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平等與差異 :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性別與文化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4-2414-H-110-002-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黃競涓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平等與差異：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性別與文化研究 中文摘要 正義倫理強調存在客觀之原則與標準，每一個「道德自我」經由理性、獨立自主 與不帶感情偏見之自我反思，可以達成對普世道德原則之認知，能超越自我中心與群 體偏見之侷限，而對共同人性產生承諾，此即以「規則為基礎之道德」。關懷倫理則 提出「聯結自我」經由人際關係互動與設身處地為人著想，來達成一種道德判斷，此 即以「角色為基礎之道德」。這兩種倫理觀之差異常顯現性別與文化之差異，一方面 成為探討社會倫理實踐真實面貌之依據，另一方面成為檢討多數華人社會法治不彰、 民主實踐異化之重要切入點。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並非二元對立之道德原則，兩者可以是相輔相成之道德規 範。關懷倫理看似有性別與文化之顯著特色，但在實踐與詮釋上仍應謹慎為之，以免 落入相對主義之陷阱。 本研究計畫關注以下之議題： (1)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有關「道德自我」與「聯結自我」中平等與差異之爭辯。 (2)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內容之性別與文化差異意涵。 (3) 儒家倫理觀做為一種關懷倫理觀如何處理類同西方之正義原則。 (4) 利益交換與關懷倫理內容間之關係，並佐以相關案例之分析與檢討。 (5) 進一步檢討多元差異做為平等基礎之可行性。 關鍵詞：平等與差異、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儒家倫理觀
II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A Gender and Cultural Study of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Abstr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gender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The ethics of justice assumes that an atomic moral self (or agent) can use rationality, autonomy, and impartiality to look beyond egoism and group bias and eventually to commit himself/herself to a common humanity. This is the so-called ‘rule-based morality.’ The ethics of care assumes that a connected self depends his or her moral judgments heavily on relations-oriented concern and
empathy. This is the so-called ‘role-based morali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gender and culturaldifferencesbetween the‘rule-based morality’and the‘role-based morality’can lead us to investigate the real world moral practices on the one hand, and a low degree of practicesof‘ruleoflaw’and democracy in many Chinesesocietieson theotherhand.
The dichotomy of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is questionable. Both ethics can mutual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ethics of justice deserves normative priority and the ethics of care deserves evaluative priority. The emphasis of gender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ics of care should be prudent in order not to fall into the trap of relativism.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the research goals as follows:
(1) Focusing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assumption of‘an atomic moralself’in theethicsofjusticeand thatof‘aconnected self’in theethicsofcare.
(2) Analyzing the gender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3) Exploring the role of justice principle played in the ethics of Confucianism.
(4)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est exchang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and using several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details.
(5) Discussing the multi-differences as the basis of equality.
Keywords: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the ethics of Confucianism
一、前言 倫理學或道德哲學在西方之發展已超過兩千年，但顯有女性之視野受到關注 (Friedman, 2000: 205)。其影響所及，使得傳統西方道德觀受男性視角主導，在方法與概 念上充斥男性之偏見與盲點。心理學家 Lawrence Kohlberg 所提出道德發展階段之理 論，即明顯有階級與性別之偏見，反映菁英與男性中心之道德優越(Tronto, 1993: 61-76)。 Kohlberg 以康德之倫理學為基礎所發展出之人與人間之責任，首重保障個人權 利與選擇自由；如同 John Rawls 所指由無知之幕所發展出的社會關係，是由理性自主的 個人選擇進入角色關係來保護個人利益(Miller 1994: 7)。正義倫理觀強調客觀之規定、 原則與標準，同時並主張一個與他人保持距離之自我(Miller 1994: 8)。而此「道德自我 或行為者」(moral self or moral agent)經由理性(rationality)、獨立自主(autonomy)與不帶 感情偏見(impartiality)之自我反思，達成對普世道德原則(universal moral principles)之認 知，此時之道德判斷已超越「自我中心」(egoism)與「群體偏見」(group bias)，而對「共 同人性」(common humanity)產生承諾(Calhoun 1988)，此即「規則為基礎之道德」 (rule-based morality)，由此發展出之道德行為相對願意尊重陌生人與對陌生人伸出援手。 此種倫理觀之最大問題在於其所強調之道德自我是一個去歷史與文化脈絡之自 我，無視於現實世界每個人是一個社會及文化承載的自我，深受「道德互賴」(moral interdependence)之影響；此外道德教育亦扮演影響個人做道德判斷之重要角色，而道德 教育亦有許多文化與性別意涵，道德自我很難只藉自我反思就可以置身其外(Calhoun 1988)。許多學者批判正義倫理觀所主張客觀普世之道德原則，以及主張道德自我之性 別中立，其中 Carol Gilligan 堪稱最具代表性。 Gilligan 認為男性(及其所創造的文明)的價值在於追求分隔、獨立、自主；但事實 上人類從來就脫離不了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男性太習慣自己的價值世界，因此誤將自 身的價值視為客觀的事實(1982/1996, xiv-xv)。Gilligan 指出 Sigmund Freud 認為女性最 終無法順利解決「伊底帕斯情結」(Oedipal complex)(亦即無法昇華至成熟的超我)，所 以永遠無法如同男性一樣能與感情面脫離關係。所以女性較缺乏正義感，較易受愛恨之 情感而影響其判斷。在此大師的結論影響下，女性的道德發展一直就被視為是一種缺陷 與問題，而問題就出在女性的經驗與關係網絡中(1982/1996, 7)，此即前述 Kohlberg 認 為女童之道德發展程度不及男童之最大理由。
Gilligan 引用 Nancy Chodorow 之觀點，指出 Chodorow 認為男女道德發展之差異並 非因為生理構造之差異所造成，而是因為女性多半負責小孩早期之照養責任，所以小男 孩與小女孩因為與此女性關係之不同經驗與感受，因而產生不同的人格成長；而幾乎在 每一個社會，都會將女性人格與和其他人之關係與聯結相提並論(1982/1996, 8)。因此 Gilligan 批判上述強調個人主義式「自我」所發展出的倫理觀是昧於事實，從而提出「聯 結之自我」(connected self)，及其所發展出之關懷倫理，此通常比較是屬於女性之特質 (Miller 1994, 8)。Gilligan 指出父權體制之「霸權秩序」(imperial order)中的謊言即是認
2 指出正義倫理排除道德經驗之幾個面向，諸如「有脈絡之決策」(contextual decision making)、特殊義務、愛心與同情心之道德動機等(Calhoun 1988, 451)。她強調道德問題 就是人類關係之問題，其所討論之關懷倫理主要探尋非暴力之人類關係中之心理基礎， 希望藉由從人類關係所發展出之倫理來超越主流道德論述中自私與無我之二元對立關 係(Gilligan 1982/1996, xix)。關懷倫理主張每一個「聯結之自我」會以「設身處地為人 著想」(empathy)之態度與人互動以及做道德判斷，此即「角色為基礎之道德」(role-based morality)。有別於正義倫理不傷害他人之義務，關懷倫理則強調幫助需要幫忙的人之義 務。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究竟是二元對立之兩套倫理觀？抑或是可以相容且不可或缺 之倫理觀？關懷倫理所顯現之性別與文化脈絡特質是否有落入道德相對主義陷阱之危 險？其又該如何克服這個危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關懷以下議題：(1)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有關「道德自我」與「聯結自 我」中平等與差異之爭辯；(2) 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內容之性別與文化差異內涵；(3) 儒 家倫理觀做為一種關懷倫理觀如何處理類同西方之正義原則；(4) 利益交換與關懷倫理 內容間之關係 三、文獻探討 Gilligan 所倡之關懷倫理學其中的重要概念「聯結」，是女孩在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 之自我認知之一部份，但進入青春期時發現社會之主流文化卻強調個人之自主，於是產 生衝突。儘管 Gilligan 認為關懷倫理與正義倫理有性別上之差異，但也有許多學者反駁 這樣的觀點，有認為男女也許在道德論理(moral reasoning)上有些微差異，但都同樣注重 人與人之間的責任與他人之福祉，以及對於法律與正義之追求(Eysenck 1996, 181)。而 根據 Arne Vikan 等學者之跨國實證研究，以 E. E. Skoe 所發展出之 Ethic of Care Interview (ECI)指標來檢驗 Gilligan 有關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性別差異命題，結果發現並沒有顯 著性別差異，但可能有文化差異(Vikan et al., 2005)。 有學者指出所有人類都必須從事關照之活動，不僅被關照同時還關照別人(Tronto 1995, 142)，所以並沒有性別本質上之屬性差異。 戴華更仔細分析比較 Gilligan 之關懷倫理與康德的道德觀點，指出兩者立場之差異 並不如表面看來那麼顯著，主因 Gilligan 之關懷倫理仍必須以抽象道德原則為基礎，而 從康德之道德觀所發展出之正義倫理亦非完全不考量關懷他人需求的層面(戴華 2001)。但在戴華之分析中，康德之正義倫理在位階上應該比 Gilligan 之關懷倫理要高且 更基本，所以當兩者產生衝突時，當事人應該知所取捨，而旁觀者也不難下道德評論。 在他所舉例子中，一位母親出於關懷倫理不循正常排隊管道卻向醫院主管關說爭取優先 移植器官給她病危的小孩，儘管其出發點良善但結果卻是罔顧他人基本權益與不道德之 行為(戴華，2001: 24-26)。但這樣的道德評斷依然是建立在與他人保持距離之自我(自主 之自我)，而非奠基於「聯結之自我」之衡量上。因此對旁觀者而言看似不具衝突之道 德抉擇，事實上對當事人而言可能是天人交戰痛苦不堪，甚或義無反顧選擇以救自己的
小孩為優先。此時旁觀者可以從正義倫理觀很幽雅地譴責這位不道德的母親，但卻沒有 根本解決當事者之選擇困境。主因從「聯結之自我」出發之考量，常身不由己而無法從 清明的獨立自我做抽象道德原則之思考，甚或認為從「聯結之自我」所做之抉擇反而是 符合該社會對當事者之道德期望。而當有一天旁觀者角色變換成類似事件之當事者時， 其是否能如當初做為旁觀者那般輕鬆做抉擇將是一大考驗。1此即 Joan C. Tronto 所強調 必須發展出真正處理自我與他者關係之倫理觀(Tronto, 1993)。 而面臨人生境遇之嚴峻考驗時，當事者更難跳脫「聯結之自我」考量。納粹集中營 生還者精神官能學教授 Viktor E. Frankl 即指出，在集中營生活時面臨「換營」(某些遭 淘汰之俘虜將被送到煤氣間)人員挑選時，選擇的方式是叫全體俘虜做群毆或分隊格 鬥。當時「營中俘虜是既不願也沒有時間去顧慮道德或倫理問題的。每個人心中只有一 念，那就是：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並且設法營救朋友」(Frankl 2005, 22)，也 就可能不惜以犧牲跟自己無關的人之性命來換取自己與親近之人的苟活。 因此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雖非是二元對立之倫理觀，而可以是相輔相成之關係 (Botes 2000)，亦即道德論理中既有「規則為基礎之道德」考量，亦有「角色為基礎之 道德」考量，但當事者面臨實例考驗時，並不容易在兩者之間做決斷之選擇，亦即兩者 之間也存在嚴重的衝突。倘若加上文化之面向，則有更多重之考量。正因為正義倫理提 出以個人權利為基礎之主張，恰恰顯示個人與個人間之責任關係是文化所制約的(Miller 1994, 7)。因此當文化與個人所處之社群不強調個人主義式的「自我」(self)時，則正義 的倫理架構就無法提供道德依據。因此關懷倫理不僅具有性別意涵，還兼具文化意涵， 只因為從「聯結之自我」發展出之道德認知，是強調關係網絡之東方文化(包括中國文 化與印度文化)的倫理基礎。以中國文化為例，強調親疏遠近之差序格局，家庭是與自 我最密切之單位(黃肇輝 2001，7-10)，自我對家庭成員之關照常擴及家族成員，或將其 他雖無血緣關係但願意將之視為「自己人」或「家人」之成員納入關懷之範圍。2一旦 被納入關懷之範圍，常可以把酒言歡、利益共享、互相提攜照顧。但因為關懷之範圍常 侷限於所謂「自己人」的圈子，反而對圈外之其他陌生人相對表現不尊重與漠不關心， 此所以華人常在公共場合喧嘩與大聲講手機，完全無視打擾到其他人之安寧；又處處便 宜行事，如隨地吐痰、便溺、丟垃圾、佔據騎樓與人行道等，皆是對公共空間之漠視與 對陌生人之不尊重。印度教文化，則更強調宗教責任之重要性，「聯結之自我」不僅要 關懷關係網絡內之成員，更要履行宗教所賦予之義務(Miller 1994)。 但過度強調關懷倫理之性別與文化特質則易陷入道德相對主義之指控，一方面因強 調關懷倫理之女性特質，容易加深女性負擔照顧與照養之沈重責任，並強化關懷犧牲奉 獻之陰性特質屬於女性之刻板印象，並開脫男性同樣做為「聯結之自我」所應負對他人 之關懷照養責任(Rumsey, 1997)。另一方面因將東方文化所顯現著重關係脈絡之倫理實 踐與關懷倫理做聯結與參照，則容易開脫以利益交換徇私之關係互動，而失去相對客觀 之倫理原則之判準(Schwickert, 2005)。
4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Gilligan 所提出之關懷倫理對道德哲學之研究有幾點貢獻(Friedman, 2000: 207-209)：(1) 刺激哲學研究者重新省思西方傳統道德概念與方法中之性別偏見；(2) 在 主流倫理學兩大傳統—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與康德式之倫理之外，開啟其他倫理學論 述之可能；(3) 將關懷與人際關係之考量納入公領域討論，亦即將個人考量納入公共道 德之範圍；(4) 捍衛「情感」(emotion)在道德生活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而非將情感視 為理智之對立面。 Gilligan 之論述最為人所批判之處有如下幾點(Friedman, 2000: 209-210)：(1) 根據許 多實證研究，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之間並無顯著之性別差異；(2) 女性所特別傾向關懷 與重視人際關係，主要受到社會性別分工角色之制約使然，並非在本質上有此特徵；(3) 關懷倫理所依據之經驗資料侷限於白種中產階級之異性戀女性，未考慮女性本身之多樣 差異所可能衝擊關懷倫理之內容。 做為個人與群體，經常要面對個人之自由選擇與群體福祉之間可能發生之衝突與矛 盾，此時做道德判準時，該將那條線(常常就是公領域與私領域之分野)劃在哪裡，就是 許多爭議之所在。而道德判準之依據是普遍之抽象原則，還是依賴關係與文化網絡之考 量，更是一大考驗。如果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從來就不是二元對立之關係，則要如何調 和兩者之立場與主張，亦為我們所必須思量之重點。在實踐層面，我們也關心台灣社會 法治不彰與民主實踐異化之問題與困境，究其原因其中亦與東西方不同之倫理觀有密切 關聯。藉由本計畫的研究，一方面希望能將這些重要課題做進一步之認識並做理論與實 踐之結合；另一方面則希望能為多元差異做為平等之基礎做多面向與深度之探討，冀能 豐富理論之多樣性。
參考文獻 何懷宏，2002，《倫理學是什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肖巍，2000，《女性主義倫理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蔡元培，1999，《中國倫理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黃肇輝，2001，〈從群我關係看台灣的民主政治〉，國立中山大學政研所碩士論文。 戴華，2001，〈姬莉根的關懷倫理與康德的道德觀點〉，台灣哲學會 2001 年學術研討會。
Alcoff, Linda. 1988.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Sing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3(3): 405-436.
Benhabib, Seyla.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Botes,Annatjie.2000.“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thics of Justice and the Ethics of Ca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2(5).
Calhoun,Cheshire.1988.“Justice,Care,GenderBia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5(9):
451-63.
Caputo, Richard K. 2002. “Social Justic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Market Economies,”
Family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83(4): 355-64.
Cortese, Anthony J. 2001. “The Interpersonal Approach to Morality: A Gender and Cultural Analysis,”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9(4): 429-41.
Dawson, Leslie M. 1995. “Women and Men, Morality and Ethics,”Business Horizons July-August: 61-68.
Eysenck, Michael W. 1996. Simple Psychology.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Frankl, Viktor E. 2005.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中譯名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趙可式、沈錦惠譯，台北：光啟文化。
Fricker, Miranda, and Jennifer Hornsby. eds. 200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iedman, Marilyn. 2000. “Feminism in Ethics: Conceptions of Autonomy,”in Fricker and Hornsb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 205-224.
Friedman, Marilyn. 1993. What Are Friends For?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Mor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arol. 1982/1996.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imshaw, Jean. 1986. Philosophy and Feminist Think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egert, Sandra. 2004. “The Ethics of Self,”Nursing Ethics 11(5): 434-443.
6
Kittay, Eva Feder, and Diana T. Meyers. eds. 1987. Women and Moral Theory. Totowa: Rowman & Littlefield.
Larrabee, Mary Jeanne. ed. 1993. An Ethic of Care: Feminist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McLaughlin, Janice. 2003. Femin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ntemporary Debates and
Dialogues. New York: Plagrave Macmillan.
Miller,Joan G.1994.“CulturalDiversity in the Morality ofCaring:Individually Oriented Versus Duty-Based Interpersonal Moral Codes.”Cross-Cultural Research 28(1): 3-39.
Noddings, Nel.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gers, Dorothy. 2004. “Before ‘Care’: Marietta Kies, Lucia Ames Mead, and 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Hypatia 19(2): 105-117.
Rumsey, Jean P. 1997. “Justice, Care, and Questionable Dichotomies,”Hypatia 12(1): 99-113.
Schwickert Eva-Maria. 2005. “Gender, Morality, and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 Complementing Teleological and Deontological Ethics,”translated by Sarah Clark Miller,
Hapatia 2(2): 164-87.
Sperling, Liz. 2001. Wome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timpson, David, Larry Jensen, and Wayne Neff. 2004. “Cross-Cultur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ference for a Caring Morality,”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2(3): 317-22. Tronto, Joan C. 1995. “Care as a Basis for Radical Political Judgments.” Hypatia
10(2):141-49.
Tronto, Joan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Vikan, Arne, Cleonice Camino, and Angela Biaggio. 2005. “Note on a Cross-Cultural Test of Gilligan’s Ethic of Care,”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4(1): 107-111.
研究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需要針對相關資料做大量與縝密之閱讀，但囿於沈重之教學負擔，雖已 蒐集可觀之資料，但閱讀速度與消化思考程度仍相對落後，尤其有關儒家之倫理觀以及 進一步思考平等與差異之辯證關係。儘管如此，已有頭緒開始寫作相關之論文，陸續將 以之發表參與學術會議，最終修改後將投稿 TSSCI 級(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之期刊。 目前依本計畫執行成果正在寫作之論文為「關懷倫理之省思與批判」以及「關懷倫 理之相對主義陷阱」。 未來半年準備結合前一年研究成果，寫作平等與差異研究之相關學術論文，並結合 目前研究計畫，思考女性主義對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之貢獻及其本身所面臨之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