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全文

(1)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41.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賴淑芳維多利亞時期產生浩瀚的生命書寫作品，特別是傳記與自傳文類已匯聚成經典文類，與書信、日記、手札等齊列第一手史料，表現立傳者本身特有思想及風格，供研究者考證、對照，有其不可取代之歷史文化價值。然而，自維多利亞時代至今，讀者經常因閱讀作品後而激發閱讀作者自傳或傳記，亦即閱讀傳記的行為每每受閱讀作品的行為所激發，此現象在閱讀名人時特別顯著，因此主從關係不言而喻。著名的文人傳如福斯特的《狄更斯傳》（John Forster, Life of Charles Dickens）及蓋絲蔻的《布朗蒂傳》（Elizabeth Gaskell,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均在傳記主體對象去世後出版，立意在為終生成就做總結，傳記作者本身若是享譽文壇一時的文人，傳記作品更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已然成為永不絕版之經典；達爾文《物種始源》（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所引發之宗教與科學爭議促使大眾極欲一窺達爾文的自傳；即使是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Reminiscences）、拉斯金（John Ruskin, Praeterita）與米爾（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具有特殊目的、自我定義為「作品」的自傳（米爾尤其自詡為其「最好的作品」），均假設讀者在閱讀這些具使命感、哲思式的作品前，對他們最著稱的主要作品已經具備基本的了解。簡言之，在傳統上，維多利亞生命書寫之首要功能是考證、對照文學作品（或如達爾文之科學作品）內容，藉以更進一步明瞭立傳者本身特有思想及風格。近二十年來研究維多利亞女性傳記書寫之學者輩出， 1 但除了彰顯女性傳記與男性傳記迴異的文風與立論點，基本上也未顛覆傳記、作品慣有之主從地位。然而，在維多利亞時期的生命書寫中，顯現了雙重領悟（double awareness），亦即傳記或自傳主體與傳者極欲維繫的公私兩方的本我、主觀與客觀意識、情感與事實（事件）等等極端的二元因素並存的現象。就研究方法論而言，本文舉出三個實例，即有關狄更斯、馬緹諾與達爾文的生命書寫，雖是跨越不同領域的主體，傳記、自傳與自傳式小說等不同的次文類的範例，三者表面上無直接相關且 1. 如Estelle C Jelinek, Linda H. Peterson, Sanders Valerie, Mary Jean Corbett, Shari Benstock, Sidonie Smith等人。.

(2) 42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文體迴異，但從宏觀的文學史看來，卻是緊密關聯，且具有同時探究之意義。這三部分資料有如馬賽克式呈現同時期生命書寫關鍵的核心問題，牽繫著作傳者的手法、私我與公眾空間的距離。生命書寫著重的是書寫及創作、書寫者本身立場，不只是單純的記錄或編輯事件與年代紀實。因此不可拘泥在細部剖析單一作品或文類，而需羅列例證對照，做廣角的觀察貼近該時期渾厚的時代特徵。近年來雖有精神分析、各種主義與思潮倍出，但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強調內在結構與反省，與傳者、主體、大眾讀者的外在相對關係，本文試以範例釐清傳記文類與文學作品糾結之關係。相較於傳記主體其他文類著作，傳記與自傳是否總是處於次級與附屬地位？生命書寫的最高價值何在？何為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最有代表性的特色？是否有某些典型或原則?這些問題牽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亦即如何界定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的文類。在進一步深入研究文本範例前，有需首先探討本時期生命書寫文類的特色與定義，同時試釐清在文類形式變化轉換、尤其受到小說這強勢文類型式影響下，該如何界定範疇之相關問題。誠如學者愛歐提克（Richard D. Altick）所言，十九世紀的傳記可謂「不穩定之複合體」（“an unstable compound”）(181)；或如皮特森（Linda H. Peterson）所形容的「混雜體」（“hybrid genre”）(qtd. in Amigoni 1)。維多利亞生命書寫文類以多樣化的形式呈現，除了普遍常見的散文、還有承襲自渥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自傳體詩歌，布朗寧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葡萄牙人十四行詩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可謂極出色的例子。此外，凡舉日記、書信、回憶錄、訃文等等皆佔有一席之地，因此維多利亞生命書寫之創作實務最具挑戰之處，莫過於如何有效使用多重且縱橫交錯的文本資料（甚至當時新發明的攝影技術產生之影像），以開闢及重建主體本質（identity），卻又不陷入偏頗的危險—亦即聚焦在片面單一的、或是僅有部分憑據而導致部分失真的狀況。例如從敘述的角度觀看，巴汀（Bahktin）提出「修辭的雙重聲音」（“rhetorical double-voicedness”）最常為學者引述來討論敘事傳記及自傳的形式變換，及其如何做所謂多重或網路狀的呈現（Amigoni 20-23, Loftus 81）。多方考量，以「生命書寫」來統稱此文類不失合宜之計。在繁複似錦的各種文類中，小說式自傳（fictional autobiography）與自傳式小說（autobiographical fiction）可說是維多利亞時期最具特色、也發展地最淋漓.

(3)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43. 盡致的生命書寫形式，這小說元素的導入也是本時期生命書寫與過去比較差異性最大之處。也因此，維多利亞生命書寫各種次文類的研究中，似乎以自傳研究為數最眾多。一直以來，學者尤致力於規範自傳為獨特的文類。然而，是否能明確且嚴謹地定義自傳與傳記兩者之差異？研究傳記及自傳的理論學者雖不斷致力於區別兩者的定義，至今仍未取得一個公認的定論。就字義而言，英文字 Autobiography晚至十八世紀末方出現， OED 指其在 1809 年出自紹希（Robert Southey）之手。2 而所謂傳記之「主體」（subject），自傳之「私我」（private I）、「私我」(self），或與一般慣稱的文本「作者」，雖因文類不同有所差異，但自傳之主體與創作者或執筆者在概念上有其重疊之處。過去理論派學者對「自傳」文類每每有廣義與狹義的定義，且對於傳記及自傳呈現真相（truth）頗多爭議，急欲從多方面釐清。馬肯（Clinton Machann）承襲法國理論家（Philippe Lejeune）狹義的定義，認為自傳需具備回顧性質（包含期刊、日記和信件）、堅持散文文類（因此排除如渥茲華斯的《詩序》類詩作）、包含敘事成份，否則都得排除在外。3 自傳與小說（特別是自傳式小說）如何區隔，至今依然是見仁見智的問題。皮特森（Linda H. Peterson）觀察到維多利亞自傳普遍有建構式與解構式兩種屬於形式截然不同走向的自我解釋（hermeneutic）方法，她認為維多利亞自傳強調自我詮釋（interpretation）而非只是表現（expression），因此更著重事件的觀照與理解，這也是自傳與小說最大差異處，因小說著重事件的藝術呈現，她更評斷此時期較好的自傳多出自史家、哲學家、批評家之手（4）。皮特森同時檢討舒美克（Wayne Schumaker）對英國傳記的三種分類法：解釋的（expository）、敘事的（narrative）及混合轉變的（mixed transitional）；很明顯的，舒美克這派學者（包括 Roy Pascal、William C. Spengemann 等人），認為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有逐漸往小說敘事形式進化的趨勢，且一致讚揚如狄更斯《大衛．考伯菲爾》（David Copperfiled）與布朗蒂《維萊特》（Villette）等經典的自傳體小說的成就（4-5）。只是皮特森並不認同這些基於舒美克三種分類法延伸發展出來的評論，她認為，自古以來解釋的與敘事的傳記模式總是同時並存，並無前者演化為後者 2. “[T]his very amusing and unique specimen of auto-biography” (Southy 283). 然而更早之前, 該字出現在 “Review of Isaac D’Israeli’s Miscellanies of literary recreations” (1769), Monthly Review 1797, 有關autobiography該字的字源，見 Ogden 1961 與Folkenflick 1-3. 3 據Lejeune表示,自傳是一種 “retrospective prose narrative written by a real person concerning his own existence, where the focus is his individual life, in particular the story of his personality” (4), qtd. in Machann 3..

(4) 44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的趨勢，所謂的「小說化傳記」（novelized autobiography）與「詩意自我表現之自傳」（autobiography of poetic self-expression”）並非文類演化過程之產物。以維多利亞時期自傳文類而言，仍著重前者，強調自我解釋模式傳記的獨特性。上述有關小說敘事與歷史紀實的歧異，源自於理論之不完美，任一套定義皆有其討論與修正的空間。皮特森從早期班揚（Bunyan）以降的所謂「宗教信仰自傳」（spiritual autobiography）觀察出以解釋為目的模式確實是十七、十八世紀許多自傳的重要特徵，包含宗教式懺悔、認罪與贖罪，立傳形同道德重整的行動，而維多利亞時期自傳也部分承襲此種傳統，為記憶與往事尋覓信仰與精神上的意義，因此即使有許多自傳作者希望對傳統有所反動，擺脫傳統以便擁有更大自由，卻也持續借用傳統的方法來抗拒傳統。以幾部維多利亞時期自傳為例， 4 皮特森主觀認定這也算「聖經式類型學」（biblical typology）傳統之傳承、一種宗教知識之運用，她所舉的幾位自傳者皆清楚意識過去那種解釋模式的傳統，有的加以重建、有的解構、有的指向新方向，這番歸納雖具有說服力，卻因貶抑文學藝術價值，同時選擇了適用於其立論的例證，卻忽略了反證，淪為偏頗之見，。例如，她只選擇性處理卡萊爾單部作品（Sartor Resartus）而忽略了如《回憶錄》（Reminiscences）及書信等其他同等重要資料，又如對於維多利亞重要小說家的生命書寫的探究完全闕如，遑論將成長小說（Bildungsroman）及寫實主義新主張衝擊下的自傳體小說納入考量範疇。因此在她的分析下，馬緹諾的自傳顯示出她其他同時期的文壇才女如愛略特與布朗蒂等人的文才並駕齊驅。派斯可（Roy Pascal）在著名的《自傳之設計與真實》（Design and Truth in Autobiography）一書中提出「創作設計」與「事實真相」二元對立的問題，他傾向以此兩種特點來衡量自傳，後者成份越重越接近自傳文類核心，前者越多便意味著立傳者的匠氣，若是處理與設計過的事實越多，作品越屬於次級。派斯可此種價值判斷已經為許多學者批評為過份武斷。霍爾思（William L. Howarth）主張自傳屬於「自我描繪」，猶如藝術家自畫像般，成品已非原始的描繪對象，而創作過程的題材選擇與安排、見聞與記憶的掌控，與描繪對象的生命本質是並重的（qtd. in Olney 86）。此外，史布林格（Michael Sprinker）在〈小說中的自我：傳記之終結〉（“Fiction of the Self: The End of Autobiography”）一文從存在主義與佛洛伊德心理分析的角度評論作者在寫作文本的過程中，自我的概念皆會瓦解。歐 4. 包含Carlyle, Ruskin, Newman, Martineau, Butler等人之自傳。.

(5)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45. 尼（James Olney）提出自傳的三個元素包括 auto、 bio 與graphy，分別代表「自我」（self）、「生命」（life）與「書寫」（writing）（6）。他研究眾多作家自傳，領悟到作品群組的現象，他以紐曼（Newman）為例，指出他「所寫的作法不論是詩歌、小說、散文、聖者傳記—都蘊涵強烈的自傳的味道」（9-10）。持這廣義觀點更能體會卡萊爾視傳記的書寫為「藝術中的藝術」（art of art）的原因，因為事實本身是無生命力的，唯有透過安排與詮釋，方才有一種「力量」，這「自我」才算是「真實的生命體」（authentic being）。 5 同時批評家傅萊（Northrop Frye）認為自傳根本是小說的一種:「自傳藉一連串不知不覺的逐漸演變而與小說合併。大部分的自傳作者受一種創作的、也因此是小說的靈感啟發，而選擇作者生命中的事件與經驗來建構一種綜合的模式」（307）。此類批評家多舉文人傳為理論推導之實例，肯定了生命書寫的藝術價值。綜觀上述有關生命書寫的各派理論發展趨勢，雖然眾說紛紜，本作者認為，生命書寫具多層面向，從歷史或事件紀實、敘事者本質呈現、到生命意義的解釋比比皆是，因此無需刻意重新規劃次文類領域。在創作實務時，蒐集事件、呈現事件、自我解釋意義都是要務。即使自我解釋的意義有所演變，例如宗教或科學上的解釋，也不必然凌駕蒐集事件、呈現事件的地位。換言之，在研究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時，有需持廣義觀點，探討傳記文學作者的實驗精神，在編纂與虛構中領悟與呈現真相。而小說與傳記間的張力普遍存在，它是多種實驗假設、不斷激盪在「大眾印刷品與個人碑銘間、男性與女性間、權貴與卑微間、核心與邊緣間、服從與異議間、集體與個人間、正式成熟與渾沌初始間」（Amigoni, 17）。下文舉出代表性範例，包括狄更斯、馬緹諾與達爾文的生命書寫，適足以驗證此時期此種不斷實驗假設、不斷激盪在各端的現象。為何以此三個截然不同的個體為例?因為分別探討文類交織處的真實與虛構、隱諱、公眾形象的建立三個核心議題，可以印證上述理論所討論的文類實驗與小說/傳記張力的問題，又因為三人跨文學、社會學與科學領域的立場，一併探討可幫助讀者廣角度觀察維多利亞時期的廣義性、延展性的多元文化內涵。最適於討論傳記、自傳、小說這三個文類交會與模糊界限的例子，莫過於狄更斯的生平摯友約翰‧福斯特（John Forster）所作的三卷本《狄更斯傳》，這也是至今公認最具權威性的文人傳記經典之作。福斯特於一八七四年完成的初版共 5. Carlyle, “Biography, ” qtd. in O’Connor 383..

(6) 46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有三冊，但又於一八七六年修訂再版為上下兩冊，其被推崇的主因在於資料的詳實性和可靠性，這也是其他狄傳難以望其項背的。然而，批評家亦清楚此部作品中主觀性及引用過多狄更斯書信文件的現象，舉後來的皮爾遜 (Hesketh Pearson) 著的《狄更斯：他的性格、戲劇性事件和生平》（Dickens: His Character, Comedy and Career）與之相比較，皮爾遜是多產的傳記作者，大量生產文人傳記，包括王爾德、蕭伯納、莎士比亞、柯南‧道爾等十多部，皮爾遜的《狄更斯傳》正如大部分福斯特以後的傳記，幾乎只是大量從福斯特的原著擷取一手資料，再加以重組。而且，皮爾遜的傳，顧名思義，偏重戲劇性事件，以饜讀者好奇心，因而從未被狄學研究者重視。據研究狄更斯與女性最著稱的倫敦大學學者史萊特（Michael Slater）指出，在浩瀚的狄傳中，皮爾遜被評為未脫離過去傳記家的窠臼 (“added nothing to Pope-Hennessy”)，未有任何新的創見（42）。二十世紀以來，其他狄學研究者及傳記家的作品輩出， 6 都未能掩蓋佛斯特著《狄更斯傳》的成就，那公認「具史詩般的風格」(“epic-style”)，渾然天成，本身即被認定為不可不讀的經典名著 (“the classic, indispensable biography”)（42），當時已有卡萊爾給予最高的評價。頃讀《狄更斯傳》，卡萊爾在信裡稱讚道：「只要人們對狄更斯作品感興趣，將能在此書中與他面對面，既觀看他一言一行，又見識到他對周遭事物喜悅的同情心，還有他的穩健與務實，不只有生意頭腦，而且，若讀者有眼光夠深入的話，還會見到他在如日般的絢爛下，還隱藏屬於死亡的，宿命的、黑暗的、沉默的那一面特質」。7 另外，愛爾文 (W. Elwin) 亦寫有書評讚賞這本傳記：「沒有一個傳記家比他更了解他的對象‧‧‧對我們而言，再沒有比這本還更忠實的傳記。在他的字裡行間，我們所讀到的狄更斯，就如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他本人一般」（qtd. in Fitzgerald 50）。費茲覺羅（Percy Fitzgerald）甚至將佛斯特比喻為十九世紀的班‧強生(Dr. Ben Johnson)（qtd. in Fenstermaker, Preface）。佛斯特得此殊榮，可說是英美文學史上最傑出的傳記作者。讀者仔細觀察可發現福斯特如何同時以傳記、自傳、小說這三種文類寫作技 6. 較著名的有Dame Una Pope-Hennessy, Charles Dickens (1945), K. J. Fielding, 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5), Edgar Johnson, Charles Dickens: His Tragedy and Triumph, 2 vols. (1952), Angus Wilson,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1970); Fred Kaplan, Dickens: A Biography (1988); Peter Ackroyd, Dickens (1990), Grahame Smith, Charles Dickens: A Literary Life (1996), Malcolm Andrew, Charles Dickens and His Performing Selves: Dickens and the Public Readings (2007), Michael Slater, Charles Dickens (2007) and The Great Charles Dickens Scandal (2008). 7 16 Feb. 1874, Mss., Forster Collection, qtd. in Fielding 85..

(7)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47. 巧來呈現傳記主體，在掌控題材的同時導入他自己的主觀銓釋。傳記起始如碑銘形般簡潔、紀實：「一八一二年，二月七日星期五，在波特西的蘭波特一地，本世紀最受歡迎的小說家兼英國最偉大的幽默大師查爾斯‧狄更斯誕生了」。這是以生命意義為主的形式展開，綜觀其終身成就。接著是一段記載詳實的族譜，刻劃時間與空間等史蹟式的家族背景資料，包括父母職業與兄弟姐妹生辰，接續這以第三人稱客觀記錄事實資料的手法，敘事者突然轉向，開始敘述起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在一段自傳中提到治跛腳的奇異偏方，回憶不足三歲時，「躺在祖父的農舍地板上，身上包著羊皮，猶殘留羊的體溫」。大衛‧考伯菲爾的記憶更勝一籌，他可遙記「嬰兒時期閒閒無事看著母親及家中佣人，彎下腰來或跪在地上看他，還有感覺自己從這大人的手被搖擺地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福斯特轉換傳記主體對象到史考特，再將焦點轉向虛構的小說人物大衛‧考伯菲爾，彷彿大衛與史考特和狄更斯一樣，有確實存在的主體，誠如福斯特轉述狄更斯強調的：「絕不是杜撰出來的」。一波三折後方才進一步回到狄更斯本身。這一段虛實交構的文字，召喚五官之觸覺（羊的體溫）、視覺（看著母親及家中佣人）、聽覺（補充說明的話），不但敘事者是不固定的、被描述的對象也是不固定的，這種敘事觀點動態轉換的手法，讓讀者體認到作家與筆下人物角色是不可能獨立存在的。無形中福斯特再次重現其對狄更斯生命意義的評價：他的小說藝術與執小說界一時之牛耳的史考特齊名、他的小說人物也與他齊名。同時，這種浮動轉換的敘事聲音在《大衛‧考伯菲爾》也清晰可聞，故事開始大衛自述：「我是否變成自己生命的英雄，亦或這是他人所持的見解，以下篇章將昭示出來」，誠如評論者所言，這敘述「像聲音、像心智、像沉思、像回憶、也像觀察著的意識」（Mornback 151）。狄更斯身為作者，好似正在為大衛立傳。而敘事的聲音在大衛的聲音、狄更斯的聲音、執筆者/立傳者的聲音間跳躍流轉，彼此交錯又保持著微妙距離。福斯特接下來跳躍時空，從他自己的觀點進入狄更斯的觀點，並以回顧式的方式（retrospective）溯源至童稚時期，再迂迴進入另一個旁觀者奶媽的觀點，使這裡的「自我」（self）或「主體」（subject）卻又像是「他者」（other）：他常告訴我說記得波特西老家前的小花園，二歲時曾在那花園中，奶媽從與碎石子步道幾乎平行的、低低的廚房窗口看著他，而他正跑著小快步，和小姊姊四處找吃的．．．當他正著手寫《尼可拉斯‧尼可比傳》時，有一次我們到普茲茅斯，他告訴我還記得，近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在那個.

(8) 48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地點，當年他嬰兒時期所看到的士兵遊行的隊形．．．．不久，他們又搬到他父親任職的雀坦一地．．．一棟樸素的小屋，正面漆著白色的灰泥，前後都有小小的花園。在這兒，他有歷久彌新的兒時印象，終其一生，影響他最深的是他生命初期周遭的一些人事物。（第 1 章）焦點從遙遠記憶中的花園乍然拉回到正在書寫《尼可拉斯‧尼可比傳》的成人狄更斯身上，福斯特以見證人的身份提供狄更斯生命初期的人、事、時、地、物相關資訊，地域的搬遷與時間的搬移並進。福斯特接下來以小說的方式寫下廣為流傳的「白手起家」傳奇事件：仰望一間叫「蓋茲希爾」（Gad’s Hill）的房子它，父親便許諾他，一朝長大成人，若能辛勤工作，必可住進去這間房子或像這樣的大房子，他多年的理想後來成真。福斯特轉述狄更斯在一篇遊記中的自述，其中提到行經此地，就如同見到過去的「自己」--「那古怪的小男孩」。這間大宅在他的生命中佔有象徵的地位，也代表著白手起家、「一直都很堅忍奮發，努力上進」典型的維多利亞精神。在福斯特的引述下，成人狄更斯和「那古怪的小男孩」（也就是幼年狄更斯）進行對話。正如大衛一般，莎翁劇中的人物佛斯特夫在男孩眼中鮮活存在著，而敘事者（成人狄更斯）與「讀過各種書」、不信終究能靠自己住進大宅的孩子（幼年狄更斯）的交談，而且以充滿驚奇與認同小男孩的話語。此對話出自狄更斯本人之筆，像不經加工處理的回憶錄，由福斯特引用進來，在傳記中掺雜了自傳成份，進行兩種次文類轉換，就像經驗掺雜了想像一樣。這是自我意像（self-image）的呈現，達到自我剖析與解釋的功效。像這樣將自己「小說化」，大幅提昇了傳記文本的美學藝術價值。福斯特繼續以經驗掺雜想像的手法，將傳記主體與小說主角類比，說他覺得兒時體弱多病反而培養他多讀書的習摜。福斯特認為，這不是得自他父母親的培養，就如他在給華盛頓‧爾文 (Washington Irving) 第一封信裡自稱的他曾是「很弱小，未被特別照料的小男孩」，但他常對人提及兒時強烈的求知慾，還有被母親培養的讀書的性情。誠如大衛‧考伯菲爾嘴中說來的話一樣：「我隱約記得媽媽教我學字母，當我看到書上胖胖的小黑字，不可思異的新奇的形狀，比如好脾氣的 O 和 S，至今看來彷彿和當時第一印象中的一樣」(第 4 章)。狄更斯人物原型一向讓人印象深刻，熟悉他作品的讀者一邊閱讀傳記、一邊會在腦海中喚起他筆下人物及地域，這段將字母擬人化的習字經驗，大衛與後來《宏願》（Great Expectations）的主角皮波（Pip）相互輝映，屬第一手經驗的分享；.

(9)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49. 再從更廣的角度看，這段兒時體弱多病、未被特別照料的描寫，是維多利亞時期文人傳記普遍常見的集體共同經驗。福斯特引用他寫給爾文的信旨在加強可信度與權威性。同時，他選擇以觀察力與好讀書兩種特色勾勒出未來作家的童年氣質。而福斯特這部傳記裡一大特色在於作傳者並非是孤立的執筆者，而是與傳記主體有所交誼，隨時可出現，與其對話互動，這是藉提供自傳式第一手資料來豐富所欲呈現的題材，讀者也一再被提示其資訊內容的可靠程度。就立傳者與傳記主體的關係而言，這可能是非常理想的關係，因為福斯特與狄更斯同質性不若蓋絲寇夫人與布朗蒂同質性高，相較之下，蓋氏小說家兼傳記家兼詮釋者的身份，使她彰顯主體的使命染上自我投射色彩，因而招致負面評價（Nadel 118-50）。批評家納多 (Ira Bruce Nadel) 在研究傳記與小說形式關係時指出：「閱讀傳記，讀者經常過度被動地接受文本」（2-3），為了傳奇效果傳記作家甚至會篡改事實以便利人物描寫，例如忽略或過度集中某段時期、添加無法求證的情節，他的例子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傳記作家對南丁格爾死亡時的房間的錯誤描繪（把向南陽光明而通風的寢室寫成陰暗的小房間）（5）。羅斯（Phyllis Rose）在吳爾夫的傳記中便提出，所謂傳記亦如小說與詩歌等文學作品，重點不在蒐集精確事件，而在呈現生命。換言之，傳記需要超越事實的累積，超越像 DNB 這類傳記典籍。這便是卡萊爾所言「不只看穿他內心，甚至也從他內心向外看；從他的角度觀看世界」（“not only to see into him, but even to see out of him; to view the world altogether as he views it”）（Carlyle 311）。因此，讀者在閱讀傳記不應採取純然被動的角色。在小說《我們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有一段是布芬（Buffin）雇用魏格（Silas Wegg）讀帕特拉的傳記（Plutarch’s Parallel Lives），狄更斯讓這個小說甘草人物評論說這些傳記故事，雖然有趣，敘事者不忘補上一句：「但可別指望我全信相信他」。這是傳記讀者普遍該有的警覺與質疑態度，傳記家強生（Edgar Johnson）曾提出讀者需要抗拒所謂傳記中的「增色」與「刪減」（ “coloring and omission”）現象（98）。資料既然可以「顯露」，亦可以「隱藏」甚至於「刪減」。有鑑於此，葛瑞芬（Gail Barbara Griffin）在研究維多利亞傳記的論文中提出批評家的責任「不在於衡量傳記有多麼接近事實，而在於決定傳記者所持是何種事實真相」（4）。.

(10) 50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以上我們討論了福斯特如何運用變化流轉的敘事聲音，將自傳與小說交織、召喚共同經驗來為傳記增色，同時傳達傳記主體的記憶與氣質，成為觀察傳記、自傳敘事交雜最佳的例證。相較於此種有聲的對話形式的是無聲的對話形式，亦即傳者的隱諱或其刻意的刪減。這兩種形式往往並存在此時期生命書寫，雖說目前生命書寫文類研究方興未艾，但在目前已出版的研究維多利亞時期的評論中，有些議題（例如隱諱）較少著墨，尚待研究者深入探討。為釐清傳記、自傳與小說變動轉化的概念，下文著墨於此隱而不言之處，另舉馬緹諾及達爾文的自傳範例，以對照分析三人生命書寫作品在處理爭議性題材所運用隱諱的手法。米爾（John Stuart Mill）曾說：「在書寫自己的或他人的傳記時，當然不可能說出每一樁事情」。 8 崔洛普 (Anthony Trollope) 也在自傳的開端宣告：「我，或者是任何人要說出自己每一樁事情是不可能的」。9 這種「不可能說出每一樁事情」的局限，不全然是負面含義，除了有關記憶錯誤不全的問題（fallibility of memory）（Spencer 1: 331），也有「不可能說出每一樁事情」的另一層意義，或可說其指向「未說出的事情」。巴克（Laurel Brake）在〈英雄之死〉一文中特別討論維多利亞時期報紙、期刊、傳典（DNB）處理同性戀者傳記如王爾德等爭議人物及禁忌的話題，比較先前一般傳記常見的英雄崇拜矛盾之處，進而引申出未來研究的新方向（qtd. in Amigoni 165-93）。除了同性戀議題外，名人婚外情這類緋聞、家務事（家庭份子失和）、信仰等等，亦屬此類充滿矛盾與衝突的議題。世上絕無完美的傳記。在比較百多年來傳記的重覆與模仿後，不難發現福斯特傳與其他狄更斯傳記最明顯不同處，在於他書中「未說出的事情」—狄更斯與女伶特娜（Ellen Ternan）喧騰一時的緋聞情事。對於此事福斯特選擇保持緘默的立場，此外，他那「不可能說出每一樁事情」的局限還表現在他只強調自己與狄更斯的交情，刻意忽視了狄更斯與其他朋友如考林斯（Wilkie Collins）的情誼。佛斯特所隱諱的部分，尤其是緋聞導致作家的婚姻危機與家庭問題，卻是後世傳記家頗為著墨之處的例子，正如先前文所討論的，傳記作者在題材的選擇與安排、編纂與虛構、真相與領會、公眾與私密，衍生出以生命書寫為主軸最耐人尋味的議題。如何銜接名人在公眾領域及私領域角色其實是相當關鍵的主題。循此種研究方法的學者，如哈特（Albert D. Hutter）曾以狄更斯童年在鞋油工廠的經 8. 原文為“Of course one does not, in writing a life, either one’s own or another’s, undertake to tell everything,” John Stuart Mill’s Letter to Harriet Taylor, 10 Feb. 1854, qtd. in Hayek 194. 9 “That I, or any man, should tell everything of himself, I hold to be impossible,” Trollope 1..

(11)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51. 驗為例，分析比較福斯特及早期的狄更斯傳寫法、另有以威爾遜（Edmund Wilson）為首研究受心理分析學派影響下的狄更斯傳寫法，且透過傳記裡的小說成份重新定義真實事件（1-14）、亦有學者論述有關狄更斯此段人生經歷較為正面的意義，明顯有別於心理分析下創傷、黑暗的記憶（Lai 38-46）。不難發現，新一代狄更斯傳記的趨勢多為聚焦式循理某一主議題。狄學名家史萊特（Michael Slater）將於 2008 年底出版令狄更斯學者期盼多時的傳記《狄更斯大緋聞》（The Great Charles Dickens Scandal），見其名即知其將完全以這段緋聞為核心，足見史萊特欲擺脫過去傳記家窠臼之意圖，對照當代另一位狄更斯傳者史密斯（Grahame Smith）完全以文學事業為核心的傳記（Charles Dickens: A Lliterary Life）。同時，繼湯麥琳（Claire Tomalin）《隱形的女人》（The Invisible. Woman）這部帶有女性主義意識形態的傳記出版後，緋聞相關內容至今已為公開的秘密，早被大量討論，本作者將不再贅述。但福斯特對敏感議題的設計與安排，他隱藏的動機，可與同時期其他生命書寫處理隱私主題的手法比較討論。在傳記主體授意下所公開出版的傳記與自傳，照理可迴避私下的我與眾人前的我的差異性，兩者差異猶如書信中有所謂生意信件（business letter）與私人信件（private letter）的差別。例如崔洛普(Anthony Trollope)的《自傳》算是「職業傳記」（career autobiography），闡述他奮鬥成功的過程，又是一個出身微寒的文人（所謂“the shabby genteel”），透過堅忍與自律，終於功成名就的典型故事。崔 10 洛普號稱這部自傳誠實無誇。但是當他讀過福斯特的《狄更斯傳》第一卷後，. 卻寫信給友人路易士（G. H. Lewes）表達反感之意，他說，「狄更斯並非英雄．．．．只是個有權力、精明、幽默、在許多方面很聰明的人—非常無知、厚顏，教自己成為自己的上帝、也相信對他周遭的人而言足夠成為上帝」（qtd. in Edwards x）。崔洛普主要不滿是針對福斯特所寫的有關狄更斯的父親的事，他並期望自己撰寫不愉快的童年時，不淪於福斯特筆下狄更斯那種自憐自艾的模樣。他認為不隱諱父母不是之處，簡直就是自貶。崔洛普選擇保留情感生活的隱私的處理方式，即是學者愛德華（P. D. Edwards）所讚許的「作者的謹慎修養」（authorial discretion）；相反的，考琳斯（W. L. Collins）所寫的書評中對此種保留與隱諱的手法持反對態度，深感遺憾地說：「可惜他不多告訴我們有關他自己的事」（577-96, qtd. in. 10. 原文為“nothing that I say shall be untrue…nor will I give to myself, or others, honour which I do not believe to h ave been fairly won,” Trollope 2..

(12) 52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Edwards xiii）。一般而言，傳記或自傳執筆者通常預期為出版而作，而出版後主體即進入公眾領域（public domain）。因此他們對家庭或個人私領域（domestic domain）的題材必會進行某種程度篩選。福斯特傳記中所描述的幼年狄更斯對父母的微詞，是經狄更斯本人許可的，而且大多以第一人稱的引用法來描述。眾所皆知，他在小說創作時已經有相當程度的宣洩情緒，他超脫童年苦難，以象徵手法將其美化、藝術化，運用來創造角色與情節。他的坦白，或是福斯特的無所掩飾，並非如崔洛普所批評的，怕有損他自身公眾形象。相反的，福斯特避而不談的狄氏緋聞，應是考量將有損他及家人的公眾形象，是傳者基於友誼與交情的設計安排。套句蓋絲蔻形容她構想為布朗蒂作傳之言，「談論與安排他人的人生很容易」（“Still it is easy to talk & arrange another person’s life for them”）（qtd. in Jay xiii.），福斯特的書寫可說有所言、有所不言，這方式在傳記作者和傳記主體關係相當密切的情況下最為多見。與狄更斯同時期女作家馬緹諾的自傳中，也出現類似童年苦難的題材，但相對於前者，她選擇更坦白揭露自己不愉快的童年記憶與對父母的怨尤，毫不隱諱負面情緒。在自傳開始她說「自青春期開始我就覺得寫自傳是我此生之責任」，而且「不怕我的名譽被寫在紙上出版的任何東西傷害到」。馬緹諾在 1855 年以三個月的時間寫下前兩冊自傳，這是她因健康因素不佳、預期死亡將至下所寫的希望傳世的作品。她自認頭腦不聰慧、長相不美好，因此被父母誤解與忽視。焦慮、寂寞、體弱多病的她說「我的生命中沒有春天」(“My Life has had no Spring”)，可是，「雙親渾然不知．．．若是對我多和顏悅色一些、即使以當時的看法認為這對孩童是有害的，也能使我免於犯這麼多錯、受這麼多苦」（1: 11）。她形容自己失去嗅覺、也日漸失去聽覺、消化不良、經常計畫自殺、壞脾氣、善妒忌、自卑，「必定是令人無法忍受的小孩；但我本來可以不需如此」，當然她也提到幸虧母親的家政教育，使她練就手好針線活的本事，不至淪為「不懂針線的文藝淑女」！（1: 21, 27）。像這樣直言不諱，與崔洛普所主張的部分保留有天壤之別，馬緹諾的敘事方式，使自傳者與讀者建構起較為親密的關係，易引發讀者同情與同理心。因此，縱觀馬緹諾的自傳，雖然明顯屬於崔洛普式的「職業傳記」類型，以宣揚她「不凡的一生」（“somewhat remarkable life”），闡述她如何透過自律奮鬥，追求心靈成長、成就文學大業。但像這樣揭露童年內心世界的自白，富饒種.

(13)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53. 種不為人知的小細節，可謂馬緹諾傳記最引人入勝之處。她在自傳中坦白以告，但是對於出版個人書信卻持保留態度：「假如不保障隱私的話，人類如何對彼此打開心房？」，她問。這差異關鍵在於她與當時人的人際互動，選擇對自己所言完全負責，保留友人寫給她的書信不公開。雖然評論家公認她有說人閒話的習慣，但她立傳的主要目的不在論他人是非，而在分析己身的心靈成長歷程，她自許為「人民的導師」，因此她的自傳目標有濃厚說教意味，闡述她「努力求進步」，除了睡眠沒有休假，在她的眼中，「生命是一個漫長、艱辛、不輕鬆的工作天」，如此訴說出自己的痛苦藉以減輕如她一般受苦大眾的心理負擔（1: 75）。因此，她願意以自己為例供讀者參考（正如她為貢獻醫學研究，願意在死後捐出頭顱以供研究），對友人信件卻謹守榮譽原則、保障基本隱私。這也許和馬緹諾小時曾經有秘密被暴露的經驗有關：小時她曾向母親傾吐有朝成為女作家的願望，母親隨即轉告她姐姐，姐姐取笑她的狂想使她羞忿之餘「發誓永遠不再告訴任何人心事」（1: 117）。總而言之，她以堅守誠信原則自居，在坦言不諱與尊重他人隱私兩者間，相當審慎，拿捏得當。馬緹諾自傳大體依時間順序寫成，共分六期（以 8, 7, 30, 37, 43, 55 歲區隔），她的婚事，就是她在歷經父兄過世，進入第三期時所面臨更大的考驗。值得注意的是，她說「不值得談細節」，只以含糊籠統的方式介紹未婚夫，說她對婚事感到焦慮與不快樂，「卻又不敢拒絕，怕會是他致命的打擊」；正逐漸適應時，對方卻突然發瘋了。她於是以充滿感激的口吻，慶幸自己逃過一劫，享有充分自由，然後申論愛情、婚姻生活對她文學生命可能產生的滯礙，她總結說：「我可能是全英國最幸福的單身女人！」（1: 133）。這段變色的羅曼史可與她中年後與艾特金森（Atkinson）的交誼，一種類似心靈層次的愛慕相較。她選擇以象徵性手法描寫初識艾特金森的喜悅，前面曾哀嘆自己的人生「從冬天開始」，然而直到進入生命第六期（1844 年後），生命的春夏秋天方才來臨。最後十年的快樂是「他給予的禮物」;她以冗長而幾近聒噪的方式描寫她對他的第一印象，甚至說出臉紅的反應（“I have much to blush”），探討嚴肅議題之餘也透露出她的情愫（2: 205, 213, 216）。由此可知，不論號稱如何坦誠的傳者，亦不可避免有所隱諱，馬緹諾看似採用與狄更斯傳記極端不同的呈現法，直言家庭中的衝突與對雙親的埋怨，卻在另一方面有技巧地隱諱了個人感情生活，迴避了曾涉入的不少爭議（如勞工法案、廢奴、催眠療法等）。整體看來，她的自傳也刻意保留了大部分情感生活.

(14) 54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的隱私，即使描繪私人生活的點滴，亦在幫助讀者認識她如何進入公眾領域、成就文學事業。因此我們也可將她的傳記，包含延伸版的自述《病房生涯》（Life in the Sickroom: Essays, by an Invalid）皆歸類為「公眾傳記」。隱諱的主要動機在於書寫者選擇如何建立傳記主體的公眾形象，因此大多趨向迴避爭議性，以維護適宜的公眾形象。探討維多利亞生命書寫中公眾形象之相關議題，不可不提最受爭議人物—達爾文。耐人尋味尋味之處，在於他在書寫自傳時，如何迴避爭議性議題。達爾文與上述兩文人均為家喻戶曉之人物，雖是科學家但其理論在文化思想史亦立下里程碑。維多利亞時代知識界最大的爭議莫過進化論引發的宗教與科學的論戰。在這場風暴以達爾文《物種始源》的出版達到白熱化階段。達爾文大半生過著隱居鄉間的生活，從未親上公眾場合公開與人辯論，他在 1876 年 5 至 8 月間寫下一百五十多頁的自傳，1882 年過世後，直到 1888 年才由其子法蘭西斯．達爾文連同書信集一併出版。法蘭西斯自己為父親立傳，但對父親自傳中任何有關觸發宗教爭議處略有刪剪，完整版是由其孫女巴洛（Nora Barlow）編輯於才得以問世。達爾文這部兩萬多字的自傳，嚴格說來，似乎更像簡潔的自述章節，而且由其子孫一版再版，並有增有減，除其孫女所謂完整版外，法蘭西斯還把達爾文與致親友書信、法蘭西斯寫的兩則附錄--〈追憶父親平常生活的點滴〉與〈達爾文之宗教信仰〉、達爾文的書信中有關宗教信仰的節錄，編織串連為多種版本而集結出版，另外 1879 年卡洛斯（Ernst Krause）在德國科學雜誌 Kosmos 發表一篇達爾文祖父﹙Erasmus Darwin﹚的小傳，後為了成冊出版邀達爾文執筆作序（或說他為祖父所寫的傳文），也需一併列入考量。但據現代傳記家作者所言，達爾文在為祖父寫傳時較為尺度較為寬鬆，不過「傳記並非他的專長」，因此未受好評（Desmond and Moore 636）。總之，欲徹底研究這馬賽克狀的達爾文生命書寫混合體，牽涉到許多層次複雜的面向，在此僅聚焦在爭議性議題的處理手法與公眾形象建立之議題，分析對照上文討論的狄更斯與馬緹諾生命書寫。誠如馬緹諾的自傳，達爾文立傳的用意除了自娛外，在於傳家，他說「好似已過世者在另一個世界回顧自己一生」，因此並不在意「寫作風格」問題（1937, 2）。雖說是為後世子孫所著，但這部自傳到最後一部分也落入「公眾傳記」的模式，讀來像是他個人的著作表。然而，這部傳記最令讀者好奇之處為其觸及著作《物種始源》的部份。他未如馬緹諾般高談闊論自己的理論思想，只指出因閱讀.

(15)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55. 馬爾薩斯《人口論》而深受啟發，進而建構發展自己的理論，且受到友人的鼓勵，還提到同一時間瓦勒斯（Alfred R. Wallace）亦獨自平行發展類似理論模型的貢獻。他描述靈光乍現的剎那，「記得就在街上的一處，坐在馬車上，突然間很喜悅地就想到答案，我相信那答案是：所有主要且繁衍的形體的後代，在自然中會改變，以適應高度差異化的地域」（1937, 57-58）。這個像是小說中頓悟的形容，也是深思熟慮的言語，套句批評家（Clinton Machann）的評價，「旨在建立正確的公眾形象」（1937, 102）。他客觀地交代前因後果，也不獨自居功。也許因為這實事求是的科學家本色，其講究證據的精神使得其子選擇將培根自許追求真理的話（Proem to the Interpretatio Nature）做為該傳記的前言。 11 在回顧童年與學童歲月的片段，達爾文用理性、平靜的口吻敘述自己童年與青少年成長經驗，不見上述狄更斯或馬緹諾那種自憐自艾，他謙虛地描寫自己只是凡俗之人的形象，他自稱「小人兒」、「人類男孩」（“a very simple little fellow”、 “boy human” ），老師及父親評論他為「非常平庸的男孩、遠低於普通智慧之水準」（ “a very ordinary boy, rather below the common standard in intellect”），甚至不諱言自己在學習上比妹妹凱撒琳遲緩（1937, 2, 4, 7）。即使談到選擇職業的波折（從醫師、神職人員到自然科學家），也都沒有破壞這種正面客觀愉悅的語氣。他甚至記錄下父親失望的斥責「只顧打獵、玩狗、收集老鼠，終有一天會成為個人與家族之恥」，即使如此，達爾文說只含蓄地說這些氣話「有點不公平」（”somewhat unjust”）（1937, 7），馬上讚美父親是「所認識的人中最仁慈的」，並深愛有關父親的任何記憶，會那樣是愛之深責之切。花了不少篇幅介紹友人、師長對他在自然科學上的啟發及所曾閱讀的動植物學、地質學的各種著作，透這方式形同更直接介紹自己的成長歷程。如同馬緹諾所描寫的疾病的經驗，達爾文隨「小獵犬號」（Beagle）遠征象徵他從一個生命階段過渡到另一個生命階段。由此角度看來，達爾文的自傳及上文討論的馬緹諾生命書寫均可稱為「智識自傳」，智慧成長比生命時間的推展更加重要。從這角度看，其子原本給予此自傳後來未採用的書名《我的心性成長回憶錄》（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F. Darwin1995, 5），或許更適切。達爾文提到他十分感謝來爾（Charles Lyll）多年前要他避免辯論陷入爭議. 11. “For myself I found that I was fitted for nothing so well as for the study of Truth…So I thought my nature had a kind of familiarity and relationship with Truth,” F. Darwin iv..

(16) 56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的忠告，「因為那只會浪費時間精神」（1937, 62）。他一再重申《物種始源》被過獎了，強調他只是辛勤工作，重申奮鬥的價值觀是不容質疑的，且表示「既然已經盡了全力，批評家隨他們愛說什麼也都無法毀掉我所相信的」（1937, 63）；他堅定地說「我從來不是才思敏捷、下筆神速之人；若在科學上成就了什麼只是因長期的深思、耐心與勤奮」（1937, 139-41）。達爾文有效地以委婉的方式自我解釋說明，用輕鬆的方式希望被接受與認同。他召喚記憶和頓悟點，同時以陳列事實的方式來傳播他的自知（self-knowledge）。強調他「有想要在現知的自然科學事實上再添一些事實的強烈欲望」（1937, 39）。他說：「回顧過往，我推斷在我身上必有些許優於普通人之處，否則上述那些比我年長又在學術上德高望重之人，絕不會與我往來」（1937, 29），這與先前凡夫俗子的自謙大相逕庭。在這小篇自傳文章，提到「事實」（fact/ facts）這個字高達 41 次，3 度提到「真相」（truth）。他的科學家講求事實根據的本色甚至在遣詞用字這小地方可看出來。例如他一點也不誇大其受疾病所苦之處，只是簡單兩句話淡淡點出疾病影響到科學研究，12 和上述馬緹諾對疾病的高度想像發揮截然有別。據其子所言，他寫日記精確記錄生活用以統計有多少天勤奮研究、多少天因病而無法工作（1937, 103）。在法蘭西斯附錄有一段引述達爾文對生命中的「苦難」（suffer）的詮釋，認為這是和「天擇」（natural selection）並容的概念，受苦難能幫助使物種在生存之戰中勝利成功（147）。這種樂觀進取的態度與上述狄更斯和馬緹諾傳中對童年苦難的描寫亦形成對照。達爾文低調描寫《物種始源》出版始末，避談所引發的爭議，呈現他一向溫和謙恭的人格特性，講求事實的習慣更彰顯科學家的本色。達爾文號稱「只高度在乎像是萊爾（Charles Lyell）和虎克（Sir Joseph Hooker）等朋友的贊同，不太在意一般大眾」（1937, 41）。雖說「不太在意一般大眾」，但很明顯達爾文仍特別謹慎小心地迴避宗教議題，甚至未提到與信仰堅定的妻子愛瑪的歧見（只有在兩人的書信間討論聖經與基督教），正如同他的理論不去談遙遠的萬物起源的始點，只強調盡量推演往過去時空延伸，在宗教上，不直質疑傳統基督教教義，僅說逐漸發展成不可知論者（agnostic）與具有人道主義的胸懷。在此他似乎刻意避免觸及進化論所引發的宗教/科學爭議，避免給讀者留下那個相信適者生存、殘酷不仁的科學家的印象，而且維護一貫的謙沖紳士的形象，並 12. 原文為“I did less scientific work, thought I worked as hard as I possibly could, than during any other equal length of time in my life.This was owing to frequently recurring unwellness,a nd to one long and serious illness” (Darwin 1937, 44)..

(17)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57. 非真的如他自稱的不太在意一般大眾。他對宗教信仰的沉默主要是他認為這只是個人的私事，在法蘭西斯附錄二〈達爾文之宗教信仰〉便引用他 1879 年回覆給佛帝斯（J. Fordyce）的信說自己「絕不是個否定上帝存在的無神論者」（“not an Atheist in the sense of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a God”），更重要的是，他強調任何公諸於眾之事皆需成熟地衡量、審慎地提出（“anything which is to be given to the public ought to be maturely weighed and cautiously put”）（1937, 139-40）。他拒絕佛帝斯將他對宗教的看法公諸於世出版，與其說是恐懼激怒大眾，倒不如說是因為自認為對宗教議題思慮尚不夠嚴謹。1871 年年他以健康及同樣的理由婉拒愛拔特（F. E. Abbott）邀請他發表宗教觀。在《物種始源》出版後，一再有人請他公開發表對宗教的看法，他總是拒絕。可是，在幾封一對一的書信往來中，反而能坦言以告其對「第一原因」（First Cause）與舊約的質疑，他對宗教所謂「最安全的結論」（“safest conclusion”）是這是超越人類的智能範圍，而人類只能盡一己之責體會，「進化理論與信仰上帝是相容不悖的」、「除科學研究的習慣使人小心講求證據外，科學與基督無關」（“Scienc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hrist”）（1937, 142-43）。他並不願意失去信仰，只是慢慢地從相信發展到不信。在此讀者不禁懷疑，法蘭西斯為何選擇將達爾文極為保留的對宗教看法公開出版？就某一角度而言，他希望澄清一些認為其父是無神論者的誤解，清楚昭示他只是不可知論者，這是他身為人子為維護父親公眾形象的動機所致。在狄更斯、馬緹諾與達爾文的生命書寫裡處處可見代表維多利亞傳統精神：自助、勤奮、責任、求上進，達爾文的《自傳》卻沒有狄更斯傳與馬緹諾傳裡面的焦慮、挫折感、矛盾與衝突。但這些生命書寫全都指向同一方向，亦即成功。我們清楚看到他脫離「精神自傳」而邁進「職業自傳」的類型。在傳記末尾，達爾文回顧並總結自己一生說：「身為科學人，無論成就多少事，依我看，決定於繁複的心靈特質與狀況。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科學之熱愛。那是無比的耐心長期反映在任何主題，一種觀察收集事實的事業，發明與常識均衡發展。以我如此中等資質，而能對科學家們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真令人詫異」。也許有鑑於這自傳偏向「職業自傳」的類型，缺少他平常生活的寫照，其子法蘭西斯增補附錄〈追憶父親平常生活的點滴〉，用以「保存他人格的印象」（“to preserve that impression of his personality”）（1937, 80），包括他的容貌舉止、習慣嗜好、與愛犬的互動、生活小細節，例如寫到父親喜歡花的美麗：「我想他把崇尚花的結構與崇尚天然.

(18) 58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美混合在一起．．．這是對一朵籃色的小山梗花半藝術美學、半植物學的情感．．．那是一種對這朵花的感激、個人對它形體與顏色的愛慕。依稀記得他溫柔地碰觸一朵喜歡的花；這是如孩童般單純的歡喜」（1937, 89）。此外法蘭西斯還提到，他對父母的婚姻關係，只能「簡短一提」。父親溫和體貼、母親使他得到幸福、滿足與歡喜；文末他見證父親對痼疾毫無怨言、對病痛習以為常，讚揚母親一生對丈夫的愛與安慰，陪伴他「長年與勞苦與疾病奮鬥」的人生（1937, 105, 138）。這樣細膩的描繪的確是達爾文自傳所闕如的，讓人對這位名人有更深刻印象。達爾文一例也印證上述欲理解生命書寫需要作廣面的、多層次的探討，而非僅一小冊《自傳》可滿載。生命書寫必然聯繫起私領域與公領域的想像空間，書寫者設法建立敘事的權威性來表現傳記/自傳主體的生命過程與生命意義。但為達此目的，將小說、傳記、自傳編織一起，形成新的書寫模式，成為維多利亞時期的生命書寫中雙重領悟，使出現公私兩方的本我、主觀與客觀意識、情感與事實（事件）等等二元因素並存的現象。上文以狄更斯、馬緹諾與達爾文為例，跨越文類閱讀三者相關之生命書寫，觀察次文類的流轉變形，尋求各種隱藏的訊息，如「未說出的事情」所代表的深義，隱諱語言的有多重涵義，用以突顯與補強此領域所需的新議題。上文也針對維多利亞時期中，生命書寫受小說文類形式、社會道德價值觀影響下之變化轉換，探索了虛與實、公與私、顯與隱之間的種種交互作用。.

(19)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59. Works Cited. Ackroyd, P. Dickens. London: Sinclair-Stevenson, 1990. Aguirre, Robert D. “Cold Print: Professing Authorship in Anthony Trollope’s An Autobiography.” Biography 25 (2002): 596-592. Altick, Richard D. Lives and Letters: A Histo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h, 1965. Amigoni, D. Victorian Biography : Intellectuals and the Ordering of Discourse.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1993. ---, ed. Life Writing and Victorian Culture.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2006. Andrews, Malcolm. Charles Dickens and His Performing Selves: Dickens and the Public Readings. Oxford: Oxford UP, 2007. Barlow, 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London: Collins, 1958. Benstock, Shari, ed. The Private Sel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88. Bell, M. “Lytton Strachey’s Eminent Victorians.” The Biographer’s Art: New Essays. Ed. Jeffrey Meyers. London: Macmillan, 1999. 53-83. Brake, L. “The Death of Heroes: Biography, Obits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Press, 1890-1900.” Life Writing and Victorian Culture. Ed. D. Amigoni.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2006. 165-93. Brockmeier, J., & Carbaugh, D., ed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Studies on Autobiography, Self and Cul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 2001. Broughton, Trev L.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 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London: Routledge, 1999. Buckley, Jerome H. The Worlds of Victorian Fi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75. ---, ed. The Turning Key: Autobiography and the Subjective Impulse since 1800.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4. Carlisle, J. “The Mirror in The Mill on the Floss: Toward a Reading of Autobiography as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23 (1990): 177-196. Carlyle, Thomas. “Biography.”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1832.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99. 4: 311-16. ---. Sartor Resartus. 1833-34. Oxford: Oxford UP, 1987. ---. Reminiscences. 1881. Oxford: Oxford UP, 1997..

(20) 60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Corbett, Mary J. Representing Femininity: Middle-class Subjectivity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Women's Autobiographies. Oxford UP, 1992 Collins, W. L. “Review of Anthony Trollope’s An Autobiography.”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134 (1883): 557-96 Danahay, Martin A. “Class, Gender, and the Victorian Masculine Subject.” Auto/Biography Studies 5 (1990): 99-113. ---. “Monologism and Power in Victorian Autobiography.” Victorians Institute Journal 21 (1993): 47-69. Darwin, Charles.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59. ---.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including an Autobiographical Chapter. Ed. Francis Darwin. 3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88. ---,ed.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with Two Appendices, Comprising a Chapter of Reminiscences and a Statement of Charles Darwin’s Religious Views. Ed. Francis Darwin. John Murray, 1929. London: Watts & Co., 1937. Darwin, Francis. The Life of Charles Darwin. John Murray, 1902. London: Senate, 1995. Desmond, Adrian, and James Moore. Darwin. 1991. London: Penguin, 1992. Eakin, Paul J. Fiction in Autobiography: Studies in the Art of Self Inven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5. Edel, L. Writing Lives: Principia Biographica. New York: Norton, 1984. Edwards, P. D. Introduction. An Autobiography. By Anthony Trollope. Oxford UP, 1980. v-xvi Elwin, W. “John Forster’s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Quarterly Review 132 (1872): 125-47. Fenstermaker, John J. John Forster. Boston: Twayne, 1984. Fielding, K. J. Charles Dicken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 nd. ed. London: Longman, 1965. ---. “1870-1900: Forster and Reaction.” Dickensian 66 (1970): 85-100. ---. “Forster: Critic of Fiction.” Dickensian 70 (1974): 159-70. Fitzgerald, Percy H. John Forster by One of His Friend. London: Chapman & Hall, 1903. Folkenflik,. R.,. ed.. 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 Constru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3. Forster, J.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3 vol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72-74..

(21)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61. Frye, N.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57. Gaskell, Elizabeth.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7. London: Penguin, 1975. Gelpi, Barbara C. “The Innocent I: Dickens’ Influence on Victorian Autobiography.” The Turning Key: Autobiography and the Subjective Impulse since 1800. Ed. J. H. Buckle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4. 57-71. Gilmore, L. 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 Trauma and Testimony. London: Cornell UP, 2001. Griffin, Gail B. “Untidy lives: Studies in Victorian Autobiography.” Diss. U of Virginia, 1977. Hayek, F. A., ed. 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Their Correspondence and Subsequent Marriag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51. Hutter, Albert D. “Reconstructive Autobiography: The Experience at Warren’s Blacking.” Dickens Studies Annual 6 (1980): 1-14. Jay, P. “Carlyle and Nietzsche: The Subject Retailored.” Being in the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from Wordsworth to Roland Barthes. Ithaca, N. Y.: Cornell UP, 1984. 92-114. Jay, E. Introduction.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London: Penguin, 1997. ix-xxxii. Jelinek, Estelle C.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Voices.”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Boston: Twayne, 1986. 41-53. ---.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Bosten: Twayne, 1986. Johnson, E. Charles Dickens: His Tragedy and Triumph. 2 vols. London: Gollancz, 1952. Johnson, E. One Mighty Torrent: The Drama of Biography. New York: Stackpole Sons, 1937. Krause, E. Erasmus Darwin…with a preliminary notice by Charles Darwin. Trans. W. S. Dallas. London: John Murray, 1879. Kaplan, F. Dickens: A Biography. London: Hodder, 1988. Lai, S. F. “Dickens’s Representation of Childhood Traum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8 (2006): 38-46. Law, Joe, and Hughes, Linda K., eds. Biographical Passage: Essays on Victorian and Modernist Biography. Columbia: U of Missouri P, 2000. Lejeune, P. On Autobiography. Trans. Katherine Leary. Ed. P. J. Eakin. Minneapolis : U of Minnesota P, 1989..

(22) 62 外國語文研究第九期. Loftus, D. “The Self in Society: Middle-class Man and Autobiography.” Life Writing and Victorian Culture. Ed. D. Amigoni. Aldershot, Hants: Ashgate, 2006. 67-85. Machann, C. The Genre of Autobiography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4. Martineau, Harriet. Life in the Sickroom: Essays, by An Invalid. 3 vols. London: Edward Moxon, 1844. ---. Autobiography with Memorials by Maria Weston Chapman. London: Smith, Elder, 1877. Meyers, J., ed. The Craft of Literary Biograph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Mill, John S.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187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Mornback, Bert G. “The Hero Self.” Dickens Studies Annual 7 (1978): 151-62. Murphy, S. “The Trials of Vision: Experience and Autobiography in Charlotte Brontë and Charlotte Tonna.” Auto/ Biography Studies 16 (2001): 199-218. Nadel, Ira B. Biography: Fiction, Fact and Form. London: Macmillan, 1984. Newey, V., and Shaw, P., eds. Mortal Pages, Literary Lives: Stud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utobiography. Aldershot: Scolar P, 1996. O’Connor, E. “Reading the Biographer’s Tale.” Victorian Studies (2002) 44: 554-87. Ogden, J. “A Note on ‘Autobiography.’” Notes and Queries 206 (1961): 461-62; Olney, J.,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0. Pascal, R. Design and Truth in Auto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60. Pattan, Robert L. “Autobiography into Autobiography: The Evolution of David Copperfield.” Approaches to Victorian Autobiography. Ed. George P. Landow. Ohio: Ohio UP, 1979. 269-92. Pearson, H. Dickens: His Character, Comedy and Career. London: Methuen, 1949. Peterson, Linda H. Victorian Autobiography: The Tradition of Self-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86. Peterson, Linda H. Tradition of Victorian Women’s Autobiography: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Life Writing. Charlottesville: U of Virginia, 1999. Peterson, Linda H. “Women Writers and Self-Writing.”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1800-1900. Ed. Joanne Shattock.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209-230. Pollkey, P. Women’s Lives into Print: the Theory, Practice and Writing of Feminist.

(23) 大眾前的「私我」: 論維多利亞時期生命書寫. 63. Auto/biography. New York: Palgrave, 1999. Popkin, Jeremy D. History, Historians, and Autobiograph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5. Pope-Hennessy, Dame Una.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5. Ruskin, J. Praeterita. 1886. New York: Oxford UP, 1990. Sanders, Valerie. The Private Lives of Victorian Women: Autobiography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Slater, Michael. Charles Dickens. Oxford: Oxford UP, 2007. ---. The Great Charles Dickens Scandal. Yale: Yale UP, 2008. ---. “Biographies and Biographers of Dickens.” Oxford Reader’s Companion to Dickens. Ed. Paul Schlicke. Oxford: Oxford UP, 1999. 41-44. Smith, Grahame. Charles Dickens: A Lterary Lf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6. Smith, S. A Poe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Marginality and the Fi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 Indiana UP, 1987. Southy, Robert. “Portugueze Literature.” Quarterly Review 1 (1809): 268-92. Spengemann, W. The Forms of Autobiography: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Literary Genre. New Haven: Yale UP, 1980. Spencer, Herbert. An Autobiography. 2 vols. New York: D. Appleton, 1904. Sprinker, M. “Fiction of the Self: The End of Autobiography.” Olney 321-42. Stern, Kimberly J. “Reviewing Autobiography: The Self-fashioning of Margaret Oliphant in Her Periodical Criticism.” Life Writing Annual: Biographical and Autobiographical Studies 1 (2006): 91-108. Super, R. H. “Truth and Fiction in Trollope’s Autobiography.”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48 (1993): 74-88. Swindells, J. Victorian Writing and Working Women: The Other Sides of Sile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5. Tomalin, Claire. The Invisible Woman. London: Penguin, 1991. Tracy, R. “Stranger than Truth: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Dickens Studies Annual 15 (1986): 275-89. Trollop, Anthony. The Autobiography. 1883. Oxford: Oxford UP, 1980. Wilson, Angus.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London: Book Society, 1970..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