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公民身份政治－全球化脈絡下台灣公民身份論述之演變及其政治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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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全球化時代的公民身份政治－全球化脈絡下台灣公民身份論述之演變及其政治社會影響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計執執. 畫畫行行. 類編期單. 別號間位. ：個別型： NSC 97-2410-H-004-075： 97 年 08 月 01 日至 98 年 07 月 31 日：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魏玫娟計畫參與人員：此計畫無其他參與人員：魏玫娟. 處理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民國 98 年 12 月 01 日.

(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一、說明國科會基於學術公開之立場，鼓勵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發表其研究成果，但主持人對於研究成果之內容應負完全責任。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如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違異現行醫藥衛生規範、影響公序良俗或政治社會安定等顧慮者，應事先通知國科會不宜將所繳交之成果報告蒐錄於學門成果報告彙編或公開查詢，以免造成無謂之困擾。另外，各學門在製作成果報告彙編時，將直接使用主持人提供的成果報告，因此主持人在繳交報告之前，應對內容詳細校對，以確定其正確性。本格式說明僅為統一成果報告之格式，以供撰寫之參考，並非限制研究成果之呈現方式。精簡報告之篇幅（不含封面之頁數）以 4 至 10 頁為原則，完整報告之篇幅則不限制頁數。成果報告繳交之期限及種類（精簡報告、完整報告或期中報告等），應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之規定辦理。二、內容格式：依序為封面、中英文摘要、目錄（精簡報告得省略）、報告內容、參考文獻、計畫成果自評、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料表、附錄。。 (一)報告封面：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nsc.gov.tw）下載製作（格式如附件一） (二)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 (三)報告內容：請包括前言、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等。若該計畫已有論文發表者，可以 A4 紙影印，作為成果報告內容或附錄，並請註明發表刊物名稱、卷期及出版日期。若有與執行本計畫相關之著作、專利、技術報告、或學生畢業論文等，請在參考文獻內註明之，俾可供進一步查考。 (四)頁碼編寫：請對摘要及目錄部分用羅馬字 I 、II、 III……標在每頁下方中央；報告內容至附錄部分請以阿拉伯數字 1.2.3.……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五)附表及附圖可列在文中或參考文獻之後，各表、圖請說明內容。 (六)計畫成果自評部份，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七)可供推廣之研發成果資料表：凡研究性質屬應用研究及技術發展之計畫，請依本會提供之表格（如附件二），每項研發成果填寫一份。三、計畫中獲補助國外或大陸地區差旅費、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差旅費或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差旅費者，須依規定撰寫心得報告，以附件方式併同成果報告繳交，並請於成果報告封面註記。四、打字編印注意事項 1. 用紙使用 A4 紙，即長 29.7 公分，寬 21 公分。 2. 格式中文打字規格為每行繕打（行間不另留間距），英文打字規格為 Single Space。 3. 字體 1.

(3) 報告之正文以中英文撰寫均可。在字體之使用方面，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Font，中文使用標楷體，字體大小請以 12 號為主。附件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果報告 □期中進度報告. 全球化時代的公民身份政治－全球化脈絡下台灣公民身份論述之演變及其政治社會影響計畫類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075 執行期間：2008 年 08 月 01 日至 2009 年 07 月 31 日計畫主持人：魏玫娟共同主持人：計畫參與人員：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論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執行單位：中. 華. 民. 國. 98. 年 12. 月 2. 01 日.

(4) 中文摘要本研究主要是透過理論探討與歷史敘述來分析全球化脈絡下台灣的公民身份政治；本研究將追溯台灣公共討論中公民身份論述的源起、探討作為不同公民身份論述建構基礎的知識傳統、解釋公民身份論述內容的演變、並且進一步說明相關辯論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可能影響。「全球化」作為一個知識論述與政治論述，約在 1990 年代末期開始出現在台灣的學術與公共討論；該論述的發展與流行，除了西方學術研究的知識影響之外，更與台灣的經濟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經濟再結構中的位置與發展前景等現實狀況密切相關。（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相關討論，聚焦於全球化對「公民身份（權利）」與「國家（主權/權力）」、亦即全球化對以民族國家為政治社群界線的民主政治體制運作所造成的影響。外籍勞工與新移民女性（外籍配偶）族群的出現與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則是台灣社會公民身份論述內容轉變、特別強調「文化權」與「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重要脈絡因素；而台灣所面對的獨特歷史與政治難題—國家認同的困境，則是複雜化了台灣的公民身份論述與相關辯論（例如「大陸配偶」的議題）。本研究將進一步說明演變中的公民身份論述內容與相關辯論對台灣所造成的政治社會影響，著重於批判地檢視在「民族國家式微說」與「國家空洞化論述」主導著台灣有關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公共討論情況下，以「文化權」跟「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為核心內容的論述之不足、或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並進一步指出結合社會權討論對全球化脈絡下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性。. 關鍵詞：全球化、公民身份、多元文化、分配正義、民主. 3.

(5) Abstract This research seeks to analyse citizenship politics in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sation, it will trace the origin of the citizenship discourse articulated in public debate in Taiwan, explore the intellectual sources of different citizenship discourses, analyse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discourse, and assess the soci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itizenship debate for Taiwan’s futu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term of ‘globalisation’ began to emerge in the academic and public discussions in the late 1990s. In addition to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influence, the emerge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sation in Taiwan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changing position in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isation debate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sation upon citizenship rights and state sovereignty/power; that is, upon the democratic functions of nation state. In the case of Taiwa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guest workers and female immigrants is the important context for the evolution of citizenship discourse.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s of 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were introduced into public discussi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predicament further complicates the citizenship debate in Taiwan as demonstrated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about the citizenship entitlement to brides (or female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assess the soci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evolving citizenship discourse and related debate for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 of cultural/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discourse.. Keywords: globalisation, citizenship, multiculture, distributive justice, democracy. 4.

(6) 這項研究主要是藉由分析相關的歷史敘述跟理論討論，對全球化脈絡下戰後台灣公民身份論述的起源、內容演變及其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影響進行初探。至今學界仍未有受到普遍認可的全球化概念的定義存在，1也因此本文參考 George Modelski 與 David Held、Anthony McGrew 對全球化的定義，將全球化理解為世界各文明逐漸形成單一全球系統（single global system）的歷史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是社會、政治與經濟活動跨（國家）界線延伸的過程；其影響在於一個區域內所發生的事件（events）、所做的決定、以及所從事的活動可以對另一個區域的個人或群體具有一定的重要性。2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全球化為一個歷史過程，以及全球化所產生的跨區域的影響；而這個跨區域的影響所體現的是這個全球系統內各單位（包括不同 localities 與 regions）之間的相互連結性（interconnectedness）。一般認為追溯台灣全球化的歷史開端，台灣史學者認為可以從四百年前的所謂「澎荷初會」算起。3在研究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學者眼中，台灣從 1960 年代之後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是台灣積極整合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開始，儘管直到 1980 年代後期為止，政府對於保護國內市場仍舊不遺餘力。42001 年正式成為世界貿易組織成員國以後，台灣的經濟更進一步地嵌入全球化經濟的網絡當中；「全球化」隨而成為流行的公共論述，而圍繞著「全球化」的各種議題也開始出現在學術研究與公共討論中。就上述「全球化」論述在台灣社會的流行來說，大前研一一系列有關「全球化下的經營管理」作品中譯本的出版，相當程度地帶動了台灣各界對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熱烈討論，特別是他有關全球化時代下「民族國家的終結」之預言。5 在全球化現象與全球化理論的相關研究中，不管是從全球經濟、全球政治、全球文化的發展等面向來討論，都是聚焦在全球化發展對國家主權（及其概念）的影響（民族國家的「衰落」甚至是「死亡」）； 6 的確，相關的辯論基本上可以概分為所謂「全球主義者（globalists）」的「國家權力被弱化」與「懷疑派（sceptics）」的「國家權力依舊」兩種主要說法。7很簡單地說，前者認為，全球化的發展已經改變了傳統的「國家」概念，國家逐漸地鑲嵌進區域與全球的連結網絡中，深受各種準超國家（quasi-supranational）、政府間（intergovernmental）與跨國力量的影響，根本無法掌握其命運。對於後者來說，儘管全球化脈絡下國家對其領土與國內事物所實際擁有的控制能力受到牽制，但是國家仍舊極力捍衛其主權跟維持其統治正當性所需要的國家能力；因此，在世界經濟的治理方面，國家不僅是有效且正當的權威的唯一來源，它同時也扮演著國際經濟事物主要協調者與規範者的. 1.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 3. 2 這裡對全球化的定義是融合 George Modelski 與 David Held 跟 Anthony McGrew 對全球化所下的定義而來的；擷取前者將全球化視為一個單一全球系統形成的歷史過程的部分，以及採用後者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意涵，來定義本文所理解的全球化。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 54-5; George Modelski, 2002, ‘Globaliza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 49. Held 跟 McGrew 提供了一個更完整的定義；全球化指的是「一個（或一組）社會關係與交易的空間組織轉型之過程，而這個過程引發了跨洲（transcontinental）或區域間活動的流動與網絡（flows and networks of activity）、互動、以及權力運用（exercise of power）」。 3 4. 參考，瞿宛文，2003，《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頁 x；王振寰，2005，「全球化的社會變遷」，收錄在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頁 454-6。根據瞿宛文的說法，從 1980 年代後期以來，因為美國的壓力與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的條件要求，台灣對外、對內經濟自由化的腳步加快，使得台灣經濟開放程度遽增（瞿宛文，前揭頁）。 5 Kenichi Ohmae,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5, The End of Nation State (N. Y.: Free Press). 6 Ronaldo Munck, 2007, Globa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 (London: Routledge), p. 7. 7 根據 David Held 與 Anthony McGrew 的說法，「全球主義者」指的是哪些將當代全球化視為真實且重要的歷史發展的，而「懷疑派」指的則是哪些將全球化理解為意識型態與神話建構、且僅具邊緣解釋價值的人。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 2. 5.

(7) 角色。8 公民身份的概念體現了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全球化脈絡下國家權力的「改變與不變」，不僅在理論層面影響到我們傳統上對公民身份概念的理解，也在實際層面影響到公民權利的實踐。公民身份的概念預設了一個領土界線清楚的政治社群或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的存在，9這個共同體通常是指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10而公民身份的授與則是以政治共同體或民族國家的成員（人民）為對象。全球化發展對公民身份所產生的影響主要可以從以下兩個面向來看：一是人員為了生活或工作所進行的跨國界流動所導致的國家認同與歸屬的問題、從屬於某一個政治社群的問題、以及身為這個政治社群成員所享有的權利等問題；其次是與國家平行存在的各種跨國與多國組織「分享」了國家的主權，從而複雜化了公民身份所賦予個人的權利。11前者關注的主要是全球化脈絡下國際移民所面臨的問題；後者則是關心全球化對傳統以民族國家為單位所實行的民主政治以及社會正義所造成的影響。戰後台灣公民身份論述內容的演變，其實也跟前述全球化發展脈絡下所出現的問題密切相關。1988 年解嚴前，台灣公民身份政治的焦點在於台灣人民公民自由權（civil rights）與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的爭取；而台灣的民主化被認為是 Huntington 所說的「第三波全球民主化」（the third wave of global democratisation）之一，12體現出台灣民主化的全球化脈絡。131990 年代中期台灣民主化之後，特別是 1996 年的首次總統民選以後，台灣的公民身份政治除了牽涉更多社會權利（social rights）的爭取之外，更包括國際移工/移民（特別是所謂「外籍新娘/配偶」）與大陸新娘/配偶爭取台灣公民身份的問題；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公民身份的論述內容從以往強調或聚焦於「台灣公民」的權利，逐漸轉向透過建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論述來為這群新移民爭取公民身份及相關權利上面。本文分為四個部分，前言簡述本文的論旨及文章結構。第二部分將從理論的層面來討論全球化與公民身份政治的相關辯論，著重在全球化對國家、國家與社會關係以及公民身份的影響。第三部分是藉由分析戰後台灣公民身份論述的演變，對全球化脈絡下台灣的公民身份政治進行 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historical analysis。最後「代結論」的部分，則是評估公民身份政治，特別是公民身份論述內容的演變及與之相關的社會運動，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影響。. 8. 參考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例如 T. H. Marshall 將公民身份定義為「一個共同體的（充分）成員所享有的身份」（a status bestowed on those who are full members of a community）。T. H. Marshall,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 10 當然，這裡的說法是一般有關公民身份的討論中對共同體或社群的理解。Nira Yuval-Davis 則是強調， Marshall 使用「社群」（community）一詞而不是「國家」（state），使我們可以在分析上將公民身份視為一種多重的建構（multi-tier construct），進而可以討論到人民在各種不同群體（collectivities）當中的成員身份，不管是地方性的、族群性的、全國性的或者是跨國性的群體。Nira Yuval-Davis, 1997, ‘Women, Citizenship, and Difference’, feminist review, No. 57, Autumn 1997, p. 5. 關於「共同體」的討論也可參考：蕭高彥，1996，「共同體的理念：一個思想史之考察」，《臺灣政治學刊》，第一期，1996 年 7 月。 11 不同於傳統自由主義以「個人」（individual）為單位的公民身份的概念，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或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認為個人所從屬的不管是族群性或文化性的群體或團體（collectivities or groups）也應該作為公民身份權利的擁有者（bearer）。 12 Samuel P. Huntington,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3 James Cotton, 1997, ‘East Asia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Limits’, in Larry Diamond et al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114. Cotton 認為全球化（與區域化）是促進第三波民主化的一個因素；但是他在這裡的討論並不是直接以台灣的民主化為例子，而是指出菲律賓的「人民的力量」（people’s power）運動以及美國對 Corzon Aquino 的支持對南韓的民意發揮很大的影響力）。 6 9.

(8) 二、全球化與公民身份政治「歷史上，公民身份是與封閉的政治共同體（closed political community）密切連結在一起的；那麼在一個界線被浸透的全球時代，公民身份的概念有沒有可能變成多餘的呢？」 14 這樣的提問點出全球化與公民身份政治之間的關連，亦即，公民身份或社會成員身份（social membership）迄今仍舊由這個封閉的政治共同體來界定。David Miller 在替「民族性？（nationality）」辯護時指出，若是沒有存在於陌生人與公民之間的哪種由獨特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所導致的心理障礙，公民身份充其量不過只是一個抽象的概念，根本不可能誘發對好的治理而言不可或缺的公民美德（civic virtue）價值。15簡單地說，全球化對公民身份之相關性的影響，主要在於全球化模糊了對公民身份成為現代重要概念而言密切相關的物質上與心理上的界線，而在絕大多數的討論中，這條界線指的是所謂的國界（national boundaries）。因此，探討全球化對公民身份的影響，不可避免地要討論全球化對國家、國家權力所產生的影響。（一）全球化：一個真實的存在或「神話」？全球化的相關辯論其實都直接或間接地牽涉到對國家權力是否受到影響這個問題的討論；這場全球化的辯論基本上是一場「全球主義者認為國家權力被弱化」 vs. 「懷疑派認為國家權力依舊」的辯論。16 除了對全球化下國家權力是不是改變持不同意見之外，全球主義者與懷疑派對於全球化到底是一個普遍真實存在的現象或是「神話」（myth）也有不同的看法。對於懷疑派而言，如果在概念上我們無法區分區域化跟全球化的過程，那麼在經驗分析上全球化就成了一個無法操作化的概念；懷疑派認為，「國際化」（指的是「本質上個別存在（essentially discrete）的國家經濟與社會之間逐漸強化的連結」）與「區域化」（指的是「跨界經濟與社會交換的地理群聚化（geographical clustering）」）更能幫助我們瞭解現 17 今的趨勢。根據懷疑派的看法，全球化的概念與其說是提供我們對於瞭解型塑當代世界秩序力量的一種重要看法，不如說是一種意識型態的建構與神話，用以正當化跟合理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計畫。18 相對於懷疑派的說法，全球主義者儘管不否認全球化論述服務了西方國家特定社會力量之利益，但是他們認為全球化概念的確反映出現代社會組織在「規模」上的現實結構的改變，例如多國公司（MNCs）與世界金融市場的成長、流行文化的擴散、以及明顯的全球性環境惡化等等。不同於懷疑派將全球化現象化約成一種經濟現象，全球主義者強調全球化是一個多面向的概念，含括政治、經濟、技術、文化、自然等面向。作為對懷疑派「全球化的全球性在哪裡？」（What is global about globalization?）這個問題的一種回應，全球主義者對全球化的理解強調全球化特殊的空間特徵（spatial attributes），也就是區別全球網絡與系統以及在其他空間（區域或國家）運作的網絡與系統，建立一個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的連結、以及群聚化一國之內的社會關係。19但是 Saskia Sassen 則是批評這種以國家/全球（national/global）、地方/全球（local/global）二元區別假設為基礎的分析架構，嘗試建構「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概念架構，「一方面可以滿足我們對特殊國家與國內形構 14. Keith Faulks, 2000, Citizenship (London: Routledge), p. 132. David Miller,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 參考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The Great Globalization Debate: An Introduction’, in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Ronaldo Munck, 2007, Globalization and Contestation (London: Routledge). 這三位作者都將這場全球化辯論的參與者分為「全球主義者（globalists）/全球化者（globalizers）」跟「懷疑派（sceptics）/反全球化者（anti-globalizers）。 17 參考 P. Hirst and G.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s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8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計畫指的是：在世界主要經濟區域裡創造全球自由市場以及鞏固西方資本主義。參考 Paul Hirst, 1997, ‘The global economy: myth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3, 1997. 19 P. Dicken, 1998, Global Shift (London: Paul Chapman). 7 15.

(9) （formations）跟過程進行詳細研究的需求，一方面將對這些形構與過程的重新編碼（recoding）視為全球性的即時化（instantiations of the global）。」20 （二）民族國家或全球政治的時代？全球主義者與懷疑派對全球化現象的詮釋—「真實存在」或「意識型態建構」，透露出各自對全球化下國家權力是否受影響的看法；全球化下國家權力的消長可以從政治權力的重組以及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角度來探討。懷疑派認為，從二十世紀末的政治景象來看，這段時期仍舊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時代，許多地方的國家依舊展現出相當程度的力量，例如壟斷合法使用武力以及司法管轄的權力、建立長期的軍事力量以作為「國家身份」（nationhood）的象徵與確保國家安全的手段、鞏固提高稅收與稅賦分配的機制、推動全國性的傳播基礎建設、系統化國家或官方語言等；21許多國家甚至以創設福利制度作為倡導與強化國家凝聚力（national solidarity）的手段。22 在此同時，許多歷史事件的發展，特別是蘇聯共產主義以及兩極化世界秩序崩塌之後的發展，的確顯示出全球趨同（global convergence）的現象；例如許多後進國家都採取市場自由化的發展策略、縮減社會福利、對私人資本流動最少的控制以及勞動市場的鬆綁等等，其中最有名的例子就是國際貨幣基金會（IMF）跟世界銀行（World Bank）在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之後在對受創國家如韓國紓困時所附帶的經濟改革條件。23這些都被當作是國家發展受制於全球化力量的例證。然而，對懷疑派來說，不管多數國家對其國內事物所實際擁有的掌控力多麼有限，一般而言，國家仍舊強烈確保其國家主權（國家統治的權力）與自主性（國家選擇適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形式的能力）不受到侵害；而政府所創造的與人民之間獨特的協議依然是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在懷疑派的想法中，現今的國家政治與現代國家剛出現時具有一樣的重要性；雖然國家的政治選擇的確受到限制，但是這些選擇依然算數並且為公共論辯的焦點。24 （三）國家經濟的持續或全球經濟的出現？「是否真的出現所謂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經濟策略與福利國家是否真的已經終結」，則是全球化國家權力消長辯論的另外一個切入點。25從歷史形式來判斷，懷疑派認為現今世界經濟的整合程度其實不若過往，例如 19 世紀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1890-1914）的「美麗/黃金時代」（belle époque），因為與這段期間的情況相比，不管是在貿易量與貿易流動的地理規模上，當今資金與人員的移動其實都算是較低程度的移動。26簡單地說，跟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情況比較，當今的世界經濟不僅比較沒有那麼開放，整合的程度也沒有那麼高。 20. Saskia Sassen, 2007, A 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 (N. 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 8.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10. 22 參考 D. Ashford, 1986, The Emergence of Welfare State (Oxford: Blackwell). 23 參考 Lowell Dittmer, 2002, ‘Globalization and the twilight of Asian exceptionalism’, in Catarina Kinnvall and Kristina Jöns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24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11. 25 Held 跟 McGrew 列出經濟全球化辯論的四個關鍵問題，包括：1. 經濟活動全球化的程度到底為何（the extent to which economic activity is being globalized）；2. 受到「第三次工業革命」驅動的新形式的資本主義是否已經掌控了全球經濟（whether a new form of capitalism, driven by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taking hold across the globe）；3. 經濟全球化是否依舊受到適當且有效的國家與國際治理（how fa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mains subject to proper and effectiv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4. 全球競爭是否意味著國家經濟策略以及福利國家的終結（whether global competition spells the end of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y and the welfare state）。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19. 26 參考 D. Gordon, 1988, ‘The global economy: new edifice or crumbling foundations?’, New Left Review, No. 168; P. Hirst and G.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8 21.

(10) 強烈的懷疑派 Hirst 跟 Thompson 即指出，就好像地方經濟是全國市場涵蓋的範圍，經濟全球化的真正試驗因此在於世界趨勢的發展是不是全球經濟整合型態的出現，換言之，是不是真有一個單一全球經濟體（a single global economy）的存在；即使是目前連結性最緊密的經濟合作開發國家組織（OECD），其成員國之間經濟與金融的整合程度也是相當有限的。Hirst 與 Thompson 認為全球主義者基本上誇大了全球化現象，因為我們至今既沒有看見一個單一全球經濟體的存在，也看不到這種經濟體即將出現的趨勢。27相對於認為已經有一個全球經濟的存在，懷疑派將目前的趨勢視為一個很重要、但是並非史無前例的經濟活動的國際化；經濟國際化只是「補充」（complement）而非「取代」（displace）以國家為主的經濟與金融活動組織跟規範。在懷疑派的眼中，所有的經濟基本上還是以國家或地方為主。此外，與其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已經出現，不如說現況是世界經濟逐漸碎裂（fragmentation）為由強大的商業力量所主導的區域經濟體。全球主義者則反駁懷疑派的說法，認為現今的全球經濟的整合在規模大小方面的確是史無前例；懷疑派根本就忽略了各國政府必須持續調整它們面對全球市場條件與力量的事實。以每日世界外匯市場交易量為例，全球主義者指出，這個量超過世界出口年度水準的 60 倍，而現今世界貿易的規模與密集度遠超過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美麗時代」。就生產而言，多國企業的全球生產遠大於世界出口的水準，而且包含世界主要的經濟區域；移民的規模儘管小於 19 世紀的情況，但是也逐漸地全球化；除了少數例外，以及少數國家依舊排除在全球金融與經濟市場之外，國家經濟事實上已經深深地嵌入生產與交換的全球系統當中。28 以全球金融市場為例，全球主義者指出，雖然全球經濟作為一個單一經濟體的整合程度並不如國家經濟，但是其發展的趨勢的確是區域內與區域之間整合程度的增強；因為全球金融市場的運作，各主要經濟體的利率已經出現趨同的現象。此外，如 1997-1998 東亞金融風暴所顯示的，金融整合的程度已經讓一個區域的經濟危機對全球金融產生影響。全球主義者因此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經濟無法再以自主的財富創造體系 (autonomous systems of wealth creation)來運作，因為國界對於經濟活動的組織與行為而言已不再相關；如全球主義者大前研一所說的，我們已經很難再區別國內經濟活動與全球經濟活動。29至於懷疑派所說的「世界經濟基本上只是碎裂為區域經濟」，全球主義者認為經濟區域化並沒有以經濟全球化為代價，相反地，經濟區域化加速並鼓勵了經濟全球化，為各國經濟提供與全球市場互動的機制。30 （四）全球化、（民族）國家與公民身份全球主義者與懷疑派之間的「全球化辯論」除了爭辯全球化是否真實存在之外，其實聚焦於全球化脈絡下國家自主性或權力是否受到全球化力量的影響而減弱；而國家自主性與權力是否依舊，則是我們討論全球化對公民身份之影響的重要環節。從本文前面對「全球化辯論」的討論可以得知，儘管懷疑派不認為高度整合如國家經濟體的單一全球經濟體已經存在、也不認為全球化導致國家完全喪失其自主性與權力（特別是在經濟活動的規範與運作方面），但是懷疑派也承認國家經濟不可避免地受到跨國經濟活動的影響。31就這一點而言，且不管全球化的力量有多大，面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所帶來的競爭，為了生存，國家經濟只要對外開放，就會喪失一定程度的自主性。 27. P. Hirst and G.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23. 29 Kenichi Ohmae,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30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24. 31 例如 Hirst 跟 Thompson 就認為，儘管世界經濟不能被描述為「全球經濟」，但是國際化的程度的確是增加了。P. Hirst and G. Thompson (1996). 9 28.

(11) 在全球化脈絡下，到底國家自主性或權力的受限或弱化「為何會」、以及「如何」影響公民身份？我們可以從全球化對「民主政治」以及「社會福利」的影響，來探討全球化對公民身份的影響，因為「民主政治」與「社會福利」涵蓋了公民權利的主要內容，亦即自由權/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除了這三種權利之外，文化權（cultural rights）與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的概念也逐漸被納入公民權與公民身份的論述當中；32 本文基本上將文化權或文化公民身份論述視為民主論述的重要部分。需要說明的是，儘管本文為了討論而從民主政治跟社會福利兩方面來探討全球化對公民身份的影響，但是不管是自由權、政治權、社會權與文化權事實上都與公民身份以及民主政治密切相關。這種對民主的理解與特別強調（個人）自由權的傳統自由主義對民主的理解不一樣；如果真要從自由主義知識傳統來看，那會是融合所謂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與自由多元文化主義（liberal multiculturalism）的一種自由主義論述。33 在說明全球化對公民身份的影響之前，必須先簡單討論一下公民身份的概念。T. H. Marshall 在其以英國公民身份（作為一個概念與制度）的歷史發展為基礎而討論社會階級與公民身份的重要文章有兩個重點：一是「平等」的原則，二是公民身份包括自由權/民權、政治權與社會權三種權利。34Marshall 對公民身份的定義與討論深深影響了後來有關公民身份的研究與討論；Herman van Gunsteren 簡要整理了 Marshall 對公民身份的理解：公民身份有三個面向，亦即公民對於政治決策有發表意見的權利、有接近使用由其他公民組成並依平等規範所有人之規定來做判斷的法庭、以及受到最低社會經濟生存條件之保障的權利。公民身份攸關人的解放(emancipation)，也與一國領土之內所有人的政治、司法、社會經濟參與有關。35. 相對於自由權、政治權與社會權，文化權或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是比較新的權利概念。如前所述，Kymlicka 是建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概念的主要政治理論學者。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概念主要是挑戰自由主義對公民身份與權利的個人主義式理解（即個人為權利的承載者），進一步強調「群體權利（group rights）」在多元文化、多族群的社會中的重要性。Kymlicka 指出，「在一個承認群體差別權利（group-differentiated rights）的社會中，某些群體成員並不只是以個人身份被納入政治社群，他/她們同時也是以群體成員的身份被納入政治社群；他/她們的權利部分依賴於他們的群體成員身份。」36 Kymlickas 建構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概念與他對少數族群權益問題的關注有很大的關係，（inclusion）包括原住民族、移民等族群的權益問題。37在強調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對「包含」的重要性時，他提及 Marshall 對公民身份的討論，強調 Marshall 其實也關心勞工階級被排 32. 最有名的例子當屬 Will Kymlicka 所建構的「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的概念；參考 Will Kymlicka,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自由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可以以重視社會正義價值並嘗試將社會平等概念融入自由主義理論的自由主義者為代表，最有名的是 John Rawls。至於自由多元文化主義（liberal multiculturalism）理論/論述的代表就是 Will Kymlicka；參考 Will Kymlicka, 2005, ‘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Western Models, Global Trends, and Asian Debates’, in Will Kymlicka and Baogang He (eds.),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4 Marshall 的討論強調「平等」原則，主要是因為他想藉由批判英國自 17 世紀以來與資本主義發展密切相關的公民身份演變最終導致與公民身份授予的「平等」原則相衝突的社會階級「不平等」現象，來凸顯（平等）社會權在消除社會階級不平等上的重要性。T. H. Marshall,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4. 35 Herman van Gunsteren, 1998,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Organizing Plurality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p. 13-4. 36 Will Kymlicka,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4. 37 參考 Will Kymlicka, 2001,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izen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12) 除在所謂「共同文化/國家」（common/national culture）之外的問題，只是他認為英國勞工階級所面對的「cultural exclusion」的問題源於他/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也因此 Marshall 會認為促進國家整合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物質津貼的提供與福利國家的設立，所以 Marshall 的焦點在於將公民權的範圍擴充至包括以教育、醫療保健與社會安全等為主要內容的普遍社會權。但是 Kymlicka 同時也指出，社會權的概念與實踐的確有助於國家與社會的整合（integration），但是 Marshall 的整合理論不適用於具有文化獨特性的移民，或是歷史上被排除在所有形式之充分的國家文化參與（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national culture）的群體身上。38 那麼到底全球化對我們以上所討論到的公民身份、各種公民權利產生什麼樣的影響？以及如何影響？儘管程度上或許不如全球主義所說的，全球化已經將「國家」空洞化，侵害了國家主權與自主性，但是國家機構與政治決策者的行為儘管出於政治動機，卻已經越來越沒有辦法去決定實質的提昇福利公共財的政策。政治策略的考量都涉及如何能夠輕鬆地適應世界市場與跨國經濟流動；如何調整政策以因應國際經濟，主要是全球金融市場，已經成為各國經濟與社會政策考量的固定參考點。一國政府所能夠做的就只是盡力協助它們的人民「累積文化與教育資本以因應（來自地方、全國、區域與全球範圍）各種競爭以及產業與金融資本高度流動所帶來的挑戰。」對於公共政策的目標以及公共財（public goods）的追求，其實也就等同於政府設法透過提供社會、文化與教育資源來協助個別公民「去他/ 她們想去的地方（go where they want to go）」，換言之，協助個別公民追求其私人目標。39 這裡牽涉到全球化對國家提供傳統政治與社會財（social and political goods）能力的影響的問題，包括前述民主政治（合法性）與社會福利提供的問題。提及全球化的「負面」影響，Cotton 以 1979 年之後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福利改革對中國許多地區的福利制度所造成的全面破壞為例指出，透過弱化某個政治社群提供其成員所必需的政治與社會財的機制，全球化事實上侵害了該成員消費的自由（freedom to consume）。40Lin Chun 也認為，所謂的「中國奇蹟」（the Chinese miracle）也在因為市場整合而出現種種社會問題之後幻滅，主要是因為就在種種針對勞工（包括都市、鄉村與流動工人）的社會保護政策逐漸消失的同時，腐敗卻越來越嚴重與普遍，「工農祖國」的概念也因而成為笑柄。41 社會福利的縮減與我們耳熟能詳的「提昇國家競爭力」有很大的關係。國際間或全球競爭壓力形成一股「向下沈淪」（race to the bottom）的結構性力量；似乎只有不斷地減少公共支出、推動民營化、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削減福利給付等等的自由主義政策，才有 42 助於國家的競爭力。我們可以舉一個間接的例子來說明「維持全球競爭力」與「福利縮減」之間的關係；新加坡與馬來西亞政府認為全盤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式民主之所以不可欲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全球化競爭下，一旦民主化，國家政策的焦點會從「維持吸引外資的條件」轉移到「分配與福利的議題」上面。43 對許多研究與關心民主化的學者來說，全球化對民主（包括民主轉型、民主鞏固等等）有著正面與負面的影響。正面的影響很簡單地說就是所謂民主化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是很好的例子；負面的影響是國家面對全球化的激烈競爭時，民主可能被視為一種沒有能力提供重要社會與政治財的政治體制，在全球 38. Ibid., p. 179.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2002), p. 34. 40 James Cotton, 1997, ‘ East Asian Democracy: Progress and Limits’, in Larry Diamond et al (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115. 41 Lin Chun, 2006,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262. Lin Chun 所說的「中國奇蹟」指的是類似台灣「均等而快速」（經濟）成長（equitable and rapid growth）的發展經驗。 42 P. Kennett, 2001,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43 James Cotton (1997), p. 116. 11 39.

(13) 化力量已經侵蝕了國家資源與掌控範圍的時候進一步弱化國家能力。此外，國家成功地參與跨國經濟或世界市場的能力，會被視為比擴展民主更重要。44 全球化對民主政治的影響也可以從資本主義/市場與公民身份之間的關係來看，這樣的分析角度牽涉到所謂國際/全球經濟規範制度的問題。國家是在一個就「治理」而言相當有限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競爭市場佔有率；許多重要的國際經濟組織例如世界銀行、經濟合作開發組織跟國際貨幣基金會都企圖建立一個規範世界經濟運作的結構，但是這些機構卻都被新自由主義倡導者所主導；而國際經濟中很重要的行動者—多國公司（MNCs）所受到的規範相當少。不規範多國公司的活動的後果就是這些公司會剝削那些亟需要外國投資與創造就業機會的較貧窮國家；吸引這些多國公司的投資因此牽涉到對於這些公司的一些活動的民主監督受到限制、社會與自由權利縮減（例如福利權與工會組織權的縮減/受限）等等。當國家之間的競爭越激烈時，國家利益與普遍權利以及資本主以與民主之間的緊張關係就更嚴重了。45 全球化脈絡下民主合法性（democratic legitimacy）所面臨的另一個更嚴峻的困境來自「準區域」或「準超國家」組織（quasi-regional or quasi-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例如歐洲聯盟（the European Union）、北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國際貨幣基金會等組織所做成的決定，因為這些決定縮小了開放給一國「多數人」（given national ‘majorities’）做決定的範圍。政治社群有權自治與自決的想法（民主政體概念的核心），也因此變得有問題了。簡單地說，當國家、區域與全球連動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對於民主合法性或民主決定的達成而言很重要的所謂「相關的社群」（relevant community）自然成為爭辯的焦點。舉例來說，在靠近鄰國的邊界設立核電廠可能是一個沒有與鄰國協商的政策決定，儘管這些鄰近國家一樣需要承受風險跟結果；46另外一個例子是，因為擔心地方鄉村選民反彈而反對在首都城市設立機場，對於需要搭乘飛機旅行全世界、但是卻沒有人代表他/她們意見的乘客來說，是不公平的。47. 三、戰後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公民身份論述之演變戰後台灣公民身份論述的演變必須放在台灣民主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的脈絡下來討論，而全球化對台灣公民身份政治的影響也與前面一部分的討論有關，特別是 1990 年代之後，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新移民與國際移工對台灣的公民身份政治與論述建構所帶來的影響。戰後台灣公民身份（作為一個概念/論述與制度）的發展順序，有別於 Marshall 研究英國公民身份/權利的歷史演變所得到的結果：由自由權/民權Æ政治權Æ社會權；台灣違反「Kuznet 曲線」的「均等而快速的成長」（equitable and rapid growth），使台灣在民主化開始之前已經累積了相當豐富的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而人力資本是民主政治所需的社 48 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基礎。換句話說，台灣的經驗是在爭取（到）自由權與政治權之前，人民已經享有相當程度的社會權，49儘管後來的民主化也促進社會權的擴充，亦即社 44. Ibid. Keith Faulks, 2000, Citizenship (London: Routledge), p. 137. 46 David Held, 2000, Models of Democracy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337-8. 47 C. Offe,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283-4. 48 參考 Lin Chun 49 這裡指的主要是，在日本殖民時代就有一些社會福利措施，例如教育跟公共醫療；1949 年國民黨撤退來台之後不久就實行軍公教人員跟勞工保險，同時也有義務教育跟公共醫療制度。Marshall 定義的社會權主要包括接受教育與醫療保健、享受福利的權利；以此觀之，台灣在民主化之前，也就是台灣人民在享有充分自由權跟政治權之前，已經先有了社會權。當然，國民黨推行這些社會保險制度的背後有其政治理由；如 White 跟 Goodman 所說的，福利計畫引進台灣的部分原因是國民黨為了奠定其統治合法性基礎的政治策略考量。 Gordon White and Roger Goodman, 1998,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an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in Roger Goodman et al (eds.), The East Asian Welfare Model: Welfare Oriental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p. 14。 12 45.

(14) 會福利的改革。50 （一）1949-1988：自由主義與自由權、政治權的爭取戰後台灣的公共文化深受自由主義的影響，51這也反映在公民身份論述上面；從 1949 年國民黨撤退來台到 1988 年解嚴，台灣公民身份論述主要是以傳統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式自由權與政治權為主要內容，論述代表為「自由中國」知識份子所發表的言論。從官方意識型態的角度來看，自由主義當時很明顯地只是國民黨威權政府用以獲取外部對其政權支持，以及對內鞏固其政權的象徵性政治修辭。然而，從台灣社會的角度而言，從國民黨 1949 年從中國大陸撤退到台灣之後，自由主義一直都是扮演著意在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的「異議意識型態」（dissenting ideology）的角色，而不是一個發展成熟、前後一貫的理論或思想體性。作為一個異議意識型態，台灣自由主義的特色是它具有明顯、強烈的政治性格，亦即台灣自由主義論述的主要焦點是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批評。52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自由中國知識份子對傳統自由主義核心理念與主要關懷的「個人自由」的概念之理解，主要是 Berlin 在「自由的兩種意義」（Two senses of liberty）裡所說的「消極自由」（negative 53 liberty）。就如同台灣的情況一樣，當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對抗威權國家的異議意識型態時，一般民眾在這種脈絡下所持的個人自由的概念是消極自由其實是可以理解的，因為自由主義論述要對抗的是極度箝制個人自由的極權統治。54自由中國對於自由主義的理解一直到張佛泉於 1954 年出版《自由與人權》一書之後，才有比較有系統的討論；這本書不僅提供自由中國知識份子知識上的資源以思考「什麼是自由的本質」等問題，同時也提供了進行實際政治民主運動有用的指導方針。張佛泉認為「自由即人權」，而人權的保障有賴於民主憲政的實現；據此，「自由即人權」的說法在理論上與策略上，將自由主義的理想以及護憲的政治要求連在一起。. 50. 參考 Yeun-wen Ku, 1997, Welfare Capitalism in Taiwan: Stat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cy (Basingstoke: Macmillan). 51 參考 Mei-chuan Wei, 2006, Public Culture and the Taiwan Imaginary: freedom, the nation, and welfare as social justice,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Chapter One. 52 錢永祥，1988，「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一卷四期。 53 Berlin 區分自由的兩種意義：消極與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根據 Berlin 的說法，消極自由指的是一個人的行動不受到外力的阻礙或干涉；就這個意義而言，政治自由的範圍指的是個人行動自如、不受他人妨礙的範圍。簡單地說，Berlin 認為，當我們說一個人是「自由」的時候，我們指的是這個人不受他人的干涉；也因此，當不受外力干涉的行動範圍越大時，越自由。53 對於自由主義者來說，個人自由具有無比的價值，因此不管政府的意圖是多麼的良善，都應該被禁止干預個人自由，有限政府也因此被傳統自由主義視為是最理想的政府形式。多數台灣自由主義知識份子以及台灣民眾對於個人自由的理解，就是強調不受外力干預的消極自由。Isaiah Berlin, 1958,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 pp. 7-8。相對於消極自由，積極自由的概念就比較複雜了。相對於僅指涉不受外力干預的消極自由的概念，Berlin 將積極自由視為個人所擁有的採取某些行動的權力或能力（the power or capacity to act in certain ways）。然而，一般而言，積極自由的概念是更複雜的，Miller 在評論 Berlin 對積極自由的定義時便說：「Berlin 對於積極自由的概念，就沒有定義地很清楚。當他第一次提到這個概念時，他將積極自由等同於「自我作主」（self-mastery），意思是當一個人控制自己的生命而不是作為其他人意志的工具時，這個人就是自由的。然而，當這個概念逐漸發展之後，它進而包含各種相當不同的學說。」 David Miller, 2003, Politic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6。 Miller 列舉出 Berlin 前後討論積極自由概念時所牽涉到的三個不同含意：一是將自由視為個人採取某種行動的權力或能力；其次是將自由視為個人之理性的自我引導（rational direction），亦即一個人的生活是受到理性慾望而非自然慾望所支配；最後則是將自由視為集體自決（collective self-determination），指的是每個個人是透過在民主制度中各司所職以控制其所處之社會環境的一種條件。David Miller, 1991, ‘Introducti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 54 參考 Mei-chuan Wei, 2006, Chapter One；吳叡人，2007，「自由的兩個概念：戰前台灣民族運動與戰後《自由中國》集團政治論述」，《當代》，2007，第 235 期。 13.

(15) 《自由中國》集團所倡導的自由主義有關個人自由、人權、民主以及立憲主義等概念，自 1960 年代之後深遠地影響著往後的自由主義知識份子與政治反對運動者對公民身份與權利的理解。對公民身份與權利的這種理解與爭取，也就是台灣自 1970 年代末期以來的自由民主化運動，受到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主要是美國）支持與所謂第三波全球民主化的鼓舞。（二）1988-至今：公民身份概念的多元化—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環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1990 年代中期之後，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對於公民身份與權利的理解逐漸多元化，一來跟源於歐美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等知識論述對台灣學術界研究的影響有關，二來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發展脈絡下，台灣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改變以及新的社會現象與議題的出現，特別是多元文化社會的出現，都提供了應用前述歐美知識論述來理解或批判這些新現象與問題的現實/物質基礎。1990 年代全球化脈絡下，台灣社會文化的多元化與國際移工與新移民（女性）加入台灣社會以及蓬勃發展的認同/文化政治（特別是同志運動）密切相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台灣公民身份論述的多元化/公民身份政治基本上是屬於認同/文化政治，儘管在若干論述中也強調攸關這些群體成員之社會經濟存在的社會權重要性。在台灣民主政治與認同政治發展的歷史脈絡下，多元文化論述出現在學界的學術研究與社會的公共討論中，而多元文化主義也隨著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現實的變遷逐漸發展成為有關台灣政治發展公共論述的重要論述之一，型塑台灣社會的政治想像，同時也質疑跟挑戰二次戰後台灣公共文化重要內容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論述；55而這些影響多元文化主義論述出現在台灣的現實脈絡主要包括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政經崛起的經濟發展、從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的轉型、以及全球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影響等等。以學術理論為基礎的多元文化主義論述，一直到 1990 年代才出現在台灣的學術研究跟公共討論中，這當然也跟西方特別是北美學術研究發生在 1990 年所謂的「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有關；56這種「文化轉向」除了可以從社會學與比較文學領域中對文化研究的興趣看出之外，也出現在政治哲學界中社群主義的出現以及政治理論界對差異/承認政治的關注跟研究。在進一步討論之前，有必要先簡單地說明一下這些出現在後解嚴台灣脈絡下的多元文化主義論述所關注的重點為何。根據筆者初步的考察，台灣的多元主義論述以及相關辯論聚焦在女性主義/女權運動、原住民權益、國族主義運動/國家認同政治以及外籍勞工與配偶/新移民的權利等議題上，但是與公民身份政治相關的主要是原住民、國際移工、新移民以及同性戀群體。 2000 年政黨輪替之後的台灣，國家認同與女性權益依舊是台灣認同政治的主要議題，但是多元文化論述所關注的群體或對象越來越多；其中，原住民、外籍配偶或新移民、外籍勞工或稱「國際移工」（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以及同性戀是受到社會最多關注的弱勢群體。貫穿這些為原住民、外籍配偶/新移民、外籍勞工與同性戀群體發聲的多元文化 55. 關於影響戰後台灣政治發展的幾個重要公共論述，請參閱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理路》（台北：聯經出版公司）；Mei-chuan, Wei, 2006。 56 由於歷史與政治的因素，台灣的學術研究以及公共論述其實一直深受美國知識論述的影響。從 1950 年代《自由中國》時期殷海光深受 Hayek 自由經濟理論影響所提出的自由主義論述到 1990 年代以 John Rawls 的 A Theory of Justice 為論述基礎的所謂平等自由主義者（egalitarian liberals）對傳統自由主義的批判，或者是從 1970 年代呂秀蓮的「新女性主義」發韌的的自由主義女性主義論述（liberal feminist）到 1990 年代迄今所謂「性權派」對「婦權派」女性主義的批判，或者是基於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等理論進行的社會與文化批判，其知識來源主要都是美國的理論家或思想家的思想。 14.

(16) 主義論述的，基本上是「文化權」的概念；例如，為外籍配偶爭取權益的運動論述建構，則是以「多元文化公民身份」（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為核心訴求。這幾年來在台灣推動外籍「新娘識字班」不遺餘力、在高雄美濃推動成立以來自東南亞的外籍新娘為主的成長團體「南洋台灣姊妹會」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的夏曉鵑，57即認為這些外籍新娘應該享有台灣的公民身份與權利，才能使她們在社會與經濟方面更有保障，特別是工作權的享有方面。58 夏曉鵑以「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概念來為在台灣的新移民請命、爭取與台灣公民相同的權益。然而，專研多元文化主義的加拿大學者 Kymlicka 從關心新移民權益的角度來討論多元文化公民身份時所提出的「多元族群權利」（polyethnic rights），卻是強調接收移民的社會在要求新移民融入該社會的同時應該尊重並承認新移民之原生文化；換句話說，相較於 Kymlicka 對新移民的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關注，夏曉鵑更重視台灣新移民的經濟與社會權利的保障。這應該跟夏曉鵑的分析是將台灣的新移民或外籍新娘現象放在更廣的歷史脈絡（即「資本國際化」、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援引世界體系理論（指核心、半邊陲、邊陲國家之間的不平等互動關係）從批判的角度來談這個現象有關。59夏曉鵑指出：「外籍新娘」現象，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兩地，被資本主義發展排擠至邊緣地位的男女勞動者，為求延續生存而形成的結合。然而，邊緣者的這種結合，並不必然等於結盟，亦不能浪漫化為「地球村」理想的在地化體現。因為，「婚姻移民」現象不僅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產品，更將抽象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具體化為人與人之間的不平等社會關係。60. 在這樣的問題意識下來討論多元文化權利的問題，自然會比仍舊依循著自由主義傳統的多元文化主義者 Kymlicka 對階級和經濟剝削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問題更為敏感跟重視。對夏曉鵑跟 Kymlicka 的多元文化主義論述內容的比較，特別是在兩人同樣討論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的情況下，其實點出了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即受到「文化轉向」影響所發展出來的多元文化主義論述偏重「文化政治」可能產生的問題—對政經領域的不平等權力關係與社會分配正義問題的忽視；而忽視這個問題的後果，其實是民主參與的不平等。以外籍勞工或流移勞工為關懷對象的多元文化主義論述，主要是以勞工人權（labour rights）或一般多元文化主義理論中提到的、更廣義的（general）「少數族群權利」（minority rights）為論述的核心概念，並且以改善外籍勞工的勞動環境與社會處境以及增進勞工權益福祉為具體目的。這裡提到的的勞工人權，牽涉到接受移民的國家是不是應該給這些外籍勞工平等公民權的問題，而這個平等公民權也包括文化權的概念，儘管一般對勞工人權的理解多是與勞動環境、勞工福利等有關的權益。台灣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競爭、以進行產業結構的調整因應的脈絡下，因為（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勞工短缺，而從 1989 年開始引進外勞。關於外勞相關政策的辯論，有三個重要的議題：一是關於外勞在國內的基本人權，應該給予何種保障。第二是外勞仲介制度所引發的對於外勞的高額仲介費的剝削。第三則是外勞是否會對國內的勞工產生排擠效果，而惡化國內的失業問題。61其中前兩個問題 57. 目前台灣各地民間團體或地方政府不定期舉辦的各種「外籍(大陸)新娘」的華語及生活適應班，即源於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於 1995 年創立之「外籍新娘識字班」，其學員來自越南、印尼、柬埔寨、菲律賓與泰國。除學習中文外，更擴展與社區的連結，並促成外籍新娘自主互助網絡，「南洋姊妹會」即為這個網絡的組織。 58 參閱：夏曉鵑，2002，〈從全球化下新女性移民反思多元文化政策〉，《女性電子報》，第 157 期，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155-3.htm；Hsiao-Chuan Hsia, 2004,Prospects and Impasse of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in Globalization Era: the Case of Immigrants Movement in Taiwan,”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Challenges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rganised b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cember 3-4, 2004, Taipei, Taiwan. 59 參閱：夏曉鵑，2002，《流離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北：唐山出版） 60 夏曉鵑的這段話是為了反駁大量的外籍新娘移入台灣將為台灣地方注入多元文化，因而使得「在地國際化」的理想得以在台灣各鄉鎮實現這樣的說法。夏曉鵑，2002，〈從全球化下新女性移民反思多元文化政策〉，《女性電子報》，第 157 期，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155-3.htm 61 我國的外籍勞工政策在 1989 年有相當大的轉變。在此之前，政府基本上不開放低技術外勞進入國內勞動市場，而對於其他類別的外勞，則採取嚴格的管制。但是由於臺灣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界對於引進外勞的 15.

(17) 都是多元文化主義關心的議題；最後一個則是攸關本地勞工工作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所謂基進多元文化主義者在批評主流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民族國家多元文化論」時必須提供更細緻的析論的主要原因。趙剛就是以主流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民族國家多元文化論」來批判台灣的多元文化論述是一種政治修辭；這裡提到的「民族國家多元文化論」，應該就是指建立在自由主義理論對公民權/公民身份的規範基礎上所建構的多元文化論，而具體的例子就是所謂「合法」與「非法」外勞的區分。的確，儘管自由主義是一種普世主義（universalism），就公民權利的享有而言，因為現代世界仍是處於西伐利亞的秩序中，以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為公民身份/權利賦予的政治共同體單位；換句話說，自由主義仍舊假設一個有明確界線的政治共同體的存在，62這個政治共同體決定是否給予移民該共同體的成員身份（membership），這個身份決定移民是否享有與原本即屬於該共同體成員的權益。在現代世界中，這個界線分明的政治共同體就是民族國家。為什麼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民主理論學者會沒有注意或發覺到他們的普世理想與流移勞工的需求跟利益之間的衝突呢？Daniel Bell 跟 Nicola Piper 認為，這是因為這些自由主義民主理論學者總是在討論有關正義的問題時，讓人覺得正義好像是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問題。63 在一篇筆者看來「針對性」頗強的文章中，64趙剛以對原住民跟外籍勞工（趙剛使用「流移勞工」一詞）的「現實檢測」，批判了台灣的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就台灣的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的理論或知識來源而言，如前所述，是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會脈絡下發展出來的多元文化主義。趙剛的批判即是「排比」美國與台灣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踐後果指出，美國黑人與「非法勞工」以及台灣原住民與外籍勞工/新移民的現實處境根本沒有因為兩國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而得到實質的改善。趙剛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而出現越來越嚴重的經濟不平等的脈絡下，一個不談階級問題而善意地並列各族群（包括強勢與弱勢族群）的多元社會想像，對文化多樣性/文化差異的尊重與追求，只會讓多元文化主義論述成為「美學化」階級差異與不平等的論述工具。趙剛在這裡從階級的角度對主流多元文化主義的批判，其實就是傳統左派理論對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所引發的文化政治的批判。很簡單地說，傳統左派認為將「文化差異美學化」就是後現代主義之所以沒有辦法「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主因，甚至被資本主義體系所收編；例如，Fredric Jameson 借用 Ernest Mandel 的用語「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把「後現代主義」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他也指出，對於文化領域或事務的後壓力日益升高；而勞動市場上也存在著許多「非法外勞」。1989 年由於政府推動「十四項重要建設」，勞力短缺，於是以「專案方式」正式引進第一批低技術外勞。1992 年立法院通過「就業服務法」，設有外籍勞工專章，允許民間產業引進外勞，並且逐次放寬引進的行業種類。截至 1998 年底，在臺合法外勞共有 270,620 人。參閱：吳介民，1999，《臺灣勞工的主張》（台北：臺灣勞工陣線）。 62 關於「共同體」理念的思想是考察，請參閱：蕭高彥，1996，〈共同體的理念：一個思想史的考察〉，《台灣政治學刊》，第一期，1996 年 7 月。 63 Daniel A. Bell and Nicola Piper, 2005, ‘Justice for Migrant Workers? The Case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ll Kymlicka and Baogang He (eds.),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13。不過，近來已經有批判這種正義理論的聲音出現；例如 Thomas Pogge (ed.), 2001, Global Justice (Oxford: Blackwell)；Nancy Fraser, 2005, ‘Reframing Global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No. 36, Nov/Dec 2005。 64 筆者認為這篇文章的針對性強，一來是因為趙剛在文章一開始即明說其「問題緣起」主要「是針對臺灣最近這幾年，特別是 2000 年以後，特別是從綠的陣營，也就是民進黨陣營以及跟民進黨比較有關的學者所開始談論的多元文化及相關概念。」；二來是因為趙剛文章批判台灣主流多元文化論述所進行的現實檢測的兩個主要群體之一是原住民（另一個是外籍勞工），而台灣社會學者中長期以來研究族群政治與原住民議題、在 1993 年曾替民進黨撰寫「族群政策」、且「剛好」在 2001 年發表一篇跟多元文化主義和原住民族群/認同政治有關的文章者，就是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若再思及趙剛在 1996 年對張茂桂的嚴厲批判以及張茂桂當年與之後的回應，趙剛這篇批判台灣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所針對的，應該就是張茂桂曾經討論過的多元文化論述。 16.

(18) 現代主義所採取的每一個立場，不管是辯護或污名化，它同時且必定是一個對今日多國資本主義本質的一個或明或隱的政治立場。65在一本封面照片為印有革命家 Che Guerava 照片的馬克杯、名為 The Rebel Sell: Why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或美國出版的 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 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的書中，作者批判了自 1960 年代以來即主導西方社會政治議題的「反文化意識型態」（countercultural ideology），認為所謂的「反文化反叛」不僅沒有毀壞消費資本主義體系或「癱瘓/擠塞」（jam）消費資本主義文化，反而成了過去四十年來推動消費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動力之一。66 對於台灣政府實施其多元文化政策或具體地說民進黨的「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政策以來台灣原住民的現實生活狀況，趙剛批評說，「就像黑人在美國的狀況幾百年中沒有改變一樣，原住民這幾十年在臺灣社會裡頭，仍是生活在最底層，甚至由於最近這些年開放跨國勞工，他們原有的很多勞動條件最差的工作也都被擠壓掉了，原住民青年很多不得不回到山區、回到部落閒散或酗酒，他們的狀況可能比十年前還差。」他認為，就像美國黑人境遇的轉折一樣，從語帶貶意的 nigger/negro 到 black 到政治正確的 African-American，台灣原住民自多元文化主義論述與政策受益的，不過是「口惠而實不至」的「正名」罷了。趙剛甚至認為，民進黨的多元文化論述，從一開始就不是要面對跟解決原住民的問題，而是要解決所謂「藍軍的問題、是選舉的問題、是國族打造的問題……隱晦地卻是要處理『外省人的問題』。」他也因此認為台灣的主流多元文化論述事實上根本「稱不上是對美國多元文化論述的模仿（simulation），而是拙劣的戲仿（parody）。」67 關於趙剛的批判，筆者認為他指出主流多元文化論述忽略了階級分析的嚴重後果對建構一個更具進步性的多元文化論述與民主論述的確很重要，但是他過於「陰謀論」地解釋台灣主流多元文化論述的「政治意圖」，事實上可能混淆了他自己嘗試提出的對多元文化論述的「多層次闡述」中「修辭、政治與理論」三層次的討論；換句話說，就台灣原住民的議題而言，他對「台灣主流多元文化論述不過是政治修辭」陰謀論似的批判，事實上夾雜了「主流多元文化論述與激進多元文化論述之間的理論辯論」，而關鍵點就在他的「多層次闡釋」中的相對複雜的「政治」層次上。這當然跟台灣獨特的歷史情境有關，亦即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問題或這兩個應屬不同空間範疇的認同政治之間的「重疊」；也因此趙剛會認定台灣主流的多元文化論述是要解決「藍軍的問題、是選舉的問題、是國族打造的問題…… 隱晦地卻是要處理『外省人的問題』。」畢竟，就一般的理解，區分台灣所謂「藍綠陣營」的線，就是沿著「統獨立場」而不見得是「族群認同或省籍」而畫的。在台灣的外籍勞工或流移勞工的議題上，趙剛也是將它放在更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或夏曉鵑所說的「資本國際化」歷史脈絡下、從階級的角度對台灣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進行批判，但是在這部分的批判討論中，趙剛帶入他對「民族國家」的批判，認為主流多元文化主義論述是一種「民族國家多元文化」。這種「民族國家多元文化主義」將外籍勞工區分為「合法」與「非法」勞工，而所謂「合法」的外籍勞工並沒有享有根本地勞工同等的 65. Jameson 指出，1990 年代前後出現的各種後現代主義論述，基本上就是一個宣稱「這個或那個終結」（the end of this of that）的論述，但是他認為後現代論述所宣稱的「斷裂」（break）不應該被視為是純粹文化性質的事務；他說：「事實上，這些後現代理論「bear a strong family resemblance to」那些更具野心的社會學的概化（generalisation），宣稱一種新型態的社會的到來或開始，例如 Daniel Bell 的『後工業社會』，而它時常也指涉一個消費社會、媒體社會、資訊社會、電子或高科技等等。這些理論有著明顯的意識型態使命，那就是這些討論中所提到的新的社會形構（social formation）不再遵循著古典資本主義的法則，亦即工業生產以及無所不在的階級鬥爭的優先性。」Fredric Jameson,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p. 1。 66 Joseph Heath and Andrew Potter, 2005, The Rebel Sell: How the Culture Can’t Be Jammed? (London: Capstone Publishing Ltd.). 該書在美國出版時有不同的書名與封面；Joseph Heath and Andrew Potter, 2004, 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 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67 台灣原住民的「正名」，根據趙剛的說法是，在民間由「蕃仔」、在官方與媒體是由「高山族」、「山地同胞」到 1990 年代正名以後的「原住民」。趙剛，2006，〈 “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理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006 年 6 月，第六十二期，頁 158-61。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