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的日台關係：從經貿外交到安保外交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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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5-248 頁 2003 年 11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後冷戰時代的日台關係：

從經貿外交到安保外交的十年

廖書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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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日兩國自 1972 年斷交迄今，雙方政治外交關係雖然進展不多。但是自 1991 年蘇聯解體、中共國力的崛起，和 2001 年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全球戰略布局的重大調整，使得近十餘年來的台日關係，逐漸由經貿面向朝向安全合作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在 1993 年「聯合政府」的再度出現，除了一舉打破了日本自民黨長期壟斷政權的局面之外，也逐漸反映出多數日本人民期盼日本能夠成功地走出敗戰國家陰影、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大國」。1993 年後，日本政府也在配合美國戰略外交方針的原則上，在西太平洋地區扮演著更為積極主動的國家角色。本文認為在此一趨勢之下，日、台雙方領導人更應加強相互理解與認識，並進一步共同致力追求東亞地區的永續和平與發展。關鍵詞：中華民國台灣與日本、安保合作、日本聯合內閣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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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3 年 8 月，由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先驅新黨、社民連、民主改革聯合八黨會派，所共同組成的聯合政府，取代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也象徵了日本政治再度進入多黨制的時代。與此同時，國際政治也已正式邁入了一個嶄新的時代：自 1989 年美蘇領導人在馬爾他共同宣示冷戰結束、1990 年波斯灣戰爭的爆發、1991 年「獨立國協」（CIS）成立，宣告了蘇聯的解體、 1992 年中共與日本因日本維和法案（Peace Keeping Operation，特別是授權自衛隊出海條款）的通過、日本拒絕簽署「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NPT-Nonproliferation Treaty）、中共公布「領海與毗鄰區法案」，與提出「經略海洋戰略」，皆使得兩造在西太平洋地區產生嚴重的戰略衝突。1 此外，中共更是在 1991 年起，頻頻派遣所謂的「科學調查船」在東海海域進行石油開發與海洋探勘活動，這些舉動則是被日本戰略專家平松茂雄等人懷疑，中共海軍正暗中計畫在東海發動潛水艇作戰作準備。2_{特別是中共在 1996 年} 台灣首度進行總統民選之際，竟然企圖透過導彈演習進行武力威脅，此舉也促使日本政府、國會與媒體皆曾公開發表「中國應放棄武力行使」的嚴正聲明。因此，再度進入聯合內閣時代的日本政局，面對著上述種種國際局勢的重大變遷，如何由經濟大國摸索出政治大國之路，以走出戰敗國陰影、完成國家正常化運動，正是當前日本領導人所必須處理的政治新任務。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的對國民政府的主軸，就是追隨美國的台灣政策。1993 年起，柯林頓政府有鑑於台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化進展，開始檢討對台關係，這包括駐美機構更名、美國高級官員訪台與進入台灣外交部洽公、台灣官員進入美國國務院所屬各機構，台灣高級官員可以過境美國…等等。因此，日本與中華民國台灣的實質關係也在同時開始大幅增加政治接觸。1993 年 2 月，同時也是在自民黨主導「五五體制」3_{的最後半年期間，中華} 民國台灣的外交部長錢復得以非正式地訪問日本；1994 年 9 月，當時的行政院副院長徐立德也藉由出席廣島亞運開幕式的名義，得以率團訪問日本。自 1996 年 3 月，台海飛彈危機爆發之後，美、日兩國對於台灣問題更為重視，也使得日台政治關係得以日益強化。美日之間的協議使日本今後在維持西太平洋現狀的國際事務上，扮演更為重要的角色，這也間接地促使日本對台灣的安 1 請參閱：天児慧編，《中國は威脅か》，東京都：勁草書房，1997 年。 2 王友仁，《東北亞區域研究》，台北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1998，頁 285。 3 1955 年（即昭和 30 年），自由黨與民主黨合組自民黨，日本自此開始進入一黨獨大的政黨政治時期。關於「五五體制」的研究，詳請參閱岡澤憲芙，1998，《政黨》，東京都：東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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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作關係，勢將只是會更加密切發展。4 所謂的問題意識係指研究者對於問題的理解，也是提出理論予以分析的前提。基本上，筆者認為日本改善與中華民國台灣的雙邊關係，可視為日本因應西太平洋國際權力平衡所作出的一項外交調整，但是在此一政策的本質係基於配合美國霸權的亞太戰略布局，因為日台雙方同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最堅定之盟友，而這就是本文的問題意識。接下來，本文將先討論東北亞權力平衡體系的歷史演變歷程，並進而分析在此一相對穩定的國際架構之下，從 1993 至 2003 年這十年期間，日台雙邊政治外交關係的持續與變遷。

貳、東北亞國際格局的演變

基本上，本文係由現實主義的權力平衡視點出發，分析近十餘年來日本對台政策之發展。筆者之所以不直接稱為日本對台外交，主要是因為目前日本政府並未與中華民國台灣建立正式外交關係。在近代歷史上，台灣曾被日本統治五十年，現在台灣是日本第三、四大的貿易夥伴，雙方民間人員每年相互間往來有近二百萬人次，但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素介在台、日之間，因此彼此仍然無法建立起正式的外交關係。此外，本文認為國際權力運作及其相關觀念是可適用於日本對台灣政策分析此一個案的。5_{據此，我們若是結合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學的觀點出發，回顧東} 北亞國際權力平衡體系歷史發展過程，中國便長期維持其對朝鮮所享有之「宗主權」。另一方面，日本自 1592 年與 1597 年兩度侵略朝鮮半島失敗之後，亦不時伺機而動，不斷試圖以武力挑戰中國在朝鮮半島享有的優越地位。在歷經 1895 年的日清甲午之戰，乃至於 1905 年的日俄戰爭的勝利，日本帝國終於在 1910 年正式併吞韓國。6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則開始取代日本，並與蘇聯形成兩極對抗的國際局勢。到了 1950 年韓戰爆之發，中共援朝抗美志願軍的參戰，進一步使得東北亞共產黨集團與民主國家集團相互對抗的兩極權力體系確立。即使如此，美國這個世界霸權在東北亞國際問題上，自戰後以來便長期保有優勢的地位。另一方面，1989 年冷戰結束、1991 年蘇聯瓦解以及 1992 年中共與南韓的建交，並且扮演朝鮮半島問題的紛爭協調者的角色，卻也使得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力持續提昇。 4 參閱：井尻秀憲，「台灣の總統選舉にいたる中台關係」，載於：井尻秀憲編，《中台危機の構圖》，東京都：勁草書房，1997。 5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三十卷，第三期，1999，頁 25。 6 板阪元，《日本を創つた 100 人》，東京都：講談社インタアナショナル株式會社，1998，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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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由美國所單獨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說穿了仍然是：「美國以她自身的實力來安排世界戰略，然後再以國際法的法理來合理化她赤裸裸的實力執行」。這也彰顯了國際政治就是強權政治的本質。而法理正是包裝「強權即公理」的化妝師角色。7_{因此，儘管各國在外交辭令上往往滿口的仁義道德，但其實心中奉}

行的仍然是亙常不變的叢林法則。2001 年發生的九一一事件促使美國的安全觀產生重大的轉變。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在展望世局、評估情勢後，提出「先制攻擊」與「單邊主義」的主張，也揭示出今後美國霸權主義時代的來臨。因此，日本與台灣身為美國在東北亞的傳統戰略夥伴，勢必將要機動配合著美軍進行反恐大業。我們可以將九一一事件後的國際體系視為「後冷戰時代的第二階段」，因為所謂的多極化或是「一超多強格局」的十年已經結束，特別是在美阿、美伊戰事結束之後，美國已透過具體的軍事行動鞏固她所獨力支配的霸權體系。因此，我們認為九一一與小布希主義，其本質上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8 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氛圍之下，日本必然揚棄「重經濟、輕軍備」的方向。因此自 2001 年 10 月以來，日本國會便迅速配合美國，先後通過「反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案」，加強授權自衛隊支援美軍行動；另一方面，2003 年初日本政府更進一步堅定支援美英聯軍的攻伊戰役，因為伊拉克戰事被美國界定為反恐怖主義戰爭的一環。2002 年 9 月 20 日，小布希總統向國會提交「美國國家安全戰略」報告首次闡明，9_{，美國絕不允許其軍事優勢像在冷戰時代一樣，遭到挑戰。} 戰後以來，日本除了長期與台灣則同時隸屬於此一美國霸權體系之中，也同時藉由服膺美國領導而逐漸由經濟大國發展成為追求軍備現代化國家。雖然日本政府必須顧忌北京方面的「一中立場」，但是卻仍然長期與美國所護持的台灣保持密切的互動。因此，雙方關係背後的美國因素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接下來，本文將從日本歷屆內閣演變的歷史脈絡角度來探討在美國霸權影響之下，近十年來在日本戰略外交政策中的「台灣因素」及其「周邊有事」之模糊性處理原則。

參、細川到小泉的政策調適

自 1972 年日本與中華民國斷絕正式外交關係之後，兩國之間採取維持實質關係的原則，分別由「財團法人交流協會」與「亞東關係協會」雙方民間新管道， 7 張啟雄，〈美國戰略布局下的臺灣歸屬問題－以中日合約的簽訂過程為焦點〉，《近代中國》，第 148 期，2002 年，頁 83。 8 吳玉山，〈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九一一與小布希主義〉，《政治科學論叢》，第 17 期，2002 年，頁 1-32。 9 1986 年以來，美國國會要求每屆政府均須向其提交一份《國家安全戰略》報告，小布希政府亦不例外。報告全文：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 2002。詳請參閱：http://usinfo.state.gov/topical/pol/terror/secstra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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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推展兩地關係發展。兩協會嗣簽署「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據此，亞東關係協會在東京、大阪、福岡、橫濱四地，交流協會在台北、高雄兩地設立辦事處。近二十餘年來中日實質關係穩定發展，除雙方政要互訪頻繁外，其他經貿、文化及人員交流亦極密切。惟台日關係囿於國際客觀現實環境，始終以民間經貿交流為主導，為求兩造關係愈益充實發展，多年來我政府正力促日方提升與我官方交往層次。此外，雙方亦簽署多項重要協定、經貿會議同意議事錄、台日航空協定…等。 1991 年日本外務省發表的「外交青書」（即日本政府之外交政策白皮書），10 首度公開指出台灣經濟成長對亞太地區是個重要因素，其意涵在於開始重視台灣存在的價值。1992 年 5 月，我國駐日各地的代表處，也開始分別正在易名為：「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台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台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台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基本上，1993 年後日本聯合政府時代，雙方關係的主要議程包括：提升高層官員訪問、台灣安全保障問題、釣魚台列島糾紛、復航問題、經貿逆差持續擴大、11_{對於「台籍原日本兵補償」}12_{與「慰安婦問題」的賠償爭議。在本文的這} 個部分，將透過檢視過去這十餘年以來，在日本的五個主要聯合政府之對台政策之發展歷程。對於有關各個與台灣有關的決策歷程予以分析，進而解釋雙方關係進展之原因與意涵。以下分別討論之：

一、細川內閣（1993 年 8 月～1994 年 4 月）

細川護熙（ほそかわもりひろ）內閣是由社會黨、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先驅新黨、社民連、民主改革聯合八黨會派所共同組成的聯合政府。對台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有 9 人，分別是：總理大臣細川護熙（日本新黨）、外務大臣羽田孜（新生黨）、官房長官武村正義（先驅新黨）、通產大臣熊谷弘（新生黨）、首相特別輔佐田中秀征（先驅新黨），以及聯合執政的黨代表：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こざわいちろう）與公明黨秘書長市川雄一。其中又以在決策上具有重要影響力的右派政治家小澤一郎對台灣的態度，最為友善。13 10 日本外務省（平成三年），《外交青書》，東京都：大藏省印刷局，1992 年，頁 33。 11 其發展趨勢係由 1973 年 6 億美元逆差，持續增加到 1996 年的 138 億美元。請參閱：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96,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1996.

12_{該議題係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徵召之台籍軍人及其眷屬，在徵召期間之薪俸、} 私人軍郵儲金、簡易保險等相關債權問題。 13 細川內閣的決策特徵有二，除了由少數政治高層領導人參與之外，並且往往由各黨幹事長級人士來決定，而越過各黨黨魁，因此被稱為「密室政治」、「權力的雙重結構」。詳請參閱：草野厚，《連立政權：日本の政治 1993~》，東京都: 文藝春秋株式會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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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細川護熙內閣是「五五體制」崩壞後，首度出現的大型聯合政府，在對於行政領導事務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變得十分依賴官僚參與決策，也更加突出日本學者豬口孝所謂的「官僚包括型多元主義」的特徵。14_{對此，首相特別輔佐田} 中秀征也在下台之後，發表專書直接稱呼官僚組織為「行政黨」，意指官僚機關在聯合政府之中實際上扮演著有如基層政黨的政治角色。15 當時推動大聯合政府的小澤一郎在日本聯合政府肇建之際，曾公開表示：「日本新政府應該允許閣員訪問台灣，同時也歡迎李登輝總統訪問日本」（朝日新聞 1993 年 8 月 14 日）；1993 年 11 月進一步公開稱呼台灣是「日本最鄰近的國家」，這是日本閣員首度稱台灣為「國」。16_{當時細川護熙在參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的西雅圖年會時，也曾經一度欲與來自於台灣的領袖代表經建會主委蕭萬長晤談，但是最後在外務省次官齊藤邦彥的強力勸阻下而作罷。17_與此同時，日本外務省則開始釋放出：「只要日中共同聲明，閣員訪台應無問題。」… 之類的試探性訊息。18_{同年 11 月，日本經團聯會長平岩外四訪問台灣，並晉見李} 登輝總統、針對台灣加入「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即 WTO 之前身）之後，日台經貿發展所可能面臨的共同問題進行徹夜討論。事實上，由於日台雙方同為該國際機制之成員，讓彼此的高層官員皆可藉由該機制進行會談。長久以來對台灣而言，日本是其貿易輸入第一多、貿易輸出第三多，以及外資總額的第一名的國家，19_{雙方也有必要進行更多的直接對話與協} 商。同年 12 月，日本通產省通商政治局局長阪本吉弘訪問台灣，並與經濟部部長江丙坤進行會談，討論如何改善貿易逆差持續擴大的問題。20_{與此同時，日本}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菅直人（かんなオと）在接見來自我國立法委員訪問團時，則表達台灣與日本關係在前者與中共關係改善的情況下，可以更為密切。 21

二、羽田內閣（1994 年 4 月～1994 年 6 月）

羽田孜（はたつとむ）內閣是由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自由黨、改革會、民主改革聯合七黨會派所共同組成的聯合政府。在對台決策核心 14_{其主要內涵有三：官僚主導、大眾包括與流動性強的社會關係組合。詳請參閱：猪口孝，《現} 代日本政治經濟の構圖》，東京都：東洋經濟，1983，頁 18~19。 15 詳請參閱：田中秀征（1997），《日本の連立政治》，東京都：岩波書店，頁 24~35。亦可參考：村山岐夫，《日本の行政》，東京都：中央公論社，1994。 16_{《自由時報》，台北市，1993 年 11 月 28 日，版 2。} 17_{《自立早報》，台北市，1993 年 11 月 13 日，版 2。} 18_{《中央日報》，台北市，1993 年 11 月 26 日，版 2。} 19_{請參閱：《中華民國總覽（1996）》，台北市：台灣研究所，1996 年。} 20_{《聯合報》，台北市，1993 年 12 月 4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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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包括了：總理大臣羽田孜（新生黨）、外務大臣柿澤弘治（日本新黨）、官房長官熊谷弘（新生黨）、通產大臣畑英次郎（新生黨），以及聯合執政的黨代表：新生黨代表幹事小澤一郎、公明黨書記長市川雄一、民社黨書記長米澤隆，與日本新黨代表幹事松岡滿壽男。其中仍以右派的小澤一郎對台灣的態度，最為友善；外務大臣柿澤弘治雖與總理大臣羽田孜關係不善，但與後者皆屬親台人士。由於羽田孜內閣僅是過度時期的少數內閣，最後只維持兩個月的執政光景，因此在對台關係上並未有所表現。

三、村山內閣（1994 年 6 月～1996 年 1 月）

村山富市（むらやまとみいち）內閣是由自民黨、社會黨、日本新黨、先驅新黨四黨會派所共同組成的聯合政府。在對台決策核心人士，包括了：總理大臣村山富市（社會黨）、外務大臣河野洋平（自民黨）、官房長官五十嵐廣三（社會黨）、通產大臣橋本龍太郎（自民黨）、大藏大臣武村正義（先驅新黨），以及聯合執政的黨代表：社會黨代表幹事久保旦、自民黨幹事長三塚博、加藤紘一，以及先驅新黨代表幹事鳩山由紀夫。其中以右派的自民黨幹事長三塚博、加藤紘一對台灣的態度，最為友善，屬於親台人士。外務大臣河野洋平曾於 1980 年代以「新自由俱樂部國會議員」的身分，隨團訪問過台灣，當時一度被為親台人士。由於村山富市總理大臣其左派背景，22_{對台灣並曾未有過親善的立場表達。對於} 李登輝總統訪問日本的事宜，便採取消極的態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意的發展已逐漸形成對台灣有利的氛圍。例如在 1990 年代中期有關日本民意調查的數字方面，已經有超過 60﹪的日本國民視台灣為主權獨立國家；23_再者，75 ﹪民眾認為即便日台之間沒有正式邦交，也應同意台灣的李登輝總統訪問日本。 24 在 1994 年 8 月，日本交流協會理事長賀陽憲治公開表示：「局長以上官員訪台，將以個案方式處理的原則處理（case by case）」。同年 8 月，日本政府雖在中共壓力下，婉轉拒絕李登輝總統藉由參與「廣島亞運」的名義訪問日本，最後同意接受我國行政院副院長徐立德的訪問，此舉仍可視為日台關係的提升。25_村山富市對於「台籍原日本兵補償」與「慰安婦問題」，採取正面回應的態度予以處理，最後也在同年 12 月內閣會議中作成決議，以 120 倍償還「確定債務」，以應 21_{《自由時報》，台北市，1993 年 12 月 24 日，版 2。} 22

Thomas Berger, “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ti-Milita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Spring 1993).

23_{《日本經濟新聞》，東京都，1997 年 6 月 15 日，版 1。} 24_{《聯合報》，台北市，1996 年 5 月 28 日，版 4。}

25_{村山內閣的決策模式十分強調聯合執政三黨共同決定的原則，請參閱：信田智人（1996），《官} 邸の權力》，東京都：筑摩書房，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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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台籍日本兵的補償要求。事實上，村山富市內閣願意放棄日方長久以來所堅持的「依據日中和約第三條處理」的原則，在與對中華民國政府債權分開處理的情況下，仍然願意償還該債務，可視為對台政策的一項突破。26 1995 年 7 月，日本政府也試圖以創立「亞洲女性和平國民基金會」的方式，以最小的代價處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慰安婦問題」。27_{此外，村山富市內閣任命前日本駐韓國大使後藤利雄為台北事務} 所長，亦可視為重視台灣的國際地位而任命了資深外交官員出任此項職務。

四、橋本內閣（1996 年 1 月～1998 年 7 月）

橋本龍太郎內閣（はしもとりゅたろう）原本是由自民黨、社會黨、先驅新黨三黨會派所共同組成的聯合政府；在 1996 年 11 月之後，則開始由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並與社民黨、先驅新黨進行「閣外合作」。在橋本龍太郎的第一內閣時代，涉台決策事務的閣員，包括有：外務大臣池田行彥（自民黨）、官房長官梶山靜六（自民黨）、通產大臣塚原俊平（自民黨），以及聯合執政的黨代表：社民黨委員長村山富市、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先驅新黨代理代表田中秀征（經企廳長官）。其中以右派的官房長官梶山靜六、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纊一對台灣的態度最為友善，屬於親台人士。特別是梶山靜六身兼官房長官、國會對策委員長多項重要職位，其於執政黨內的影響力，甚至於被當地傳播界認為大於橋本龍太郎，因而一度被認為是總理大臣的繼任人選，但是最後不幸病逝。事實上，梶山被輿論視為「台灣遊說勢力」的盟主，並與當時的台灣總統李登輝關係密切。中共於 1996 年 3 月對台進行軍事威脅演習時，橋本龍太郎與其內閣成員皆曾表達遺憾，並繼美國之後公開呼籲兩岸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例如 1996 年 3 月 2 日，橋本龍太郎與李鵬在曼谷進行會談，即公開要求中共必須自我約束在台灣海峽的軍事行動。與此同時，外務大臣池田行彥與中共外長錢其琛的東京會談，也提出日本國內反應強烈，對演習一事感到疑問，並擔心對「中國」親近感減少。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開始展開跨省廳的撤離居台的日僑行動。有鑑於台灣問題對日本安全的嚴重性，橋本龍太郎內閣在這次台海危機發生之後，便積極與美國協議日美安保條約的「新防衛指針」議程。 1996 年 4 月美國柯林頓總統與日本首相橋本龍太郎共同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日本因此在美日安全合作關係之中扮演更加重要的角色。亞太國家對此舉基本上大都抱持肯定的立場，只有中共與北韓強烈反對；北京當局甚至批評 26_{日本政府過去一直堅持債權債務同時處理的立場，前者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蔣中正所} 領導的國民政府強行沒收日本民間公司與私人資產（即一般所謂之日產），最後卻都變成中國國民黨的黨產或是遭挪為該黨高官的私人家產，並移民至美國等海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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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條約本係冷戰產物，延續此一冷戰殘餘，將會造成新的軍事對峙局面。28_其實中共始終認為該宣言與之後在 1997 年 9 月公布的「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新日米防衛ガイドライソ，係 1950 年代以來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次修訂），兩者已隱然將中共視為主要敵對國家。29_{美日對於「周邊有事」的模糊處理原則，亦有} 助於嚇阻中共侵略台灣。面對美日鞏固軍事同盟之舉，北京於是透過發表「2000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公開質疑所謂的美日安保體制之「周邊事態模糊化政策」、「戰區導彈防衛系統」（TMD）、「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甚至於是「同盟導彈防衛系統」（AMD），都是企圖圍堵中國大陸，並且鼓勵台灣獨立的陰險技倆。30 又，根據日本學者高木誠一郎之分析，「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主要意涵有三：首先，美日合作範圍已由日本本土，正式擴大至「周邊有事」地區；再者，日本自衛隊的角色由本土的「專守防衛」性質，進一步擴展至參與美軍之海外行動；最後則是當日本周邊地區緊急事態發生時，日本全境都將會作為美軍支援基地。31_{新指針相較於 1978 年 11 月制定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之規定，實已將} 美日軍事同盟從「防衛型」，轉變為「攻守合作」的性質。這樣一來，更加促使中共產生危機意識：「倘若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相結合，更進一步使得中共在東北亞區域問題上，能夠發揮的空間受到壓制。」32 因此，近年來中共對南韓採取親善外交政策，並積極發展兩國政經關係的作法，希望藉以避免「美日韓三國同盟」的正式出現。此外，由於中、韓皆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略，中共便認為不妨藉由朝鮮半島問題，嘗試與兩韓結成『反日統一戰線』，以抗衡日本保守勢力的坐大。事實上，南韓金大中政府也曾正式表 27 《朝日新聞》，東京都，1994 年 12 月 14 日，版 1。 28 潘湘庭、庫桂生合著，《國際戰略形勢分析 1998~1999》，北京市：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年第一版，頁 253。 29_{東亞對中東石油依存度在 2005 年將達到 9 成以上，屆時中共解放軍的軍力也將可能取得西太} 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有鑒於此，美國除了繼續維持亞太地區 10 萬駐軍之外，並且規劃於 2010 年將目前的 12 艘航空母艦全面改進為核子動力，並且將以日本的橫須賀作為母港基地，壓制中共武力的擴張。請參閱：中村勝範著，鐘憲譯（2000），《日美台協防內幕》，台北市：正元圖書有限公司，頁 52。至於日本聯合政府的防衛政策，請參閱：草野厚（1999 年），《前揭書》，東京都：文藝春秋株式會社，頁 105 -128；《產經新聞》，東京都，「修改日米安保條約的背景與課題」，1996 年 4 月 18 日，版 2。 30_{日本稱 TMD 為 BMD（彈道飛彈防禦）；至於美國的「全國飛彈防禦系統」（NMD），則是} 抑制中共勢力的安全機制。至於「2000 年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之全文，請參照：《中共國務院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網站》：http://www.costind .gov.cn./htm l/news/bps.htm.

31_{高木誠一郎（1999 年），〈冷戰後の日米同盟と北東アジア－安全保障ジレンマ論の視點から〉，} 《國際問題月刊》，東京都，頁 10。 32_{戰後美日安保體制迄今已有五次變革，分別是 1951 年美日安保條約、1960 年新美日安保條約、} 1978 年美日防衛合作指針、1996 年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以及 1997 年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詳請參閱：高板正堯等編，1995，《戰後日米關係年表》，東京都：PHP 研究所。至於跨世紀日本政府的安保戰略構想方向，請參閱：《21 世紀日本構想》，http://www.kantei .go.jp /jp/ 21centur…/ index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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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不參與美國所主導的「戰區導彈防衛系統」，這可視為中共在對南韓戰略外交上的一項具體成果。

另一方面，中共也嘗試直接透過多邊協商機制建立「中日韓合作夥伴關係」，例如：「東北亞合作對話會」（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ve Dialogue）。 1999 年 11 月中共總理朱鎔基更進一步藉由參與在馬尼拉召開之「東協十加三會議」（ASEAN 10 plus 3）的機會，直接與日本以及南韓領導人聯合舉行「中、日、韓三國領導人早餐會」，企圖透以發展出由三國領袖當面協商的定期國際機制，促進各方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並試圖營造出中共的和平大國的形象。至於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上，橋本龍太郎曾於 1996 年 8 月公開表示：日本政府在政治上尊重中共的立場；卻也在法律上則維持曖昧的立場，也就是說日本政府對後者本身並無發言權，應該是個聯合國問題。33_{另一方面，日本也於 1996} 年 8 月透過「亞洲女性和平基金會」，開始對原慰安婦進行賠償工作。橋本龍太郎並且以親筆信函表示遺憾之意，希望逐步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期間問題。至於 1996 年 11 月之後的橋本龍太郎第二內閣之中，涉台決策事務的閣員，包括有：外務大臣池田行彥、官房長官梶山靜六（かじやまきよむ）、通產大臣佐藤信二，以及「閣外合作」黨代表：社民黨委員長土井多賀子、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先驅新黨代表堂本曉子。其中仍然以梶山靜六、加藤紘一對台灣的態度，最為友善。池田行彥雖獲留任外務大臣職位，但他只是自民黨宮澤派的幹部代表，個人政治聲望意不高；也與橋本龍太郎關係不密切，因此其影響力並不大。社民黨主席土井多賀子的立場則一向對台灣冷淡，她曾於 1990 年代中期出任眾議院議長，雖然深具個人形象魅力，但是由於往往發言失當，使其行事被受爭議。基本上，由於橋本龍太郎內閣困於內政、經濟問題，橋本本人也對外交事務興趣不高，特別是第二內閣內容的凝聚力更低，使得首相的行政領導能力更進一步被削弱。34 1997 年 1 月，自民黨的「日華關係議員墾談會」（簡稱日華墾）、新進黨「日華議員連盟」，與參議院「日華國會議員聯盟」共同合組「日華議員關係墾談會」，參與成員增加到 370 餘人，幾近於國會議員總額的一半，其功能則在於增進日台政治外交協商的效能。35_{同年 3 月，日本政府宣佈同意已停航 23} 年之久的「大阪－台北」航線復航，也落實了雙方長期規劃的增加日台航線的議 33 《朝日新聞》，東京都，1997 年 8 月 27 日，版 1。 34 由於 1996 年 10 月日本國會大選之際，社民黨與先驅新黨的大多數議員另起爐灶，組成民主黨。使得該兩黨在選後席次大為減少，轉而與自民黨進行「閣外合作」。但是自民黨內部卻開始因為是否應該繼續與社民黨與先驅新黨聯合，而推行實質的「自社先連合」；亦或應與新進黨合作，而成立「保保連合」，這就形成黨內的路線之爭。橋本所領導聯合內閣也因此而紛擾不安，凝聚力始終無法提升。 35 《自由時報》，台北市，1997 年 12 月 27 日，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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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五、小淵、森內閣（1998 年 7 月～2001 年 4 月）

近年來李登輝先生赴日簽證問題，實已成為日台關係之一項重要議題。特別是他自中華民國台灣總統卸任之後，自 2001 年 3 月下旬開始，日、台兩地媒體又再度對於李登輝前總統計劃赴日一事，展開了密集的報導與評論。最後，森喜朗首相在 2001 年 5 月下台之前，終於同意發出簽證，不可不謂是日本對台決策的重大突破。事實上，關於這次事件發展過程，日本朝野政治人物的立場，一度分裂為贊成與慎重論兩派：首先，持贊成論者有：日本首相森喜朗、副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外務副大臣的衛藤征士郎、國防廳次官米田健三、眾議院院長棉貫民輔、執政聯盟之一的保守黨黨魁扇千景、第一大在野黨的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自由黨的黨魁小澤一郎（在野黨），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又，出馬參選自民黨總裁的自民黨政調會長龜井靜香、經濟財政相的麻生太郎，乃至於前厚生相、森派的小泉純一郎（目前已成為首相）則均贊成發照。而且自民黨、民主黨、保守黨、自由黨等各黨國會議員，也已聯合組成的一超黨派團體，也曾親赴首相官邸要求森喜朗發給李登輝先生簽證。因此，日本政界多數的意見都認為李登輝先生已經卸任這麼久了，日本政府再也沒有理由因為中共反對，而不讓他來日本。另一方面，自民黨最大派閥的橋本派的會長橋本龍太郎、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則希望對此問題慎重行事。早在 2000 年 10 月，外務大臣河野洋平、自民黨前幹事長野中廣務等，就曾經阻止李登輝先生訪日與出席「亞洲展望研討會」，其主要理由即為：為避免中共的反彈。河野洋平外相更曾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日本仍然會根據 1972 年的「日中共同聲明」的原則處理。這是指日本政府在「日中共同聲明」中，對於中共主張所謂「台灣是中國領土不可分割的一部份」的立場，表示出「理解與尊重」。36 事實上，橋本龍太郎個人因為親「中」立場，以及長期被輿論傳言指出過去曾與中共女性情治人員曖昧交往，可能有一些小辮子落在中共之手；再加上橋本這次是由親「中」派的野中廣務所支持上台的，因此他發表所謂「並非絕對必要」的論調，其目的就在阻擾李登輝先生的日本行。此外，反對派人士尚有：民主黨的特別代表的羽田孜前首相，以及執政聯盟之一的公明黨黨魁神崎武法。至於日本媒體方面，則是近卅年來首次出現一致的立場：從右傾的「產經新聞」、「讀賣新聞」到左傾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均明確指出：「當前為一個歷史性的時刻，應該要發簽證給已經成為一介平民的李登輝。」這樣一來，迫使了日本政府不得不正視此一問題。日本政府之前的「拖延外交」方式也已經達 36 詳請參閱：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國 1945-1972》，東京都：慶應通信，19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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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極限，因此勢必得儘速處理，不可能將此事當作沒發生過，而不了了之。因此本文認為日本政府最後作成未拒絕中華民國前總統李登輝先生赴日就醫的政治決定，其主要理由如下所述： 1、發給簽證與否是與日本國家主權息息相關的事，日本政府應該依據本國相關法令所定的入國基準，判斷是否應該發給簽證，不應該因為遭受外國的壓力，而被迫作拒絕的決定；如果為了單純的民間人士申請簽證事件，而有所疑懼，則日本政府將在國際社會貽笑大方。當時美國政府對於日本發給簽證的支持，更是影響森內閣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 2、英國政府早在 2000 年就批准李登輝先生的訪日，因此日本政府這次若沒有同意已是一介平民的李登輝入境申請，不僅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日情緒，恐怕也將面臨民間輿論反政府的強大壓力。若是日本政府基於人道上的理由而發給簽證，而中共仍然採取報復性措施的話，則日後遭受國際輿論批判的必然會是北京。 3、李登輝先生此次堅持送交簽證申請書，則是具有突破禁忌：「在任不能去，不能連卸任後就醫也不能去」的象徵意義。長久以來，中共一直以反對李登輝訪日為牽制日本的一張王牌，日本政府應將中共的反彈與簽證問題脫勾，以早日從此一困境擺脫出來，否則今後在「中國－台灣問題」上，反而將會後患無窮。關於當時李登輝先生的簽證案所形成僵局，對於實施議會內閣制度的日本而言，是其在對台政策上第一次發生的情形。此舉必將進一步反映出：因為森喜朗首相的力量不夠，森喜朗首相下的命令，河野外相嘗試不接受、執行，才會發生試圖訴諸國會的史無前例的政治現實。這種對於有爭議的問題，想要以國會決議案來尋求解決的先例一旦發生的話，當前日本政治的人物們，也許應該好好思考：是否應該儘早採取「首相民選制度」，以解決自 1993 年細川護熙聯合內閣成立以來，中央行政領導效能長期低落的問題呢？37_{事實上，李登輝前總統訪日並} 不會造成任何政治上實質的骨牌效應，而只會是一種象徵的意義，因此中國大陸對此事過度介意，這是一件很不幸的事情。

六、小泉內閣（2001 年 4 月～）

2001 年 4 月，日本前首相森喜朗因在一連串醜聞及失言事件影響而毅然決定提前下台。日本國會於 2001 年 4 月 26 日選出自民黨籍小泉純一郎（こいずみじにちろう）為新任首相，小泉首相以「改革」為號召而獲日本國民高度支持，並且有助於自民黨 2001 年 7 月之參議院選舉選情。小泉政府係由新、自、自聯合內閣所組成；其實小泉純一郎係自民黨中生代國會議員出身，長期與另外兩位眾議員：山崎拓（やまさきたくや）、加藤紘一，並稱政壇「YKK」（取其英 37_{廖書賢，〈李登輝簽證案，檢視日本對台政策〉，《台灣日報》，台北市，2001 年 4 月 18 日，} 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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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姓氏之字首）三人組。早在 2001 年初，山崎拓雖被日本「週刊文春」指控渠有變態性行為偏好，但仍然受到小泉的支持，擔任自民黨幹事長一職；另一方面，被視為「親中派」的加藤紘一則因捲入政治獻金弊案而黯然退出政壇。此外，自從小泉首相撤換屢次引發政治紛爭的「親中派」的田中真紀子之後，政治支持度就大幅降低。雖然後者在下台後，旋即因政治醜聞已辭去眾議員職位。至於日本眾議院內「親中派」的人物尚有由前幹事長野中廣務所領導的派閥「橋本派」、民主黨的橫路孝弘、以及公明黨、社民黨的國會議員。即使如此，由小泉首相所領導的自民、自由與保守黨聯合政權這兩年來，仍然維持與台灣民進黨籍陳水扁新政府進行密切的政經互動。特別是小泉內閣藉由外務省系統連出紕漏的機會，大力整頓「親中派」的 China School 官僚，並且朝向「安保外交路線」調整，才是不得不令國際政治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所關切之處。由於日本外務省官員在中國大陸的北韓籍人士投奔日本駐瀋陽領事館等事件上，對中共強行逮捕的反應態度過於軟弱，更進一步引起日本國內輿情一片譁然。小泉內閣因此認為今後在「中國政策」上，應該表現出更為強硬的立場。探究相關主官管的背景都是「中國語研修者」，並且沿襲著：外務省亞洲局中國課長、亞洲局局長、駐中國大使的脈絡升遷，自然在對中國－台灣問題上會習於「尊重一個中國政策」的立場，因此「改革的進路」必須他們打散並調往其他地區。例如前亞洲局審議官樽井澄夫就被調往科威特擔任大使。38 另一方面，日本在 2003 年元月決定派遣陸上自衛隊將領長野陽一前來交流協會任職，工作內容等同於正式大使館內負責情蒐與安全合作的「防衛駐在武官」，其實長野本人就曾在日本駐北京大使館擔任過「防衛駐在武官」長達三年之久。這是日台斷交後首位駐台軍方人員，實具有促進日台安全合作的象徵性意義。39 目前日本國會議員也持續透過「自民黨日華懇」、「民主黨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台灣立法委員的「台日友好協會」、「台日國會議員友好聯盟」、「立法院台日交流聯誼會」40_{、「台日交流聯誼會」等多重溝通管道，保持雙方的友好合作} 關係。2002 年中華民國台灣國慶宴會，適逢日「中」建交三十週年慶，但是日本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和國土交通大臣扇千景等日方政界重要人士，卻毫不避諱地親自到場致辭，這是日本與我方斷交以來，首次有現任閣員出席發表祝詞，顯 38 〈外務省改革の主眼は中國政策〉，《世界週報》，東京都，2002 年 9 月 17 日號，頁 8。 39 一般認為促成日方此一人事案的主因在於：2002 年來中共解放軍在琉球群島海域與台灣東北海岸的頻繁的活動，有密切的關係。 40 2002 年 4 月，該會會長、我國立法院副院長江丙坤率團就曾赴日訪問，並順利會見了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和前首相森喜朗等日本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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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近年來台灣對日外交工作有了明顯的進展。41_{另一方面，在美國小布希政府的} 支持下，美、日、台之間的政軍界也發展出密切的安全合作關係。今後三方之間的協作關係，也值得進一步的觀察與期待。

肆、日台關係新利基：安保合作

長久以來，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交往，在商業與貿易方面保持十分密切的關係。但是台灣對日本的貿易入超問題，卻始終無法解決。特別是自 1990 年代以來，動輒百億美元的鉅額赤字，到了 2000 年甚至於突破了二百億美元。這類雙邊長期經貿問題在於日本掌握了「關鍵零組件」必須在日本進口。近年來，台灣高鐵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台灣本地傳媒亦視之為政治運作的結果。此外，台灣社會的大眾流行文化也深受日本影響是有目共睹。過去台日之間主要以老一輩「日語族」的交往關係維持雙方互動，雙方中生代與年輕世代均以美歐國家為主要交往對象，又因為早期國民黨兩蔣政權長期管制日文教育，所以在缺少雙邊制度性的交流背景下，造成了目前台灣中生代的政治外交領導人普遍缺乏掌握日語的能力。今後台日之間將面臨彼此政治菁英份子關係的斷層，所幸雙方有共同安全利益存在，所以交往管道得以多元建立。例如台日安全論壇也在華府的支持之下，逐漸制度化地發展，共同討論台灣長期面臨的來自中共的武力威脅。近年來，北京所發表的「台灣白皮書」也已明白道出：「台灣維持現狀並不是毫無時間限制，中共也不排除使用武力收回台灣」。當前中華民國台灣內部仍然對近代歷史經驗、感情記憶有所不同，各政黨之間的激烈地選票競爭也難免牽涉到國家認同。這其實是出於台灣近代政治史的演變，而需要長久時間的持續磨合，這也是不能強求的。對美國與日本政府來說，人治的中共綜合國力的迅速提升當然也是一種威脅性的存在，例如美國國防部之中國軍力 2000 年報告書即表明此種憂慮。不過與台灣不同的是，中共方面認為日本是對中國大陸一種威脅，因此彼此都認為對方是「潛在性的敵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日本政府是靠國際貿易以求繁榮的國家，為維持中日和平友好迄今已付出六兆日幣的貸款，卻還是經常要為日本過去侵略中國的罪行作道歉，當然已逐步在引起日本國內年輕世代對於『贖罪外交』的不滿情緒。日本輿論逐漸開始敦促政府改變對中國態度與政策，並重視美國強化同盟伙伴關係的新發展；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應建立在安全利益的共同基礎上。新世紀的日本政治正在逐步走向兩大政黨體制之路，並進入新舊交替時代，因此 41 不過就在台灣執政黨積極推動對日本政黨交流合作活動之際，由於過度偏向民主黨，致使自民黨領導人平沼赳夫等對於民進黨的作法頗為不滿！「日與我簽自由貿易協定態度趨保留」，《聯合報》，台北市，2002 年 11 月 16 日，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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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黨領導人對中共在態度上、作法上正逐漸在改變。第二次大戰的敗戰與以後的經濟高度發展經驗，已使日本各界領會到：國家的生存與發展不必靠擴張國土，維持世界和平也足以使國家繁榮。台灣需要日本做一個遠東區域安定的力量，如果日本能夠表現維持遠東和平的決心，美國也會增加信心，這些都有助於要求中共打消任何想要改變現狀的企圖。由世界戰爭史來看，一個強有力的阻礙的力量存在，往往能夠嚇阻發動戰爭的動機。有鑒於此，能夠使日本對台海的安全發言並提供實質的協助，對台灣的生存必然有助。42_這也說明了在當前的新美日防衛關係對「周邊有事」的彈性解釋，其實正賦與了日後台灣參與此一安全合作機制的空間。過去日本政府總是認為，亞洲的安全問題交給美國去操心，日本應專注發展經濟，並協助中國大陸的經濟改革開放，但日本慢慢感覺到中共綜合國力迅速發展起來以後，另一方面，中共軍事力量增加、對周邊區域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後，因此小布希在競選時就開始一方面把日本當作伙伴，一方面把美中定位在戰略上競爭對象的關係，日方也正在重新深思這樣的變化。當前台灣應該努力使日本知道台灣所希求的是甚麼？新的環境下，台灣和日本的關係應建立在安全利益的共同基礎上，並以此提昇交往的層次。當然這並不是我方一廂情願的想法，美、日方目前也在如此思考。自現任的美國小布希政府成立以來，十分積極推動維護亞太地區安全，日本小泉政權也加強與美國合作，積極參與國際事務。43_{台日關係切密切，且台灣已} 成為「世界貿易組織」(ＷＴＯ)會員，日本應加強與台灣合作，共同參與貢獻國際社會。日本政府在台日斷交三十年之後，實應重視台灣現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事實，本著獨立自主原則，支持我方加入「世界衛生組織」(ＷＨＯ)等國際組織，並儘速與我國簽訂自由貿易協定，促進兩國合作關係。44 事實上，日本民主黨幹事長菅直人（現已是該黨主席，正式職稱係「民主黨代表」在 2002 年 5 月上海所舉行的一場國際研討會上，便公開呼籲：「中國應讓台灣加入聯合國」。另一方面，日本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在 2002 年 12 月 14 日對「日本台灣醫師聯合會」演講時，回答聽眾關於如何才能讓日本與台灣建交的問題時，小澤明確指出：「台灣自己堅持一個中國時，就什麼也做不成。台灣自己必須先表明與中國是不同的國家，才會有建交的可能性。這是台灣人必須決定的 42_{黃昭堂，〈台日關係變成怎麼樣了？〉，2001 年，http://news.yam.com/forum/200101/02/25797200.} html。 43 詳請參閱：宮崎正弘，《美中對決時代來了》，東京都：角川書店，2003 年。（該書已有京都大學博士課程李明峻氏之翻譯之中文版） 44_{羅福全，〈呼籲日本加強和台灣合作〉，2002 年，http://www.tokyo.ocac.net/katudo/katu/05/} 052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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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這是人民自決的原則」。45_{此舉代表了日本政治人物外交思維的調整，也反} 映出近年來「台灣遊說」（Taiwan Lobby）的成功。目前中華民國台灣朝野各界已透過第二軌道（Track II）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積極交往與互動，影響其決策程序與國內民意。當前擴展對日關係的工作實克不容緩，在短期內台日官方交往關係建立不易的情形下，發展第二軌道安全對話機制應著重於交往層面的代表性以及對話機制的建制化發展，亦即交往對象必須具有代表性，不僅限於傳統親台人士，才能完整掌握對方認知與政策；此外，溝通管道的進一步建制化發展才能夠累積第二軌道的效能，產生第一軌道具體政策的影響力。另一方面，透過多邊的聯繫，則可以強調以地緣政治和經貿互賴為主軸的「共同安全理念」（Common Security Ideal），則對於個別國家的積極交往應可能產生集體效果。由雙邊逐漸擴展到多邊連結，先從議題的擴大，再到實際參與多邊化，如此能達成使亞太國家逐步建立：區域安全是相互關連且不可分割議題的共識。日本政府在區域安全問題上，雖然保守被動，但是仍然是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這可以從小淵惠三政府明確拒絕江澤民要求附和美國三不政策的作為得到明證。從日本政府針對九一一事件、美英聯軍進攻伊拉克的對策與行動看來，當前東京的軍事戰略已由「專守防禦型」轉向「外向擴張型」調整。2002 年新版防衛白皮書最引人注目的內容則有兩項。一是首次明確提出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省」。二是強調自衛隊取得的所謂「劃時代成果」：包括擊沉「可疑船隻」事件、「在印度洋與阿拉伯海進行反恐援助」和「向東帝汶派遣維和部隊」。而上述發展可能帶來的影響有三：46 首先，對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言，日本朝野在近年來積極配合美國全球戰略布局所進行的防衛政策改革，諸如通過修改防衛合作指針、制定新軍事法規和進行軍事演習等做法，將有利於保持威嚇中國解放軍的優勢力量；第二、隨著日本軍事戰略的轉變，法制化後的日美軍事同盟將會更具穩定性，也將更有利於提供建立一個和平的亞太安全環境；第三、新防衛白皮書所強調的內容是為日本使用軍事力量更多地干預國際事務造勢。這將助長日本擺脫戰敗國家的陰影，使得日本更為有自信地走向和平發展的道路。但是日本政府在推動新防衛政策的過程中，對於可能遭到國內保守勢力與鄰近國家的批評和反對，也應秉持公開透明化的原則，尋求各方的理解與支持。隨著自衛隊派兵海外支援美軍作戰等日本反恐機制的逐漸完備，實意味著日本將在美日安保關係中，扮演更加積極的角色。特別是在美日兩國對於台海問題的默契之下，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將可能在美國的要求下，行使「集體自衛權」， 45_{宗像隆幸著，林建良譯，《為何台灣不正面敲開國際社會的大門－－從外界來看，台灣的政治} 真是不可思議》，東京都：亞洲安保論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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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採取「美國為主、日本為輔」的聯合介入行動，以鞏固美日同盟在東亞地區勢力。基於此一態勢的發展，台灣對於自身的國家安全實應有更為全面性、更具前瞻性的戰略外交布局。當前台灣政府必須說服日本各界瞭解到雙方在維持台海和平的議題方面，有著共同的利益。日本政府在台海問題上，扮演積極的和平現狀守護者角色，並不是被台灣拖下水，而是基於「台海一旦有事，日本終將無法獨善其身」的安全連帶意識。因此，台日兩造在平時就應建立一套關於戰略安全面向的有效交流合作機制。我們認為中華民國台灣的生存與發展，當然應該由國軍獨立自主負起保衛家園的責任。另一方面，基於台日美共通的民主理念與市場價值，我們也相信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及其相關日本國內安保法案通過之後，除了將持續發揮守護東亞地區和平現狀的功能之外，對於台灣國家安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略意涵。47 事實上，中共長久以來有意阻礙與各國的刻意迴避，造成台灣參與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對話備受排擠和冷落。對台灣而言，以地緣政治和經貿互賴為主軸的「多邊共同安全機制」有實踐上的困難，則可加強雙邊多重議題的建設性交往與溝通。亞太國家彼此間的異質性高於同質性，對於個別國家的積極交涉應可能產生集體效果，主因是台海危機一定造成西太平洋安全與繁榮的威脅，包括日本在內沒有任何亞太國家會樂見台海發生衝突。另一方面，日本前駐泰國大使、同時也備受日台兩地領導人倚重得外交評論家岡崎久彥近年來曾多次往來兩地。岡崎氏在 2002 年 8 月來台參加「美日台三邊戰略對話研討會」時，雖然公開提出台灣終將獨立與美國出兵保台的說法，但卻也未指出屆時日本將會採取何種作為。基本上，岡崎氏仍然保持著如同日本政府一貫的低調與曖昧態度。48_{但他穿梭兩地、動作頻仍，也引起亞太各國媒體的} 關注，更加凸顯出日、台安全唇齒相依、唇亡齒寒的國際地緣政治現實。至於今後台灣的國防外交，也應以現實主義為主，亦即以權力分配、權力平衡和地緣政治為主軸，建構維持現狀與預防台海危機的戰略。這三項戰略指標的執行，也需從交流溝通、民主道德和經貿利益為起點，尋求突破孤立與不確定情勢的戰術運用。49_{因為目前在我國整體戰略考量和戰術運用上，要先保障的事實} 存在才能尋求認同，而尋求認同才能凸顯我們的存在。唯有瞭解自身實力與能 46

廖書賢，〈論日本反恐機制與台日安全合作〉，《國防政策評論》（Taiwan Defense Affairs），第三卷，第一期，2002 年，頁 24-41。 47_{田久保忠衛（2001 年 11 月 17 日），「日本二十一世紀的進路與台灣的關係」，《台灣國家安} 全保障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市：台灣安保協會，頁 18。 48 《聯合報》，〈岡崎：美中應思考一中替代政策〉，台北市，2002 年 8 月 23 日，版 9。 49 台灣方面透過「○○小組」、「○○專案」等名義，作為對日工作之資源。最為著名的話例子就是前防衛廳事務次官秋山昌廣赴美進修的「助學金」事件！請參閱：「美日安保含台灣秋山主導決策」，《聯合報》，台北市，2002 年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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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以及在當前國際結構中所處的地位與限制，才能使台灣兼顧和平與尊嚴，而不再深陷於弱肉強食的循環中。50_{但是更重要的是今後台灣與日本的全面合作關} 係不應該建立在過度低姿態與討好的偏差心態之上，否則類似『釣魚台是日本的領土』的言論，不但不會得到日本朝野的感恩，反而只會徒增台灣內部的爭議罷了。51

伍、結論

目前日本與世界上 189 個國家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但基本上係以對美國及中共外交為其二大主軸，另並重視對俄羅斯關係及朝鮮半島情勢。長久以來，日本即以貿易立國，為與世界各國建立良好關係，以利拓展海外貿易。日本自 1970 年代起便與台海兩岸同時建立起緊密的經貿往來關係，時至今日中共已是日本第二大貿易夥伴，台灣則名列第四。此外，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係採全方位睦鄰政策；國防事務上則如同英國一般，完全配合美國的世界戰略而行。52_{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日本妥善運用東西} 陣營對抗的國家矛盾，在美國為首的自由貿易資本主義體制下，運用廉價的海運輸入自然資源，進而生產大量貨品並行銷至世界各地。冷戰結束之後，她也逐漸以其經貿大國的實力，朝向政治、軍事大國而發展。由於 1990 年代初期，美、俄、「中」、日四大國之間權力互動關係，一度因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進行減少駐軍規模，而開始出現失衡的情勢。特別是因為近年來，隨著中共綜合國力的不斷提升，便動輒以優勢武力解決領土爭端，而使得其周邊鄰國陷於惶恐不安的境地。例如，中共海上解放軍在 1995 年強佔當時由菲律賓政府所控制之美濟礁。此外，中共迄今在對中國大陸民眾的宣傳上，除了極力扭曲多年來中華民國台灣的政經發展成果之外，亦始終不放棄使用武力統一台灣的陽謀，此舉嚴重地威脅著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安全。1996 年初，中共更進一步藉軍演之名，對台灣首度民選活動進行干擾。事實上，後冷戰時代中共致力強化軍事力量現代化（特別是遠洋海軍與二砲部隊的戰備提升），對於向來視西太平洋地區為其軍經生命線的美國與日本而言，無疑是對彼等所護持的國際現狀進行挑戰。53 50 楊永明，〈台灣安全三大戰略：經營美日、交往中共、置身亞太〉，1997 年，http://140.112.2.84/ ~yang// Comment-1997.htm 51_{其實日本輿論普遍認為台灣李前總統在 2002 年 8 月 24 日「沖繩時報」專訪時的說法，只不過} 是意在討好小泉內閣的『口惠』罷了！請參閱：「永田町 『台灣ロビ－』」，《選擇》，東京都，2002 年 11 月號，頁 50。 52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s, Norms,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Spring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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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hihide Soeya, “Taiwan in Japan’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65 (Marc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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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97 年公佈的「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正是美日聯手試圖將台灣安全與西太平洋安全予以聯結的一種保障，並對於當前台灣民主體制的存續與發展，具有積極護持的政治與軍事雙重意涵。易言之，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集團，實已形成一反制中共的「軟圍堵」海洋勢力。因此我國陳水扁總統亦曾於 2000 年 12 月 20 日，公開闡述：「維持台海和平，係美日台共同利益」的見解。54_事實上，近年來台灣政府也積極透過各項溝通管道向日本政府與國會進行遊說，此舉自然也引起當地傳媒注目。55 1990 年代日本各任的聯合政府面對上述的新國際發展情勢，雖然仍然強調「日中修好」的重要性，近年來卻也開始認識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存在對於日本國家生存與繁榮的價值，而持續加強與台灣的實質關係。特別是日本政壇在國際事務上加強自主性已然形成共識、再就是美國期望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區扮演更加積極角色的情況之下，美日兩國對於台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高度發展的現況，皆予以正面評價，而對中華民國台灣採取更為親善的政治外交態度。56 這也使得近年來日、台雙邊關係有以下主要的進展：局長級乃至內閣大臣級（部長級）官員訪問與互動關係頻繁、台灣安全保障問題因為 1999 年 5 月日本國會通過「新防衛指針」的三個關聯法案而獲得鞏固、釣魚台列島糾紛在日、台政府皆秉持溫和理性的態度下被控制。此外，「大阪、東京－台北」復航問題獲得突破、經貿逆差成長率降低、對於「原日本兵補償」與「慰安婦問題」的賠償爭議得到初步解決。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政府向來重視與中共之關係，每年皆對中共提供大量經濟援助，惟因「天安門血腥鎮壓事件」、中共軍事預算大幅成長、繼續進行核子武器試爆，並且開始對其他國家提供經援，以撐起其「大國外交」的場面。上述種種作為，也促使日本政府已決定自 2002 年起將其對中國大陸所提供政府開發援助（ＯＤＡ）削減 25％。57_{日本財務大臣谷垣禎一更針對 2003 年中共成功地} 發射載人太空船一事，表示今後將更為慎重地檢討日本對中國大陸的經濟援助問題。58 綜上所述，在 1993 年後的日本聯合政府時代，日台關係實是穩定向前發展。因此，本文藉由西太平洋地區整體國際權力平衡的視點出發，對於日本聯合政府對台政策此一個案加以詮釋。除了確認大國之間互動的新情勢，係促進 1993 年 54_{廖書賢，〈維持台海和平，美日台共同利益〉，《自由時報》，台北市，2001 年 2 月 8 日，版} 15。 55 詳請參閱：木澤二郎，《台灣ロビ－》，東京都：株式會社デ－タハウス，1998 年。 56 武見敬三，〈日中、日台關係にオける親中、親台派の終焉〉，《問題と研究》，東京都，第 26 卷，第 8 號，2001 年，頁 63-65。 57_{〈台灣與日本關係〉，《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2003 年， http://www.mofa.gov.tw/} mofadb/ ?MIval=cw pub_view_Intro_detail_test&ID=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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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聯合政府的對台政策在非邦交國家的前提之下，決定持續加強雙邊的全方位實質關係。展望新世紀日台關係的前景，在當前小布希政府所領導美國霸權體系之下，將會在既定成果的基礎上持續發展。雖然如此，儘管日台安全合作關係逐漸升溫，但是國內部分人士呼籲日本仿傚美國制定「台灣關係法」的訴求，現階段仍這只不過是台灣方面的主觀期盼罷了。至於今後日本聯合政府在對台關係上，能否展現出更為具有以日本國益出發的主體性政策作法，就要看將來多數日本民意的走向。因為居於自民黨內少數派的小泉純一郎之所以能夠持續連任黨總裁與內閣總理大臣一職，所憑藉著也正是目前日本民眾對於大改革的高度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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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225-248, No.7, Nov. 200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rom Economy to Security Diplomacy

Henry Shu-Hsien Liao

*

Abstract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 on Taiwan and Japan is not progressive enough after the end of their diplomatic ties in 1972. However,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the rise of the PRC and the adjustment of US world strategy after the “911 tragedy,” the focus of Taiwan-Japan relations has changed from economy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tart of the Japanese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1993 not only meant the end of the LDP’s one-party system, but also implied that most Japanese have a common will to “Farewell to the defeated status and pursue the Normal State.” This change reflects that Japan will not only continue following US world strategy, but will als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the west pacific zone from now on. With such a trend,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both Japanese and Taiwanese leaders sh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 more and cooperat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create a persistent pea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sia.

Keywords: Japan and ROC on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Japanese coalition

cabinet

*

後冷戰時代的日台關係：從經貿外交到安保外交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