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從屬辭比事論《公羊傳》弒君之書法
─《春秋》書法之修辭觀
張高評
∗提要
孔子據魯史纂修《春秋》，藉事以定辭，因辭而見事，文辭之修飾 最居關鍵，此《公羊傳》引「子女子曰」所謂「以《春秋》為《春秋》」。 後人解讀《春秋》，若運以屬辭比事之法，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 事，則《春秋》推見至隱之「義」，可以即器以求道，順指而得月。諸 家說《春秋》書法，其歸趣總會多在屬辭比事之教，而以屬辭為《春秋》 書法之中介環節。錢鍾書《管錐編》曾申言：「《春秋》之書法，實即 文章之修辭」，深得我心之所同然。今探究《春秋》書法，從屬辭比事 之視角切入，凸顯「約其辭文」之修辭觀，討論「如何書」之表達藝術， 以《公羊春秋》有關「弒君」之經傳為主要研究文本。選擇魯君見弒而 內辭書薨、外辭非手弒而書弒、書弒君及其大夫三大類型申說之，其中 多異文見義、同文見義，以及諱文、微文、重文、託文以見義。由此探 看，遣詞造句之修辭學，此中有之。 關鍵詞：屬辭比事、《春秋》書法、修辭觀、弒君、《公羊傳》∗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前言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孔子次《春秋》，「七 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1 此即《漢書•藝文志》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故《春秋》分為五」云云，2其後《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各 以所據依、所聞見詮釋《春秋》經，以微言大義乖絕之故。 《春秋》為記事之書。記事也者，包含內容思想和形式技巧。《左 傳》宣公二年引孔子之言，評晉太史董狐書「趙盾弒其君」，為「古之 良史也，書法不隱。」3此所謂書法，蓋兼著述旨義、表達方法而言之。 《春秋》據魯史纂修，其中自有筆削去取，在歷史編纂之過程中，隱然 表現為「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左傳》所揭「書 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指「義法」，大抵異名同實，其要歸 於微言大義之表達或寄寓而已。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云：「史官記 事，另有法式，名為文法，亦名為書法，而統以文字概之。」4由此觀之， 書法，即文法，為記事之法式，表達之技術。 自《公羊傳》以義理解經，發揮《春秋》微言大義之闡釋，偏重「何 以書」之解讀，遂令學者疏忽「如何書」之修辭詮釋。宋程頤《春秋傳• 序》感歎：「《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1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 社，2000），卷 47〈孔子世家〉，頁 745；卷 14〈十二諸侯年表序〉，頁 228。 2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卷 30〈藝文志第十〉，頁 1701。 3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 藝文印書館，1955），《十三經注疏》本，卷 21，頁 365。 4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又稱《毛檢討春秋傳》（臺北：漢京文化 公司，1968），《皇清經解》本，卷 120，卷首，三曰文例，頁 10，總頁 7673。
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5《朱子語類》錄朱熹之說，以 為「《春秋》難看」、「《春秋》難說」、「《春秋》自難理會」、「某 平生不敢說」。6所以然者，漢董仲舒治《公羊》學，其《春秋繁露》已 揭示其中緣由，〈竹林〉篇所謂「《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精 華〉篇云：「《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7由此觀之，理解孔子《春 秋》經，焦點在程頤所謂之「微辭隱義」；微辭隱義所以難知，關鍵在 董仲舒所謂「《春秋》無通辭」、「《春秋》無達辭」。據此而言，「辭」 與「義」二者，為《春秋》書法藉以體現之媒介：事，經由「辭」之巧 妙表達，可以寄寓其「義」；其「義」之考索，則有待於其事其文之排 比與連結。 《春秋》書法，又稱《春秋》筆法。自西漢董仲舒著《春秋繁露》， 發揚《公羊》家之哲學，號稱以義理解經；東漢何休著《公羊解詁》， 又揭示三科九旨，8皆闡發《春秋》「何以書」之微言大義。晉杜預倡《左 傳》學，著《春秋釋例》，標榜凡例、書例；中唐啖助趙匡以下，又盡 心於筆削褒貶，致力於義例、義法。至晚清魏源、康有為等，更著書立 說，發揮《公羊》學之微辭隱義。於是所謂《春秋》書法，等同康有為 諸子所謂微言大義，似乎與《公羊》家哲學不異，只側重闡發《春秋》 「何以書」之取義而已。平情而論，實不盡然。 西漢《春秋》學，有得於孔子之心傳者，《禮記•經解》所謂：「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即其中之一。案《春秋》所屬之辭，核以《春 秋》所比之事，則孔子之所「竊取」，所謂《春秋》之「義」，可因比
5 宋‧程頤，〈春秋傳序〉，《二程全書‧伊川經說四》（臺北：臺灣中華 書局，1981），《四部備要》本，卷首。 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 83〈春秋 綱領〉，頁2149、2153-2156，2149-2150。 7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卷 2〈竹林第三〉，頁 32、39；卷 3〈精華第五〉，頁 66-67。 8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是三科九旨也。
事屬辭，考求而得。其中，「屬辭」涉及表達藝術，今所謂修辭技巧， 堪稱「比事」與「求義」之中介。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論及中國文學之特點，以為「形式參與內容，內容參與形式」； 於是蔚為「形式和內容相互滲透的特別寫法」。9何止文學？中國文化陶 染下之史學、哲學、經學，又何嘗不然？《春秋》「如何書」與「何以 書」相互滲透，其事、其文與其義體用不二。清方苞所謂「義以為經， 而法緯之」；「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10此之謂也。由此觀之， 「何以書」之取義，與「如何書」之修辭，堪稱《春秋》書法之兩大頂 樑柱，不能偏廢，必須兼融。 今以「比事屬辭」作為考求書法之要領，選擇《公羊》春秋中「弒 君」之案例，側重「如何書」之修辭技巧，以見《公羊傳》所體現《春 秋》書法修辭觀之一斑。學界同道研究《公羊傳》，多討論「何以書」 之大義微言。11本文異人之所同，詳人之所略，探討「如何書」之修辭 藝術，二者綜觀並參，於孔子《春秋》之微辭隱義，可以相互發明。
9 法•汪德邁，〈中國傳統中的至高社會標準：文學的「文」和倫理的「仁」〉 （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2013），頁 16-17。 10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 刊》初編本），卷 2〈又書〈貨殖傳〉後〉，頁 20，總頁 40；卷 4〈春秋 通論．序〉，頁4，總頁 52。 11 民國以還，研究《公羊》學之論著，多著力於義理之闡發，大義微言之解 讀，如陳柱，《公羊家哲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楊樹達， 《春秋大義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段熙仲，《春秋公羊 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阮芝生，《從公羊學論 春秋的性質》（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陳其泰，《清代公羊學》 （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3）；平飛，《經典解釋與文化創新─《公 羊傳》「以義解經」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等等。
一、《公羊傳》微辭隱義與《春秋》書法
（一）《公羊傳》之義理觀與微辭隱義
春秋之世，皇綱解紐，於是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交侵， 人道悖於下，天運錯乎上，災異頻仍，民生不遂。孔子為撥亂世而反之 正，乃與左丘明同乘觀周，論史記舊聞，托於魯而次《春秋》。《孟子• 離婁下》稱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其事其文易知，其義竊取難瞭，蓋有所褒諱 挹損，寓含微言大義，不可以書見也。《禮記•經解》云：「屬辭比事， 《春秋》教也。」12類比對比相類相反之事，連屬上下前後之文辭，「其 義」不難考索得知。《禮記》提示考索《春秋》書法之要領，堪稱治《春 秋》之津梁。 漢董仲舒（B.C192?-B.C104?）著《春秋繁露》，曾云：「《春秋》 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13 《春秋》所以「甚幽而明，無傳而著」者，主要指了解微言大義，需經 由其事、其文，而考求孔子竊取之義。《史記•儒林傳》謂：「漢興至 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14董 仲舒《春秋繁露》闡揚《公羊春秋》之微言大義，揭示「以義解經」之 策略與方法。《春秋繁露•俞序》引孔子言，所謂「吾因其行事，而加 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15其事、其文、12 何謂屬辭比事？自漢鄭玄、唐孔穎達以下，至清章學誠、章炳麟諸家，解 說頗分歧。參考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 書林出版公司，1998），第三章〈經解，「屬辭比事」以釋義〉，頁 109-135。 13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卷 2〈竹林第三〉，頁 39。 14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21〈儒林列傳〉， 頁1259。 15 漢‧董仲舒，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卷 6〈俞序〉，頁 111。
其義三者脈注綺交，以組成《春秋》，其中自有主從本末。看來「因其 行事」，是為了「加乎王心」；行事修辭之博深切明，不過為了體現孔 子之空言判斷。換言之，《春秋》或即事以明義，或屬辭以達義，都是 以義理為折衷歸趣，此之謂「義以為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頗提示解讀《春秋》經之要領。如就「因其行 事」而言，〈玉杯〉所謂「能以比貫類」；〈楚莊王〉所謂「貫比而論 是非」，是解《經》出於系統而宏觀之思維，將《春秋》行事作綜觀互 見之考論，如天人互見、古今互見，上下、內外、小大、微著、始終、 一多互見，常變、詳略、異同、文實、人我、情理、義事、得失、善惡 互見。或類比，或對比，多有助於理解《公羊傳》之「以義解經」。就 《春秋》之遣詞造句言，亦多見「屬辭從義」之原則。《公羊傳》之屬 辭，如常辭、通辭、正辭，固已闡發一般、通用、正常之用辭規則；另 有婉辭、溫辭、微辭、詭辭、諱辭之倫，更注重特殊、具體、反常之用 辭策略。16總之，無論比事或屬辭，董仲舒《春秋繁露》稱引《公羊傳》 說《春秋》，大多持「以義解經」為依歸。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稱述孔子作《春秋》，謂「載筆之士， 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17 推求孔子《春秋》之所取義，為治《春秋》之志業。載事與修辭，只是 求義之憑藉或工具而已。中唐之盧仝主張將「《春秋》三傳束高閣」， 而「獨抱遺經究終始」，固然是為了求義，北宋《春秋》學尊經，其詮 釋進路亦在「求義」。18學界研究指出：《春秋》之屬辭，或審其文實， 或觀其常變，或辨其異同，或明其辭序，或究其微著，或探其移辭，或
16 平飛，《經典解釋與文化創新─《公羊傳》「以義解經」探微》，第五 章〈《公羊傳》「以義解經」的發展演變〉，頁172-177。 17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內篇四，〈言 公上〉，頁107。 18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系博士論文，2013），頁 1-485。
察其名號。要之，多以「從義」、「貴志」、「見指」為依歸。19於是 明清以來，治《春秋》經傳者有一迷思，多唯義是求：或直指微言大義 為「《春秋》筆法」，20或以褒貶義例為「《春秋》書法」。尤其在晚 清康有為著《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皮錫瑞《經學 通論》、劉師培《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之後；陳槃《左氏春秋義 例辨》，亦以為言。夷考其實，上述諸說多得其一偏，未獲總會。 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者，方苞《春秋通論．通例》所謂 「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21《四庫全書總目》所謂「案其所屬之辭， 核以所比之事」，則筆削褒貶，大義微言，可以考求得之。其中，攸關 修辭藝術之「屬辭」，最居關鍵地位。以修辭學視角看待《春秋》書法， 錢鍾書（1910-1998）《管錐編》堪稱孤明先發：一則曰：《春秋》之 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再則曰：《公羊》、《穀梁》兩傳，闡明《春 秋》美刺微辭，實吾國修詞學最古之發凡起例；三則曰：昔人所謂《春 秋》書法，正即修詞學之朔，而今之考論者忽焉。22曰《春秋》書法、 曰文章修辭、曰美刺微辭，將之作三位一體之論述，於《春秋》學研究 頗有啟益。尤其對「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探討，提供一暗夜之明燈。 本文擬以修辭學為詮釋視角，選擇《公羊傳》為研究文本，考察其中之
19 平飛，《經典解釋與文化創新─《公羊傳》「以義解經」探微》，頁176-188。 20 《春秋》筆法，首見於宋陳則通《春秋提綱》（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795。又，清‧王夫之，《永曆實錄》（長沙： 岳麓書社，1982），〈丁王朱列傳〉，頁 37。參考李洲良，〈春秋筆法的 內涵外延與本質特徵〉，《文學評論》2006 年第 1 期，頁 91-98；蕭鋒，〈百 年「春秋筆法」研究述評〉，《文學評論》2006 年第 2 期，頁 178-186；王 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第39 期（2006.6）， 頁1-34。 21 清．方苞，《春秋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冊178，卷 4〈通例七章〉之一，頁 17，總頁 345。 22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冊 3〈全上古三代秦 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三一，卷1，頁 967、967-968；冊 5〈左傳正 義〉，一二，「閔公二年」增訂三，頁 20。參考張高評，〈《春秋》書法 之修辭觀〉，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 究中心，2011），頁 340-357。
微辭隱義，就「如何書」以案所屬之辭，證成錢鍾書所云「《春秋》書 法，即文章之修辭」。
（二）孔子作《春秋》，所修者為文辭
「書法」一詞，首見於《左傳》宣公二年，敘晉太史董狐書「趙盾 弒其君」事，援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稱美董 狐為良史，敘記實事，直書不隱。此所謂「書法」，顧名思義，指一種 方法、技法、手法、筆法，偏重書寫技巧、表達方式，乃是最原始《春 秋》學之「書法」，猶今日所謂修辭藝術，表意方法。23 《春秋》經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公羊傳》釋之曰：「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 何以書？記異也。」24既曰「君子脩之」，則有關天琴座流星雨之世界 最早記載，25當初有兩種版本：其一，《不脩春秋》；其二，孔子所修 《春秋》。孔子據魯國國史，進行筆削去取，寄託褒貶勸懲，此即「君 子修之」之《春秋》；而孔子所據依之祖本，即未經修定前之魯國國史， 或名《不脩春秋》。此則流星雨之記述，《不脩春秋》原作「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孔子修定為「星霣如雨」。兩相比較，綜合考察，《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世家〉，所謂「次《春秋》」、「作《春23 書法，又見《左傳》莊公二十三年，曹劌諫魯莊公如齊觀社，所謂「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頁226。不法，猶而不合法度。史官主書作 冊，自有史法。參考閻步克，〈史官主書主法之責與官僚政治之演生〉，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國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7），第 4 卷，頁 24。 24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1955），卷 6，莊公七年，頁 81。 25 法國天文學家俾俄（Jean Baptiete, 1774-1862），〈中國流星〉推算西元前 687 年 3 月 16 日，發生流星雨，並斷定此為世界上最古之天琴座流星雨記 事。詳陳遵媯，《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天象紀事編》（臺北：明文書局， 1987），第二十七章〈流隕紀事‧流星雨〉，頁 361-363。
秋》」云云，所修者當在表意方法之調整，史家文筆之修辭方面。26《孟 子•離婁下》述孔子作《春秋》，謂包含其事、其文、其義三大層面； 魯史既出於史官修纂，他人無權改動史實，於是錢穆說《春秋》，遂斷 定孔子「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 事」。27統合文辭與史事，比事而屬辭之，孔子所「竊取」之「義」， 即器求道，遂不難得出。其事與文，為存義之憑藉，義之求索，文辭為 此中津筏。 試翻檢《通志堂經解》、《皇清經解》中「《春秋》類」之典籍， 以修辭藝術、表達技巧指稱「《春秋》書法」，如元趙汸《春秋屬辭》 者，為數不多。筆者考察《四庫全書總目》所云，發現元趙汸《春秋金 鎖匙》、清方苞《春秋通論》、清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清湯秀琦 《春秋志》等四書，多持比事屬辭說《春秋》，通過比次史事，遣詞造 句，以褒貶史事，評判人物。28對於屬辭比事，方苞說以：「案所屬之 辭，核以所比之事」，29此就後世學者研讀《春秋》而言；錢穆解讀為： 「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此就孔子當年作《春秋》而言。無論歷 史編纂或讀者接受，修辭藝術在考求《春秋》書法中，位居關鍵環節， 亦由此可見。
26 孔子之於《春秋》，究竟是「作」或「修」？「作」，是著作，〈孟子． 離婁上〉、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主之。「修」，指編纂，章太炎《檢 論．訂孔》、《國故論衡》、《春秋左傳讀》主之。周予同以為：孔子的 「修」或者「作」，不能看死。「修」與「作」有聯繫，都從一定的立場 出發，「作」中有「修」，「修」內有「作」。參考朱維錚編，《周予同 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96），《中國經學 史講義》下編〈經典研究．《春秋》與孔子的關係〉，頁922-923。 27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1），〈春秋〉，頁 21。 28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舘，1974），卷 28， 春秋類三，《春秋金鎖匙》提要，頁 579；卷 29，春秋類四，《春秋宗朱 辨義》提要，頁 603；卷 29，春秋類四，《春秋通論》提要，頁 603；卷 31，春秋存目三，《春秋志》提要，頁 636。 29 清‧方苞，《春秋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文津閣《四庫全 書》本，提要，頁433。
錢鍾書學貫中西，打通文史，所著《管錐編》，時有創新獨到之見。 尤其對「《春秋》書法之理解，純從藝術技巧層面詮釋書法，可謂發前 賢之所未發。錢鍾書持文章修辭視角，看待《春秋》書法，與錢穆說孔 子據魯舊史以修《春秋》，「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英雄所見略同。 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闡說文章之道，標榜「文附質，質待文」， 情采並重，文質相得，30內容思想與藝術技巧應該彼此發明。千年以來， 《春秋》學家多以大義微言、凡例義例諸內容思想解讀「書法」；惟《左 傳》揭示「《春秋》五例」，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汙」，晉杜預《春秋集解•序》發皇之，皆涉及遣詞造句之修辭學。 今錢鍾書揭示「文章之修辭」，以解讀「《春秋》之書法」，可謂前後 輝映，相得益彰；孔子據魯史而修《春秋》之策略要領，亦不謀而合。 《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1空言，指無案而斷，憑空褒貶；見諸行事， 則具文見義，是非自在其中。清顧炎武《日知錄》稱：「古人作史，有 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32筆者以為： 「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司馬遷《史記》蓋有得於《春秋》書法， 而益加發揚光大之者。大凡史書，必有史家之孤懷宏識，所謂修史之旨 趣。就《春秋》比事屬辭之教，與其事、其文、其義之關連言，其事易 明，其義難知。宋朱熹曾言《春秋》：聖人且據實而書之，「蓋有言外 之意」；33又謂《春秋》：「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34《春
30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釋，《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下篇〈情采第三十一〉，頁77。 31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30〈太史公自 序第七十〉，頁1337。 32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 26〈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頁 1429。 3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春秋綱領〉，頁 2149。 34 同前註，頁 2152-2153。
秋》有孔子「竊取」之義，始稱自成一家之著作，唯其中有「刺譏褒諱 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故曰：「《春秋》推見以至隱」。35 孔子當年纂修《春秋》時，固然是「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 再綰合比事與屬辭而一之，以見寄寓是非得失、褒貶勸懲之「義」。待 後人研讀《春秋》，如之何而可得孔子「竊取之」之義？清方苞《春秋 通論》之治經要領，提示「案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謂推敲文辭 之表達修飾，考核類比對比之事迹，則《春秋》之筆削去取，書法之大 義微言，可以求得。由此觀之，「其文則史」之屬辭，實居《春秋》書 法研究之關鍵地位。
二、《公羊傳》「何以書」與《春秋》之所取義
世所謂《春秋》，有不修與已修之分。《不脩春秋》，指孔聖所據 史記之原文，即魯國之國史；已修之《春秋》，指孔子參考魯史書，加 上筆削褒貶之《春秋》，今之經文者是。《不脩春秋》，其事無「義」， 其文辭自無「義」可言。已修《春秋》之文與事，有「義」寓乎其間， 所謂筆削褒貶者是。《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此或孔子自發已修《春秋》制作之例。蓋孔子修《春秋》，藉事以定辭， 因辭而見事，會通文辭與史事而體現「義」。由此觀之，後人研讀《春 秋》，經由比事與屬辭，不難推敲出《春秋》書法來。故章學誠云：「其 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其中自有筆削，以見褒貶。唯《春秋》 之筆削，蓋針對魯史舊文之文辭而發。魯史舊文，又稱《不脩春秋》； 相形之下，孔子《春秋》經由筆削，寄寓褒貶，即是已修之魯史。孔子 既纂修《春秋》，所修者主要為文辭，其方向有二：其一，為「何以書？」35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4〈十二諸侯 年表序〉，頁228；卷 117〈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頁 1232。。
提示孔子取義之緣由，筆削之所以然。其二，為「如何書」，表現《春 秋》經文之遣詞造句、修辭技巧。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謂孔子 作《春秋》，「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有所謂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36即是《春秋》「何以書」申說 之子目，偏重以義理解讀《春秋》，所謂筆削以示義。 《春秋》謹內外之分際，故內辭與外辭有別。即以「不書」為例， 如外取邑，《春秋》依例不書，或有書之者，則揭示「何以書」，以明 其取義。《春秋》筆削，或有事類相近，而取捨不同，《公羊傳》遂發 「何以書」之例，此所謂「《春秋》無達辭」。如： 桓公四年《春秋經》：「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傳》：「狩 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 桓公八年《春秋經》：「夏五月丁丑，烝。」《公羊傳》：「何 以書？譏亟也。」 桓公十四年《春秋經》：「八月乙亥，嘗。」《公羊傳》：「常 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 不如勿嘗而已矣！」 「常事不書」，為《春秋》書事之常例，亦古史記事之通則。田狩 本例行常事，不值得記述，然桓公田狩遠至于郎，書之，所以譏其過遠。 宗廟祭祀本為國家例行常事，今正月已行冬祭，五月又祭，次數太頻繁， 過猶不及，書之以示譏諷。宋胡安國《春秋傳》稱：《春秋》之文「有 再書而一貶者」，如本例：「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 一貶。」37八月壬申御廩發生火災，乙亥而舉行嘗祭，分明以焚餘獻祭， 書之以譏刺其不敬。由此觀之，《春秋》經文但直書其事而已，孔子之 所取義，既然「有言外之意」，「但不說破」，後世何由知之？《公羊
36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春秋序〉，頁 12。 37 宋‧胡安國，《春秋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部叢刊》 初編本，卷6，頁 24。
傳》揭示「何以書」之例，以發明《春秋》書法：其要領在觀其常變， 辨其異同，此即《春秋繁露•竹林》所謂「《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精華〉篇稱：「《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因此「《春秋》無 達辭，從變從義」；就如同「《詩》無達詁，《易》無達占」一般。孔 子作《春秋》，藉事以定辭，因辭而見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 稱：「其事其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會通歷史記事與文句修辭而 一之，美刺褒貶之「義」遂呼之欲出。由此觀之，《春秋》記事、修辭、 寓義三者，固以修辭為中介津梁。再以《春秋》書「外取邑」事，略加 說明： 隱公四年《春秋經》：「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公 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 始取邑也。」 莊公元年《春秋經》：「齊師遷紀、郱、鄑、郚。」《公羊傳》：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 莊公三十年《春秋經》：「秋七月，齊人降鄣。」《公羊傳》：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 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宣公元年《春秋經》：「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公羊傳》：「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經》：「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哀公八年《春秋經》：「夏，齊人取讙及僤。」《公羊傳》：「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 也。」 「外取邑不書」，為一般《春秋》書事之常例。不過，亦有例外， 如上述《公羊傳》所記「何以書」種種。《春秋繁露•竹林》既言：「《春 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如此變通，作用在「移其辭以從其事」，且
以見其義。如上引「外取邑」六例，《公羊傳》揭示所以書之緣由，亦 多持之有故：書「取牟婁」，書「遷」、書「降」而不言取，義在謹始慎 初，為桓公諱。齊人取邑二書，皆為賂齊之故；直書齊侯取運，實為魯昭 公居運而發。若此之微辭隱義，《春秋》經文都不說破，其言外之「義」， 率緣記事與修辭之脈注綺交，相映相發，而得筆削褒貶之旨趣。顧炎武 《日知錄》所稱：「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所謂「于序事中 寓論斷」之法；晚清《公羊》學家皮錫瑞《經學通論》所云：「借事明義， 是一部《春秋》大旨」，皆兼「如何書」與「何以書」而言之。38 又如《春秋》之書災害，亦準內外互見、異同互見、常變互見之屬 辭比事書法。後人解讀《春秋》，惟義之求，不妨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 比之事。近人段熙仲著《春秋公羊學講疏》，其第三編〈屬辭〉曾云：「孔 子之修《春秋》，修其辭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 何謂「其義」？因魯史加王心之謂也。何以見之？則于屬辭見之。」39案： 魯史，為《春秋》之「其事」；王心，為《春秋》之「其義」；屬辭， 即是《春秋》之「其文」。考求「其義」，亦經由修辭敘事見之。寓義， 固經由具事、憑文而來。茍明此意，則思過半矣，如下列《公羊傳》所 釋「何以書」之種種： 莊公十一年《春秋經》：「秋，宋大水。」《公羊傳》：「何以 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莊公二十年《春秋經》：「夏，齊大災。」《公羊傳》：「大災 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癘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 此何以書？及我也。」
38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1995），四、〈春 秋〉，頁21。 39 君子之于辭也，有正辭、有常辭，亦有微辭；有異辭，亦有同辭；有內辭， 亦有外辭；有遠近之辭，有褒貶之辭，有予奪之辭，有進退之辭；有賢之、 善之、喜之、幸之之辭；有大之、重之之辭，有抑之、略之、賤之之辭； 其不得已也，或從而為之之辭。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三編〈屬 辭‧述傳〉，頁153、155。
宣公十六年《春秋經》：「夏，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成 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成周宣謝災，何 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襄公九年《春秋經》：「春，宋火。」《公羊傳》：「……何以 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內外」之分際，《春秋》頗為講究。一般而言，華夏為內，夷狄 為外；《春秋》宗魯，就華夏而言，魯為內，其他中原諸侯為外。《春 秋》書例，為「外」之事往往不書；除非關連涉及到魯國。宋大水，齊 大災，原為國外大事，一般不書，但因水災瘟疫波及魯國，故書之。成 周災、宋火同屬魯國之外災害，然孔子《春秋》標榜「新周故宋」，故 變例而書。由此可見，「《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春秋繁露• 精華》亦云：「《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從變、移辭、從義， 而書法在其中。 《春秋》之書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40內外遠近 異辭，其中自有尊卑褒貶之義在。就內外而言：以朝聘為例，內曰如， 外曰來、來朝；言如者，尊內也。俱是蒞會，內書會，外書如。同為聘 使，天王言「使來聘」，內言「如京師」。等是交聘，於外言「使來聘」， 內書「如」。同一會葬，外言「來會葬」，內書如某葬某公。俱是殺大 夫，於外直書其事，於內書「刺之」。41內外既異辭，書法自有別。讀 者從內外異辭，以見親疏遠近、尊卑褒貶，以見《春秋》書法所取義。 由此觀之，考察《春秋》所體現孔子「竊取」之義，自當以遣詞造句之 修辭為津梁。錢鍾書著《管錐編》，直指「《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 之修詞」，不為無理。
40 內外之分際，或稱之為「我者」與「他者」。論者以為，「我人」與「他 者」之間的界限，在春秋之世，卻也不斷改變。華夏秩序逐漸延伸於內外 的他者，終於蛻變為中華文化圈。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 內外分際》（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周代封建的天下〉，頁 18。 41 段熙仲，《春秋公羊講疏》，第五章〈遠近‧第三內外異辭〉，頁 199-201。
筆者以為，《春秋》「何以書」之取義，或多或少亦涉及「如何書」 之修辭。此法國漢學家汪德邁所謂「形式和內容相互滲透」之特別寫法， 《春秋》書法自有體現。《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亦即《孟子•離婁》所稱「其事其文」。藉事以定辭，因辭而見 事，經由比事屬辭，而《春秋》書法可以如撥雲霧而睹青天。《史記• 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42《春秋》之隱微， 得文章修辭作為解讀之階梯，遂可以登堂而入室。可見「屬辭」之講求， 對於探究《春秋》書法自是關鍵。 《公羊傳》以義理解釋《春秋》，強調防微杜漸，特別關注「初」、 「始」。《公羊傳》解經，若非原始要終，推原究委，盡心致力於屬辭 比事，將難以精準貼切拈出「其義」。43如疾始滅（隱2、隱8）、譏始 不親迎（隱2）、疾始取邑（隱4）、譏始僭諸公（隱5）、疾始以火攻 （桓7）、譏始忌省（莊22）、初稅畝（宣15）、作丘甲（成1）、譏始 用田賦（哀12）等等，有履霜堅冰至，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之意。《公羊 傳》解《春秋》，間有褒揚人與事者，如荊始能聘（莊23），柯之盟齊 桓之信始著（莊13）、楚始有大夫來聘（文9）等，《公羊傳》釋《春 秋》之記事，選用「始」、「初」字斷案，若非將《春秋》16500字作 整體觀照，原始要終，掌握來龍去脈作系統思維，就難以進行「比事」 與「屬辭」，而得出孔子之所「取義」。元程端學《春秋本義》綜考《春 秋》，以為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44可謂知言。
42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17〈司馬相如 列傳〉，頁1232。 43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主今文學，注重以義說《經》。攸關史事來龍 去脈之敘述，亦多徵引《公羊傳》、《穀梁傳》，而不取《左傳》敘事之 「究終始」。從而可見，屬辭比事自是古今學者解讀《春秋》書法之鎖鑰。 44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冊160，卷首〈通論〉，頁 34。
四、《公羊傳》弒君之書法與《春秋》「屬辭比事」之
修辭觀
孔子纂修《春秋》時，藉事以定辭，因辭而見事，此《公羊傳》引 「子女子曰」所謂「以《春秋》為《春秋》」，是《春秋》文字有孔子 修飾者矣。後人解讀《春秋》，若運以「屬辭比事」，類比或對比相近 相反之事跡，鏈接上下前後之文辭；如此，則《春秋》之微辭隱義，不 難求索而得。《春秋》「推見至隱」之「義」，可以即器以求道、順指 而得月。 《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約其文辭而 指博」；且謂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文約指博，高弟不能贊一辭，此《春秋》謹嚴之說。文約，則義 晦；《春秋》據魯史而有筆削，則其取義難測。經有筆削，文又省約， 外加《春秋》有忌諱之辭，文辭不可以書見，遂多衍為微辭隱義。《春 秋》解讀之困難，詮釋之紛歧，大抵緣於此。朱熹曾直言《春秋》難看、 難知、難說、不可曉。孔子作經，直載當時之事，有所取義，都不說破， 蓋有言外之意。問題關鍵皆在「不可以書見」之微辭隱義。清章學誠《文 史通義•言公》早已指出：「惟義之求」，為有志《春秋》之業者盡心 致力之焦點；而「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之「其事與文」，堪作津筏，不 可揚棄不顧。 《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此即所謂「《春 秋》五例」，其中，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為《春秋》書法之曲 筆；「盡而不汙」，為直書之書法，皆屬「如何書」之書法。唯「懲惡 勸善」，乃「何以書」之目的。《公羊傳》、《穀梁傳》釋《經》，亦 有舉重、舉輕、內辭、未畢辭之書法，要皆關注「如何書」之文章修辭。 由於書法之體現，植基於「形式和內容相互滲透」，故討論《春秋》書法，「何以書」與「如何書」當兼顧並重，不宜偏廢；而「如何書」之 修辭觀，久為學界所忽略，今特取為研究之焦點。
（一）屬辭為《春秋》比事取義之津梁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孔子斟酌魯史舊聞（即《不脩春秋》）， 編次成為一部有筆削褒貶存乎其間之《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 以制義法」，為其制作之程序與要領，三言勾勒出孔子《春秋》之歷史 編纂學來。約其辭文，謂整飾其文句，即《孟子•離婁下》稱孔子作《春 秋》之「其文則史」，《禮記•經解》所謂屬辭之書法；去其煩重，指 對《不脩春秋》原始史料作去取筆削，即《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 文」諸稱霸事蹟之剪裁安排，相當於《禮記•經解》所謂比事。〈十二 諸侯年表序〉稱「以制義法」，遂整合史文之約飾，史事之去取，即所 謂「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而言之。其中，「約其辭文」，為筆削去 取之後，如何巧妙呈現史義之關鍵。 孔子志在《春秋》，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心」，所 謂「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 秋繁露•俞序》。孔子初衷，欲「因行事」而「見王心」。然而《春秋》 之義卻因「不可以書見」，往往以「推見至隱」之方式表出。由於《春 秋》文辭寓含若干「刺譏褒諱挹損」之義意，《朱子語類》載錄朱熹觀 點，亦以為《春秋》「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如何破解《春 秋》之「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如何尋繹《春秋》「不說破」之密 碼與取義？筆者以為，關鍵當在「其文則史」之屬辭，「約其辭文」之 文章修辭上。因為，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孔子所竊取之史義， 遂隱約可知。 言外之意，或稱意在言外，即後世所謂詩歌語言之一；《易傳》之 立象盡意，六朝玄學之言意之辨，宋代詩學之言外有意，頗可借鏡。45由45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1995），附
此觀之，《春秋》著述之核心，為「加乎王心」之「空言」，即孔子取 義之所在；〈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言，既稱「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於是孔子作《春秋》，開啟「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 之法，取義即寓含於記事與修辭之中。朱熹以為《春秋》直載時事，備 錄是非，「但聖人只是書放那裏，使後世因此去考見道理如何便為是， 如何便為不是」；「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46如何 從聖書考見道理？如何從述事探測抑揚褒譏？其中津筏，當在遣詞造句 之屬辭。 《春秋》之取義，途徑有二：或由事取義，或因文取義，各有側重。 由事取義者，如朝聘會盟，事也；或譏或褒、或與或不與，義也。侵伐 敗滅，事也；或疾或善，或言或諱，義也。而所以述事表義者，文也。 因文取義者，如諸夏夷狄，文也；假託以明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義也。公侯伯子男，文也；藉以褒貶進退人物，義也。夷考其 實，《春秋》之編修，因事以定辭，由辭而見事，文辭與史事頗難區分； 運以屬辭比事，《春秋》書法乃出。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稱：「載 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 資也。」斯言有理。其事與其文兩相比較，後人解讀《春秋》，「屬辭」 必須憑藉「比事」為階梯，方能進窺「取義」之堂奧。 近八十年前，劉異發表〈孟子《春秋》說微〉論文，從遣詞造句之 修辭視角，揭示《春秋》「因文取義」之例；錢鍾書《管錐編》稱：「《春 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於此可以相互發明。「因文取義」之 例目有十：一曰同文見義，二曰異文見義，三曰去文見義，四曰闕文見 義，五曰詳文見義，六曰略文見義，七曰重文見義，八曰錯文見義，九 曰諱文見義，十曰微文見義；各有詮釋，皆有舉例。47陳立《公羊義疏》，
錄三，〈詩歌語言與言外之意〉，頁521-549。張高評，〈《詩人玉屑》「意 在言外」說述評─以含蓄、寄託、諷興為核心〉，四川大學《新國學》 第8 卷（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99-232。 4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春秋綱領〉，頁 2156、2157。 47 劉異，〈孟子《春秋》說微〉，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 4 卷第 3 號
綜覽《春秋》書法，更凸出「託文見義」，作為《春秋》「如何書」之 總歸趣。換言之，《春秋》書法「如何書」之修辭觀，上述「因文取義 十例」，乃分言之；若一言以蔽之，則曰託文見義而已矣。48 新近學界研究《春秋》書法，有以語法及詞序視角考察《公羊》《穀 梁》者，明言：「《春秋》書法，就是《春秋》一書的遣字（詞）造句 之法」。49又有論者指出：《春秋》筆法可「藉助語言符號的組織以實 現」；在語言表達層面上，《春秋》筆法是運用含蓄的手法，傳達言外 之意的一種修辭方式。50今參考上述有關《春秋》書法之屬辭約文，因 文見義，選擇《公羊春秋》「弒君」之事例十二，覆按「如何書」之表 達藝術，以印證「《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之說。
（二）《公羊傳》「弒君」之書法與修辭觀
元趙汸（1319-1369）著有《春秋屬辭》15卷，考述《春秋》遣詞 造句之原委，專以修辭視角解讀《春秋》書法。拈出《春秋》筆削之大 凡有八，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其三曰變文以示 義云云。51曾言：「《春秋》以禮法脩辭，學者弗深考爾。」52《易•乾 文言》云：「修辭立其誠」；《春秋》之修辭，多歸本於恭敬忠信禮讓，（1935.6），頁 509-547。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之二十八，1969），曾詳加引述申說，三、 〈春秋之義‧因文取義十例〉，頁110-118。 48 陳立，《公羊義疏》（臺北：商務印書館，1968），頁 420。參考林義正， 《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結 論〉，頁28-29。 49 孫良明，《中國古代語法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公 羊傳》《穀梁傳》解說「《春秋》書法」表現出的語法分析〉，頁10-18。 50 池昌海，《先秦儒家修辭要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八章〈《春 秋》筆法分析上〉，頁250。 51 元‧趙汸，《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春秋屬辭序〉， 頁14677。 52 同前註，卷 4〈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四〉，「外弒君從赴告」，頁 14738。
東漢鄭玄〈六藝論〉稱：《左氏》善於禮，53此中暗寓孔子之所取義。 今以《公羊春秋》「弒君」之書法為研究文本，參考《左氏傳》、《穀 梁傳》之經解，以及宋胡安國《春秋傳》、陳傅良《春秋後傳》、家鉉 翁《春秋集傳詳說》、陳深《讀春秋編》、李明復《春秋集義》、李廉 《春秋諸傳會通》、元趙汸《春秋屬辭》、清方苞《春秋通論》、《春 秋直解》等書，以考察《公羊傳》「如何書」之書法，側重「其文則史」 之「屬辭」。換言之，探討《公羊傳》對於「弒君」之大惡，如何藉遣 詞造句之修辭方式，巧妙表達其中「褒諱挹損」之史義。 《春秋》經載弒君三十六，就《公羊春秋》而言，有經無傳者凡十 二，54可以存而不論。其餘《公羊傳》解經有關「弒君」者，凡十四例， 依發生時間之先後為序，如公薨（隱11）、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桓2）、公薨于齊（桓18）、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莊12）、 公薨（閔2）、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僖10）、宋人弒其君處 臼（文16）、莒弒其君庶其（文18）、閽弒吳子餘祭（襄29）、楚子虔 誘殺蔡侯般（昭11）、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昭13）、許世子止弒 其君買（昭19）、盜殺蔡侯申（哀4）、齊陳乞弒其君舍（哀6）等等。 就「弒君」之型態而言，可分六類：其一，魯君見弒而內辭書薨者 三、書卒者一；其二，外辭非手弒而書弒者五，《公羊》傳經三；其三， 外辭書弒君及其大夫者三；其四，微賤而弒君者二；其五，稱人以弒、 稱國以弒者各一；其六，外弒君、殺他國君者各一。篇幅所限，只論證 前三類。由此觀之，《春秋繁露》〈竹林〉篇所謂「《春秋》無通辭，
53 參考張其淦，《左傳禮說》（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叢書集 成續編》影印《寓園叢書》本。 54 如衛州吁弒其君完（隱 4）、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 8）、楚世子商臣弒其 君頵（文1）、齊人弒其君商人（文 18）、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宣 2）、鄭 歸生弒其君夷（宣 4）、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宣 10）、齊崔杼弒其君光 （襄25）、衛甯喜弒其君剽（襄 26）、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襄 30）、莒人 弒其君密州（襄31）、吳弒其君僚（昭 27），皆有經無傳。
從變而移」；〈精華〉篇亦云：「《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於 《公羊傳》解說「弒君」，其《春秋》書法可以管窺一斑。論說如下： 其一，魯君見弒而內辭書薨者三、書卒者一 劉異撰〈孟子春秋說微〉，揭示因文取義之例有十。其中，文有損 益，用昭微旨者，謂之異文見義。為尊者諱，彰以晦示者，謂之諱文見 義。《春秋》於魯君見弒，不書弒而書薨，即切合上述異文見義、諱文 見義之義例。 《公羊傳》解釋《春秋經》，主張大一統，故極用心於「內外分際」 之書法。成公十五年《公羊傳》稱：「《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 夏而外夷狄」，堪作代表。故《春秋》同書一事，而內外異辭者，辭為 君子所修，《孟子》所謂「其文則史」；劉異〈孟子春秋說微〉所謂「異 文見義」：「事雖從同，文有損益，修辭立誠，用昭微旨」。如同為弒 君，《春秋》於外弒君則從赴告，直記其事，不作婉飾，如衛州吁弒其 君完（隱4）、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莊8）、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宣2）、 鄭歸生弒其君夷（宣4）、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宣10）、蔡世子般弒 其君固（襄30）、莒人弒其君密州（襄31）、吳弒其君僚（昭27）之類； 手弒者與見弒者皆不隱不諱，史文明確，無可懷疑。書寫魯君見弒為內 辭，《春秋》於內則當「為尊者諱」，與外弒君「比事」相較，遂有殊 異之「屬辭」。魯君見弒，皆諱書「薨」而不直書「弒」，所謂內外異 辭也。 1、公薨 元趙汸《春秋屬辭》，說《春秋》筆削大凡有八，其一曰「存策書 之大體」，謂其事與策書（即《不脩春秋》）大體近似，唯「其文則史」 經由修飾而略有殊異。如同為弒君，魯國以外皆直書「弒」，魯國國君 則內辭曲筆為「薨」，《春秋》略常以明變，此之謂「略文見義」、「異 文見義」、「諱文見義」。以今遣詞造句之修辭言之，內辭之書法，蓋 盡心致力於述語或謂語之修辭，切合《春秋》「為尊者諱」之書法要
求。55趙汸《春秋屬辭》卷三〈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三〉，揭示內辭之 書例，所謂「凡公薨書地，弒則諱而不地」。《春秋》書「公薨」，薨 而書地書葬者九；實弒書薨，不地且不葬者二。56「實弒書薨」如： 隱公十一年《春秋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 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 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 《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 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 也。」57 《春秋經》隱公十年載：「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自此以 往，公子翬已擁有兵權，可挾為自重之資。據《左傳》隱公十一年，「羽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羽父，即公子翬，既已擁兵自重，故使出 連環計，以「請殺桓公」為手段，「將以求大宰」為目的。未料諂媚錯 估形勢，隱公始終心存攝政傳位之心，導致「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 請弒之」。元程端學《春秋本義》稱：「大夫專兵擅政，未有不弒其君 而奪其國者。」又謂：「《春秋》兩書翬帥師於前，著隱公被弒於後， 所以戒後世權不可下移也。」58程端學詮釋魯隱公見弒事件，衡以比事 屬辭之書法，探究本末終始，可謂得其正解。由此觀之，魯隱公之死亡， 出於臣下公子翬（羽父）之弒君；而孔子作《春秋》，為尊者諱惡，故 隱諱其事，但書「公薨」二字而已。
55 閔公元年《公羊傳》，「《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參 考池昌海，《先秦儒家修辭要論》，第九章〈《春秋》筆法分析〉下，頁 264-265。 56 元‧趙汸，《春秋屬辭》，卷 3〈存策書之大體第一之三〉，《通志堂經解》 本，頁14718。 57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3，頁 41。 58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冊 160，頁 20， 總頁74。
若參考《左傳》以史傳經，及外辭弒君直書之例，則此則《經》文 當書「魯羽父弒其君隱公」。但因弒君悲劇發生在魯國國內，於《春秋》 書之，屬於內辭，故出以略文、異文、諱文之書法以示義，但書「公薨」 而已。所以隱諱其事，此「《春秋》推見至隱」之一例。就魯國國君而 言，「凡公薨必書其地者，詳內事，重凶變也。」若非壽終正寢，死於 非命，則不書地。魯隱公實見弒而書薨，既不書地，亦不書葬，《公羊 傳》以為隱諱，不忍言。元趙汸《春秋屬辭》則以為「史有諱國惡之義， 臣子不忍斥言」；「書薨不言地，則雖諱而實亦不可掩矣！」無論書法 出自孔子，或本乎舊史，此之謂「《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 2、公薨 清方苞《春秋通論》稱：魯君「其薨而不地，葬而不志，則孔子削 之以見義。」59換言之，魯史舊文（即《不脩春秋》）書魯君之薨，本 繫以地；其葬，亦志之。孔子修《春秋》，為體現為尊者諱恥、諱國惡 之書例，於是削之而不地不志。試與外辭書弒相較，從詞句之刪存修飾， 可以考見微言大義，此之謂「從變從義」。今考察《春秋》之書法，魯 君實見弒，而曲筆書「薨」者，又有閔公之弒： 閔公二年《春秋經》：「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 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 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卷9，頁115）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所謂：「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 之。」60孔子據魯史而修《春秋》，蓋已諱飾如此。杜預所云，可與《公 羊傳》解經相發明。據《公羊傳》莊公二十七年，公子慶父為莊公同母 弟。莊公三十二年慶父於莊公死後殺世子子般，本欲自立，國人不與， 懼而奔齊，故《經》書「公子慶父如齊」。閔公元年冬，《經》書「齊
59 清‧方苞，《春秋通論》，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經部春秋類，卷 2〈魯 君即位薨葬〉，頁440。 60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 11，閔公二年〈注〉，頁 5，總頁 189。
仲孫（即公子慶父）來」，《春秋》通過屬辭比事，以「外之」貶刺慶 父，此乃《春秋》之修辭，此《公羊傳》徵引子女子之說，所謂「以（不 脩）《春秋》為《春秋》」。61同文見義，此又一例。慶父自齊返魯， 於殺子般之後，又弒閔公。所以《公羊傳》說：「公薨何以不地？隱之 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 依《春秋》書例，凡魯君死亡，例稱「公薨」，多書地，如公薨于 路寢（莊32）、公薨于小寢（僖33）、公薨于臺下（文18）、公薨于路 寢（宣18）、公薨于路寢（成18）、公薨于楚宮（襄31）、公薨于乾侯 （昭32）、公薨于高寢（定15）皆是。今魯君去世，書薨不書地，持屬 辭比事衡以一部《春秋》之書例，所謂從變從義，諱文見義、略文見義。 宋胡安國《春秋傳》稱此一弒君事件：「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 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可見經文經孔子筆削，有孔子所修者，錢 穆稱「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在其辭」，亦此之 謂。書薨不書弒，乃諱文見義。胡安國《春秋傳》為之設問：「然則諱 而不言弒，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 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62藉異文、略文以見義，因諱文以見義， 屬辭比事之功為多。 3、公薨於齊 魯君去世，按書例：「公薨書地，弒則諱而不地。不成喪，不書葬。」 關於魯桓公之死亡，《春秋》所書，又從變而移，「不成喪」，卻又書 葬，此孔子修《春秋》「從變，從義」之體現。《春秋繁露》所謂「《春 秋》無達辭」，從特例可以看出微言大義來。63如魯桓公之見殺：
61 漢‧公羊壽，《春秋公羊傳注疏》，閔公元年，「《春秋》為尊者諱，為 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頁114。 62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 10〈秋八月辛丑公薨〉，頁 45。 63 《春秋》書法，特文以發疑者多，清．方苞，《春秋直解》頗有闡發，如 卷2，頁 31；卷 5，頁 9、44、50；卷 6，頁 15、29，是其例也。元．趙汸， 《春秋屬辭》所謂「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卷13，頁 1。
桓公十八年《春秋經》：「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 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 也。」（卷5，頁68） 孔氏曰：「弒者，伺候閒隙，試犯其君。」魯桓公薨于齊，實齊人 之弒君，亦此之類。宋張洽《春秋集註》頗言《春秋》內辭外辭之分野： 「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 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64《春 秋》書法既要為君親諱飾，又要兼顧錄實傳信，故出以婉而成章之曲筆， 孔子之苦心孤詣，亦良難矣。試考察《春秋》記述此事件之始末，要皆 據事直書，都不說破。若運用「屬辭比事」以解讀之：「案其所屬之辭， 核以所比之事」，則思過半矣。桓公十八年《經》載：「春，公、夫人 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冬十有二 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若衡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原始要終，張 本究末，雖不明書齊人戕殺桓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言外之意已昭然 若揭。若再參考《左傳》敘事，桓公與姜氏將如齊，申繻已暗示男女相 瀆必敗。其後文姜與齊襄通，公謫之，以告。齊襄乃享公，使公子彭生 乘車，而公薨於車。《公羊傳》所謂「讎在外也」，暗指齊襄。依書例， 有讎在外未討，不得書葬。今何以書葬？《公羊傳》以為「君子辭」， 為尊者諱，從變而移，因內辭而諱文見義。可見，《春秋》經文自有孔 子所筆削、所修定之文辭。 宋胡安國《春秋傳》解讀《春秋經》，最得屬辭比事之《春秋》教：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 前書『公與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 即位，則其實亦明矣！」65連屬前後之文辭，類比相關之事蹟，探本究
64 宋‧張洽，《春秋集註》（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文津閣《四庫全 書》本，卷2，總頁 120。 65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 6，頁 29。
末，則《春秋》「都不說破」之隱義微辭，寓含之「言外之意」，多可 得而知之。錢鍾書稱：「《春秋》書法，即文章之修詞」，此言有理。 4、子卒 《春秋》大義在正名辨實，故稱謂之異同，攸關褒貶之表述。譬如 對於魯君即位「未逾年」即被殺，則稱「子卒」。意謂父王方薨，子方 即位；人子居喪未滿一年，又見弒，故書「子卒」，以示哀憫之意。稱 謂修辭攸關於孔子情懷之表達，書寫之心態，《春秋》之所取義，亦由 此可見，如： 文公十八年《春秋經》：「冬，十月，子卒。」《公羊傳》：「子 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 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卷14，頁183） 太子赤，為魯文公嫡長子。文公於「春王二月丁丑薨」，太子身為 人子居喪，故稱子。冬十月，公子遂殺太子赤，立宣公倭，其始末詳《左 傳》所敘。依《春秋》書法：「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今 太子赤嗣君即位未逾年即見弒，《春秋》因其無罪而不日，所以悲憫而 不忍言也。《經》但書「子卒」而已，何以知其見弒？胡安國《春秋傳》 云：「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 子遂矣。」66亦以探本究末，通覽《春秋》記事，此一弒君事件，與莊 公三十二年《春秋》書「子般卒」，同一書法。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 比之事，未經說破之「言外之意」可以獲得破譯。由此觀之，解讀《春 秋》書法，衡以屬辭比事，必須運用系統思維，整體觀照。 《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 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67《春秋》多
66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 15〈冬十月子卒〉，頁 75。案，文公十八年， 其前，《春秋經》載，「秋，公子遂叔孫德臣如齊。」其後，《春秋經》 載，「夫人姜氏歸於齊。」所謂屬辭比事之書法也。 67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110〈匈奴列傳〉 「太史公曰」，頁1170-1171。
忌諱之辭，往往藉諱文以見義，實不限定、哀之際，如上所述魯君見弒 而書「薨」之類。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於魯君見弒而書薨，文 辭曲飾諱書，以為乃「出於聖人之特筆」，其說云： 夫弒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正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權任 者。……史臣欲正其罪，必將以爭之乃可。而魯無董狐南史之直， 則亦為之諱之而以正薨書矣。故魯桓之書薨，魯史為權臣諱也。 及聖人作《經》，欲直正其罪，則為播先君之惡，故因其已書而 示微意焉。隱之死，不地不葬。桓之死，曰薨於齊；又曰夫人姜 氏孫於齊。赤之弒曰襄仲如齊，子卒。而隱、桓、赤之弒乃白， 出於聖人之特筆者也。68 宋家鉉翁綜觀《春秋》之弒君，「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發 現一通則：「弒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正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權 任者」，如魯公子翬之弒隱公、魯公子慶父之弒閔公、晉趙盾之弒其君、 齊崔杼之弒其君之倫，是其鐵證。大夫竊命，陪臣專權，此《春秋》弒 君三十六之所由。就孔子作《春秋》而言，史臣書弒君，若直書其事， 無異批正卿權臣之逆鱗，觸忌犯諱莫甚於此。於是史臣發揮「屬辭比事」 之書法，加以諱文曲飾，以體現微辭隱義。家鉉翁所謂「出於聖人之特 筆」者，所謂「正名分，決嫌疑」，所正、所決者，要皆「如何書」之 書法。換言之，大多為文章之修辭，表達之藝術。治《春秋》者既志在 「惟義之求」，憑藉其事其文，可以考求「其義」之隱微，而其津筏尤 在「其文」，諸如特筆方面。 其二，外辭非手弒而書弒者五 《春秋》書弒君，除魯國四案外，諸侯各國尚有「非手弒而書弒者」， 其例有五。宋李廉《春秋諸傳會通》指出，此五例即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68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綱 領‧原春秋託始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58，頁 7。
（宣2）、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4）、楚公子比弒其君虔（昭13）、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昭19）、齊陳乞弒其君舍（哀6）。69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稱：「《春秋》正是非，故長於 治人。」《史記•太史公自序》提示《春秋》之作用，在「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春秋》書手弒與加弒之書 法，於疑是褒貶之際，進行定奪裁判，此固《春秋》之大義，為孔子所 尤盡心致力處。考諸弒君本事，操刀弒君者已確指甲所為，然孔子修《春 秋》，卻坐實乙乃弒君之賊。表象與實情之間，落差極大。「何以書」 之懲戒與「如何書」之實錄，依違之際，遂成為《春秋》「非手弒而書 弒」之研討焦點。此五例中，《公羊春秋》有經無傳者一，即〈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夷〉。《公羊春秋》無傳者，筆者以胡安國《春秋傳》、方 苞《春秋直解》補說之，所以求其全也。 1、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宣公元年《春秋經》：「秋，晉趙盾帥師救陳。」「冬，晉趙穿 帥師侵柳。」（卷15，頁189） 宣公二年《春秋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獔。」 《公羊傳》：闕文。 據宣公二年《左傳》：「乙丑，趙穿殺靈公於桃園」，身為正卿之 趙盾，「未出山而復」，則手弒晉靈公者為趙穿，似乎無可懷疑。然晉 太史董狐卻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修《春秋》，全據 晉史，不施削易，亦書「趙盾弒其君夷皋」，與「齊崔杼弒其君光」（襄 25）全據齊史同。此即《公羊傳》引子女子所云「以《春秋》為《春秋》」， 所謂同文見義也。趙盾「不然」晉太史所書，太史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太史堅持所書，贏得後世之孔子贊 賞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由此觀之，孔子纂修《春秋》
69 宋‧李廉，《春秋諸傳會通》（臺北：大通書局，1972），《通志堂經解》 本，卷14〈晉趙盾弒其君夷臯〉，頁 15151。
書弒，全據晉太史書法。於是乎爭論由此而起：手弒晉君者明明是趙穿， 何以良史董狐卻直書為趙盾？而孔子且大表認同，推崇為「書法不隱」。 夷考其實，問題焦點，當是「反不討賊」，不在「亡不越竟」。趙盾弒 君事，《公羊傳》載於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公羊傳》：「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 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趙穿緣民眾不 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卷15，頁191-193） 考《公羊春秋》書例，書弒君後不復見者唯三事，餘皆再見復見以 著義。70「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獔」，初見於《公羊春秋》宣 公二年，宣公六年《公羊春秋》書「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 復見趙盾，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 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休《公羊解詁》釋之曰：「復 見趙盾者，欲起親弒者趙穿非盾」；清王闓運《春秋公羊傳箋》云：「為 前書趙盾殺，欲見文實之義，加殺與親殺不同。」71實殺親殺為趙穿， 文弒加弒為趙盾。然則以弒君罪責加之趙盾者，端在身為正卿而「不討 賊」，則其無君之心可知。據《公羊春秋》之書例，弒君案發之後，某 些特定人物「復見」者，所以顯著其褒貶之義。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棄 疾弒公子比，《公羊傳》稱為「加弒」；趙盾之復見，亦所以著其「加 弒」之義，所謂「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依《公羊傳》之提問：「親 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後世之疑問已聚焦提出。《公羊傳》 成書於《左傳》之後，故敘趙盾弒君事大同小異，精彩生動卻不相如。 文末突出問題焦點，原來趙穿手弒靈公，是為「迎趙盾，與之立于朝」；
70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十三經注疏》本，卷 15，宣公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 杼弒其君，後不復見。」〈疏〉，「然則《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 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著義焉。」頁10，總頁 191。 71 清‧王闓運著，黃巽齋校點，《春秋公羊傳箋》（長沙：岳麓書社，2009）， 卷6，宣公六年，頁 362。
與《左傳》所敘文尾近似，足相發明。於是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 君夷獔」，乃不為無辜，此《春秋》家所謂「不手弒而書弒」也。 趙盾身為正卿，弒君事發，何以「未出山而復」？晉靈公見弒，趙 盾又為何「反不討賊」？其中或有不可告人之隱情。所以，討不討賊， 才是問題之焦點重心；越不越境，只是衍生之枝節動作。孔子所惜之「越 竟乃免」，意指趙盾在事發當初，若出山而不復（已越境），則可顯示 與弒君之賊趙穿了無干係；若有「越境」之行動，示趙盾了無顧盼，或 可免除與趙穿同黨之罪嫌。今趙盾「未出山而復」，似乎若有所待：「反 不討賊」，隱然有所縱容。72身為正卿，何以「反不討賊」？瓜田李下， 難脫嫌疑，不為弒君之共犯，即為弒君之主謀。董狐之書法不隱，當指 此等。依據《左傳》敘事，開篇一句「晉靈公不君」，直書其君無道， 趙盾驟諫不聽，已坐實弒君案之無可避免。果然，趙穿於九月二十六日 手弒靈公，一個月後之十月三日，《左傳》載：「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堂堂晉國之大，迎立新君卻派任手弒先君之兇手充當， 可謂出人意外，而又入人意中。其中虛實，經由《左傳》之屬辭比事， 可以證成晉良史董狐書法之不隱。 此則弒君事件，參考《左傳》與《公羊傳》，運以「屬辭比事」， 弒君真相可得其彷彿。宣公元年《春秋經》，書「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魏侯、曹伯會晉師於斐林，伐鄭。」《公羊傳》稱為「晉 趙盾之師」。身為正卿，兵權在握，無所而不可。類比是年「冬，晉趙 穿帥師侵柳」，則趙穿能帥師侵伐，則亦擁有兵權武力可知。前引宋家 鉉翁《春秋集傳詳說》稱：「弒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正卿，則貴介公 子之用事而有權任者」；由此觀之，趙盾為正卿，趙穿則「貴介公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