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動員？中國城市基層政治參與積極份子的結構因素與動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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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回黨國網絡？中國城市基層積極分子參與的結構因素與動機解釋蔡儀儂政治大學東亞所碩士生                                                                  . . 摘要檢視中國城市基層選舉參與情形，社區居民欠缺參與動機，黨國不易命令、行政資源短缺，然其動員式政治參與模式卻得以成功，莫不引起諸多關切。回顧近年所推動城市基層選舉，不脫國家動員、黨員主導，現有研究指出，此種基層政治參與，有賴於社區的「動員網絡」，存在一種高度參與的群體，而稱為「積極分子」，然其動員誘因何在，學者對此卻是莫衷一是。本研究即針對此問題，以上海 2009 年居委換屆選舉為個案，透過選舉過程觀察積極分子的參與誘因，與「物質誘因」、「社會資本」、「既有政治訓練」三種現存解釋理論進行對話。根據研究者田野調查發現，既有政治訓練的單位網絡重構與政治訓練，促成了積極分子參與動機。我們據此展望積極分子在基層治理扮演的角色，發覺其與社區居民普遍存在距離，而僅是扮演了國家職能「代理人」功能，社區意識反受其阻礙，而類似杜贊奇的「政權內捲化」情形。頗值吾人對中國城市基層治理機制，有更多的深究。 . 關鍵詞：政治參與、基層治理、中國政治、選舉、居民委員會 .

(2) . 壹、緒論撫今追昔，展望當前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與政治改革放向，自 1990 年代末期以降，城市基層選舉日漸突破、逐步擴散。與之相應，基層選舉的突破點，政治參與日漸走向城市，走向社區，成為城市居民最直接參與的政治管道。就此，官方以「差額選舉」與「秘密投票」、「城市社區民主政治建設」作為號召，擴展基層居民委員會的直接選舉，換屆選舉漸步在城市大規模展開落實，2006 年後，上海城市基層「居民委員會」直接選舉達到的選舉規模與擴展區域，更為全國所少見 1 。就此而言，此種大規模選舉所帶來的後續政治效應其帶動基層治理機制轉化，及可能引發的政權轉型論辯，而頗值關注 2 。客觀而言，根據政治參與理論，當前中國基層的選舉參與，實仍不脫「動員式選舉」性質 3。關照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現狀，換屆選舉由城市基礎組成單元「社區」其相應的行政組織「居委會」展開，而社區居民欠缺自發，黨國無法命令，缺乏行政資源，但動員卻得以成功，莫不引起諸多關切。就此。若干學者認為，城市基層的選舉參與，有賴於社區的「動員網絡」。在此動員-參與的過程中，社區成員的參與層次淨渭分明，可清楚劃分為兩種不同群體 4 。其中存在一種高度參與的群體，耿曙等人稱之為「行政網絡」，劉春榮則稱之為「關鍵群眾」(critical mass)。就一般而言，最常出現的詞彙則是「積極分子」(activists) 5 。但對於積極分子何以存在意願接受次次接受動員，則顯得莫衷一是 6 。我們這篇研究，主要                                                         1 見王邦佐主編，居委會與社區治理：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組織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年），頁 106~155；左志堅，「上海進行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基層民主試驗」，新浪網，2006 年 7 月 25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李凡主編， 2005 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北京：知識產權出版社，2006 年），頁 3~25。 2 關於結合中共基層組織及政權轉型前景的相關探討，可見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陸中介組織的發展與理論省思：以W 市商會與行業協會為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2006 年 6 月），頁 293-326；耿曙、陳奕伶，「中國大陸的社區治理與轉型前景：發展促轉或政權維穩？」，遠景基金會季刊，第 8 期（2007 年 1 月），頁 87~121。中國的發展轉型論辯則見於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drew J. Nathan, and Bruce Gilley,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 (New York, NY: Review Book, 2002). 3 See Sidney Verba,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6~47. 4 耿曙、陳奕伶、陳陸輝，「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陸動員是選參與對其成居居民參與意識的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第 20 卷第 4 期（2008 年 12 月），頁 520~521。 5 關於「行政網絡」的見解，可參閱耿曙、陳奕伶、陳陸輝，前引文，頁 513~552；「關鍵群眾」則見於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趙汀陽主編，年度學術 2007︰治與亂（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374~398；「積極分子」概念最初見於Benjamin L. Read, “State,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 (Ph.D. Dissertation’s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3)；亦可見於桂勇等，「直選：社會資本還是行政推銷民主？」，城市管理（上海），第 6 期（2003 年），頁 22~25。 6 相關討論可參見於李輝，「社會報酬與社區積極分子——上海市S社區樓組長群體的個案研究」，社會（上海），第 1 期（2008 年），頁 97~117；桂勇等，前引文；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頁 374~398。 C2‐2‐1 .

(3) 試圖與過往探討基層城市選舉「積極分子」接受動員的誘因與參與心態的理論與經驗研究進行對話，客觀而論，現存理論論辯皆有不足，或過度關照結構，忽略個體選擇偏好的深層機制，但欠缺大規模調查檢證；或過度偏好微觀解釋，過於枝節，而難窺全體。本研究由是嘗試依照現存不同的理論預設，進行文獻爬梳，提出解釋假說，並透過田野的前期調查(pilot study)，以進行初步的驗證。就此，本研究試圖以動員選舉過程的積極分子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取向上，則提出一解釋城市基層動員群體行動機制的分析架構。必須要說明的是，過往對於積極分子的傳統定義，多將樓組長、居民代表、社區黨員三者同時納入，三者身分事實上高度重疊。若以基層治理及行政網絡的角度的觀之，樓組長作為日常社區事務的直接最基層執行角色，並在動員選舉過程扮演擬似「台灣樁腳」的人情功能。因此，本研究在個案的分析過程，將首先由日常行政展開，再而擴及選舉動員過程的描繪，以期描繪出完整的圖像。在此之後，我們將關照及驗證過往兩種對於積極分子之所有意願動員參與的動機解釋：「物質誘因」及「社會資本」，並試圖提出與過往研究迥然不同的見解。本研究認為，舊有大規模黨國動員遺留下政治訓練，重塑找回了基層的黨國網絡，並透過參與群體式認同造成的政治激勵，是積極分子仍有意願參與政治行動的主因。本研究以上海 2009 年居委會換屆選舉為研究個案，研究資料蒐集則通過研究者於 2009 年 7、8 月於上海的田野調查經驗研究獲得，並參照部分 2006、2007 年政治大學基層治理與選舉團隊的居委會換屆選舉資料進行補充。按照研究者個人田野訪談經驗，上海市 2009 年直選規模更已達到 80% 7。過往研究指出，上海社區基層選舉是行政導向最為凸出的案例 8 ，是最適與現存「動員式選舉」理論修正的「關鍵個案」(critical case) 9。就此觀察此種動員式選舉邏輯展開的「有限政治改革」(limited political reform) 10，若仍在高行政網絡的機制下，仍出現民主轉化之契機，則或可為現存「動員式選舉」會為政治參與帶來不良影響的負面觀點，提供較佳的理論修正。以下，之後的論述將分為五個部分。第二節將對於積極分子於日常治理機制及選舉動員過程扮演的功能進行描繪。第四節主要透過理論比較與經驗研究呈現，探討積極分子的政治參與動機：「物質誘因」及「社會資本」解釋，並據此拈出本研究觀點：「舊有黨國政治訓練」。第五節的結論部分，則嘗試與現存動員式選舉理論進行對話，並採取基層治理機制的分析角度，探討這種動員模式，對於政治參與動機影響及民主發展進程的意義所在。                                                         7. 訪談紀錄 20090722e、20090724c。陳偉東、李雪萍，「社區民主治理的理論假設與案例分析」，朱新民主編，中國大陸基層民主研究（台北：遠景基金會，2004），頁 93~107。 9 See John Gerring,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Framework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9~221. 10 根據徐斯儉的界定，「有限政治改革」的特性在於呼應社會需要，強化治理職能並不危及政權。見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林佳龍主編，未來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 年），頁 173~174。 C2‐2‐2 8.

(4) 貳、積極分子的職能：動員模式的日常行政化在本節中，研究者試圖觀察城市基層中社區的積極分子在城市基層治理中扮演的日常職能及選舉參與角色。根據前些年的初步調查發現，中國大陸城市基層選舉動員模式，主要透過「兩級傳播」(two-step flow communication)，達到高參與的結果。動員過程中，傳遞訊息的核心角色，是由社區積極分子組成的「行政網絡」11。劉嘉薇將此形容為「兩步‐人情」式的選舉動員 12。研究者認為社區居委會-行政網絡間存在正式身分(formal status)與垂直動員的關係，是既有行政體系下非正式組織的高度「行政化」；行政網絡-社區居民間的非正式身分(informal status)基礎與平等關係，是選舉動員高參與達成的真正力量，而積極分子由於社區居民處於平等關係，容易透過人情動員，扮演了整個行政網絡的中介角色。在相關的田野調查經驗中，我們可以發現前述的「行政網絡」與人情關係動員模式，已經存在於日常的社區事務之中 13。社區動員的成敗，聯繫了居委會能否落實行政任務與掌握社區訊息的重要關鍵。在社區事務中，積極分子在是時時存在、高度參與、不分大小事務的；相反的，行政網絡往往是因應特殊問題而臨時組織佈建的。居委會幹部T先生曾對此有很透徹的分析：一句話，樓組長與積極分子就是居委會日常行政的「鋪墊」。沒有樓組長，居委會什麼事情都做不成。 14. 此外，社區基層由於日漸落實居委會社工年輕化政策，居委會的上層單位街道辦招聘大量年輕社工進入社區，社工若是沒有積極分子的帶入，難以進入鄰里社區。上海師範大學的姚教授就據此轉述居民的看法：「我們[居委會]與居民有血脈關係，社工站，上班來、下班就走」、「晚.                                                         11. 這種網絡承擔基層治理運作與選舉參與的中堅角色，相關討論見於邱崇原，「先發制人：中國大陸後單位體制的社區政權建」，發表於研究生兩岸關係與大陸研究論文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中山所主辦，2007 年 5 月 26 日），頁 103~104；桂勇，「鄰里政治：城市基層國家的權力操作策略與國家-社會的『黏連』」，社會（上海），第 6 期（2007 年），頁 108；耿曙、陳奕伶、陳陸輝，前引文，頁 520~522。類似發現還有劉春榮的「關鍵群眾」、桂勇的「積極分子」，參閱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頁 374~398；桂勇等，前引文。 12 劉嘉薇，「選舉作為一種動員─上海市居民委員會選舉之探析」。發表於中國大陸基層治理與基層選舉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6 年 12 月 25 日），頁 21。 13 訪談記錄 20090705c、20090711c、20090712c。 14 訪談編號 20090709c。 C2‐2‐3 .

(5) 上有事，叫他們從市裡趕來，他肯嗎？」 15 、「有些社工年紀很輕的，政府給優惠，他們考公務員可以加分，有些來了又走。他們對社區工作只有理性認識，沒有感性認識。處理社區鄰里矛盾的技巧經驗不足。」 16 ，姚教授進一步補充「居民表示，社工文文弱弱的阿，當然不行，看到居民就往後跑。」由於社區內有許多退休的國企幹部，管理工作、經驗、社區關係都遠比社工來的更為熟稔。 17. 基於上述，由於不受到社區居民的信任且存在隔閡，年輕社工勢必更仰賴積極分子熟悉社區，展開行政工作。客觀而言，由於社區整體環境的青黃不接與治理機制的仰賴舊有情況，使得積極分子逐漸在日常工作與選舉動員必須扮演更吃重的角色。但又一方面，作者的觀察卻發現，與過往大異其趣，積極分子的政治行動早已脫離「一心同德、鐵板一塊」；而其對社區事務戮力執行、難以撼動忠誠的傳統印象，亦已迥不相同。研究者在HQ社區的田野觀察經驗，在換屆選舉過程中，操持選舉事務最多的，是社區負責選舉事務的社工，他們在展開選務工作時，會「優先」找較熟悉而且熱心參與日常事務的樓組長擔任選舉委員，行政網絡方才此刻臨時組織佈建 18。這是由於積極分子對於政治參與的熱衷程度，存在著「高度參與」與「低度參與」的情形，並非完全投入。進一步分析而言，低度參與的積極分子由於具備樓組長身分，存在著行政角色，必須參與社區事務，但卻是被動配合。在居委會日常行政或社區動員過程中，會傾向尋找較為積極的樓組長。這種積極分子與社區居委會官僚連綴的基層治理網絡，不同積極分子間參與程度生熟的差別，HQ 社區的年輕社工 E 小姐對此有較完整的解釋：在日常社區事務上，我會比較喜歡找跟居委會關係比較熟、常來辦公室活動的樓組長往來，這些樓組長在日常事務幫了我很多忙。我二個月前才剛開始上班，目前拜訪過的社區戶數已經有 60%~70%，約兩三百戶了。我事先會根據統計局的資料進行了解，然後再透過積極分子、樓組長中比較熱心社區工作的、素質可以的黨員一起前去拜訪。……還有九屆選舉的正面了解、側面了解，都是透過這種方式，來掌握社區工作，較熱心的樓組長，才能在選舉過程中，提供我較多有用的資訊。 19                                                         15. 訪談編號 20090725b。訪談編號 20090706e。 17 訪談編號 20090704e。 18 訪談記錄 20090705c。 19 訪談編號 20090703c。 16. C2‐2‐4 .

(6) 在日常職能上，社工透過熟稔且較具熱情的樓組長達到高度涵蓋的社區居民的狀態；在選舉佈建上，樓組長則提供了社工較為有效的選舉資訊，這反映了國家力量透過較易被動員的積極分子網絡達到有效的深入。但回過頭來說，這種深入的貫徹，卻可能肇基於傳統黨國體制的有效機制，甚至改善了社區積極分子生熟參與的結構困境。陪同訪談E小姐的復旦大學劉同學就跟作者表示，HQ社區較肯配合社區事務樓組長，都具有黨員身分，選舉動員則有賴於社區黨支部的聯繫與互通有無，改善樓組長並非人人有意願的情況 20。這種「支部建立在連上」的傳統黨國控制模式，將整個社區日常行政網絡，不同分子的參與程度進行一定程度統合，提供了較有效率的訊息傳遞，居委會日常行政的貫徹與黨支部能否有效連結社區非正式網絡有很大關係 21。這使我們難以忽視過往黨國力量在連綴基層治理機制可能產生的重大作用。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發現積極分子在社區如何透過非正式網絡與鄰里關係，解釋了居委會的日常職能與選舉動員的成敗基礎的關鍵，但深究後可以發現，由於積極分子參與程度高低間的區別，使得我們發現彌和連綴整個基層治理及選舉動員網絡，主要維繫可能在於過往黨國力量的佈建與找回，這是否是積極分子願意接受政治動員的主要原因？我們將在下一節進一步分析，並探討這種說法的可行性。. 參、積極分子選舉參與的動機解釋對於城市基層積極分子有意願進行政治參與的動機解釋，不同學者間看法可謂迥不相符，或互有重疊，時而互詰，且不易區分。以下，作者嘗試爬梳個別利益、社會資本兩種理論動機進行對話，接著再就本文觀點「舊有黨國政治訓練」進一步申述之。在此，我們並將個別理論典範細緻為可操作的分析架構，分做「外在成因」與「內在因素」進行探討，同時透過作者的個人田調觀察，進行經驗驗證。. 一、個別利益：物質誘因在Walder探討共黨政權的經典文獻中，恩庇主義(clientelism)構建的差序性網絡，是政權進行政治社會控制的主要機制 22。相關研究文獻也顯示，中國大陸城                                                         20. 訪談編號 20090704c。訪談編號 20090705c。 22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C2‐2‐5 21.

(7) 市基層政治參與，存在對於參與者的激勵回報機制，Read稱此為「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 23 。若干學者則認為，這種選擇性的個別利益回饋，選舉動員得以成功的誘因 24。在本節，我們進一步探討，城市基層的政治參與是否存在著「物質誘因」，使得積極分子有意願行動 25 。以下我們據此分析，將個別利益限於「物質誘因」，並分別採取社區資源結構差異與資源的動員程度的角度，檢視積極分子的政治參與的物質誘因是否存在。. (一) 外在成因：社區資源結構差異在探討社區資源結構差異前，我們必須要理解到，作為城市基層治理的末梢，社區居委會資源事實上普遍匱乏，由於財政資源有限分配與人才意願的流失，居委會的日常行政必須仰賴上級行政組織街道辦的撥款，使得社區日常事務開展極為不易 26。而居委會能獲得的行政資源，受限法律，必須一視同仁，不能有差異分配的情況。但另一方面，我們並無法否定街道辦是否有「潛資源」投入居委會，以刺激居委會戮力配合執行政策；同樣地，正因為每個居委會都處於人民公社式「吃大鍋飯」的窘境，居委會做為個體行動者，有充分誘因去構築非正式網絡與恩庇機制，與上層單位爭取更多看不到的「補貼」。事實上，上海市的基層社區居委會組織，由於限於區域經濟發展程度與街道辦投入資源多寡，本來就會出現不同面貌 27。同樣地，劉春榮透過不同居委會制度環境比較分析發現，當居委會體現到行政任務與行政管理特質時，社區會因此發展出不同網絡關係與治理基礎 28。進一步而言，社區居委會若是受到上層投入資源多寡，重塑了制度環境，也就是提供了一定程度的物質誘因，提供創造不同基層網絡與機制的動力。據此，我們討論，這類「潛資源」或物質誘因在日常治理機制中，是否足以會轉嫁到積極分子身上，使積極分子有意願行動。我們假設：「由於前述因素造成的社區資源結構差異，會提供不等的物質誘因，構築出具有差別性的『庇護網絡』，使得積極分子產生高度的政治熱情。」                                                         23 Benjamin L. Read,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3 (September 2000), pp. 806~820. 陳偉東、姚亮，「選舉行為背後：投機博奕：以武漢市C社區居委直接選舉為例」，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第 44 卷第 3 期（2005 年 5 月），頁 61~66。 25 李輝認為社區居委會選舉與日常活動，提供的「社會報酬」，吞沒了「短缺」的物質報酬因素，物質報酬事實上只是社會報酬的附加產品。但是，若我們檢視社會報酬的具體形式，若是沒有現存的制度環境與官方支持，社會報酬不會存在。換言之，社區基層治理組織的物質資源投入多寡與實際支持，決定了社會報酬的品質好壞，這事實上並不符合由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係構建的社會資本的定義，見於李輝，前引文，108~109。 26 敬義嘉、劉春榮，「居委會直選與城市基層治理——對 2006 年上海市居委會直接選舉的分析」，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海），第 1 期（2007 年），頁 135。 27 當然我們也無法排除是否是受到既有鄰里關係與人情網絡影響才會導致社區居委會模式出現多樣化的情形。不過這在本節並非探討重點，我們意圖論證的是物質的投入機制可能存在，而且影響了積極分子的行動意願。 28 見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頁 374~398。 C2‐2‐6 24.

(8) 根據作者的田野經驗觀察，HQ社區由於處於靜安區、愚園路鬧區一帶，街道辦日常即投入較多關注，而得過全國模範社區的獎項，可謂十足的「樣板社區」 29 。但高度政治參與的樓組長，在物質享受上，與其他樓組長並無差別 30 。另一方面，位處於長寧區LS社區，由於老公房改建，在實質的社會資源處於弱勢，但積極分子對於參與居委會日常工作，仍顯得興致昂然，即便對政治灰心，仍願意投入政治參與 31 。基於上述，不同社區資源結構，並非高度熱情的積極分子是否會出現的主因。在高度資源結構 HQ 社區，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並未享受額外物質資源；在低度資源結構的 LS 社區，物質誘因並不存在，但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仍願意參與政治。這使得我們是否要進一步假設：「基層治理組織提供的物質誘因不具備排他性、類似共享性資源，無法構成 Read 的所言『淺互惠』」。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 (二)內在因素：社區資源動員程度事實上，社區多數非日常業務的額外資源，受益者並非積極分子。即便是最常被提到一年一度的社區「集體旅遊」，積極分子享有的補助都是太少，費用形同人人均等、旅遊次數又不頻繁，積極分子在這方面享有的資源，簡直是「不同工同酬」，付出與享受不成比例 32 。所謂的物質誘因，事實上形同共享性資源，不具備排他性。在社區當中，只有領取低收入補助者（中國大陸稱之為「吃低保者」）與居委會才會產生利益聯繫。然而，即便居委會掌控吃低保者的補助款申請與發放，但這些人不見得有意願受居委會所動員 33。我們通過居委會的選舉過程田野調查可以發現，社區資源可動員的程度甚少。如換屆選舉的投票動員，作者實地觀察發現不論是協助選舉的義工或參與投票的居民，居民居委會能提供的「利益誘因」極少，不是構成動員「選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重要來源 34 。故從資源動員角度觀之，居委會具備極為有限的資源動員能力，難以成為積極分子的參與誘因。換言之，物質誘因多樣性程度太低，積極分子沒有選擇，能讓他去挑選不同的「財貨」，而出現差序性的利益網絡格局。總結上述，以社區資源結構角度與可動員資源程度觀察，資源結構的同一性與動員程度的稀缺，社區提供的物質誘因形同具有共享性與有非排他性。積極分                                                         29. 訪談編號 20090706c。訪談編號 20090701c。 31 訪談編號 20090712c。 32 訪談編號 20090719b、20090724b、20090709b。 33 楊敏，「公民參與、群眾參與與社會參與」，社會（上海），第 5 期（2005 年），頁 78-95。 34 如CL社區居委會的換屆投票工作人員每人只領到五元人民幣和提供一份麵包與飲料。就連居委會最得力的動員網絡「樓組長」(負責協調社區各樓棟的負責人)，因為是義務職，居委會提供的福利只有逢年過節發放小禮品，與一年一次的參訪旅遊。訪談編號 20090719b 、 20090725b。 C2‐2‐7 30.

(9) 子在享受時，必須承擔其「外部性」(不同工同酬)的狀況，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必須忍受低度參與積極分子搭便車(free rider)。這種「集體行動困境」因此並非積極分子有意願政治參與的因素。. 二、社會資本：社區網絡與社區認同意識檢視中國大陸城市基層政治參與文獻，部分學者認為城市基層的選舉動員參與形塑了社區認同意識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出現 35。做為城市原子化單元的「社區」，透過居委會的選舉過程，社區政權、行政網絡連綴了一般社區居民，作為一種社區集體的形式，塑造了社區的公共利益與「我群意識」 (we-group/we-head)；積極分子則由於選舉工作的密切互動，產生了「強網絡」的鄰里關係，構建了社會資本 36。在本節，我們要進一步探討，這種社區網絡與社區認同意識，是否是積極分子行動的外在成因與內在動機。. (一)外在成因：社區網絡回顧社會資本相關文獻討論，Granovetter認為，個人資訊的接收與行動受嵌入性的網絡(Embeddedness Network)制約 37 。Putnam則以為一個良好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透過鄰里間信息交換，對於提高政治制度效能與選民投票行為，有著顯著性改變 38。現在，我們必須要關注的焦點是：中國大陸城市基層社區，是否真構築出了「社區網絡」，形塑了社會資訊的共享與流暢，進而成為社區集體行動的來源，這種動能又進而使積極分子有意願行動。按照上述假設，積極分子由於政治活動的日常參與，成為社區資訊接收最為頻繁的角色，構築成社區網絡間交叉的「節點」，社區居民有任何政治不滿，由於共享的資訊與價值觀，積極分子會成為「意見領袖」，有意願會社區服務，構成其政治行為的外生動機。但是，按照作者的田野觀察，中國城市基層社區網絡的形塑，普遍存在著「細碎化」的情形，極容易受到政治壓迫而扼殺生機，難以塑造積極分子成為意見領袖與網絡節點。換言之，積極分子並不是是因為自己是意見領袖，而會想「強出頭」，開始進行政治參與。就此，上海師範大學的姚教授曾跟筆者轉述對LS社區居委會治理情形的觀                                                         35. 相關見解見於徐勇，「社區選舉強化社區意識」，中國社會報， 2004 ，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470；楊敏，前引文；劉春榮，「中國城市社區選舉的想像：從功能闡釋到過程分析」，社會（上海），第 1 期（2005 年），頁 119~143 及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頁 374~398。 36 耿曙、陳奕伶、陳陸輝，前引文，頁 533~541。 37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ember 1985), pp. 481~510. 38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C2‐2‐8 .

(10) 察，發現在居委會選舉候選人推薦上，積極分子與居委會時常出現爭端 39 。一位LS社區的樓組長Q阿姨就曾表示：. 我希望提名我女兒做居委會候選人，居委會反映冷淡，還說沒有適當人選。我女兒大學本科，有專業，這不是人嗎？你說沒有適當人選，結果提了個下崗工人，這叫適當人選。 40. 事實是，Q阿姨在社區極具有輿論影響力，居委會懼怕他女兒進入居委會會對日常工作造成困難。進一步而言，居委會不僅是對社區意見領袖打壓；且是不願讓反映社區意見的候選人進入基層治理組織，反而能選擇強化其行政基礎的候選人。Q阿姨的輿論能力實際上也是過往行政網絡深入基層過程中，透過選舉動員網絡轉化的新生社區輿論力量，但當在成為居委會工作的阻礙後，便受到黨國刻意的扼殺 41 。此外，作者在CS社區田野觀察，發現到CS社區的樓組長與居委會表面相處和睦，私底下卻跟作者抱怨居委會成員由社區裡的少數分子把持，日常工作效率低落、成效不彰 42。這種社區不滿上升傳至樓組長，積極分子並未進行資訊傳遞的情形，反映了積極分子與社區互動越多，但對於政治參與活動，卻存在著不滿或者是冷漠的情形，因此，積極分子並未因為社區不滿上升，是社區網絡的「節點」下資訊的最大接收者，政治參與興趣並未因此而提高、甚至有降低的狀況。上面的觀察顯示出，積極分子並未因為深入參與社區活動，型塑出良好的社區網絡。我們可以發現到積極分子在進行政治活動時，依賴的是社區傳統的鄰里關係，但這種過往鄰里關係事實上並未轉化成政治參與動機深根的草根力量，關鍵在積極分子並沒有意願為社區發聲，或是新生的網絡受到黨國抑制。積極分子並未成為社區要進行集體行動的主要資源。基於上述，可能存在的社區網絡新生力量，並未提供積極分子足夠的參與動能。. (二)內在因素：社會期待與壓力作用我們再深究觀察，社區對於積極分子是否有對積極分子必須達成某些政治目的的「社會期待」？而社區認同造成的壓力作用又是否讓積極分子有意願行動？我們據此假設：社區意識的內生變項，會否促成積極分子進行政治參與。                                                         39. 訪談編號 20090712c。訪談編號 20090711c。 41 訪談編號 20090712c。 42 訪談編號 20090707c、20090708c。事實上CS新村由於社區組成人口複雜，由於處於郊區，有上海市動遷住戶、又有「藍印戶口」，再加上本地人，因此居民對於居委會權力分配不均現象，出現了政治不滿。 C2‐2‐9 40.

(11) 社區意識是否足讓積極分子有意願甘冒政治風險，按照作者在 CS 社區的田野觀察，CS 社區由於環境維護問題，形塑了社區意識與共享的社區認同。但只要站在國家代理人的對立面，積極分子對此就顯得退縮，樓組長 K 就對此表示：. 社區的環境維護一直存在著問題，大家其實都很不滿。但負責的清潔公司跟居委會委員是親戚關係，我感到無力，但也無可奈何，幸好上面今年把這位居委會委員撤換了。 43. 我們可以理解到，社區意識的出現，並非積極分子判斷是否要進行政治行為的內在因素，社區意識顯然尚未大到願意讓積極分子甘冒政治風險，社區意識與國家意願的拉鋸，只會降低積極分子的參與意願。簡言之，社區意識並沒有讓積極分子出現試圖改變現狀的動機。此外，作者在HQ社區的田野觀察發現，即便是對於社區事務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與社區居民之間，存在著一定程度的認知差距 44。一位退休的高校教師 Y對作者表示：. 居委會選舉根本都是搞形式主義，我只是來完成任務而已，主任副主任候選人我也都不認識，居委會平時跟街坊互動也沒很頻繁，也不做基層工作，愚園路路口的道路問題積年累月了，也不好好解決，下面的忍耐也是有限度的。 45. 平時的社區問題已經累積成政治不滿，到選舉時卻又無處可發，但作者另外詢問 HQ居委會資深且對社區事務嫻熟的樓組長S，卻對社區普遍存在問題輕描淡寫，反而大談社區居委會選舉居民之踴躍。46 由此可以觀察到，積極分子已經不是上情並未下達的問題，而是壓力根本未作用到積極分子身上。以上觀察顯示，社區意識塑造出的社會期待與社會壓力，並非積極分子進行政治參與的內生因素，社區居民對於社區意識無法達成的失落感，並沒有對積極分子造成足夠的壓力，事實上社區居民的社區認同意識甚至可能比積極分子更為高漲。而這種認同意識並非積極分子有意願行動的因素，甚至並未深化群體的認同力量。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發現，社會資本構築的社區網絡與社區認同因素，並非                                                         43. 訪談編號 20090707c。訪談編號 20090702c、20090705c。 45 訪談編號 20090702c。 46 訪談編號 20090701c。 44. C2‐2‐10 .

(12) 積極分子進行政治參與的主因。積極分子在社區的行動，存在著社區網絡「細碎化」的情形，也並未能創造出更良好的社區認同環境。. 三、舊有黨國政治訓練：延續政治功效俯拾探討共黨政權政政治參與的相關文獻，多數學者皆認為，中國大陸基層組織的政治參與，過往屬於命令‐動員模式 47。因此，就中國大陸基層選舉的經驗觀察。過去基層政治組織與選舉扮演了類似單位制的政治控制與社會整合角色，帶有宣傳動員與政治鬥爭性質 48 。Burns將此界定為「動員式參與」(mobilized participation)，認為其透過組織手段與利益誘因進行動員 49 。部分學者也觀察到了，在市場轉型過程中，不同群體亦因為共同利益，出現不同政治表達，意識形態宣傳媒介亦因為市場因素，控制逐漸稀釋 50 。然而，作者想要強調的是，城市基層行政組織在利益予奪、資源佈建、思想控制雖均已不若以往，但其治理模式是是否仍存在一定程度的「路徑依賴」(path depenence)。學者關注到社區中的積極分子多是由退休人員擔任，且具有國企單位工作經驗 51。因此，本文認為過往單位工作的政治訓練，重塑找回了黨國網絡，延續了積極分子的政治功效，因而願意服從居委會領導，我們分別以外在結構與內生態度，進行經驗檢證是否符合。 . (一)外在成因：單位背景具有單位背景工作經驗，尤其是幹部的積極分子，在政治參與上，會表現出較高的熱衷，而容易被居委會動員。事實上，在筆者田調過程中收集到GR社區的積極分子資料，可以發現過去單位工作職位大小，有時確實會影響其工作表現程度與政治報酬，居委會傾向動員並與政治身分較佳的積極分子進行互動，同時過往單位工作的政治表現與政治忠誠越高，也會對居委會工作表現出較高的政治                                                         47. 相關討論見於John P. Bur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Victor C. Falkenheim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 enlarged ed.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James R. Townse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48 Franz Schurmann, op cit.；James R. Townsend, op cit. 49 John P. Burns, op. cit. 50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Victor C. Falkenheim ed., op cit.；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1 相關見解見於桂勇，前引文；耿曙、陳奕伶、陳陸輝，前引文；熊易寒，「社區選舉︰在政治冷漠與高投票率之間」，社會（上海），第 3 期（2008 年），頁 180~227。 C2‐2‐11 .

(13) 熱情 52 。研究者訪談的HQ社區資深樓組長S，談到過去單位的工作經驗。表示自己在埔東機場有限公司，先從廠辦做起，後來擔任團支部書記再到團委書記，後來因為跟主管不合離職 53 。S樓組長如今該社區最為資深的樓組長，對於社區日常事務貢獻甚多。根據上述經驗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單位工作的政治升遷表現，促成了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出現。此外，基層治理組織的「樓組長」與社區「黨支部」分支的設置，不僅是傳統中國社區的「保甲」制度重現，更如同單位「車間」形式的再複製 54。每位樓組長有各自負責的社區住民，分別進行控管。控管「車間」，事實上如同控管「社區」。城市社區的下崗工人，在市場轉型下成為相對弱勢一群，卻在社區找回了夥伴，上至居委會、下至樓組長角色的積極分子，同樣都是過去具有單位工作經驗的「單位人」 55 。單位的網絡因為共享的價值觀與制度環境的複製，重塑彌合，找回認同團體。 56 與其說社區存在著社區網絡的重組，毋寧說是單位網絡的復甦。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與低度參與的積極分子，同時透過行政化力量，構築了網絡，分享了共同的資訊。 . (二)內在因素：政治訓練延續態度過往單位工作經驗，往往必須伴隨著大量政治動員與意識形態宣傳，這種政治學習與政治工作的經驗，使得傳統中國的企業組織與權力模式，呈現一定程度的「政治化」情形 57。政治學習的目的本質，在於統合政治意見、彌平反對聲音、使得內部口徑一致。我們觀察社區選委會會議、黨委會會議的召開，都有這種特徵 58 。復旦大學劉同學對於HQ的選舉過程有很透徹的描述：本區實際上根本沒有候選人見面會，所謂的預選只是對外宣稱，實際上是透過協商產生，前屆居委會委員有一位就於協商過程被「搓掉」。 59                                                         52. 見附錄表一。訪談編號 20090701c。 54 郭聖利，城市社會重構與國家政權建設：建國初期上海國家政權建設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年）。 55 上海政壇對於當年這批下崗工人深入社區情況有個詞彙，叫做「黃菊幹部」，訪談編號 20090701e。 56 按照研究者的田調經驗，這群積極分子或許培養出了共享價值認同與網絡，卻未轉嫁到社區居民身上。 57 Franz Schurmann, op cit.；Andrew G. Walder, op cit. 58 訪談編號 20090711c、20090712c、 20090705c、20090706c。 59 訪談編號 20090704c。 C2‐2‐12 53.

(14) 這種日常協商過程統一口徑的過程，對於積極分子是再熟悉不過，形同一種「政制與黨建的再教育」。這種情況在 LS 社區樓組長私底下都是抱怨連連，但是卻有無可奈何。上海師範大學姚教授對此就認為：樓組長一直以來都是無條件付出的，原本在 03 年不肯讓步，但是「組織決定」壓倒了一切！當黨內原則(服從黨組織)一被強調，就是只有服從「中央」決定，保留自己意見。 60 這種由於共享價值觀的「話語」形塑，過去的「老革命」、「老長征」的政治服從與意識形態圖騰，使得積極分子易於接受黨國安排，在政治不滿的狀況下，仍保持一定程度的政治活絡。進一步而言，高度參與的積極分子的內在動機又是什麼。筆者在田調過程中發現 HQ 社區樓組長 S 願意參與社區活動的原因，是過往單位工作熱情的轉化，他跟研究者在談到對於居委會組織的看法，曾經表示：倪書記(該社區現任黨支部書記)的前任啊，思想活躍，工作創新也是一流的，現在在高升到國企單位了。居委會風氣給他帶起來，整個有榮譽心了，民風又好，才讓我們區得到全國模範。倪書記嘛，工作熱情也是高的，也肯辦實事，工作創新就比較……。選幹部就是如此，松下電器的董事長松下幸之助，你知道他對如何治理公司說過什麼嘛？「選好總經理，發好工資」！其實我很擔心這屆班子，雖然都是民選的，但要深入發展、創新事情不是容易的事。 61 對於 S 樓組長而言，他對居委會關切的是「工作創新」與「經營績效」。國企單位的生產激勵與創收被他轉化為在居委會工作的認同。對於如何處理社區問題，他擔心或關切的，事實上並不是如何落實社區認同、或是處理社區的民眾意見，而是領導幹部如何能夠發揮較佳的工作績效，及良好的治理效能。而顯然的，對他而言服從這個領導班子的主因，不是他是不是「民選出身」，而是主管的「領導能力」，而心生服從意願。這種心態，極為類似一個公司員工在評價他的主管工作能力，所會有的角度。總結上述，在經驗驗證後，既有政治訓練與其他角度相較，較能說明積極分                                                         60 61. 訪談編號 20090712c。訪談編號 20090701c。 C2‐2‐13 . .

(15) 子願意進行政治參與的動機，提供較佳的解釋。積極分子受到過去單位背景的工作情況，而有不同程度的政治參與，這種政治參與的「差序格局」，重塑了基層謹然有序的黨國動員網絡，而在選舉參與過程中發生效用；在內在態度上，受過單位工作的政治訓練，服從黨的意願指揮，雖然部分的被動反抗，卻多數選擇緘默，而仍願意配合，部分積極分子則將過去單位工作的生產激勵與創收要素投入居委會工作，如同將行政工作視為生產指標而戮力執行。. 肆、結論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在透過實證觀察，積極分子出現政治參與的結構因素與內在動機，究竟如何產生。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希望藉此透過結構因素與內在動機的觀察，回頭關照積極分子在中國大陸城市基層治理的功能與定位，在未來是否會出現不同的面貌，就此進行理論的反省。在結論，我們也將進一步檢視這種積極分子的選舉參與情形，對於現存「動員式選舉」的經驗研究對話，探討對於現存觀點是否存在修正的可能性，並與民主轉型契機的可能性進行對話。過往「動員式選舉」理論與經驗研究，顯示，就「比較共產主義」(Comparative Communism)的研究角度，共黨政權下的大規模選舉動員導致的高投票率假象，對於公民的參與心態，帶來了負面的影響，當動員選舉夾帶的政治活動過度頻繁，選民的政治心態不僅日漸消極，更組礙延遲了民主化的進程發展 62。但另一方面，就開發中國家的威權轉型經驗及歷史的三波民主化浪潮觀察，選舉參與的組織學習，及利益誘因的動員過程，卻仍可能內化產生「自願性參與」63。Diamond 進一步指出，「有限選舉」的持續擴張，會逐步「侵蝕」(erode)選民的威權體制服從 64。觀察當前中國城市基層選舉現狀，確實由於逐步的政治參與鬆綁及治理轉化契機，使得選舉參與群體面貌日漸多元，尤其是積極分子的參與結構及意願，與其他群體相較，確實顯著偏高，但在透過初步觀察驗證後，可以發現情況並非如此樂觀。我們可以發現，積極分子受限於結構拘限與參與意願的模式，事實上過度依賴回應舊有黨國網絡的「招喚」，但在選舉參與過程中，卻隨著自我參與的無法深化，及難以轉化到「社區」群體認同，政治熱情不易維持走向衰退。換言之，「有限選舉」的正面制度效應，卻受到舊有黨國動員負面效應的侷限，使得參與群體的結構模式與心態，仍猶待轉圜。在前述幾節的探討過程，吾人可以理解積極分子的政治參與情形，存在著高度參與及低度參與的狀況。在通過理論探討及經驗驗證後，「既有政治訓練」的                                                         62. Marc Morje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3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Joan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4 Larry Diamond, “Limited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presented for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Does Limited Democracy Lead to Democrac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March 5-6, 1999). C2‐2‐14 .

(16) 理論假設，是解釋積極分子政治參與動機的最佳解釋。物質誘因與社會資本皆不足以說明積極分子存在參與程度分歧的狀況，以及何以在政治功效意識(sense or political efficacy)低落的情形，積極分子仍然有意願參與。本研究認為，積極分子過去國企單位工作的經驗，重塑了過去的網絡模式；共享價值與認同因素，強化了內在動機，部分積極分子也因為在工作過程中找回了過去的價值觀，而出現高度政治參與的情況。而積極分子的政治服存在著長久的「延續性」，也非國家動員造成。國家動員代表的行政網絡屬於臨時組織，但積極分子卻是因為有工作意願，才能次次被動員。進一步而論，這種國家在基層對於動員模式的「日常行政化」，反映的基層治理資源投入的稀缺性，使得基層治理機制必須依賴透有舊有網絡嫁接再造，正如前言所示「城市社區民主政治建設」的選舉號召，國家一方面在「找回民主」的同時，也要找回城市基層的「政治建設」。這種「推銷民主」的工作，買單的是基層的國家治理能力，動員性選舉結果卻可能反而削弱民主參與的規範性作用。我們據此展望積極分子在基層治理機制的功能與地位，積極分子雖然能夠憑藉「地方性知識」，扮演居委會日常行政的重要角色，但卻與一般社區居民，普遍存在政治距離。積極分子也並未因為社區意識影響而有政治意願工作，積極分子自有一套網絡與共享價值觀，在國家與社區居民之間，扮演著「代理人」的角色。就國家的角度而言，國家雖透過積極分子深入基層社區強化了治理職能，但積極分子卻妨礙且阻塞了社區意識的傳遞及社會資本的形塑。此種國家職能透過代理人擴張，合法性卻削弱的情形。以權力角度觀之，頗類似杜贊奇所謂的「政權內捲化」情形 65 。頗值吾人對中國城市基層治理機制，有更多的深究。.                                                         65. .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 Rural North China, 199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2‐2‐15 .

(17) 參考書目一、中文王邦佐主編，居委會與社區治理：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組織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年）。王信賢，「將社會帶回？中國大陸中介組織的發展與理論省思：以 W 市商會與行業協會為例」，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2 期（2006 年 6 月），頁 293-326。左志堅，「上海進行建國後最大規模的基層民主試驗」，新浪網，2006 年 7 月 25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5/000410521445.shtml。李凡主編， 2005 中國基層民主發展報告（北京：知識產權出版社，2006 年）。李輝，「社會報酬與社區積極分子——上海市 S 社區樓組長群體的個案研究」，社會（上海），第 1 期（2008 年），頁 97~117。邱崇原，「先發制人：中國大陸後單位體制的社區政權建設」，發表於研究生兩岸關係與大陸研究論文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中山所主辦，2007 年 5 月 26 日）。徐斯儉，「退化極權政體下的『有限改革』」，林佳龍主編，未來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2004 年），頁 173~174。徐勇，「社區選舉強化社區意識」，中國社會報，2004http://www.tecn.cn/data/detail.p hp?id=3470。桂勇，「鄰里政治：城市基層國家的權力操作策略與國家-社會的『黏連』」，社會（上海），第 6 期（2007 年）：102~126。桂勇、黃貴榮、李潔瑾、袁靜，「直選：社會資本還是行政推銷民主？」，城市管理（上海），第 6 期（2003 年），頁 22~25。郭聖利，城市社會重構與國家政權建設：建國初期上海國家政權建設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年）。耿曙、陳奕伶，「中國大陸的社區治理與轉型前景：發展促轉或政權維穩？」，遠景基金會季刊，第 8 期（2007 年 1 月），頁 87~121。耿曙、陳奕伶、陳陸輝，「有限改革的政治意義：中國大陸動員是選參與對其成居居民參與意識的影響」，人文與社會科學集刊，第 20 卷第 4 期（2008 年 12 月），頁 513~552。陳偉東、李雪萍，「社區民主治理的理論假設與案例分析」，朱新民主編，中國大陸基層民主研究（台北：遠景基金會，2004），頁 85~107。陳偉東、姚亮，「選舉行為背後：投機博奕：以武漢市 C 社區居委直接選舉為例」，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第 44 卷第 3 期（2005 年 5 月）， C2‐2‐16 .

(18) 頁 61~66。敬義嘉、劉春榮，「居委會直選與城市基層治理——對 2006 年上海市居委會直接選舉的分析」，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上海），第 1 期（2007 年），頁 132~140。楊敏，「公民參與、群眾參與與社會參與」，社會（上海），第 5 期（2005 年），頁 78-95。劉春榮，「中國城市社區選舉的想像：從功能闡釋到過程分析」，社會（上海），第 1 期（2005 年），頁 119~143。劉春榮，「另類的鄰里動員：關鍵群眾與社區選舉的實踐」，趙汀陽主編，年度學術 2007︰治與亂（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374~398。劉嘉薇，「選舉作為一種動員─上海市居民委員會選舉之探析」。發表於中國大陸基層治理與基層選舉研討會（台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辦，2006 年 12 月 25 日）。熊易寒，「社區選舉︰在政治冷漠與高投票率之間」，社會（上海），第 3 期（2008 年），頁 180~227。 . 二、英文 Burns, John P.,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Chen, Jie,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4). Diamond, Larry, “Limited Ele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presented for Local Elections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Does Limited Democracy Lead to Democrac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March 5-6, 1999).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 Rural North China, 199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alkenheim, Victor C.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 Gerring, Joh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ical Framework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Gilley, Bruce,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Granovetter, Mark,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1, no. 3 (November 1985), pp. 481~510. Howard, Marc Morje,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2‐2‐17 .

(19)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untington, Samuel P., and Joan Nelson,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Lynch, Daniel C.,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in Reformed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athan, Andrew J., and Bruce Gilley,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 (New York, NY: Review Book, 2002). Putnam, Robert D.,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ad, Benjamin L., “Revitalizing the State’s ‘Urban Nerve Tip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3 (September 2000), pp. 806~820. Read, Benjamin L., “State, Social Networks and Citizens in China’s Urban Neighborhoods,” (Ph.D. Dissertation’s thesi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 enlarged ed.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Townsend, James 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Verba, Sidney, Norman H. Nie, and Jae-on Kim,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附錄表一 GR 社區積極分子身分背景資料姓名. 性別. 年齡. 學歷. 政治面貌. 個人簡介. 周先生男. 68. 國中. 黨員. 第一黨支部書記，選委會委員，常任代表，樓組長，企業所有人代表. 謝女士女. 69. 國中. 群眾. 居民代表，樓組長，選委會委員，企業所有人代表，區級五好家庭. 陳先生男. 72. 國中. 黨員. 樓組長，選委會委員，2005 年度“黨員積極分子＂，2006 年度街道“優秀黨員＂，區級五好家庭，退休前為某廠生產副理 C2‐2‐18 . .

(20) 應先生男. 74. 國中. 黨員. 黨小組長，曾任樓組長，退休前為某廠課長，2005 年度“黨員積極分子＂，黨員先進性教育領導班子成員，區級五好家庭，《閘北報》曾報道其事跡. 劉先生男. 64. 大專. 黨員. 退休前為某廠人事課長，第四支部委員，負責宣傳畫廊、臨時樓組長，被評為 2005 年度“黨員積極分子＂. 卞女士女. 70. 國中. 黨員. 樓組長，居民代表，社區建設領導小組組員. 汪先生男. 67. 大學. 黨員. 樓組長，黨員先進性教育領導班子成員，黨小組長. 陶先生男. 65. 高小. 黨員. 黨小組長，曾任樓組長，黨員先進性教育領導班子成員，居民代表. 張先生男. 60. 高中. 黨員. 黨小組長，樓組長，黨員先進性教育領導班子成員，常任代表. 夏先生男. 68. 中專. 黨員. 黨小組長，樓組長，黨員先進性教育領導班子成員. 儲女士女. 69. 文盲. 群眾. 樓組長，社區戲劇班（現已解散）負責人. 殷女士女. 67. 中專. 黨員. 常任代表，黨小組長，居民代表，樓組長. 張小姐女. 59. 國中. 群眾. 樓組長，區級五好家庭.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蒐集。 . . C2‐2‐19 .

(21) Bring The Party-state Network Back In? The Activists of Participation’s Structural Factors and Motivation Analysis in Urban China Yi-Nung Tsai Master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acing th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responds with a series of limited political reform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legitimacy and capacity of the regime. In urban areas, it was based on community self-governance and therefore, direct elections have been initiated the Residence Committee. These elections have been institutionalized, and the predominant “mobilizational participation” is consolidated by party-state. Many literatures find the informal community groups “The Activists” are these gross-roots elections’ foundation. In contrast, most scholars would not offer a better explanatory strategy to analyze why “The Activists” be mobiliz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after studying the 2009 local-level elections in Shanghai city, points to a different direction. By structural comparison and internal analysis, we examine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approach”, “social capital approach”, and “party-state political practices approach” separately. We find that political practices approach provide a sophisticated analysis for The Activists motivation. The party-state political practices build a quasi-work units networks and by mobilizational participated shape a passing parade of symbols. The Activists to play the role of an agent of state, it represents Duara’s “state involu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refore the unintended change should be considered of local governance study in urban china.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local governance、Chinese politics、elections、 residence committee. C2‐2‐20 .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