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誌〉第三期 2011 年 4 月頁 75-96
日治時期改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林淑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副教授[email protected]
摘要 台灣大河小說常結合真實與虛構的歷史敘事，呈現關於人類命運與理想的思考。 如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滄淇行》及《荒村〉 運用「台灣文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等相關史料，再現家族參與當時歐蒙運動的 情境。哲學家康德以為毆蒙的特徵是脫離「不成熟」狀態的過程，亦即修正意志、權威 及理性運用之間的原有關條，並蘊含尊重人權自由的唾界觀。究竟作家是如何有意識地 消他龐雜的史料，再現這段台灣文t史上的重要事件?又是以何種虛實交錯的寫作手 :去，想像或建構歷史的脈絡?本文就台灣文1C協會與農民運動史料的轉1C 、演講的氛圍 與歐蒙意義，以及主題人物的其實與想像等層面爬梳文本。同時參酌相關一手檔案、文 獻，分析小說中的情節編織技巧，詮釋其歷史敘事的特殊質性，並探析作家如何藉由小 說人物的言論及行動，想像日治時期台灣群眾的歐蒙思維。 關鍵詞:大河小說、台灣文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敘事、再現 。收稿日期: 2010 年 4 月 29 日:審查通過日期: 2010 年 6 月 23 日。76 {台灣學誌〉第三期 一、前言 台灣三部曲形式的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翻轉從殖民者的位置所觀看的台灣吏，並呈 現對於人類命運與理想的思考，因而具有跨領域學術研究的意義 O 台灣曾舉辦大河小說 相關研討會，如: 2006 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曾舉辦「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 討會 J '有關個別作家的研討會則有，-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 J (2003) 、「李喬 的文學與文 ft論述研討會 J (2007)及，- <台灣大風雲〉學術研討會 J (2007)等，亦 論及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的成就。至於目前有關大河小說的學位論文，以及日治時期社會 運動團體的研究面向，多著重於探討土地意識、殖民地經驗、族群認同等主題。此外， 在小說中所提及的社團組織，如台灣文 ft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的研究，歷史學界的研究 面向多集中於組織的結成、運作與瓦解的歷程等。這些人文學範疇的論文已積累一些研 究成果，但有關此類三部曲形式的歷史素材小說，因結合真實與虛構的敘事，且運用曳 料與文學想像的手法，所牽涉的範疇廣泛，許多議題值得再深入分析。若就小說中相關 的史實與想像等面向而言，這些小說蘊含了哪些與台灣文 ft 史密切相關的核心事件?究 竟作家是如何有意識地消 ft龐雜的史料，再現台灣文(七史上的重要事件? 當日治初期各地武裝抵抗活動慘遭鎮壓，造成民眾大量傷亡之後，許多知識份子曾 思考該如何因應殖民處境。「台灣文 ft協會」的成立，即是受到歐戰後民族自決及民主 思潮的影響，進行非武裝抗爭的文 ft敢蒙活動 O 在農民運動團體方面，則有各地陸續籌 組農民組合，及 1926 年 6 月成立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 J '以實際行動參與爭取農
民權益。 l 然而，在日人所主編的報紙、文獻或檔案中，卻常貶抑這些團體的抗日活動
及形象，顯露殖民者書寫的視角 O 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中的 第二部《滄;其行〉及〈荒村 y ，多運用「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等日治時 期相關史料，並結合田野訪談經驗，再現小說中人物參與當時敢蒙運動的情境。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主張小說在 18 世紀以後創造出同一時間內設 想同一世界讀者，因而促成了民族主義或國家的認同過程(An derson，1991:
1-7)。本 土作家藉由大河小說以逆寫帝國霸權，具有重構歷史與身份定位的功能，有助於凝聚台 灣意識的形成，及對土地的認同。長篇歷史素材小說，以故事情節鋪陳家國命運的大敘 事與民眾的小敘事，亦是文化再現的有效形式。就敘事學來說，著重於敘事文本(narrative
text) 或敘事虛構作品中所出現的敘述過程(譚君強， 20個: 19) 。在文學敘事表現的 意義上， ，-再現」往往和意象與模式有關，意義是一種模擬的再現，透過故事敘述或意 象，以文字來表現世界所發生的事。 c倉淇行〉及《荒村〉是以何種虛實交錯的寫作手 l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t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等團體的學位論文，如林柏維(1985) <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團 體 台灣文t協會之研究 (1921-1927) >、陳翠蓮(1986)
<日據時期台灣文t協會之研究一一抗日 陣營的結成與瓦解> '以及楊光華(1998) <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潘俊英(2004) <台灣農民運 動初探(1895-2005) >等。日治時期歐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77 法，想像或建構歷史的脈絡? ，-演講」為當時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小說呈現演講的哪 些氛圍與歐蒙意義?作者又是如何表現這些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等層面?本文擬以
此三部曲形式中的第二部小說為文本，參考日治時期法院資料庫2 、知識份子的日記、
作家的訪談、自述或回憶等，探討小說所載日治下的知識份子如何藉由文化做蒙運動喚 醒民族自覺，再現群眾的抵抗精神，以呈顯文化主體性追求的受阻情境及實踐的面向。二、台灣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史料的轉化
敘事是以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來安排事件的一種論述形式;情節是敘事 最重要的特徵，是使事件陳述具有敘事性的重要關鍵 o 賦予情節的過程中，敘事並非反 映事實而己，而是包含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Hinchman
, Le
wis P.
&
Hinchm妞，Sandra
K.,
1997: 15-16)
0 也就是說，敘事帶有一種將史料轉忱的功能，經過敘事者的 巧妙運用，歷史的敘事得以從另一種角度呈現，歷史的書寫權力也將從絕對威權中釋 放。李喬認為「歷史素材小說」是以歷史為素材(material) 的純小說寫作，是作者借 重歷史素材的可能性，藉由變化以存其事實，偏重「歷史事件」中的個人解釋，顯示作 者的歷史觀與生命觀;而「歷史小說J(historical
novel) 則是偏重在趣味性及歷史事 件的浮現及對其理解(李喬，2006 :
219) 。就此觀點看來，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 李喬〈寒夜三部曲〉皆屬於歷史素材小說 O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滄;其行》、〈荒村〉的 情節皆聚焦於日治時期。就史料的運用而言，李喬曾於〈荒村﹒後記) 3 中提到:,-
<荒 村》引用的史料比起〈寒夜〉、〈孤燈〉更是浩瀚繁複。 J (李喬，2001 :
522) 茲將 〈荒村》中註解所引文獻整理列於表一。 衰一《荒村〉註解中所引用的文獻 書名 作者 頁數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頁 30 、 33 、 406 《壟灣社會運動史〉 宮川次郎 頁 33 、 218 《臺灣省通誌稿》 台灣文獻會 頁鈞、 85 〈羅褔星抗日革命案全檔〉 台灣文獻會 頁 116 2 I 日治法院檔案」主要內容為台北、新竹、台中、嘉義等 4 個地方法院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各類司法文 書，包括民刑事判決原本、民刑事案件登記簿、非訟事件以及強制執行事件等卷宗、公證書原本、有關 法人等的各種登記簿、行政卷宗等，其中台中刑事判決原本保存於司訓所，此外尚有少量由台灣高等法 院、高雄和花蓮地方法院所典藏的日治時期司法文書。檔案所涉時間始自 1895 年，迄於 1945 年，呈現 日治 50 年台灣法院之運作實況。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網址:http://tccra
.lib.ntu.edu.tw/
o 3 (荒村﹒後記》一文，收錄於李喬，2001'
(荒村} ，台北:遠景，頁522 。本論文所引頁碼皆以此版 本為主。78
{台灣學誌》第三期 《日據時代臺灣糖價之研究》 的目 汪 羊 頁 218 《日據時代臺灣經濟之演變〉 張;要裕 頁 218 《臺灣經濟年表〉 吳幅員 頁 220 《臺j彎糖業論〉 平山勳 頁 220 (資料來源:李喬，2001
,
{荒村} ，台北:遠景。) 李喬為了寫作《荒村> '閱覽眾多參考資料，另又於書中以當頁註的方式，詳列文 獻的出處，或補充小說正文所未及說明的內容。一般純文學的小說作品，少有作者自註 的情形，但是李喬卻於《荒村〉註解夾雜許多資料出處。這種特殊的寫作手法，與鍾肇 政〈滄淇行》未加註的方式有所差異。從表一觀察到，李喬引用文獻作為小說敘事的素 材，參考的文獻類別以政治和經濟為主。除了日人所編《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宮川 次郎的著作之外，又參閱戰後文獻會所整理的方志，及學者研究糖業等產業政策及經濟 發展的成果。如此書寫策略，具有加深歷史素材小說的學術意味及說服力。此外，他又 企圖以田野調查的方式，體驗超越時空的戚受。李喬曾先後訪問 7 個當年「體刑」經驗 豐富的「遺老」。訪談過程中觀察這些七十多歲的老人， I 看起來都是慈眉善目，煦煦 如鄉親。但是當一提及『經驗』事，各個訕訕然顧左右而吉他，一致表示『沒有經驗』、 『不清楚』。他們目光閃爍，邊巡徘徊，再也不肯和訪問者四目相向 J (李喬，2001 :
522-523
)。李喬得不到任何資料，但在無形中也獲得了「史實」。他運用歷史檔案文 獻及訪談經驗，將其轉化並想像家族史的人物時代處境，呈現他個人對這些史料的詮釋。 就歷史與小說的相關性而言，兩者之間有共通之處:歷史家的著作有小說的效果， 也就是產生意義 (sensemaking)
，有了意義才能使人理解;而小說家也同樣在產生意 義，使人看到生活中的意義。〈滄j冥行》與〈荒村》皆鋪陳日治中期眉立蒙運動的情節， 兩書都先具體羅列各地抗爭事件，藉由武裝活動所遭遇的困境，呈現抗日轉型背景及動 機，以助於鋪陳日治中期民間組織活動的情節。1920 年成立的台灣文他協會受到歐戰 後民族自決思潮的影響，士紳階層與知識份子領導群眾漸轉向文化抗日的階段。《荒村〉 具體分析台灣文化協會的做蒙運動，如:刊行公報、設置讀報社、舉辦各種講習會、全 島的文他演講、設置中央俱樂部及文他書局，文化演劇及電影欣賞等。此外，又舉例提 到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連絡提攜島外學生運動、指導青年運動及農民運動 等(李喬， 2001:30) 。綜覽《滄淇行》、〈荒村》這兩本歷史素材小說，所呈顯的不 只是歷史真實的部份，更有作者對於歷史的詮釋角度與獨特論述o 兩者內容描述的年 代、主題相仿，文中的核心事件情節表現方式亦有類似之處。以下將《滄淇行》、《荒 村〉與文他做蒙運動有關的情節歸類於表二。 表二 《滄淇行〉、〈荒村〉文他歐蒙運動情節歸類核心事件
《滄淇行〉 《荒村〉 武裝抗日的受挫 瞧吧日年(西來曆)、北埔、苗票、1915 年(大正 4 年)的「西來
日治時期做事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79 林木己埔、土庫、六甲等武力抗爭 睡事件 J '台灣總督府判處 915 事件，遭殖民政府鎮壓，致使人 人死刑，坑般暗殺無辜百姓 民死傷無數(頁 31
)
3000 至 5000 人。此後有志之士
不得不轉而從文化、政治、社 會、經濟等文化抵抗方式(頁28 )
世界新思潮影響下，知識份子紛 1921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受 台灣文化協會的 紛參與六一法廢撒運動、台灣議 到歐戰後民族自決思潮的影 會請願運動，以及農民抗爭運動 響，士紳階層與知識份子以文成立
(頁 40-44)
{七歐蒙的思維，領導群眾進行 非武裝抗日的階段(頁 29-31 )。 日本政府的土地調查，使原本的 個租、煎農問題以及拓殭會社 私有地，皆變成「官有地 J '並 的成立，多造成農民困境;而 農民土地困境 放領(拂下)給會社。在土地喪 「小作制度」以保護頭家為 失與會社的壓迫之下，造成底層 主，亦不利於{田農(頁 37 、 農民無經濟自主權，而成為{田農190-191 )
(頁 64-66)
反日本皇太子來訪(頁的-73),
當警察執行假書押任務時，六 第一次中壢事件(頁 303-309),
十多位個農于拿鏽刀銷頭，無
赤牛埔事件、二林煎農事件、竹懼地出于阻止社方苦力工的收
抗爭活動 林事件(頁 370-371)
割，外圍更站了兩百多名的農 民，之後更有七十多名農民攜 、 帶伐刀、棍棒憤怒地到郡役所 叫喊(頁 354-355)
台灣中南部屢屢發生製糖會社大正 14 年 6 月 28 日，成立「二
的爭議糾紛，簡吉、黃石順等與 林煎農組合 J '選出李應章等 會社抗爭。於是農民開始起而反的人為理事，一方面進行增進
抗資方的剝削並爭取自身的基 蕉農法益的請願工作，另方面 本權利。此舉得到帝國議會與雜 聘請林獻堂等文協會員主要幹 台灣農民組合的 誌的關切，進而對執政者施加壓 部演講，呼籲農民團結爭取權 成立及影響 力(頁 114-118)
力(頁 223)
台灣農民協同合作處理平定煎 農糾紛、個農爭議、退休官吏奪取土地等，以及個主的事
執、水源糾紛、產品價格、工 資爭取等(頁 298 )。80
{台灣學誌〉第三期 牢房細而長，床位上鋪稻草，並 劉阿漢遭懸空吊起的體刑(頁 充斥著異味，裡頭不准交談，故 的“67)、在拘留室遭鞭打(頁 以指頭寫字與牢友溝通。分室中192-194
)。 拘禁情境 進行著各種體刑，如木棍毆擊、 手腳以鐵鍊鎖緊在椅腳和把手 針刺指甲、灌屎灌尿等(頁 上，一縷尖銳的劇痛像閃電般362-386 )
鑽進筋骨，以鐵鍾敲打四肢凸 起的硬骨部位，並注射毒液(頁501-513
)。 農民與若干組織成員被捕，並判 拘押農民組合會員，控制出版 組織活動遭全面 罪入獄，此後，赤牛埔、新店仔 言論(頁 481-482)
制止 一帶的抗爭事件，已遭執政當局 壓制(頁 351-371)
(資料來源:李喬，2001
,
{荒村} ，台北:擅景;鍾肇政，2005
,
{)倉 j冥行} ，台:i t :遠景。) 就敘事而言，表二反映小說家如何藉由情節的推進，陳述文f 七屆女蒙運動的成因、過 程及影響。李喬曾閱讀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發行的刊物，試圖理解早期台灣的土地狀 況，得知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源自於土地觀的差異。土地是賴以維生的重要元素，甚至 是唯一的生存之計，它帶來希望，但也帶來爭奪與痛苦(三木宜夫等，2006 : 198)
所以他在〈寒夜》第二部曲〈荒村》中，針對日治時期土地政策的不合理，做為整部小 說中的核心事件，以展開對造成農民衝擊的敘事。日治時期總督府透過國家權力，以放 領官有地、強迫收買民有地等方式，扶植日本資本家、製糖會社，造成土地所有權高度 集中、民有地遭掠奪等現象。當時農村地區仍存在高額個租、收取保證金等不合理租個 關條，這些原因造成農民抗議事件。如1923 至 1924 年林本源製糖會社煎農爭議的背景， 是因二林地區林本源製糖的甘蕉收購價過低，肥料價格過高，於是當地煎農集體向台中 州、總督府的殖產局提出請願書，結果二林煎農獲得「臨時補給金」。此一事件刺激全 台煎農，紛紛向製糖會社要求提高煎價(淺田喬二'1978:31-53)
0 <荒村》又提到， 當時台灣文化協會幹部李應章、軍1路甫等人，以及黃石III頁、簡吉、趙港等人多出面協助農民(李喬，
2001 : 223-229)
01925 年(大正 14 年) 6 月 28 日成立「二林煎農組合 J
' 共四 E多名煎農參加，選出李應章等 10 人為理事。二林煎農組合成立後，一方面積極 進行增進煎農法的請願工作，一方面聘請林獻堂等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至二林作文他演 講。他們批評製糖業與精業政策的不當，呼籲煎農團結起來爭取合理待遇，並提示爭議技術(李喬，
2001 : 223)
04之後，各地零散的組合在此時紛紛成立，李喬在〈荒村〉
具體以這些事件為背景，將農民的抗爭與組織成立經過的史實，編織於小說敘事結構中。 4 鳳山農民組織改革時，其主要人物包括簡吉、黃石順、陳振賢、吳敦、謝賴登、張滄海等人。小作組 合以公學校畢業後，就讀台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的黃石III頁為中心，農民組合則以寮信共產主義的簡吉為 中心(宮川次郎，1999 [1927] : 10 1-102
)。日治時期眉立蒙運動的再現: <滄;其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81 二林事件發生後，日本勞慟總同盟幹部麻生久、布施辰治來台辯護，各地農民組合 的成員受到激勵。 1926 年 6 月 28 日大甲、鳳山、曾文等地的農民組合，共同成立了台 灣農民組合，參與者包含簡吉、黃石順、趙港、楊順利等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1995
[1939] :
1045) 。鍾肇政亦將台灣農民組合成立的起因與過程，融入於《滄淇行〉的故 事情節。此書提到赤牛埔事件、二林事件、竹林事件等小規模的農村糾紛，使日本當局 不得不開始注意，在帝國議會中也有人就此情形提出嚴厲的質詢，並欲派遣一個殖民地 施政情形考察團來視察;而日本標榜民主的報刊雜誌'也j斬出現指責並要求檢討的言論(鍾肇政，
2005 : 372)
05 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便在各地組織支部， 1927 年末全台已
有 27 個支部， 2 萬多名組合員，發展相當迅速(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 :
1070)
0 {荒村〉則以農民運動中的兩次「中壢事件 J '作為核心事件的詳述案例。 1927 年台灣農民組合中壢支部成立，在黃石/II頁、謝武烈等幹部的帶領下團結農民，並舉辦演 講會提高鬥爭士氣。在抵抗行動中，共有的人被起訴，此為第一次中壢事件。同年該 地警察欲利誘、迫使台灣農民組合桃園、中壢兩支部解散;然而，中壢支部成員七百餘 人平常以團結素稱，在簡吉、趙港等本部成員等策畫。、鼓吹下，中壢支部又再次成立。 警察隨即偵訊張道福等人，因農民擁進派出所抗議警察的行徑，在這次的行動共有 35人被起訴，此為第二次中壢事件(葉崇鐘，
2000 : 598-600)
0{荒村〉除了引用許多
史料之外，也擇取小事件呈顯民眾受害的經驗，如 I 在「第一次中壢事件』預審中， 有一位四十二歲的婦人古葉氏錫。古葉錫抱著未滿周歲的小男嬰，迷惘又惶恐地不斷四 面張望，好像要尋找訴說的對象或者什麼救星的出現。在判官正要問話時，小男嬰哭了， 她羞兢地，但也無懼地打開胸扣，掏出乳房，給她心肝寶貝餵奶。這是農民運動中的第 一大案件。這也是台灣人一道永難抹滅的創痕。 J (李喬， 2001:
355) 李喬藉由書寫 民族創傷，表現抵抗的集體記憶;而母親哺乳的敘事，詮釋女性在逆境中所蘊含生命的 能量。 《滄淇行〉所呈現的內容，並非直接批判國民黨當局，或是純就日本殖民的反省， 而是對戒嚴時期對執政當局諷刺的曲筆，也是對台灣人歷史的建立(錢鴻均， 2003: 73 、113
)。至於農民組合的情節於《荒村〉中所佔篇幅多，是因那個年代台灣農民組合的 領導者多為知識份子，他們是真正的實踐者。與無產階級的農民一起對抗日本、對抗地 主，這是非常特別的案例。逆寫帝國的書寫策略包括以被殖民者的觀點顛覆來源文本， 或是讓瘖啞者自己發聲，或是掩蓋甚而取代殖民者論述。其目的在於彌補文本中的縫隙 (gaps) 與沉默( silences) 章節，因為帝國主義論述不曾將被殖民者文學與文 t納入， 被殖民者一直是置缺與沉默的。《滄淇行〉、《荒村〉描繪民眾的處境，並為農民、婦 人甚至嬰兒發聲。這些做蒙運動史料的轉忙，即成為台灣大河小說重建抵抗書寫的典律。 5 本論文所引頁碼皆以此版本為主:鍾肇政， 20肘<;倉 j冥行>'
<台灣人三部曲> (二) ，台北:遠 景。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後，成員多積極參與農民爭議事件，從 1926 年到 1929 年之間其屬性可分兩大階 段:前期受日本勞慟農民黨指導，後期則為台灣共產黨領導(陳翠蓮，2007 : 95)
82
<台灣學誌〉第三期三、演講的氛圍典故蒙意義
瀏覽〈滄淇行〉與〈荒村》中的歷史敘事，時可見作者書寫當時街頭演講的場景。 為何鍾肇政與李喬兩位作者，多選擇以演講活動作為書寫的對象?日治時期台灣民眾在 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曾受到不平等對待，所以知識份子常廠被壓抑的苦悶。他們參 與台灣文化協會及「農民組合」等組織，並從事文化抵抗，指導農民為保護土地而奮鬥 O 台灣文t協會所舉辦的活動中，普及面最廣、參與的民眾最多，常能引起民眾共鳴響應， 且又最具影響力的活動就是「文 t演講」。他們考量當時台灣知識程度，讀報書社的文 書宣傳效果有限，而通俗講習會則難吸引基層民眾注意，因此舉辦講演會是最容易收到 成效的方法。文化協會成立之初，講演會只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城市舉 行。直到 1923 年會員黃呈聰、王敏川以台灣民報記者身份返台推銷《台灣民報 p ，順便作巡迴講演，內容提及民族主義以及對台灣統治者的批判時，引起了地方民眾熱烈的
反應，文 t協會才頻繁到各地舉辦講演會。《滄淇行》藉由鋪陳這些演講情境，以想像 此類文{七活動在農村產生的效應。書中曾載演講內容，-黃石順是流氓?是暴民嗎?他 是一個安分的代書。去郡役所抗議的農民是暴民嗎?也不是，他們都是老實的耕田人 o J (鍾肇政，2005 :
315-31 7)如此的反問修辭于法，加深了執法的荒謬及不義，也易做 蒙民眾的自主意識。 日本群眾史家柳田國男曾言，以民眾為主體的歷史，可探查群眾思想，並由此了解 一個民族獨特的人生觀與世界觀;而透過研究群眾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變遷的「戚覺與 意識 J '方得以掌握每一時代的特殊風貌(邱嗽雯，2001 : 99)
0 <荒村〉以劉阿漢將 至會場聆聽演講作為敘事開頭，藉此描繪農民受到文化演講的影響。生動描繪演講者敲 打銅鑼，於「亭仔腳」、「榕樹下 J '或苗票城隍廟前、新竹城隍廟前的臨時市場，以 及南門邊媽祖廟等親近民眾的空間，以達到聚集群眾的效果。《荒村》描寫擔任代書又 熟悉法律的黃石順上街頭演講，一個木箱、一張木板，講台便形成;鑼聲一響、人潮漸 索，一場歐蒙演說就此展開。李喬運用修辭策略將環境、場景描寫變成烘托情節、人物 的一種底色，以透露作者的思想傾向 O 其實的材料不一定就值得人文，而有些虛構的題材，因為表達者的情戚真誠無偽， 或所欲彰顯的哲理貼近讀者的生命經驗，而打動人心(廖玉蕙，2000
:鈣-116) 0 文{七 抗日情節的書寫，必須植基在實際的生活上，兼顧哲理與邏輯，才具備說服力與吸引力o 在演講內容方面， <滄淇行》描寫黃石順如何發揮演講主題內容，-自從日本人來台以 後，我們新店仔、新坡、石觀音一帶，還有赤牛埔、准仔埔那些地方的幾千甲水田，全 部成了會社的 J 0 書中的黃石順從會社的剝削談起，一直說到農民因這種壓榨而一貧如 洗、債臺高築的情形 o 至於虛構的人物劉明鼎演講時以小猴掙脫繩索而逃，以及「白歌日治時期做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83 仔」在人類還未築完泥牆阻斷水流時，牠們就成群結隊溜走而保全性命等小故事，激勵 群眾反抗意識。劉明鼎提醒自己要冷靜， I"可是當主旨一進入『個農」要創造自己的命 運時，話頭、用詞，居然像烈火中烤培的包泰棒，包裝米突然道裂四散一樣，硬是控制 不住。 J (李喬， 2001: 318) 又如《荒村》中劉明鼎演說的激昂情境I"我們要做一 塊硬石頭，一個鐵球，這樣，人家才咬不動、吞不下去;我們如果是一個飯惘，一隻肉 粽，那麼，我們只有一口被吞掉! J 又說「權利是爭來的，合理的待遇是爭來的，沒有 誰會白白給你這些。 J (李喬，
2001 :
335) 呈現他即使遭總督府中止，甚而拘禁，卻 表現無懼的態度(李喬， 2001: 344) 。小說不僅藉由場景的描繪與氣氛的阻釀，強 t 演講的戚染力;同時，也以演講的內容，加深歐蒙的效果。 《滄淇行》、《荒村〉對於文{七演講活動以及警察的執法手段，皆有傳神的描述。 如《荒村〉刻意紀錄演講遭中止的情形I"現在的警察機關，是暴行的大本營。八月間 佐藤巡查像一個創子手向他手下施虐 中止，被上了手諧。」又如「九月間警部補在 審問室雞姦葉姓青年一一中止，被上了手銬。 J (李喬， 2001: 373) 這些演講內容皆 因批判警察執法而遭禁。若參照表三 1928 年(昭和 3 年)總督府檔案所列數據，則可 見演講活動受總督府限制的情形: 表三 1928 年台灣文化協會講演會中止及解散情形1、N53U
台北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總計 回數83
73
47
34
8
245
辯士353
508
287
209
63
1420
聽眾24850
42000
15940
11890
2380
97060
中止132
179
90
94
22
517
解散14
8
6
9
38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 : 219)
1928 年共舉辦 245 場演講，遭解散共 38 次，呈顯言論自由受到宿制的情形;中途 遭停止的次數高達 517 次，顯示統治當局嚴加控管演講內容。該年聽眾總數將近10 萬 人，當演講遭解散或中止時，在場的聽眾常情緒激昂，對統治當局造成不小的壓力(台 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 :
2 時 -219 )。日治時期的公開演講會分為兩種，一起 普通的演講會，不用經過執政當局審核，舉辦單位可在任何時間、地點進行演講活動。 二為政談演講會，內容為有關政事的演說，則需事前呈報當局，核准後才得以舉辦，且 常有高級警官在旁監督(王詩王良心 988:
384) 。再以表四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資料， 呈現 1928 年(昭和 3 年)政談演講會的情形 O84
{台灣學誌〉第三期 表四 1928 年政談演講會中止及解散情形j\I'1別
台北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計
合計 回數3
2D
4D
3D
lD
2D
12D
15
辯士7
7
15
2D
4D
3D
lD
2D
12D
27
聽眾
350
200
170
720
600D
1300D
690D
150D
220D
2960D
3680
中止3
4
8
2D
4D
3D
lD
2D
12D
20
解散2D
4D
3D
lD
2D
12D
13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 [1939] :
219 。表中印有A 者為文他協會與農民組合聯合舉辦的 土地政策反對大會。) 表四所列有關政談演講會的統計數據，顯示此類演講會中止次數與解散的比例相當 高，以農民組合為主的場次更是全部遭解散。反對土地政策的演講，總督府常極力阻撓， 執政當局干涉演講活動頻繁的次數，也於小說中表現殖民者顧忌演講影響民眾的程度。 《荒村〉中紀錄黃石順領導的農組幹部，計畫在桃園召開「反對大會 J '當時的情形為: 「演講會如儀開始，主席宣布開始同時， Ii臨檢』人員立刻宣布解散，所有預定演講人 全部被上銬帶走，這時演講台上站滿了子彈上膛的武裝警察...這個晚上，黃石III頁、楊 春松、黃又安、謝武烈等八名主要閩士被捕，移送法辦。 J (李喬， 2001: 354) 具體 紀錄當時從演講到遭解散及逮捕的景況。 若將論述活動或知識生產視為文t生產的一部份，殖民意識的培養、帝國心態的養 成，以及帝國霸權的維繫'顯然還必須仰賴持續不斷的文他生產。若干符碼、意象、辭 彙、信念以及這一切所構織的文他價值，皆屬於「態度與指涉的結構 J (李有成，1997 :
13-15)
0 ~滄淇行〉形容當時報紙所描繪向日本政府抗議的人，都成為「暴民」、「不 逞之徒 J '報紙上書寫「一墓暴民湧進郡役所，新店仔發生一場騷動 J (鍾肇政， 2005:
303-304
)。殖民者掌控官方報紙的傳播勢力，企圖影響民眾的價值判斷;然而，小說 卻發揮逆寫帝國的效果。書中的黃石順決定利用這報導，去做街頭演說，告訴當地人民 真實的情況，如此不僅可以免去人們的誤會，還可以贏得大眾的同情。鍾肇政雖透過「因 為身為弱者，沒勢力的一群人，無論怎麼向報館抗議都沒有用」的話語(鍾肇政'2005:
303-306)
，表達處在殖民體制的無奈，但同時也藉以烘托演講在歐蒙運動的必要性。 歷史上曾真實存在的人物黃石順，原任農組中央委員兼爭議部長，昭和2 年 9 月改兼調 查部長，並奉派駐在新竹州、|。書中詳細描繪黃石順向行政主任佐倉請求准訐至街頭進行 演說。他表示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人民有言論的自由(鍾肇政，2005 :
307) 。做蒙日治時期歐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的 意謂個人有勇氣去運用自己的理性，打倒別人所賦予的概念與偏見。眉立蒙是一種歷史與 實際的侷限考驗，從本身的限制中理解那一層限制，並進一步完成自我解放的工作，使 自己成為自由的人(Ka訓，
1963: 3-47)
0 {滄淇行〉、〈荒村〉作者欲藉由小說人物的 演講內容，以后交蒙一般大眾，思考在殖民地與處在弱勢階級下的侷限，並理性尋求自由 之道。四、主題人物的真實與想像
歷史素材小說的創作，首重史料蒐集與判讀，若善於對歷史觀察、思考、歸納、演 繹，始能掌握故事發展及內容深度(楊周翰，1988 :
42) 。小說中的虛構手法是將人間 真實串起，如此才能呈現詮釋的意義;而創作的意義就是重組，是經由自己所接觸到的 人或書所累積形成的(三木宜夫等，2006 : 196-19
7)
0 {滄淇行〉、《荒村〉中的主 題人物有些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作為故事角色，有些則是作者用心虛構的人物。 作者是如何運用史料來形塑真實或虛構的人物?茲以表五列舉小說中的人物背景，分析 他們曾參與那些做蒙運動以及小說呈現的方式。表五
《滄淇行}、《荒村}小說中人物參與歐蒙經歷
人物姓名
人物背景資料 參與歐蒙運動 小說的呈現方式桃園客家人，畢業於
陳中和會社收回耕於《滄淇行〉任代書的職位， 台北工業講習所，曾地事件、新興糟業耕
作者形塑他常代表群眾與殖民 、 參與文他協會。原任地收回事件、中壢事者理性溝通。又記錄他認為根 農民組合中央委員兼件。籌組鳳山農民組據日本帝國憲法，人民有盲論 黃石順 爭議部長， 1928年(昭合及台灣農民組合。 的自由，以此請求行政主任佐 和 3年) 9 月改兼調查 倉准許街頭演說 O 部長，並奉派駐在新 於《荒村〉中為農民組合的領竹州。
導幹部，曾率眾向郡役所抗 議。計畫在桃園召開反對大 會，在第一次中壢事件被捕 O 局雄鳳山人，師範學 新興糖業耕地收回於《荒村》中曾至日本參觀農 校畢業後於公學校任事件、第二次中壢事 民運動，為「二林事件」、「退 簡 敦，因戚受底層農民 件、抗議士地放領政 職官吏掠奪土地事 J '亦曾赴 生活困苦，故投身農策請願活動。籌組鳳 日向帝國議會請願。又以農組 民運動。 山、大甲、曾文、台 中央委員會長身分率領個農向 灣農民組合。 日拓會社抗議。86
<台灣學話、〉第三期彰{七二林人，醫科畢
二林煎農事件、籌組 〈荒村〉中身為文化協會的理 業後回鄉從醫，後參 二林煎農組合，舉辦 事，領導二林蕉農組合向會社 李應章 與文化協會。因製糖 演講活動。 爭取權益。 會社壓榨蕉農，故投 身農民抗爭運動。 (資料來源:除引用季喬 (2001) <荒村〉、鍾肇政 (2005) <滄淇行〉為文本之外，另參考以下文獻: 簡吉著，簡敬、洪金盛等譯， 20肘. <簡吉獄中日記} .頁 30-36 ;洪長源、現金械，2001·
<二林煎農 事件:殖民地的怒吼} ，頁 138-143 ;陳翠蓮，2007
, (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條(1923-1929) )
，收錄於陳慈玉主編， <地方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 ，頁 87-119 ;葉榮鐘，2000·
<日 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吟，頁593-6000 ) 表五所列〈滄淇行〉、〈荒村〉所出現的人物，於歷史上曾真實存在過，作者以他 們為書寫對象，重述知識份子如何參與日治時期的敢蒙運動。重述不僅具有填寫歷史文 本之縫隙與沉默的功能，更是拒斥與挑戰帝國主義對被殖民者的單一霸權論述。日治時 期有關製糖會社的爭議與糾紛層出不窮，例如:不服於肥料配售和甘煎收購等價格過 低，或揭發會社各種剝削手段。黃石順曾邀集鳳山地區五十餘名耕作者，成立「小作人 組合 J '並在與陳中和物產會社的抗爭中得到初步的勝利。後來，黃石順與簡吉協議創 立鳳山農民組合，於 1925 年 11 月正式成立，成員共計八十餘人(宮川次郎 '1999[1927]:91-95
;葉榮鐘，2000 :
593-594) 。然而，從日治時期法院檔案所保存黃石順、李應章 等人判刑的資料，參與這些衝突事件的知識份子，在殖民統治者眼中皆是違反治安法的 滋事份子 O 如: 1927 年 11 月 7 日黃石順率中壢等地的農民，手執棍棒擁向執行扣押農 作物的現場。農民組合中壢支部黃石順等 8 名主要幹部被捕，但警方不僅驅散抗議的群 眾，又強行執行扣押農作物並起訴相關者。 1928 年 10 月 1 1 日於台北地方法院進行公 判，黃石順等 34 人以差押標示損壞、騷擾、公務執行妨害、差押標示損壞教唆的罪名被判刑。 6此外， 1934 年(昭和 9 年) 10 月 29 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黃石順以
「 j台安維持法違反」為由判處入獄。 7
又如李應章於彰{七成立二林煎農組合後，時常舉辦農民講座以后史發農民爭取權益。 1925 年(大正 14 年)他帶領當地農民與製糖會社，與「林本源製糖會社」協議未成，10 月 22 日發生二林煎農事件，共有四百多人被逮捕。 1926 年(大正 15 年 )9 月 30 日，
台中地方法院檢察官中山孝一，以業務妨害、騷擾、公務執行妨害、傷害等罪名起訴李應章，並判處他有罪 o 8在《荒村》中的李應章形象為業務繁忙的醫師，因同情蕉農的
6 台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示口 3 年第 10 冊 10 月，頁 550 ;昭示口 3 年第 5670 號。(檔案引自「日治 法院檔案資料庫 J ) 7 台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示口 9 年第 10 冊 10 月，頁 242 0 (檔案引自「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J ) 自司訓所:判決原本，昭示口 2 年第 11 冊，頁 23 ;大正 14 年第 3612 、 3829 、 3830 、 383 卜的00 號。(檔 案引自「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 J )日治時期后:7..蒙運動的再現~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87 不平遭遇，基於人道而接然出來領導。起初他在農民運動方面是個「完全的生于 J '但 與會社談判時，卻態度鎮靜並從容應對(李喬，
2001 :
229-238) 。至於簡吉則因二林 事件而進一步思考台灣農民際遇與農村經濟的議題， ~簡吉獄中日記》呈現他不僅期望 藉由農村巡迴演講喚醒農民的自覺意識，並主導「台灣農民組合」的創立(簡吉著，簡 敬、洪金盛等譯，2005 :
36 、 93-94 )。從這些台北地院、司訓所的刑事判決，或是《簡 吉獄中日記》等史料，呈現對於事件觀察的不同視角。雖然鍾肇政與李喬於寫作當時，未得見這些一于檔案、文獻;但他們除參考較易取得的資料外，勾勒歷史上知識份子的
具體行動;同時，更虛構知識份子與農民一起奮戰的實際情況，並以此為故事背景，塑 造各具特色的人物性格。 帝國主義論述不著重強調奴役百姓、經濟剝削及種族差異等議題，這些卻是後殖民 書寫的主要內容。~~倉j冥行〉詳細鋪陳虛擬的人物陸維樑投入歐蒙運動的敘事，作者先 描繪他幼時撒野哭叫時，母親一定用日本仔來嚇唬他，因而使他養成了一聽到「日本」、 「日本仔 J '就中了魔咒似的動也不敢動一下。這種對於日本警官的制約反應，也是許 多台灣人的集體經驗。作者不但引用俗話「日本仔打人，是毋須看日子的 J (鍾肇政，2005 : 34-35)
，又描繪維樑長大戚受到日本人認定台灣人是「劣等的民族，懶惰、骯 髒、逃信、貪婪、膽小、懦弱、卑屈、狡獨、陰險，這些惡習與低劣品性，都集中在台 灣人身上。」他經常從到店裡的顧客的神色上，戚到這種輕蔑的眼光(鍾肇政，2005 :
49) 。這些日人的優越戚，以及書店老闆的種族歧視，摧毀了維樑原想藉由努力通過專 檢、考上醫專，與日人文子小姐結為連理的願望。他在日本人開的書店裡博覽群書，因 而開敵視野，但最後才終於明白無論自身如何努力，也無法突破種族隔閔並得到認同。 回鄉後目睹農民的種種遭遇，更加深身為殖民統治知識份子的責任戚。小說又描繪阿四叔與其子辛苦耕種幾敵官有地，二十多年來猶貧窮異常，又因欠「會社」的租穀而可能
遭撤個的絕境。維樑的兄長維棟本以為這些皆是命運，但維樑卻認為阿四叔這類人貧窮 的情況，其原因「一大半是官方造成的 J (鍾肇政，別的: 64) 。在維樑心中，日本人 以統治者自居，榨取、任意宰割，並剝奪台灣人原本應當享有的平等、自由，連話都不 能講，有苦更不能任意訴說的困境(鍾肇政，2005 : 32)
a 維樑認為， I 於天災以及某 些人禍，生存之道往往是忍受。但若一味地忍受人為的壓迫、詐欺與剝削，那便是愚昧a J 他要讓農人明瞭這其間的區別，並鼓勵爭取基本權利(鍾肇政，2005 :
11 7)。作者藉 由不容於殖民者的邊緣人物，以后立蒙話語試圖轉變世人的價值觀。他並不認為那是煽 動，要爭的是正義， I 有那麼多可憐的人在受著榨取剝削，不，這已經不祇是榨取剝削， 是宰割了 a J (鍾肇政，2005 :
24) 這些小說中的敘事，再加上人物與人物之間的對話 或人物內在意識的流露，呼應了逆寫帝國的書寫策略在於以邊緣 (margin) 人物角色， 質疑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奴役台灣人民的正當性。 〈滄淇行〉中的陸維樑出身於龍潭九座寮望族陸家，家族早年曾參與抗日運動。小 說描述他的自覺過程，並投入文i t，毆蒙運動的情景，但最後卻如「巨鯨西游」離開台灣。88
~台灣學誌》第三期 小說結尾如此安排，可想見作者鍾肇政當時的複雜處境，影響其寫作的思維。他曾自言， 當決定將著作命名為《台灣人~ '一直到整個構思的階段，時常「靈魂的戰慄 J (鍾肇 政，1998 : 203)
0 論者以為 1945 年後具有日治時期經驗的本士作家，有著「敘史情結」 的傳統，他們敘述的是在中華民國史以外的台灣吏， I 隱然」形成一種敘事傳統，鬱結 成為不得不書寫的情結(complex)
0 {滄淇行》所述不見容於日本殖民主義史的歷史 建構，除了具備後殖民理論所說的重建「後殖民主體 J(post-colonial
subjectivity) 我 族正面歷史記憶之外，很弔詭的因為鍾肇政強調「台灣」的字眼，而使廁身於中華民國 轄下的《台灣人〉受到查禁、監視的命運。抗日的台灣卻不見容於抗日的中華民國史， 說明了戰後在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中，台灣作家邊緣忱的處境竟與戰前若合符節(陳建 思，2003 : 159)
0 {滄;其行〉顯現作者在高度白我期許的想像工程中，時常戚受高壓 的政治氛圍與莫名的壓力，不由自主受到白色恐怖羅網的侷限。展現在小說敘事中，即 透露出這些人物的行動是扭曲時代裡，出現的一個扭曲的案例 o 李喬於《荒村〉中所應用敘述歷史事件的手法，也是選擇以小人物的視野見證重要 的歷史時刻，他虛構人士劉阿漢、劉明鼎父子的個人記憶，這些書寫卻如此真切地揭露 了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小說中的劉阿漢為苗票大湖人，曾加入隘勇隊，後為文{七協會會 員，為台灣農民組合大湖支部的負責人 o 作者形塑劉阿漢的個性剛烈，終其一生參與抗 爭活動，最後因不肯提供兒子劉明鼎的形蹤，而遭刑求身亡 o 這些包括施打毒液致死與諸多令人難以想像的酷刑，多是李喬經由田野訪談所得的靈戚。 9 {荒村〉中羅列「劉
阿漢專案」記錄一生的經歷檔案，包括:三進三出防蕃隘勇一職、拒絕擔任巡查捕、「詹 惡事件」、舊式蕉廊製糖、羅褔星事件、參與文協活動等。小說刻劃劉阿漢當時的反應: 「起初他只是姑妄一觀的，到此，他是冷汗淋漓而下了;不是害怕，而是統治者可怕驚 人的精密記載。片山一郎課長適時取走他手上的卷宗，他還是渾然不覺。 J (李喬， 2001:
436-437
)李喬在小說中描繪殖民者藉由對特定人士鉅細靡遣的建檔，作為監視與控制 形式的縮影 o 這些總督府所蒐集整理的檔案，亦可能成為日本殖民國想像、分析、研究 與監視的客體或對象。劉阿漢曾抗議論道 I 法律，也要合天理人情。法律不是保護強 盜惡霸的。」但金川課長卻回應: I 反抗，就是士匪，要殺頭的 J (李喬， 2001: 150-151) 。 逆寫帝國的寫作策略具有使民眾自己發聲，挑戰帝國主義霸權的單一論述，形成眾聲喧 嘩的辯證 o 劉阿漢之子劉明鼎，畢業於高等科，參與多場文{七屆生蒙演講活動及二水事件農民抗 爭運動。《荒村〉中塑造他具人道關懷的熱情，且性格頗為激進。劉明鼎曾慨嘆 I 殖 9 李喬自言 I 有一個苗票人名叫郭常，他是苗栗市的中央委員的候補委員，在苗票有三間店面和三甲 的田。為了要支持農民組合，毀屋以赴，最後被關進監獄，叛了八年的徒刑，但是被關約一年左右就被 放出來，放出來以前就被打上毒藥針，回來後一個禮拜就死了。這是真實的事，小說裡頭的名字是郭秋 揚，他的遭遇我把他寫在劉阿漢的身上。 J (李喬， (寒夜三部曲自剖)演講錄音，收錄於台灣客家文學日治時期歐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89 民地百姓的悲哀，台灣人的悲哀，什麼時候才能擺脫，才能出頭天? J (李喬，
2001 :
196
)全書多刻劃他對於是否終身投入抗日運動，曾在內心有所掙扎。從苗栗城隍廟那 一「戰 J '劉明鼎看到橫在眼前的一道絕谷，台灣人命運面前的一道死冷的厚壁巨牆。但他不認命也不屈服，又想到劉阿漢所說
I 人生，盡心而已。」這是父親歷盡人間千
萬苦難中提煉出來的精華。劉明鼎心想 I 人生，好像處在兩端都是強大引力間的小魚， 他必須分秒不停地掙扎抗拒才能生存下去，這期間沒有猶豫，沒有議論的餘地。於是抗 拒，就是活存下去的唯一憑藉，於是抗拒，成了生命本身的責任，甚至是生命的形式也 不為過吧。 J (李喬，2001 :
330) 作者於書末(荒村之外〉交代他於昭和 9 年在拘留 室中身亡。作者在重述故事的過程中，以劉明鼎等小說中的角色象徵殖民統治下的邊陸 的人物;雖然一群左派知識份子的肉體已逝，但當年他們對弱勢的關懷與行動，卻於小 說中綿延其生命力。 在女性的塑像方面，小說也以女性的言說呈現抵抗中心論述，如《滄淇行〉中維樑 的母親認為，娃子正因為是做了保正、庄長，更應該要受到教訓。故以犀利的言詞斥責， 且話中帶刺對維揚說 I 可不是人人都像你這麼能幹有為 J '此處以反諷的敘事方式， 呈現文字張力(格非，2002 :
34-35) 。甚至說道 I 我倒覺得你頭掉下來最好 J (鍾肇政，
2005 : 298)
，則是以「頭掉下來」的革職象徵'嘲諷那些協力殖民者。學者曾
分析李喬女性塑像提到:燈妹為大地母親具有自足自生的能量，它是生命之源，符合「大 地母親」、「原始母神」的最初形象(楊翠，2007 :
609) 。燈妹除了具大母神的原型 意象之外，李喬也藉由劉阿漢之口說出 I 燈妹，是患難老妻，也是護自己、慰自己的 母親啊。那麼，還有什麼不能容納的呢? J (李喬，2001 :
309) 在劉阿漢判刑後，她 成了「這個家的地基，又是屋頂，還又是棟樑。」此部小說結尾劉阿漢臨終前與燈妹的 談話，顯現對她承受的苦難所戚到遣，關及歉疚。李喬在進行創作之前，已有一套歷史文 t觀，並且具體呈現於《寒夜三部曲〉中，以土地作為主要的辯證元素，連結了母性與 生命，幸福與痛苦，藉此說明人與土地之間無可疏離的關條(申豐惠， 2006:131-132)
0 女性形象的韌性與張力，不僅包容親人，為歐蒙者的精神後盾;同時社為生生不息的土 地，在惡劣的環境下仍孕育萬物。 鍾肇政與李喬運用陸維樑、劉阿漢、劉明鼎參與歐蒙運動等平行人物，或鍾益紅、 李勝丁「三腳仔」協力者等對比角色，呈現小說中人物的多種面貌。又如李喬透過劉阿 漢於台灣農民組合召開第一回全島大會時，對這些對比人物大加批評: I 任他怎麼神氣， 三腳仔就是三腳仔，茗、麼裝，也不會成四腳仔。 J I 所以三腳仔最可恨，也最可憐 o J (李喬， 2001: 405) 這應是飽受壓迫的台灣人普遍的心聲，小說呈現人性的多面、複 雜，為讀者留下人性思考的空間(歐宗智，2007 :
40-45) 。李喬運用三腳仔加以反襯， 另以反面人物對比主角，並不遜於正面人物形塑的效果，因為三腳仔卑劣可鄙的行為所 帶來的嘲諱，足以引出主角的深沉性格及高貴人性(盧翁美珍，2006 :
275) 。劉阿漢 曾戚嘆道 I 那些告密、監視、捕捉、拷打台灣人的，都是台灣人自己! J I 憐惜生而90
{台灣學誌》第三期 為人，為一個台灣人的無奈!然而，對漢奸還要憐惜，受害於漢奸的同胞呢? J (李喬'2001 :
344) 日治時期的監控體系包括警察制度、保正或三腳仔，從《荒村〉中處處可 見告密者的身影 O 不論是屠殺、滅族、鎮壓、逃亡，歷史災難之所以值得書寫、應該書寫，除了讓潭 滅的歷史重現、闇啞的聲音重新發聲，絕不僅止於召喚歷史的悲情而已。從災難歷史牽 涉的落點政治角度來看，還包含從特定社群或族群的觀點，對歷史進行反寫(write
back) 、重寫 (rewrite) 、救贖、療傷、危機中的轉機、史觀的重建，及敘述形式的創 新等問題 O 歷史敘述奠基於寫實模仿原則，執著於歷史命定論，致使虛構的小歷史無法 發揮作用，從歷史重寫、補寫、反寫的角度來看，所有的「歷史本然」、「文(七本真」 原就包含了書寫者個人書寫位置的特定議題及文{七意識型態(陳淑卿，2002 : 55-85
)。 美國的童妮﹒摩里森 (Toni Morrison) 根據所收集到有關於 1851 年名為瑪格麗特﹒迦諾(
Margaret Gamer)
I"黑奴」的其實史料，而撰寫成小說〈美國人三部曲》中的第
7
部《寵兒} (Beloved) 。這本著名的小說於1987 年出版，書中母親為了不使女兒與自 己一樣淪為奴隸，而親手拭死親身骨肉O 作者以文學的想像手法，將這個女兒{七身為鬼 魂，打破生者和死者區隔的方式鋪陳情節，模糊寫實與魔幻的界線，使讀者看到從記憶 的裂縫中所洩漏的部份(何文敬，
2003 :
1-12) 。作者藉由此類書寫對奴隸制度真實內幕的無知與遺忘，以及「民族失憶症 J
(National
amnesia) 進行批判。逃避歷史是民族
脆弱的表現，Toni
Morrison 認為揭露歷史的真實與傷痛，並與民族共同分擔歷史記憶中的事件與意象，可以治療個人乃至民族的集體創傷 (Morrison，
1994: 251)
0 文{七在
虛構敘述的過程中得到衍異的可能，文學則創造歷史的多重時間性。《寵兒〉採反覆迴 旋式的敘述策略，以色田膩的文學表現手法批判奴隸制度，並暗喻自由的可貴。〈滄淇行》、 《荒村》未如《寵兒〉以繁複的結構說故事，而採以順時宜敘的方式為主，夾雜一些倒 敘的回憶片段及意識流手法，樸素呈現人物的具體抵抗活動O 如此直敘沉重的筆調，反 映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種種不公不義的史實，在書寫人性扭曲現象的同時，也流露對人權 等普世價值的內在企求。 五、結語 大河小說作者常藉由歷史素材的編織，呈現個人對事件主題的闡釋;且企圖透過重 現過程，建構民族的共同記憶。回顧鍾肇政不僅曾積極參與文學運動，包括:{台灣文 藝》編輯、翻譯日治作家作品、串連台灣人作家並培養後進、擔任「異濁流獎主任委員」 等;且即使是遭國民黨監控的時刻，他{f)創作不懈O 至於李喬曾自吉寫《寒夜三部曲〉 以前，短篇小說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長篇小說也發表4 本。他將數百萬字的史料整理 成表，並把這些事件全部記憶在腦海裡;又到事件發生地田野調查，再現歷史事件的時日治時期眉立蒙運動的再現: <滄淇行〉、〈荒村〉的歷史敘事 91 間、空間架構。他在田野調查中漸產生台灣意識，對台灣同樣甘苦的人產生同心同種同 類的戚覺，所以試圖將父母親三代，寫成貫穿台灣當代史 100 年的大河小說。他自吉這
部作品是在他的文學技巧已經熟練到某一個程度，體力及注意力集中時始能完成的。 10
「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可被遺忘。」爬梳這些大河小說的文本所蘊含敘事意義，有助 於理解鍾肇政與李喬創作的使命戚，與發願書寫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的背後動力。李喬以自身的寫作經驗分享，提出大河小說多具有人物與結構複雜、主題多層次、
敘事時間長，以及作者「人格」完全投人等特性。 11歷史素材小說中的有些論題是自身
內涵的(self-contained)
，祇須在作品中求解;但如今看來這些論題多有新的理解(re-understood) 。作品與世界之間，常存在著某種辯證性的關條(Montrose，
Lo
uis
A.
著、陳界華譯，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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