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強權之路：
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
張亞中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摘
要
本文除前言與結論外，共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崛起強 權」與「既有強權」間可能的戰略互動，從預防性戰爭、約束、交往 與遏制等四項戰略理論與歷史經驗來討論未來中共要順利地崛起成為 強權將會面臨的挑戰；第二部分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討論中共如果要 成為一個強權將面臨的挑戰，本文認為地緣政治對於中共成為陸上強 權充滿不利因素，中共要成為海洋強權的機會則在於必須和平地處理 兩岸關係；第三部分討論全球化對中共強權之路的挑戰，本文認為經 濟全球化給予中共突破地緣政治遏制的機會，但是也造成未來的若干 限制；第四部分提出中共邁向強權之路的四項戰略選擇，分別是和平 處理兩岸關係、避免掉入西方「安全困境」的軍備競賽戰略陷阱、審 慎地加速全球化與耐心等待。 關鍵詞：全球化、地緣政治、兩岸關係、中國威脅、崛起強權「一旦中國覺醒，天下震動」 ─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1─ 「中國成為超級強權的發展，被不祥的比擬成一百年前德國力量的興 起。那個問題費了兩場可怕的戰爭才『解決』。尋求更好的方法，讓 中國學會國際往來規範，將是明智之舉，如何做到這點，或許是一整 代美國人最大的問題。」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2─
壹、前言
歷史上，每一個國家都有尋求擴張的天性，只是有的國家心有餘 而力不足而已。作為一個大國，尋求國際地位與適度的擴張影響力， 更是必然之事。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強權，既有的強權努力維護以 自己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在崛起的強權則企圖取而代之。有的順利 成為新強權，有的卻在戰爭後步下強權的舞台。 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將歐亞大陸的俄羅斯、印度和中共界 定為「轉型中國家」（transition states），3認為它們的政經結構都有 不穩定因素。不過，從綜合國力對比層面來評定，俄羅斯算是個虛弱 的大國，印度是個正在對自身未來發展方向做定位的大國，而中共則 轉引自 William Overholt 著，湯麗明、鄭正鈐譯，《中國威脅：一旦中國 覺醒，天下震動》（The Rise of China）（臺北：智庫文化，1999 年）， 頁 1。轉引自 Daniel Burstein & Arne de Keijzer 著，應小端、黃秀媛合譯， 《巨龍：中國對全球政商經濟的影響》（Big Dragon China’s Future：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the Economy and the Global Order）（臺 北：天下文化，1999 年），頁 2。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9: Priorities for a Turbulent World,”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是正在崛起的強國。4美國政策分析家也多持類似看法，預測在往後十
年，中共將是美國最關注的重點。5
近幾年來，美國國防部的軍事戰略評估計畫相繼顯示，美國戰略 重心可能從歐洲轉移到亞洲，6其視中共為第一假想敵的企圖非常明
顯，這一趨勢引起中共外交、安全及軍方高度關切。2001 年 10 月美國 國防部公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明確指出，美國國防計畫轉為「以兩個特殊地區為主要 目標」，一個是東北亞，一個是西南亞，且一再重申美國本土及海外 軍力，全部不再縮減，亦即維持 140 萬現役部隊，尤其認為亞洲地區 可能出現一個「具有可觀資源的軍事競爭對手」，使美國必須強化在 西太平洋及東北亞的反應能力。7這個所謂的競爭對手，指的自然就是 中共。
W. Bowman Cutter, Joan Spero, and Laura D’Andrea Tyson, “New World, New Deal: A Democratic Approach to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2, 2000, pp.80-98.
Brad Roberts, Robert A. Manni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China: 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4, 2000, pp.53-63.
Robert Burns, “Army Shifting Equipment to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0, 200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ny/articles/ A20806-2001Agu30.html>.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p.12,<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qdr2001.pdf>. 新的戰略構想是基於以下四項考慮：第一，在關鍵地區佈建更多的美軍基 地，使美國擁有更大的彈性，重心是西太平洋及東北亞；第二，在更多國家 取得暫時的軍事設施，使美軍即使沒有永久性的基地仍能訓練與操演；第 三，根據區域需要，重新部署美軍；第四，提供足夠的動員能力，包括空 降、登陸、封鎖、反封鎖等，使美軍有能力迅速進行遠距離任務，有效打擊 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敵人。
面對美國這個「既有的強權」時，中共作為一個「崛起的強權」 （rising power），面臨到歷史必然會出現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法則。現有的強權會如何處理中共的崛起，讓它成為一個不會改變現 有國際秩序，滿足於現狀的國家；中共如何突破既有強權的規範，建 立自己期盼的國際秩序，是本文要討論的主要課題。 面對中共的崛起，美國眾多策略的選項之一，就是簡單地將之視 為不可避免的歷史循環，接受中共在東亞地區成為「中共統制下的和 平」（Pax Sinica）之地位。這一立場將暗示中共周邊的弱小鄰國需 依附中共，美國將從東亞事務中撤退，杭廷頓的作品中即充分反應出 這種地緣政治宿命觀點的色彩。8這種思維的邏輯是，美國也必須追隨 （bandwagon）中共的力量，以避免適得其反的衝突。 日本人民或政治菁英是否願意接受美國這種追隨政策，暫不多 論，但美國的一般人民與政治菁英，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接受的跡象 與趨勢。9美國仍然展現其決心，在 21 世紀繼續維持在東亞的影響力， 與中共競相爭取其他國家的追隨與支持。10 美國是當世唯一超強，中共要順利崛起，必須通過美國這一關。 這當然並非表示，中共要取而代之成為世界霸主。如何界定一個國家 是否能影響美國霸權，有不同的界定標準。大陸學者閻學通便認為， 「當中國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於或大於美國的時候，美國 就無法繼續世界霸權」。1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Chapter 9.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1999, pp.24-36.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185-193.
如果不用 GDP 作標準，而改以中共與外在的環境來檢視，Steven W. Mosher 提出以地緣戰略來探討中共稱霸的行為。他認為中共的稱 霸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基本霸權階段，其指標為中共收復臺灣， 並控制南中國海而不引起任何爭議；第二是區域霸權階段，其指標為 中共將領土擴充至全盛時期的清代疆域；第三為全球霸權階段，其指 標是中共在全球各地與美國對決，摒棄「美國統制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代之以「中共統制下的和平」。12 相信沒有人會否認美國是當今的唯一超強，短期之內，應該沒有 哪一個國家可以撼動美國的霸權地位，因此，本文並不採取上述 GDP 標準或「基本、區域、全球三階段霸權」的界定方式。筆者認為，中 共如果能夠順利創造出在亞洲與美國分享權力的局面，則中共應該就 已經可以算是個成功崛起的強權。若中共能夠爭取到周邊國家採行 「追隨」政策，那麼中共將不只是亞洲的強權，而可以算是世界級強 權。 筆者另以為若僅以地緣政治來探討中共的崛起，則有所不足，原 因在於：第一，現今的全球化時代，經貿利益已不再是依附於國家安 全之下的外交政策工具，若只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一個強權的 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 年第 2 期，頁 8。作者認為由於中國大陸人口六倍於美國，如果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整體 GDP 將超過美國；另外，美國學者 米拉摩（John J. Mearsheimer）也有類似看法，請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5, 2001, pp.46-61.
Steven W. Mosher 著，李威儀譯，《中國新霸權》（Hegemony：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the World）（臺北：立緒文化，2001 年）， 頁 135。
Jacques Adda 著，何竟、周曉辛譯，《經濟全球化》（臺北：米娜貝爾， 2000 年），頁 33-35。
崛起，將有其侷限；第二，在全球化時代，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已經反 轉，市場不再聽令於國家，兩者已經角色互換。13因而，全球市場是否 會聽令於霸主國家的圍堵、約束新興霸權國家，或放任新興的霸權國 家對霸主的挑戰都不無疑問。 故而，本文嘗試以地緣政治與全球化此二面向來討論中共的強權 之路，探究以美國為首的強權體系會以甚麼樣的戰略來因應中共的崛 起，中共如何才能順利崛起。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需從國際關係理 論與世界歷史中探究各種可能性。
貳、因應強權崛起的可能戰略選擇─歷史與理論
一、以預防性戰爭來因應強權的崛起
Alfrid Wagts 認為「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在於「現 在就打一場從長遠來看不可避免的戰爭，遠比等到對手有擁有優勢後 再打較好」，14Wagts 的定義說明了預防性戰爭的三個意涵：第一，戰 爭被視為不可避免；第二，威脅長期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 此，預防性戰爭本身有其「預期性」，是一種無法預期現階段發展， 而採取的一種自認有利的選擇。如果政治家認為預期和平的代價會高 於戰爭的代價，政治家會理性地選擇預防性戰爭。 對於哪一方較可能發動預防性戰爭，學界看法不一。Robert Gilpin 將預防性戰爭看作是，一個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國（dominant power） 面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時，「最具吸引力的反應方式」，「當面對的選 擇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家絕大多數會選擇戰鬥」。15但是 Organski 和 Kugler 則認為，對一個準備崛起的大國而言，「早在他們具備了與
Alfred 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 The Solider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p.26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91.
主要國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發動了對主要國家的戰爭。16發動預防 性的戰爭成為邁向強權的重要手段。 從歷史上來看會選擇預防性戰爭而圖霸者，大多是一些崛起的強 權。相反的，既有強權以預防性戰爭來對付潛在崛起強權的例子不多 見。舉例來說，當西元前 264 年羅馬統一了義大利半島後，羅馬與另 一地中海強權迦太基的衝突就可以視為是崛起強權試圖挑戰既有強權 而發動預防性戰爭的例子。17 但從近代史來看，幾乎沒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是一個既有霸主國家 主動發起戰爭來預防阻止一個崛起強權可能的挑戰。18 世紀的英國與 20 世紀的美國，都沒有使用武力來對抗可能的挑戰對手。 有的學者認為原因之一在於自由民主國家的規範化和制度的因 素，18也有學者認為原因在於支配現狀的領導人已經習慣於僅僅修正現 存的體系，因而對於崛起強權可能造成的體系威脅反應遲鈍。19 另外，崛起中強權的態度也很重要，英國為甚麼沒有對崛起中的 美國進行防堵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學者 Fareed Zakaria 便認為，英
A.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13-63.
羅馬為了本身的戰略利益與商業，而出兵攻打迦太基，這場戰爭持續了一百 多年，直至西元前 146 年迦太基滅亡為止，而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也為日後 羅馬的征服奠定了基礎。有關羅馬與迦太基的歷史，請見 Philip Lee Ralph, Robert E. Lerner, Standish Meacham, Edward Mcnall Burns 著，趙豐 等譯 ，《世界 文明 史》（ 上卷） （北京 ：商 務印書 館，1998 年）， 頁 322-324；森本哲郎著，劉敏譯，《一個通商國家的興亡》（臺北：遠流， 1992 年）；吳圳義，《西洋上古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 年），頁 183-187。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44, No.2, 1992, pp.235-269. Robert Je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71.
國基於下列數個理由而沒有去遏制美國的崛起，一是英國為保護在拉 丁美洲的利益需要美國支持，二是美國與英屬地加拿大的邊界紛爭在 1840 年代業已解決，三是英國在美國的經濟利益非常巨大，四是美國 政府克制而不擴張的政策，五是歐陸大國德國與俄國的崛起；而其認 為美國政府的態度才是英國最終並沒有積極圍堵美國的原因。20 如果要對中共採取預防性戰爭，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中 共獲得一個完全的大國地位。在美國支持以預防性戰爭來防止中共崛 起的人士並不多見，21因為中共的崛起是其內在經濟力量發展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是西方無法控制的。西方並不需要刻意以武力來阻礙中共 的成長，而且讓中共發展經濟，西方社會也可以得到經濟利益。22因 此，很難想像西方會因為要阻礙中共的成長而採取預防性軍事行動。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全球經濟的發展已使全球形成了一個風險社 會（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23任何意外都會使進行中的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f America’s World Role（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認為「中」美之間將可能會有軍事衝突的著作，請見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另外，在小布希上台以後，美國國防部應國會要求進行一 項全面的《核武態勢評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為未來五至十年 的美國核武力量規劃方向。2002 年 1 月 8 日國防部向國會提出一份機密文 件《單一整合行動計畫》（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 報告中提到美國的核武應變方案，目標國家有七，包括中共、俄羅斯、北 韓、伊拉克、伊朗、敘利亞以及利比亞。舉凡中共對臺動武、北韓入侵南 韓、伊拉克攻擊以色列等，美國在情勢需要時，都可能動用核武。不過，美 國是否會在臺海地區使用核武，造成難以控制的局面，值得高度懷疑。 Keitarou Hasegawa 著，彭德中譯，《新世紀：全球經濟大轉換》（臺北： 世茂，2000 年），頁 149。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e, 1986）.
全球化進程受到波及，如 911 恐怖份子對美國的攻擊，就造成全球上 百億美元的損失；若國際體系的主要強權進行預防性戰爭，那造成的 傷害就更不可勝數，更遑論它們擁有核、生、化武器。 至於中共會否在東亞地區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來挑戰美國在東亞 地區的霸權地位？這取決於四個認知：第一，中共有沒有改變東亞國 際秩序的意願？第二，中共是否要以戰爭的劇烈方式來改變現有的東 亞秩序？第三，中共是否預期自己可以在這種預防性戰爭獲勝？第 四，中共是否必須被迫進行預防性戰爭？ 目前來看，如果臺灣獨立成為可預見的事實，中共應該有可能發 動一場預防性戰爭，如果成功，其邊際效應將是東亞國際秩序結構的 改變。當然，中共是否有能力挑起並持續維持這一場戰爭，也是問 題。歷史經驗顯示，大多數崛起強權以武力挑戰既有強權，或許在初 期獲得了成功，例如納粹德國取得捷克蘇台區，日本偷襲珍珠港等， 都只是短暫成功而已。不過，中共對臺與德國及日本的背景不同在於 中共對於「歷史疆域」與「民族大義」的堅持，再加上「一個中國」 原則又是國際強權目前所接受的原則，中共如果只是將可能的「預防 性的戰爭」定位在中國內部事務，而不去觸及是否重組東亞的國際秩 序，屆時現有的強權及其盟友是否願意介入，或只是採取當時英法針 對德國採行的姑息政策，值得觀察。
二、以約束方式來因應強權的崛起
對於一個既有的大國而言，與其他國家結盟，有時候並不是為了 自身力量的累積與擴張，反而是為了藉由聯盟來約束（binding）和控 制參與國。24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Lawe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as, 1976）, pp. 227-262.
對於參與同盟國而言，約束並不見得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例 如，美國與英國在 1922 年與日本所簽訂的《五國海軍公約》，其動機 之一即是希望對日本進行控制與約束，然其結果反而造成日本大膽發 動了對美戰爭。25約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國在戰後與日本訂定 安保條約，其目的固然為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但在某種意義上也約 束了日本，使其軍國主義不致再起，而且使日本的軍備發展完全合乎 美國的戰略意義。26 多邊聯盟往往作為雙邊「約束」戰略的補充或代替。國際組織與 國際建制的構想多少來自於以建立規範來相互約束。約束政策有幾個 目的：第一，通過接納新興大國進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中，使得其有 「一席之地」，滿足崛起大國對於聲譽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國 可以在多邊組織中有表達其利益與觀點以及建立威望的機會，從而可 以與現有大國一起建立新國際秩序；第三，將崛起的大國放在政策網 絡中，使其感覺到，它從現有體制中得到利益的代價比用力量改變體 制的代價來得小。27 西方強權與中共並沒有多邊同盟體制，但在一些多邊國際安全機 制中，西方積極將中共納入，其目的在利用多種義務以及事務間的關 連性來約束中共，通過軍方機構緊密而持續的聯繫以獲取更多情報和
Paul Kennedy 著，聞偉譯，《血戰太平洋》（Pacific Onslaught）（臺 北：星光，1995 年），頁 8-25；A. J. Barker 著，陳志新譯，《偷襲珍珠 港》（臺北：星光，2000 年）。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Washing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Randall L Schweller,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rin Johnsy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3.
資訊的機會，或者將其視為可以改變中共利益和傾向的政策。 中共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對於自我在國際間的認同開始有了變 化。中共一方面必須拋棄掉傳統的自我中心，向西方開放；一方面要 維持自己的自主性需求，以滿足建政以來的傳統主權觀。在這兩種相 互矛盾的思維下，中共在面對國際機制時，也產生了矛盾的作法，一 方面，中共展示出自己積極參與國際機制的興趣，但另一方面又希望 儘量減少參與所帶來的義務與限制。 進入 1990 年代，中共在國際建制上的參與漸多，一方面基於中共 要展現其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另一方面是為了化解六四天安門事件 後一些西方國家在外交上孤立中共的意圖。28 中共參與的國際安全與經貿建制中，有的是沒有收益，也沒有付 出代價的協定，例如《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拉美 無核區協定》（Latin American NWFZ）；也有些協定可以約束中 共，例如《全面禁止核武試驗條約》（CTBT）和《地雷議定書》。當 然也有些如果不參與將會付出更高的代價，參與反而可以獲益，例如 世界貿易組織。 中共參與國際建制是漸進的，無論其動機為何，中共其實已經進 入了一個國際社會化的過程，現在的參與本身即孕育了再進一步的參 與。就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中共參與愈深，愈不容易從中抽離。中 共目前仍舊沒有能力主導整個國際安全建制的運作與發展，因此長期 而言，中共並沒有多大能力突破國際安全建制約束，也沒有能力利用 國際安全建制來展現其影響力或建立國際新秩序，中共所能做的只是 增加威望，並嘗試從中找尋利益。 中共國務院，《我國關於全球環境問題的原則立場》（北京：中國環境科學 出版社，1992 年），頁 11。
三、以遏制方式來因應強權的崛起
遏制戰略並不是尋求擊敗崛起的大國，而是防止它的進一步擴 張，是一種尋求保持均勢，而非恢復原狀的戰略。John L. Gaddis 將 遏制分為對稱性與非對稱性反應（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兩種。對稱性反應是指，在當時、當地和依照對手所使用的方 式來對敵人的挑釁作反應，例如美國在韓戰、越戰時的戰略方針；不 對稱反應是指，針對挑釁國的行為，由自己選擇時間、地點與方式來 作出反應，以充分打擊挑釁者的弱點。由 George Kennan 在冷戰初期 對蘇聯共產主義所設計的遏制戰略，以及後來的「大舉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戰略，都屬於非對稱性的反應。29 冷戰期間，美國是以遏制戰略來防止蘇聯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擴 張。在面對蘇聯這個國家本身時，美國採取了「非對稱性反應」的戰 略，但是雙方的代理人戰爭則是一個「對稱性反應」的遏制作戰方 式。一般而言，「非對稱性反應」的遏制思維，需要以國家總體實力 作為後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還有創造「安全困境」 的戰略意義，用以與對方作一場長期的武力競賽，進而與對方較量國 家的整體能力。蘇聯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於 1980 年代，雷根政府 的「星戰計畫」使得美蘇之間陷入一場軍備競賽，而其結果是蘇聯的 經濟實力沒有辦法支撐軍力的競賽而落敗，冷戰並因而結束。 遏制戰略的另外一種表現就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聯盟來反對崛起國家或崛起國家與他 國的聯合。相反的，崛起中的國家也會嘗試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結盟來 挑戰現有強權所建立的國際秩序。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短期看來，能夠迫使美國必須以「對稱性反應遏制」方式面對中 共的可能性，就只有臺海可能的衝突問題。基於遏制戰略的原意是尋 求保持均勢，而不是恢復原狀的戰略，目前美國為美「中」臺三角架 構所建構的「三公報一法」─《上海公報》（1972）、《建交公報》 （1979）、《八一七公報》（1982）、《臺灣關係法》（1979）應該 是美國認為的「現狀」，也只有在這種現狀被中共打破時，美國才有 可能以「對稱性反應」方式來遏制中共。 美國在面對中共時，其「非對稱性反應」的政策依據將是自身的 強大國防，美國決定放棄 ABM，而準備建構 TMD，可以視為是「不 對稱性反應」的一項遏制行為。美國繼續強化《美日安保條約》，也 可以看成對中共的一項遏制政策。 中共如果想突破地緣政治上的遏制壓力，在軍事上必須有足以與 日本及美國相抗衡的武力；在政治上必須得到周邊國家的支持。目前 中共的周邊國家並不願追隨中共，中共未來如果想要順利地成為一個 強權，如何處理它的周邊關係，進而建立起在亞洲地區舉足輕重的影 響力，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四、以交往方式來因應強權的崛起
交往政策是指，以非強制性的方法來改善與崛起大國的關係，化 解其不滿意現狀的因素。目標是確保崛起大國是以和平方式來改變區 域及全球秩序。交往政策也不僅只是所謂的「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還包括著將不滿國家納入國際社會，接受現有國際秩 序的各種試圖。實踐中，交往政策與其他政策的不同點在於依靠承諾 給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懲罰性的威脅來影響威脅國的行為。30簡單地 說，在實踐上，交往政策是以胡蘿蔔優先於棒子的政策。 交往政策通常是為了實現下列三個目標：第一，既有強權可以透 同註 27，頁 14。過交往政策來了解不滿意於現狀的崛起大國的真正意圖；第二，用以 爭取重新武裝的時間和盟友，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戰爭；第三，用以打 破崛起大國可能的聯合或阻止它們進行聯合。如果成功的話，交往政 策是解決不滿意現狀崛起大國的最有效且合理的途徑。不過，它實施 起來很複雜，且有時是危險的政策。交往政策要獲得成功，崛起大國 必須只有有限的修正主義（limited revisionist）目標，並且在大國間 沒有不能協調、至關重要的衝突。31 雖然交往政策是胡蘿蔔先於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沒有足以威嚇 的棒子，胡蘿蔔將會流於所謂的「綏靖政策」，只有在胡蘿蔔與棒子 並用的情況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在希望維持現狀的既有強權與不滿足現狀的崛起大 國產生不同的訴求。前者希望透過交往政策改變可能出軌的行為，後 者希望改變現狀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報或威嚇來影響後者，使 得後者能依照國際現有規範來行事，後者則將交往政策視為和平改變 現有秩序的一種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國在冷戰後處理中國政策的主軸。柯林頓政府並曾 推動與中共的「全面交往」，並表明其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而是 一種帶有約束的積極性政策，其目的就在於促使中共進入西方價值體 系，使「中」美雙方都能夠獲益。 美國對於中共的最惠國待遇可以看成是「交往政策」的典型代表 作。美國為了達成其國家的整體利益，不惜將其與人權問題脫鉤。中 共也藉由這個機會，順利突破了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國際劣勢地 位，甚而與美國在 1997 年建立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在兩岸 關係上取得優勢，促使美國總統柯林頓 1998 年在上海講出「不支持臺 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臺』、『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加入任何 一個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的「三不」政策。 同註 27，頁 14-15。
從歷史與現實的層面來看，現有的霸權國家，絕對不會以單一模 式來防堵新興霸權，它們通常都是以混合的戰略模式以因應新興強權 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而新興霸權也通常是以混合的戰略來挑戰現 有的國際秩序，例如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英國與德國關係，二次世 界大戰後的美國、日本、中共三者之間的關係都是在約束、遏制與交 往中移動。本文以下的討論，將以總體的方式來進行分析，不過，一 個粗略的認識，即預防性戰爭與遏制兩項政策多屬於地緣政治的範 疇，而約束與交往放在全球化的範疇中討論將格外有意義。
參、地緣政治對中共強權之路的挑戰
一、美國的整體戰略佈局
1990 年代中期，冷戰後的美國國家戰略逐漸明朗化，開始推動兩 個重要的地緣戰略行動，其目的自然在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而其結 果均對中共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遏制效果。 美國的第一個屬於陸權範疇的戰略，是北約東擴以及在 1994 年將 中亞國家納入「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TP）32的成員國，其直接意義在於壓縮昔日強權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遏制 其再次擴張，並迫使俄羅斯只有選擇與西方站在一邊；其間接意義在 於遏制中共向中亞發展的空間。33 美國的第二個屬於海權範疇的戰略，是《美日安保條約》重新定 義和美日共同研製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美日安保條約》的 重新定義，看似擴大了日本的防衛圈，擴及到周邊地區，可將防禦範
Hugh De Santis, “Romancing NATO: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East European Stabilit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17, No.4, 1994, pp.62-69.
陳其華，《俄羅斯和歐洲安全》（北京：中央編譯社，2001 年），頁 306-310。作者目前是中共軍方重要的中亞安全智囊。
圍延伸到臺灣、南海等地區，增加了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34但美 國也經由日本確保其在亞太地區霸權的鞏固，遏制中共勢力在海上的 擴張。TMD 或 NMD 的目標自然不會是美國所說的北韓等「流氓國 家」，而是因應中共對美國可能發起的軍事行動。 美國在面對中共的雙邊戰略方面，柯林頓時期的政策是以「交 往」為主，戰略設計採取 1970 年代西歐對蘇聯的政策，以交往達到遏 制之目的，除希望達到西歐安全的目的，也期望可以進一步改變蘇 聯，也就是“containment in engagement”的一元政策，認為交往本身 並非姑息，而是可以自然達到遏制之功能。小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 基本上是將「交往」與「遏制」作為兩元平行的思考，所謂的“con-gagement”（即“containment with engagement”）是強調在經濟文化 上交往，促使中共融入國際經濟體制，但是在軍事政治上遏制中共的 霸權的興起。
二、中共要成為海洋強權的挑戰
位於中國大陸東疆的海洋，有長約 1.84 萬公里的大陸海岸線，囊 括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海域，相當於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自臺灣向 北順序排列著琉球群島、日本列島、千島群島，蜿蜒二千多海浬，是 亞太經濟與科技最發達的地區。由臺灣南望則是東南亞數千個島嶼， 縱深也有一千八百餘海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物資（橡膠、錫及 石油）產地之一，掌握了海洋，等於掌握了亞洲的經濟主導權，如果 1996 年 4 月美日發表《美日安保共同宣言》，並依規定修改 1978 年的舊指 針，隨後在 1997 年 9 月公佈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日本並於 1999 年 5 月完成《美日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的立法，包括《周邊事態法》與 《修訂自衛隊法》。《周邊事態法》全名為《有關周邊事態時為確保日本和 平安全之措施之法律》，其中第一條稱：「對日本周邊地區，倘任其發展將 有對日本直接行使武力攻擊之虞等，對日本之和平與安全有重大影響之事 態，稱為周邊事態」。沒有辦法走出海洋，中共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區域強權。 與近代的清朝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完全一樣，中國大陸的地理 位置，註定必須面對海洋與大陸強權的挑戰。中共如果想要成為強 權，第一步就必須突破海洋的約束。中共只與太平洋相鄰，其海洋發 展方向只有一個，可是無論黃海、東海、南海均被美國主導的西太平 洋第一島鏈所包圍，35實際處於半封閉狀態。在海洋權益方面的爭議極 為複雜狀況下，主要有三大挑戰亟需克服，包括必須面對與化解《美 日安保合作新指針》擴大周邊範圍的可能摩擦；解決兩岸問題以突破 第一島鏈的封鎖；妥善處理南海島礁主權與資源開發的紛爭，並運用 經濟的拉力，促使東南亞國家能夠對中共採行「追隨」政策。 中共有現今各國對於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日益廣泛，未來是不 可避免的會發生海洋經濟權益的矛盾，加上中共目前對於海外原料和 能源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如何走向海洋以及有效保護遠洋運輸線的 安全，就成為思考未來崛起的重要指標。36如果海洋的主控權不是掌握 在中共手中，將不只無法確保海洋運輸線的暢通，其軍力根本無法跨 出美國在冷戰時就已建立好的西太平洋軍事島鏈。 中共要想跨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島鏈，必須面對與美國有著 軍事關係的日本與臺灣。 日本與中共一樣，都需要確保這條海洋運輸線。美日同盟關係為 日本由其本土─琉球群島─麻六甲海峽─波斯灣這條「海上生命線」 美國利用太平洋區域內兩條天然島弧構成了兩條「島嶼鏈」，即由日本列 島、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與島嶼組成的第一島嶼鎖鏈和由南方諸島、馬里 亞納群島、帛琉群島等島嶼組成的第二島嶼鏈，以控制太平洋與印度洋，亞 洲與大洋洲等之間的海上交通，形成兩條戰略的海上「島嶼控制鏈」。靳懷 鵬、劉政、李衛東編著，《世界海洋軍事地理》（北京：國防大學出版， 2001 年），頁 254。 閻學通，〈中國的東亞安全政策〉，《中國社會季刊》，1995 年春季卷， 總第 10 期，頁 6。
提供了海上安全保障。如今日本透過「美日新安保體制」與美國進行 海上軍事合作，實現了其在太平洋戰爭中期望的戰略目標；另一方 面，也等於對中共從渤海、黃海、東海延伸至南海進行了遏制。日本 海軍僅次於美國與俄羅斯，實力居世界第三，中共如果無法超越日 本，根本無法成為亞洲的海洋強權。 在可見的未來，基於日本與中共對於海洋運輸線的不可或缺，在 地緣政治與軍事上，日本不會棄美國而選擇中共。基本上，中共如果 想要從東方突破美國地緣政治的遏制，成功機會不大。 臺灣對於中共的戰略意義在於，臺灣扼守著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必 經通道─麻六甲、龍目、巽他等重要海峽，也控制著中東石油輸往東 亞的「油路」；臺灣也位居美國戰略中第一島鏈的中央位置，從臺灣 向東，跨越 1,200 海浬，則可以進擊第二島鏈。僅從軍事角度來看，雄 踞臺灣一點，可威震三方，由此還能夠在西太平洋遼闊的海域縱橫馳 騁，實現廣泛機動作戰。如果中共要跨入海洋，就必須衝出第一島 鏈。37而臺灣是最關鍵、最重要的一環，屬於中共通向太平洋的大門。 臺灣海峽現由中華民國海軍有效控制，不僅中斷了中共掌握海洋 運輸線的可能，另由於臺灣以北被琉球群島所遮蔽，若從該群島北方 海域進入太平洋最寬的水道，為那壩與先島群島之間的宮古海峽，則 屬美日軍事同盟的周邊區域，其寬度僅 145 海浬，一支現代化海軍封 鎖這樣的水道可以說輕而易舉，特別是大規模的戰略封鎖，切斷海上 交通運輸線或控制艦隊出航更是便利。無法掌握臺灣等於是關閉了中 共向東進出的大門。 目前中共的海軍能力仍然有限，但已感受到臺灣是其近期之威脅 ﹙the near-term threat﹚。38俟中共綜合國力增強到相當程度時，擁
同註 35，頁 79。
Allen S. Whiting, “The PLA and China’s Threat Percep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46, 1996, pp.601-607.
有臺灣的地緣戰略迫切性，可能提升到國家「生存利益」的程度；因 此，如何突破此一出口將是中共未來幾年的重要計畫。
三、中共要成為陸上強權的挑戰
中共一直將處理大國關係視為冷戰後的外交政策重點，或許是基 於同樣曾經有著共產主義的信仰，也或許是中共部分領導人基於對俄 羅斯的熟悉，很自然地將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視為是可以合作以共同 挑戰美國在亞洲霸權的夥伴。1991 年與俄羅斯共同簽署了國界東段的 協定，1994 年又簽署了有關國界西段的協定。在北約東擴已無法避免 後，俄羅斯也將戰略重心暫時放在拉攏中國大陸，1996 年 4 月，中共 與俄羅斯發表聯合聲明，宣佈雙方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隨即中共、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等 五國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之協定》與《關於在邊 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之協定》。對中共而言，上述一連串與俄羅 斯及中亞國家所達成的共識，有助於穩定其西疆與北疆。 冷戰期間，橫跨歐亞大陸的強權蘇聯與橫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美 國分庭抗禮。但是冷戰結束以後，俄羅斯已不可能成為一個世界級的 歐亞強權。北約東擴雖然迫使俄羅斯加緊拉攏中共，但是俄羅斯與中 共畢竟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冷戰期間彼此因意識形態 的短暫結合並不能掩飾兩個民族近代史上的不愉快經驗。從歷史上來 看，俄羅斯是中共最不能夠信任的鄰邦，即使是美國也早在 1949 年就 認知到這一點。39 美國並不認為中共會如蘇聯一樣，成為天生不可妥協的民族與共產混合的擴 張主義者。早在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 將內戰的失敗歸究於國民政府的白皮書內，表達了一個長遠的希望，即中國 博大的文明（profound civilization）及民主的個人主義（democratic indi-vidualism）終將為中國推離外國的桎梏，他並表示美國對所有的這種可能 發展應予鼓勵。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能源需求40使得中共必須尋求中亞的能源41、壓制新疆分離主義42
也促使中共建立與中亞國家的合作解決其西疆所面臨的安全問題。中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俗稱為 The China White Paper）（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xvi-xvii. 文中所指的外國就是蘇聯。該文傳達了一個重要 訊息，即在美國的認知中，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古國，是不可能與蘇聯 一樣。美國當時希望得到中共的善意回應，最好能與其共同圍堵蘇聯。 1993 年起，中共所生產的石油已不敷所需，1995 年時，中共每日進口約 40 萬桶原油，到了 2000 年每日則必須進口約 130 萬桶原油，預估到 2010 年 時，每日需要約 360 萬桶原油才能滿足國內的能源需求。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 2001, DOE/EIA-0408, 28 March 2001, <http://www.eia.doe.gov/oiaf/ieo>;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s: China, April, 2001. <http://www.eia.doe.gov/emeu/cabs/china.htm>. 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指， 過去 20 年中國大陸的快速經濟成長已使其能源需求遠超過國內的能源供給。 中共已在 1993 年成為能源淨進口國，對能源的進口依賴將可望在未來 20 年 明顯增加。報告估計，到 2020 年，中共大約 60%的石油和至少 30%的天然 瓦斯都必須仰賴進口，將迫使其放棄能源自給自足的傳統目標，轉向海外尋 求能源供應。引自 Erica Strecker Downs,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in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S/MR1244/>. 中亞高加索地區豐富的油氣資源，已經為中亞的地緣戰略注入了新的內容。 所蘊含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引起世界廣泛的重視，這一地區成為與波斯灣和 西伯利亞並稱的世界「三大能源」基地，蘊藏約二千億桶石油和 7.9 萬億立 方公尺天然氣。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及能源需求不斷增長，世界主要戰略 力量和地區力量，都陸續加入到這一地區的能源角逐行列。 新疆人口約 60 ％是少數民族，其中與中亞國家文化、種族相似的維吾爾族 佔多數，約 700 萬人左右，遠多於漢族的 600 萬。中亞國家普遍對於新疆獨 立 運 動 持 姑 息 態 度 ， 導 致 一 些 新 疆 分 離 運 動 組 織 ， 如 新 疆 自 由 陣 線 （Xinjiang Liberation Front, XLF）、維吾爾自由組織（Uighur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ULO）等有機可乘，不斷從中亞國家走私武器，並伺機對中 共進行恐怖活動。
共的作法，一是主動地解決與中亞三個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 斯、塔吉克斯坦）等長達 3,300 公里的邊界糾紛，43另一即是經由與三 個中亞鄰國與俄羅斯等五國於 1996 年 4 月在上海成立的「上海五國」 會議（2001 年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會議改名為「上海合作組 織」，成為一個多邊區域組織）來建立其在中亞的影響力。中共在該 組織中強調「和平共處五原則」，呼籲彼此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 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反對他國在中亞地區遂行霸權主權。整 體而言，中共的目的可歸納為二：一是希望能結合中亞，防範北約繼 續東擴，44以減緩西邊的遏制壓力；一是希望中亞國家不要介入新疆的 分離運動。 俄羅斯與中亞國家都是傳統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者。俄羅斯位處 歐亞大陸的中部，正是麥金德所謂的「大陸心臟地帶」，它從早期的 莫斯科大公國發展到 20 世紀世界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其歷史就是 一部不斷向外擴張的歷史。作為一個歐亞的大陸國家，尋找出海口成 為俄羅斯在處理其地緣政治時，必須面臨的挑戰。17、18 世紀與瑞典 及土耳其的戰爭都與爭奪出海口有關係。 Zbigniew Brzezinski 認為，冷戰結束後，雖然沒有一個能威脅美 國世界首要大國地位的現實敵人，卻出現了一系列潛在挑戰者。而且 由於美國國力的侷限性，要想長久穩定地保持美國的全球地位，就必 1994 年 4 月中共與哈薩克斯坦簽訂《中哈國界協定》、1997 年 9 月再簽署 《中哈國界補充協定》、1998 年 7 月又簽署《中哈國界第二補充協定》； 1996 年 7 月中共與吉爾吉斯簽署《中吉國界協定》；1999 年 8 月與塔吉克 斯坦簽署《中塔國界協定》；1999 年 8 月簽署《中塔吉三國國界交界點協 定》。自此，中共與中亞國家的邊界終告確定。有關邊界內容，請見中共外 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pv.cn>.
Bates Gill, “Shanghai Five: An Attempt to Counter U.S. Influence in Asia?”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May 2001, <http://www.brook.edu/ views/op-ed/gill/20010504.htm>.
須確保對歐亞大陸的控制。45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充分了解到海洋對於俄 羅斯的重要，北約企圖擴展至波羅的海就是希望能夠遏制俄羅斯的西 方出口，美日安保同盟自然也有著防止俄羅斯輕鬆進入太平洋的目 的。 從地緣政治來看，能夠影響俄羅斯戰略地位的是日本與北約以及 他們背後的主導者美國。對俄羅斯而言，尋求與西方和解，不只有助 於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更是俄羅斯重振的必然選擇。從地緣政 治來看，俄羅斯根本已經沒有條件再與西方為敵。如果必須在西方與 中共之間擇一，基於歷史經驗與現實需要，俄羅斯應該會選擇西方而 非中共。46 中亞是西方、俄羅斯與中共三者都想介入的地區。俄羅斯一直認 為中亞地區應該是它的勢力範圍，並希望透過中亞國家對它的安全依 賴，換取在裏海地區的能源利益。47中亞國家則忌憚於一旦俄羅斯掌握 了裏海能源的向外輸出，將喪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獨立主權。因此， 主要產油國家都傾向與西方合作，一則因為自己無法開採能源，二則 是希望藉助西方資金來加速本國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希望引入西方 勢力來抗衡俄羅斯的壓力。與中共相鄰的三個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 坦、吉爾吉斯都與北約有著和平夥伴關係的軍事互動。48 整體對中共而言，俄羅斯與中亞鄰國都不是個可以信賴與無害的 鄰國，它們對於自身利害的考量遠遠超過雙方共同利害的認知。客觀 地說，中共與俄羅斯及中亞鄰國國界問題的解決，可以使中共擁有一 同註 10，頁 30-56。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1997 年），頁 337-339。 龍舒甲，〈納－卡問題爭端之背景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11 期，1995 年，頁 79-89。
北約在中亞執行「和平夥伴關係精神」任務（the Spirit of NATO’s PIP Program）的情形，請見北約網站：<http://www.nato.int>。另中共的鄰國 塔吉克斯坦於 2001 年 5 月 17 日才正式加入「和平夥伴關係」計畫。
個較沒有衝突的外在環境，但是中共如果要想成為在中亞地區擁有絕 對影響力的一個陸權國家，不只西方國家不會給中共這個機會，中亞 國家自己也沒有條件給中共這個機會。 南亞是亞洲另一個衝突點，也存有各大國的利益。中共與印度的 關係是中共與鄰近大國中最差者，曾經在冷戰時期發生過邊界戰爭。 至於美國在南亞方面則一向重印度而輕巴基斯坦，在美國看來，印度 在 21 世紀可能成為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大國，加上印美兩國有著相似的 民主體制，而印度的精英更是受西方的教育，信奉西方的價值與思 想，印度的軟體工業更成為美國資訊產業全球佈局不可或缺的部分。 美國在南亞地區的政策因此向印度傾斜，雖然美國沒有明確地表示， 但從地緣政治來看，美國與印度的密切軍事與政治關係，等於在中共 的西南疆劃了一道遏制線，很難從政治或軍事上突破。 東南亞國家對中共也有疑慮，固然他們在經濟上有向中共傾斜的 趨勢，但政治與軍事上仍然與美國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並與英國、俄 羅斯、澳洲、印度等區域外大國，分別簽定有雙邊軍事合作協定。相 較於中共與其他鄰國國界問題已經解決，南海主權爭議仍將是中共與 東南亞國家未來必須處理的棘手課題，牽涉到主權與資源的南海問題 將使中共在地緣政治上，很難得到一個可以信賴的鄰邦。雖然中共企 圖以經濟來拉住東協，雙方並同意在 2010 年成立「中共—東協自由貿 易區」，但這並不表示東協國家會降低與其他大國的軍事政治關係。 在美國與中共兩者之間，東南亞國家應該不會輕易地採取向中共傾斜 的「追隨政策」。 整體而言，從中國大陸的地緣來看，東邊有國防開支居世界第二 的日本、北方與西北有核武力量居於世界第二的俄羅斯、西邊有本來 就與中共沒有深厚友情基礎且同情新疆獨立的中亞國家、西南有與美 國軍事關係密切且被稱作世界「第六極」的印度、南方有與美國有軍 事合作關係的東南亞國協、東南方有一個受美國《臺灣關係法》保護 的臺灣。整體而言，中共的鄰邦都是與美國有著政治夥伴或軍事關係
的國家，幾乎沒有一個對中共充滿善意。中共如果想從地緣政治來建 立其強權的地位，是充滿著困難。如果想要突破地緣政治的限制，似 乎只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經由兩岸關係的改善，尋求突破海洋的出 口；第二就是運用本身的經濟廣大市場，建立地緣經濟的主導權，進 而改變其地緣政治的劣勢。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給了中共在這兩點上 的機會，但是也充滿著挑戰，下一節即從經濟全球化為中共強權之路 所帶來的挑戰提出討論。
肆、全球化對中共強權之路的挑戰
一、全球化對中共與西方都是遂行戰略的機會
在冷戰期間經貿議題依附於政治議題之下，成為執行政治議題的 工具；但在後冷戰時代，這兩個議題不再是一種上下的層級關係，而 成為相互平等的議題。如何將經濟收益轉換成為政治收益也就成為各 國在規劃與執行其國家戰略時的重要考量。49 全球化本身就象徵著交往政策的無國界、無範圍及無法由國家來 冷戰時期，各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短程目標」，經貿利益為「長程目 標」，而在決策考量時，短程目標經常優先於長程目標，因此國家安全往往 成為優先考量的問題。冷戰結束後，安全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已獲得相當 程度的舒緩，而經濟力量則成為衡量各國國力，攸關一國能否晉升為國際強 權的重要參考指標。請見 Stephen Kranser,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9-110; Peter F. Drucker 著， 周文祥、慕心編譯，《巨變時代的管理》（Management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臺北：中天出版社，1998 年），頁 268；彭慧鸞，〈從半導體 貿易體制看美國國家角色的變遷〉，《美歐月刊》，第 9 卷第 11 期，1994 年 11 月，頁 44；李瓊莉，〈當前美國亞太政策中的「經濟安全」〉，《問 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4 期，1997 年，頁 15-18。完全掌控。對於崛起的強權而言，它的基本邏輯與「遏制」完全相 反，可以作為突破西方遏制的工具，但是對既有強權而言，全球化將 使其如虎添翼，而有助於其霸業的持續，更可以作為遏制崛起強權的 工具。關鍵在於，既有強權與崛起的強權如何看待與運用全球化這個 已經發生的事實。 全球化所以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關鍵在於國家與市場的主從關係 已因為全球化的到來而反轉。在過去的人類歷史，國家一直統馭著市 場，市場一直為特定的國家需求來服務。在冷戰時代，經貿利益更是 執行國家政策或戰略的重要工具；但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反而必須為 市場的擴張掃除障礙，成為市場執行其意志的工具，一如四、五百年 前的重商主義時代一般。50重商主義與全球化時代所不同的是，重商主 義時期，國家主動幫助擴展市場，以求富國強兵之效，國家為主，市 場為從；但是，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已經沒有選擇地必須配合市場的 擴展，市場為主，國家為從。 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美國、俄羅斯、中亞、日本、印度、東南 亞、臺灣與中共間相互所建構的地緣政治戰略是否真的能依照各國的 意志來遂行，充滿疑問。 回顧歷史，由於牽涉到國家安全或國際整體戰略的佈局，對於一 個崛起的強權而言，經濟收益往往很難轉換為政治收益。Peter Liber-man 曾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貿易關係，以及第二次大戰前的美 日關係為例說明，德國並未因為在貿易相對收益的累積而迫使英國在 安全議題上讓步，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美日關係上，51他因而認為經濟 Jacques Addas 著，何竟、周曉辛譯，《經濟全球化》（臺北：米娜貝爾， 2000 年），頁 33-67。
Peter Liberman, “Trading with the Enem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1996, pp.147-175. 作者指出一次大戰前的德國急需英國廣大的市場來 銷售其工業產品，而且也從英國市場賺取了龐大貿易順差，但這些都無法改
收益與政治收益間沒有必然的轉換關係。如果我們從 Liberman 的觀點 來看兩岸關係，可以得到適度的印證，臺灣在兩岸的經貿互動中居有 優勢，但這並不能有效地轉換為臺灣所需的政治利益。如果我們再深 一層地檢證經濟收益與政治收益兩者的關係，其關鍵可能在於擁有經 濟收益者期望達到甚麼樣的政治收益，如果所期望的政治收益觸動到 了對方敏感的核心政治利益，那麼經濟收益自然很難作有效的轉換。 全球化時代值得繼續探究的是，由於國家所能掌握的資源與能力 已逐漸弱化，國家是否還能抗拒經濟收益所帶來的壓力？中共與西方 都面臨這種挑戰。在全球化時代，參與整個全球治理的主體不再只有 國家而已，其他如政府間或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多國籍企業、全球公 民運動、全球資本主義市場、國際傳媒等，都扮演著治理的功能。在 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裡，多國籍公司與全球資本市場更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隨著中共與西方的快速互動，彼此在經濟、貿易與金融方面已 有高度融合，如果我們相信多國籍公司與全球資本市場都是自利的， 那麼它們到底會為哪一方所用，成為「遏制」、「約束」的工具，或 是成為「反遏制」、「反約束」的工具，則取決於用甚麼樣的態度來 面對。
二、經濟全球化對中共強權之路的限制
無論是國際政治或是國際經濟，所有的規則都是由既有的強權所 訂。既有強權不會組織一個對自己不利的國際建制，更不可能製造一 個使得自己權力萎縮的國際建構。在全球化時代裡，基於國際間的高 度互動與依存，使得每一個國家的主權都受到了影響，但是強權的權 力反而經由全球化而更為擴大。對於中共這樣的開發中國家而言，當 變德英安全的困境；二次大戰前的美日關係也是如此，日本需要美國的市場 銷售其工業產品，也急需美國的石油，但這些也無法改變兩國因日本侵略中 國的看法所產生的歧異。它參與全球化時，就等於接受了西方建構的國際政經建制規範，必須 遵守國際條約、協定與慣例。中共雖然可以從全球化中得到好處，但 也必須主動讓出經濟管理權。換言之，如果從經濟自主權來看，中共 在全球化的同時，已開始受西方制約，不太容易成為一個挑戰現有國 際秩序的強權，而只能成為一個被西方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強權。 從市場的佔有來看，經濟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輕而易舉地進入中 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國外資本佔據其國內市場的情形也越來越多。從 經濟發展與人性需求的關係來看，經濟持續發展本身就是一條不可能 回頭的路。就像是企業擴張本身就是企業存續的條件一樣，政府也必 須以更進一步的開放來因應過去的經濟開放，外資進來的速度有時已 經不是政府所能調控，政府也需要更多的外資才能因應經濟發展的需 要。而全球資本市場毫無疑問地掌握在西方經濟強國手中，因此，中 共越進入全球化，也就越受全球資本市場的制約，中共如果本身不能 累積足夠因應經濟發展的資本，就不太可能去挑戰現有的全球資本市 場，52在這個領域中，不可能成為一個強權。 金融全球化對已開發國家的利益遠超過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主導 全球金融結算的美元、歐元、英鎊與日圓均掌握在先進國家手中，先 進國家透過金融的相互依存，而共同居於全球經濟網絡中心，發展中 國家幾乎不可能主控全球的金融網絡。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在金融 全球化中因而構成了不對稱關係。如果金融全球化代表的是一個不可 逆轉的趨勢，那麼未來的強權不只要能擁有經貿，也要擁有金融，而 人民幣距離這個目標仍很遙遠。 另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就是從全球化中的「消費市場集中化」的 觀點來看中共是否有能力突破既有強權的約束。 以「出口導向」模式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策略造就了日本與亞洲四 Harold James 著，朱章才譯，《經濟全球化：1975 年 11 月 15 日，朗布伊 耶》（臺北：麥田，2000 年），頁 198-199。
小龍，在 198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辛巴威、 越南以及後來的前東歐共產國家都採用出口導向而非進口替代的成長 模式，作為國家發展策略。如此一來全球市場便成為經濟學中的買方 市場，買方可以任意以自身的意志加諸於賣方，而賣方卻無能為力， 就如 2001 年末「中」日的大蔥、汽車大戰，日本是最後的贏家。53 從生產的角度來看，生產全球化指的是一個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 在不同國家完成。對美國來說，生產的全球化雖然導致了某些製造業 的損失，但從消費市場的角度來看，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日益依 賴美國、日本與歐盟的廣大市場來銷售其產品，因此，對美國而言， 掌握市場的「准入權」變成掌握中共的一項重要利器。基於目前中共 政權的正當性已經不再是來自於對其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認同，而是 來自於持續的經濟發展；基於全球生產的供給大於需求，美國不難從 其他地區取得適當的商品，因此，中共其實是很難挑戰美國對大陸商 品的「准入權」，市場越全球化，中共對美國或其他西方的消費市場 即依賴越深。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也很難成為一個挑戰現有國際秩 序的強權。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共強權之路的機會
全球化的最大特徵之一便是一個無疆界市場的誕生，在這市場之 中，人員、物資與金錢均可自由流動；因此，以往我們在討論政治經 濟學中的發展法則，都無法再適用於今日，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 實現經濟發展及超越已開發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會。以往先 這次日本與中共的貿易大戰表面上是各退一步妥協收場，但實質上卻是中共 害怕日本一旦將此一貿易爭端送至世界貿易組織仲裁時會引起其它與中共有 著貿易逆差的美國、歐盟等起而效尤，從而導致原本平穩的外貿環境大起波 瀾，不利國家發展與外資進入，因此幾乎是認賠了事，大蔥等出口受到配額 限制，但日本汽車卻沒有。進國家需花費百年才可進入的富國俱樂部，後進國家只需借助全球化 的力量，可能只需短短的十幾年就可達成，如愛爾蘭在 90 年代初期， 仍是西歐的落後地區，但今日它卻擠身歐洲或世界的富有國家之列。54 經濟全球化為企業利用最有利的地點與資源來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帶來了技術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 的流通，有效地彌補了開發中國家的不足，利用其後發優勢以及迅速 實現產業演進、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因此，開發中國家 只有積極開放，參與全球化，才能加快本國經濟發展的進程。 沒有人會否認，作為「強國」的前提應該是自己已成為一個「富 國」，中國大陸學者也表示，「經濟全球化是發展中國家後來居上的 必由之路」。55全球化給了中共成為富國的機會，有機會直接與先進的 西方強權作科技與生產的接軌，大量縮短了成為富國的時間，這對中 共的強權之路絕對有助益。 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 依存關係，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使得彼此都成了「風險社會」的一員。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都是民主多元的社會，固然在理論上，美國掌 握了「消費市場」，而可以適時地給予中共經貿的打擊，但在全球化 時代，跨國公司及全球資本市場是否一定會支持美國的政策，值得懷 疑。1993 年美國政府被迫將人權與最惠國待遇問題脫鉤，美國國內消 費者與在大陸美商投資者的利益即扮演重要的關鍵。 全球化時代經由經濟所建立的相互依存關係，將使得中共可以有 效地突破傳統地緣政治的遏制，如果中共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展現其實
Kenichi Ohmae, The Invisible Continent：Four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00), pp.119-140. 劉力，〈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後來居上的必由之路〉，載於胡元梓、薛 曉源主編，《全球化與中國》（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1998 年），頁 136-146。
力與善意，將有助於建立政治強權地位。亞洲金融風暴後，人民幣不 貶值就使得中共得到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贊許，在日幣持續貶值，而 人民幣仍舊力挺的情形下，中共在亞洲的經濟與金融的重要性，已經 具有亞洲強權的態勢。 生產全球化使得西方國家相互競爭在中國大陸的商機。美國自冷 戰後每年都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歐盟自 1994 年以後一連串的中國政 策，也是希望能夠經由與中共的夥伴關係來獲得經貿利益，1998 年的 亞歐高峰會議（ASEM），亞洲主角從日本換成中共，這些趨勢都顯示 出，中共在經濟事務中日益重要。在全球化的時代，經濟的重要性並 不低於政治或軍事安全。中共如果能夠持續經濟成長，生產的全球化 將有助於中共突破西方的地緣政治遏制，順利走出亞洲。 整體而言，從全球化的觀點來看，中共目前的強權之路，最多只 能發展成為一個「被西方接受的強權」，而不太容易成為一個「挑戰 現有國際秩序的強權」，但是全球化也給予中共突破地緣政治限制的 機會，使得西方對中共地緣政治的遏制成為較不具意義的政治宣示。 結果如何，取決於中共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在技術層面上，中共 當然可以有許多作法，56筆者願意在戰略層次上提出一些思考，探討中 共應如何因應全球化與地緣政治兩者共同的挑戰。
伍、中共的戰略選擇
一、是否要和平地處理兩岸關係
如前所述，中共地緣上所鄰近的國家，在歷史、文化或血緣上都 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歷史與冷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政治恩怨並沒有因 柳劍平，〈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經濟安全戰略的選擇〉，載於胡元梓、薛曉源 主編，《全球化與中國》，頁 192-199。作者提出加強科技、擴大對外開放 深度與廣度、加強利用外資的管理、建構屬於中國大陸的大型企業集團和跨 國公司、實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增強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等等。全球化而消失。由於美國與北約介入以及俄羅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 慮，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中共幾乎不可能經由陸權而順利崛起。1979 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其實是將國家的整個戰略重心放在東南沿海， 海洋成為中共欲成為強權的必要出口。 東北亞與東南亞是中共要成為海權國家的兩個主要通路，但無論 日本、韓國或東南亞，不止與美國有著軍事聯盟關係，更有著切身的 國家利益考量。臺灣雖然也從 1949 年起就與中共對峙，也是中共所有 外圍區域中，最容易與中共起軍事衝突者，但弔詭的是，臺灣反而是 中共要突破海洋遏制，成為一個海洋強權最容易的地方。 臺灣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兩岸之間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內戰 時期所留下的歷史恩怨，內戰因素是來自於當時兩黨的政治鬥爭，而 非如其他因為宗教、種族等問題而引發的內戰，因此雙方並沒有甚麼 深仇大恨。 隨著歷史的發展，國共之間的是非恩怨早已不再成為雙方人民交 往的障礙，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兩岸的意識形態對抗也早如昨 日黃花。民間交流的頻繁，也已是雙方對外關係中最密切的一環。隨 著全球化的來臨，兩岸之間的藩籬更不可能再行建立。 兩岸至今仍然處於政治或軍事的對峙狀態，美國、中共、臺灣三 方面都有責任。美國從冷戰期間起就將臺灣視為其在西太平洋的不沈 航空母艦，冷戰結束後，美國仍舊與臺灣維持著巨大的軍售關係，但 是美國與兩岸也有從冷戰時期就已經建立的「三公報一法」的規範。 美國在兩岸問題上的佈局自然有其國家利益的考量，但是應該也不至 於希望兩岸問題以戰爭解決，不過如果威脅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和平 與安定時，美國也會表示「嚴重的關切」（《臺灣關係法》第 2（b） （4）條）。整體而言，美國對臺灣有不得走向臺獨的「約束」，也有 可予臺灣安全的「保護」，對中共有「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 但是也有著不可以武力解決的「約束」。 臺灣不願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大陸不願承認臺灣的「主體
性地位」，使得兩岸的基本互信無法建立，而處於政治與軍事對峙。 臺灣是中共唯一對其周邊地區現在仍然不放棄使用武力的地區，臺灣 的軍購支出也居高不下。57 基於民族主義與歷史的使命，中共無法在兩岸問題上鬆手。但是 如果有一天兩岸不幸發生軍事衝突，對中共而言，採取一場對臺灣的 預防性戰爭，以根本瓦解臺灣的臺獨勢力，或是發動一場預防性戰 爭，以徹底排除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力，並非不可能。 中共只要發動如此的一場戰爭或衝突，暫不論是否一定會獲得勝 利，但是這種企圖改變整個地緣政治秩序的行為，可預期將會受到來 自於美日安保體系的反擊，其他的周邊國家也將產生疑慮。在全球化 時代裡，如此的一場戰爭也會使中共仰賴外資的經濟體系受到衝擊。 我們當然不會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願看到這場衝突發生，但 是可以很確定地說，西方社會會將兩岸的可能軍事衝突當作遏制中共 的千載難逢的機會。這一場可能發生的預防性戰爭，並不會使得中共 晉升為區域強權，反而可能使其強權之夢因此而瓦解。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絕對有助於中共的國家 安全與戰略利益。有效地連結兩岸基本政策，是中共方面應該認真考 量的。筆者長期主張，在兩岸定位上，「以整個中國作為兩岸的第三 主體」，以及在兩岸走向上，以「兩岸統合作為兩岸互動」的依循方 向，58不止有助解決中共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需求，也有利於中共 因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中共強權之路的第 一個關卡就是兩岸關係，如果能和平解決這個問題，未來的強權之路 自然較為平坦，否則仍將被西方人視為威脅。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聯勤北部印製廠，2000 年），頁 26。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臺北：生智出版社，2000 年）。
二、是否要掉入西方安全困境軍備競賽的戰略陷阱
「安全困境」雖然是對國際衝突可能發生的一種解釋與描繪，但 是它可以作為一個「遏制」政策的實踐。美國在冷戰時期對蘇聯展開 「遏制」，1980 年代雷根總統推動所謂的「星戰計畫」，為兩國製造 「安全困境」的情境，從而促使蘇聯加速軍備發展，帶動了美蘇之間 的武器競賽，使得蘇聯的國防經費快速增加，最後由於蘇聯的整體國 力無法與美國作一場長期的武器競賽，最後以國家瓦解收場，一個舊 有的世界強權宣告結束。 美國為了維持其世界霸權，在歐洲由北約來執行其國家戰略，但 是歐洲並沒有潛在的崛起強權，歐盟與美國在文化價值上幾近相同， 只會是美國的盟友，而不可能是美國的敵人。東亞地區近百年來一直 是國際勢力介入的地區，冷戰之後，美國將重點放在亞洲也就不足為 奇。 小布希總統上台後，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理由，不遺餘力地推 動 NMD 計畫，甚至不排除片面退出 1972 年《反彈道飛彈條約》。59 這與他決定不履行《京都議定書》一樣，也是單邊主義做法，將危及 多邊和多年來努力所建立的國際建制。尤其 911 美國遭受恐怖分子的 攻擊行動後，在其《四年國防總檢報告》中，特別強調「本土安全是 美國國防的最優先考量」，除了採行各種措施與恐怖分子進行這場 「不對稱戰爭」外，更決心大力推展飛彈防禦系統，以防範來自所謂 「流氓國家」的飛彈突擊。 為了反制美國可能部署的全國和戰區飛彈防禦系統，中共將更加 強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決定重整航空部隊，中 共也發展殺手衛星。美國戰略預測公司指出：「如果中共在挑唆美國“U.S. Sets Deadline for Settlement of ABM Argument,”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01.
的盟邦反對飛彈防禦計畫策略失敗後，中共將會轉以大批改良飛彈瞄 準臺灣和 派駐亞洲的 美軍，以對 抗美國擬議 中的區域飛彈 防禦系 統。」60 要想順利地走向強權之路，中共是要順著美國的思考模式，也增 加長程核武的規模，改變不首先使用核武、互不瞄準、不擴散等的政 策，或大幅增加新型洲際彈道飛彈，重新調整部署，以減少美國對中 共的遏阻能力；還是中共應該不要掉入「安全困境」所可能引發的國 力競賽。對這個問題，中共應該認真思考。 中共現有的武力不論質或量都遠遜於美軍。與 1990 年代相比，中 共雖然在空軍裝備上有了進步，擁有空中加油技術以及新一代的「飛 豹」和「蘇愷 27」等戰機，但是數量有限，尚不能形成有效的戰鬥規 模。海軍尚無航空母艦，大規模戰力不足。整體作戰能力不只無法與 美國相比，和日本也有一大段距離。嚴格來說，中共想要成為軍事強 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是不可能的。 就軍力的比較而言，中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對美國構成軍事威 脅，唯一值得美國憂慮的是中共的軍事力量會影響到美國在東亞地區 遂行其戰略目標的執行能力。61西方不斷散播應該因應中共戰爭威脅的 訊息，也間接助長了中共軍力的強化。中共近年來的軍事戰略構想是 「在高技術條件下打贏局部戰爭」以及運用「超限戰」的概念，進行 一場與西方的信息戰。62
Bates Gill and James Mulvenon, “China’s Nuclear Agenda,” The New York Time, September 7, 2001, <http://www.nytimes.com/2001/09/07opin-ion/07Gill.html>.
Susan M. Puska, ed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fter Next（Washingto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0）.
Toshi Yoshihara, Chinese Information Warfare: A Phantonmenace or Emerging Threat（Washingto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