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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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1-25. 1.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的探討* 蕭怡靖、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2006年的北高市長選舉中，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在南北兩市的異同，尤其著重在選民對政府施政表現評價的影響，另外，選前一系列的貪污醜聞是否在此次選舉中成為選民投票的考量依據，則是另一個探討重點。研究結果顯示，在北高兩市不同的選舉環境下，選民投票抉擇的考量確實有所差異，除了台北市選民對於候選人評價在投票抉擇的影響上重於高雄市選民外，近年來民進黨在高雄市的政績受到跨黨派選民的高度肯定，並對選民的投票抉擇發揮顯著的影響力，呼應了政績是民進黨穩住高雄市執政權的說法。此外，不論是在台北市或高雄市，雖然選民對陳水扁的清廉評價並未直接影響其投票抉擇，但對馬英九的清廉評價卻在投票抉擇上發揮顯著的影響效果。. 關鍵詞：施政表現、投票抉擇、市長選舉. （收件：2008/3/21；修正：2008/4/10；接受：2008/5/14）；修正：2008/4/10；接受：2008/5/14）修正：2008/4/10；接受：2008/5/14）；接受：2008/5/14）接受：2008/5/14）. ISSN 1726-9350 print / 1811-3109 online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 Vol. 5, No. 2 / June 2008. 臺灣民主季刊. 蕭怡靖�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民意調查、選民行為、國會研究。游清鑫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為政黨與選舉、政治民主化、選民行為。 * 本文使用資料全部係採自《2005年至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II）： 2006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大型面訪案》（NSC 95-2420-H-031-011，簡稱TEDS2006C）簡稱TEDS2006C））。 TEDS2006C為針對2006年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黃秀端教授。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各項建議，使本文的各項立論更為完整，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2) 2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壹、前言 To be sure, many individual voters act in odd ways indeed; yet in the large the electorate behaves as rationally and responsibly as we should expect, given the clarity of the alternatives presented to it.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of recent decades the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that develops from the data is not one straitjacketed by social determinants or moved by subconscious urges triggered by devilishly skillful propagandists. It is rather one of an electorate moved by concern about central and relevant questions of public policy, of governmental performance, and of executive personality (Key and Cummings, 1966:8). 1998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時任市長的陳水扁雖獲得七成以上的施政滿意度，但選舉結果卻仍不敵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以致在落選感言中表示「對進步的團隊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施政表現是否真能夠擄獲選民的心，還是選民最後仍依照黨派競爭的光譜來投票，一時之間成為輿論討論的焦點。隨後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朝野間的政治競爭逐漸形成以統獨光譜為主的藍綠對立，幾乎所有的政治議題皆被套上藍綠色彩，尤其，在選舉期間藍綠候選人之間的激烈對立，幾乎不存在政策議題的理性討論空間。 2006年的北高市長選舉正是在此種藍綠激烈對立的氣氛中展開，雖然國民黨與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皆具有相當的知名度，但當時的政治氛圍正圍繞在第一家庭貪瀆風暴中，包括「趙建民台開內線交易案」、「吳淑珍SOGO禮券案」至「陳水扁國務機要費」等，而民進黨也以市長特別費質疑馬英九的清廉與操守，頓時讓北高市長選舉失焦，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人的新聞多於參與市長選舉的候選人，該次選舉甚至被冠上是選民針對陳水扁總統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 Vol. 5, No. 2 / June 2008.

(3)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3. 信任投票（黃秀端，2006a；游盈隆，2006）。因此，在原本已經充滿藍綠對立的政治氛圍中，再加上愈演愈烈的貪污風暴，以及對政黨領袖的批判，讓原屬地方層級的北高市長選舉被迫提升至政黨中央層級的對決，而原應在此次選舉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地方議題或是地方政府的施政表現，如何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則顯得隱晦不明。另一方面，由於第一家庭陷入貪污風暴加上當時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此次選舉被認為是國民黨一舉擊潰民進黨的大好時機，除了有機會延續台北市的執政權，並收復失去八年執政權的高雄市外，更是2008總統選舉兩黨在直轄市的資源爭奪戰。惟選舉結果不如多數所預期，台北市長雖是由國民黨提名的郝龍斌勝選，但勝選的幅度並不如預期，而高雄市則由民進黨提名的陳菊以1,114票之差險勝國民黨提名的黃俊英，維持台北市由國民黨執政、高雄市為民進黨執政的選前狀態。如果，選民真如上述所言是依照藍綠對立的光譜來投票，或針對陳水扁或馬英九的信任投票，則選舉結果會是如此嗎？或是選民難道對於地方的市政建設沒有理性思考的空間嗎？事實上，如上述的引述，Key與Cummings（1966）早在40年前即提出選民會將政府的施政表現作為投票抉擇的重要參考因素，之後Fiorina（1981）也提出「回溯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觀點，認為選民對於政府的施政評價不但會影響選舉時的投票抉擇，甚至會改變其原有的政黨認同傾向，顯示民眾的投票選擇也是會理性地評估政黨的執政表現。令人好奇的是，這樣強調施政. 影響作用，進而影響最後的選舉結果。為此，本文即從施政表現的觀點切入，探討2006年的北高市長選舉，兩地選民的投票抉擇是否會將市政府過去的施政表現納入考量？而此次選舉期間有關陳水扁與馬英九的操守問題，是否確實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呼應了此次選舉是選民對陳水扁與馬英九信任投票的說法？.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表現評估的論述在此次的北高市長選舉中，是否對選民的投票抉擇發揮顯著的.

(4) 4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貳、施政表現與選民的投票抉擇民眾是否會考量政府的施政表現決定其在選舉時的投票決定，在美國1970 年代開始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與討論，其基本的觀點是源自於Downs（1957）所提出「自利」（self-interest）的思維邏輯，認為選民會用選票來獎勵或懲罰執政黨的施政表現，當選民認為政府的施政績效不佳時，會選擇將選票投給反對黨以懲罰執政黨並期望新政黨能帶來更佳的執政效果；反之，當選民滿意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時，會選擇將票繼續投給執政黨，除了是對執政黨的獎勵外，也期望令人滿意的現狀能維持下去。Key與Cummings（1966）甚早即提出此種觀點及論述，而後續學者的研究多藉以探討美國國會期中選舉的結果，尤其是總統在經濟層面上的施政表現（最常見的是通貨膨脹及失業率的問題），將影響其所屬政黨國會議員在期中選舉時的得票情形。Karmer（1971）以總體經濟指標分析1896年至1964年間，總統所屬政黨國會議員的得票率確實會受到國家總體經濟表現的影響。亦有學者提出「公民複決理論」（referendum theory），認為國會期中選舉可說是選民對總統執政表現的信任投票，Tufte（1975）即發現總統所屬政黨國會議員的期中選舉得票結果，將會受到當時總統的聲望（public approval）與經濟狀況（economic conditions）的影響。而執政黨在深知選民對國家經濟表現的認知與感受將影響選舉的投票意向下，亦會故意在選前操作各種短期策略來刺激經濟，以爭取選民的選票支持，達成連任的目的，形成「選舉經濟循環」（electoral-economic cycle）的週期現象（Tufte, 1978）。 Lewis-Beck（1988）更曾將經濟投票理論套用在歐洲五國（英、法、德、意、西）選民的投票抉擇研究中，也得到相同的檢證結果。除了單純以經濟指標來論述政府的施政表現外，Fiorina（1981）所提出「回溯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的論點，則包括政府在各項政策方面的表現，除了經濟議題外，也包括其他內政與外交上的議題，其認為選民並不是笨蛋，即使選民無須對現任者的經濟或外交政策內容有精確的瞭解，也會藉由. Vol. 5, No. 2 / June 2008.

(5)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5. 對這些政策結果的感受來影響投票抉擇，其以1952年至1976年的調查研究資料檢證出，美國選民對於總統的施政評價，不但會左右其在總統選舉時的投票抉擇，也會對國會議員的選舉造成影響，甚至改變了選民既存的政黨認同傾向。 Kiewiet（1983）則依據過去相關學者提出的論述進行區分，部分論述認為選民是以現任者的施政表現來進行評價，稱之為「現任者取向」（incumbencyoriented），另一種則是以選民認為當時應著重的經濟政策為何來進行投票抉擇，若面對失業率問題時傾向支持民主黨，若面對的是通貨膨脹時，則傾向支持共和黨，稱之為「政策取向」（policy-oriented）；此外，又以選民是依國家整體經濟狀況來評價（national economic assessments），還是個人經濟經歷來衡量（personal economic experience）區分為兩類。其研究結果發現，選民對於政府施政表現的評價相對較容易反應在總統選舉當中，對國會選舉的影響相對較低；其次，以國家整體經濟狀況來評估相對於個人經濟經歷，對選民的投票抉擇較具影響力；再者，現任者取向的評價觀點在選民投票抉擇上，要比採政策取向觀點來的更具影響力。雖然政府施政表現或經濟投票在美國的投票行為研究中具有相當影響力，但在台灣早期的研究中並未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也不如統獨立場或國家認同等議題來的重要（何思因，1991；黃秀端，1994），這或許是因為台灣當時尚未經歷政黨輪替，選民亦較無法對於政府的施政良窳做出相對性的差異評價，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眾開始對於不同政黨執政的結果有差異性的感. 台灣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的研究即發現，選民對總統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及「黑金政治」三面向的施政評價，確實會影響其在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抉擇。在2002年地方層級的北高市長選舉中，選民對中央層級的總統施政滿意度與對地方層級的現任市長施政滿意度，也皆顯著影響選民最終的投票抉擇（吳重禮、李世宏，2004）。這顯示出，台灣選民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在經歷不同政黨輪流執政後，更能夠對於不同政黨的執政表現做出差異性的評價，進.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受，也逐漸在投票時成為投票抉擇的考量依據，吳重禮、李世宏（2003）在對.

(6) 6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而在選舉時將政府的施政表現作為其投票抉擇的考慮因素。但2006年的北高市長選舉與上一屆2002年的選舉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皆是現任者爭取連任的態勢，選民對於候選人的個人評價（尤其是現任者）與對政府施政的表現評價，兩者之間極易相互投射而影響測量效度，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吳重禮、李世宏（2004）在其分析模型中並未納入候選人評價此一重要變數。反觀，2006年的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則是屬於開放競選，執政的現任市長皆已任期屆滿，國民兩黨皆推出具高知名度的候選人參選，國民黨提名的郝龍斌以及民進黨提名的陳菊，為爭取延續所屬政黨在當地的執政權，皆力求將過去國民黨市長馬英九在台北市施政表現，以及民進黨市長謝長廷在高雄市的政績大幅宣傳，在這種情況下選民除了得以將候選人評價與執政黨的施政表現進行區隔外，也更有機會回溯過去執政黨的施政表現。其次，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時，陳水扁總統與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成為當時國民兩黨的實質領導人，再加上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等貪污風暴的影響，頓時使得此次北高市長選舉相形失焦，選民對陳水扁及馬英九的信任與否甚至被認為將影響投票抉擇。再者，高雄市在經過民進黨八年的執政後，不但解決長期以來的民生飲用水問題，愛河整治、新光碼頭落成以及捷運興建皆讓高雄的市政建設有了全然不同的風貌，反觀，台北市不但沒有眾所矚目的政績，反而執政期間曾發生SARS事件及邱小妹醫療人球事件，引起外界的質疑及批評，謝長廷甚至強調要將他在高雄市的執政經驗帶到台北市，陳菊也表示將延續謝長廷在高雄市的政績。黃秀端（2006a）即直言在選舉大環境不利於民進黨的氣勢下，民進黨主要是在直轄市的政績讓他們保住平盤，穩定此次的選舉結果。若果真如此，則選民對市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在高雄市長選舉中將會比台北市長選舉更具影響力。在探討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的選民投票抉擇，除了上述有關該次選舉受到矚目的焦點外，傳統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仍是不可忽視的關鍵變數。雖然諸多學者曾針對Campbell et al.（1960）的政黨認同測量方式（Petrocik, 1974; Vol. 5, No. 2 / June 2008.

(7)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7. Weisberg, 1980)、長期穩定性（Erikson, Mackuen, and Stimson, 2001; Fiorina, 1981; Nei, Verba, and Petrocik, 1976）及跨國適用性（Thomassen, 1976）提出質疑，但不可否認的，它迄今仍是研究選民投票行為不可或缺的重要變數。在台灣，過去的研究成果也確認了政黨認同是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鍵因素，在各層級的選舉中，不論是政黨認同、政黨形象還是政黨偏好，只要認同、偏好或對該政黨有正面形象的選民，皆有相對較高的機率將票投給該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Yu, 2004；朱雲漢，1996；何思因，1994；徐火炎，1991, 1992；陳義彥， 1994；盛杏湲，2002；游盈隆，1994；傅恆德，1996, 2005）。至於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與評價，過去對於美國選舉的討論逐漸從兩黨競爭轉向為「候選人中心」（candidate-centered）（Miller and Shanks, 1996:414）， Rahn et al.（1990）甚至認為對候選人個人特質及專業的評價，在選民的最終投票決定上扮演著核心角色。至於如何測量選民對候選人的形象認知與評價，也引發學者們的廣泛討論（Abelson et al., 1982; Kinder, 1986; Lodge et al., 1995）。在台灣，有學者從選民對候選人的特質、能力或形象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胡佛、游盈隆，1983；陳義彥，1994；梁世武， 1994；黃秀端，1996；傅明穎，1998），亦有學者採取「情感溫度計」（feeling thermometer）的方式，直接探詢選民對候選人的整體偏好或評價，並認為此種方式不但可以簡化統計模型的複雜性，甚至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分析具有更佳的模型預測率及解釋力（黃秀端，2005；盛治仁，2000；鄭夙芬、陳陸輝、劉. 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效果孰重熟輕的問題，過去研究可說是互有爭議，Markus與Converse（1979）採「動態」（dynamic）分析方式，雖然發現候選人評價是決定選民投票決定的最主要因素，但議題及政黨認同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尤其政黨認同不但是一個穩定的中介變項，同時也具有間接的影響力。Miller與Shanks（1996:326-69）則提出「多層階段」（multiple-stage）分析論點，發現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決定最具影響力，即便.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嘉薇，2005）。.

(8) 8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在控制其他相關變數下亦是如此。黃秀端（2005）在2004年總統選舉的研究中發現，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溫度計」雖然對投票決定具有顯著影響，但其影響力仍不及政黨認同。不過，在地方層級的選舉中，受到社會網絡及日常生活接觸的影響，選民更能直接感受人情壓力與對地方政治人物的觀感，也因此部分對於縣市長層級的投票行為研究中即發現，候選人因素對於選民投票意向的影響力反而要高於政黨認同（莊文忠、胡龍騰，2006；劉嘉薇，2008），尤其是在競選連任的縣市長選舉中，政黨認同更是顯得沒那麼重要（黃秀端， 2006b）。由上述的相關研究即可發現，隨著研究對象、選舉層級及分析方法的不同，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對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即便如此，仍顯示這兩者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不容忽視，正如同何思因（1991:48）所言「我國的選舉應是以候選人形象及政黨偏好為主的選舉」。針對上述的說明，本文對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選民投票抉擇的探討，將聚焦於選民對市府施政評價是否影響投票決定，尤其依據過去台北市長選舉結果，以及過去八年來北高兩市的市政建設成果，高雄市選民相對於台北市選民在投票抉擇上，更有可能將市政府的施政表現納入考量，反之，台北市選民則較可能依據政黨競爭的光譜來投票。此外，本文另一個探討的重點在於選前被炒的沸沸揚揚的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案風波，是否真如外界所言本次選舉是選民對陳水扁與馬英九的信任投票，使原屬地方層級的選舉受到中央層級政治人物的影響。本文將藉由「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6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面訪案」之研究計畫，以個體層次的調查研究資料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檢證。①. ①. TEDS2006C為針對2006年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此次研究計畫的訪問執行期間為2007年1月中旬至3月中旬，台北市有效成功樣本數為1,235份，高雄市有效成功樣本數則為1,262份（黃秀端，2007）。. Vol. 5, No. 2 / June 2008.

(9)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9. 參、北高兩市選民的市政滿意度北高兩市選民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表現評價在過去四年間出現極大的變化（如表一所示），在2002年時，台北市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表現抱持正面評價高達74%，持負面評價者不及二成（佔19%），反觀高雄市選民當時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表現持正面評價者為61.9%，持負面評價則佔27.6%，顯見在2002年台北市政府的施政表現相對於高雄市政府較能受到市民的肯定，施政滿意度也比高雄市政府高出一成二。但在2006年的調查結果中卻出現完全逆轉的情勢，台北市民眾對於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滑落至62.7%，不滿意度則大幅提升至33.5%，反觀高雄市民眾對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提升至72.9%，不滿意度則減低至20.0%，高雄市政府的施政表現受選民肯定程度反而比台北市政府受選民肯定的比例高出一成，顯示出兩地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評價出現互為消長的結果。② 表一北高兩市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台北市. 高雄市. 2002年. 合計. 2002年. 2006年. n. %. n. %. n. %. n. %. 223 677 183 49 85. 18.3 55.7 15.0 4.0 7.0. 90 684 274 139 49. 7.3 55.4 22.2 11.3 3.9. 126 634 276 62 129. 10.2 51.7 22.5 5.1 10.5. 175 745 206 46 91. 13.9 59.0 16.3 3.7 7.2. 1,216. 100.0. 1,235. 100.0. 1,227. 100.0. 1,262. 100.0. 資料來源：黃紀（2003）、黃秀端（2007）。. ②. 為求慎重，筆者將施政滿意度區分為「滿意」、「不滿意」及「無反應」三類，進行年度間（2002年→2006年）比例變化的統計檢定（95%信心水準）。在台北市部分，「滿意」減少11.3%，t=-6.06，「不滿意」增加14.5%，t=8.26；在高雄市部分，「滿意」增加 11.0%，t=5.90，「不滿意」減少7.6%，t=-4.47。上述結果顯示，北高兩市選民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評價在2002年與2006年間的變化確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無反應. 2006年.

(10) 10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而北高兩市選民對市府的施政評價在過去四年來出現互為消長的結果並不令人訝異，也呼應了筆者先前的論述，即馬英九在第二任的市長任期中，接連發生SARS群聚感染、邱小妹醫療人球、建成圓環整建失敗等事件，在在重挫了民眾對於台北市政府執政效能的觀感與評價。相反的，謝長廷主政的高雄市政府在其第二任的市長任期中，逐步完成市民日常飲用水的改善、愛河的整治、新光碼頭的啟用等重大民生建設，讓選民對於市政府的執政效能有了正向的評價與肯定。從這樣的數據轉變來說，北高兩市選民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表現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敏感性，對於市政府的政策結果皆能做出評價反應。雖然北高兩市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表現能敏感的做出評價，但在目前藍綠對立嚴重的政治氛圍中，藍綠政黨屬性幾乎主導了選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當然也包括選民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表現評價，表二即顯示，認同泛藍政黨相對於認同泛綠政黨的選民，對台北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相對偏高，反之，在高雄市由於是民進黨執政，泛綠選民自然比泛藍選民更為滿意市政府的施政表現。. 表二北高兩市選民政黨認同與施政滿意度交叉分析表（2006年）. 台北市. 泛藍泛綠中立無反應合計.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無反應. 合計 (n). 13.6 1.3 3.2 7.3. 72.1 29.0 53.1 55.3. 11.6 38.2 24.1 22.2. 1.8 28.0 10.9 11.2. 0.9 3.5 8.8 4.0. 100.0 ( 545) 100.0 ( 314) 100.0 ( 377) 100.0 (1236). 7.0 0.5 3.4 3.6. 3.5 2.3 14.3 7.2. 100.0 ( 400) 100.0 ( 388) 100.0 ( 475) 100.0 (1263). X2=342.514；df=8；p<0.001 高雄市. 泛藍泛綠中立無反應合計. 1.8 33.8 7.8 13.9. 60.8 59.8 56.8 59.0. 27.0 3.6 17.7 16.3. X2=310.176；df=8；p<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7）。說明：細格內為橫列百分比。. Vol. 5, No. 2 / June 2008.

(11)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11. 不過，即便藍綠分歧影響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評價，但從表二也可看出北高兩市選民的差異性，在台北市屬於認同泛綠政黨的民眾僅有三成左右的比例（30.3%）滿意市政府的施政表現，但在高雄市認同泛藍政黨的選民中，卻有高達六成（62.6%）的選民滿意市政府的施政表現。這不但再度凸顯出高雄市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高於台北市選民對市政府的施政滿意度，也顯示高雄市政府的施政表現受到過半甚至高達六成以上認同泛藍政黨選民的肯定，而這種對市政表現出現跨黨派的肯定無疑是民進黨在市長選舉中的重要「資產」，也確實在選戰策略中不斷強調民進黨在高雄市的執政績效，除了民進黨提名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陳菊強調要延續謝長廷過去執政時的建設外，轉戰台北市的謝長廷也向選民表示將把高雄執政的經驗帶至台北市。選民對於市政府的施政表現具有敏感的回應，是否也會在選舉時影響其投票抉擇？此次北高市長選舉雖然參選人數眾多，但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及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在台北市合計獲得近95%的選票，在高雄市更獲得近99%的選票，儼然呈現兩大黨對決的局面，③ 故筆者在實際選舉競爭態勢及統計分析個數的考量下，將針對國民黨及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作為選民投票抉擇的分析變項。在初探性的雙變數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如表三），選民對市政表現的評價確實與其最終投票抉擇具有顯著的關連性，滿意市政表現的選民皆會有顯著偏高的比例將票投給市府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不滿意的選民則多數將票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而表三的結果亦呈現出南北不同之處，即台北市選. 為強烈，④ 滿意市政表現的選民有高達八成以上會投給執政的國民黨候選人郝. ③. ④. 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該次市長選舉的結果，在台北市長選舉部分，國民黨提名的郝龍斌得票率為53.81%，民進黨提名的謝長廷得票率則為40.89%；在高雄市長選舉部分，國民黨提名的黃俊英獲得49.27%的選票，民進黨提名的陳菊則獲得49.41%的選票。這可從兩地交叉分析表中的關聯性係數來判別，即台北市的Cramer’s V=0.631要高於高雄市的Cramer’s V=0.515。.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民對市府施政表現的評價與最終投票抉擇間的關連性，要比高雄市選民來的更.

(12) 12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龍斌（非常滿意者甚至達九成四），不滿意的選民則有七成以上的比例投給民進黨的謝長廷（非常不滿意者甚亦高達九成），兩者之間的關係非常明顯，反觀在高雄市，雖然非常滿意市府施政表現的選民有高達九成五將票投給陳菊，但還算滿意的選民卻僅有五成多的比例投票給陳菊，相形之下要比台北市選民來的偏低許多。而這樣的結果也顯示，仍有其他因素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抉擇，尤其在高雄市，許多泛藍認同者雖然滿意民進黨政府的市政表現，但或許在藍綠競爭的考量下，最終仍決定依循黨派立場來投票。為了釐清施政表現是否確實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筆者將依過去的學理探討及研究發現，利用統計模型的建立將其他可能的干擾因素納入控制，除了檢視施政表現的影響外，也將檢證台北高雄兩市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差異。. 表三北高兩市選民的施政滿意度與投票抉擇交叉分析表. 台北市. 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合計. 郝龍斌. 謝長廷. 合計 (n). 94.2 83.6 29.4 9.6 63.4. 5.8 16.4 70.6 90.4 36.6. 100.0 ( 69) 100.0 (445) 100.0 (177) 100.0 ( 94) 100.0 (785). X2=312.226；Cramer’s V=0.631；df=3；p<0.001. 高雄市. 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合計. 陳菊. 黃俊英. 合計 (n). 95.0 53.8 12.0 12.1 51.8. 5.0 46.2 88.0 87.9 48.2. 100.0 (139) 100.0 (498) 100.0 (142) 100.0 ( 33) 100.0 (812). X2=215.576；Cramer’s V=0.515；df=3；p<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7）。說明：細格內為橫列百分比。. Vol. 5, No. 2 / June 2008.

(13)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13. 肆、選民投票抉擇的模型檢證如同前文所述，在過去有關台灣選民投票行為的研究中，選民的政黨認同及對候選人的評價，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主要因素，尤其選舉結果證明此次選舉是兩大政黨的競爭態勢，其他小黨候選人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可以贏得選舉，⑤ 且兩大黨提名的候選人也具有高度知名度，因此，若要檢視選民對市府施政表現的評價是否影響其投票抉擇，其政黨認同及對候選人評價自然必須納入控制。另一方面，雖然親民黨及台聯分別在台北市與高雄市提名候選人參選，但在單一選區的選舉制度下，小黨認同者為避免選票的浪費，即Duverger （1959:226）所提出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將會傾向投票給同屬泛藍或泛綠陣營的國、民兩大黨候選人，再加上親民黨及台聯認同者所佔比例有限，⑥ 故本文在政黨認同上將以認同泛藍或泛綠陣營來進行區分。至於在候選人因素上，雖然過去曾有以候選人的特質、能力或形象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但藉由「情感溫度計」直接探詢選民對候選人的整體評價，不但可簡化統計模型的複雜性，也具有更佳的模型預測率及解釋力（黃秀端，2005；盛治仁，2000；鄭夙芬、陳陸輝、劉家薇，2005），故筆者亦將採取此一方式偵測候選人因素的影響。另外，選前爆發一系列的貪污醜聞，包括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以及馬英九的特別費案，更讓此次選舉被冠上是選民對陳水扁及馬英九的信任投票，其中所強調的便是選民對國民黨及民進黨這兩位. 此，筆者將在同時考量選民的政黨認同、候選人評價、對市府的施政評價以及. ⑤. ⑥. 本次台北市長選舉結果，除了郝龍斌及謝長廷外，其餘候選人的得票率皆相當低，宋楚瑜獲得4.1%的選票、李敖、周玉蔻及柯賜海的得票率皆不及1%。在高雄市長選舉結果部分，除了陳菊以及黃俊英外，羅志明、林志昇及林景元的得票率亦在1%以下。依據本次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台北市選民中親民黨認同者僅占2.0%（24人）；在高雄市選民中台聯的認同者亦僅占1.0%（12人）。.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實質領導人，在清廉操守上的信任程度將可能影響此次選舉的投票抉擇。為.

(14) 14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對陳水扁及馬英九在清廉程度上的評價，建立統計模型來探討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表四及表五顯示，不論是台北市還是高雄市長選舉，政黨認同及候選人評價依舊是影響選民投票抉擇的重要因素，認同泛藍政黨之選民，有相對較高的比例將票投給國民黨提名候選人，而認同泛綠政黨的選民則是有相對較高的比例投票給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在台北市，認同泛藍政黨的選民投票給郝龍斌相對於投給謝長廷的相對機率（odds），是無政黨認同選民投給郝龍斌相對於投給謝長廷之相對機率的16.9倍（即Exp(2.829)=16.927）；在高雄市，認同泛綠政黨的選民投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的相對機率，是無政黨認同選民投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之相對機率的8.9倍，顯見政黨認同對於選民投票抉擇而言. 表四 2006年台北市長選舉選民投票意向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常數. β. S.E.. Exp (β). 1.232. 0.840. 3.427. 政黨認同（中立無反應＝0）泛藍泛綠. 2.829*** -1.422**. 0.612 0.437. 16.927 0.241. 候選人評價謝長廷（0~10）郝龍斌（0~10）. -1.350*** 1.045***. 0.196 0.170. 0.259 2.842. 0.609. 0.433. 1.838. -0.099 1.146*. 0.470 0.519. 0.906 3.144. 市府施政評價（不滿意＝0）滿意扁、馬清廉評價（不清廉＝0）陳水扁清廉馬英九清廉. 模型資訊：n=700; Pseudo R2=0.802; Log Likelihood=-89.736; LR Chi2 (7)=726.67; p<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7）。說明：1. 依變數：1=投給郝龍斌；0=投給謝長廷。 2. *表p＜0.05；**表示p＜0.01；***表p＜0.001。. Vol. 5, No. 2 / June 2008.

(15)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15. 仍是一項重大的影響因素。而在候選人評價上，北高兩市的模型結果皆顯示其對於選民的投票抉擇亦具有顯著的影響力，當選民給予候選人的評價愈高時，其即有愈高的相對機率將票投給該位候選人，在台北市，選民給予郝龍斌每多 1分的評價，其投給郝龍斌相對於投給謝長廷的相對機率即會增加2.8倍，若給予謝長廷每多1分的評價，則其投給郝龍斌相對於投給謝長廷的相對機率即會減低74.1%（即1-〔Exp(-1.35)=0.259〕=0.741）；相同的在高雄市，選民給予陳菊每多1分的評價，其投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的相對機率即會增加1.71倍，若給予黃俊英每多1分的評價，則其投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的相對機率即會減低50.4%。不過，在本文所關注的市府施政評價影響上，則出現北高兩市結果不一的. 表五 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選民投票意向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S.E.. Exp (β). 常數. -0.452. 0.918. 0.636. 政黨認同（中立無反應＝0）泛藍泛綠. -2.589*** 2.185***. 0.420 0.506. 0.075 8.889. 候選人評價黃俊英（0~10）陳菊（0~10）. -0.701*** 0.536***. 0.124 0.118. 0.496 1.709. 2.516***. 0.538. 12.376. 0.408 0.471. 2.060 0.306. 市府施政評價（不滿意＝0）滿意扁、馬清廉評價（不清廉＝0）陳水扁清廉馬英九清廉. 0.723 -1.183*. 模型資訊：n=637; Pseudo R2=0.744; Log Likelihood=-112.683; LR Chi2 (7)=655.95; p<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7）。說明：1. 依變數：1=投給陳菊；0=投給黃俊英。 2. *表p＜0.05；**表示p＜0.01；***表p＜0.001。.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β.

(16) 16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差異，在台北市，選民對國民黨在市府的施政評價並沒有顯著影響其投票抉擇，也就是說，在控制政黨認同與候選人評價等因素後，選民對國民黨在台北市政府施政表現的滿意與否，並不會影響其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抉擇，這也反應出國民黨近年來在台北市的施政表現平平，甚至不如四年前的施政評價，對民眾而言並沒有特別的吸引力，自然也就無法在選舉中發揮影響力了。但對高雄市選民而言，其對民進黨在市政表現上的評價則顯著影響投票決定，對施政表現滿意的選民投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的相對機率，不但比不滿意施政表現的選民來的高，兩者間的差距甚至高達12.4倍，這樣的結果反應出民進黨近年來在高雄市所完成的多項市政建設，不但獲得民眾高度的肯定與評價，選民也在此次市長選舉中藉由選票來獎勵民進黨的市政表現，並期望民進黨在高雄市能持續執政下去。至於選前喧騰一時的貪污醜聞風波，是否真如外界所言會影響選民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抉擇？模型結果顯示，不論是在台北市還是高雄市，選民對陳水扁的清廉評價在投票抉擇上並不具顯著的影響力，反倒是北高兩市選民對馬英九的清廉評價顯著影響市長選舉的投票抉擇，在台北市，對馬英九的清廉程度持正面評價的選民，其投票給郝龍斌相對於投給謝長廷的相對機率，是持負面評價選民的3.14倍，在高雄市，對馬英九的清廉程度持正面評價的選民，其投票給陳菊相對於投給黃俊英的相對機率則減低69.4%。這反應出馬英九長期標榜的清廉形象確實在此次選舉中發揮影響力，尤其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在此次選舉中賣力為黨籍提名候選人輔選，的確在選票吸收上達到加分效果。此外，表四及表五雖然可以「個別」檢證影響北高兩市選民在此次市長選舉的相關因素，但若要進一步「比較」這些因素在台北市與在高雄市的影響力熟輕孰重的問題，即選民的投票抉擇在北高兩市之間是否具有「因果異質性」（causal heterogeneity），則必須將兩筆資料合併置於同一個統計模型中，利用變數與地區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來進行統計檢證，以確知各項自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在北高兩市中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⑦ 至於在模型. Vol. 5, No. 2 / June 2008.

(17)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17. 結果的解讀上（如表六），當自變數的係數（β）為「正值」，而自變數與地區的交互作用項亦為「正值」且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時，即表示該自變數在交互用作項中所呈現的地區（即高雄市）相對於另一地區（即台北市），具有顯著更高的正向影響效果，⑧ 若交互作用項為顯著「負值」時，則表示交互作用項所呈現的地區相對於另一地區的正向影響顯著偏低；反之，當模型中自變數的係數為「負值」，而自變數與地區的交互作用項亦為顯著「負值」時，即表示該自變數在交互用作項中所呈現的地區相對於另一地區，具有顯著更高的負向影響效果，若交互作用項為顯著「正值」時，則表示交互作用項所呈現的地區相對於另一地區的負向影響顯著偏低。當然，如果交互作用項的係數沒有達. 表六模型中交互作用項的係數詮釋說明表自變數 (β). 交互作用 (β) （自變數＊高雄市）. 詮釋意涵. ＋. ＋. 自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正向影響，且對高雄市選民的影響力要高於台北市選民。. ＋. －. 自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正向影響，但對高雄市選民的影響力要低於台北市選民。. －. ＋. 自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負向影響，但對高雄市選民的影響力低於台北市選民。. －. －. 自變數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負向影響，且對高雄市選民的影響力要高於台北市選民。. ⑦. ⑧. 當要比較兩個不同分析單位模型中的個別係數是否有差異時，若沒有將兩筆資料合併置於同一模型中，將會導致在估算係數差異時，因忽略兩個係數間可能存在的「共變異」（covariance），而錯誤估算兩係數的「標準誤」（standard error），以致估算出來的結果可能發生偏誤。有關討論「因果異質性」的模型設定問題，可參考黃信豪（2007）。本文在北高兩市的合併模型中，對於自變數與地區的交互作用項，一律皆是以「台北市」作為比較的基準組（即模型中設定為0），將「高雄市」設定為1。.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說明：表中細格討論皆指係數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表示正相關，「－」表示負相關。.

(18) 18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即表示該自變數對於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在北高兩市並沒有顯著的差異。⑨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北高兩市選民對於市府的施政表現評價，是否對其在市長選舉中的投票抉擇具有影響力，即對市政表現滿意的選民傾向將選票投給市府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反之不滿意市府施政表現的選民，則傾向投票給市府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但在北高兩市分別由國民黨及民進黨執政的情況下，合併後的模型並無法以候選人的黨籍作為選民投票抉擇的依變數，故將轉換成以選民投給市府執政黨或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來作為依變數，⑩ 相關的自變數也必須轉換成以市府執政或在野的方式來劃分，包括：以藍綠劃分的政黨認同將轉換為認同市府執政黨陣營或在野黨陣營，候選人評價轉換為給予市府執政黨或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評價，⑪ 市政表現評價仍維持對市府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滿意與否，至於在對陳水扁及馬英九清廉與否的評價上則直接以交互作用項呈現。依據表七結果顯示，北高兩市選民之政黨認同對於其投票抉擇的影響，只有對在野黨認同上有顯著的因果異質性，對執政黨認同的影響則無差異，也就是說，兩市選民若認同市府執政黨陣營皆有相對較高的機率投票給市府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而這種影響力在北高兩市並無顯著差異；反之，選民若認同市府在野黨陣營，則有相對偏高的機率將票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的候選人，且這種影響力在高雄市要顯著高於台北市，即高雄市選民因認同泛藍陣營而投給黃俊英的影響效果，要大於台北市選民因認同泛綠陣營而投給謝長廷的影響效. ⑨. ⑩. ⑪. 有關Logit Model交互作用項的設定方式、學理探討及範例說明，可參閱Huang與Shields （1994）。將轉換後，模型中依變數的「1」表示投給市府執政黨提名候選人（即郝龍斌或陳菊），「0」表示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候選人（即謝長廷或黃俊英）。合併後模型中的「政黨認同」及「候選人評價」兩項自變數，皆轉換成是對「市政府」執政黨或在野黨的認同或對「市政府」執政黨或在野黨提名候選人的評價為劃分方式，並非是以「中央政府」的執政或在野為劃分標準。. Vol. 5, No. 2 / June 2008.

(19)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19. 果，這不但顯示出同樣屬於市府在野黨提名的黃俊英相對於謝長廷，在選票吸收上更為倚重政黨的標籤，也凸顯謝長廷的個人特質在選票吸收上的重要性。這也可從模型中對候選人評價的影響差異上來檢證，台北市選民不論是對市府執政黨或在野黨提名候選人的評價，對其在市長選舉投票抉擇的影響力上，皆. 表七 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選民投票意向之二元勝算對數模型差異檢證 β 常數. 1.487*. S.E.. Exp (β). 0.729. 4.425. -1.940. 1.173. 0.144. 政黨認同（中立無反應＝0）執政黨陣營執政黨陣營×高雄市在野黨陣營在野黨陣營×高雄市. 2.547*** -0.362 -1.402*** -1.187*. 0.507 0.716 0.388 0.572. 12.773 0.696 0.246 0.305. 候選人評價（0~10）執政黨候選人執政黨候選人×高雄市在野黨候選人在野黨候選人×高雄市. 1.019*** -0.483* -1.272*** 0.571**. 0.147 0.188 0.167 0.208. 2.771 0.617 0.280 1.770. 0.934* 1.582*. 0.366 0.651. 2.545 4.864. 0.723 -1.184*. 0.408 0.471. 2.060 0.306. 市府施政評價（不滿意＝0）滿意滿意×高雄市扁、馬清廉評價（不清廉＝＝0）扁清廉×高雄市馬清廉×高雄市 n Pseudo R2 Log Likelihood LR Chi2 (13) p. 1395 0.765 -225.338 1463.09 <0.001. 資料來源：黃秀端（2007）。說明：1. 依變數：1=投給市府執政黨提名候選人；0=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候選人。；0=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候選人。 0=投給市府在野黨提名候選人。 2. *表p＜0.05；**表p＜0.01；***表p＜0.001。.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地區（台北市＝＝0）高雄市.

(20) 20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要顯著高於高雄市選民，也就是說，台北市選民比高雄市選民更會因為給予候選人較高（或較低）的評價而有相對較高（或較低）的機率投票給該位候選人，而這樣的結果也反應出郝龍斌及謝長廷的個人特質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要比陳菊與黃俊英來的重要。至於在選民對市府施政表現的評價上，雖然整體模型呈現出選民對市政表現的評價會影響其投票抉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高雄市選民而言，這樣的影響力顯著高於台北市選民，即高雄市選民在此次市長選舉的投票抉擇上，要比台北市選民更重視市府的施政表現，也呼應了民進黨在此次選舉中能保住高雄市的執政權，有賴於過去在高雄市優異政績的說法。. 伍、結論 2006年的北高市長選舉，選前受到有關第一家庭一系列貪污醜聞的影響，外界對於民進黨的選情普遍並不看好，甚至認為是國民黨一舉拿下北高兩市執政權的大好機會，但選舉結果卻出乎意料，民進黨提名的陳菊以些微差距險勝國民黨二度提名參選的黃俊英，保住民進黨在高雄市的執政權，這樣的結果引起廣泛的討論，黃秀端（2006a）認為是因為民進黨在高雄市的政績讓他們得以穩住此次的選舉結果，若果真如此，則選民對於市府施政表現的評價將顯著影響其投票抉擇。此外，選前沸沸揚揚的貪污風暴，也讓此次選舉被冠上是選民對陳水扁及馬英九的信任投票，將地方層級的選舉提升至對兩位政黨領導人的信任對決，是否如此有待經驗資料的檢證。為此，本文即以「台灣選舉及民主化調查」在2006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後所進行的面訪調查資料，針對上述問題進行檢證，並比較影響北高兩市選民投票抉擇相關因素的異同。根據調查結果顯示，台北市選民對於國民黨主政的市府施政評價四年來大幅滑落，從74.0%的滿意度下滑至62.7%，反觀高雄市選民對於民進黨主政的市府施政評價四年來則大幅上揚，從61.9%的滿意度上升至72.9%，這一來一往. Vol. 5, No. 2 / June 2008.

(21)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21. 的變化正凸顯出近四年來，民進黨在高雄市的政績確實要比國民黨在台北市的政績來的亮眼，尤其高雄市選民對市府政績的肯定更出現跨藍綠黨派的現象，即便是認同泛藍政黨的選民仍有高達六成以上的比例滿意高雄市的施政表現，而這種肯定的評價在此次市長選舉中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驗證了民進黨在高雄市的政績讓他們在外在情勢不利的情況下，仍然得以穩住選舉結果的說法，反觀在台北市，選民對市府的施政評價則未對投票抉擇有顯著的影響。至於此次選舉是否代表選民對陳水扁及馬英九的信任投票？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在台北市或高雄市，選民對陳水扁的清廉評價並未對投票抉擇產生影響力，但選民對馬英九的清廉評價則有顯著的影響力，顯示選前一連串與陳水扁或其家人有關的貪污醜聞雖然並未直接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但可能因此激發了選民對馬英九清廉評價的反應，進而影響投票抉擇。此外，不論是選民的政黨認同還是對候選人的評價，依舊是影響北高兩市選民投票抉擇的關鍵要素，但影響程度在北高兩市仍呈現顯著的差異，其中，認同在野黨陣營的影響力在高雄市要顯著高於台北市，即高雄市選民因認同泛藍陣營而投給黃俊英的影響效果，要比台北市選民因認同泛綠陣營而投給謝長廷的效果來的顯著偏高，顯示同屬在野黨提名的黃俊英在選票爭取上相對於謝長廷更倚重政黨的標籤。在候選人評價上，其對台北市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力顯著高於高雄市選民，也顯示郝龍斌及謝長廷的個人特質，在爭取選民選票的影響力上要顯著高於陳菊與黃俊英。. 雄市長選舉，民進黨能在聲勢低迷的大環境下守住執政權，選民對其施政表現的肯定是一項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也顯示出高雄市選民的投票抉擇具有理性思維的空間，並非僅是依據藍綠黨派的分歧來投票，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而言，無疑是一項正面的消息，只是這種理性思維的投票邏輯能否延續下去，甚至在各地區或各層級的選舉中發揮影響力，仍值得後續作進一步的觀察。.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本文研究發現在不同選區環境下的選民會有不同的投票考量，尤其此次高.

(22) 22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參考書目朱雲漢（1996）。〈台灣選民在國會選舉中的政黨選擇：二屆國大之個案分析〉，《選舉研究》，第3卷，第1期，頁17-48。何思因（1991）。〈影響我國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東亞季刊》，第23卷，第2期，頁 39-50。（1994）。〈台灣地區選民政黨偏好的變遷：1898-1992〉，《選舉研究》，第1卷，第1 期，頁39-52。吳重禮、李世宏（2003）。〈總統施政表現對於國會選舉影響之初探：以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17卷，第1期，頁27-52。（2004）。〈政府施政表現與選民投票行為：以2002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理論與政策》，第17卷，第4期，頁1-24。胡佛、游盈隆（1983）。〈選民的投票取向：結構與類型的分析〉，《政治學報》，第11期，頁225-178。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4卷，第1期，頁1-57。（1992）。〈民主轉型過程中政黨的重組：台灣地區選民的民主價值取向、政黨偏好與黨派投票改變之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5卷，第1期，頁213-63。莊文忠、胡龍騰（2006）。〈地方治理因素與選民投票行為：2005年縣市長選舉的實證分析〉，「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6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0月21日。梁世武（1994）。〈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之預測：「候選人形象指標」預測模式之驗證〉，《選舉研究》，第1卷，第2期，頁97-129。陳義彥（1994）。〈我國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因素—從民國82年縣市長選舉探析〉，《政治學報》，第23期，頁81-132。黃秀端（1994）。〈經濟情況與選民投票抉擇〉，《東吳政治學報》，第3期，頁97-123。（1996）。〈決定勝負的關鍵：候選人特質與能力在總統選舉中的重要性〉，《選舉研究》，第3卷，第1期，頁103-35。（2005）。〈候選人形象、候選人情感溫度計、與總統選民投票行為〉，《臺灣民主季刊》，第2卷，第4期，頁1-30。（2006a）。〈兩大黨對決局面儼然成形〉，《臺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4期，頁 181-90。（2006b）。〈候選人因素在不同選區之差異：開放與連任選區之比較〉，「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6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0月21日。（2007）。《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6年北高兩市市長選舉大型面訪案》（NSC 95-2420-H-031-011）。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Vol. 5, No. 2 / June 2008.

(23)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23. 黃紀（2003）。《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民國91年北高兩市選舉大型面訪案》（NSC 91-2420-H-194-001）。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黃信豪（2007）。〈量化研究的比較問題邏輯：因果異質性與縣市長選舉投票模型的建立〉，《問題與研究》，第46卷，第3期，頁125-54。盛杏湲（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1990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第9 卷，第1期，頁41-80。盛治仁（2000）。〈總統選舉預測探討：以情感溫度計預測未表態選民的應用〉，《選舉研究》，第7卷，第2期，頁75-107。游盈隆（1994）。〈政黨形象、意識型態與台灣選舉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8期，頁61-99。（2006）。〈2006年北高市長選舉的結果解析：兼論對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影響〉，《臺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4期，頁173-80。傅恆德（1996）。〈決定投票選擇的結構、心理和理性因素：民國85年總統選舉研究〉，《選舉研究》，第3卷，第2期，頁157-85。（2005）。〈政治知識、政治評價與投票選擇：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研究〉，《選舉研究》，第12卷，第1期，頁39-68。傅明穎（1998）。〈北市選民的候選人評價與投票決定〉，《台灣政治學刊》，第3期，頁 195-243。鄭夙芬、陳陸輝、劉嘉薇（2005）。〈2004年總統選舉中的候選人因素〉，《臺灣民主季刊》，第2卷，第2期，頁31-70。劉嘉薇（2008）。〈2005年縣市長選舉選民投票決定之影響因素：台北縣、台中市、雲林縣以及高雄縣的分析〉，《臺灣民主季刊》，第5卷，第1期，頁1-43。 Abelson, Robert P., Donald R. Kinder, Mark D. Peters, and Susan T. Fiske (1982). “Affective and Semantic Component in Political 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2, No. 4:619-30.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Quarterly. Fiorina, Morris P. (1981).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ang, Chi, and Todd Shields (1994).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in Logit Analysi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Vol. 1, No. 1:171-96..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Duverger, Maurice (195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Erikson, Robert S., Michael B. Mackuen, and James A. Stimson (2001). “Macropartisanship: The Permanent Memory of Partisan Evaluation.” In Richard G. Niemi and H. F. Weisberg (eds.),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pp. 364-70). 4th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24) 24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Karmer, Gerald H. (1971).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1:131-43. Key, V. O., and Milton C. Cummings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Rationality in Presidential Voting, 1936-1960.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ewiet, D. Roderick (1983). Marco-economics and Micro-politics: The Electoral Effects of Economic Issu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nder, Donald R. (1986). “Presidential Character Revisited.” In Richard R. Lau and D. O. Sears (eds.), Political Cognitions (pp. 233-5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Lewis-Beck, Michael S.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odge, Milton, Marco R. Steenbergen, and Shawn Brau (1995).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2:309-26. Markus, Gregory B, and Philip E. Converse (1979). “A 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3, No. 4:1055-70. Miller, Warren E., and J. Merrill Shanks (1996).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ei, Norman H., Sidney Verba, and John R. Petrocik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rocik, John R. (1974). “An Analysis of Intransitivities in the Index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Vol. 1:31-47. Rahn, Wendy M., John H. Aldrich, Eugene Borgida, and John L. Sullivan (1990).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Political Candidate Appraisal.” In John Ferejohn and James Kuklinski (eds.),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pp. 136-59).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Thomassen, Jacques (1976).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Cross-National Concept: Its Meaning in the Netherlands.” In Richard G. Niemi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s.), Classics in Voting Behavior (pp. 263-66).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Tufte, Edward R. (1975). “Determinants of the Outcomes of Midterm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9, No. 3:812-26. (1978).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eisberg, Herbert F. (1980).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 No. 1:33-60. Yu, Ching-Hsin (2004).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after 2000.”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9:39-70.. Vol. 5, No. 2 / June 2008.

(25) 施政表現與投票抉擇的南北差異 25.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Voter Cho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2006 Taipei and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s Yi-ching Hsiao and Ching-hsin Yu.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in voter choices between the Taipei and Kaohsiung electorates in the 2006 mayoral election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surrounding Chen Shui-bian and Ma Ying-jeou.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has more influence over voter decisions in Taipei than in Kaohsiung. Also, regardless of voters’ party identification, the Kaohsiung electorate is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DPP’s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than the Taipei electorate is with the KMT’s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Moreover, the electorate’s evalu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voting decisions in Kaohsiung, 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aipei. Still, while Chen Shui-bian’s integrity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voter choices, Ma Ying-jeou’s integrity does serve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voting decisions.. Keywords: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voter choices, mayoral election.. ©. 2008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Yi-ching Hsiao is Ph. 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opinion surveys, voting behavior, and Taiwan’s Legislative Yuan. Ching-hsin Yu is research fellow at the Election Study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ories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theori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ories of voting behavior..

(26) 26 《臺灣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二期五卷，第二期卷，第二期二期期 (2008年6月). Vol. 5, No. 2 / June 2008.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