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框架：框架理論六十年 的時間脈絡與空間想象

沉默的框架：框架理論六⼗十年

的時間脈絡與空間想象

《摘要》

⾃自 1955 年⼈人類學家 Bateson 發想框架概念⾄至 2015 年本研究啟

動，框架理論研究正值六⼗十週歲甲⼦子年。︒｡本⽂文爬梳六⼗十年時間脈絡，

從跨學科⾝身份、︑､中層理論貢獻、︑､效果為王的時空脈絡等⾓角度探究框架

概念原創思想家 Bateson 成為研究學⼈人群中的「沉默者」之謎。︒｡本⽂文

還從「泛框架論」⾓角度審視貫穿總體⼈人類傳播的框架發⽣生空間，發現

沉默的「⾮非媒介效果框架」、︑､沉默的「⾮非⼤大眾傳播框架」和沉默的「⽂文

化框架」，指出成因是專研框架的傳播學者青睞應⽤用層⾯面的實踐調查

研究、︑､倚重⼤大眾傳播（尤其是⼤大眾傳播效果）層⾯面的框架應⽤用研究，

並提出將框架嵌⼊入⽂文化中、︑､建構三維研究場域去取代傳統「媒體－閱

聽⼈人」⼆二元線型模式的對策。︒｡

關鍵詞：框架理論、︑､框架效果、︑､⽂文化框架、︑､沉默、︑､時間、︑､空間

A Silent Paradigm:

Mapping the Spatio-temporal Contours

of the Six-decade Framing Theory

《

Abstract》

The Framing Theory constitutes a topic of active research with a

relatively long-standing effort, which looks back upon a 60-year history

from 1955 when the eminent anthropologist, Bateson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ncept “FRAME” to 2015 when our study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hart the chronology of the Framing

Theory and to highlight thos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that we see

as central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Bateson’s mysterious silence as the

pioneer of the Framing Theory. Such matters as his own interdisciplinary

identity, his lack of academic promo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middle

range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Spatio-temporal context of “effect is king”

will profitably be taken on board by this paper. Besides, this paper,

drawing on “the broad framing” perspective, also endeavours to shed light

on the spaces where the frame occurs and which underpins the

ever-changing landscape of general human beings communication and

discovers the presence of silent “non-media effect framework”, silent

“non-mass media framework” and silent “cultural framework”. This paper

believes both the preference of 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the focus on

mass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research (mass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particular) on the part of tho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specializing in the

Framing Theory have been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shaping of

aforementioned framework silence. To handle this issue, the embedment

of framework into culture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arena in place of the “media – audience” binary linear model

might be the two technocratic device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Keywords: framing theory, framing effect, cultural framing, silence,

沉默的框架：框架理論六⼗十年

的時間脈絡與空間想象

事物面貌經由歷史書寫得以不同程度再現。框架理論的發展史亦然。自1955 年出現「框架(FRAME)」概念至2015年本研究啟動，正值六十週歲甲子年。迄今 可考的的最早相關論述，係Bateson(1955)在論文〈一個關於遊戲與幻想的理論〉 （下文簡稱〈遊戲〉）中提出並界定「框架」為「個人組織事件的心理原則與主 觀過程」。據此基礎，後來學者逐步衍生出「選取與強調問題的某些方面、同時 排除與淡化其他方面的策略」(Entman,1993)、「人們或組織對社會事件的主觀解 釋與思考架構」（臧國仁，1999：68）、「通過不同語言或措辭來處理新獲取信 息的已有認知結構」(D. Scheufele,1999)等多樣定義，發展出「框架化(framing)」、 「架構(framework)」等相近概念。[1]_{然而，Bateson的原創貢獻並未進入以教科書} 文本為代表的「正史」，如《傳播學史》就只是厚描Bateson其人而未提及〈遊戲〉 其文(Rogers,1994:89-91)，迄今僅少許框架理論史或Bateson傳記史的專研者（臧國 仁，1999：27；潘忠黨，2006；劉蒙之，2009）肯定Bateson的原創貢獻。多數學 者認同傳播學領域現有框架理論的「正史」敘事起點是Goffman《框架分析：經 驗組織論》(1974)一書，而非Bateson〈遊戲〉一文。 理論創新問題由此轉化成歷史書寫求解。我們好奇：何以進入框架理論研究 史英雄譜系和經典譜系的不是概念原創者Bateson(1955)，而是廿年之隔的後起之 秀Goffman(1974)？是什麼導致了這廿年的敘事斷裂？1974年至今的連續性敘事 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空間偏倚？學術共同體主流話語厚此薄彼的歷史線索裏，遮 蔽著怎樣的意識形態目的？這些目的如何左右理論神話建構？被建構的框架理 論一「甲子」面貌，由幾度滄海桑田跬步積成？已建構的人類社會今日鮮明所見 之框架，是否已是現存框架之全部？若不是，如何定義那些「剩下」的不鮮明框 架——缺席者、失蹤者、抑或沉默者？

壹、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尋找科學思想史上的「缺席者」尤其是「失蹤者」，是學術研究的經典議題。 劉海龍（2008a）將思想的缺席分成「從未出現過」、「曾經出現過卻中途失蹤」 這兩種情況；將思想的失蹤歸因為時間上的「早產早夭」或空間上的「水土不服」，

前者指出現時機太早、未受及時關注而導致漸漸消亡，後者指出現恰逢其時，受 到及時關注，卻被明珠暗投到不適用的脈絡詮釋，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錦衣夜行 後，其重要性被低估或甚至遺忘。——必須糾正的是，思想沒長腿腳，不會自己 出走「失蹤」，只會經由學者的研究發聲或沉默，故而將「失蹤」指稱為「沉默」 或許更為恰切。 但就原本就具隱形特性的框架而言，從中區分出「沉默者」或「鮮明者」並 非易事。無論是 Entman(1993)提議的強調文本中某部分內容的「強調框架(emphasis frames)」，還是 D. Scheufele(1999)主張的以不同方式表述相同文本信息進而影響 閱聽人理解的「同等框架(equivalence frames)」，本質上都是專研於媒介效果的「窄

框架論(the narrow framing)」（D. Scheufele, 2014; 轉引自梁璇，2014）。「窄框架 論」視角只關注被強調、被表述、最終作為媒介文本產生效果的「鮮明」框架。

為探索「鮮明」背後之「沉默」及其成因，本文回到 Bateson 發想框架概念 之初衷，重議與「窄框架論」相對的更為包羅萬象的「泛框架論(the broad framing)」。在「泛框架論」的視角中，理想的框架理論內涵至少包括主體框架 (primary frame)、自然框架(natural frame)、社會框架(social frame)等三種類型（梁美 珊、莊迪澎，2013：132-133）。其中，主體框架是將事件能指和符號所指以一定 邏輯予以組合、使原本毫無意義的個體經驗或具體場景變得富有意義的最基本的 框架，自然框架標誌著自然界中發生、未經人為活動影響的自然現象，社會框架 是解釋並連結事件與人類社會的框架。上述三大類之下又可細分出各類子框架， 譬如向人們報告天氣預測的氣象部門屬「氣象播報框架」、熟人之間相互提醒「今 晚會下雨」屬「人際傳播框架」、學校總務處通過校園廣播提醒師生「明天請帶 傘」屬「組織傳播框架」、大眾媒介機構的天氣預報節目屬「媒介效果框架」。 問題在於，當人們在談論「框架」時，人們討論的通常是同一層級的框架嗎？ 那些不被口頭討論、不被媒體框限、不被議程設置的框架為何陷入「沉默」？造 成「沉默的框架」的原因是什麼？ 與框架研究中的「沉默者」和「沉默的框架」同樣令人困惑的，還有「破碎 的範式」(Entman, 1993)和「近乎災難性的混淆和誤用」（D. Scheufele, 2014; 轉引 自梁璇，2014）。相對後者代表的學科專業主義立場和偏狹的「媒介效果框架」 運用範疇，「泛框架論」視角中的心理框架、文化框架等在以往的大眾傳播研究 中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它們遭遇了時間上的早產早夭還是空間上的水土不服？它 們能否掙脫「沉默」轉換成「鮮明」？二者轉換的充要條件是什麼？ 綜上，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一）爬梳框架理論自1955年Bateson〈遊戲〉 一文發表至今六十年時間線的創生、擴散、破裂、重組的跨學科之旅，釐清其在

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定義與內涵；（二）探索Bateson成為框架研究「沉默者」 之謎，考察另有哪些框架陷入「沉默」及為何「沉默」；（三）從中層理論及其 應用性角度出發，反思主導大眾傳播研究多年的「媒體－文本」二元線型的框架 效果模式，建構多維度立體化的新模型。

貳、 時間脈絡中的沉默者（1955-）

作為可框限人類認知的方向性資訊，「框架」現象古已有之。鍾蔚文、臧國 仁、陳韻如、張文強與朱玉芬（1993）指出，古希臘先哲 Aristotle(n.d.)曾發表「悲 劇的結構具有喚起情緒的效果」、「迄今為止最偉大的事就是應用好隱喻」等言 說，或是現今可考的關於「框架」現象的最早論述；Hovland, Janis, & Kelley(1953) 所做的不同訊息對態度的影響研究亦是「廣義的框架效果」。而作為學術詞彙的

「frame （框架）」，一開始兼有名詞和動詞的雙重詞性。後因有些學者採用

“framing（框架化）”和“framework（架構）”指稱動態化的以話語方式展開的

社會建構過程，“frame（框架）”遂歸類為相對靜態化的名詞。[2]

⼀一、︑元傳播：框架研究的史前史（1955-1973）

「框架即元傳播(A frame is meta-communication)」是人類學家 Bateson(1955)所 作論斷，也是「框架」首次突破混沌的現象描述而被提煉成學理詞彙。這篇首發 於《精神病學研究報告》學刊的論文為論證精神病治療理論的知識論基礎而探討 了動物和人類通過相同物化記號進行不同目的交往的能力，最終結論是遊戲的參 與者和觀察者都必須具有「元傳播」能力。 Bateson 將傳播可分為意義明確的直接傳播、意義含蓄的抽象傳播兩種類 型，後者即「元傳播」。「元傳播」概念的發想源於 Bateson 在舊金山某動物園 的偶然發現：兩隻猴子看似打鬥(combat)，然而它們表現出的行動(action)和釋放 出的信號(signal)卻顯示它們其實是在遊戲(play)。也就是說，遊戲必須是以遊戲 雙方能識別對方的遊戲意圖的信息交流操弄過程。當打鬥行為不再是通常指代中 充滿敵意的身體攻擊，而是超越感官刺激記號的表面指代、對應參與者必須遵循 的其他規則、進而採取相應的特殊行動，就構成了「元傳播」。Bateson 指出， 「元傳播」的發生依賴於雙方的關係及其對隱喻信息的辨識和理解，每個「元傳 播」單元都必須由三類元素組成：（一）感官刺激的記號；（二）此記號的指代； （三）連結記號、指代以及採取何种对应行動的詮釋性規則和關鍵性資訊；其中 第三項的內容就是「框架(frame)」。傳受個體之間共享的「框架」是「元傳播」

發生的充要條件，因此說「框架即元傳播」並不為過。 還原「框架－元傳播」擬境模型（圖 1），一隻猴子向另一隻持香蕉猴子伸 出手，這一舉動意味著搶奪、受施還是嬉戲，取決於傳受雙方的關係，關係的深 淺決定意義含蓄的隱喻信息的辨識理解契合度（即「關係傳播」）。它們身後的 另一隻旁觀猴子被排除在心心相映的「框架化」過程之外，但這並不意味著該「旁 觀猴」的主體框架中沒有對當前情境的框架解讀。模型中的矩形虚线代表作為名 詞的框架，指共存於傳受雙方主體框架中的針對同系列元傳播行為的詮釋系統； 双向箭头虚线代表作为動詞的「框架化」或「架構」過程，形容傳受雙方進行抽 象傳播時的線性的訊息共享和意義流動；框架、框架化（或架構）過程、及其發 生情境（或脈絡），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元傳播」單元。 圖 1：Bateson「框架－元傳播」擬境模型。 來源：本研究改繪自《皮蓬簡筆畫》，2015.01.21，取自 http://jianbihuatupian.yipinhome.com 框架和元傳播概念不僅適用於猴子之間，而且適用於海豚之間的傳播，後者 是 Bateson 在新幾內亞進行人種學探討的發現。事實上，Bateson 在大部分的學術 生涯中都試圖「發展一種普遍的認識論，為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能力、組織和重 組信息能力、對外傳播信息能力提供系統理論參照框架中的綜合性說明」 (Rieber,1989)，其中一種說明即為「框架」——成組或成群的有意義的關鍵資訊， 傳受雙方在元傳播行為中有關如何理解符號並指導行動的詮釋規則。 為使初步發想的混沌理論闡釋得更通俗易懂，Bateson(1955)進一步指出「框

架」概念也接近於「場景(set)」、「相框(picture frame)」、「脈絡(context)」、「格

式塔(gestalt)」等心理學概念。這一不夠適切的類比加上晦澀難懂的表達風格，令 原本寬泛的「框架」概念更為模稜兩可，也令人屢屢感嘆「Bateson 那涉獵廣泛 的心靈並非始終容易跟隨」(Rogers,1994:90)。历史早就证明在宏觀社會學和微觀

社會學之間發展統攝一切的大而全理論體系几乎是烏托邦式的徒劳，而最初的 「框架」、「元傳播」、「關係傳播」概念正立志於將包山包海的「泛框架論」 發展成解釋某一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的傳播關係的後設資訊規則，以充分呈現自 然、動物和人類如何通過處理信息與臨時性空間發生互動的動態過程。

⼆二、︑泛框架論：當節育框架遇上媒體框架

馬寅初的計劃生育人口思想（下文稱「馬寅初節育框架」）即為「泛框架論」 視角中的社會框架之一種。據田雪原（2009）觀察，馬寅初的第一篇人口論文《計 算人口的數學》發表於1920年的《新青年》雜誌，之後的三十多年再無任何人口 學論著發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財政經濟。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馬寅初回 到家鄉實地調查，發現帶回去的糖果越來越不夠新生孩童分發，開始憂慮人口劇 增拖經濟後腿，遂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員身份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 農民、幹部談人口問題。在1955年的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浙江組的會議，馬寅初提 交第一份「計劃生育」提案。然而由於當時贊成者寥寥，連馬寅初本人都認為時 機不對而主動撤回。這是「馬寅初節育框架」第一次成為「沉默的框架」。 沉默的打破發生在1957年的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馬寅初 發表計劃生育提案並受好評。隨著1958年進入「大躍進」時代，毛澤東「人多力 量大、以人為本、人定勝天」的人口觀佔上風，「馬寅初節育框架」由紅火轉黯 淡，再度陷入長達二十年的「沉默」。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批復《關於為馬寅初 先生平反的決定》，宣布「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1950年代末對馬 寅初的批判是錯誤的」，沉默的「馬寅初節育框架」才再度浮出水面。 究竟人口指數多少為宜，生育率下降是好是壞？「馬寅初節育框架」的浮沈， 不僅證明上述兩個問題並無標準答案，而且反映出人口和生育議題被不同主體參 與、作用、建構而成為社會問題的過程，且應對社會問題的政策常與政府依據的 理論或傾向的政治勢力有關。把「馬寅初節育框架」放回到「泛框架論」脈絡中 透視其峰迴路轉際遇，更深層次的框架與框架之間的競爭與流動開始浮出水面： 1920-1949年間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人員傷亡與物資緊缺成正比，人口議題在當 時情境中並不鮮明，馬寅初才會擱置相對沉默的「節育框架」而轉向關注鮮明的 「財政經濟框架」。1950-1956年間，受益於早年的專業訓練和研究興趣，馬寅初 敏銳地發現人口遽增帶來社會問題，「節育框架」急需被聚焦，於是通過走訪、 座談等各種機會，處心積慮地普及和鋪墊「節育框架」思想，直至1957年爭取到

進入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的議程設置契機。然而該契機很快被 1958年起排山倒海而來的人多力量大「毛澤東人口框架」證明只是曇花一現，再 一次陷入長達二十年的沉默，直到1979年因「平反」而鮮明。 在生育計畫的推行上，大眾媒體也一度扮演過不可或缺的角色。徐美苓、熊 培伶、吳姿嫺、施馨堯與賴若函（2010）觀察自政府啟動倡導鼓勵生育計畫的2004 年起三年間的台灣社會中與低生育率相關的媒體再現後發現，新聞論述總體呈現 「不平衡的多元」，多將少子化現象框架成導致教育、經濟、家庭關係、性別甚 至族群失衡或危機的負面社會問題，刻意將「問題框架」和「政策框架」厚描成 「鮮明的框架」，將為什麼導致矛盾面的「原因框架」和相關政策會導向什麼的 「結果框架」隱藏成「沉默的框架」，導致民眾難以全方位評估少子化現象的根 源，進而無法研判各種切身利弊得失。 主題相關的「馬寅初節育框架」和「少子化媒體框架」多有不同。首先，發 生時空不同：前者發生於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中國大陸，後者發生於2004年初 至2007年底的台灣地區。其次，框架發起者不同，前者由馬寅初發起，後者由媒 體發起。第三，框架形式不同，前者以新聞報導中的馬寅初節育觀點和各大會議 中的馬寅初節育提案為形式，後者以所有與低生育率相關的媒體文本為形式。第 四，框架過程不同，前者的框架是一個與領導意志和主流輿論此消彼長直至同流 合一的動態博弈過程，後者的框架則是一個以媒介呈現、媒介效果為準的靜態定 格過程。第五，框架結果不同，前者直接或間接地對國家政策、社會觀念產生影 響，後者一般只對閱聽人產生影響。因此，將二者分別界定為鉅觀社會脈絡中的 節育框架、中觀傳播效果中的少子化框架或許更為確切。 上述兩個節育框架與微觀的生育議題個人主體框架相互拓補，通過層層嵌套 的方式相互激活、擴散、拓補，在不同情境中或鮮明或沉默，共同構成多層級的 框架場域，亦反映出框架生髮情境之複雜、內涵之豐富。一方面，當前传播学研 究「過程干預式、動態過程式、多元復合式」（孫少晶，2015）的趨向，使得原 本青澀的時機有可能逐漸成熟，原本不契合的脈絡亦可能峰迴路轉，進而增加各 层级框架中途沉默又復浮現的機率。另一方面，可知「框架」內涵已從最早的「『元 傳播』行為中為受者理解符號而提供的詮釋規則的資訊」(Bateson, 1955)演進到「社 會共享的、有吸引力、抽象、具有強調性內容的詮釋性『包裹』(packages)或『裝 置』(instrument)」（Hettiarachchi & 王禕，2014），已由二維的線型資訊共享轉向 更立體化的意義空間。

三、︑中層理論： Goffman 創新與多學科擴散（1974-）

「馬寅初節育框架」和「少子化媒體框架」——分別作為鉅觀宏大的「泛框 架論」、中觀效果的「窄框架論」的代表性個案——的交叉敘述很容易使人產生 困惑，爭議焦點多集中於框架形式、框架過程、以及前者稱之為框架是否成立等。 這是因為，「泛框架論」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宏大概念而非中層理論，前者在操作 化的便利性方面遠遠不如後者。所謂中層理論的功能是連結宏大理論和精確研 究，所以它們必須是「一組從邏輯上被連結起來的命題，每個命題都必須是由兩 個或兩個以上概念變量之間的某種假設關係組成，能夠引申出經驗的一致」 (Merton,1949:39)。跨學科視野中的泛框架論向利基經驗研究的中層理論的縮限和 轉折，發生在社會學家對真實的解釋、心理學家對基模的建構，其中以社會學家 Goffman(19754)的《框架分析》一書最廣為人知。

Goffman(1974:10-11)借用人类学家 Bateson 有關「心理情境(psychological context)」的說法，界定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 「定位、感知、辨識和標籤化那些看似無窮多的具體事實」等。Goffman(1974:5, 47, 79)还延伸現象學者 A. Schutz(1945)的「多種現實理論(multiple realities)」，通過一 系列精緻術語進一步細化框架概念：（一）所有真實的轉換(reversibility)或複印 (copy)都不是真實本身，而是重新調音(keying)表現的劇本。（二）調音劇本使同 一社會議題產生不同音調(keys)。（三）這些音調與社會日常生活相關程度愈高， 為他人所接受的「定錨(anchorinig)」（又譯「固定」，見：臧國仁，1999：29） 程度就愈高。（四）多種定義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爭奪成為真相的唯一合理解釋， 正是這種競爭常態使框架之間時而互斥、時而融合而成更高層次的意義建 構。——經由 Goffman 的細化和深化，框架從概念逐漸裝備成理論，具有越來越 強的解釋力和推廣價值，譬如其中的框架互斥或爭奪概念套用到本研究脈絡中或 可指陳「沉默」與「鮮明」的生態錯位。 Goffman(1974:10-11)還曾定義框架為「透過符號轉換連結個體認知與社會事 件的心理基模」。基模是來自心理學的概念，被後來學者認為與「框架」意義接 近(Pan & Kosicki, 1993, 2001, 2005; 鍾蔚文等，1993)。事實上,「基模」作為個體 習得的各種經驗、概念等抽象認知架構，相當於「人腦的認知倉庫」(B.Scheufele, & D.Scheufele, 2010)，與「框架」所指的針對特定事件的「成組或成群的訊息或 有意義的行動」(Bateson, 1955)並非完全重疊，而是母子和總分關係。

框架概念被引入社會學之後，在大眾傳播、政治傳播、科學傳播、視覺傳播、 新聞學、社會運動、健康、風險、環境、宗教等各個社會科學領域迅速擴散。其

中，行為經濟學、心理學、大眾傳播學等領域對框架理論的頻繁運用，推動諸多 「鮮明的框架」的凸現，自然框架、人際傳播框架、組織傳播框架、文化框架等 受關注較少的框架則相對「沉默」（圖 2）。                               行為經濟學家判斷信息的框架將影響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選擇，提出影響深 遠的「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Kahneman, 1981, 1992)。前景理論的突出貢獻是打破長久以來主流經濟學假設每個人作決定 時都是「理性」的籠統認知，重新假設每個人基於初始狀況（參考點位置）的不 同對風險會有不同的態度，加入人們對賺蝕、發生機率高低等條件的不對稱心理 效用，對風險與報酬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成功解釋了許多看似不理性的現象。 Kahneman 因此獲得 200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心理學家在框架理論基礎上延伸出「啟動效應(priming effect)」(Herr, Sherman, & Fazio, 1983; Bargh, Chen, & Burrows, 1996)，指早前接受的刺激信息將影響到後 續某個刺激信息的加工，譬如人們會隨著草圖越來越完整而提前預測出成圖是什 麼、這種辨認經驗也會加速他們對其他草圖的預判，倘若前後呈現的都是同一形 式的視覺或聽覺信息也會促成啟動效應的出現，因此啟動效應亦被稱內隱記憶。 圖 2：框架理論的跨學科脈絡。雲形、心形、圓形圖案分別代表自然、心理學、 傳播等學科的特徵。實線、虛線分別為鮮明的框架和沉默的框架」（下圖同）。 來源：本研究整理。  

行為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對框架理論的知識貢獻，充分說明涉及人類行為 的多方面和社會運動的多領域的框架理論「理應成為人類傳播的總體研究對象」 （杜駿飛、周玉黍，2014）。然而，事實遠非如此。追蹤框架理論從社會學穿越 到傳播學領域的跨學科之旅，基本是一部「效果為王」的偏頗之史。

四、︑效果為王：媒體框架⽅方法及華⼈人理論本⼟土化（1990’s-）

框架理論進入傳播學領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事，與當時美、英、蘇聯 等大國對外宣傳頻繁的歷史情境緊密相關，媒體框架效果方法被廣泛運用於跨文 化傳播和國際傳播研究中。在媒介社會學視閾中，媒介通過框架事件來建構真相， 所以框架能通過影響閱聽人的認知基模而產生框架效果；媒介對同一事件的不同 框架方式呈現出不同形式要件與內容，隨之出現不同版本的新聞報導。   框架效果本身的靜態、鮮明的特性，以及「選擇」、「重組」機制的實作價 值(Gitlin, 1980: 49-51)，大大增強了研究的可行性。其時，Tankard, et al.(1991) 與 Gamson(1987, 1988, 1989, 1992&1996)等傳播學者正式引用框架理論解釋新聞價 值，認為框架乃是 「新聞內容的中心思想(central organizing idea)」，或是「對這 件事所認知的某一部份挑選出來在溝通文本中進行的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 評估以及處理方式」。就實作流程而言，van Dijk(1987, 1988)的「批判論述」， Gamson & Modigliani(1989)的「詮釋包裹」，Tankard(1991, 2001)的「框架清單」， Pan(1993)的「論述結構」，Entman(1993)的「選擇與強調框架」，D. Scheufele(1999) 的「同等框架」等，均被廣泛接受。 潘忠黨（2006）考證最早出現「框架」概念的中文傳播學文獻是鍾蔚文、臧 國仁、陳韻如、張文強與朱玉芬合著的論文「〈新聞的框架效果〉（1995 [sic]）」， 這結論只對了一半。最早文獻是此文無誤，但確切的首發時間應是 1993 而非 1995。據臧國仁（1999: 1）追憶，他與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同事和研究夥伴 鍾蔚文曾連袂前往美國 Boston 市，參加當年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會(AEJMC)年會， 聆聽臧氏業師 Tankard 教授現場宣讀有關框架研究的方法問題的報告(Tankard, et al. 1991)，受啟發決定「結合華人傳播研究社群的現實脈絡和集體關切」（2015； 轉引自王彥，2015）開展「記者認知」研究。研究代表性成果之一便是〈新聞的 框架效果〉，初稿發表於「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台北，1993.06）， 兩年後收錄於《中文傳播研究論述：「一九九三中文傳播研究暨教學研討會」論 文彙編》專書（1995，頁 243-256）。也就是說，潘氏指陳的專書論文（1995） 與研討會論文（1993）其實是同一篇文獻。 針對台灣本土的新聞與公共關係在地實踐相關社會因素，學者們分別從「新

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系統生態觀點」（臧國仁，1994，1995）、「新聞文本中 的時間概念與時間語彙」（臧國仁、鍾蔚文，1997a）、「框架概念與公共關係 策略」（臧國仁、鍾蔚文，1997b）、「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 建構」（臧國仁， 1999）、「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智能」（臧國仁、鍾蔚文與楊 怡珊，2001）等不同面向，發展框架理論並與西方對話。臧國仁等（1997：7） 指出「（新聞）框架概念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在瞭解新聞媒體為何選擇某個特殊 內容（值），且選擇的比重為何」。至於新聞所描繪的情境(context)與主要議題， 「均需透過選擇、強調、排除與詳述等手法，才得以呈現」（臧國仁，1999：27）， 具體分析步驟包括「第一，將各新聞語句化約為『微命題』；第二，透過類化、 重屯刪紜以及保留方式，將微命題歸納為『巨命題』或『巨巨命題』；第三，以 『巨巨命題』進一步分析其在新聞中的形式地位與比重」（臧國仁等，1997）。鍾 蔚文與臧國仁亦曾參考 van Dijk(1987, 1988)的核心理論，嘗試運用言說分析方法， 來討論新聞文本框架（鍾蔚文，1992，1993；鍾蔚文等，1995.08）。 後來的華人學者對框架理論的詮釋與應用基本沒有超出臧氏的範疇（黃旦， 2005：231-232；潘忠黨，2006；陳陽，2007；陳紅梅，2010；徐美苓等，2010， 2011； 李東曉，2012a，2012b；劉海龍，2008b：232-234；周裕瓊，2014）。

參、 空間想象中的沉默者

時間脈絡中的框架史看似水到渠成，實則疑竇重重。是什麼導致Bateson的沉 默和Goffman的異彩？从1955年到1973年之间的历史斷裂和1974年至今的連續性 叙事為何？何以媒體框架方法是建立於「效果為王」而非「關係至上」（即Bateson 倡導的關係傳播）？……胡翼青（2012：18）指出，繞開歷史意圖的因果倒置和 歷史闡釋的目的論進而揭示歷史規律的重要方法是，「把歷史的時間壓縮在關鍵 的斷點，並從空間的角度從各個不同方面對這一斷點進行全面分析……去仔細觀 察知識主體與相應事件的表演」。鍾蔚文、臧國仁、陳憶寧、柏松齡與王昭敏 （1995.08）也將空間列為與歷史同等重要的情境構成元素。本文所指空間，既隱 喻框架概念從最初的二維線性模式演進至三維立體包裹的幾何想象，又有對不同 框架紮根的不同地理座標和社會脈絡的本土契合考量。

⼀一、︑誰主沈浮︖？原創思想家的沉默 VS ⾏行動思想家的勝利

以「frame」或「framing」等關鍵詞首次出現在學術論著中為標準追溯廣義 框架理論的發源，人類學家 Bateson 才是真正的提出者，社會學家 Goffman 只是

將原本泛化的元傳播發生的自然界、動物界、人類社會等多樣化的「泛框架論」 情境，窄化聚焦到人類社會而已。問題在於，為何後者卻能成為公認的理論旗幟 人物，而前者的理論創生者角色卻被集體遺忘成為框架研究中的「沉默者」？ （一）Bateson 的跨學科旨趣 Rogers(1986:99)曾感嘆「任何跨學科的心靈都不可能忽略像傳播這樣基本的 人類過程」，Bateson 也不例外。Bateson 將人種學的方法用於動物傳播研究，將人 際傳播旨趣衍生至所有生物，將討論動物和人類交往能力的論文發表於精神病學 期刊，這已遠遠超越一位人類學家的「本分」。知識興趣涵蓋「心理學、語言學、 社會學、精神病學、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進化論、動物傳播、以及人類傳 播」 (Rogers ,1994:89) 等多元領域的 Bateson，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學者。 跨學科身份導致 Bateson 與同時代學術界格格不入，其首創的元傳播、關係 傳播、生態傳播等社會學科概念自然也有意無意地被學界忽略。他「作為理智的 流浪者，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地方，從一個領域來到另一個領域，從來不駐 足在任何安全壁龕的保險地帶」(Rieber,1989)。他在參與每個學科的同時也挑戰 學科界線、刷新學科面貌，成為「諸多學科的貢獻者和背叛者」，這令他在上世 紀中葉學術分野森嚴的現代學科制度中「難以為同行所容」，自然間接造成其學 術思想「與所處時代的斷裂和隔膜」（劉蒙之，2009）。 跨學科旨趣決定了 Bateson 對「框架」理論的貢獻僅止於匆匆過客式的宏大 概念發想。他對「框架」概念的論述甚至一開始就失之倉促而不夠系統。從論述 深度和出版時機看來，Bateson(1955)的〈遊戲〉一文僅長 15 頁，關於「框架」的 核心論述不超過 2 頁，直到被收錄到《邁向心智生態學之路》(Bateson, 1972)一書 才為更多人知曉。那時距離 Goffman 出版《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一書才短短 兩年，而後者作為專題專著和中層理論建構的論述深度顯然更具擴散優勢。 （二）Goffman 的中層理論行動 作為提出「frame」概念的先驅者，Bateson 是當之無愧的「原創思想家」， 可惜他創生框架概念之後不再結合社會脈絡進行發展和擴散，研究興趣便轉向他 處，未再結合現實需要繼續探索，自然也不會成為框架理論研究領域的行動思想 家，後續的黯淡甚至「沉默」也便不足為奇。 好在有「行動思想家」們以中層理論的追求為旨歸，結合社會脈絡和學科特 色努力使模糊的框架概念超越淺表描述，如發展出轉換、調音、定錨、爭奪等應 用性概念的社會學家 Goffman，以「前景理論」斬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

Kahneman，專注「啟動效應」的心理學者 Herr，分別在方法論哲學層面提出「強 調框架」、「同等框架」、「詮釋包裹」、「框架清單」的傳播學者 Entman、D. Scheufele、 Gamson、Tankard 等，以及結合台灣的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在地脈絡發展媒介框 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的臧國仁等。 至於 Russell、Billinson、Berger、徐美苓、周裕瓊等「應用思想家」，由於只 使用而不建構，對理論建設的貢獻相對較小。 綜上，按時間先後和原創程度，對專研框架的傳播學者進行「原創思想家」、 「行動思想家」、「應用思想家」三層次降序排列（圖 3），其中第二層次的「行 動思想家」藉由對社會脈絡、學科發展、理論改進的多重貢獻在價值排序中穩操 勝券，主導了框架理論六十年的發展沈浮(Berger，2014)。 （三）Schramm 的大眾傳播效果研究偏向 作為知識場域的傳播學科原本具有相當不確定性，其間有芝加哥學派、法蘭 克福及其他批判學派、文化研究思潮百花齊放，直到被 Schramm 通過量身訂做 「學科神話的英雄系譜、概念系譜、經典系譜」來為「現實的研究者提供學科認 同和社會身份」（方文，2008:38）。Schramm 通過主編兩本經典教材《現代社會 的傳播》（1948）、《大眾傳播》（1949）基本奠定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和主流範 式是：經驗的、定量的和注重於效果的。 效果為王的主導性學科思想到 1980 年逐漸成熟，標誌是《美國傳播研究的 Tankard   陳紅梅   李東曉   van  Gorp   Berger   Russell   周裕瓊   Billinson

  Bateson  

  行動思想家     臧國仁   徐美苓   鍾蔚文   Gamson   Entman   D.  Scheufele                

Goffman  

      應用思想家           原創思想家     圖 3：專研框架的傳播學者——原創思想家、行動思想家、應用思想家三層次圖 來源：本研究整理。  

開端》（Schramm，1997）的歷史書寫對於傳播學術共同體成員及主要人物的選 擇「非常明顯地體現出 Schramm 的個人偏好」，其中的一大變化是「傳播學的 開創者從幾十人逐漸變成四大奠基人的說法，與此同時，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消 失得無影無蹤」（胡翼青，2012:203）。儘管今天的傳播學領域出現各種各樣的 理論和方法論觀點，但傳播學的核心「仍然是以關於傳播效果的定量研究為特色」 (Rogers,1997:493)。 效果為王傳播史觀偏倚電視、廣播、報紙等單向傳播的大眾媒體，這對於傳 播學科在上世紀中葉時代脈絡中的奠定是個精明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延續了戰時 宣傳研究傳統，另一方面勾勒出面向未來的實用願景。然而它付出了犧牲未被採 納的其他研究路線的代價，大眾媒體所有權和控制權、電話電報私人信件等雙向 傳播媒介、人際傳播和組織傳播等同樣重要的研究問題未能得到足夠重視。 由此不難理解，在效果研究自 1948 年起就已佔領統治地位的空間脈絡中， Bateson 於七年之後發想的框架、元傳播、關係傳播、生態傳播等概念完全是在 回答另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重要問題」(Rogers,1997:100)，如此「不合時宜」的 人際傳播理論被主流範式斷然拒絕甚至冷落扼殺在萌芽狀態中也便不足為奇。 儘管與傳播學的四大奠基人 Lewin(1890~1947)、Lasswell(1902~1980) 、 Lazarsfeld(1901~1976)、Hovland(1921~1961)一樣，Bateson(1904~1980)對傳播學的研 究也只是偶爾駐足，但他另闢蹊徑之處在於他沒有侷限專業或方向，而是試圖以 跨學科的視野將傳播作為統一範式來理解世界。Bateson 首創的「框架」概念同 樣洋溢著包羅萬象的理想主義色彩：框架是一種分類工具，使人類得以分辨事物 和行動背後的意義；框架是一個簡化過程，尋找事物共性並分類，忽略個別事物 之間的差異；框架是一張「認知篩子」（林元輝，2004），於層層疊疊的事實「篩 顯」中重新發現和理解社會；框架還是一組心理學概念，以共享「傳者－受者」 之間的默會之知使傳播得以可能。一言以蔽之，無框架，不傳播。

⼆二、︑沉默的非媒介效果框架：畫地為牢，還是包羅萬象︖？

[3] 在不同專業領域中，框架理論的發展理應並存總體化和專業化兩條路徑，但 在效果為王的傳播學領域中顯然並非如此。有學者批評，框架理論在傳播學學科 的發展歷史，也是「傳播學學科邊界桎梏的寫照之一」（杜骏飞, & 周玉黍， 2014）。畫地為牢的學科行為會導致衰微，導致本應成為框架理論主力的傳播學 淪為敬陪末座，失去與其他學科對話合作的契機。 首先，在研究領域的選擇上，非大眾傳播框架成為「沉默者」。在氣象部門

的「氣象框架」、熟人之間相互提醒帶傘的「人際傳播框架」、組織機構廣播防 雨的「組織傳播框架」、以及大眾媒介天氣預報節目的「大眾傳播框架」中，只 有後者能受到傳播學界的廣泛關注，其餘三個相對冷僻。因此，框架理論在傳播 學中的運用，並非滲透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國傳播等人類傳播的 全部領域，而是洋溢著典型的大眾傳播「專業主義」色彩。 其次，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非媒介效果框架同樣陷入「沉默」。著名框架 理論研究學者D. Scheufele(2014; 轉引自梁璇，2014)多次強調框架理論不可包羅萬 象，而是要明確效果在框架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將框架理論限定為狹義的媒介效 果理論(theory of media effects)，坦言關注結果多於過程。黃旦（2005：231-232） 也將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定位為特定語境即諸種關係之中的「媒介生產」。 最後，在研究路徑上，框架效果主要涵蓋批判論述(van Dijk, 1987, 1988)、詮 釋包裹(Gamson & Modigliani, 1989)、框架清單(Tankard, 1991)、論述結構(Pan et al., 1993)等四個分析取向。上述取向多以量化的內容分析法結合質化的言說分析 法，抽取和強調新聞文本中的框架，以及各種框架在主流話語權之間的流動和爭 奪，多用於檢驗媒介框架效果是否存在，極少思辨框架效果為何產生；在「文本 框架(content framing)」、「閱聽人框架(audience framing)」、「記者框架(journalist framing)」等各種子概念中較多傾向於檢驗靜態的「新聞框架」和「文本框架」 是怎樣的(what)，而對動態的「閱聽人框架」和「記者框架」較少涉及(who)。

現狀的突破或可從方法論上尋求出口。與 Bateson 的元傳播模式的平面、線 性、二維特徵相比，「框架包裹(frame package)」(Gamson et al., 1989)的詮釋力更 三維、更立體。藉由探討文本的系統性與結構性意義，「框架包裹」因介入更多 言說分析的意涵而超越傳統內容分析的假設(Pan et al., 1993)，進而在方法論上對 傳統傳播研究亦卓有貢獻。吳宜蓁（2002：46）認為，框架效果之於大眾傳播研 究的目的，是從媒介文本分析中釐清媒體為受眾建構出何種圖像(maps)，以致影 響其對於某項新聞議題的認知態度(Gamson, 1992)，甚至影響民意的走向。

三、︑沉默的⽂文化框架：從實證主義⽅方法到建構主義取徑

立於多學科十字路口，框架理論總體可分為廣義上的「泛框架論」和狹義上 的「窄框架論」兩種類型。前者將框架視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傳播行為的總體研 究對象，涉及生物行為的多方面和社會活動的多領域，涵蓋主要框架(priming frame)、文本框架(content frame)、文化框架(culture frame)等多重面向；後者將視角

就研究面向而言，傳播學者們多從以下面向研究被「定格」的靜態的框架效 果：（1）「持久性」(Gitlin, 1980; Gamson & Modigliani, 1987)；（2）「抽象性」 (Reese, 2001)；（3）「操縱性」(Fiske & Taylor, 1991: 32; Tankard, 1991:52; Entman, 1993)；（4）「政治性」和「話語性」(Tversky & Kahneman, 1981; Gamson, 1992; Pan & Kosicki, 1993; Benford & Snow, 2000; Snow & Benford, 2000)；（5）「文化性」 (Goffman, 1981:24-26; Gamson et al., 1989; van Gorp, 2005, 2007, 2010; van Gorp, & van der Goot, 2012; van Gorp, & Vercruysse, 2012)等。基於上述特性，「框架」的定 義被越來越多學者認可為「社會共享的、有吸引力、抽象、具有強調性內容的詮 釋性包裹(packages)或裝置(instrument)」（Hettiarachchi &王禕，2014）。 作為社會共享的詮釋性包裹，框架與主流文化價值觀緊密聯繫。早在框架理 論創建之初，學者們就注意到文化即「社會架構和組織因素」(cf. Gans, 1979)對 框架生產的影響作用。Goffman(1980)指稱框架為「文化的核心部分」，Gitlin(1980) 定義框架是「處理信息的持久而常規的方式」，Gamson(1992)認為框架是「協商 共享意義」的結果，Entman(1993)界定「文化是框架運作的第四場域」，李希光 （2002）比興框架「某種程度上是觀念框架、意識型態框架和知識框架的翻版」， 均說明了文化在更大程度上的作用（圖4）。 [5]   圖4:文化框架論述的重要學者。 來源：本研究整理。 儘管從來未能徹底脫離文化而只談傳者、文本和受者，也從來未能將傳者、 文本和受者與自身文化完全割裂開，但與重要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化框架在研 究史和實作史中長達二十多年的「沉默」。 這是因為，文化框架並非「明識」而是「默知」，大多數記者無法意識到自 己在接受框架發起者的議程框架，調動記者自身大腦基模，有選擇性地與事件元 素產生共鳴並產製新聞文本的過程，進而影響閱聽人的基模，同時對記者自身的 基模形成反饋環路的過程，還能被學理化地命名為「框架」，在「框架化」新聞 文本行為的背後還受到經濟、政治、宗教、環境等各種文化元素的牽制。這種文 van  Gorp   (2007)   文化嵌入   把框架放 回文化裡  

化牽制之於新聞記者，均在專業規訓和職業實訓中潛移默化，以致於不少記者在 進行「框架化」工作時，對自己被文化牽制的事實渾然不覺。作為認知框架和文 本框架之間的一種脈絡性背景, 文化的滲透發生得靜水流深，文化價值對框架效 果的影響進行得潛移默化，文化框架的存在如水和空氣之於生命一般自然而然。 由此可見，文化框架既來源於「超越個人經驗之外的滲透於一般文化中的人 類、組織和制度的互動」，又來源於「個人或組織根據目標有意識地建構公共話 語的手段」(Hertog & McLeod, 2001)。作為一種「遭到修正或新框架替代之前會保 持相對穩定」的相對靜態的存在，文化框架並非新聞記者單方面刻意建構的結果 (Tewksbury, & Scheufele, 2009; van Gorp, 2007)，亦未給實證主流的美式社科研究留 下多少「概念化」、「操作化」的可共量空間。

然而，文化框架作為研究取徑並非不可能，van Gorp(2007)「文化嵌入」理論 就是對策。具體做法是深耕框架現象生髮土壤的方式，將框架視為文化的一部分， 將框架研究「嵌入」文化、放回文化背景中，將「框架包裹」細分為框架化裝置 (framing devices)、推理裝置(reasoning devices)及文化現象(cultural phenomenon)等三 個層面，它們之間的連結邏輯是「框架及其鑲嵌的文化和意識型態，能夠透過一 系列框架化裝置(framing devices)呈現在文本中」。具體路徑包括，解析框架如何 關聯社會權力和心理結構的互動協商的「認知路徑」，關注霸權精英行為者如何 控制和操縱框架的「批判路徑」，關注框架的文化背景如何利用上述兩種路徑對 框架運作進行界定或重構的「建構主義路徑」。原本在實證主義方法取徑中不可 共量的文化嵌入「黑洞」，就這樣因建構主義方法的介入「失而復得」。

四、︑現實回應：框架研究場域建構的三維空間轉向

「文化嵌入」研究取向引發框架內涵的三維轉向。框架，不再僅僅是「元传 播」的平面式資訊交换，而且是三維立體時空裡的詮釋性「包裹」。鍾蔚文等 （1995.08）運用框架理論對台灣大學女研社放映A片事件進行實證研究時也發 現，媒介框架只是大眾言說的部分而非唯一的資訊來源，框架的展現總是與社會 的歷史文化情境相結合。因此，未來的框架體驗恐怕要拋棄過去「媒體－閱聽人」 二元分類的線型模式，將而是結合個體基模和社會文化，如「玩積木的頑童」一 般挑挑揀揀，組合出不同的故事來。 框架理論與其他理論的交叉融合，以及文化框架的嵌入，共同建構了框架理 論的生存場域。在這個場域中，以意識形態、政府機構、第三部門等為代表的社 會機構的議程設置，以及媒體的生產框架和文本框架，在當前研究場域中是最鮮 明、最常見的，閱聽人基模、記者框架、文化框架等研究領域相對「沉默」，故 以虛線指代之。其中，媒體框架的產生受益於記者的認知框架、社會機構的議程

設置、文化框架的潛移默化等三方面的共同作用；社會機構對主體事件進行議程 設置，也對媒體框架和閱聽人的大腦基模產生影響；媒體框架通過對閱聽人的大 腦基模和認知框架的直接影響，進而對社會機構的議程設置起到間接影響；閱聽 人的大腦基模和認知框架相互補足反饋，形成訊息回環（圖 5）。 圖 5: 跨學科視角中的框架理論研究場域。虛線代表靜態，實線代表動態。 來源：本研究整理。 作為現實回應，新媒體情境中鉅量資料、網絡社交、社會運動、風險文化等 情境元素的注入，既規避了重複驗證框架理論，又給不同理論的交叉融合提供了 時空角力場，為輾轉浮沉的諸多「沉默的框架」創造「浮出水面」之契機，亦為 新傳播現象提供啓示性解讀。黃冠雄（2014）對 ICA 和 AEJMC2014 年會進行分 析後發現，框架理論已成最受歡迎的經典理論。前後者圍繞框架理論展開的研究 分別有 49 篇論文、7 個論壇， 42 篇論文、3 個論壇。其中有專注於印度轉基因 茄子爭論、愛滋病防治、癌症現象、巴以衝突等健康傳播和政治傳播情境中訊息 框架的效果研究，也有針對穆斯林和伊斯蘭等宗教的媒體框架的比較研究——或 比較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大眾媒體的框架效果差異，或比較報紙、電視、臉書、 微信等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框架效果差異。 一些經典理論也紛紛加入對框架效果理論的探討。從融媒體、全媒體的視角 切入， Russell(2014)探究到底是官方新聞媒體還是社交網絡建構了海量信息環境 下的媒體議程和敘事框架，Schweisberger, Billinson, & Chock(2014)考量正面框架和 負面框架如何影響網絡社交媒體環境下的「第三人效果」。為驗證框架效果是否 在不同世界觀中有不同表現，Nan, & Madden(2014)通過考量大眾對健康領域風險 的不同觀點，促成風險文化理論(cultural theory of risk)與框架理論的結合；陳紅梅 （2010）分析比較中、英、美三國媒體對 2009 年烏魯木齊 7.5 事件的報導，發現

不同文化中的媒體由於選擇不同的報導消息來源，會呈現出不同的因果關係，而 媒體對事件的歸因往往與報導框架息息相關，由此將框架理論與社會心理學的歸 因理論建立聯繫。

肆、 結論與侷限

作為僅一字之差的美麗隱喻，「框架」與「相框(picture frame)」的功用如此 接近，前者框限能反映生活經驗的訊息，後者裝裱能體現生活狀態的照片，二者 均能選擇並組合象徵結構來反映象徵脈絡。作為被持續解讀的經典理論，框架理 論與傳播學科的命運如此相似，均誕生於多學科的十字路口，基本內涵均無所不 包，相關命題均懸而未決(Schramm, 1964, 1981; 潘忠黨，2006；李金銓，2014)。 在眾聲喧嘩於框架理論的泛化和誤用的當下，本文試圖勾勒出框架理論的整體脈 絡，補白框架理論史之斷層與元理論研究之匱乏，打破「效果為王」的學科主流 範式神話，喚醒諸多「沉默者」並建構跨學科的研究場域與對話空間。 本文以理論耙梳為職志，採用一手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法，挖掘框架理論的 史前史，提煉框架理論的主流意識，探訪框架研究的「沉默者」，推演理論進階 的跨學科概念地圖。具體创新有：（一）發現「沉默的框架概念原创者」，從跨 學科身份、中層理論貢獻、效果為王的時空脈絡等角度探討 Bateson 何以成為框 架研究中的「沉默者」，肯定 Bateson 的「框架」、「元傳播」、「關係傳播」 等观点的學術價值。（二）發現沉默的「非媒介效果框架」、「非大眾傳播框架」 和「文化框架」，指出成因是傳播領域內專研框架的學者們青睞應用層面的實踐 調查研究、忽略文化與非大眾傳播（尤其是非大眾傳播效果）面向的研究，對策 是將框架研究嵌入文化中、並重新連結貫穿總體人類傳播的建構主義研究路徑。 （三）打破過去「媒體－閱聽人」二元分類的線型模式，超越單純文本分析的單 向度的框架研究，建構跨學科的框架理論三維研究場域。 綜上，回到框架理論為何在經濟學和心理學領域有所發展、卻在傳播學領域 畫地為牢這個問題。一個基本的原因是，研究框架理論的學者將精力更多用於應 用層面的實踐調查研究，而非推進理論發展。對於框架理論的發展策略，或許可 以借鑑 Craig(1999)對傳播學的生存建議，「不是被視為一個學科，而是一個場 域」。隨著現實情境的回應和文化框架的嵌入，基於學者們對本土文化和課題的 本能興趣，在鉅觀層面以文化規範為變量，考察同一問題在不同國家、不同地理 時空中的本質差異；在中觀層面以場域為單位，追蹤各種鮮明的框架和沉默的框 架在同一時空中的浮沉轉換；在微觀層面以神經科學和媒介心理學為通道，試驗

外來框架如何與人腦認知基模產生共鳴和擴散。不同層面對框架理論的綜合運 用，或能逐層框架化框架理論這個「黑匣子」，管窺其根本運作機制。 由於所採一手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本身的功用特色，本研究 在論證路徑上破大於立，未能就初建的新媒體情境、跨學科視角中的框架理論研 究場域立論模型在信度和效度上作進一步實證和修正，是為侷限之一。侷限之 二，理論模型進一步延伸的鉅觀的文化規範變量、中觀的空間浮沈轉換、微觀的 外來框架與人腦基模共鳴擴散機制等多層面運用，對於解決讓沉默的框架浮出水 面這個具體問題仍過於籠統，亦無法厚描框架理論在新媒體情境和跨學科領域中 更為清晰的變革面貌。也正因此，後續研究或可在理論建構的形而上討論、經驗 資料的實證性蒐集等方面有所作為。                                                                                                                

註

釋

〔1〕潘忠黨指出，作為名詞的「框架」顯得過於靜止，缺乏應有的動態和容量， 故採用「架構分析」來指代整個研究領域，以突出社會建構主義的元理論 (meta-­‐theoretical)取向。參見：潘忠黨（2006）。〈架構分析：一個亟待澄 清的領域〉，《傳播與社會學刊》，1：17-­‐46。但是，潘的「架構分析」命名 迄今仍屬一家之言，未被廣泛採用，所以本研究仍選用「框架」作為核心 理論的關鍵詞。   〔2〕本文認為「框架化(framing)」是一種選擇、強調、呈現的行為過程。相比 作為名詞的「框架(frame)」的靜態特性，「框架化」更側重事件如何被描繪 重構的動態過程。  

〔3〕現有「新聞框架(news  framing)」和「媒介框架(media  framing)」兩種不同 提法。前者主要指新聞產品的文本框架。後者既包括文本框架，又涵蓋記 者框架（即新聞工作者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架構）。   〔4〕其中，主體框架和文化框架是動態的，共同決定人們如何理解世界、形塑 表達、建構事件，一方面能夠引導人們看得見一些事情、看不見另一些事 情，另一方面也被外在世界所影響和更新。文本框架是靜態的，如同相框 裡的照片、裱框裡的畫作，在被生產出來的那一刻就決定了哪些事件元素 分別被框住、強調、歪曲、遺漏。關於主體框架的概念出處參見：梁美珊， 莊迪澎（2013），《圖解傳播理論》，台北：五南，132－133。   〔5〕Entman 的研究至少有三處涉及到文化根源，一是框架過程決定的成本和

                                                                                                                                                                                                                                                                                                                              收益之間的問題界定、因果關係、道德評價、對策建議，通常是從「公共 文化價值」角度來衡量；二是框架可以存在於傳者、文本、閱聽人、文化 之中；三是必須警惕決定傳者框架性判斷和詮釋方式的信仰體系到底是傳 者自身的文化、還是獨立於傳者之外的社會脈絡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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