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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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2011 年 6 月頁 27-52.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崔末順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研究日據末期文學時，一般都會特別注意日本的軍國主義化過程，以及法西斯體制的建立等時代的歷史變化對文學所引起的巨大影響，特別是從題材和主題等內容方面去考慮皇民化運動和文學之間的影響關係，或以是否為皇民文學來評斷作品時，更是如此。如果說文學能充分而真實地反映歷史和社會，那麼以時代巨變的一種反映來進行考察絕對是有其正當性的。不過觀察既有研究，較為仔細分析日本法西斯思想邏輯和文學想像力關係的論著，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應該在於研究者一方面過度重視皇民化運動所造成的壓迫，另一方面又未能確實把握日本法西斯主義美學和思想的具體內容之故。所謂文學的想像力，是在當代各種領域的論述影響中所產生，因此如能正確把握當時支配論述實際上具有何種內容，以及如何影響文學層面以致形成特定的時代認知和感覺結構，就可以知道當時支配論述和文學之間的多層照應關係，從而並可考察時代狀況和文學的內部關聯性。著眼於此，本論文將以日據末四○年代小說為對象，並把分析焦點著重在敘事結構和人物形象以及其處境的變化上面，尋找其與前時期小說不同的面貌，以探索日據末戰爭時期支配論述的內容之間的關聯性；其次，本文將嘗試. *. 2011 年 3 月 28 日來稿；2011 年 6 月 14 日審查通過；2011 年 6 月 17 日修訂稿收件。.

(2) 2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以目前為止尚未見學界提出過的科學技術論述角度，探討龍瑛宗的〈青雲〉和陳火泉的〈道〉，仔細考察兩篇作品敘事方式轉變所隱含的意義以及人物新生的意義，以期能挖掘日據末期台灣文學的時代認知以及所反映的文學真實樣貌。. 關鍵詞：日據末期小說、戰爭論述、科技論述、敘事方式、小說結構、人物形象.

(3)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29. “Developmental” narrative of novels during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meaning of “new-born” characters Choi, Mal-Soo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e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novels during the lat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it is common that we particularly pay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ascist system, causing huge impacts on th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instance that the consideration of correlation between Kominka Movement and literature from materials and themes. If literature is said to enrich and honestly reflect the history and society, then it will be appropriate to study by reflection of changes of the times. But observing of existing studies, there are rare treatises that carefully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ought logic of Japanese Fascist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main reason should be that the researchers overemphasized the oppression from Kominka Movement so that imprecisely hold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Japanese.

(4) 3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Fascism aesthetics and thought. The so called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generated by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f any domain. Therefore, if it is correctly hold that the actual content of dominant discussion at the time, and how it influence the literature to form special recognition of the time and sensation structure, then relations between the dominant discussion and the literature in multiple level will be known. As a result, internal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oral situation and literature can be properly inspected. Having this concept in mind, based on novels in the 40’s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s and their situation variations, to look for the distinct appearance from the early novels and discover the relation between discussion of control in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discusses Blue Cloud by Lung Ying-Chung and Chen Huo-Chuan Road in view of discussion of technology, which was not been propo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so that to investigate more carefully about embedded meanings of variation of narrative method and the meaning of new-born characters, looking forward to presenting the contemporary recognition and the reflected image of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 words: novels during the lat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discourse of war, discussion of technology, narrative method, novel structure, characters.

(5)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31.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一、前言研究日據末期文學時 1，一般都會特別注意日本的軍國主義化過程，以及法西斯體制的建立等時代的歷史變化對文學所引起的巨大影響，特別是從題材和主題等內容方面去考慮皇民化運動和文學之間的影響關係，或以是否為皇民文學來評斷作品時，更是如此。如果說文學能充分而真實地反映歷史和社會，那麼以時代巨變的一種反映來進行考察絕對是有其正當性的。一九三一年日本先是引發滿洲事變，接著全面入侵中國（1937），後來更開始南進（1940），並挑起太平洋戰爭（1941），頗有逐步擴大戰事的意圖。相應這些態勢，日本不僅在境內同時也在殖民地各處，建立起戰時動員體制，並為總力戰的推動預作準備，開始建構後方意識形態。因而一九四○年代各殖民地和帝國日本之間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為緊密，其同一化過程也進入了可謂幾乎白熱化的階段。為了順利推動戰事，日本乃嘗試建構所謂東亞團結的各種邏輯 2，用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然後在各個殖民地當中傳播，以致該時期台灣文壇和文學創作無可避免地深受其影響。 1. 2. 所謂日據末期，一般都指從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到 1945 年日本戰敗的期間，本文同樣是指此一時期，尤其是 1940 年代以後。 1940 年 7 月，日本在「基本國策要綱」中提出「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主張，1941 年 12 月 10 日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便把戰爭稱為「大東亞戰爭」，同月 12 日又提出戰爭目的是在「大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隨著戰爭的推移，日本以不同口號進行各個新舊殖民地的收編工作，如朝鮮的「內鮮一體」、台灣的「台內親善」，以及滿洲國的「五族協和」等即是。.

(6) 3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不過觀察既有研究，較為仔細分析日本法西斯思想邏輯和文學想像力關係的論著，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應該在於研究者一方面過度重視皇民化運動所造成的壓迫，另一方面又未能確實把握日本法西斯主義美學和思想的具體內容之故。所謂文學的想像力，是在當代各種領域的論述影響中所產生，因此如能正確把握當時支配論述實際上具有何種內容，以及如何影響文學層面以致形成特定的時代認知和感覺結構，就可以知道當時支配論述和文學之間的多層照應關係，從而並可考察時代狀況和文學的內部關聯性。著眼於此，本論文將以日據末四○年代小說為對象，並把分析焦點著重在敘事結構和人物形象以及其處境的變化上面，尋找其與前時期小說不同的面貌，以探索日據末戰爭時期支配論述的內容之間的關聯性；其次，本文將嘗試以目前為止尚未見學界提出過的科學技術論述角度，探討龍瑛宗的〈青雲〉和陳火泉的〈道〉，仔細考察兩篇作品敘事方式轉變所隱含的意義以及人物新生的意義，以期能挖掘日據末期台灣文學的時代認知以及所反映的文學真實樣貌。. 二、四○年代小說的「發展型」敘事和人物形象十九世紀的東亞各國，在其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碰撞與衝擊之後，先後走入現代。在此當中，台灣由於已淪為日本殖民地，在接受西方現代性上面，呈現出既複雜又矛盾的樣貌。一般論者會以殖民地現代性概念來把握此一現象 3，因為它除了呈現現代性本身所具備解放和破壞的雙重性之外，還必須面對歷史趨勢和時代價值之間的矛盾兩難處境；亦即在接受西方現代追求現代文明的同時，時時刻刻也必須面對因接受此現代並發展為帝國主義的日本的殖民支配，以致在應對西方的現代性上面，呈現的是無法還原於以一元民族主義價值來進行評斷的複雜面貌。. 3. 殖民地現代性的概念，係脫離既有人文學以他律／自律、壓抑／抵抗、停滯／發展、落後／進步、前現代／現代的二項對立框架來思考殖民主義和現代性的思維方式，而認為殖民主義和殖民性都是現代性的雙生兒，兩者互相緊密連繫著，因此，它主要在探討殖民主義和殖民性本身如何構成、運作、維持，以及再生產的樣貌，並且在此過程中，民族和國家的面貌和界線如何被想像等的問題。以此問題意識和概念來研究日據時期文學，代表性的有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2004）。.

(7)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33. 特別是自一九三七年日本引發中日戰爭後，帝國和各殖民地幾乎同步建立起戰時動員體制 4，而隨著戰爭推移進入總力戰態勢，日本提出了西方現代的超克論述，作為建構國家主義及戰爭後方意識形態的一環，並基於思想戰的必要，強化了文化部門的重要性，其論述和邏輯乃開始影響著台灣文壇。對現代性提出批判甚或否定，原本就是現代文學的重要特徵，固然審美現代性的核心內容，並不是該時期才出現的問題，不過，隨著戰爭局面擴散到文學部門，並刻意強調對抗西方邏輯，台灣文壇因而不得不思考西方現代的克服和超越問題。而此思考的文學反映，或許可以從該時期小說的敘事方式轉變當中找出。雖然各個作品所強調的內容和主題不盡相同，但與前期小說大部分具有以絕望收場的下降結構和「沒落型」敘事不同，該時期小說明顯具備了提出希望與理想的上昇結構及「發展型」敘事。就如研究者在進行日據小說研究時所常提到，二、三○年代的大部分台灣小說蓋都反映殖民地台灣的各種現實問題，刻畫無法適應急變的現代化過程，而被迫沉淪底層的人物。為了方便比較，在此先概略勾勒這些作品，簡述如下：例如，二○年代初期的小說中，採取寓言形式的〈神秘的自制島〉（1923）、〈臺娘悲史〉（1924）、〈黃鶯〉（1926）等作品，主要都描寫殖民地台灣人無力抵抗日本的殖民支配，在不自覺中，或沉湎於安逸生活而喪失自尊，或臣服強權而苟且過活的不作為狀態。這些小說雖然顯現出對殖民統治的強烈批判和反抗情緒，不過從其對現實的否定認知，以及小說中描繪的台灣的人物或動物對現實皆感到絕望的情況來看，呈現的普遍都還是下降結構和「沒落型」的敘事方式。該時期另一形態的小說如〈家庭怨〉（1924）、〈最後的解決如何〉（1924），主要是以身受封建家庭束縛而陷入苦悶的男女人物為主角，對個人意志在傳統婚姻舊習下完全被忽視的不合理現象，提出質疑與批判。個人主體性和人性解放等普遍現代價值終究無法實現的否定現實意涵，處處散見於作品底蘊當中， 4. 日本戰爭動員體制的建立和運作，依照戰爭的推移和對外關係的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 1937 年引發中日戰爭之後實施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時期，其中台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始自 1937 年 10 月，韓國則稍晚於 1938 年 7 月才開始；第二個階段為從 1940 年開始的新體制運動時期，此時日本成立了一國一黨體制的「大政翼贊會」，同年朝鮮開始實施「國民總力運動」，而台灣則在第二年成立了「皇民奉公會」，全面進入戰時體制。.

(8) 3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小說中的人物有如走進見不到出口的死胡同裡，充滿絕望。另外，〈月下〉（1924）、〈罪與罪〉（1925）、〈到異鄉〉（1926）、〈弟兄〉（1926）、〈加里飯〉（1927）等楊雲萍小說，以及雖未以台灣作為背景但刊載在《台灣民報》的張我軍小說 5，也都流露著青年的無力症和不適應狀態，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時代的遽變，只是感到不安、不滿與苦悶。在不如意的現實中，小說人物被家庭冷落，被社會疏離，個個都陷入悲哀、憤怒、絕望與寂寞情緒當中，無以自拔。他們的絕望和苦惱，或來自經濟的壓力，或因得不到愛情，但卻都未能展現出抵抗的態度，或者嘗試改善現況的努力。接著，試觀二○年代中期到三○年代中期正式進入現代文學時期的小說。此時期小說，大部分屬於左翼小說範疇，以寫實手法刻畫殖民地台灣的各種矛盾和不平等現象，呈現較為直接的抵抗精神。該時期小說人物，無論是農民、勞動者、女性、知識分子，或小販等市井小市民，幾乎都處在悲慘環境，面臨著生存的困境，小說情節每每夾雜絕望情緒，呈現下降結構。例如，賴和與陳虛谷、蔡秋桐等人雖以不同視角切入，但都對日本殖民統治的不當性提出嚴厲批判。〈一桿稱仔〉（1926）、〈蛇先生〉（1930）、〈辱？〉（1931）、〈豐作〉（1932）、〈歸家〉（1932）、〈惹事〉（1932）等小說，主要是對法律被任意適用，導致殖民地台灣無法反映合理的現代精神，不能成為具備思考和行動準則的現代社會，提出沉痛的控訴；〈他發財了〉（1928）、〈放炮〉（1930）、〈無處申冤〉（1928）、〈奪錦標〉（1931）、〈理想鄉〉（1935）、〈王爺豬〉（1936）等小說，則把批判的焦點放在日本警察利用職權做出的卑鄙低劣行為上面，暴露出殖民支配階層假公濟私、公私不分、耍弄各種手段的不道德面。這些小說集中對只在名義上存在的現代性，表示強烈的質疑和否定，而這些作家筆下的放屎百姓，卻又都是日本警察掠奪和壓迫的對象。該時期大量書寫農民處境的楊守愚，在〈凶年不免於死亡〉（1929）、〈醉〉（1930）、〈升租〉（1931）等小說中，主要描述貧窮農民在殘存的半封建地主制和殖民資本主義進展中，所面臨的各種困境；〈暴風雨的故事〉（1935）、〈鮮血〉 5. 例如，張我軍的〈買彩票〉（1926）、〈白太太的哀史〉（1927）、〈誘惑〉（1929）等小說即是。.

(9)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35. （1935）、〈好年光〉（1935）、〈謀生〉（1935）、〈西北雨〉（1936）、〈稻熱病〉（1936）等同樣是描寫農村現實的其他三○年代小說，也都主要在反映當時農村經濟的疲弊景象。這些作品普遍反映了以下幾點事實：第一、農民在不公平的條件下，跟地主簽訂只對地主單方有利的契約。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振興自己國內的產業，瘋狂地搜括殖民地的資源，默許甚至於慫恿地主和製糖公司將土地集中，因此，地主或製糖公司在決定佃租和耕作期間時，便行使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權利。第二、日本在農村引進資本主義之後，地主／佃農脫離了以往的保護／依賴關係，地主按照資本的邏輯，對佃農進行無情的搾取和掠奪行為。第三、殖民政府所主導的水利設施等現代農業制度，規定自耕農和地主有繳納各種稅金的義務，促使地主順理成章地從佃農處抽取稅金。第四、殖民政府強制實施榮農計劃，農民不論農穫狀況如何，一概需繳納肥料金，如果濫用肥料引發稻熱病而繳不出佃租時，地主便可收回農地或查封佃農的財產。像這樣，小說中台灣農民從自耕農沒落到佃農身分的下場，主要是因日本為了增產穀米進行土地掠奪，以及製糖公司採取土地集中的作為所致，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市井小民承受著種種不公平待遇，以致對身邊的環境感到失望和絕望。另外，以失業者為抒寫對象的〈恭喜？〉（1928）、〈流氓〉（1931）、〈擦鞋匠〉（1931）、〈夜深〉（1935）、〈乳母〉（1936）、〈細雨靡靡的一天〉（1936）、〈可憐的朋友〉（1936）、〈三更半暝〉（1936）、〈年關〉（1936）、〈到城市去〉（1934）等小說，大部分處理失去最起碼生活條件，成為都市遊民，過著連一天的生活都沒有保障的極端狀況；而〈阿枝的故事〉（1931）、〈一個勞動者的死〉（1935）、（1932）等都是描繪工廠勞動者生活的小說，揭露在惡劣環境中長時〈其山哥〉間工作，以致健康惡化又遭到開除的命運。他們如果參加罷工之類的勞動鬥爭，就會受到廠主或業者的阻止與威脅，更且在勞動爭議失敗時，這些勞工大部分都被迫淪為小販或都市貧民，反又轉而受到日本警察的壓搾。此外，尚有處於殖民地支配結構中最為底層，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太太或女兒等的女性。在〈可憐她死了〉（1932）、〈女丐〉（1932）、〈水牛〉（1935）、〈薄命〉（1935）、〈玉兒的悲哀〉（1935）、〈秋兒〉（1935）、〈鴛鴦〉（1936）等小說中的女性，因處在階級、性別和封建舊習的三重矛盾之下，遭到壓迫，以致面.

(10) 3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臨自殺、發瘋、被拐賣的危機。她們的悲劇下場，大都是因父親或丈夫的不在或無能所導致，而這些男性或死亡，或身體殘缺，或沉溺賭博，幾乎都是處在失去經濟能力的境況。這些小說中男性失去養家糊口的能力，隱喻表現的就是殖民地台灣的主權喪失。一般左翼小說主要披露下列幾個意識：第一、認為殖民資本主義的進展所帶來的現實條件是否定的、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須努力加以克服及改善。第二、對於主導啟蒙運動的資產階級的改良化，以及進步性的喪失，表示出不信任的態度。第三、以直接或暗示的方式，提出基本上人人都應能平等的烏托邦思想。雖然小說中沒有揭示顛覆體制，以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容，但是這已足夠說明日據時期的作家已明確地對資本主義現代性，表示出否定、批判及反省的態度。隨著殖民地矛盾和階級對立的日益深化，左翼小說開始湧現社會變革意志和實踐努力，例如楊逵的〈送報伕〉（1934）即提示出社會改革的未來展望。由於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地提出了歷史方向性的理念，受到此思想影響，左翼文學也開始重視批判性地刻畫社會矛盾，同時也強調無產階級解放和資本主義體制的顛覆等目的意識。二、三○年代的台灣左翼小說，也反映了殖民支配結構下無產大眾的生活面貌，並進一步提出克服殖民資本主義體制的改革展望。不過如前所述，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小說中提出肯定性展望的並不多，大部分僅止於探討無產大眾的貧窮現實，因此即使小說人物意識到對立性階級觀念，其現實仍然無法得到改善，而以黑暗的結局收場，呈現下降結構和「沒落型」敘事。人物的處境也是依然沒有希望：由於貧窮和長時間過度的勞動，以及資本階級的壓迫，他們從自耕農淪落為佃農、從有產者變成無產者，結果最後淪為小偷，或冤枉死去，甚或自殺、殺人、發瘋，即令不致如此，但還是失去了生存的希望，淪落到只能忍一天算一天的境地。農民的沒落跟殖民政府所推動的米糖事業，或在半封建地主制下荒廢的農村經濟有著直接的關係；都市勞工的貧困也是由於受到殖民資本主義體制下生產分配的不均衡所致。因此，無論在農村或都市、赤貧者或知識分子等左翼小說中人物的沒落，並非人物個人性格所造成，而是來自支配階級的搾取或經濟結構性的矛盾所形成。左翼小說如此集中描畫暗鬱、絕望的現實，自然呈現「沒落型」敘事，小說中人物也面臨到悲慘境況，.

(11)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37. 不過此種現象雖然在提出未來展望和社會改革上造成侷限，但起碼能客觀寫實的反映當代現實，同時也發揮了批判殖民地台灣社會的功能。此外，朱點人和王詩琅的小說注意到在急速現代化過程中人的疏離現象，以及知識分子的無力感 6；翁鬧和呂赫若主要探討在封建家庭和舊習中，青年和女性無法實現個人主體性自覺和慾望的問題 7，此類小說所反映的現實也是相當負面，小說人物往往也是陷入絕望、挫折和自我苦悶情緒之中 8。如此，二、三○年代的台灣小說大都刻畫貧困的農民現實、悲慘的勞動者、被壓抑的女性處境、無奈的知識分子形象等在殖民支配下感到絕望、失去信心的沒落型敘事。與此相較，當可發現四○年代小說則開始描繪戰爭帶來新時代願景、回歸健康的大自然、精神層面的自我改造，以及讚美樸素生活等等採取新生、再生乃至再活的發展型敘事 9。綜觀個別作家的創作情況，可略述如下：龍瑛宗跳脫〈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中殖民地台灣已失去現代性展望的整體絕望狀況，在該時期小說中刻畫了大自然的美，以及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到來，表現出從絕望到希望的人物內心變化。這些作品雖仍保留著他特有的憂鬱情緒基調，但與前期作品不同的是，小說人物不斷尋找新的希望，並努力為生活奮鬥。例如，〈早霞〉（1940）講述原本在都市彷徨的青年搬到充滿大自然生氣的鄉村，重新開始新的人生的故事；〈宵月〉（1940）對自私又且低俗性格的人物提出批判；〈黃家〉（1940）塑造了腳踏實地追求有意義生活的弟弟，用以對比只會空想著藝術，陷入自我嫌惡，沒有生活能力的哥哥；〈死於南方〉（1942）批判舊時代的個人主義，謳歌戰爭所帶來「人類有史以來最壯大的一個時代」及「偉大的遭遇」；〈青雲〉（1942）正面刻畫面對貧困及惡劣家庭環境絕不屈服，不斷努力向上奮鬥的青年；〈不為 6. 7. 8. 9. 例如，朱點人的〈紀念樹〉（1934）、〈安息之日〉（1935）、〈長壽會〉（1936）和王詩琅的〈夜雨〉（1935）、〈沒落〉（1935）、〈十字路〉（1936）等小說。例如，翁鬧的〈殘雪〉（1935）、〈音樂鐘〉（1935）、〈天亮前的戀愛故事〉（1937）和呂赫若的〈前途手記〉（1936）和〈女人的命運〉（1937）等小說。二、三○年代小說內容的分析，來自崔末順，〈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有關日據末期小說的研究已累積到相當程度，特別對龍瑛宗、張文環、周金波、王昶雄、呂赫若和楊逵等個別作家的研究，質量兼備的專文研究也已出版，不過，本文所提出有關敘事方式和小說結構的討論尚未見到，因此在此不特別一一列舉既有研究的成果。.

(12) 3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人知的幸福〉（1942）肯定不為世俗價值動搖，能夠按照自己能力，努力尋找適合自己生活和幸福的婦人；〈午前的懸崖〉（1941）描寫在目擊從軍隊伍之後，豁然擺脫個人苦悶的青年故事；〈蓮霧的庭院〉（1943）和〈歌〉（1944）揭示台內親善主題的同時，不忘對西方理性主義進行批判，強調「日本人的愛」；〈歡笑的清風莊〉（1945）出現一群正面看待時局，朝著新的人生階段勇敢直前的年輕人。這些小說都是正面地描寫追求自然樸素的幸福、拋開家庭或社會矛盾所引起的苦悶、自給自足、配合時局、投入大自然懷抱，並在那裡找到深刻喜悅和深奧啟示的人物；相反地，自私型人物則被歸到舊體制，被描繪成反面人物。有風俗小說大家之稱的張文環，延續他之前的小說內容，持續刻畫台灣人家庭，不過此時他特別著重描寫「誠實規規矩矩又樸素的人格」的人物，並加以理想化。例如，〈地方生活〉（1942）描寫親善和睦，在大自然中安分守己的人物和家庭；〈頓悟〉（1942）的青年批判金錢掛帥的時代，因申請志願兵從軍而感到生命充滿活力；〈媳婦〉（1943）正面描寫安分守己，默默從事生業的女性；〈土地的香味〉（1944）的人物從大東亞戰爭消息中，逐漸擺脫低迷情緒，進而對亞洲的復興抱持期待和新希望；〈在雲中〉（1944）和〈夜猿〉（1942）中的一家人，遠離都市，來到山中，闢地屯墾從事增產生業，因而過著愉快的田園生活。從這些小說中，張文環對克服苦難，投入生活戰線，如螞蟻般為家族和國家犧牲奉獻的人物，都一一予以肯定和讚揚。關注台灣農村現實和舊家庭中女性問題的呂赫若，該時期在〈鄰居〉（1942）、〈玉蘭花〉（1943）中開始描寫台內親善的內容；在〈風頭水尾〉（1945）、〈山川草木〉（1944）中也涉及增產報國問題；並在〈清秋〉（1944）裡處理南方行和東洋傳統問題，呈現呼應國策的另一面貌；而楊逵也在〈增產的背後〉（1944）、〈犬猴鄰居〉（1945）等小說中寫出非自覺的、順從的人物如何順應國策的樣貌。雖然在這些小說中，仍然可以看到兩位作家有關女性處境和舊家庭問題的思考面向，以及對勞動者、農民等大眾的肯定等的一貫主題，但也無法否認地，他們仍然受到回歸大自然、健康的勞動等生產文學論述的影響。其他諸如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等作家，更是創作了正面涉及皇民認同問題的小說，以發展型敘事的新生故事來突顯人物最終找到自我認同的進步。.

(13)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39. 〈水癌〉（1941）描寫完全認同日本價值的牙科醫生，強烈表達改造落後封建的台灣人精神的故事，他為了擔負起時代的使命，透過皇民練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志願兵〉（1941）和〈無題〉（1944）中也描寫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方法，主要透過兩個不同想法的人物相互辯論之後，拋開知識啟蒙、合理思考等現代價值，而透過血液練成新生為皇民的故事；〈奔流〉（1943）和〈道〉（1943）也同樣描寫台灣知識分子在承受精神煎熬的心路歷程之後，終於新生為皇民的故事。其中，特別是涉及從軍、生產報國等與國策有關的小說當中，更可明顯地看出上昇結構和「發展型」敘事：例如，〈午前的懸崖〉（1941）和〈頓悟〉（1942），都同樣是處理對現實感到不滿的青年，在看到從軍隊伍和志願兵消息之後，開始反省自己的生活，因而鼓起勇氣重新尋找人生活力的故事。這些小說，其情節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描寫不如意的現實情況及悲觀看待自我的處境；第二階段內容主要是人物找到希望而獲得重生。當我收到妹妹的來信時，彷佛天和地都崩塌碎裂了。祇因有她，我才能搏鬥過來。這樣的她竟然背離我，我的人生還有什麼呢？幻滅、寡情、憤怒、痛苦，唯一的解脫是死。……第二天早晨，我來到長野縣的一個叫「上諏訪」的寂寞山村。我在口袋裏藏著可以奪去我的生命的東西。可是，我在車站看到令人感動的場面。是在歡送出征的兵士。人人猛搖著小旗子，洋溢著一片熱誠，還有那位決死的兵士。我忽然想到自己。兵士是為了崇高的使命而赴死，而我卻是準備為一個女人而死。多麼愚蠢。我感到不能忍受的羞慚。我陷入激烈的自我嫌憎。我幡然而悟。我是多麼愚不可及，而且我還是個學生，不應為女人而迷惑。不錯，學生是要讀書的。我要活下去，我要用功，我在內心裏發誓了。 10 到了六月末，公佈實施本島人志願從軍的方法。這一下我好像突然被一記春雷打醒了，我想到身為男子漢應有的作為。一時情緒激盪，竟莫名其妙地流下淚水。我腦海浮現父母的身影，一時悲不自勝。男孩子哭竟. 10. 《台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 108。.

(14) 4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是這般不堪的事嗎？果真如此，自己又那還有什麼男子氣概可言？每次見到荷槍行軍的士兵，真是打從心底羨慕他們。於是我想到要志願當兵。 11 引文中兩篇小說的人物，分別在看到出征隊伍和志願從軍消息之後，突然找到新的人生方向，並為自己之前的消極想法感到悔悟，因而決定要有活力的生活下去。〈午前的懸崖〉的張石濤，為了抗議父親干涉自己的未來和婚姻自由而企圖自殺時，看到正在從軍的日本士兵，在感動之餘，起而重拾人生的意義。張石濤有此改變，係來自被出征士兵為國家不惜生命的崇高使命所感動。不過，他的這種心境變化顯得非常突然，說服力稍嫌薄弱。先前讓他感到苦悶、感到痛苦的原因，例如對於舊習俗、舊文明的不滿，或者對父親的抗拒、對自由戀愛的欲求等，仍然沒有獲得解決，讀者無從了解他是如何擺脫苦悶，再重新站了起來。而且他所找到的新人生，或是崇高的使命到底所指為何，以及如何得到覺醒，都沒有交代清楚。因此，他在信中所提到的「為女人而迷惑」，可說是完全否定了之前自己對封建的深刻反省，暴露出明顯的邏輯破綻。導出這種破綻的原因，或許即是因為作者寧可冒敘事上不合理的險，硬要插入鼓勵從軍內容的緣故。其結果，這篇小說呈現的是，將一個力倡反封建、主張人的主體性的現代青年，硬生生地被套入軍國主義法西斯意識型態的皇民化實相。而〈頓悟〉的為德是個純樸的鄉下青年，他透過熟人安排，北上到台北當起布料商店店員，但是在這個「已經不是一個浪漫的時代」，而是「金錢掛帥的時代」，卻使得他無法適應必須看顧客臉色的店員生活。偶然間，他遇見兒時的朋友阿蘭，對她產生了好感，因而找到了生命的活力；但是面對阿蘭對自己冷淡的態度，卻又讓他愛恨交加。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從報紙上看到實施本島人志願兵從軍的方法，「突然」受到感動，決定從軍。由於兩篇小說的作者對人物的心理變化，並未交代一個必然性要素，因此讓讀者感到的只是事件的突發性。在敘事上沒有安排前後情節的順利連結，只提出了「忽然」或「突然」受到感動而已，在文學的真實性和情節推展上，明 11. 《台灣作家全集—張文環集》，頁 190-191。.

(15)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41. 顯產生損害；不過整體來說，前後階段的對比性情節和人物的心境變化，讓敘事呈現「發展型」方式及上昇結構，人物也擺脫了之前的無力與徬徨，以及對現實的否定認知，重新得到了活力，得到了重生。另外，描寫皇民認同的〈志願兵〉（1941）、〈奔流〉（1943）和〈無題〉（1944）三篇作品，都是採用兩人辯論的方式。三篇小說都同樣出現三個主要人物，他們對如何成為皇民的問題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思考和實踐，其中一人站在較為客觀的立場，觀察及敘述兩人的不同意見和作法。例如，〈志願兵〉透過敘述者「我」陳述了到日本求學念到大學的明貴，以及公學校畢業後即到日本人開的食品店做事的高進六，這兩人對有關皇民練成的方法上的不同意見。其實，「我」、明貴和高進六，不僅是認同日本文化的知識分子，對當時日本所推動的皇民練成、國民生活改善、改姓名、志願兵制等國策，也都表示極力贊成，並且還積極尋找成為堂堂正正的日本人的方法。只是在成為皇民的方法上，也就是皇民練成的方法上，各持不同意見而已：「我」雖然是嚮往及想念日本文化，但被迫接受故鄉父母的價值觀，在鄉里開業過日子，對皇民化運動採取觀望態度；相對的，「明貴」則努力尋找成為真正日本人的方法；而高進六更率先改名換姓，參加「報國青年隊」，積極投入皇民練成的實踐，最後還留下血書志願從軍。在兩個人尖銳對立的局面中，小說以明貴後來知道高進六留下血書志願從軍的事情，而承認自己的錯誤，覺悟到真正的日本人，必須是像進六一樣無條件傾倒於日本精神，並用實踐行動來達成日本所要求的皇民標準，才能真正完全符合國策上所要求的時代任務。由此過程可以看出，〈志願兵〉所呈現的是已經脫離知識啟蒙、生活改善、合理的思考方式等現代化範疇的皇民練成，而進一步發展為不顧合理性與否，只要能夠忠誠於天皇、能夠參與日本挑起的戰爭，即使是「精神合一」等非理性手段也無所謂的想法。這種故事結構，在周金波的另一篇小說〈無題〉中，也可看到是以同一內容和手法，再度反覆變奏：〈無題〉中的哥哥和弟弟的想法差異，剛好能跟明貴和進六的想法相對應，而且其解決方式也非常類似。〈奔流〉同樣是描寫台灣知識分子為尋找真正的皇民之路，而受到精神煎熬的心路歷程。這篇小說與〈志願兵〉具有類似的情節內容和敘述方式，都是.

(16) 4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透過敘述者「我」的角度來觀察兩種類型人物對皇民化的看法，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化。「我」是在日本求學後回國當內科醫生的知識分子，偶然遇見朱春生與林柏年這兩個對日本性的接受有著不同看法的人。朱春生是個完全內化日本性的人物，不僅改名為伊東春生，還娶日本女人為妻。他和岳母住在一起，卻不願照顧自己的親生父母，平常穿和服，唱日本民謠，稱頌日本古典文學，也依著日本習俗過節。但伊東的姪子兼做他的學生林柏年，則不能苟同伊東的態度和作法，指責他拋棄父母，只想自己過得快樂。原本即傾心日本文化的「我」，在接觸兩人的過程當中，對日本性的想法逐漸產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與小說主題有著直接關係，特別是「我」對伊東的認知，經過認同、懷疑、同情的態度變化，最後變成能夠理解他的處境和想法。可見「我」對皇民化並非持否定或拒絕的態度，只是在肯定接受日本性的同時，考慮應把重點放在如何接受日本性，也就是達成皇民化的方式問題上。而這種結論傳達給讀者的訊息是，為了達成皇民化任務，台灣青年應該更加積極改造自己才是。小說透過兩個人之間的辯論過程和行動的差異、互相的競爭，以及觀看此不同立場的敘述者「我」的想法來傳達主題，這種方式不僅能讓讀者對小說主題和作者訊息進行思考，還讓讀者接受及認同了最後提出的結論和解決方法。以情節的推展來看，雖然前後階段的內容差異並不是很大，但基本上人物所持的苦悶最終能得到解決，並重生為皇民，呈現的即是「發展型」敘事結構。不過這些人物的重生，或以志願從軍犧牲生命的血液練成，或是更徹底地武裝為日本精神，都可說是在拋棄原本的身分和民族認同上所建立起來。這種人物以犧牲民族自尊和生命危機之後得到的所謂重生意義，在當時處理類似議題的其他小說中，也同樣可以看得到。無論是否為作家的創作意圖，小說中人物的重生，不僅沒有帶給他們幸福和滿足，反而更明顯透露出被強制成為皇民所造成的民族和身分上的另種危機。如前所述，戰爭時期小說與二、三○年代的沒落型敘事和絕望氛圍不同，它主要在探討從軍、台內親善、增產報國、皇民認同的主題，描寫新生活、精神改造、回歸大自然，以及克服個人苦悶和批判西方文明等的內容，呈現出發.

(17)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43. 展型敘事，並將國策論述予以內化其中。而它所展現健全的文化和自然性的恢復，可以解釋為，這些小說是在否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的脈絡中所產生。也就是說，這些小說表現的是，對現代的頹廢和分裂狀態的批判，以及對健康勞動和生產邏輯的贊同。對回歸大自然，腳踏實地，默默努力的人物的讚揚，就是顯現此一邏輯的美學方式，其功能即在隱藏體制和現實的矛盾。而呈現再生或新生的故事中，小說人物通常因大東亞戰爭的開戰、或因認同日本精神，改變內心，重新燃起未來希望。而這些成為小說人物新生的契機，正是日本所建構的支配論述和戰爭背後意識形態的內容，尤其它與一九四○年所建立的新體制理念更是吻合。所謂「新體制」是指日本為順利推動其全面性侵略戰爭，而在鼓吹人力和物質動員方面，建立起有紀律的政治決策，以及在精神武裝一般國民方面，所需求的強而有力的獨裁體制。當然在此背後，隱含著受到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戰線上連連獲勝，並得以膨脹其法西斯支配勢力的刺激，因而企圖在亞洲建立凌駕西方法西斯主義的強大獨裁體制，將其帝國主義侵略和支配範圍從東北亞南進擴展到全亞洲的目的。隨著「新體制」的登場，日本的所有政黨被迫解散，同時為迅速處理政治決策，在軍方法西斯主義者主導之下成立了「大政翼贊會」（1940），接著，高舉「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大纛，完全控制著市場和價格，進而實施國家主導型經濟控制政策。在思想控制方面，政府提出比前時期「國體明徵」更為強化的「萬民翼贊，承詔必謹」的口號，全面強調「日本主義」，同時以亞洲為對象，喊出「新體制」的最終政治目標「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原是從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所登場的「東亞新秩序」論，加以擴大改編而成。日本預料將來勢必無法避免與西方一戰，因此認為有必要預先建構能用以對抗西方的「排他性集團」，也有必要以日本為中心，重新改編亞洲，因而提出此一戰術口號。而在理論上支撐「新體制」的邏輯，或可以「全體主義」和「日本主義」來加以概括：「全體主義」乃日本所稱「世界的新秩序」，其主要內容是以歐洲的德國納粹主義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為主軸，所建立起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的新世界秩序；而「日本主義」.

(18) 4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則不同於「全體主義」的一般性，它主要強調「日本式全體主義」的獨特性，也就是說，與西方的國民國家截然不同的，它是以天皇中心國體精神，以及其歷史、文化、思想作為基礎。另外，「日本主義」也成為支撐「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機制，在「東洋主義＝日本主義」的旗幟之下，主張只有各亞洲國家彼此團結，才能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也才能共同謳歌亞洲的繁榮和平。這些主張，從室伏高信、谷口吉彥等日本官方理論家的言論當中，即可明白看出，他們即是植基在「全體主義」和「日本主義」的論點上，強調「新體制」的適切性，以及其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之間的相關問題，並且透過大眾媒體進行傳播 12。在此時代趨勢和氛圍當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空襲珍珠港，全面引發了太平洋戰爭，接著，日本的文化知識界提出以西方現代的克服為目標的「現代超克論」等論述，來追認日本引起戰爭的正當性。這些論述主張，否定西方的現代發展史觀，回歸到東洋的睿智，進而創造出新的文明。看似批判現代性的這種說法，背後其實隱藏著協助及認同戰爭的邏輯：經由神國日本來達到帝國的東洋認同，並在此基礎上超越西方現代，也就是說，透過戰爭打敗英美帝國主義，再以日本為中心建立新形態的國家聯合「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意識形態，在日本以及其殖民地國家，正發揮著廣泛的影響力 13。「新體制」登場之後，台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聯盟」（1937），隨即更名為效法「大政翼贊會」的「皇民奉公會」（1941），強力推動起皇民化運動，此時文壇也受到極為深刻的影響，因此，該時期小說的結構和敘事方式的轉變，以及人物得到新生的內容，應可說即是此時代氛圍和新體制理念等日本帝國主義論述的文學反映。其中批判現代性上較為明顯的特徵，可舉前期小說中常見的日本─台灣對立視角，於此不復可見。例如二、三○年代寫實性豐富的小說，大部分係透 12. 13. 有關「新體制」的理論邏輯，參考韓壽永《親日文學的再認知》（首爾：昭明出版社， 2005），頁 17-33。有關近代超克論中東洋論述的殖民地傳播樣貌，參考崔末順，〈日據末期台韓文壇的「東洋」論述—「近代超克論」的殖民地接受樣貌〉，「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研討會（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 2009.11.28-29）宣讀論文。.

(19)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45. 過日本殖民支配的不當，來批判制度的、物質的、工具的現代性 14 ，而該時期小說的現代批判，卻比較集中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西方現代價值觀，並未與日本殖民統治連結思考。此可說明戰爭時期台灣作家的時代認知已然改變，以致小說內部的敘事方式和人物形象也隨著轉變。此外，以人物的形象來觀察該時期小說，可分為兩種：屬於探討從軍或皇民認同的小說，較為直接的呈現當代支配論述，小說中主角人物把皇民符號貼在自己身上，進入自我殖民化過程，終而得到新生；另屬於鼓吹生產或健全生活的小說，則洋溢著恢復自然性和健全性等當時特別被強化的理念，小說人物對現代社會生活感到懷疑和無奈，而試圖尋找新的生活目標，這基本上即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現代和社會主義現代方案的極端否定。就如法西斯主義對現代提出的一般性批判一樣，戰爭時期台灣文學的發展型敘事和人物的新生故事，代表的就是對健康的勞動和生產邏輯的肯定，此與當代支配論述具有同質性的理念。. 三、科技論述與人物「新生」的意義對日本來講，一九四○年可說是所謂「世界史的轉換」的說法得到實現可能的時刻。在歐洲戰場上，巴黎淪陷了（1940 年 6 月 4 日），在亞洲，第二次組閣的日本近衛內閣建立了總力戰體制（1940 年 7 月 22 日），隨後即進入二戰的砲火轟隆聲中。此時，標榜新體制的近衛內閣提出了「基本國策要綱」，宣布進行政治體制一元化的方針。在此國策要綱中，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的振興和生產的合理化 15 ；也就是將科學振興納為基本政策的重要內容，這意味著當時日本不僅重視作為皇國臣民的「精神」，同時也強調「科學」。不過強調科學，卻不是對科學所具備的普遍性文明價值肯定，而是因統治技術層次上的需要使然，如提高生產性，並強加在生活上予以合理化等，以作為建立動員體制的有效手段。如此看來，當時因戰爭所需，在殖民地和帝國使之轉變為高度國防國家的過程，可說即是高度化技術動員的過程。 14. 15. 賴和的小說即屬於這一類。代表性研究可參考施淑，〈賴和小說的思想性質〉，《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77），頁 121-130。金子淳，《博物館の政治學》（東京：青弓社，2001），頁 118。.

(20) 4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在此氛圍之下，自一九三八年起《台灣時報》陸續刊登連結戰爭和科學一起討論的文章，形成了科技論述，同時又於一九四○年在台北帝國大學內創立了工學部，一再強調科學戰上工學的重要性。近來國際間的情勢改變，特別是支那事變爆發以後，日、德、義三國同盟後，與英美對立，連帶被追隨英美的國家視為敵人，呈現文化跟經濟斷交的狀態，重要的材料、原料以及技術都遭到截斷，對於本國的工業造成全面的嚴重障礙。……將日本勢力圈內的新資源握為原料，以日本的性格確立新日本的技術，建立日本獨特的立國政策，國民協力舉國科學技術奉公。 16 現在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不管要犧牲什麼，增加現在的戰力是最為要緊的事情。戰力基本上是人力、物力，人力會受到人數的限制，需要依賴精神。物資的限制要依靠科學。……物理與化學的研究結果，是科學的原理。將科學的原理轉為實用的生產，即是工學。 17 人的數量限制不得不用精神力予以補強，物資的限制則要靠科學的技術，這才是最為高度利用的方法手段。 18 科學技術不只限於專家，也對一般國民動員，增加戰力。一般人的一些小想法，往往可以刺激專家成就偉大的發明。創意的構想是發明的種子。 19 從這些談論科技的文章當中，不難發現科學在戰爭上的必要性、透過實用性的發明和生產達到技術奉公，以及精神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結合等的主張。如此頻繁出現技術、自然科學和科學教育等的討論，說明該時期殖民地／帝國被再編為戰時動員體制的同時，技術的動員也隨著同步進行。在此背景下，文壇也出. 16 17 18 19. 池田鐵作，〈戰爭與研究機關〉，1942 年 1 月。安藤一雄，〈科學戰中的工學使命〉，1943 年 12 月。安藤一雄，〈精神主義與科學主義〉，1944 年 1 月。鈴原高明，〈國家正需要創意〉，1944 年 6 月。.

(21)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47. 現涉及科技論述相關的小說，如龍瑛宗的〈青雲〉和陳火泉的〈道〉。〈青雲〉主要在描述熱愛機械的青年，終於克服萬難成為科學家的努力過程。畢業於公學校的陳浩川，因祖父生病、母親去世，父親又沉溺於賭博，以致家境貧窮，無力升入中學就讀，而被迫步入社會工作。在社會上，他先後換過刻印、莊稼漢、工友、郵局通信事務員等的工作，後來因自己的喜好開始玩弄機械，乃決心要開展自己的命運。夢想當技術家的陳浩川，經過車掌、司機等與機械相關的職業訓練，又學習有關機械分解和修理的理論和實際技術，並得到有心人的幫助，開始經營小鐵工廠。此時他看到二林一帶田地乾旱，因而投入抽水機的發明工作，希望能讓旱田轉為沃土，可惜終究還是沒有成功。之後他再到東京半工半讀，學習相關知識，此時剛好爆發中日戰爭，他預料汽油的需求將會急增，因此想以木炭開發代用汽油；經過多次的失敗與努力之後，終於開發出適合台灣氣候的木炭發生爐構造和裝置。刊載這篇小說的《青年之友》是台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所發行，刊物的發行對象為青年和成人，主要目的在鼓舞民眾，使之能配合政府政策。就如充滿愛國情緒的雜誌屬性一般，這篇小說也配合國策的科技論述，提出青年該走的人生方向，呈現出強烈的目的意識。陳火泉的〈道〉所呈現的科學論述，與精神主義尤其是日本精神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小說人物青楠是位戰戰兢兢一心想當皇民的台灣知識分子。青楠身為台灣製腦株式會社社員，完全接受了皇民化運動，而且絲毫未曾懷疑過自己不是日本人。他對日本的神話、歷史、文化，比任何日本人知道得還多，並且興致一來，還能夠隨時創作俳句，可說是皇民化的樣板人物。不僅如此，無論在生活方式、言行舉止，或是思考模式上，他都不斷努力地想當個真正的日本人。在戰爭時期為配合日本推動的增產政策，擔任樟腦蒸餾業務的他，即使一個人獨自在深山居住，從事艱難的實驗工作，但對他而言，那卻是個能夠效忠天皇的機會，內心反而只有充滿感激而已。他唯一的苦悶，僅僅來自於自己不是血緣上的日本人，最後他為了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提出志願兵申請，向天皇奉獻生命，實踐「皇民之道」。青楠經過不斷努力的研發，終於發明出能提高生產力並節約原料的火旋式灶，並在計畫生產政策下，受到總督府表揚的肯定。不過，他並沒有得到心靈上的滿足，因為無論他做什麼，或說什麼，他從未感.

(22) 4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受到來自日本人的真正認同。受到精神折磨之餘，他試圖透過日本傳統和文化獲得解放。不輸給日本人的俳句能力，已達到日常生活化的地步，他努力體會其中意義的奧妙，同時作為技術人員，他竭盡本分埋頭努力，而這些都是他尋找真正日本精神的過程。最後在日本人面前洋洋灑灑得意的說出：所謂「日本精神」，我不願意把日本精神解釋為日本人所具有的精神。 ─在這場合，我把日本界說為天生的日本人，更簡單地說，就是限定為「內地人」。─在天生的日本人之中，的確也有把日本精神擱置在母胎之中忘記帶來的。從大局著想，這個日本精神是所有天生的日本人應有的日本氣質，但遺憾的是常常見到缺少這種精神的人。不客氣地說，的確令人覺得「這也是日本人嗎？」像這樣的日本人也存在著。還有，有些人自以為是日本人，所以其行動無一不與日本精神一致，然而他們那些一意孤行，唯我獨尊，想妄硬做下去的作風，未必沒有誤會日本精神的真義。還有，有些人把非天生的日本人－也就是本島人－簡單地認定他們是本島人，認為他們絕對不懂日本精神，而事事氣勢洶洶地擺出架勢，完全給人以日本精神專利者的感覺。可是，我想日本精神絕不是那麼偏狹的東西。」……「那麼，日本精神是什麼？據我瞭解，一句話，就是尊王攘夷的精神。『一旦有事，為君捐軀，是以此身，豈可虛度？』這就是尊王攘夷的精神。最重要的是，是以此身，豈可虛度？一旦有事，誰都能為國捐軀，可是在日常生活裡，要發揮這種精神，時時刻刻念念不忘天皇陛下萬歲，一舉一動完全合乎天皇陛下萬歲的精神，這便很難很難了。」 20 如一場演說般的吐露心情，讓我們知道他身為本島人的苦悶心聲，但同時也感受到新生為皇民的精神折磨，然而青楠卻是科學技術和日本精神相結合的代表性人物。. 20. 《民眾日報•民眾副刊》，民國 68 年 7 月 26 日。.

(23)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49. 在這兩篇小說中，科學和技術並不以普遍性科學世界觀的價值受到重視，而是被視為日常生活當中應該要加以利用的實踐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實用性層次。如小說內容所示，他們投入發明或開發的新物質，與實際發生的戰爭有著直接的關係。想在戰場上得到勝利，必須充分供應武器等軍需物資，由於日本對抗的是英美等自由主義陣營，一開始就帶有資源戰爭的性格，因此無論在日本帝國或在各殖民地，便廣泛地推動銃後全面性的勞動力動員和生產力提升的政策。隨著戰況的吃緊，日本不僅要求提高生產力，同時也摸索開發能替代不足資源和原料的新物質，而在此兩方面的推動上，都需要科學技術者們的勞力動員。開發新物質的工作，因能帶來科學的進步和發展，因此特別受到重視和鼓勵。開發新物質的必要性，基本上來自於新的現實，如兩篇小說中戰爭爆發和技術開發即有直接關係一般，戰爭可說是成為開發新物質並發揮個人潛能的動力。小說中戰爭此一新現實的到來，不僅帶給人物改變對世界的認知，也成為讓人物認同帝國論述得到新生的契機。〈青雲〉的陳浩川克服萬難，成功的開發以木炭為原料的汽油代替物質，開啟新的科技並提示充滿希望的未來；〈道〉的青楠也發明了全新的製腦裝置火旋式灶，對計劃經濟和增產報國上做出貢獻。不過，這些人物之最後得到新生的希望，並不是他們毫無懷疑的接受支配論述的結果，而是付出犧牲作為代價爭取而來的：陳浩川一直得不到支持和真心的認同，最後為了開發發生爐，花掉所有積蓄不夠，還負債累累；青楠即使開發了新技術，但也得不到皇民認同，還被日本人無理對待，最後還得犧牲生命來完成日本精神。青楠的苦悶和矛盾心情充斥全篇，他小心翼翼幾乎神經質的在意內地人對自己的看法，精神陷入極端恐慌的狀態，這些內容在在顯示，日本主張八紘一宇精神，把所有殖民地收編為其帝國版圖的殖民主義邏輯，實際上在台灣運作時，卻引起了矛盾和間隙。這讓我們知道帝國的同一化策略，並未能順利地獲得推動，且隨時可能破局。就因為如此，小說人物想要新生為皇民，必須具備驚人的意志力和過人的熱情。我們必須了解，無論任何社會的政治機制，都不可能完全讓其成員持續認同於體制。社會結構雖然成為行為者思維和實踐的條件，但也可能讓他們認知到結構的侷限性，而試圖尋找新的可能性機會，如此勢必產生體制內的一些縫隙。.

(24) 5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再說，陳浩川所經歷的苦難和逆境，說明〈青雲〉呈現出對既有社會價值觀的強烈批判；〈道〉也透露了對現代醫學和西醫醫生不能認同，反而肯定中醫治療和藥材效能的反現代思考，可見它們反映科技論述的同時，也同樣揭示反現代的支配論述。此外，兩部作品與其他同時期小說一樣，對於制度性現代的否定和批判上面，也呈現與前期小說不同的面貌，那就是抽掉殖民統治這一層，把台灣現代的批判和改善的責任，直接轉嫁到台灣或台灣人身上。這說明對於有關現代的批判和否定認知，已與戰爭此一當時現實相結合，亦即文壇已經接受了日本建構的現代的超克論述。例如〈道〉中雖然出現督促內地人反省的場面，但在現實上卻起不了作用，甚至反遭歧視，青楠的苦悶、憂鬱、冷笑態度，以及過度的自負和身體的反覆生病，即充分地顯露此一面貌。在《文學界》雜誌所召開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上 21 ，許多知識界人士提出以日本精神來超越西方的技術 22 ，但實際開戰對抗英美時，所有物資的進口和普及都被切斷，因而開始要求動員科學技術來開發物資和資源，相應於此，精神主義和科學主義乃得到相互結合的契機。不過，這裡的精神是指基於國體思想的日本精神，而殖民地台灣人所要承受的，卻是如青楠所經歷一般的暗鬱不堪的處境，只能為了成為日本人而犧牲生命。. 四、結語本文以日據末期台灣小說為對象，探討敘事類型的變化所隱含的意義，主要目的在於試圖找出發展型敘事類型與新體制後日本所建構支配論述之間的內部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與二、三○年代不同，該時期小說具有上昇結構，呈現提出未來希望或歷史方向的發展型敘事方式，小說人物也努力認真，積極面對挑戰，具有健康活力的形象，呈現再生或新生的內容。小說人物終歸得到 21. 22. 「近代的超克」座談會（1942 年 7 月 23 至 24 日）係於 1942 年由《文學界》雜誌以特輯形態所舉辦，後又被命名為「知識合作會議」，主要座談內容為否定日本的文明開化進程，它一方面對西方現代性提出批判，另方面又提出要以日本傳統和國體精神為主體，建立新的世界歷史和秩序。座談會的內容，在《文學界》九月、十月號連載之後，隔年又由創元社發行單行本問世。例如，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即徹底分離思考精神和機械。參考廣松涉著，金恒譯，《近代超克論》（首爾：民音社，2003）。.

(25) 日據末期小說的「發展型」敘事與人物「新生」的意義 51. 新生或顯示未來希望，主要來自戰爭開打的消息等正面接受現實狀況所致，而人物健康又順從的健全形象，也與生產文學等當時支配論述連結上關係。其次，前期小說係以日本殖民統治的不當性為標的進行現代批判，但該時期小說則主要推向自由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西方現代價值上面，批判它助長頹廢和分裂，並把頹廢現代的責任轉嫁到台灣社會和台灣人身上。再者，小說人物克服矛盾和困難而得到新生的過程中，戰爭的引發成為直接的動機，而以國體觀念為主的日本精神，也是帶來人物變化的主要契機。至於人物獲得日本精神的途徑，則必須回到日本古典中去挖掘窺探，或者認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甚或極端的付出血液練成才有可能完成，這也彰顯出當時推動國策論述的縫隙和龜裂。為了進一步考察發展型敘事小說人物的新生及其意義，本文另外探討描寫技術者或科學者的兩篇小說，從中考察當時科技論述的國策內容，以及人物認同國策的過程。如上所述，〈青雲〉和〈道〉中所呈現的科學和技術，並非以啟蒙時期的文明價值受到肯定，而是因戰爭上供給物資的需要而被提起，它是極為實用性的知識。至於人物的新生和對未來的希望，〈青雲〉中透過發明和開發得到成就；〈道〉則不僅要開發技術，進一步還得申請志願兵，犧牲生命才能完成，此人物的處境和內心矛盾，可以證明日本帝國的支配論述在殖民地傳播及被接受的樣貌。人物的痛苦內心和處境艱難的生存環境，記錄了殖民帝國和殖民地之間產生的矛盾與間隙，也代表了台灣作家對該時期的負面認知。因此，日據末期小說所呈現的發展型敘事，以及人物的新生內容和樣貌，可以說即是殖民地現代性的破裂過程；所謂殖民地民對帝國論述的完全認同，只有在被迫接受日本精神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日據末戰爭期為日本急速強化其軍國主義的時期，為了正當化此一行為，日本無論是在政治或文化部門，都建構了各種國策論述，並傳播到各個殖民地國家。因此想要更客觀地考察當時的時代狀況和精神結構的本質，有必要把握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內容及其傳播的樣相。基於此一認知，本文乃試圖從該時期小說的敘事方式轉變中，找出當時國策論述和文學想像力之間的內部關聯性。.

(26) 5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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