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失控錯置的擬相」：李昂《自傳 小說》中的記憶與救贖 邱彥彬 前言 在已經與日據時代的左翼傳統幾乎完全斷絕聯繫的現在，以謝雪紅為主體的 《自傳 小說》可看成台灣近十幾年來整個左派歷史救贖工程中的一個成果。在 當年日本殖民政府與後來的國民黨政權等右翼勢力的壓制下，台共逐漸變成被遺 忘的存在，埋沒在歷史的瓦礫堆裡，苦苦等待史家的救援。在對台灣的左翼歷史 所伸出的援手中，陳芳明無疑是一位先行者，成果也最為豐碩。《謝雪紅評傳》 在喚醒大眾對台共記憶的歷史考掘工作上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此書除了以謝雪 紅為圓心、勾畫出一部鉅細靡遺、翔實可靠的台灣共產黨史之外，作者於再版序 中也驚訝地自陳，這本評傳的出版在台灣的學界與文藝圈也引起了紛起效尤的 「連鎖反應」（2000，頁 32.2），在無形中號召了眾人以不同的切入點與表現形 式，聯手讓謝雪紅這位長期被埋葬在記憶底層的台共創黨元老慢慢浮出歷史地 表。 李昂正是這一批歷史救援團的成員之一。在《北港香爐人人插》與《自傳 小 說》的自序中，李昂提到在解嚴之後台灣「日益開放」的政治「時局」中，《謝 雪紅評傳》的出版讓她有久旱逢甘霖的振奮，因而萌生寫一本以謝雪紅為中心的 「政治小說」的念頭（李昂 1997，頁 43；1999b，頁 7）。本文認為，在目的的 層次上，李昂的《自傳 小說》與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殊無二致，都是為了 抗拒台灣對左翼份子的計畫性遺忘，以追憶謝雪紅一生的歷史書寫形式，企圖將 她以及台灣左翼從歷史廢墟中拯救出來。因此，《自傳 小說》不僅是一本小說， 同時也是一種歷史書寫。在接受李瑞騰的訪談中，李昂提到當她在處理小說與台 灣社會歷史的對應關係時，有「由大而小」與「由小而大」兩種不同的作法，譬 如說「《迷園》是將男女主角放在一個很大的時代和長遠的家族國家歷史來探 討」，相反地，《自傳 小說》則是「企圖把一大時代回歸到一個女人的身上來寫」 （頁 74-5）。換句話說，《迷園》比較接近寫實主義的傳統，一反《花季》中的存 在主義思維，把「很大的時代」抽象化成一股「至高無上的」統御人心的力量（〈長 跑者〉，頁 122）以及「一種被注定的必須」（〈海之旅〉，頁 96），《迷園》直接 把小說角色置放在實際的「家族國家歷史」─明末移民史、日本殖民史、白色恐 怖史、以及地價狂飆史等歷史框架之中。到了《自傳 小說》，李昂則是把這種寫 實的技法顛倒過來，企圖透過「由小而大」的作法把實際的台灣左翼歷史濃縮到 謝雪紅身上。也就是說，謝雪紅的歷史就是台灣的共黨史，李昂在書寫謝雪紅、 救贖她的一生的同時，也向陳芳明一樣，書寫了一部台共史。 但作為陳芳明的尾隨者，李昂的創作態度並不在於窮究史實，她的意圖也不 在於考掘更多謝雪紅真實但不為人知的一面來彌補《謝雪紅評傳》的不足。李昂 在《漂流之旅》裡，用曾經透過《茨木》這齣歌舞伎來更進一步解釋《自傳 小
說》與《謝雪紅評傳》之間的關係。在《茨木》一劇中，被武士砍斷一隻手臂的 魔怪偽裝成武士的姑媽，「遮遮掩掩那空蕩蕩的袖子」前來城堡，為的是在一個 月的期限內騙回他的斷臂。魔怪的誇異造型是李昂的最愛，但她知道「這神怪的 魔怪，需要肅穆的武士，甚至那平常的姑媽，才能將整個舞台上的玄幻、奇觀， 像魔術般的真實幻覺，推向極致。一切俱可能，一切也難以預測」，正因如此， 她「在歷史學家建構的謝雪紅的一生中，看到她虛構的人生」（97-100）。陳芳明 筆下的謝雪紅是絕對屬於公領域的，有時像是姑媽般的「台灣人媽媽」，有時像 是武士一般在政治鬥爭中奮戰卻不失格、也「落土不凋的雨夜花」，這樣的形象 與李昂筆下隸屬私領域的、情慾橫流、魔怪般的謝雪紅並陳的結果，一莊嚴溫柔， 一春情無邊，讓謝雪紅的圖像變的更形詭異，創造出極具戲劇性的奇幻效果（也 許也同時是爭議的開端）。同時，對李昂而言，陳芳明建構的謝雪紅有如那「遮 遮掩掩」地拖著「空蕩蕩的袖子」的姑媽，掩飾、甚至壓抑了謝雪紅的魔怪性格。 而李昂就像一般可以從空盪的袖子就可洞悉姑媽的真實身份的觀眾一樣，她也從 《謝雪紅評傳》文本脈絡的的空白飄拂處看到了謝雪紅妖魔的一面，不過這一面 絕對非屬在公領域中可供認證的史實，而是像李昂所強調的，這是謝雪紅「虛構 的人生」。因此，李昂是用刻意虛構而非正統歷史書寫的方式，以性別議題為主 要的著眼點，目的把謝雪紅的女性心性從右翼的男性觀點的壓抑與遺忘下、從「空 蕩蕩」的歷史空白中召喚出來。在本文的第一節中，我將簡述台共遭致執政當局 彈壓以及被主流的右翼歷史遺忘的原因。這與左右派在日據時期因採取的不同抗 爭策略而導致不同的下場有關。右派是以經濟的交換理性為戰略思考的基點，強 調體制內、妥協性的改良主義以保存抗爭資本，所以較為當局所容忍，而左派則 是以體制外革命為目標，難免遭到當局的大力彈壓而產生抗爭資本虛耗的現象， 而這樣的敗家現象當然也是後來台共遭到篤信經濟理性的右翼史家貶抑、或者遺 忘的主要原因。有人製造遺忘，當然就有人負責追憶。本文的第二節，我用班雅 民（Walter Benjamin）的非自主性記憶（involuntary memory）理論，來解釋李昂 為何用虛構的方式來追憶、救贖謝雪紅被歷史壓抑的女性心性。挪用李昂的話來 說，唯有通過「失控錯置」的記憶，「假造」一個彷若「不曾真正存在」的虛構 「擬相」，才能確實召喚出被右翼歷史棄置的謝雪紅，既然任何在歷史上被壓抑 的主體都是「不曾真正存在的」，虛擬的歷史圖像當然遠比所唯的「史實」更為 接近遭到壓抑的層次。在本文的第三節，我將探討李昂用非自主性記憶所「假造」 的謝雪紅「擬相」到底呈現出什麼樣的女性心性。因為李昂是以「由小而大」的 方式來寫《自傳 小說》，難怪她所呈現的謝雪紅的女性心性遙遙呼應她在實際政 治中所採取的立場─一種左傾化的交換理性與虛耗抗爭資本的結合。這樣的政治 立場折射到謝雪紅「擬相」的結果，我們看到了謝雪紅基於左傾化的交換理性， 從右翼男性的手上奪回了女性身體的使用權，恣意用自己的身體與性來交換知識 與權力。但在另一方面，她也基於更深層、更激進的虛耗原則，將性資本作無回 饋的投資，完全耽溺在女性身體的爽樂之中，並從此完全與右翼充滿男性沙文主 義色彩的交換理性分道揚鑣。至此，透過虛構的「擬相」，李昂成功地把謝雪紅
的女性心性從右翼男性的壓抑與遺忘中救贖了出來。 一、交換理性與資本虛耗：右派的改良運動與左派的革命運動 1935 年 4 月 21 日清晨，爆發了台灣迄至當時規模最大的「屯仔腳」大地震， 重創當時的新竹州南部與台中州北部，造成三千多人死亡、一萬多人受傷、六萬 多棟房舍倒塌的慘劇。根據《昭和十年台灣震災誌》的記載，總督府對震災的反 應十分火速，當下立刻動員兩州轄下的警察、公醫、消防組、衛生課員、壯丁團 等前往災區救援善後，事後並對「各種貧困罹災者」擬定救濟對策，當時日本殖 民政府當局對「天災反應的迅速」、「救災效率之高」與「行政能力之一致」由此 可見一斑（黃俊傑、古偉瀛，頁 84-5）。 事實上，在有條不紊的救災效率與行政調度背後，潛藏著總督府對這場地震 的惶惑不安。地震當夜，位於新竹州山區的大湖郡就立即派遣三十九位警察進駐 警戒，次日清晨，在郡守尚未請求救援的情況下，台灣軍令部就自動自發調派台 北第一聯隊十六名軍人前往大湖地區。根據森宣雄與吳瑞雲的研究，總督府之所 以會特別關照這塊位於新竹州東南部的山區，原因在於從 1932 年台共煽動的「大 湖事件」以來，大湖就一直被視為民情不穩的地區（146-47）。1932 年 3 月，日 本特高警察部門接獲大湖警察的密報，得知農民組合大湖支部與竹東支部受到台 共「赤色救援會」的支使，正在進行秘密集訓，準備在林華梅與劉雙鼎的帶領之 下，糾集已經加入台共的農組成員號召農民起義，甚至打算引進中共軍隊聯合抗 日，因此於 4 月 12 號發動一次大逮捕，結束了一場未曾開始的叛變（盧修一， 頁 135-37）。於「屯仔腳」大地震發生之際，「大湖事件」的審判尚未終了，因此 台灣軍部與警察十分擔心又有「『無知蒙昧』」的群眾受到台共餘孽的蠱惑，趁人 心惶惶之際再度揭竿而起（森宣雄、吳瑞雲，頁 147）。因此，軍警在地震發生 之後隨即發動的甲級動員，除了投入大湖的救災之外，也是為了防患於未然，深 怕台共這顆毒瘤在歷經 1931 年的大檢舉之後，藉著震災之助再度孳生蔓延，掣 肘日本軍部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為了併吞中國、稱霸東亞所採取的侵略行動。 對日本殖民政府而言，台灣共產黨似乎與 1935 年的大地震有著同等駭人的 摧毀力，不同之處只在於震災無從預防，但紅災卻可事先杜絕。在 20 年代台灣 風起雲湧、左右路線競爭並進的抗日行動中，1928 年於上海成立的台共一直是 總督府進行武力彈壓的主要標的。不管對日共或台共，日本當局鎮壓紅潮的意志 一貫堅定。1922 年日共建黨。大約在 1923 年左右，日本內地的共產主義思想開 始有「顯著的露頭」（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 66）。1927 年的昭和大恐慌，更使 日本國內的工農無產階級運動在金融恐慌之下滋生茁壯。面對來勢洶洶的左翼與 共產運動、日本軍閥與財閥一唱一和，進行大規模的鎮壓（楊碧川，頁 176）。 1928 年，田中內閣發動 315 大檢舉，將數千名的社會主義者逮捕到案，並隨即 解散勞農黨；1929 年，當局再度發動 416 大檢舉，重創重建中的日本共產黨。 對於台共與其外圍組織，日本當局當然一樣毫不手軟。在台共建黨大會前後一個 月，日警分別在上海的共同租界與法租界逮捕了包含謝雪紅在內的台共建黨黨
員，以及與台共、中共保持密切聯繫的上海讀書會成員。而從 1926 年開始受到 日本勞農黨影響而「積極『左轉』」（楊碧川，頁 152；簡炯仁，頁 43-4）、日後 在謝雪紅的「積極介入」之下逐漸變成台共「外圍組織」（陳芳明 2000，頁 76） 的台灣農民組合，也在 1929 年的 212 大檢舉中遭到彈壓。最後，日本當局於 1931 年對台共再使出致命的一擊，從 3 月開始，日本特高組織便採用「『芋蔓式』」的 辦法進行全島逮捕共黨的行動（楊克煌 1999，頁 191）。之後，因為黨的領袖、 幹部與黨員紛紛繫獄，「台共中央機關可以說已遭破壞殆盡」（盧修一，頁 127）。 台灣共產運動在當局絕不手軟的彈壓之下，可說是曇花一現。台共成立不過 三年的光陰，就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相形之下，20 年代以林獻堂與文化協會成 員為首的右派民族自治運動，從 1921 年開始歷時十四年、總計十五次的台灣議 會設置請願運動就顯得長命許多。這當然和當局採取較為柔和的壓制策略有關。 除了在 1923 年第三次請願運動的籌備時間，因「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結社 而引發陷台灣於「恐怖狀態」的「治警事件」之外（葉榮鐘，頁 40），警務當局 並未對文協派的請願成員進行全島性的大檢舉。縱使總督府認定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有冀求台灣獨立的傾向（周婉窈，頁 168），但依舊還是以較柔性的方法來對 付請願者。根據總督府在請願運動之初所設定的取締方針，當局即建議一般官廳 職員須以最「慎重」的態度來應付、壓制請願者，萬萬不得在「態度」與「言說」 上有「雅劣的措施」，以免「被他們的運動所利用，或對他們供作攻訐抨擊的資 料」（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 312）。雖然治安當局常常逾越取締方針設定的範 圍，對文協成員與請願者多加「侵擾」（周婉窈，頁 78-9），諸如吊銷請願書簽署 人的專賣執照、用違警例拘留簽署人、或發動官方報紙「歪曲與謾罵」請願運動 等等（吳三連、蔡培火，頁 166-74）。但這些作法當然不像日後當局對共黨份子 進行的大檢舉那樣帶有毀滅性。在「治警事件」前，隨著請願運動聲勢的高漲， 雖然讓當局警覺到早期的「懷柔方針」已不足取，進而改採「彈壓方針」，但是 嚴格的取締也僅是針對「急進的過激份子」，對「未必然者」依舊「採取善導的 方針」（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 313-14）。 日本殖民當局之所以會對左右派的抗爭行動採取不同的彈壓措施，原因當然 很多。最顯而易見的原因自然是左右兩派之間在抗爭手段與目標上的差異。簡而 言之，20 年代右翼的抗爭運動進行的是體制內的請願，原則上依舊承認日本的 殖民統治，而左翼的反抗運動則是以體制外的手段，企圖透過階級運動謀求台灣 民族的獨立。請願運動的立論基礎在於自治主義，請願成員乃根據日本憲法第三 十條（吳三連、蔡培火，頁 250），藉由向帝國議會進行的合法請願，冀求當局 尊重台灣的特殊性，「依立憲政治的原理，在台灣設立符合台灣民情的特別制 度」，使「總督變成單純的行政官員，將（六三法授與總督的）特別立法權交給 議會」（周婉窈，頁 37，52）。而台灣議會的設置，意不在取代日本帝國議會， 而是在考量到內地與殖民地的差異的前提下，「將實際上帝國議會所不能代辦之 有關台灣特殊事情之立法部分屬於台灣議會」（吳三連、蔡培火，頁 113）。相對 於文協派的請願成員只「針對政治情況做部分改善」所進行的「改良運動」，左
翼的共黨運動則是猛力抨擊「殖民地中經濟上的剝削關係」，企圖用「激進的、 革命性的」反抗手段來「改造」「階級結構中最基本的部分」（林書揚，頁 79）， 達成全面性的殖民地解放。如台共 1928 的政治大綱所言，台共的「獨立運動」 目的在「推翻日本帝國主義」，「動搖全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構造」（王曉波編， 頁 234）。日本殖民當局對文協的請願運動的彈壓從一開始就極為克制，應該與 請願成員基本上還是尊重日本憲法與承認日本殖民統治的溫和態度有關。相對而 言，當局會對台共的趕盡殺絕，絲毫不願見其有任何的喘息空間，大部分的原因 應該在於台共的手段與目的都意在撼搖、拔除日本殖民政府的根基。這也許是為 何在軍警當局一見識到「屯仔腳」大地震的摧毀力道時，就立即想起台共的潛在 原因。 雖然左右派的目標都在反對總督府的專斷統治，但基於路線上的差異，20 年代的反對運動呈現了左右分裂的局面，兩派之間也難免就手段與目的上的差異 而齟齬不斷。有鑑於到 1915 年「西來庵事件」為止，台灣義民輪番的武裝抗日 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慘烈，林獻堂體認到無法與殘暴的「日本政治力量」硬碰 硬，只能採取「溫和的路線」與日本當局周旋（吳三連、蔡培火，頁 5）。林獻 堂的理性估量，是文協日後採取合法請願途徑的成因之一，也是他後來在 1927 年文協全面左傾之後，斷然離開文協、「不屑和左派人士合作」的主要因素（葉 榮鐘，頁 46）。但在左派人士眼中，這種理性估量實同跪地求饒。當左翼與共產 思想逐漸在台灣與東京生根茁壯之際，左派人士也開始對林獻堂這種與敵人妥協 的路線有所猜疑。在 1928 年第九次的請願運動中，請願代表便受到了台灣青年 會社會科學研究部左傾學生的抨擊，認為上京請願無異是向日本「哀願叩頭」， 並且「企獲得帝國主義的信任」（連溫卿引，頁 104）。連溫卿更認為整個請願運 動是文協地主們的陽謀，請願人士口中的台灣特殊性或「特別事情」，指的根本 就是這些仕紳地主的「特別利益」，而所謂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只不過是為了確保 「土著資產階級之利益」不受殖民當局剝削，並非為了非謀求「大眾之利益」 （84）。這樣的左派觀點也獲得台共的認同。1928 年台共政治大綱就明確指出， 在「台灣資產階級」進行「政治性結合」的過程中，「很容易地被資本主義所同 化」，雖然「台灣資產階級尚存有民族革命傾向」，但因為與殖民當局依舊藕斷絲 連，「其革命性行為」因此「極為有限」（王曉波編，頁 229）。 姑且不論左派與台共對文協被資本主義同化的猜疑是否公允，就路線本身的 精神而言，右派的妥協策略的確是符合了代表主流價值的經濟理性─也就是交換 法則。照這樣的法則，投入市場的資本不能虛耗，一定要有成功的交換讓資本回 流來填補原先資本的空缺，如此才能進行資本的永續累積與更進一步的交換。文 協派的溫和策略正是發想於這樣的交換法則。對林獻堂而言，在日本當局及其高 壓的統治下，類似「西來庵事件」的武裝起義並不符合交換理性。從結果來看， 余清芳等義民的犧牲並沒有得到恰當的回饋，整個事件無異於虛擲抗爭資本。文 協的溫和策略目的就是要避免這種不符交換法則、沒有經濟效益的武裝抗爭所帶 來的資本虛耗。文協充滿妥協色彩的體制內抗爭就是希望在交換原則之下，不惜
壓低售價，採取承認高壓殖民體制的低姿態來與日本當局進行類似討價還價、而 非以卵擊石的過程，以便換得喘息的空間，趁隙宣揚台灣議會的自治理念，稍事 彌補之前因妥協而提高成本之後所造成的資本虧損，繼續在台灣議會未能設置之 前進行有效的資本續存。所以我們可以說，林獻堂的理性估量其實就是一種經濟 的估算，文協一以貫之的體制內抗爭，也可以視為在主流的交換法則之下進行的 合理投資。雖然經過縝密的估算，台灣議會最終還是無從設立，不過文協的妥協 策略雖然沒有成功，但總督府的獨佔資本也沒有讓它的小本生意完全血本無歸。 至少在沒有遭到日警的強力彈壓的情況之下，請願運動依舊在保有足夠抗爭資本 的情況下進行了十四年之久，以致期間能成功地向台灣民眾宣揚了自治主義的理 念，所以投資下去的抗爭資本並不算完全的虛耗。 相對而言，台共的體制外革命在日警的強勢作為下就顯得相當不經濟。由於 不滿「台灣資產階級」以抗爭之名行利益交換之實，台共堅持不向殘暴的殖民者 叩頭的革命路線，因此走上了背離主流交換法則的道路。硬碰硬、拒絕與日方有 任何交易行為的結果，只有引來日警的毀滅性彈壓，最後造成抗爭資本的浪擲。 台共對資本的非理性虛耗不僅發生在與總督府的零合戰中，在黨內部冤冤相報的 整肅中也可看到。為了懲處在上海讀書會事件中從台灣叛逃到大陸避難的蔡孝 乾、洪朝宗、謝玉葉、潘欽信等四人，謝雪紅在 1928 年台共第一次台共中央會 議上，達成開除四人黨籍的決議（陳芳明 2000，頁 118-19）。1931 年台共的第二 次臨時大會上，翁澤生為了他的太太謝玉葉被開除黨籍一事挾怨報復，遙控在台 灣的上大派台共批鬥謝雪紅的「關門主義」，進而開除她的黨籍（陳芳明 1998， 頁 114-16）。台共的抗爭資本，也就在這不斷的開除黨員的情況下沒有回饋地消 耗下去。雖然在上大派開除謝雪紅之後，台共依循第三國際以急進的階級鬥爭取 代聯合陣線的策略，把過去的「『關門機會主義』轉變為「『開門急進主義』」，創 造了黨的「『黃金時代』」，不僅激進工農運動的急速發展，黨員數目也快數增加 （盧修一，頁 126, 149），不過這種看似抗爭資本急速膨脹畢竟只是曇花一現的 榮景。在拒絕服膺交換法則、執意進行體制外革命的情況下，靠著開門主義累積 到的資本，也在日警更迅速、也更強力的彈壓下，瞬間在 1931 的大檢舉裡化為 烏有。誠如盧修一所言，開門急進主義「加速了台共的毀滅」（151）。相互對照 之下，在當時台灣右翼路線的分裂狀況就顯示出右派份子基於對交換法則的信 仰，遠比左派份子更注重抗爭資本的積存。在 1927 年文協左右分裂後，出走的 右派文協成員另組民眾黨，試圖保持右翼的抗爭能量，面對民眾黨在蔣渭水的領 導下日漸左傾，林獻堂等人再度出走以避免受到民眾黨的拖連，於 1930 年另創 台灣自治聯盟（吳三連、蔡培火，頁 423-24），繼續推動合法的請願運動與日方 喊價周旋。 由此觀之，溫和的文協右翼份子完全服膺交換理性，思索如何才能打開交易 的通路，讓投入抗爭市場的資本能夠有效回流，藉以續存戰力，繼續與日本殖民 當局進行抗爭。而拒絕與日方交易、堅持體制外的革命路線以致於不斷虛耗資本 則是台共的註冊商標。不過，這樣的區分其實失之粗糙。主要是在台共的陣營裡，
謝雪紅的戰略思考一直有揉合交換法則與虛耗法則的傾向。為了「擴大共產黨的 舞台」（王曉波編，頁 236）並累積抗爭資本，謝雪紅提出聯合戰線的主張─結 合包括「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等各個被日本壓迫的階級一起團結反抗殖民 統治（陳芳明 1998，頁 233-34）。不過聯合戰線並不是大雜燴，每個階級都可以 在這條戰線上依自己的路線各行其是，而是要像 1928 台共政治大綱統所指示的 一樣，設法根除他們的「幼稚病」（王曉波編，頁 237），讓他們統一地去小資產 階級化、左傾化、與共黨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謝雪紅慣於採取「漸進主義」 的策略，利用「滲透的手法，使其他團體左傾化」，農組與文協的「轉向」便是 她努力的成果（陳芳明 2000，頁 159）。到 1928 年 6 月底，她已成功地「伸手到 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去，窺伺掌握指導權的機會」（沿革誌第二編中卷，頁 425） 除了可以「擴大共產黨的舞台」外，鞏固台共的根基也是聯合戰線的另一個目的。 有了完全左傾的文協與農組這兩個合法團體存在，台共的非法活動就可以在它們 的掩護下進行，沒有必要讓黨站到第一線去變成吸引日警砲火的標的。謝雪紅這 種以合法掩護非法、無共黨之名而行共黨之實的聯合戰線思考，與右翼的舊文協 的妥協策略實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兩種策略都有選擇體制內抗爭的傾向，都是基 於交換理性，企圖透過掩飾或退讓來換取喘息的機會，並趁機宣揚理念或發展抗 爭運動，讓抗爭資本不至於在硬碰硬的零合遊戲中一次就消耗殆盡。不過謝雪紅 的交換理性的思考是絕對左傾的，因為聯合戰線的策略是用來搞革命，而不是方 便來跟日本當局討價還價。身為台共，她必然要堅持戰線成員的全面左傾化與遊 走在體制邊緣的強硬抗爭，因此交換理性的戰略思考也必然會遭致高壓檢肅而逆 轉為非理性虛耗。在她成功的滲透之下，原本的合法團體不免沾染上強烈的共黨 色彩，其硬碰硬的運動當然也引來恐共日警的強力彈壓，完全失去作為台共掩護 體的作用。1929 年當局對農組發動的 212 大檢舉便是很明顯的例子。 因此我們可以說，身為台共，謝雪紅的聯合戰線策略本身包含了一個從交換 理性的層次進入非理性虛耗的必然逆轉，或者說，就抗爭策略的思考而言，謝雪 紅長於做體制內的理性估量，但態度是堅持體制外的非理性的衝撞。這兩種策略 思考也體現在二二八事件當時她與國民黨政府的對抗上。1947 年 3 月 2 日，謝 雪紅開始率領群眾奪取軍警的武器，準備武裝起義，隔日就在台中成立了「作戰 本部」，指揮武裝青年攻陷國民黨軍隊集結的第三機場倉庫。3 月 5 日，地方仕 紳出面組織「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雖然也以「以武裝力量為背景，澈底 爭取民主自治」為委員會方針（林木順，頁 69），但當時的國民參政員林獻堂依 然一秉對日抗爭時的經濟估量，反對非理性地濫用抗爭資本。他擔心謝雪紅領導 的「武力鬥爭將糜爛地方」，遂建議吳振武組織「治安本部」，「『搶來一部份武力， 以免被謝雪紅全部抓去惡用』」（陳翠蓮，頁 183；林木順，頁 70）。從此，謝雪 紅與處委會分道揚鑣，於 6 日組成「二七部隊」，決意貫徹武裝革命的手段來「奪 取政權」，反對鍾逸人只想用武裝部隊當成「政治資本……在承認國民黨政權之 前提下去交涉」（葉芸芸，頁 36，古瑞雲語）。但當 13 日國軍整編的第二十一師 開入台中進行武力整肅之後，理性估量開始抬頭。二七部隊先是退防埔里，最後
在不敵國軍武力的情況下，決定將部隊化整為零，而謝雪紅與楊克煌也在省工委 的指示之下離開部隊，「以保持組織的力量」（古瑞雲，頁 75），避免過度浪擲抗 爭資本。 儘管在與日本殖民當局或國民黨政府的對抗時，謝雪紅在戰略思考上並未捨 棄理性的經濟交換原則，但身為一位立志要以革命的手段顛覆暴虐政府的台共， 她還是不免成為當局暴力整肅的目標，反抗的結果只成就了抗爭資本的虛耗。事 實上，除了政治上的壓迫之外，包含謝雪紅在內的台灣左派也遭受了歷史的遺忘 或鄙視，而這種普遍性的遺忘，也與台共拒絕服膺交換法則而造成抗爭資本的虛 耗有關。誠如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的自序中所言，縱使在「後戒嚴、後冷戰」 的年代，「台灣左翼史的討論風氣並沒有長足展開」，原因之一在於台灣的學界普 遍認為「社會主義既然是失敗的，左翼政治運動也是失敗的」，有關左翼的討論 自然「不值得重視」（2000，頁 32.5）。如文前所言，台灣左翼運動的「失敗」來 自台共不遵守理性的經濟交換法則，最後一無所獲，白白浪擲抗爭資本。假如失 敗的左翼運動導致台灣左翼史不受重視的話，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學界是以右翼 的經濟交換法則來衡量哪些「值得」寫而哪些「不值得」寫。在〈左翼史觀的追 求與塑造〉中，陳芳明就說，不管是在日本殖民時期或戰後國民黨的戒嚴統治階 段， 統治者的極右立場對台灣史研究有過巨大的影響。為了鞏固權力基礎， 他們偏重於資本主義對台灣社會的改造，藉此將其統治意志灌輸於歷史 解釋之中。依照這種推理，唯一對台灣有貢獻的，就只剩下與統治者合 作的資本家。（2000，頁 18） 根據右翼的經濟交換法則，台共的體制外革命只有徒增資本的虛耗，在無法交換 到任何實質回饋的情況下，台共的所作所為與右翼的體制內妥協相較之下，無異 是敗家的行為。既然台共對台灣無所「貢獻」，當然也就「不值得重視」。在右翼 高張交換理性的情況下，台共的歷史遭到了刻意的遺忘，有關謝雪紅的一切當然 也無法見諸於主流的歷史書寫中。陳芳明寫《謝雪紅評傳》，目的之一便在於「突 破台灣學界的偏頗心態」（2000，頁 32.6），拯救遭到右翼史觀刻意壓抑、遺忘的 歷史。 二、「記憶失控錯置的擬相」 李昂以謝雪紅為主體的《自傳 小說》也可以做類似的定位。在本文的前言 中就已提及，《自傳 小說》可以讀成一種歷史書寫，因為李昂「由小而大」的寫 作手法意在將台灣的左翼歷史寓託在她所書寫的謝雪紅一生當中。李昂之所以要 將謝雪紅的一生與台灣的左翼歷史共一爐而冶之，原因就在於它們都是屬於一段 被遺忘、遭到毀屍滅跡的過往。為了追尋謝雪紅曾經踏過的足跡，李昂特地前往 日本、俄羅斯與中國進行她的尋訪之旅。當她站在東京高砂寮前面，李昂不禁回 想起台灣「一幢幢被拆毀的古蹟」，「那一堆堆瓦礫廢墟」讓她悲從中來，瞭解到 「島嶼被迫失去遺跡，無從建構記憶，自然也沒有歷史」（2000，48）。在《自傳 小說》中也不時出現李昂對歷史建構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思。當小說
中的小孩子聽到三伯父講述他曾於「康德三年」到過「奉天」時，他們還懷疑三 伯父吹牛，因為他們從來沒聽過「康德」這等年號，後來才知道這個年號「確實 存有，年號『康德』的滿州國，在中國歷史上被稱做『偽』滿，不符合『中國五 千年悠久歷史』的編纂，在中、小學教科書被簡略或根本刪除。我們因而從來不 曾背誦『康德』這樣的年號，在記憶中也從缺」（129）。在處處製造遺忘的主流 歷史書寫裡，唯一有資格「保留事蹟與記憶的」，也只有「『偉人』」而已（李昂 2000，頁 83）。老台共謝雪紅當然不是個所謂的「偉人」，而是一個在台灣右翼 的歷史書寫裡「被迫失去」的「遺跡」、另外一個遭到「刪除」的「康德」年號。 李昂在《自傳 小說》中寫道，縱使謝雪紅的名字常常在街談巷議中出現，她的 存在意義也僅僅是除了虎姑婆、警察與狼之外，大人想嚇唬小孩子時最好用、也 最常用的「重要詞彙」而已（25），雖然小孩子常常因謝雪紅這三個字而受到驚 嚇，他們卻「全然無從得知『謝雪紅』是什麼」（254）。在《自傳 小說》的一開 始，三伯父的死帶給敘述者的一大衝擊是，她再也沒有「機會」滿足她對謝雪紅 的好奇，無法「趁著這個年節回鄉間問詢有關謝雪紅的種種」了（18）。因此，《自 傳 小說》可說是李昂想要知道謝雪紅是什麼、想把她從造成歷史失憶的「瓦礫 廢墟」中拯救出來的一項嘗試。 不過，既然坊間已經有了楊克煌筆錄的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古瑞雲 的《台中的風雷》等第一手資料，也有迄今最翔實的《謝雪紅評傳》，謝雪紅彷 彿已不再被摒棄在歷史記憶之外，為何李昂還要費力拯救謝雪紅於「瓦礫廢墟」 中呢？其實，歷史圖像的形塑是永不止息的，因為任何形式的歷史書寫都必然受 限於書寫者的眼界、立場、與書寫方式等等而無從自稱完整。《自傳 小說》這本 加入書寫謝雪紅行列的生力軍，目的便在於用一種有別以往的切入點以及不同的 歷史書寫方式來形構謝雪紅的圖像，一面將她從持右翼觀點（主要是經濟交換理 性）的歷史書寫中拯救出來，也順便與其它有關謝雪紅的歷史文本展開對話或補 充。在自序裡，李昂說她寫這本「政治小說」的動機，來自於她讀完《謝雪紅評 傳》之後感覺到的那種「不能自已的被吸引」（7）。吸引她的自然除了陳芳明的 鉅著之外，還有他筆下的謝雪紅。就如同《自傳 小說》中的敘述者小時候對謝 雪紅的全然無知誘使她想去知道謝的「種種」一般，縱使幾乎無從挑剔，陳芳明 筆下的謝雪紅也許還留有某些論述上的縫隙，「吸引」她用有別於陳芳明的正規 書寫方式來做歷史補白的工作。 像謝雪紅這種進步女性兼台共黨員，究竟在當時的男性沙文社會中受到了什 麼樣的待遇、而她又是如何採取批判性的因應？─這樣的性別問題也許就是陳芳 明的鉅著所遺留下來的空白，而李昂就是為了要思索這個問題而寫下了《自傳 小 說》。在《謝雪紅評傳》的大半篇幅裡，讀者看到的是謝雪紅一輩子如何在高壓 的政治環境與險惡的黨派鬥爭中堅持自我、奮力求生的痛苦歷程。但如果我們就 此認為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中只著墨於政治問題，而完全沒有觸及謝雪紅的 性別問題，那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說，在書的一開始，陳芳明就批判張深切在他 的自傳《里程碑》中對蔡阿信與謝雪紅所做的比較。1924 年 6 月 17，上海台灣
自治會的成員在上海務本英文專門學校舉辦反對日本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會議上 謝雪紅發表了她生平的第一次「『演說』」：「要台灣人得到幸福，台灣婦女也要參 加─好比大石須要小石墊靠一般」（謝雪紅，頁 150）。回憶起這段經過，張深切 說道，在日據時期「台灣參加政治運動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祖 國只有謝阿女，兩人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所以特別博人激賞」，不過「蔡氏阿 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醫學士，謝阿女是小學程度出走的姨太太，兩相比較，頗有 雲泥之別」（249）。陳芳明就認為張深切「以教育程度的高低，來判斷女性的地 位」的看法，完全「反映出當時台灣男性沙文主義的一些側面」（63-4）。不過， 畢竟此本傳記還是以謝雪紅的政治生涯為主軸，性別議題只是點到為止，至於謝 雪紅本身對類似以教育定高下的父權偏見究竟有何看法，陳芳明並未再作陳述。 另外，當他敘述到在 1928 年台共第一次委員會上所決議的職位分配時，他對謝 雪紅這位台共的候補中委竟然與陳來旺這位基層黨員「分擔同樣的工作」、共同 擔任駐東京的日共聯絡員一事感到不解：「她的權力被另一基層黨員分擔，這是 不是有性別歧視的意味？這個問題可以存疑」（93）。從性別角度來思考政治權利 的分配是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但對一位事事講求證據的史家而言，在沒有史料佐 證的情況下，有關性別歧視的猜測當然要「存疑」。既然存疑，沒有確定答案是 想當然爾的事。 也許是李昂並不認為他是以一個史家的身分在書寫謝雪紅，所以她為上述的 兩個論述縫隙提供了虛構的補白。我們也可以從李昂的補遺裡看出《自傳 小說》 有別於其他史書的歷史書寫方式─也就是不顧所謂的「史實」。在這本小說裡， 李昂引用了不少史料─當然也包含了上述謝雪紅對她第一次演說的回憶、摘自 《里程碑》的引文，以及有關台共第一次委員會的相關資料。但她在自序中就明 白地說，由於此書並非「學術論文」，所以她沒有必要「標明出處」也不需要做 詳細的書目資料（9），僅僅把引自歷史文獻的文句用雙引號標示出來。有這項不 需太過嚴謹的豁免權在身，李昂大膽地不顧謝雪紅在回憶錄中自陳的想法，代替 她對張深切的「男性沙文主義」發出嚴正的抗議： 除了國語發音，我也知道自己沒有他們的學識，更缺乏理論基礎， 然我確信，有一樣東西，是他們無論如何沒有的。 那便是我做為女人最深切的熱切與渴望： 『我們』的問題。（103-4） 這一段文字接在摘自《里程碑》的引文之前出現，兩相排比，明顯帶有回應並批 判無知的男性沙文主義的效果。李昂在這裡強調的是男性的確比謝雪紅有學問而 有資格高高在上。但教育並非衡量階級高低的唯一標準，換一個標準來看，她這 個「小學程度出走的姨太太」也擁有男人所無法企及的特質，那就是「女人最深 切的熱切與渴望」。雖然在這裡她並沒有明示「『我們』的問題」為何，但可以瞭 解的是，謝雪紅運用男女各有其無法相互分享的特殊性的論述，來批判把男性價 值當成唯一判準的沙文主義。在這裡我們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李昂藉謝雪紅的 口對男性沙文主義的抨擊，其實與謝雪紅在《我的半生記》中的女性革命論是有
差距的。在文本的編排上，李昂把「小石墊大石」的說法夾在「女人最深切的熱 切與渴望」那一段與摘自《里程碑》的引文的中間，不僅產生對張深切的批判效 果，也暴露出兩套女性革命論在理論假設上的差異。簡單來說，強調女人擁有男 人所沒有的「最深切的熱切與渴望」，等於凸顯了男女在慾望與價值觀上的絕對 歧異，因此無法用單一的男性價值來定位女性。「小石墊大石」的說法雖然也有 利用男女歧異來達成互補的意涵，但是用大石小石來比喻男女在革命中的作用， 卻明顯帶有用單一價值來衡量男女的意味，畢竟沒有一個統一的度量衡，我們是 不可能分出石頭的大小的。所以我們必須說，至少就理論假設而言，李昂藉著謝 雪紅的口說出的女性渴望論與謝雪紅自己口述的女性革命論是有極大差距的。 這樣的差距當然意味著李昂在形塑謝雪紅的圖像時，有仗著自許的豁免權而 罔顧「史實」、刻意悖離第一手資料之嫌。但李昂再與邱貴芬對談《迷園》時就 提到，過度迷信「正史正確性」反而是一個必須要「避開」的危險，而從「比較 早的稗官野史，或者是從民間的說法來建構歷史，絕對存在、絕對成立」（邱貴 芬 1998，頁 107）。顯然，《自傳 小說》延續了同樣的史觀，篤信歷史的真相存 在於「正史」的論述之外，悖離史實絕不等於歪曲歷史，反而是探索真相的第一 步。因此，她不需要、也不想要像陳芳明那麼謹慎。在《自傳 小說》中，李昂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直接斷定 1928 年台共第一次委員會上所做的職位分配， 「絕對」反映出主其事者的性別歧視。李昂斷言，謝雪紅之所以被派至東京當日 共聯絡員，完全是把這位候補中委當成另外一個「『王昭君』」或「『文成公主』」， 想利用她的性別與美色來幫台共打通關：「外交便是送有身份的女人（這身份還 並非真正血緣的尊貴，是受封追加的頭銜與位置），當然還一定是美麗的女人， 到鄰國（可以是異族、敵人）的床上」（159）。雖然男人認為美麗的女人在外交 上是可資利用的物品，但謝雪紅「公認的美麗原令他們不安」，主要是因為他們 害怕女人也懂得善用自己的美色而無往不利，因而脫離了他們可以控制的範圍： 「她與日共領導者自莫斯科即建立的良好情誼，十分容易被有心人士猜測成：他 是不是又用了她的本錢」（159）？李昂於是暗示，基於這樣的不安，台共又「另 外安排了他們認為能牢靠執行工作的男同志分擔權力」（159）。李昂從性別歧視 的角度來解釋當年台共的職務分配當然有可能是正確的，但畢竟缺乏當事人第一 手資料的佐證，李昂的斷言雖然不能說是悖離「史實」，但至少她的肯定態度的 確指出有關謝雪紅一生的「史實」並不是《自傳 小說》所要追究的。 李昂用性別觀點為《謝雪紅評傳》的論述縫隙做補白時所透露出的這種悖離 「史實」的態度，構成了這部小說異於常態的歷史書寫方式。事實上，假如《自 傳 小說》的目的在於拯救謝雪紅於「瓦礫廢墟」之中的話，她的書寫方式就不 得不如此的另類。我們可以借用班雅民（Walter Benjamin）的「非自主性記憶」 （involuntary memory）的概念來描述李昂特殊的記憶方式。在討論普魯斯特的 一篇文章裡，班雅民提到，普魯斯特是潘妮羅佩（Penelope）的逆反（counterpart） （1999, 238）。潘妮羅佩為了勸退追求者，佯裝她要趁白天織好一件衣服，但又 為了預防他隔天又繼續窮追猛打，她在晚上又把織好的衣服拆掉。相反地，雖然
普魯斯特的書寫方式也算是一種「編織」，但他的「非自主性記憶」則是「在白 天把晚上織妥的東西拆掉」（238）。班雅民的意思是，非自主性記憶只有在晚上、 特別是睡覺時意識控制較為薄弱的時間才能啟動它的編織作用，如在夢境中一般 將過往召喚回來。正如普魯斯特所言，過去只「『存在於人類智性所不及之處』」 （qtd. Benjamin 1983, 112）。所以普魯斯特再啟動非自主性記憶來追憶過往時， 把「白天變成了夜晚」（1999, 238），規避了意識的再度阻撓。在這種情況下，記 憶反而比較接近「遺忘」（Benjamin 1999, 238），因為非自主性記憶要追溯的是 在意識牢籠之外的過往，所以等於是「遺忘」在意識掌控下的過去經驗。要回憶 起在意識的壓制下的過往，自主性記憶（voluntary memory）當然力有未逮，因 為它只會再度壓抑曾經被壓抑的過去，重複主流的歷史記憶，這時只有靠當下的 非自主性記憶才有可能將被壓抑的過去召喚出來、暴露在我們的眼前。就如同潘 妮羅佩的編織工作可以讓她免於追求者的侵擾，啟動非自主性記憶來編織過去的 方式也同樣可以救贖被意識壓抑的過往：「非自主性記憶的目的在於救贖失落或 錯失的機會、以及未曾相識、未敢承認、未能實現的願望」（McCole 265）。更重 要的是，這些曾經被壓抑、但在日後得致救贖的過往，是嶄新、彷彿從未發生過 的過去，足以讓追憶者當下所感到的「喜樂」（bliss）達到一種「從未聽聞、史 無前例的高度」（Benjamin 1999, 239）。 我們可以說，李昂刻意悖離、或意不在「史實」的態度，原因在於所謂有關 謝雪紅的「史實」對她而言都是在右翼史觀或男性意識的主導下書寫出來的歷史 敘述，要回憶、書寫謝雪紅這個被意識壓抑的主體，自然得靠類似非自主性記憶 的機制召喚出她的圖像，而且這個圖像必然是一個看似不存在於過去的嶄新過 去，因為只等到追憶者放鬆意識對他的控制，把她從歷史廢墟中救贖出來的那一 刻，她才可以被識得、才真正地從過往的意識的遺忘中解放出來而重見天日。在 《自傳 小說》中，李昂筆下的謝雪紅如此回憶上海法租界的梧桐樹：「晚春新發 的梧桐綠葉碧翠完美一如假造，在記憶中更顯失真，恍若那一街枝葉完美到極致 的梧桐，從不曾真正存在，只有記憶失控錯置的擬相，才會有如此的絕美」 （169）。李昂的謝雪紅就是在「記憶失控錯置」、擺脫意識束縛之下所「假造」 出來的「擬相」，書中「絕美」的她彷若「不曾存在過」，因為她一直受到各種意 識的壓抑而遭遺忘。因此我們可以說，在《自傳 小說》中李昂刻意悖離史實、 在「記憶失控錯置」下「假造」謝雪紅的「擬相」的目的，就在於強調她所勾勒 的謝雪紅圖像是一個在以往被各種意識牢牢控制的歷史書寫中不曾被認識到的 過往物件。也就是說，她筆下所召喚出來的謝雪紅有一個「從未聽聞、前所未有」 的過往，與過去的歷史書寫下的謝雪紅是截然不同的。假如李昂的謝雪紅真的有 實質存在於過去的話，那也只是存在於歷史的空白之中。這當然不是說《謝雪紅 評傳》也是在歷史書寫中壓抑謝雪紅的其中一個共犯。但是的確在性別議題上陳 芳明的鉅著留下了論述上的空白。同樣地，縱使《我的半生記》是謝雪紅口述的 第一手資料，李昂也許認為她在口述的當下也僅僅是用自主性的記憶在追溯過 往，因而在性別的議題上頗多壓抑，所以在《自傳 小說》中，李昂用悖離「史
實」的方式，把謝雪紅的「小石墊大石」的三從四德替換成積極的「女性渴望論」， 也把她在《我的半生記》中對「一杯水主義」的批判（220），逆反成「我偏好『一 杯水主義』」（118）。李昂的企圖，就是要把深埋在歷史空白下的謝雪紅運用非自 主性記憶把她受到壓抑的女性心性當下召喚、拯救出來，而不是用意識建構出另 外一套可能帶有壓抑味道的「史實」。 三、「賣的是我自身」與「肉體在最極致中的拋捨」 《自傳 小說》在文本的編排上，李昂大致是以第一人稱的觀點、自傳的形 式帶出她小時候從她三伯父那邊聽來的鄉野怪譚或高談闊論開始，然後在這些充 滿貶抑、歧視女性心性意味的民間論述的觸發之下，李昂用第三人稱（有時又跳 回第一人稱）的觀點與小說的形式展開她對謝雪紅的心性作有別主流歷史論述的 虛構追憶。自傳小說這兩種文類的交互更迭，帶出武士/姑媽般的謝雪紅與魔怪 般的謝雪紅的相互排比，構成了《自傳 小說》的基本敘述形式，也記錄了李昂 用她筆下的謝雪紅來記憶遭到主流的男性沙文主義論述所壓抑而遺忘的女性心 性。而李昂「由小而大」的寫作手法，也烙印在她所形塑謝雪紅的女性心性上。 因為她把台灣左翼史託寓在她所虛構的謝雪紅的心性史當中，台共違背交換理性 的激進政治路線因而轉化為謝雪紅的情慾虛耗。但也因為謝雪紅的女性心性正是 台共史的託喻，整部台共史也難免被謝雪紅化，讓謝雪紅的聯合戰線策略變成台 共的主流思考，進而讓李昂筆下的謝雪紅出現在左傾化的交換原則之下操作性資 本的作法。簡而言之，李昂在追憶謝雪紅時所召喚出來的女性心性與謝雪紅的政 治路線於是產生了約略的對應關係─小說中左傾化的性資本交換與女性性資本 的無度虛耗交相出現，而對李昂而言，後者實為前者所「強壓」下來的「旺盛的 心念」（1999b，頁 232）。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李昂如何結合性與政治。前面講 過，在日據時代與終戰之後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期間，右派的體制內反對運動強調 交換理性，絕對反對沒有資本回饋的焦土抗爭，而左翼的革命則強調對統治當局 的零和鬥爭，時常在招致迅雷不及掩耳的彈壓後造成抗爭資本的虛耗，而謝雪紅 則是具備了左傾化的交換理性與抗爭資本虛耗的兩項特質。在《自傳 小說》裡， 李昂把「由小而大」地把實際政治轉移、濃縮為虛構的女性「左翼」心性，企圖 在「失控錯置」的回憶中把謝雪紅的性交換行為左傾化，甚至把她浪擲性資本的 傾向進行價值轉換的工作，一面試圖扭轉右翼的交換理性長期獨霸、貶抑左翼份 子為「敗家子」的局面，一面也批判男性體現了右派的經濟理性中以有無用處來 作為衡量女性價值的沙文主義觀點、以及想獨佔女性身體使用權的慾望。 李昂在小說中，把她的三伯父處理成一個主流的右翼份子，而他所說的話也 就代表了以右翼觀點來壓抑謝雪紅的女性心性所口述出來的「史實」。從三伯父 的興趣與思考方式就可斷定他是個右翼份子。三伯父最擅長的就是作公親，為鄰 里排解紛爭：在日據時代晚期，「我的三伯父……只是個好事的小商家，好面子 又好編排是非，鄰里的雜事俱落到他頭上，便也順水推舟的做了『保正』」（210）。 如前所述，因為想要避免硬碰硬的極端對立局面，右翼反對運動成員一貫遵循交
換理性來思考抗爭戰略，因此公親或調人這類專門排紛解難、而非搧風點火的角 色當然也可被視為右翼思考下的產物（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處委會也是扮演類似的 角色）。從三伯父對歷史事件的解釋當中，也可以清楚看見他的右派立場。在被 右翼的抗日份子視為慘痛的抗爭資本虛耗的西來庵事件中，三伯父最喜歡談述的 是「竹圍庄、後日仔、番仔厝等地的屠殺」（73）。他之所以對日本人「砍人頭像 鋤大頭菜」的屠殺過程描述的津津有味（74），其實是想藉由死亡與虛耗的連結 ─頭與身軀「兜不在一起」的死者「不能超生」，也就是說，他的死是無法換得 來世的虛耗（74）─並透過講述這種不痛不癢、植物般的大滅絕來譏諷西來庵事 件浪擲抗爭資本的不是。在講述完整個屠殺過程後，三伯父總是會無厘頭地下了 一個「『查某人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結論（73, 76），目的便是以交換理性為 準則，用以凸顯余清芳等人的死是一種浪費、一種無謂且換不來敵人眼淚的犧 牲。相較之下，烈女為了守住貞節而自裁則是有價值的犧牲，因為貞節烈女的死 可以交換來永世的美名，要是沒死成，就會「讓人笑話以為只是做樣子」（77）。 一秉交換理性的右翼觀點，無怪乎在霧社事件平定之後，三伯父對這一起武裝抗 日事件的「評斷」是：「第一憨，不是種甘蔗給會社磅。第一憨，是番仔起反， 明知拼未贏硬要拗，你看，最後抄家滅族實在憨」（204）。對右翼人士來說，霧 社事件憨就憨在這也是一件完全交換不到任何回饋、虛耗抗爭資本的蠢事，根本 與西來庵事件一樣都是不值得的犧牲，還不如像蔗農一樣，甘願讓製糖會社剝 削，至少還可以換得些許資本回流，勉強用以餬口。雖然三伯父在右翼的光譜裡 面只能歸類於辜顯榮之流的順從者，與林獻堂等文協份子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但 至少就服膺交換經濟理性這一點來講，他們的思想基調算是一致的。 同時，三伯父也運用交換理性這項右翼的唯一價值判準來衡量女性的價值。 照這個法則來看，女人有價值決定於她是否有用。女性假如能夠被物化而成為市 場中的資本，可以透過交換得到資本的回饋，那她就不僅是有價值、也是有用的 女人。對三伯父而言，西來庵事件與霧社事件就是交換法則的反面教材，完全是 在浪費抗爭資本，是一件沒有回饋，所以也沒有用處的起義。女人也是如此。如 果只是養在家裡蝕本，那她的存在就失去價值，活該被罵「賠錢貨無三小路用」 （李昂 1999b，頁 25）。一旦自己是可以交換出去、贏得資本回流的商品，她就 可以成為有用的女人。三伯父在小說的一開始所講的「『賣身葬父』」的故事，寓 意就在向小孩子宣揚這樣的右翼女性觀點：死了爹的窮人家女兒「不管為奴為妾 為妓」也要「尋得買主，好能替父親買副薄棺下葬」（26-27）。李昂回憶道，三 伯父講這個故事意在「告訴我們『查某人也有一點用途』」（27），在資本主義物 化邏輯的規範下，女性的價值只有存在於她的用途上。1 1 李昂早在〈暗夜〉中，就透過葉原這個沈淪的角色來批評以資本主義的交換理性來評價女人的 物化邏輯。在葉原的想像裡，女人與股市一樣，兩者皆叫人血脈賁張：「是啊！那瞬息變動的股 價，是怎樣歡妙的刺激與吸引。葉原的雙眼輝閃著光耀。那是一種加速血脈的振奮，唯一能比擬 的，大抵只有女人，而且還得是初識不久的女人」。而他在股市中靠著內線消息、用極小的心力 來換取極大財富時所得到的痛快，也如同他從女人身上所得到的快感一般美的令人泫然欲泣：「保 留有的心力，即可在不敗中追求極致的完美，是的，極致的完美，那種葉原承認只有在女性身上，
以有無用途來定義女性價值的交換理性構成了三伯父的右翼論述中的基 調。也許算是右翼人士對女性價值的一種肯定吧，三伯父時常運用女人、或講述 一些與女人形象相結合的妖魔鬼怪的故事來嚇唬小孩，以換得他們的驚恐。對三 伯父來講，能夠被拿來嚇小孩，彷彿是除了賣身葬父之外女人的另一個「用途」。 前面提到過謝雪紅三個字在三伯父口中等於是虎姑婆、警察或狼的同義詞，都是 要嚇小孩時可用的「重要詞彙」。不過，雖然三伯父講述鄉野奇譚的動機與內容 也是以右翼的交換理性為基礎，但這些民間故事所構築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如賣身 的媳婦仔那樣淒楚可憐，反而是以因為致命，所以有用的女人樣貌出現，逸出右 翼的理性框架，造成令人驚駭的效果。比如說有幾次三伯父提到，他聽說在蘇聯 那邊有一種「較『狐狸精』厲害千、百倍」的「魔神仔」，這類的妖怪會在「明 月如水的雪夜裡……飛馳在枝葉盡落，只餘光禿枝幹的白樺林間」，一旦她們降 落，「多半時候她們以女貌出現」，並且在「方圓十、百里間」帶來一陣「驟來的 寒氣」，已具「火候」的「魔神仔」最是可怕，有著「一張櫻桃小口，已然嬌艷 欲滴。只見她輕啟紅唇，一吐口舌，紅舌竄出瞬息快速延伸，長成數尺、數丈長 舌，擊捲鄰近鳥獸」，「所到之處，必有斬獲」（129-30）。在交換理性的思考下， 「魔神仔」具有絕對的價值。她除了有嚇小孩的用處之外，本身彈無虛發的獵食 效率，也讓她成為另類的有用女人。在三伯父的腦中另外一個可用來嚇人、也有 非凡本事的有用女人則是樊梨花。這個叫小孩「驚恐」萬分的「『番婆』」本領高 強，只消小小投資，就有高額的回報─不管山多高、海多深，她「『靠念咒，咒 語一出，山海移位』」（178）。 既然都是符合交換理性的有用女人，那為何「魔神仔」與樊梨花卻無法像賣 身葬父的媳婦仔一樣賺人熱淚，反倒成為右翼論述運用來驚嚇他人、可能也順便 驚嚇自己的女性典型？其實，女人要有價值，除了本身要有用處、可以利用來交 換之外，到底是誰在使用女人也是確立女性價值的重要考量。前面提過，李昂確 信謝雪紅在 1928 年會被台共編派為日共聯絡員，是因為女人自古以來就被認為 在外交上有極大的用處。但台共還是有違常理地同時指派黨員林來旺「分擔」她 的「權力」，原因就在於他們懷疑謝雪紅無法「牢靠執行工作」。其實台共並非懷 疑她的辦事能力，真正讓他們疑懼的，是謝雪紅在東方大學時，善於利用自己的 美色來牟取政治利益的案底（李昂 1999b，頁 136）。不過既然謝雪紅所擅長的也 正是台共想利用的，那他們何來的疑懼？其實，李昂在此刻意鋪排台共的自我矛 盾顯現了一項事實：如果女人是被男人用來交換諸如政治權力的資本的話，那她 的價值就可以在她的用處上被肯定，不過一旦運用女性性別來從事交易的人正是 女性自身的話，那男性對女性的使用權就會被女性取代，交換得來的政治利益有 可能也會被女性全盤接收，所以必得派一「牢靠」男同志「分擔」、其實是剝奪 或削弱謝雪紅的權力，免得她靠自己的「本錢」逐漸坐大。所以，「魔神仔」與 以及，在股市中，會有的足以用生命裡的一切去換取的完美。」葉原所感受到的「不敗」與「極 致的完美」，明顯來自於在服膺交換理性的效率與經濟原則下所進行的萬無一失的財富累積，因 此能夠帶給他快感與美感的女性，也必然得像他手下靠著內線交易買進賣出的股票一般，不能耗 費他太多的心力，以確保他能完全立於「不敗」之地。見李昂，1999a，頁 235。
樊梨花令人覺得可怖，就是因為她們沒有等待男人來利用她們的魔力。她們自己 利用自己，善用自己的身體─主要是口部─的長處，或吐長舌、或念咒語，就可 隨即交換到成群的「鳥獸」或叫「山海移位」。她們雖然仍在右翼、男性的交換 理性下行事，但整個交易過程男人卻無置喙的餘地，因為她們早已取代了男人作 為女人使用者的位置。2 藉由這些妖魔鬼怪的傳述，可以挑起小孩心中的恐懼，同時也可以藉助恐懼 的力量在他們的心中深化父權意識，教導他們壞女人就是如此（三伯父說，只有 「『番婆』」才會施法，「咱中原查某人，是無人如此出頭出面」（178）），千萬不 可像她們一樣「蕃」。男性因為懼怕使用女性的權力遭女性奪回，所以創造了無 數番婆與女妖的故事代代相傳下去，讓人對壞女人的形象敬而遠之，以確保自己 的使用權不被剝奪，讓女性的用處表現在男性所代設的交換範圍裡，不致有像「魔 神仔」或樊梨花那種脫軌、摧毀性的演出。假如三伯父的口述傳說代表了以右翼 意識來壓抑女性心性─在這裡是女性利用自己身體的慾望─所口述出來的「史 實」，李昂就是要把這些「史實」所壓抑，右翼的意識所無法知覺到的謝雪紅從 遺忘中拯救出來，因此她所虛擬的謝雪紅圖像絕對是「未曾聽聞、史無前例」的 歷史虛構。要形塑「史無前例」的圖像，李昂必然要像悖離《我的半生記》中的 女性革命論一樣，與三伯父所持的右翼觀點也作一定程度的脫勾，把遭到鄉野奇 譚壓制的女性身體使用權還給女性，讓男性的恐懼成真。這種脫勾的方法，構成 了李昂筆下的謝雪紅圖像的其中一個主色調。 竊據男人的位置，要賣身體也要自己賣，要用也是自己拿來用─這種左傾化 的交換理性就是這個主色調的真實顏色。1919 年，謝雪紅隨著張樹敏抵達神戶 經營大甲帽的生意，「由枕邊人開始，學習語言與書寫」（李昂 1999b，頁 49）。 李昂追憶中的謝雪紅從張樹敏那邊得到的並非震聾發聵、而是春情蕩漾的知識啟 蒙。張樹敏有次對謝雪紅講了一番要用他的陽具教她寫字的醉話，明知是醉話， 對知識極度渴求的她倒是認真了起來。某個黃昏，她特地讓她的男人喝到微醺， 之後「靠向他懷裡」探問：「『你…你上次不是說，要用你…你那根…教我…』」， 2 另一個三伯父講的「老妓人皮」的故事也同樣透露出男性被女性剝奪女體使用權的恐懼。老妓 因長年累月受到「千萬男人操插」，「吸收滿滿各式各樣的男根陽物邪穢」，她的「陰戶皮」因而 帶有相當的魔力，只消將它高高在城門樓上升起，「對準敵營」，就能發散出一股「有色混濁穢氣」 將整座城池「掩覆」，完全遮蔽住敵人的視線。若是敵人展開砲擊，「老妓人皮」也能張開那「巨 大無比」的「陰戶口」將子彈「吸納入內」後再吐出，「瞬時一一回射敵營，炸得攻方潰不成軍」。 「老妓人皮」的經濟效力實與「魔神仔」或「樊梨花」不相上下。同樣地，它的魔力只有在這張 人皮完全為男性所用的前提下才值得三伯父的大書特書的讚嘆。一旦這張人皮彷若物神一般脫離 了男性的控制，開始自己使用自己，那就是個禍害了：「那東西連威力極大的火砲都能敵，實在… 唉！怕不知何時又出來害人。」見李昂，1999b，頁 309。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北港香爐人人 插〉裡。林麗姿一貫「用女人的身體去顛覆男人」的策略，引起黨內男同志的側目與驚恐，原因 無它，依舊是對女性收回自身身體使用權的不安。解決這種不安最簡易的方式，自然是在想像的 層次奪回失去的使用權，讓林麗姿再次成為可為男性操弄的物體─例如在流言蜚語中把林麗姿想 像成眾人皆可乘坐的「公共汽車」，或是在玩笑中建議把林麗姿送往敵營，「儘管讓她去睡國民黨 的人，只要讓黨內當權人士一一得性病，國民黨不就垮了？」見李昂，1997，頁 144, 157。黨內 男同志自淫式的想像癥狀式地清楚地暴露出他們對女性身體自用權的不安，而不僅僅是李仕芬所 說的「淺陋可笑」而已。見李仕芬，頁 76。 註解 [邱彥彬1]:
幾經央求、挑逗並主動「幫他除去褲子，握住它向她身上」，他也只好「以手握 住那早已脹大的東西，跨在她身上，一路從胸、高起的乳、平坦的細腰，真正匆 匆大筆大劃的寫了起來」，趁男人正忙，她「伸手去摸索原放在榻榻米一角的紙 筆」立即記錄下字形筆劃，當他寫到最後一劃，「便去探那黑毛叢生下的小孔， 未及進入便射精了」（54-6）。透過主動央求男性來書寫她的身體，謝雪紅並不是 把自己當成只會屈從在男人身下的洩慾工具而已，我們反倒是看到她如何利用她 的身體故意挑起男性「血氣」（55），來換取識字的機會。在此，她首度把女性身 體的使用權從男性手中奪了回來，運用自己的身體與性來成就她的首度啟蒙。 除了用來交換知識，謝雪紅也懂得藉由販賣自己的身體，變成一位他夢寐以 求的「職業婦女」。她在離開張樹敏後，1922 年自力在台中開了一間「嫩葉屋」 洋服店，「專門替人作婦女衣服和童裝」，實現這位從小賣給洪家做媳婦仔的人想 當一位「歐美式的職業婦女」、「免受男人的束縛」的願望（謝雪紅，頁 138）。 提到這一段經歷時，李昂的非自主性記憶悄然啟動，追憶起當時謝雪紅被壓抑的 女性心性。當她踩著裁縫機的踏板時，謝雪紅彷若向著裁縫機上的那根「上上下 下聯絡長線的粗針」不斷叩首，因為只有靠它，「才容許我車出的洋服有了腰線 （我滾圓的臀在顯露出來的細腰下更鼓鼓地翹起，車出了兩道胸線（我聳立的乳 房終於挺身而出），車短了袖子與長裙（露出胳膊、臂膀、小腿肚、足踝）（88）。 「免受男人的束縛」的第一步便是以車工來暴露自己的身體。透過自製的衣服與 自己身體相輔相成的親密結合，做一位「職業婦女」的下一步便是先出賣自己的 身體之後，再賣出自己做的衣服：「我總先試穿過我店裏的每一款洋服，必要我 自己歡喜滿意才推出。如此，我便有賣的是我自身、我的身體、我的赤身裸體後， 賣出的才是我的洋服。我能不能，賣的是女人自己，並由此成為『經濟的人員』！」 （89）。獨立的職業婦女、獨立的賣身，李昂追憶下的謝雪紅在「嫩葉屋」時代 就透過車製、販賣洋服佔據了男人的位置，主掌了使用、交易自己身體的權力， 來換取經濟的獨立。 當李昂回憶到到謝雪紅開始接觸政治運動，於 1925 年被送入「斯大林東方 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日本班接受共產思想的訓練時，謝雪紅已經不再是靠出賣 自己的身體來謀求經濟獨立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而是開始學習利用她的美色來鞏 固她與日本同學之間的「親善」，也許也是要藉此累積日後與日本殖民當局鬥爭 的政治資源。謝雪紅並不諱言她對自己身體做這樣的利用：「在參與改革的陣營 裏，我是那裡唯一的女性，我充分享受到女人在男人間得到的嬌寵（我知道我極 擅長加以利用……）」（136）。當李昂追憶到謝雪紅被台共編派為日共聯絡員時， 她用一種較迂迴的方法影射謝雪紅不願讓男性掠奪專屬於她的身體使用權。在這 一段的描述裡，李昂與謝雪紅兩人合而為一，兩個女人一起幻化成王昭君。為了 不讓畫師以「一張醜陋失真的畫像」「空負」了她「青春艷色的身體」，她「自己 請求遠嫁『和番』」，好讓『男人壓覆，刺穿我絕色的處女之身』，如此一來，「我 有功於宗國，臨行前必蒙召見。一當我以真面目示人，君王親見我驚人的美色後， 必然後悔」（161）。漢明帝縱使懊悔不堪，但身為帝王的他也無法更改兩國條約，
因為「在兩國與條約間，沒有任何一個男人阻止的了，即使是君王也罷」（161）。 本來「男人」對女性身體擁有絕對的使用權，要送誰去和番、要把誰留在身邊寵 幸他都可以自己作主。可是在王昭君有意製造的僵局裡，漢明帝完全失去了這樣 的權力。女性身體的使用權回到了女性自己手上，她「自己請求遠嫁『和番』」， 用自己「未被刺穿的處女之軀」交換帝王的一生悔恨。 在李昂「假造」的「擬相」中，謝雪紅成功地奪回了在右翼的女性觀點裡一 直只能屬於男性的女性身體使用權，恣意地運用自身的美色與性來交換知識、經 濟、權力、甚至是男人的懊悔。3 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謝雪紅是女體男心的。她 佔據了男性的位置，執行本屬男性的權責，自主地使用自己的女性身體來進行交 換。就如同在東方大學時課堂上的俄文翻譯 Erosenko 對謝雪紅的稱讚，說她是一 位「勝過男子的剛毅婦女」（謝雪紅，頁 201；李昂 1999b，頁 146）。雖然贏得左 翼詩人的誇讚，但這樣女體男心的謝雪紅，與三伯父所代表的右翼交換理性還是 有藕斷絲連之處。縱使奪回了女性身體的使用權，但她依然還是把身體當成可交 換、可利用的性資本。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李昂所「假造」的謝雪紅 「擬相」，只是一具被雄性、「剛毅」的男心覆蓋、也被右翼的交換理性銘刻的女 體。女體遭到男性意識、右翼思考蒙蔽下又再度消失不見，因為它的價值只存在 於交換之中，必須以女體的耗費、投資與消失來換得其他諸如知識、權力、經濟 等資本。就是因為如此，Erosenko 才會在稱讚完謝雪紅的男子氣概之後接著說： 「但是，你的形象長的如何，我怎麼也想像不出來」（謝雪紅，頁 201）。如果李 昂想要在「錯置失控」的回憶中救贖遭到男性意識與右翼思考壓抑而遺忘的謝雪 紅「擬相」的結果，是在「性與權力的交媾」（邱貴芬 2000，頁 100）中把她的 女體又重新嵌合回去同樣意識型態脈絡之中，再度讓它消失不見，那李昂的非自 主性追憶豈不是白費功夫並顯得荒誕可笑？4 3 《迷園》中的朱影紅正是女性索回女體交易權的另一實例。為了不讓林西庚再佔有她之後棄之 如敝屣，朱影紅在她們「面臨分離的時刻」，「拒絕他進入衣服中的手」。但她又擔心在拒絕林西 庚的求歡之後，她那「身體明顯的渴欲」又會「背叛」她，讓她輕易成為林的玩物，於是她找了 一名陌生男子 Teddy 當她的性伴侶兼洩慾的工具，好讓她在這場與林之間的「持久戰」裡頭，能 夠帶著滿足的身體，「從容」、「好整以暇的等待與狩候，而不致為欲求輕易折服。朱影紅深知， 她和其它許多女人一樣，一當有機會與林西庚重在一起，即會含帶感激與索求保證的奉獻出自 己。」見李昂，1998，頁 154-55。朱影紅看似荒謬的攻守策略，表露出她對自己身體交易權的 全然掌握─藉由主動地將自己的身體賤價交易給 Teddy，朱影紅的目的在於為她自己在在這場 「持久戰」中交換到更多籌碼，逐漸提高自己在林西庚心中的身價。「狩候」一詞明白地表露出 朱影紅熟捻交換理性的精明與掌握身體主控權的主動性。 4 李昂在〈暗夜〉中也曾體認到同樣的危險。在這篇中篇小說裡，丁欣欣這個角色在某種層次上， 算是謝雪紅的初型。與李昂所書寫的謝雪紅一樣，丁欣欣也是「懂得示弱並由此來得到憐愛」的 女人。向她這種曉得運用自己的身體換取憐愛的女性，當然沙文如葉原者會感到不自在與「挫 敗」。無法如手中的股票一樣操作自如、少輸多贏的股票的丁欣欣，只會逼著他又回頭去找那個 「始終等待他」的李琳。雖然丁欣欣奪回了自己身體的使用權，挑起了男性的焦慮，但到小說的 終尾，我們看到了她早已深陷在交換理性的物化邏輯之中無法自拔。當她所攀附的歸國新貴孫新
亞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她「You are mine」，並要求她用英文回應他同樣的訊息時，她雖然感到屈辱，
不過，「然後，丁欣欣聽到自己的聲音，不自然而至發音奇特的再說：『I am yours.』。下一個臨上
丁欣欣心頭的意念是，應該趕快把英文學好。」見李昂，1999a，頁 213，263-64。至此，我們看 到了一個辯證性的逆轉：雖然丁欣欣掌控了自身身體的交易權，運用自己的身體換得接觸孫新亞
其實也不能說李昂白費功夫。把女體使用權交還女性自身之後，李昂已經完 成與右翼男性觀點割離（雖然不徹底）、塑造「史無前例」的擬相的第一步。事 實上，在擬相的底層還存在著一股完全虛耗、沒有交換價值的情慾洪流把李昂虛 構的謝雪紅完全推離右翼的男性觀點。這種完全外於交換理性外的虛耗性情欲接 近李昂在接受邱貴芬的訪談時提到的「decadence」的狀態─一種在「人性中除了 死亡之外，另外一個很極端放縱的部分……一種極致、一種 extreme」（1998，頁 105）。在李昂的追憶裡，謝雪紅雖然自豪於當一位「剛毅婦女」，牢牢掌握身體 的使用權之後將它隱沒在政治與經濟的交換市場之中，但她也不斷地想把自己的 女性身體置放在理性的交換法則之外，有時也會警示自己的身體有遭到交換理性 銘刻而喪失主體性的危險，而把自己的身體放入非理性虛耗的「爽樂」狀態。1931 年，日本當局對台共進行全島大檢舉，謝雪紅於 6 月底在台北被捕，入獄服刑九 年。因病出獄後，謝雪紅回想起之前的台共生涯，以及之前為了堅持聯合戰線的 策略而不得不利用女性的特質來「籠絡人心」時，她覺得， 在過往他不是不知道如何示弱，為著在幾乎全是男人的團體中籠絡 更多的人心、博取愛憐得到幫助。但那是強壓下旺盛的心念，好使動作 變小了、柔軟了，聲音輕低只成薄弱的氣音、鼻息，更好的是整個人懶 懶的癱下來、斜斜依靠著，永遠都不要使力。 她早學會用一顆強烈勃勃跳動的心，用更多的精神力氣，使整身的 環節慢下來，好顯得嬌弱……。（232） 當謝雪紅刻意以女性的「嬌弱」心性來交換男人的「幫助」與權力時，她到底「強 壓下」的是什麼樣的「旺盛心念」？也許答案是不斷虛耗、無意用來交換他物的 女性情慾。在《漂流之旅》裡，李昂揣想假如謝雪紅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顏色，那 必然是「激越」的紅色，原因 並非妳為自己取的名字中用到『紅』，也並非妳信仰的是常以紅色 為表徵的主義，而是，在妳激越的女人的靈魂深處，妳女性的本我，會 是濃重的凝紅。 雖然，妳從來不似冬宮的這個女人（註：凱瑟琳女王），終會坐上 寶座，妳一生扮演的，命定是永遠的異議份子，妳揮灑的，便更是生命 與血的鮮紅。 紅色之於女人，可以是權力，也可以是奔灑的改革熱血，或者，是 那軌道間騷動不安的激烈情色。（138） 紅色代表了謝雪紅的宿命，注定她一生終無緣登上任何「寶座」，只能不斷地「揮 灑」、「奔灑」生命與革命的熱血，毫無所獲地當一輩子的反對派。這是當時左派 的交遊圈的機會，但這種主控權的掌握似乎只是個反諷，丁欣欣畢竟還是在交換理性控制之下把 自己當成可供交易的物品，雖然她的主動性可以成功挑起葉原的不安，但終究還是宿命地淪為孫 新亞手中的玩物。朱影紅也可算是另外一個例子。黃（劉）毓秀就認為雖然在《迷園》中的「陰 陽決戰」裏，，朱影紅算是「戰略天才」，但可惜的是，她的機關算盡，目的也只是「為所愛的 男人準備一副『女人化』的被動軀體」，換句話說，積極的主動性只是朱影紅的手段，被動地「奉 獻」才是她的最終目的，掌握身體的主控權終究證明是個假象，目的只是希望有幸成為朝拜林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