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際制度之研究:以全球大氣變化議
題為例(第 2 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17-MY2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2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 吳得源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宇松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欣微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柏諺 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黃子珊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兩年期研究計畫整體上旨在運用社會建構論與新制度論的 綜合觀點，檢視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際制度的發展，其 中涉及全球大氣變化議題的多邊與雙邊協商部分。本計畫整 體上強調「理念」在中國大陸參與相關議題之外交協商、國 際交流合作與科學研究國際知識社群相互交往過程所扮演角 色，並論及中國大陸國際角色以及所涉及政策論述的可能變 化。本計畫的緣起除和氣候變遷國際會議與中美關係等國際 時勢演變有關外，並著眼於國際關係理論層面的問題。本研 究計畫基本上假定「中國崛起」會伴隨既有相關國際制度發 展產生變動的可能性。 本項研究計畫第一階段側重中國大陸在以外交部、從事外事 談判協商者為主的「正規外交」場域上，探討北京參與多邊 性大氣變遷國際建制發展及與北美為主的雙邊性互動協商與 交流，並旁及相關政策論述的持續與轉變；第二階段則將研 究重心置放在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 部和國家氣象局等為核心的技術官僚以及他們和國際專家學 者與研究智庫進行相關國際合作與交流和所共同組成「知識 社群」之上，以之作為中國大陸遂行廣義的環境外交的另一 批主要政策參與者，並探討他們與國際上（以美加為主的西 方國家或開發中大國）相應的「知識社群」及非政府組織在 多邊國際制度發展或雙邊國際合作的互動與交往，並旁及中 國大陸爭取影響相關議題制度發展的論述發言權的可能演 變。 中文關鍵詞： 全球大氣變化、中國崛起、知識社群、社會建構論、國際制 度
英 文 摘 要 ： The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through a synthesized framework drawn from
constructiv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 the ways in which mainland China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negotiations related to global atmospheric change issues. Overall, the project will highlight the role of ideas in China＇s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and its engagement across scientific-related
epistemic communities, with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on its possible rol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cy discourses. The project, arose from Climate
Change COP Conference as well a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lso focus on related issues in IR theory. It is assumed that China＇s rise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orm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be made in two phases. Firstly, it has focused on the areas where traditional diplomats essentially from Foreign Ministry negotiates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explored Beijing＇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engagement with North American counterparts, with a supplementary analysis of possible change in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process. Secondly, the research target will be put 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composed of technical bureaucrats from such government
agencies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uncil, Ministry of Environemntal Protection and National Meterological Bureau on the one hand,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ellows from their affiliated think tanks on the other,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mainly those of great powers from the west and developing world.
英文關鍵詞： global atmospheric change； China＇s rise； epistemic communities；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V□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
計畫類別：V□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117－MY2
執行期間：99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吳得源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黃宇松、陳欣微、吳柏諺、黃子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含下列出國報告，共 ___ 份：
V□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V□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V□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一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際制度之研究：以全球大氣變化議題為例 （摘要） 本兩年期研究計畫整體上旨在運用社會建構論與新制度論的綜合觀點，檢視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 遷國際制度的發展，其中涉及全球大氣變化議題的多邊與雙邊協商部分。本計畫整體上強調「理念」 在中國大陸參與相關議題之外交協商、國際交流合作與科學研究國際知識社群相互交往過程所扮演角 色，並論及中國大陸國際角色以及所涉及政策論述的可能變化。本計畫的緣起除和氣候變遷國際會議 與中美關係等國際時勢演變有關外，並著眼於國際關係理論層面的問題。本研究計畫基本上假定「中 國崛起」會伴隨既有相關國際制度發展產生變動的可能性。 本項研究計畫第一階段側重中國大陸在以外交部、從事外事談判協商者為主的「正規外交」場域 上，探討北京參與多邊性大氣變遷國際建制發展及與北美為主的雙邊性互動協商與交流，並旁及相關 政策論述的持續與轉變；第二階段則將研究重心置放在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環境保護 部和國家氣象局等為核心的技術官僚以及他們和國際專家學者與研究智庫進行相關國際合作與交流 和所共同組成「知識社群」之上，以之作為中國大陸遂行廣義的環境外交的另一批主要政策參與者， 並探討他們與國際上（以美加為主的西方國家或開發中大國）相應的「知識社群」及非政府組織在多 邊國際制度發展或雙邊國際合作的互動與交往，並旁及中國大陸爭取影響相關議題制度發展的論述發 言權的可能演變。 關鍵字：全球大氣變化、中國崛起、知識社群、社會建構論、國際制度
Mainl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 Case on Global Atmospheric Change
(abstract)
The two-year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xplore, through a synthesized framework drawn from constructivist and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s, the ways in which mainland China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negotiations related to global atmospheric change issues. Overall, the project will highlight the role of ideas in China’s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and its engagement across scientific-related epistemic communities, with supplementary examination on its possible role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cy discourses. The project, arose from Climate Change COP Conference as well a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lso focus on related issues in IR theory. It is assumed that China’s rise will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forming exis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will be made in two phases. Firstly, it has focused on the areas where traditional diplomats essentially from Foreign Ministry negotiates with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nd explored Beijing’s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its engagement with North American counterparts, with a supplementary analysis of possible change in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process. Secondly, the research target will be put 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composed of technical bureaucrats from such government agencies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uncil, Ministry of Environemntal Protection and National Meterological Bureau on the one hand,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ellows from their affiliated think tanks on the other,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mainly those of great powers from the west and developing world.
Key words: global atmospheric change; China’s rise; epistemic communities;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際制度之研究：以全球大氣變化議題為例 （一）前言： 本項專題研究計畫從計畫構思、提出到核准與實際執行，時間超過兩年。本期末報告除前言與研 究目的外，僅就本期執行期間的文獻探討、研究過程與方法及成果略作說明。 本研究計畫緣起，除和哥本哈根等氣候變遷國際會議商討後京都議定書架構以及新近中美關係等 國際時勢演變有關外，也著演於現有許多有關國際環境制度發展以及中國大陸參與其中之角色變化研 究文獻呈現諸多不足之處。尤其，本期研究藉由更完整的研究文獻回顧而證實，先前先導型研究計畫 所提出有關「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的觀點與命題對相關議題具有貢獻空間」的研究假設。本部分業已 經由筆者在本期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予以呈現。本報告將先就此一部份作說明，再說明第二階段的 部分。 （二）研究目的： 筆者本項研究計畫旨在運用社會建構論與新制度論的綜合觀點，檢視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際 制度的發展，其中涉及全球大氣變化議題的多邊與雙邊協商部分。本計畫整體上強調「理念」在中國 大陸參與相關議題之外交協商、國際交流合作與科學研究國際知識社群相互交往過程所扮演角色，並 論及中國大陸國際相應政策的可能變化。 （三）文獻探討（請一併參見「參考文獻」） 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涉及研究文獻種類繁多，為便於呈現本階段已經發表的各部分研究成果，大致 將本期研究計畫的成果與文獻探討再區分成以下區塊：(1)科學與政治；(2)社會建構論的啟示作用；(3) 中國大陸角色的變化與歷史機遇；(4)中國大陸環境政策制訂的國際政策諮商與加拿大角色; (5)知識社 群的跨國家社會連結；（6）中國大陸氣候變遷科學家及知識社群的質變。茲以本期所發表學術論文為 基礎作摘要如下： (1) 科學與政治：從西方科學哲學到全球氣候變遷的一貫性 （摘錄） 在歷史上西方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科學方法」(scientific methods)如何成為 西方主流知識來源的歷程，更影響到後來社會科學領域諸多學門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發展與分工 。在此
一過程中，「科學與政治」(science and politics)的關係一直是西方文明與科學發展過程的重要議題。有
關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及方法論(methodology)等相關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面向在當時社會科學領域與學門發展上的辯論，常常就圍繞在科學發展的自主性(autonomy)之 上。其所涉及的核心議題就是：科學是否能脫離外界環境系絡，特別是政治因素干擾的課題。概括而 言，如果將科學的哲學就這些面向至少將「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公認主義」(conventionalism)作 一對比區分的話，相對於「實證主義」將觀察主體(subject)與被觀察客體(object)做清楚區隔劃分並認為 科學方法可以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體適用(unity of science)，「公認主義」則認為主體與客體兩者不 能作截然區分，且認為實證主義學者往往忽略科學知識發展過程帶有相當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的特性。這種不確定性意味著，知識形成過程常常會深受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等時空環境系絡所左右，
具體表現在有效知識的最終認定所涉及掌握權威詮釋權者的主觀認知以及所處相關知識社群的穿鑿附 合之上 。從此衍生而來的就是典型的「事實作為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論述。科學社 會學者如 Harry Collins 在題為「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的文章中 ，甚至質疑科學作為「高等知識」的 地位，認為「科學知識」不過是「找出權威知識的合法化過程的產物」 ，也就是知識社群中許多人共 同信任並認可的結果。就此而言，前述「氣候門」事件意味著，當今時空環境氣候暖化懷疑論者有「公 認主義」取向科學哲學的某種連結。因此，「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就「公認主義」而言，就是科學鑲 嵌於歷史社會系絡下形成盤根錯節關係的一種呈現。 另一方面，科學與政治的糾結關係，在許多層面可以歸結到知識與行動本身的「不確定性」上 。國際 政治研究專注於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時，在許多議題上往往涉及特定行為者對其他行為 者在未來政策行動以及認知安全威脅嚴重程度上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這種層面的知識與行動不確 定性，是「肇因於不完全訊息或訊息來源不一致的一種狀態。」這種「不確定性」表現在全球氣候變 遷議題上，尤為明顯。造成這種狀態的主要關鍵之一在於其中所涉及科學知識認定和發現過程的「有 效性」(validity)以及政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因此，有關氣候變遷議題的國際政治博奕即常常和氣候 科學知識的認定及以之作為基礎的相關政策行動效果的爭辯糾結在一起。在環境與氣候議題上，相關 科學知識的不確定性常常被認為是國際社會未能迅速達成協議的根本原因 。在有關保護臭氧層議題
上，蒙特婁議定書或「經修正的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as Amended）一向被認為是國際實踐的成功案例。這一公約與議定書的通過和有 效執行，如同有關跨國境酸雨(Acid rain) 後來獲得相當控制的發展一樣，常即被視為是新的科學研究 降低原本所涉科學知識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結果。另外，與此相關的氣候科學知識與環保政策行動所涉 及政治過程的不確定性乃至所衍生風險(risks)及管理的問題也是科學與政治關係上的重要課題。最後， 科學與政治的連結關係也表現在社會上某些的特定團體勢力運用科學的不確定性來倡議其所屬意的公 共政策主張。在美國某些部門產業，如石化業者，資助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要質疑站在對 立立場環保團體有關環境保護的主張或出自政府部門的環保政策之上。 就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而言，科學與政治的關聯性除了在美國為主的一些西方國家政策行動範疇之上激 起全球暖化支持者與懷疑論者的傳統持續爭辯之外 ，其實也擴大到以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為軸線的全球 面向上。就此而言，其最具體的呈現是在：相關科學知識與所需政策行動的爭辯是難以完全跳脫全球 「南」、「北」方集團以及「中」、「西」方之間在造成暖化的歷史責任以及在有效政策處方所需科技經 濟援助上乃至相關各方各自在諸如「公義」理念價值的認定等方面的深層歧異之上。同時，南方國家 之間也夾雜著立場與利益不一的問題，最明顯的即在於極端支持暖化的小島嶼國家以及立場相左的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在全球氣 候政治合縱連橫地位即具有關鍵的作用。這就顯現在中國大陸參與科學與全球氣候政治關係與爭議以 及所伴隨相關國際建制發展的過程之上。
(2) 社會建構觀點的啟發作用：（摘錄）
要探討科學與全球氣候政治的關係與爭議以及中國大陸涉入其中的角色演變，社會建構觀點在許多方 面提供分析的重要視角；同時，這一議題本身和社會建構論關切命題的連結也可為國際建制
國際法的互動關係有一定的相關性。本部分將先從這些理論與學門的分工發展略作說明，凸顯社會建 構觀點的崛起有助於國家參與國際建制發展等議題的受到重視；再者，這部分強調社會建構觀點對科 學、氣候政治與中國角色議題本身的啟示與可能貢獻，而這些貢獻的說明所依據的主要是現有學者對 中國參與環境相關國際建制發展的研究文獻。 首先，以社會建構觀點來檢視科學與全球氣候政治關係，涉及相關國家（即本案的中國）與特定國際 建制發展（即本案的大氣變化國際建制）的連結，也觸及國際關係學門和國際法間的分合關係。在二 次大戰後由現實主義主導國際政治秩序及國關學門發展的時空環境下，國際關係和國際法走向各自分 立門戶的發展方向：國際法通常不過問國際規範形成與發展所處的外在政治經濟系絡以及國家如何回 應的面向；相反的，國際關係雖然留意大環境系絡的變化，但鮮少探索國際規範是否或如何與該系絡 相契合的問題 。國際組織與國際法被認為是由權力大國所創設來為其利益服務的工具，大國的政策行 動尤不受制於這些工具性結構；因此，國家「遵循」(comply with)國際制度並非是現實主義學者所關切 的問題。後來，隨著美蘇國際冷戰方興未艾，在功能性、非政治性議題範疇的國際合作卻也更加熱絡 不墬，遠超出現實主義者原先所預料之外；就此而言，現實主義所未能解釋的「異例」(anomaly)即在 於：如果主權國家可以基於「國家利益」不願被所同意的國際規則所限制，那又何以要花許多時間與 資源來就不同功能性政策議題作談判協商以制度化相關國際規範？另一方面，進入 1970 與 1980 年代 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整、新的跨國互賴與行為者的日趨明顯，多重行為者的重要性日增以及利益與制 度關係的變動複雜化加深國家與國際規範互動的多元性等現象，造就「國際建制」理論在國際關係學 門的興起，開啟學門和國際法重新出發連結的新契機；然而，當時許多國際法學者仍無法理解不少國 際關係學者仍不願直接用「Law」字眼來概括他們所指涉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等同樣 是國際法學者所關切的議題，或重新承認國際法的重要性 。這種國關學門和國際法兩者各行其是的現 象到 1990 年代「社會建構論」在國際關係的崛起才逐漸有所改觀。 更進一步說，在 1980 年代，國際關係學者有關「國際建制」的研究多以「理性主義」(rationalism)觀點 出發 ，「利益」(interest)與「權力」(power)多被認為外在給定(exogenously given)，國家參與國際建制 發展在受這些相對穩定的利益與權力左右的情況下顯得相對單向單純，「遵循」國際建制的動機也被認 為相對易於明瞭而不受重視。直到社會建構論崛起，將過去被理性主義認為理所當然的前述假定，重 新以不同角度檢視並針對國際建制的形成與作用等提出新研究命題及其檢驗程序 。國家參與國際建制 的發展乃至遵循的動機與過程日趨複雜化的現象也因而更加獲得重視，社會建構觀點的崛起適時為這 些現象提供新的分析角度。如僅就學門與學科的發展來看，國際關係社會建構論的興起，不僅改變國 際建制的概念內涵，相當程度也壯大國際法與國際組織乃至全球治理的研究議程。畢竟，國際法早期 在現實主義主導的國際關係學界受到重視的程度有限，或由於被視為停留在描述性或處方性的研究階 段，或甚至被視為舊有規範性法律研究的化身而遭相當程度邊緣化。自由制度主義雖以「國際建制」 概念重新將國際法及國際組織和國際關係學門作新的連結，但其在認識論、本體論與研究方法上的侷 限性，使得整體連結成效有限。社會建構論的崛起為國際法、國際組織乃至國際建制的研究注入新的 動力 。 簡單的說，社會建構觀點或其導向的新制度論、國際建制理論所提供的研究價值莫過於，藉由提出行 動者(agents)權力、利益與身分的可塑性、其和「制度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或「秩序」的相互構 成(mutual constitution)等基本命題，強調國際建制的建立與維繫往往有賴於行動者之間不斷對不同事務 議題的互動和進行意義協商(negotiations for meanings)的政治過程，其間常常涉及行動者的相互政策學
習，加上專注於組織與制度的配置狀態、實際運作與產生的作用，而對國際建制的演變及國家參與角 色可以提供獨特的啟發空間。尤其，在中國加入向來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或參與國際建制上，過程 常涉及隸屬不同文明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及相互激盪，理論上來說，極可能產生上述社會建構論所強調 對利益與身份認知(perceptions)的變動、不同理念論述(discourses)間相互競爭與質量變化以及意義協商 等現象。 分析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間關係的途徑也和前述學門發展脈絡密切關連。大致而言，探討國際關係學門 與國際法關係的理論性研究文獻，不外強調「利益取向」與「理念取向」兩大類。不論採用何種取向 的途徑 ，多少均認定國際建制存在程度不一但具相當的效能與穩定性；同時，有關國家「遵循」國際 建制的問題，一向是探討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關係的核心議題。就此而言，近期有關「遵循」之研究文 獻甚多，如依循前述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之區分，也有「工具 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論」取向的遵循理論。「工具主義」將國家是否與如何遵循國際規範 的解釋層面放在國家與國際體系層次，「國家利益」與「權力平衡」成為分析的中心概念所在。相對的， 「自由主義」則傾向以國內政治體制作為觀察重點：自由開放的代議政體與多元的社會環境被認為較 可能實踐有意義的遵循。再者，「社會建構論」則認為國家的遵循與否，除了利益得失的算計之外，關 鍵在於國家內部的制度設計以及相關政府機構或社會行為者的利益或身份在參與國際建制的互動過程 中，是否已經受到國際規範的社會化、內化或形構而定 。因此，受到社會建構論影響的「遵循」理論 較強調「社會化」的面向，這和強調國際關係「法制化」(legalization)和國際政治「安全化」(securitization) 均構成綜合探討國際關係與國際法關係以及「遵循」理論的重要方向。 「社會化」面向的研究重點放在「國際規範或建制與主權國家的互動過程與交往所帶來的制度與行為 結果」之上。特別是 Anne-Marie Slaughter 的 A New World Order (2004)探討有關不同國家內部政府機構 之間所形成的跨國政府網絡，不論是「水平式」原型或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所連結衍生而成的「垂直式」 型態，展現出國際新秩序或制度及對一國外交政策制訂有新的型塑作用。事實上，Elizabeth Economy 有關〈國際建制影響中國外交政策制訂〉(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Making)論文 ，初步說明「蒙特婁議定書」與「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等國際環境建制潛移默化 影響中國外交政策制訂過程是如何呈現在中國國內新制度或機構的成立、新政策行為者的產生以及中 國決策者新理念等方面上。這已相當程度觸及 Slaughter 有關「政府網絡」在中國大陸發酵的議題。然 而，Economy 的觀察和許多相關研究文獻一樣多侷限在 1990 年代，有關「社會化」論點是否持續適用 到新世紀的國際建制發展，值得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Iain Johnston 的 Social States 專注在中國案例 上 ，企圖呈現中國統治菁英在與國際軍控與安全建制互動過程中所呈現不同政策學習方式，並程度不 一內化所習得的國際規範，同樣反映在這些規範如何型塑國內新制度的建立上，這對於瞭解中國在國 際建制「社會化」的微觀政策過程，具有特殊貢獻。然而，由於他和先前著作一樣所關切的議題多侷 限在國際安全與軍控建制上 ，是否也呈現在國際環境建制以及科學與氣候政治互動過程，則亟需進一 步研究。
在有關中國參與環境變遷國際建制的發展議題上，國際法學者 Abram Chayes 曾和 Charlotte Kim 合寫「中 國和氣候變遷綱要公約」論文 ，其中固然觸及相關議題，但側重中國在該公約的外交協商角色與立場 演變。他們發現：中國大陸在 1995 年 3、4 月間參與政府間協商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INC)第 11 次會議到會後在柏林舉辦的締約方(COP)第一次會議間立場有所變動。這種政策 變化調整是否肇因於國內地方政府層級互動的結果或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七七集團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
互動過程，即是社會建構觀點可以發揮的研究問題。（果此，則相當程度符合社會建構論有關「互動過 程對行為者利益和身份認同的認知產生變化」中心命題的特徵。）然而，針對有關社會建構觀點的「遵 循」與「社會化」面向，特別是國際建制如何型塑國內制度影響等，這些作者則多語焉不詳。同樣的 情況也出現在研究中國參與國際氣候變遷建制的中國本地著名學者于宏源(Yu Hongyuan)新近發表的專 門著作 Global Warming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之上 。相對的，也有著名國際建制學者， 如 Peter M. Haas 的論文 和前述 Oran Young ，多側重在說明國際環境治理能維繫至今不墜和社會建構 論或先前的其他國關理論的連結關係之上，但對中國大陸置身其中的參與角色則多隻字未提。 再者，相較於經貿議題 WTO 或人權，國際環境建制的發展起步較晚，朝向制度定型化的發展仍有待 相當時日的演進，其中所牽涉的「南、北」以及「中、西」方爭論不休情況，如同哥本哈根會議等協 商過程所呈現，不只涉及政治意識型態上的對立，更涉及科學研究有效性的爭論，其所涉及的理念爭 辯，夾雜利益的糾葛，更是社會建構論得以發揮理論分析的理想議題範疇。前述中國總理溫家寶在 2010 年 9 月間聯合國大會 65 週年的談話，除再次確立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結盟的政策方向之外，並特別強調 西方國家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不足。這是針對以西方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為力量依歸的一些國際 規範適用，企圖對國際間施壓中國遵循這些國際環境建制所作的抗扈性政策行動，這也顯示在國際建 制「社會化」過程，中國意欲建立「新」的本體論作為因應策略之一。 另外，新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的趨同性已有學者論及 。新制度論在國際關係的運用，從基歐漢(Robert Keohane)的《霸權過後》(After Hegemony)出版至今已蔚為主要理論且有相當成果 。但基歐漢所強調 的制度發展係以國際政治經濟議題、自由主義市場民主制度為關注焦點，藉由霸權力量下降但其所先 前建構維繫的建制的持續發生作用來強調制度有其深遠影響力。換言之，這種制度論點是從「霸權弱 化」來顯現制度的強度與韌性，且隱含的命題是：二次大戰後所建立的自由主義市場民主制度廣為崛 起中國家地區（日本與西歐）所認同與支持，奉行其他體制的國家不得不以遵循、被動調適方式因應 既有秩序。相對的，環境變遷國際制度發展以及中國大陸的參與其中的情況則有顯著不同。畢竟，環 境變遷國際制度的當代發展多源自於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當時中國大陸已進入聯合國體 系，與「七七集團」開始能夠參與全球環境保護政策制訂過程，因此北京和環境變遷國際建制的關係， 和經貿乃至人權性質國際建制確有不同 。就中國大陸而言，其國內環保政策制訂、法制化與國際相應 制度發展過程，即使未能做到與國際同步接軌，其與全球環保過程在時間落差應不像經貿、人權等議 題範疇般的顯著。尤其，相較於《霸權過後》所描述的市場自由制度發展由霸權主導以及獲得相對同 質的成員支持現象，大氣變遷的制度發展從一開始的過程所呈現的至少是成員更加分歧而多元的：一 方面，西方大國如美國、歐盟與日本並非是團結一致也欠缺主導一切的實力與威望；另一方面，它也 含有「南、北」對立以及既有大國（美國）不積極參與以及另一個崛起大國（中國）虎視眈眈的情況， 這對「制度成形、發展與作用」的相關理論建構，應具有新的啟發作用。本論文基本上假定「中國崛 起」會伴隨增加改變既有相關國際制度以及科學與氣候政治分際關係的可能性。既然中西方國家在對 「氣候變遷的最終責任歸屬」等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且此一崛起的強權在社會價值與政治體制上和既 有霸權（美國）及其共同分享體制再製的其他西方國家之間有重大差異，則相關國際制度的演進或變 遷所涉及主要行動者權力分配上和既有以國際政治經濟建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在邏輯 適用上是否存在不同，頗值得有志理論建構者所深思。因此，社會建構論對中國的崛起以及其在國際 環境建制與氣候政治發展上的角色演變在理論意涵上有其特殊研究價值。 在有關中國參與國際環境建制發展的相關外交活動的理論性連結創新研究上，Elizabeth Economy 早期
的研究認為在 1990 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陸參與科學和全球氣候政治互動所進行的環境外交 ，基本上可 區分成兩個戰場或層面，一為傳統但正式、由外交官進行的外交折衝，另一為非正式、由涵蓋大陸政 府部門、科學研究領域在內的技術官僚或學者專家所組成的知識社群和國際的互動所構成。她並認為 當時雖然後者無法說服處在前方戰線的中國外交政策執行者接受較彈性國際減排承諾、著眼於與國際 合作的立場，但他們之中，願接受國際科技援助訓練者，或與國際科技知識社群保有密切互動者應不 在少數。然而她所作的研究係以 199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參與里約地球高峰會議前後作為觀察研究對 象，這種分析結論是否適用於最近的發展，實值得進一步深究。再者，作為她所主要分析單位的國家 環境保護（總）局，在 2008 年初期已經升格為部級的環境保護部，此一新的組織變動，連同國家氣象 局的組織位階，是否影響其在中國大陸參與環境變遷國內決策上的發言份量，進而提升中國大陸在全 球環境變遷制度發展或氣候政治中的整體外交影響力，頗值得進一步探討。另外，Economy 的研究也 多著重在「策略」以及利益取向觀點上，相當程度上也多假定中國大陸在氣候政治協商過程中 ，在論 述理念與利益上並未發生太大變動。相對的，近期有研究則透露出 ，在 1990 年代初期原本北京和包 括華盛頓在內的西方國家在立場與利益上具有相當一致性：各方均認為在有關「人類活動是否確實導 致全球暖化」等科學研究發現的不確定性仍高的情況下，他們一致反對國際間貿然實施大幅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的固定目標。後來，大陸在立場上則傾向採信相關科學研究指向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暖化的論 點，這無疑透露出北京在大氣變化議題上的立場與利益有所變化。後來這種研究發現如果屬實，是否 意味著，有關立場與利益的變化首先出現在中國大陸相關的科學知識社群之中，再轉而左右北京決策 圈？這過程是否誠如前述社會建構論核心命題所強調的「源於行為者互動與意義協商的結果而導致行 為者利益與身份的變化」，頗值得進一步研究。 與此一議題相關的是，新近中國大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得學者于宏源(2009)曾針對大陸有關氣候變遷 專家學者對中國角色的認知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其中，針對「中國承擔減排實質性義務的國內外環 境條件是否已成熟」，他發現相對於「很不成熟」的 18 人與「已經成熟」的 3 人，認為「不太成熟」 的受訪者有多達 52 人的絕大多數。另外，針對「中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他 的研究發現：主張「維護國家利益」的專家有 40 位，遠高於「低調參與」的 6 位與「積極參與」的 21 位。雖然這項研究調查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仍有不少可議之處（如：調查對象的學者專家樣本範圍 與母數均未在論文中述及等），如果他的研究結果相當程度能反映現階段大陸有關氣候變遷有政策影響 力的知識社群的話，再對照 Economy 在 1990 年代研究結果所多少透露出這種知識社群以科學家為主 的重要成員應是多數主張積極參與國際合作的訊息，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大陸科學家所參與的知識社群 對國際參與的看法已經發生微妙變化，使得他們的看法逐漸接近深處前線的一般外交部門政策行為 者，也頗值得深入追究。 有關技術官僚、科技專家學者乃至智庫等構成的「知識社群」在政策過程發揮影響力，其實也和公共 政策領域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政策倡導聯盟」(policy advocacy coalition)等概念有密切關連，均在強調理念與制度，連同利益的構築，在政策過程的重要性。 和大氣變化相關的科研知識社群是否或如何試圖影響中國大陸的氣候變遷政策制訂，進而左右其參與 相關國際制度與氣候政治的發展頗值得深思，而是否能就相關案例發展出適切的概念架構也很值得進 一步嘗試。同時，在氣候變遷的科學或技術運用的研究上，和諸如行政改革議題一樣，其在中國大陸 同樣涉及引進學習西方技術、制度過程，以及這些制度所可能潛藏的思潮價值往往會引發的「固有傳 統特殊性」與「外來移植成分」爭辯以及要求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作為努力目標的呼聲出 現 ，這些過程是否伴隨著早已在西方社會發酵數十年的科學有效性爭議，夾帶進入大陸內部的政策制
訂過程，引發「去政治化」與「泛政治化」兩股政策勢力的拉鋸戰上，也頗值得加以分析觀察。 另外，在國際環境變遷議題所涉及「責任」歸屬問題上，中國大陸一向認為西方先進國家負有不可推 卸的歷史與現代責任，除應率先具體厲行減排目標外，並應藉由資金與技術移轉方式以協助開發中國 家對抗全球暖化以履行對全球氣候變遷所應負責任。同時，北京也堅持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發展中國 家均享有固有的發展權。環境變遷的權利與義務問題，因而也和人權議題連結在一起。無論如何，中 國大陸有關環境保護的國際「責任」，在理念上是否已經發生變化？ 在中國崛起背景下，這種理念如 何和當代中國要成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新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在此新的背景系絡下，中國大 陸是否已經發生論述變化或伴隨在國際角色認知與作用上的轉變等等典型社會建構論導向的研究問 題，也值得進一步研究。這些均顯示社會建構論對於相關議題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價值。 最後，科學知識、相關政策選擇與政治過程的「不確定性」往往也呈現在不同方向理念或政策典範間 的相互競逐，在其中一派尚未勝出、制度化並鞏固之前，這種競逐所象徵的正是理念尚未定於一尊、 制度成形並邁向「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發展態勢之前的一種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運用社會建 構論觀點分析理念競逐階段，應有其特殊價值及可能貢獻 。在這一論點以及本部分前述所列舉研究文 獻的檢視基礎上，現階段科學與全球氣候政治關係以及中國大陸置身其中的角色演變可說確有社會建 構觀點發揮的相當空間。 (3) 中國大陸角色的變化與歷史機遇：（摘要） 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環境制度的發展角色大致從「消極」轉向「相對積極」態勢發展。尤其在 1990 年代 中期，藉由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談判及與其他會員國乃至國內政府與非政府部門的互動過程， 大陸在若干議題的談判立場與利益有明顯然而相對低調的轉變。例如：大陸官方對於全球暖化現象是 否確實存在有所保留，且認為西方國家建構該議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後來，加以默認並傾向於 強調環境保護所涉及的發展層面議題；另一方面，大陸對於「清潔發展機制」等的立場也從一味反對 轉變成有條件接受。 再者，本部分研究也發現：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後，大陸陷於國際制裁與孤立狀態。而當時 有關大氣變化的國際環境政策協商乃至 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地球高峰會在在為大陸外 交提供破除孤立的特殊機遇，也為北京向國際宣示其改革開放與引進國際技術投資的相關政策不變提 供重要機會櫥窗。除此之外，先前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也提供大陸在聯合 國場域機不可失外交活動空間。 (4) 中國大陸環境政策制訂的國際政策諮商與加拿大角色：（摘要）（請一併參考以下(5) 本部分相當程度可說是本研究計畫執行的衍生收穫。主要研究發現是：1992 年成立的「中國環境與發 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是中國大陸制訂環境政策的重要國際諮詢機構。其中，加拿大政府所
屬的國際援助機構「加拿大國際發展總署」（CIDA）及若干 NGO 從 CCICED 的成立至今一直扮演極
為關鍵的角色。例如，目前 CIDA 主席也兼任 CCICED 執行副主席職務，加拿大的「國際永續發展中
心」（IISD）執行長擔任 CCICED 的首席顧問。如同下面（5）（6）所述，CCICED 實質上是由中外專
(5) 知識社群的跨國家社會連結：
1). Contingency matters: the timing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enda-setting and conference-gathering, notably the 1972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and 1992 Rio Earth Summit, brought fortuitous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re-) joint the World.
2). Maurice Strong, a Canadian sector-crossing diplomat, and his close friend Qu Geping have played as key agents introducing, undertaking and strengthening mutual engagement and knowledge-shar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3). The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which was formed in Beijing in April 1992 and was celebrating 20th anniversary in 2011-2, is to be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post-Tiananmen era and a vital yet often neglected case where Canada and its “other diplomats” together with DFAIT-trained professional diplomats, has played a distinct role in fostering transnational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4). In some way, the CCICED itself may be seen as a transnational Government-organized NGO (GONGO) which is also embodied through a form of “epistemic community” albeit stationed primarily within the PRC’s boundary.
5). Basic facts I: CCICED’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eetings: 1) COUNCIL MEMBERS meet once a year at an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 to submi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key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ues in China to the PRC Government. 2) TASK FORCES, special policy study groups, and working groups meet throughout the year to prepare repor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specific issues. 3) CHIEF ADVISORS are senior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who advise the Council on scientific and policy matters and monitor the work of task forces. 4) The Council’s Bureau serves as an executive body and exercises authority on behalf of the Council through a senior Chinese Secretary General. The Secretary General oversees CCICED’s Secretariat in China,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based Secretariat International Support Office (SISO). 5) CHAIRPERSONS include Chair (Li Keqiang,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Executive Co-Chairs (Zhou Shengxian, Ministe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rgaret Biggs, President of CIDA), Vice-Chairs (Xie Zhenhua, Vice Chairma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Klaus Töpfer (Germany), Børge Brende (Norway)).
The CCICED just completed the Phase IV work in 2011, in each phase there are 5 AGMs. It enters into Phase V in 2012.
The CCICED usually numbers about 50 members who are appoi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five-year terms when a new Phase of the Council’s work begins. Approximately half are from China, made up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at the vice-ministerial rank or other senior levels or senior experts and head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members are of a similar stature and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on the basis of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6). Basic facts II: CCICED’s international partners: It receives significant financial support from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GOs. Canada, through CIDA,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Overall, the following have committed a total of $19,865,880 (USD) to Phase IV of the Council’s work: Australia, Canada (CIDA), China, Denmark, Environment Defense Fund (US), European Union,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Norway,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Shell (China) Limited, Sweden, The Netherlands, United
Kingdom/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World Wildlife Fund (WW).
7). Aside from CIDA,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 participated as a key Canadian NGO partner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CICED. “Other Diplomats” from Canada includes the presidents of CIDA and som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s such as Arthur Hanson and David Runnalls.
8).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CCICED benefits from and is built upon some pre-existing understandings of Canada, the origin and effects of which are definitely not confined to environment issue-area. Norman Bethune, Mao Zedong’s special reference to him in his work (1939) as well as numerous monuments, buildings or institutions in name of Norman Bethune helped reproduce the understandings and sustain the memory. （6）中國大陸氣候變遷科學家及知識社群的質變：（摘要） 1)中國大陸氣候變遷政策的演變，大致可區分三階段：第一階段為 1970、1980 年代至 1997 年；第二 階段是 1997 年至 2007 年；第三階段為 2007 年迄今。這些政策調整與中國大陸科學家知識社群在態度 上的質變有關。 2)氣候問題的複雜與專業程度極高，使得決策者必須向相關領域專業科學家或學者尋求建議，因此「知 識社群」在這一方面具一定的政策影響力。 3)CCICED 所提供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轉移，正是中國大陸制訂環境與發展政策所必需媒介之一。 4)中國大陸的科學家們從 1970 年代初期竺可楨時代認定「氣候變化是偽命題」，到承認其構成「事實」、 也不盡然是西方國家欲「和平演變中國」的「陰謀」，再到主張「應當積極採取適當措施，以減緩其對 人類社會的不利影響」。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在執行期間著重質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主要進行研究文獻及檔案分析，並 輔以統計資料予以說明。在文獻檔案分析上，係先就既有理論性文獻與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呈現在 研究報告、期刊論文或專書的部分進行檢視回顧，再蒐集中國大陸、美國與加拿大重要重要政府或民 間機構出版或網站公布第一手資料。 （五）研究成果與討論及自評：
本研究計畫已達成之書面成果，計有國內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四篇，茲臚列如下：
1. 吳得源，2010，「科學、全球氣候政治與中國大陸角色：社會建構論的啟示作用」，99 年中國政治學
會年會，高雄中山大學，2010 年 11 月 5 至 6 日
2. Wu, Der-yuan 2011a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China’s Rol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paper delivered to 2011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加拿大蒙特婁市，2011 年 3 月 16 至 19 日
3. Wu, Der-yuan 2011b “Bringing International Back In: Canada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 paper delivered to “Living with Giants: A Canada-East Asia Dialogue on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Conference”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國際會議廳，2011 年 5 月 5 至 6 日
4. Wu, Der-yuan, 2012 “Engagement by “Other Diplomats”: the Environment in Canada-China
State-society-Crossing Linkages” A paper delivered to 2012 Pre-AAS meeting: “Other Diplomacies” and the Making of Canada-Asian Rel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versation, 加拿大多倫多，2012 年 3 月 15 至 18 日
值得一提得是，本人本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所發表論文與其他主要論文摘要成果由召集的 Susan Henders 和 Mary Young 教授編撰在 2012 年下半年以 “Other Diplomacies＂and the Making of Canada-Asian Rela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versation, 刊登在 Asia Colloquia Papers 2(1) Toronto: York Centre for Asian Research (ISBN: 978-1-55014-622-6). 網址：www.yorku.ca/ycar
本項研究計畫在 101 年 5 月進行第一次移地研究行程主要重點部分為對大陸當地研究環境外交、實際 參與還境議題知識社群角色的幾位主要學者以及外國籍常住北京的退休官員專家(Maurice Strong)進行 訪談。過程雖因正逢大陸重要考試季節、擬受訪者正巧出國及時間限制等種種因素未能訪談到所有原 規劃人選，大致仍有豐碩成果，針對原先設定的研究議題進行訪談研究。尤其，先前及移地研究過程 對於中外科學專家所組知識社群的角色也導引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作為中 國大陸環境治理運用知識社群以汲取西方先進國家專業知識與技術轉移的特殊角色議題的研究興趣與 心得，可說是本次移地研究的意外收穫。這也將成為未來持續關注與探討的主要研究議題。同樣的， 有關中國大陸參與 1972 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過程也導引出中國大陸 1971 年進入聯合國後加入世 界初期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問題，這一議題持續在另一研究計畫中進行探索。本次移地研究的訪談記 錄及攜回資料已經陸續整理歸類，部分也已經連同二手研究文獻回顧集結在論文初稿，課正進行修改 及補足資料，未來將透過國內或國外研討會進行發表以進一步汲取改進意見，再行提交期刊審查。 第二次移地研究在 101 年 11 月間進行，行程主要重點為到北京與上海主要圖書館調閱及複印市面不再 流通的早期圖書資料；其次，並針對大陸環境外交、實際參與環境議題知識社群角色的外國籍常住北 京的國際顧問專家(Patrick Schroeder)和大陸學者、NGO 執行長進行訪談。由於主要在利用週末也開放 的當地圖書館，故和上次移地研究比起來較不受週六與週日不利訪談的限制。總體而言，此次移地研 究有關書面資料的蒐集成果相當豐碩，除針對原先設定的研究議題進行資料蒐集和研究外，也針對前 次移地研究過程導引出「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國合會）作為中國大陸環境治理運用知識 社群以汲取西方先進國家專業知識與技術轉移的特殊角色議題，有更深入的研究機會。同樣的，有關 上次移地研究所衍生的中國大陸 1971 年進入聯合國後加入世界初期的社會化問題，在本次移地研究也 附帶得以蒐集部分資料。本次移地研究所攜回的無數書面及複製資料已經陸續整理歸類，部分也已經
連同前次移地研究所得集結成論文初稿，課正進行修改及補足資料，未來將透過國內或國外研討會進 行發表以進一步汲取改進意見，再行提交期刊審查。 綜合而言，本多年期研究計畫開始執行期間，因計畫主持人先後兼任政大國關中心合作交流組組長及 隨後的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職務，致曾經在進度上有所延宕，也曾因此將規劃赴大陸資料蒐集＊順延 到 101 年 11 月執行完畢。至此，大致已經完成國內研究文獻資料蒐集並將現階段研究成果在國內與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等預定目標，與原計畫內容相符程度甚高。 （＊由於 99 年 11 月起在同僚期望致無所推辭情況下兼任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合作交流組組長的行 政職務，個人執行本計畫赴大陸行程安排受到延宕。） 本研究計畫執行最大學術成就在於將中國大陸參與國際環境制度發展的理論意涵（社會建構論）及過 程所涉及歷史機遇與政策推動行為者等因素予以系統整理與凸顯，可以補充現有許多研究文獻之偏頗 或不足之處。尤其，藉由本案理論意涵的推衍與呈現也為日後研究假設的修改與檢驗提供更具體的可 操作標的。另外，本計畫第二階段的執行凸顯「知識社群」的跨國家社會連結以及表現在中加關係上 的特殊意涵，以及凸顯加拿大在中國大陸氣候與環境政策上扮演特殊的角色。最後，本階段也大致證 實中國大陸氣候變遷科學家及知識社群的質變現象影響其相關政策的制訂與調整。據此，本計畫的執 行為未來類似研究計畫的規劃奠下基礎或提供學習的新方向。 然而，無可諱言，本計畫在執行執行過程也因初期經驗及先前準備略有不足，致影響資料蒐集的效率； 同時，在資料取得上，美國官方資料有待進一步強化，特別是有關中美環境合作的部分，中國大陸學 者專家訪問團相對綿密赴美參訪、參與座談是否也構成「知識社群」質變的重要因素，值得未來進一 步探討。 （六）參考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局 (http://www.cma.gov.cn)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 (http://www.zhb.gov.cn) 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 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http://unfccc.int/2860.php) 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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