目，即針對庶吉士受教的心態與精神，加以曉示訓勉，19其下針對庶吉士課讀的內容則云：. 14. 《翰林記》，卷 4，〈文華堂肄業〉，頁 37。《翰林記》，卷 16，〈出駕幸館閣〉，頁 205。王錫爵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之〈國朝館課續集敘〉，亦曾詳述翰林院館課教習之緣起，可參。 16 《春明夢餘錄》，卷 32，〈庶吉士〉，頁 419。 17 同上註。 18 見徐階：《世經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20，〈規條．示乙丑庶吉士〉第三則條目，頁 47。徐階，字子升，江蘇松江華亭人，嘉靖 2 年（1523）進士，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19 〈規條．示乙丑庶吉士〉第一則：「君子之道必本諸身，今朝廷作養諸士，固將責以治平之業，使非卓然以古聖賢為師，修身以立其本，他日何由措諸政事、光佐治平？故諸士宜致力於此，辯義利，審好惡，使此心純乎天理之公，庶幾他日作為有可觀者。」 15.

(6) 23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文章貴經世，若不能經世，縱有奇作，已不足稱，況近來浮誕鄙庸之辭乎。故諸士宜講習四書六經，以明義理；博觀史傳，評騭古今，以識時務；而讀《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製，並聽先生日逐授書稽考，庶所學為有用。其晉唐法帖，亦須日臨一二幅，以習字學。20 此規條凸顯出庶吉士館課雖標舉道德、政務，而實際則以講讀經傳、讀寫詩文及習字為務，教材則為四書六經、史傳、《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及晉唐法帖。但此時期的庶吉士館課，非惟偏重詞章，連讀中祕書的制度都付之闕如，至有大臣上疏建言，如萬曆年間管志道（1536-1608）疏云：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肆業文淵閣讀中祕書，常親視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聖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祕書，而以《唐詩正聲》、《文章正宗》為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顧問贊機密者，果用此糟粕乎？21 管志道是隆慶 5 年（1571）進士，他指出當時庶吉士的日課教材為《唐詩正聲》、《文章正宗》，並以「糟粕」視之，批評十分嚴厲。他的說法結合徐階之說，可見當日翰林院館課確實重視研讀詩文，唐詩也是庶吉士閱讀擬作的重點。黃佐在《翰林記》則指出，正統以後翰林院教習偏重詞章，以詩文第高下，其評比成績成為日後分發去留的依據，造成許多流弊，有志者多有反彈：正統以來，在公署讀書者，大多從事詞章，內閣所謂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開列名氏，發本院立案，以為去留之地。致使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甚至謝病而去，不能去者，多稱病不往，將近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最可笑也。弘治癸丑，學士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注一絕云：「回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歷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庭上看醫書。」22 20. 〈規條．示乙丑庶吉士〉第二則。《春明夢餘錄》，卷 32，〈庶吉士〉，頁 421-422。管志道，字登之，江蘇婁江人，官南京刑部主事，後忤張居正，出為分巡嶺東道。 22 《翰林記》，卷 4，〈公署教習〉，頁 40。黃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中進士後，選庶吉士，授編修，累擢少詹事。 21.

(7)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37. 黃佐是正德 16 年（152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熟於翰林院的運作與掌故，他在罷歸後，以講程朱之學知名，故其所論教習方法，充分顯示出儒學家的教習觀點。他對庶吉士教習偏重詞章有所不滿，也積極提出理想的館課藍圖，力主依舊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讓庶吉士時入禁中，侍燕閒承顧問。23 然而，翰林院館課教習之所以側重詞章，實與君主喜好、職務分工有關。如前文所述明太祖「親命題，俾賦詩」，明成祖「親閱諸學士及庶吉士應制詩文，詰問評定以為樂」，亦有東宮樂於學詩，被勸阻之事。24明代君主不論賢愚，詩歌應制俱為定制常典，如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即云：今上大婚以後，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陽、冬至，必命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屬，間出內帑所藏書畫，令之題詠，或游宴即宣索進呈，至講筵尤為隆重。宴賞之外，間有橫賜，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楮墨，而禁臠法醞，亦時時上門。25 翰林院「以供奉文字為職」，26遇到君主留心翰墨，則「無日不從事楮墨」，也得到親近君主的機會，但若君主不好此道，翰林院詞臣也無其他實際政務，而是「日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享清閒之福」。27因此，詞賦之業為翰林的職掌，與諸曹衙署或外省官吏有明顯分工，所謂「明興，詞賦之業，館閣專之，諸曹郎皆鮮習」，28翰林院詞臣對君主為文學侍從之臣，對天下則操文柄、秉文權，因此務須鍛鍊詞章，使為典範，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從挑選到培養都以詞章為重，亦屬必然。施鳳來（1563-1642）〈館閣試草敘〉謂：國家試士之以文，而於既成進士則已矣。獨掄入石渠，讀中祕，乃斤斤於文，何居？曰士之大用於天下，未有不閒神優志以俟之者也，而其淹經史、該流略，總曩代之典章，習當時之掌故，又非文曷以乎？故館有課，閣有試，以程文也。29 23. 《翰林記》，卷 4，〈公署教習〉，頁 40。東宮樂於學詩被勸阻之事，見《翰林記》，卷 11，〈評論詩文〉，頁 147。 25 《萬曆野獲編》，卷 10，〈翰林應制〉，頁 267。 26 語出《翰林記》，卷 11，〈應制詩文〉，頁 142。 27 語出《萬曆野獲編》，卷 10，〈翰林應制〉，頁 267。 28 語出何喬遠：《名山藏》（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臣林記（文苑）．李夢陽〉，頁 18。 29 見《重校訂丁未科翰林館課全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頁 2。此序寫於萬曆 37 年（1609），施鳳來，字羽皇，浙江平湖人，萬曆 35 年（1607）進士。 24.

(8) 23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翰林院「斤斤於文」，不僅館課側重詞章，也趨於以騁詞弄藻較勝，因為明中葉以後，朝廷典章趨於繁縟，閣臣知制誥「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盛一日」，後更「駢麗詳縟，殫巧窮工」，30故翰林院詞臣掌詞賦之業，庶吉士教習以騁詞弄藻為務，乃互為因果而已。只是，問題出在翰林院教習庶吉士，散館後少數留院，多數則分發為諸曹或外省官吏，因此庶吉士的教習內容是否切合實用？儲才育才的功能是否彰顯？就成為爭議。翰林院館課教習側重詞章，更有精神層面的因素。如士人在中舉後志業已酬，常思馳騁文章，以文采自見，31特別是文章所以著平生事業，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不啻「枯槁之木」。32是故選入翰林，可謂得遂其志，而教習以詞章，實有助於「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相資，正是士人的「自我完成」。33 再者，明代翰林院的設置，是模仿、增易前代館閣而來，如《翰林記》謂：「侍從文學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自漢已然。至唐始設翰林，以言語文字備顧問，因有天子私人與內相之目，而待制次對，有非他職所望者。宋、元因之。至我朝尤隆重，國家儒臣雖布衣皆得備顧問，蓋明目達聰，稽古右文，治體當如是也。」34而前代館閣學士多擅於詞章，留下許多詞林佳話，也成就人文之盛，因而成為明代翰林詞臣追摹的對象，如柯潛在〈春闈倡和詩序〉即謂：昔歐陽文忠公在禮部考天下貢士，以其餘力，倡同事者作為詩歌，以宣底滯、忘倦疲，而又自為文，以序其意，至今士林傳為美談。余在景泰間嘗兩與考士，早夜盡瘁，或至廢寢食，未有餘力及於詩也。天順四年春，余又以菲才謬承上命，從事於飫學多聞者之列，於是稍有餘暇，思欲為詩，以載斯文相與之情。而修 30. 以上引文引自《萬曆野獲編》，卷 10，〈詞林知制誥〉，頁 275。于慎行：《穀山筆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8，〈詩文〉，頁 764：「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守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不出此矣。」 32 李賢：《古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8，〈楊文定公文集序〉，頁 14：「古之君子有事業者，未嘗無文章，蓋事業所以伸平生之志，文章所以著平生之學。事業而濟之文章則益顯，文章而本之事業則益重，若徒有事業而無文章，譬之植木，但有質幹而無花葉，則為枯槁之木矣。」 33 儲瓘：（1457-1513）《柴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13，〈復顧都憲良弼〉，頁 546 即謂：「蓋士之所立，德、功與言而已，三者嘗相資焉。德與功須能言之士以傳，能言之士須盛德奇功者，乃寫其所欲言，古今常患不相值。」 34 《翰林記》，卷 8，〈備顧問〉，頁 99。 31.

(9)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39. 撰姑蘇陳君緝熙已倡為之矣。院中傳誦，以為奇逸之言，可追古作，遂皆和之。35 柯潛等人模仿歐陽修「倡同事者作為詩歌」，有〈春闈倡和詩〉之作，並廣為傳誦，顯見翰林院中詩歌寫作風氣的蓬勃。值得注意的是，「可追古作」一語顯示出明代翰林詞臣專務詞章的心態，係在於對前代盛世的追摹與複製。而「遂皆和之」一語，也呈現出追摹與複製前代盛世，是多數翰林詞臣的中心價值，並由於價值觀的趨於一致，使他們願意以詩歌來記錄考選盛事，因此，詩歌成為翰林詞臣彼此理解、認同，及增添集體記憶的重要媒介。36. 三、翰林院詩歌館課的命題與教學據王錫爵（1534-1610）編《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37所收明初以迄萬曆年間翰林館課師生作品，可以得知明代庶吉士館課「詞章」，係兼指文與詩而言，「文」的部分包括詔、冊、璽書、誥、奏、疏、表、箋、致語、韻語、檄、露布、議、論、策、序、記、傳、碑、考、評、解、說、書、頌、賦、箴、銘、贊、跋等 30 種類目。「詩」的部分則有詩、歌二類：「詩類」下分五言古詩、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古詩、七言律詩、七言排律、七言絕句等八種體裁；「歌類」之下則只收「古歌」一種。因為分類瑣細，王錫爵續編《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時，38將詩、文類目增刪修正，在詩歌的部分，就把「歌」與「古詩」合而為一，39改分作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絕句、七言絕句、六言律詩、六言絕句及長短句雜體等十一個體裁類目。 35. 見柯潛：《竹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6，頁 275。柯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 2 年（1451）狀元，官至少詹事。 36 明代翰林院模仿前代館閣詩文佳話的記錄多見，《翰林記》卷 15，〈齋宿〉，頁 199-200 也記錄：「成化丙申十二月十日禱雪，致齋於翰林之東署，侍讀倪岳、侍講程敏政、修撰陸釴、編修陸簡同宿。是夜雪大作，遂用歐公禁體故事，相與鬮韻聯句以志喜，鉤奇競勝，旦弗能休。」 37 王錫爵：《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為明萬曆 18 年（1590）周曰校萬卷樓刊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王錫爵，字元馭，江蘇太倉人，嘉靖 41 年（1562）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萬曆初掌翰林院，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等。 38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為明萬曆 21 年（1593）周曰校萬卷樓刊刻，卷前〈國朝館課續集敘〉謂續選編輯之旨在「為多士式也」，有作為典範的用意。 39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凡例六則〉其一，謂：「第其間體裁臚列不及致詳，有宜合而分者，如奏之與疏、歌之與古詩是也；有宜分而合者，如論之與原、策之與問對是也；有昔所未備而今益者，如制敕之類是也。茲悉更定增入，以成完璧。」.

(10) 24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二書所分類目，「文」雖較「詩」的類目多，但在作品數量上則互為軒輊，顯示詩歌確為館課的重要內容。以《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而言，「詩類」共計收錄 677 首，其中，七言律詩佔 260 首，是各詩體中數量最夥，其次則分別是七絕、五律、五古、五絕、七古，數量最少則是七言排律及五言排律，40「歌類」中「古歌」亦只有 14 首。《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所收詩共 678 首，七言律詩亦佔大宗，有 174 首，其次為七絕、五律、五言排律、五古、七古、五絕、長短句雜體，數量最少為七言排律、六言絕句、六言律詩。41 二書所收各體詩的數量，雖與編者採錄標準有關，實亦反映出詩歌館課以七言律詩為教習重點，但各種詩體仍兼習，甚至有六言詩之習作。其原因與翰林詞臣必須熟悉各體詩的寫作，特別是因應君主之喜愛有關，如明宣宗即喜寫六言詩，42此亦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詩歌的命題來觀察，則應制詩題最多，常依朝廷事務而即事擬題命賦，如〈大祀南郊〉、〈元夕觀燈應制〉、〈鼎建慈寧宮有述〉、〈皇太子生肆赦〉、〈穆宗莊皇帝挽歌〉等，多半一詩歌詠一事，亦有合兩事而詠者，如〈二妃冊封公主滿月紀慶〉。其中有關經濟軍事及外交的吟詠，如〈聞漕河通志喜〉、〈寄春防諸將〉、〈喜遼師討建夷大捷〉、〈聞河南寇〉、〈高麗貢史〉之類，數量較少，顯然並非詩歌館課的主要命題，亦非翰林詞臣最關心的事務。相對的，應制題畫之詩則多見，如〈題明皇行樂圖〉、〈題美人撲蝶圖〉、〈恭題百子圖〉等，此可證成前引《萬曆野獲編》所云：「間出內帑所藏書畫，令之詠」。應制詩是翰林院詩歌館課的獨特處，非一般士人自課詩歌所能及，故常成為庶吉士的難忘經驗，如陸深（1477-1544）《儼山詩話》即曾自述為庶吉士時，閣試以〈經筵宴罷有述〉為題的回憶。43 應制詩之外，亦多即景即事、抒情言志之題，如〈秋懷〉、〈入館呈諸君〉、〈春日玉堂宴集〉等。尤其庶吉士初入翰林院，館師常以「初入翰林自述」為題， 40. 《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詩類」共計收錄 677 首中，七律 260 首為最多，其次為七絕 119 首、五律 115 首、五古 72 首、五絕 40 首、七古 37 首、五言排律 27 首、七言排律 7 首。 41 《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所收詩共 678 首，七律 174 首最多，其次為七絕 106 首、五律 101 首、五言排律 89 首、五古 85 首、七古 72 首、五絕 16 首、長短句雜體 14 首、七言排律 10 首、六言絕句 8 首、六言律詩 3 首。 42 陳全之《蓬窗日錄》（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卷 1，〈詩談一〉，頁 195：「宣廟詩多六言。」 43 見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第一冊，《儼山詩話》，頁 714。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弘治 18 年（1505）進士，選庶吉士，歷官太常卿、詹事府詹事等。.

(11)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41. 令其抒發懷抱。如于慎行（1545-1607）在隆慶 2 年（1568）所寫〈初入翰林自述〉，在盛讚翰苑宏偉、書帙琳瑯之外，即有「願將襪線微，裁君雲錦裳。願為照乘珍，輝君明月璫」；「俾茲明明祚，盛美登陶唐。庶幾膺造就，圖報有七襄」之句，44可見入選庶吉士的榮顯感恩心態。庶吉士日常以讀書論學為務，所以多有〈秋夜讀書〉、〈讀武經七書有述〉、〈雪夜講莊義〉等命題，間亦有讀君主詩文的考課，如〈恭讀章皇帝翰林院箴有述〉、〈莊誦宣宗御製憫農詩采桑曲有述〉，數量雖少，然得以親近御筆，實乃翰苑庶吉士的特殊寵遇。翰林院館課詩歌的命題，詠物及擬古二類數量亦多。詠物詩如〈詠蟬〉、〈長劍〉、〈詠料絲燈〉等，數量雖多，但只為騁才較試之助，部分如〈詠上苑桃花〉、〈學士柏〉、〈省中觀芍藥〉之類，較能兼寫宮禁翰苑風貌。其中，「學士柏」曾被不同館師擬題，或命作五律，或命作七古，並有李東陽師生故事廣被傳誦。學士柏共二株，位在翰林院後堂，乃柯潛手植。柯潛於天順 8 年（1464）奉詔教習庶吉士時，李東陽即在受業之列，到弘治 6 年（1493）李東陽教庶吉士時，即「踵先生故事，以此題課諸吉士。于是顧清士廉輩二十人，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極思致」，45李東陽亦悵然有感，續為一章，有「我見先生種樹年，我身尚短樹及肩」之句，其後諸詩鈔成一卷，贈送柯潛之子珍藏，為一時佳話。46此題不只是單純題詠，兼及翰林院故實、緬懷先賢的意義，也可看出館師命題課士的同時，自己亦可能參與創作。以擬古詩課庶吉士，常直接以「擬古」二字命題，令作古詩或律、絕。也有以擬寫對象為題，如〈擬陶彭澤〉、〈擬王摩詰早朝〉等，亦有直接題作〈將進酒〉、〈效古塞下曲〉、〈代此日不再得〉者。擬古詩本是傳統文人詩作的重要形式，47 館師以擬古詩考課庶吉士，可以兼考庶吉士的學力與才思，如趙宧光 44. 見《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 13，〈詩類．五言古詩〉，頁 301。此處所收〈初入翰林自述〉共 4 首，于慎行之外，為范謙（1534-1597）、王家屏（1536-1603）、沈一貫（1531-1615），四人俱為隆慶 2 年（1568）進士，故為此年庶吉士館課詩題。《重校訂丁未科翰林館課全編》亦收錄萬曆 35 年（1607）施鳳來等 7 位庶吉士館課詩作〈初入翰林自述〉五古。 45 《李東陽集．文後稿》（湖南：岳麓書社，1985 年），卷 2，〈學士柏詩序〉，頁 21。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順 8 年（1464）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文淵閣大學士。 46 見《翰林記》，卷 20，〈學士柏〉，頁 350-351。 47 費經虞：《雅倫》（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9，〈格式．擬古〉，頁 175：「擬古，猶學書者之臨帖也。……古擬詩曰擬某、曰當某、曰代某、曰效某、曰學古、曰依古，皆擬也。」.

(12) 24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1559-1625）《彈雅》所謂：「擬古在多讀書，醞釀胸次，時至即發，此之謂善用；得句翻句，得字翻字，道聽塗說，此之謂不善用。」48其善用、不善用，優劣易見。另方面擬古詩的考課也凸顯出翰林院詞賦之業的理想，即在於對於過往的認同與複製，也是對士大夫書寫傳統的回歸。庶吉士的詩歌館課，除了在詩題上直接標舉模仿古人古作，更透過詩選教材的課讀與講解，學習涵泳前人詩作的字詞、內容，及其情調與精神。如前引徐階〈規條．示乙丑庶吉士〉所云，讀《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詩，「以法其體製，並聽先生日逐授書稽考」，管志道〈疏〉所謂，翰林院以《文章正宗》、《唐詩正聲》為日課。《文章正宗》為南宋真德秀（1178-1235）所編，分為辭命、議論、敘事、詩歌四部分，以「明義理、切世用」為選錄標準，強調「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49其中詩歌共選 494 首，包括虞夏至漢魏詩 63 首，晉宋至唐前 98 首，唐詩 333 首，而其中杜甫詩作即選入 125 首，50 可知《文章正宗》選詩遍及歷代詩作，尤側重杜詩。明代翰林院以之為日課教材，重點應在文章教習，但所選詩歌仍足以與《唐音》和《唐詩正聲》互補。《唐音》為元末楊士弘所編的唐詩選集，明初以來即盛行於翰苑，大學士楊士奇（1365-1444）曾為其書作跋謂：「然余意茍有志於學唐者，能專意於此，足以資益，又何必多也。」51但該書並未選入李杜詩，如陸深〈重刻唐音序〉謂其：「審於聲律，其選唐諸詩，體裁辯而義例嚴，可謂勒成一家矣。惟李杜二作不在茲選，昔人謂其有深意哉。」52故徐階〈規條．示乙丑庶吉士〉在《文章正宗》、《唐音》之外，要並列「李杜詩」，以顯示翰林院館課的重點。《唐詩正聲》則為高棅（1350-1423）53所選，務求唐詩中聲律之正者，編為一集，尤側重盛唐詩，以供學詩者涵泳取法。此外高棅所編《唐詩品彙》，也盛. 48. 轉引自費經虞：《雅倫》，卷 9，〈格式．擬古〉，頁 175。見《文章正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章正宗綱目〉，頁 5。 50 以上統計見漆子揚：〈從《文章正宗》的編選體例看真德秀的選學觀〉（《湖南大學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2008.3，頁 88-91）。 51 見《東里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19，〈唐音〉，頁 616。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建文初年，以薦入翰林，參與編纂，後試禮部第一，成祖時官左春坊大學士、少傅、少師等職。 52 見《儼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38，頁 237。 53 高，字彥恢，福建長樂人，永樂初，以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 49.

(13)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43. 行於館閣，是學唐詩的重要參考，《明史》謂：高棅「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54 《唐音》、《唐詩正聲》和《唐詩品彙》，均依詩歌音律選詩，並以之為據，將唐人詩作風格與時代比附，區分等期，如《唐音》畫分成唐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55《唐詩正聲》則畫分初唐、盛唐、中唐，及「元和以還間得一、二聲律近似者」四期；《唐詩品彙》則有初、盛、中、晚之目。諸書選詩及分期的異同，在當日已受注意。56翰林院館課對於《唐音》、《唐詩正聲》如何取捨，並無明確記錄，推測應與館師對所謂「正聲」、分期的認定有關。57徐階強調「以法其體製，並聽先生日逐授書稽考」，則庶吉士的詩歌館課，即透過對唐詩選本的研讀，學習詩歌體製，更在審音辨律，追摹並複製其音聲與風格情調。58. 四、庶吉士對詩歌館課的學習心態前文引述黃佐《翰林記》有謂庶吉士教習偏重詞章，造成「卑陋者多至奔競，有志者甚至謝病而去」。黃佐的褒貶雖不見得公允，卻可見出庶吉士對於詩歌館課教習，實有不同的學習心態。如張居正為庶吉士時，「是時為嘉靖丁未、戊申間，諸進士多談詩、為古文，以西京、開元相砥礪，而居正獨夷然不屑也。與人多墨墨，潜求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切者衷之。」59張居正在嘉靖 26、27 年間（1547、1548）為庶吉士，其學習心態正類似黃佐所謂的「有志者」，而他的與眾不同也獲得大學士如徐階等的 54. 見《明史》，卷 286，〈文苑二〉「高」，頁 1981。錢謙益（1582-1664）亦曾提到翰林院教習以《滄浪詩法》、《唐詩品彙》為宗，《有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卷 15，〈唐詩鼓吹序〉，頁 709 謂：「蓋三百年來，詩學之受病深矣。館閣之教習，家塾之程課，咸稟承嚴氏之《詩法》、高氏之《品彙》，耳濡目染，鐫心尅骨。」但他以為唐詩各有神髓，如以二書為宗，以初、盛、中、晚或妙悟、二乘界分唐詩，只是導致詩道之窮。 55 關於楊士弘以音律選詩並加以分期，蔡瑜在〈《唐音》析論〉（《漢學研究》，第 12 卷第 2 期，1994.12，頁 245-269）已有論述，可參。 56 如胡纘宗（1480-1560）：《鳥鼠山人小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12，〈刻唐詩正聲序〉，頁 318，即比較《唐音》、《唐詩正聲》之異同。 57 如館師李東陽即推崇《唐音》，《麓堂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1376：「選唐詩者，惟楊士弘《唐音》為庶幾，次則周伯弼《三體》。」 58 由李東陽：《麓堂詩話》，頁 1371，李東陽與同官論詩，對於「具眼」、「具耳」的推闡討論，亦可略窺當日論詩著重審音辨律的情狀。 59 見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7，〈張居正〉，頁 1。.

(14) 24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器重，散館後獲授編修。60但張居正並非不擅長或不喜愛詩歌，他自幼有神童之稱，5 歲入學，10 歲通《六經》大義，12 歲就試荊州府，深得稱賞。61他在舉業之餘，素喜古典，其文集中〈題呂仙口號〉及〈題竹〉詩，即為 13 歲之作。62同時，張居正在翰林院館課所寫詩作，如〈應制荷花詩〉、〈應制題畫四首〉等，既被王錫爵編入《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也選刊入自己的文集，63可見他對庶吉士館課內容雖有「夷然不屑」，但並非對詩歌本身的否定，其心態應係來自比較，也就是詩歌與「國家典故與政務之要」之間孰輕孰重的問題。張居正的學習心態，可能是某些庶吉士的想法，他們通過科舉、選入玉堂，本有經世濟民之志。但對詩歌館課缺乏興趣或別有看法，不必然就是「有志者」，因為「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造成庶吉士的競爭者眾，也使得遴選多有不公情事，如大臣市恩營私、進士賄賂等，64既無益於國家，65也危及翰林的威信，安磐（弘治 18 年（1505）進士）《頤山詩話》即謂：「弘治中，京師語曰：『禮部三尚書，一枚黃老；翰林十學士，五個白丁。』」66翰林學士負責庶吉士的考課，庶吉士之優者留院任學士職，則考選制度的公正客觀，非惟考驗翰林院威信，對於庶吉士的素質與學習心態亦有深刻影響。只是到明末積弊更深，如談遷（1594-1657）《棗林雜俎》即謂崇禎時選推官、知縣入詞林接受教習，有「止論足賦，不問文學，月課庸拙，偽字雜出」的情形。67 也有接受教習的庶吉士，針對當時士大夫學寫杜詩的風氣，感到不以為然，並提出批評，如陸深即云：. 60. 同上註：「諸老先生如徐階輩皆器重其人，相推許，遂得授編修。」見《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2，卷 47，〈太師張文忠公行實〉，頁 427、428。 62 二詩均見《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冊 1，卷 7，頁 649。 63 二詩見《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卷 13，〈詩類．五律〉，頁 328、329，但詩題則題作〈詠池蓮〉與〈牧牛五首〉。二詩亦收入《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冊 1，卷 3，頁 627-628，其中〈應制題畫四首〉只收〈牧牛五首〉中的 4 首。 64 如《玉堂叢語》（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卷 7，〈恬適〉，頁 235：「邵銳，正德初禮部第一人。改庶吉士時，逆瑾擅政，與焦芳、劉宇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為庶吉士，未幾授編修。銳以甲第列仁上，亦竝授焉。銳恥與為伍，具疏辭免。」又如《萬曆野獲編》，卷 10，〈壬戌科罷庶吉士〉，頁 264-265，記錄嘉靖年間考選流弊，可參。 65 見《春明夢餘錄》，卷 32，頁 420：「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太祖之制，在當時固為盡善。邇年以來，祇為大臣市恩，無益於國。」 66 見《頤山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468。 67 《棗林雜俎》（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智集．逸典．館選〉，頁 261。 61.

(15)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45. 予觀唐之盛，莫過於貞觀、開元。其時文章則燕、許、沈、宋，字畫則歐、虞、褚、薛，皆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天寶以後多事之日，則杜工部、顏魯公出焉，其辭翰非不雄偉俊拔也，而流離死亡之禍具見。弘治末，予初登朝，士大夫之賢者，皆喜習顏書、學杜詩，每與亡友王韋欽佩論之，欽佩以為非佳兆。孝皇賓天，逆瑾亂政，辛未壬申之間，霸州盜起，攻城破縣，殺戮甚慘，至煩兩路用兵，而川蜀之盜尤烈，竭天下之力僅能克之，於是魯公之忠節、工部之詩史，亦略彷彿覩矣。嗚呼！學術可不慎哉。68 陸深自謂：「弘治末，予初登朝」，是指弘治 18 年（1505），他與王韋69都在此年中進士並入選庶吉士，因此他們的所見所聞，主要就是當時的翰林院，是故以「溫潤藻麗，有太平氣象」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館閣詩歌，並以學習杜詩為國亂之兆。此外，亦有庶吉士恃才傲物，不樂於接受教習，如王廷陳自幼聰穎才高，於正德 12 年（1517）選為庶吉士，詩文冠一時，然益恃才放恣，因館師石珤等督教嚴格，王廷陳伺其退食，獨爬上樹杪，大聲叫呼，館師無可奈何，只能佯裝不聞。70 然而，入選庶吉士後，除了有應酬寫作等需求，詩歌的日課與考試實帶來壓力，特別是考評等第的制度，如《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收錄館試〈重修乾清宮奉慈駕還御恭紀〉七律，一共 28 首，即是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員與庶吉士詩作的比試。經評選名次，第一名為沈自邠（1554-1589），最後一名則為姚岳祥，依次排列著錄。71 因翰林課詩有競爭較量的意味，所以課詩過程別具壓力，李東陽在《麓堂詩話》即加以記錄云：「曩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有僮僕窺之，見面目皆作青色。」72庶吉士如果詩作優秀，常能傳誦聲名，更何況其考評等第不僅關乎才力與名聲，更為日後分發去留之資。這些因素使得不少庶吉士在例行詩歌館課之. 68. 《儼山外集》，卷 14，〈停驂錄〉，頁 73-74。王韋，字欽佩，上元人，弘治 18 年（1505）進士，選庶吉士，後授南京吏部主事。 70 見《明史》，卷 286，〈文苑二〉「王廷陳」，頁 1987。王廷陳，字欽，湖北黃岡人，正德 12 年（1517）進士，後因諫武宗南狩，黜知裕州，失職放廢，削秩歸，屏居 20 年。 71 見《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卷 13，〈詩類．七言律詩〉，頁 429-430。沈自邠，字茂仁，浙江嘉善人，萬曆 5 年（1577）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進修撰，36 歲卒。姚岳祥，萬曆時進士，生平不詳。 72 《麓堂詩話》，頁 1397。 69.

(16) 24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外，「自立程課」勤學各體詩。李東陽在《麓堂詩話》即記載謝鐸（1435-1510）由「人始未之知」，到其詩被人傳賞的經過：謝方石鳴治出自東南，人始未之知。為翰林庶吉士時，見其〈送人兄弟〉詩曰：「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春堂都是春」，爭傳賞之。及月課〈京都十景〉律詩，皆精鑿不茍。73 謝鐸的詩句被人「爭傳賞之」，成為個人聲名榮耀之所繫，就足以見出翰林院館課不僅以詞章為務，詩歌更成為評價個人才學能力的重要指標。而謝鐸之所以能精進詩藝，李東陽認為係來自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體」的努力：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答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沉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亦傾心應之，必使盡力。74 謝鐸在館課之餘自課詩歌，係因自認才華不如人，故以勤補拙。但自課詩歌要有所成，也須友朋指疵，如《翰林記》所謂：「大抵詩文貴得朋友麗澤，商量評騭，以求盡善，則謬語可免，繁簡適中，庶可以垂世而不為徒作。」75是故，由李東陽所云「既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數語觀之，則詩歌不僅成為謝鐸終生興趣，也有助於與友朋交游認同，甚至同聲一氣。76 謝鐸與李東陽因詩而投合，是當日翰林院的佳話，77而翰林庶吉士彼此以詩會友、相互欣賞之事，亦多見記錄，如《玉堂叢語》謂：乙丑科，內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為詩題，下注「不拘體」。同年王韋欽佩作歌行，為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為太僕少卿， 73. 《麓堂詩話》，頁 1382。謝鐸，字鳴治，號方石，浙江太平人，天順 8 年（1464）進士，授編修，著《桃溪淨稿》。 74 《麓堂詩話》，頁 1389。 75 《翰林記》卷 19，〈評騭〉，頁 345。 76 李東陽與謝鐸的唱和詩歌，編成《同聲集》、《後同聲集》。吳寬《匏翁家藏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卷 41，〈後同聲集序〉，頁 255，謂：「館閣日長，史事多暇，方石、西涯二公凡所會晤遊賞與夫感嘆懷憶饋遺，悉發之詩。」 77 李東陽在《麓堂詩話》多稱說與友朋論詩之語，在當時有不同的批評，如俞弁：《山樵暇語》（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4，頁 27，對詩話載有同官獻諛之辭等，頗不以為然，謂：「西涯天下士也，何必著此語，雖非自矜，恐不免他議。」.

(17)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47. 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沉沉，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嘆賞曰：「絕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蓋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為之一笑。78 「乙未」即弘治 18 年（1505），王韋剛獲選為庶吉士，儲瓘（1457-1513）則在成化 20 年（1484）登第，79時任太僕少卿。這一則閣試詩歌的逸事，顯示詩歌不僅是庶吉士聲名榮耀之所繫，更是彼等新近入朝，與其他官員互動、增進情誼的重要媒介。當然，並非所有翰林詞臣學詩課詩，都出於個人興趣，或文學造詣的追求，抑或是以詩會友，詩歌對某些詞臣而言，可能是在政壇上立身行走的途徑與憑藉，是一種政治勢力結盟的方式，這或許就是黃佐評以「卑陋者多至奔競」的原因。然而詩歌雖貴得「朋友麗澤」，但翰林院畢竟仍屬複雜官場，王文祿（嘉靖 10 年（1531）舉人）《詩的》即記錄翰林學詩，詩作遭批評而啣恨報復之事：正德間，翰林王渼陂，關中人，性直無隱。有一同年學詩，每以詩稿請正，渼陂批擲不少貸，因啣之。抄內閣李西涯詩為己詩，後請正。渼陂仍批擲曰：「此首類晚唐，此首類元末」，不逆詐也。其人送西涯，因譖渼陂輕薄，妄加批擲。西涯信之，大怒。出吏部，謫知壽州，隨棄歸，作《杜甫遊春記》，比西涯為林甫，又作〈十絕句〉譏之，有曰「進士山東李伯華，逢人亦笑李西涯」。……噫，談詩者不可不慎，作詩者不可輕信。80 王文祿所載故事在當日頗為流傳，但難辨真偽。經由此則紀事，可窺見翰林院中學詩者的動機與心態，可能雜揉許多人際、政治上的複雜因素。. 五、館師對詩歌館課的教習原則與態度庶吉士對詩歌館課可能有不同心態，館師或閣臣對詩歌教習的態度也不盡相同。事實上，翰林院館師迥別於一般的教師，他們係由君主欽選委派，肩負為國育才的重任，因為翰林院的儲養人才，事關重大，其儲養的原則與方法，在當日即多有討論。如劉儼（1394-1457）即提出「士莫先於涵養」的看法，強調：「今 78. 《玉堂叢語》，卷 8，〈諧謔〉，頁 272。儲瓘，字靜夫，號柴墟，江蘇泰州人。家貧力學，成化 19 年（1483）鄉試第一，次年會試第一，授南京吏部主事，官至吏部左侍郎。 80 《詩的》（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刊《百陵學山》本），頁 239。 79.

(18) 24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81黃佐也認為館師應體察翰苑設立之初意，先修己德，教習則以涵養德器、變化氣質為先：如徒曰文藝而已矣，則所以輔導者先無其本，而何以為任大負重之地哉？故前輩官是院者，上體朝廷儲用之意，以涵養德器、變化氣質為先，茍以交結趨走為圓機，視聖賢學術為長物，而事業不能少自見，則雖謂之冗員可也。82 是故許多館師在膺任教職時，多能深感責任重大而高自戒慎期許，如手植「學士柏」的柯潛即謂：「方吾人被命入院之時，咸相戒，毋附勢，毋粥私，而於交處親故之厚者，或去或取，一以直道裁之，未嘗少置嫌疑於其間，是其為心庶乎無愧怍矣。」83柯潛在翰林院任事，素以「存心也端而厚，持身也廉而介」樹立典範，84雖為天子文學侍從，但卻以道德政事自許，也用以教士，而不切重於詞章，不以文士自命，其所教習的庶吉士陳音（1436-1494）即謂其師「所志遠大，未嘗以文士自名」。85又如薛瑄（1389-1464）教習庶吉士，也「以復性為教」，86強調以聖賢為師。柯潛、薛瑄的教習，以聖賢道德相期，並以身作則，是明代前期翰林院館師中深受推重者。明代中葉館閣教習風尚的偏重愈顯，黃佐所謂「徒曰文藝而已矣」、「交結趨走」，實非虛語。陸深亦曾記錄他在弘治 18 年（1505）獲選庶吉士後，拜謁閣老劉健（1433-1526）的實況。劉健素以理學自負，87他告訴庶吉士：人學問有三事：第一是尋繹義理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却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去學做詩。 81. 《翰林記》，卷 19，〈儲養人才〉，頁 336。劉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 7 年（1442）進士第一，授修撰，累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 82 同上註。 83 《竹巖集》，卷 6，〈春闈倡和詩序〉，頁 276。 84 《竹巖集．附錄》，〈柯學士墓誌銘〉，頁 378。 85 同上註，陳音〈梁溪勝會詩序〉，頁 378。陳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於天順 8 年（1464）與李東陽等俱為庶吉士，受教於柯潛，後授編修，官至南京太常寺卿。 86 語出《翰林記》，卷 19，〈前輩學行〉，頁 336。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 19 年（1421）進士，宣德時官御史，景帝時任南京大理寺卿，英宗復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87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 4 年（1460）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少詹事、文淵閣大學士等，後為首輔。.

(19)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49. 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兩個醉漢，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88 這件事在當日頗有流傳，陸深以為「其言如此，雖抑揚之間，不能無過，然意則深遠矣。」89謝榛（1495-1575）《四溟詩話》則解讀不同，認為是政治上的銜忌所致，其謂：「李西涯閣老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梅軒閣老忌之，聞人學詩，則叱之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李空同謂劉因噎廢食，是也。」90 劉健「學醉漢」之語，正反映出當日翰林院學詩之風盛行，而謝榛所謂「李西涯閣老善詩」諸語，則說明了館師或閣老個人才力及志趣的影響力，換言之，館師或閣老若喜詩善詩，就會對詩歌特別提倡，又能得翰林英才而教之，則不惟庶吉士館課可能側重詩歌，翰林院內作詩論詩風氣亦得以推波助瀾。李東陽於天順 8 年（1464）入選庶吉士，至弘治 8 年（1495）入閣參與機務為止，在翰林院共 30 年，其後至正德 7 年（1512）退休，柄政亦長達 18 年，堪稱明代翰林院館師中最具影響力者。91而其教習理念係以道德功業為重，文學則與之相互為用，故其謂：「若匡衡之文學，不以緣飾吏事，不過為書生；陶侃之才略，不致力於兵革，不過為豢養之子弟。士之自處，亦烏可茍嗜暇逸，屑屑於文字間哉？」92但因其擅長並喜愛詩文，故特別側重詞章教習，或者說是特別勝任詞章的教習，《四友齋叢說》甚至有謂：「同時惟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為己任。」93 李東陽的教學風格頗為幽默平易，如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曾記錄：「李西涯善謔，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眾哂其易，李曰：『不如對閣下李先生』。」94對於翰林院詩歌日課常流於形式，庶吉士不樂於學習，他曾賦詩解嘲，如前引黃佐《翰林記》所記「回廊寂寂鎖齋居」之詩，但對於樂於學詩的門生，則是身教言教、盡日盡夜，焦竑《玉堂叢語》即記錄他與門生詩歌互動的情況： 88. 《儼山外集》，卷 14，〈停驂錄〉，頁 74。同上註。 90 《四溟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卷 2，頁 1170。 91 李東陽久任館師，甚至曾獨任庶吉士教習工作，楊守阯《碧川文選》，卷 2，〈簡命育英唱和詩序〉，頁 45：「弘治七年（1494）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公克勤被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焉。」 92 《李東陽集．文前稿》，卷 6，〈送邵國賢詩序〉，頁 86。 93 《四友齋叢說》（臺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卷 15，頁 4357。 94 《皇明世說新語》（臺北：明文書局，1987 年），卷 7，〈排調〉。 89.

(20) 25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夜以為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眾人傳翫，以為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眾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眾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為抑之此詩絕佳，不知老師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眾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官袍當舞衣。」眾始嘆服。蓋公於弘、正為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95 值得注意的是，要「為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並不是只靠權位勢利，也不能只是幽默屬對，李東陽才力學識俱佳，精通作詩技巧，著作等身，其批示曉諭學生，亦足以服眾，故其門生靳貴（1464-1520）謂其：「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疏遠，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雅之末而鳴一時。」96 李東陽提倡詩歌教習，不僅使得翰林院內詩風大盛，亦遍及朝廷內外，當時士人常以模仿其作、追逐其所好為晉身之階，如王九思（1468-1551）在翰林院館選試〈端陽賜扇〉詩時，效李東陽體而得到首選，並博得聲名，97胡纘宗（1480-1560）「遊李東陽之門，乃取東陽《古樂府》二卷，以次屬和，主題指事，率由東陽之舊，亦間有所釐正。」98是故，李東陽在翰林院操持文柄，對於庶吉士及門生們學詩論詩風氣多有提振，也引導詩歌寫作潮流的變易與發展。99 95. 《玉堂叢語》，卷 6，〈師友〉，頁 195。靳貴：〈懷麓堂文集後序〉，《李東陽集》，第 3 冊，〈附錄〉，頁 449、450。 97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 年），丙集，〈王壽州九思〉，頁 314。王九思，字敬夫，弘治 9 年（1496）進士，授檢討，以附劉瑾，官至吏部郎中 98 見《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卷 176，〈別集存目三〉，〈擬涯翁擬古樂府二卷〉，頁 3607。胡纘宗，字世甫，山東泰安人，正德 3 年（1508）進士，授翰林檢討。 99 沈德潛：《說詩晬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卷下，頁 673：「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眾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力挽狂瀾，李、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96.

(21)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51. 但他的作為亦帶來爭議，有盛讚者如張佳胤（1527-1588）在〈跋楊用修詩卷〉即謂：「本朝文體幾變，然莫盛于德、靖間。李賓之閣老為之嚆矢，李、何、徐、薛羽翼之，文詞一時斐然中興。」100何喬遠《名山藏》亦謂：「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兼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賁，李、何二子，遂裦然名一代矣。」101也有如霍韜者，認為他「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而深不以為然。102之所以評價不一，在於評論的角度不同，以詩學角度而言，李東陽藉由教習庶吉士、主天下文柄，提倡寫詩論詩之風，成績多有定評。但以政治角度來審視，特別是他曾依附宦官劉瑾，在行事為人上有所爭議，103則詩歌就變成結黨營私的手段。李東陽久任翰林院教習，其後他的門生顧清（1460-1528）104教習庶吉士，秉承其師以獎拔人才自任，但已沒有特別強調詩歌教習，他為翰林院題寫的壁記，能略窺教習觀點：翰林自唐宋為貴，近清華之地，所職論司思文墨，無錢穀獄訟簿書出納之煩。至庶吉士則一無所職，專以講學為事。每平明入院，候先生出，雁行進序，揖授受畢，退就別室，左右圖史，研墨几筆備具。仰闚唐虞，下覽秦漢，究治亂之本源，窮天人之蘊奧，有所得援筆而書之，大篇短章，間發教作。其未至則先生召而是正之。明師在上，良友在下，侃侃雍雍，信天下之至樂也。夫既以賢科登進之有品秩矣，又從而簡拔教養之，國家豈茍以虛名榮數十進士哉？豈茍使之戲弄筆墨、娛悅耳目、玩愒時日、坐享大惠，而一無所益哉？105 顧清之說顯然有廓清庶吉士教習方向，及扭轉時人對庶吉士教習陳見的企圖。他的教習觀點，在明代眾多館師之中，得到很好的評價，《玉堂叢語》即謂其「陶鎔造就」，出其門下者，「至今稱為一代雅流」。106 100. 見《居來先生集》（山東：齊魯書社，2003 年），卷 50，頁 578。同註 28，《名山藏》，〈臣林記（文苑）〉，頁 5。 102 見《明史》，卷 197，〈霍韜傳〉，頁 1405。 103 關於李東陽依附宦官劉瑾，在行事為人的爭議，可參見《李東陽集．附錄》，頁 462-467，李紱〈狄文惠公李文正公論〉、沈德潛〈李東陽論〉等文。 104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江蘇松江華亭人，弘治 6 年（1493）進士，授編修。 105 《東江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1，〈翰林院書室壁記〉，頁 589。顧清雖不特意突出詩歌教習，但在《東江家藏集》卷 6、卷 7 收錄很多自己在翰林院詩歌館課的作品，如卷 6，頁 330，收錄閣試〈秋夜讀書〉、月課〈玉堂對月〉等作，顯示對詩作的寶愛與自信，也不廢對詩歌館閣教習的重視。 106 《玉堂叢語》，卷 6，〈師友〉，頁 196。 101.

(22) 25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至如嘉靖年間，寫作〈規條．示乙丑庶吉士〉的徐階，《玉堂叢語》謂：「徐公階以學士誨庶吉士，雖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身心者訾娓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107徐階不廢詩文的課習，但仍扭轉教習風尚，不提倡騁才競勝，並透過日常的宣講，來申說道德政事，可謂折衷兩全。又有程文德（1497-1559），108曾從王守仁（1472-1528）游，嘉靖 8 年（1529）舉進士，授編修，其後擔任館師教習庶吉士。王維楨（1507-1555）謂其教習重點在「講聖人之學，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耑耑于文詞聲律之間」，其原因並非棄文詞聲律而不為，而是「意以為枝詞病道，含毫損神，在昔揚雄字為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為』，可以鑒已。」109亦可見出在陽明心學影響下，館師對於詩歌館課教習的態度與做法。然而，翰林院詩歌館課已成定制，館師可能別有想法，但大抵仍須因襲傳承固定的教習模式。這在國家呈平之時，確實如前引王錫爵在〈國朝館課續集敘〉所云：「一時士皆能吐辭掞藻，輝映當代，照耀來茲。」甚至如湯賓尹（1568-?）在〈癸丑翰林館課序〉以狂放口氣所說：因知今日之文章，他年之事業；今日之立館，他年之立朝。人文之盛，當上下於商、周之間，寧第秦、漢、唐、宋之足云，直蒭狗視之矣。110 將翰林院館課與當代人文結合，意欲超越秦、漢、唐、宋，上臻於商、周。只是到了明末，國勢飄搖，翰林院館課依舊「吐辭掞藻」，就更引來撻伐之聲，如崇禎初年瞿式耜（1590-1650）就上疏要求改革：「其試士之題，臣愚謂宜仿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制，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於無用也。」111故翰林院詩歌館課雖僅是庶吉士教習的一環，卻可謂與明代國祚相終始，盛衰亦如之。. 107. 同上註，頁 197。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浙江永康人，初受業於章懋，後從王守仁遊。 109 見《槐野先生存笥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5，〈與程松溪少宰書〉，頁 279。 110 見《新刻癸丑翰林館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卷前。本書收錄萬曆 41 年（1613）的館課作品。湯賓尹，字嘉賓，安徽宣城人，萬曆 23 年（1595）會試第一，授編修，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111 見《春明夢餘錄》，卷 32，頁 423。瞿式耜，字起田，江蘇常熟人，萬曆 44 年（1616）進 108.

(23)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53. 六、結語：翰林院詩歌館課所反映的詩學意義翰林院詩歌館課是個牽涉政治、學術等的複雜議題，但由前述討論，仍可呈現明代翰林院詩歌館課的部分面貌，也透露著時代文化的氛圍。限於篇幅，以下僅就三個面相考察翰林院詩歌館課所反映的詩學意義，並以總結本文。其一，翰林院的詩歌館課，儘管在儲才育才的功能上有所爭議，但對於明代士子因專務舉業導致「不知何謂之詩」的弊病，實有補益之效。特別是士人在登科之後，參與翰林院庶吉士的考選，必須以詩作應考，如果平時專務舉業，素不知詩，就會面臨嚴竣考驗。如郎瑛（1487-?）《七修類稿》就記錄天順 8 年（1464）進士羅璟（1432-1503）考選庶吉士的經歷：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默無以答。遍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腳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秋色靜，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亦可知也。112 翰林院庶吉士由挑選到考課，詩歌都是重點，因此許多庶吉士得以在功名成就後，盡棄舉業而學詩，不斷精進詩藝，角逐詩歌競試的桂冠及聲名，也以之作為新近入朝時，與同官增進情誼的媒介。翰林院館課詩歌，以應制詩的考課最為獨特，是朝廷廟堂大事、君臣互動等的記錄與書寫，也有個人的玉堂聞見與心聲，是庶吉士人生寵遇的言志與抒懷，至如詠物、擬古詩作等的課習，則在騁才競勝之餘，凸顯出翰林院詞賦之業即在於對過往的認同與複製，也是對士大夫書寫傳統的回歸。但大抵庶吉士的詩歌館課，多係為詩而造情，取法古人的聲口，有助於明辨體製，以及寫作技巧的琢磨與競勝，卻無助於個人風格的塑造及詩作內容的拓展。其二，翰林院考選庶吉士，對於詩作風格有嚴格的標準，以作為去取選錄的憑藉，也是詩歌館課的教習與考核標的，如王維楨〈答南叔後吉士書〉有謂：「閣士，崇禎初擢戶科給事中，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後立永明王，留守桂林，清兵破城而殉國。 112 《七修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9，〈學詩有成〉，頁 203。羅璟，字明仲，號冰玉，江西江右人，中進士後獲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24) 25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其試文欲穩順典實，詩欲婉切清新。二者具，乃合本式，居高等。」113這種教習與考核標的，對於庶吉士的詩學見解及詩風必然多有影響。館師或閣臣教習考核庶吉士，也要以身作則，其所自作就要有臺閣氣象，李東陽即為顯例，顧元慶（1487-1565）《夷白齋詩話》謂：「西涯先生在內閣時詩云：『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階日暖思吟芍藥，水風涼憶種芙蓉。登臺未買黃金駿，補衮難成五色龍。多病益愁愁轉病，老來歸興十分濃。』音節渾厚雄壯，不待雕琢，隱然有臺閣氣象，此其所以難及也。」114李東陽也在《麓堂詩話》申說朝廷典則之詩，就要有「臺閣氣」115。其實早在明初，翰林侍講林環即具體說明臺閣詩的寫作原則：詩重琢句尚矣。然面君之詩不在字句間爭奇，顛倒錯亂之語，怪僻不經之字，最宜剪削。惟平心和氣，婉語深思，委曲詳明，庶得人臣以正告君之義。說主上字眼不可借物來對，恐致輕主之罪。廟號國諱不可輕犯。又或時事大謬為臣子不忍明言者，不可直寫，以正直之心作忠厚之詞，庶不失風人之本旨。116 林環之說，被李贄（1527-1602）編入《騷壇千金訣》，視為詩壇的重要議論，亦可察知居官翰苑代代延襲的寫作規範。是故，翰林院「臺閣氣」的詩作風格，是一種獨特的詩歌書寫，也是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必然。但詩歌原有「興觀群怨」的傳統，特別是「怨」在政治上別具勸諷的積極意義，只是在翰林院詩歌館課中，這個傳統並沒有凸顯。而館師、閣臣「俱不作外官」，117閱歷有所侷限，對於邊情民隱也無所用心，都使得詩歌館課顯得狹隘平庸、缺乏新變和活力，進而導致「操持文柄」的翰林院文權下移，甚至成為某些庶吉士不滿詩歌館課的原因之一。. 113.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 25，頁 277。《夷白齋詩話》（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231。 115 《麓堂詩話》，頁 1384。 116 見李贄：《騷壇千金訣．詩議》（國家圖書館藏：明大雅堂刊《大雅堂訂正枕中十書》本）。林環，字崇璧，福建莆田人，永樂 4 年（1406）廷對第一，仕至翰林侍講。 117 蔡春等編：《歷代筆記教育資料（明代部分）》（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2 年），頁 328，引《說略》即謂：「而翰院諸公，俱不作外官，高者詩酒，卑者聲色，皆閉口藏身，拜謁以時，自可瞬息通顯。即當今典謨昭代聞見，俱不及覽，其餘邊情民社，略不關心，欲求相業宏遠，豈可得哉！」 114.

(25)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55. 值得注意的是，庶吉士散館後，留館擔任編修或檢討者，與分發為諸曹或外省官吏者，詩作風格往往分途。仍留在翰林院的編修、檢討們，為天子近身的文學侍從，其詩風務求臺閣氣象，以因應朝廷廟堂的記錄以及提供相關政治服務。但出為諸曹或外省官吏者，則不必謹守臺閣詩風，所以相對的得到較為自由寬廣的創作天地，加上彼等的閱歷交游遠比謹守翰苑的同僚來得豐富，以致他們回顧翰林院詩歌館課時，常有自悔之憾，如前述寫詩曾效李東陽體的王九思，在〈渼陂集序〉即云：予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焉。獻吉改正予詩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 118 許學夷（1563-1633）《詩源辨體》即感慨：「愚每讀此序，未嘗不斂袵歎服。今人一登科第，即恥言受學，既入翰苑，則文衡在我矣。敬夫謙而受益，卑不可踰，卒與康、李先後并驅，宜矣。」119 又如，馮夢禎（1546-1605）〈答費學卿之一〉亦云：「僕于詩自入館後始留心，惜乎從唐入。十年來始知其誤，則已晚矣。」120而馮夢禎的體悟係在於：「從唐入者，終非正因，佛家謂如是因如是果，以唐人為因果，必不能超漢魏六朝而上」，所以他勉勵後學：「自今唐以後詩，一字不以暎目為佳。初看漢魏人詩，如飲瞑眩之藥，非不苦口，終當愈病，勉之勉之。」121 王九思以「詩學靡麗」自悔，而服膺李夢陽的「詩必盛唐」之見；馮夢禎以「詩從唐入」自悔，而力主「唐詩一字不以暎目」，應從漢魏入門。二人各有所感，確實凸顯出對翰林院詩歌館課的不滿，而其原因其實一致。亦即翰林院詩歌館課是以《文章正宗》、《唐音》、《唐詩正聲》等為教材，兼習各種詩體以及漢魏唐宋歷代詩，這些詩的內容風格都經過編者遴選，以「明義理、切世用」、「聲律之正」為依歸，雖然翰林院詩歌教習已偏重唐詩、李杜詩，但在極力要求確立學詩宗主的風潮下，翰林院的詩歌館課就顯得平庸和緩，不管是主盛唐或主漢魏者都無法滿意，也就容易「悔其少作」。. 118. 王九思：《渼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前，頁 3。許學夷：《詩源辨體•後集纂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卷 2，頁 410、411。 120 《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年），卷 42，頁 603。馮夢禎，字開之，浙江秀水人，萬曆 5 年（1577）進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 121 同上註，〈答費學卿之二〉。 119.

(26) 25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二期. 其三，因為政治職務的特性及需求，翰林院詩歌館課已成定制，《名山藏》記錄翰林院文權下移郎署的過程：「明興，詞賦之業，館閣專之，諸曹郎皆鮮習。至夢陽而崛起於古文詞，館閣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122影響所及，庶吉士散館也不再爭取留館，《萬曆野獲編》即謂：「近來臺省雄劇，敻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顒望留，其輿皂則計日以眄言路，惟恐為史官之隸人。」123 文權下移使得翰林院育才儲才的功能倍受質疑，加上日久流弊叢生，當時仍有力圖振作者，如葉向高（1559-1627）在〈孫宗伯集序〉所說：蓋明興以來，文章幾變。其始也，以館閣為宗而詞林重，乃詞林之文，實萎薾不振，不足以追秦漢唐宋之盛。于是海內修辭之士，雄飛直上，至以館閣為詬病而詞林輕。乃詞林是時作者遞興，力振往日之衰，即海內自負登壇者，亦卻步而退舍，而詞林復重。124 所謂「詞林是時作者遞興，力振往日之衰」，雖不無應酬溢美的意味，不過，葉向高本人在萬曆、天啟年間曾二次任首輔，又被推為東林黨魁，他對當世復古和師心詩風流弊既多有指摘，125也不諱言館閣詩歌衰微，並深寄提振厚望，但實難以回天。是故庶吉士的考選與教習，對於明代士人因專務舉業而輕忽詩歌的弊病有所補益，但詩歌館課教習內容的狹隘平庸，詩作風格與內容的趨於一致，仍為明代詩學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所以翰林院詩歌館課及詩歌書寫雖在有明一代持續不斷，卻無法呈現社會多元變化的風貌，更難以反映時代的潮流，因而在明中葉以後，翰林院空有主天下文柄之名而無其實，翰林院的館課及詩作，已被迭起的詩潮遠拋。. 122. 【責任編校︰林淑禎】. 《名山藏》，〈臣林記（文苑）．李夢陽〉，頁 18。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 10，〈吉士散館〉，頁 269。 124 《蒼霞草全集．蒼霞續草》（揚州：江蘇廣陵刻印社，1994 年），卷 5，頁 367。葉向高，字進卿，福建福清人，萬曆 11 年（1583）進士，選庶吉士，後授編修，累官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125 關於葉向高的詩觀，陳煒舜：〈葉向高詩論初探〉，《吳宏一教授六秩晉五壽慶暨榮休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531-569，有所論述，可參。 123.

(27) 明代翰林院的詩歌館課研究. 257. 主要參考書目專著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于慎行：《穀山筆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刊本， 2002 年。不著編者：《重校訂丁未科翰林館課全編》，海口：海南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影明萬曆刊本，2000 年。不著編者：《新刻癸丑翰林館課》，海南：海口出版社《故宮珍本叢刊》影明萬曆刊本，2000 年。王九思：《渼陂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明嘉靖至崇禎間修補本，1997 年。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83 年。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明萬曆刊本，2002 年。王錫爵：《皇明館課經世宏辭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影明萬曆刊本，2000 年。王錫爵：《增定國朝館課經世宏辭》，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影明萬曆刊本，2000 年。何喬遠：《名山藏》，臺北：成文書局，1971 年。李東陽著，周寅賓校點：《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李東陽著，錢振民點校：《李東陽續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李賢：《古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李默：《孤樹裒談》，臺南：莊嚴文化公司《四庫存目叢書》影明刊本，1997 年。杜乃濟：《明代內閣政治》，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年。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40 年。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柯潛：《竹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雍正柯潮刻本， 200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