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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與無常:論朱天心 古都中的空間、身體與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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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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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 ! ࢋ 在西方有關現代性的批判中,資本主義造成都市空間的變 化無常是一個常見的說法。本論文嘗試藉由分析朱天心的〈古 都〉,探究作者究竟是以何種批判角度來憑弔九○年代瞬息萬 變的台北地景。一方面,作者似乎維繫了從七○年代以降一貫 批判基調,企圖以恆常來對抗無常,以七○年代幽靜不變的我 家台北來對映九○年代人事皆非的異鄉台北。但事實上,都市 空間的恆常vs. 無常只是症狀,無法窮盡這篇小說開展出來的 批判視野。本文嘗試以勒菲扶爾(Henri Lefebvre)與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的理論為本,佐以台灣戰後的政治與經濟 發展史,闡述在九○年代本土政權與資本主義合流的情況下, 「表記空間」遭致「空間表記」的強力壓縮,進而對身為都市 公民與外省族群的「你」造成身體在「抽象空間」中的雙重壓 抑與退卻,並主張這才是造成七○年代的恆常與九○年代的無 常背後的緣由,同時也是作者對九○年代台北都市空間最根本 的批判。本文並將透過小說結尾部份的分析,認為對作者而言, 比起帶有外省族群身份認同的身體,都市公民的身體可能是一 個更難解決,也是一個必須優先處理的問題。∗ ᙯᔣෟĈ朱天心,〈古都〉,勒菲扶爾,巴舍拉,空間表記, 表記空間,抽象空間,身體,壓抑,本土政權,資本主義 ∗ ώ͛ 94 ѐ 4 ͡ 21 ͟ќІć94 ѐ 9 ͡ 18 ͟ᆶߤ఼࿅Ą ܘޜ૽Ăڌӓ̂ጯࡻ͛րӄநି଱Ą ̚γ͛ጯ‧ௐ 35 ס‧ௐ 4 ഇ‧2006 ѐ 9 ͡‧ࢱ 57-94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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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bility and Immutability:

Space, Bod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ien-Hsin Chu’s

“Ancient Capital”

Yen-bin Chiou

Abstract

Critics of urban modernity argue that capitalism plunges the modern cityscape into unprecedented and irrevocable transformation. In “The Ancient Capital,” however, the author’s portrayal of 1970s Taipei as a virtually immutable space by no means suggests that the progress of capitalism is supposed to be stunted at that time. Rather, it is the unbridled expans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the space immediately “lived” by the dweller’s body—that makes the cityscape appear changeless. The situation takes a turn for the worse and the private Arcadia eventually collapses as the indigenous regime teams up with capitalism in the 1990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wins wholesale victory over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With the shrinkage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the dweller’s body is doubly suppressed insofar as the immobilized urban citizen in question is also a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er. As the denouement of “The Ancient Capital” suggests, for the city dweller’s elbow room to expand when “representational space” keeps diminishing, the body of the urban citizen i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and should be put higher on the agenda than the body as the bearer of any specific ethnic identity.

Keywords: Tien-Hsin Chu, “The Ancient Capital,” Lefebvre, Bachelard,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bstract space, body, suppression, indigenous regim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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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討論朱天心的文字裡,楊照提到了他當年之所以會「變節」 離開「三三」的原因:相對於八○年代初期習於將「當下現實」「壓覆、 包納」在「虛構」與「一元時間架構」之下朱天心,楊照在家庭教養的 牽引之下,逐漸往「歸返『當下現實』」的路徑上邁進,一個大膽變節 的楊照,因此與時時在變節的關卡上猶疑退卻的朱天心(以及「三三」) 分道揚鑣(166)。七○年代,台灣在國際政治的角力中節節敗退(釣魚 台事件、中日斷交、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等),島內的青年學子與 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因此有如大夢初醒一般,開始從黨國催眠式的思想教 育中大膽甦醒過來,大規模地在文化與政治的場域實踐具有濃厚現實主 義性格的社會意識(郭紀舟 17-198)。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楊照在八○ 年代往本土化靠攏的變節確實有脈絡可循,而《擊壤歌》與〈方舟上的 日子〉中那種急於在時間的洪流之外,營造一個恆常、「一元」的「虛 構」時空的潛在焦慮,也的確直指朱天心對現實的過早逸離。根據楊照 的形容,早年的朱天心的思維中彷若有「兩尾逡巡洄游的魚」交相纏鬥, 但最後堅持「不變」(也就是想跳上挪亞方舟)的那條魚總是勝出,擊 敗「努力在捕捉時代脈動」的另一條魚,因而阻斷她任何變節的可能性 (165)。1 這兩尾魚的纏鬥似乎也重新再現在二十年後的〈古都〉當中, 成為朱天心批判都市現代性的書寫/論述基調。 無常,一直是現代性的識別標記。根據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的釋義,現代性泛指「倏忽、稍縱即逝、偶變的現象」(the ephemeral, the fugitive, the contingent)(1),馬克斯(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中,描 1 Ѧ͇͕ҋ̎˵ᄲĂдсଡˢசͫా͇۞ฏ˿͛ጯኢጼ۞˛Œѐ΃ϐഇĂдฏ˿ࠁ۞ૻ ধԲҿ˭Ăс˵ฟؕͅ࠷ҋ̎۞ϲಞזغѣ̦ᆃયᗟĂҭĶጐგтѩĂԧ̙֭ᙸည༊ ॡ۞ޝк̓ˠϲӈ˭ೱܫهâ؆̝มညೱ͘इ˘ᇹĂԧ၆఺ᇹ۞͞ёؕ௣̙ܫЇķ ĞѦ͇͕ 2001: 123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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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19 世紀的布爾喬亞階級「克服了生產工具、土地財產與人口的零散 (dispersal)狀態」,將「可觀的人口從倚賴土地維生的蒙昧(idiocy) 中拯救出來」往都市集結(agglomeration),不僅把「農村變成都市的依 附者」,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也透過「生產的持續變異」,「創造出就 算 將 過 往 世 代 全 部 加 起 來 也 難 以 望 其 項 背 的 巨 幅 生 產 力 ( forces of production)」,在這個「無窮盡的不確定與移變」狀態中,「所有封建 的、固著的都昇華為輕煙,所有神聖的也都遭到褻瀆」(16-17)。雖然 波特萊爾著眼於藝術的現代性,而馬克斯與恩格斯勾勒的則是經濟生產 與空間(脫離土地、以及農村與都市的從屬分工關係)的現代性,但這 兩者都不約而同的指向一個定義現代性時出現的最大公約數──那就是 流動不居的變異性(Berman 144-45)。 而都市則是最能體現現代性無常的空間。勒菲扶爾(Henri Lefebvre) 延續《共產黨宣言》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在 19 世紀之所以可以創造前 所未有的「巨幅」生產力,部份原因正是在於布爾喬亞將零散的人口、 生產工具與資本往都市進行「任一單點」的高密度集結(1991: 88, 101), 進而形成一個與農村具有分工關係的工業都市空間(Soja 164; Lefebvre 2003: 13-4)。但 19 世紀的都市空間除了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的特殊 產物之外,透過對高度集中(centralized)的人口與生產工具作空間上的 理性規劃與切割,也可以讓工業生產中的社會關係得以不斷延續,盡可 能阻絕發生階級鬥爭的可能性,以持續穩定的社會關係作為高效率積累 資本的後盾。因此,19 世紀的高密度的都市空間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模 式下的產物,同時也是「生產工具」的一部份(Lefebvre 1991: 88; Soja 126-27)。假如如《共產黨宣言》所言,資本主義的發達憑藉的是「生產 的持續變異」、將「所有封建的、固著的都昇華為輕煙」以謀生產力的 極大化的話,那作為生產工具的一環的都市空間,在維繫資本主義正常 運 作 的 終 極 目 標 之 下 , 必 然 也 會 隨 著 生 產 技 術 「 持 續 的 推 陳 出 新 」 (Harvey 1990: 105)而捲入「變異」的流動之中,波特萊爾在都會人群 中感受到的「倏忽、稍縱即逝、偶變的現象」,正是資本主義下都市空 間的正字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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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台灣在經濟上剛從內向型的進口替代發展為外向型的出口 擴張,不僅憑藉著相對於核心國家的低廉勞力,積極將自身的經濟發展 整編進入國際的分工體系當中,政策上的消極依附也經常伴隨著經濟上 的積極依賴移植進入台灣。在六○年代下半葉,台灣就透過聯合國開發 計劃署(UNDP)專家的指導協助,直接從核心國家移植進來一套「帶有 親資本與親成長」「偏見」的都市計畫理念,成為台灣日後都市規劃的 基礎(張景森 12-13)。這種專屬依附型邊陲國家的強行移植策略,讓台 灣的都市在國家與技術官僚聯手強勢擘劃之下,與居住者的社會土壤脫 節,以致於讓一切向發展成長看齊的計劃所帶來空間變異變得更難以忍 受。正是如此瞬息萬變令人無法久待的都市空間,讓朱天心在〈古都〉 中對老台北的美麗時光展開一系列的悼念。在八○年代楊照在朱天心的 思維中發現的「兩尾逡巡洄游的魚」,似乎在此又再度槓上。〈古都〉 (1997)一開頭便以《擊壤歌》為藍本開展對七○年代台北生活印象的 青春回憶,這些回憶的段落其實是一場對《擊壤歌》年代的招魂儀式, 召喚出七○年代台北永恆不變的都市空間,藉以對映九○年代瞬息萬變 的台北所呈現出來的廢墟景觀,悼念一個恆常、穩定的都市空間的亡佚。 時隔二十年,朱天心的語氣由癡狂老化為憑弔,豪情萬丈轉為自我揶揄, 七○年代令人不捨的台北在九○年代的回憶中果真永遠停格,成了一個 亙古不變的永恆之城: 你十七歲的天空,與四千多年前沿著淡水河來此漁獵農耕的先民 所看到的相去不大,與三百三十年前某暗夜溯河而上並首次發現 凱達格蘭人的西班牙人所見無異。(169) 從引文中可以得知,朱天心勾勒永恆之城的手法是將時間作一高度 的壓縮。橫在不同世代居住者眼前的相同天空,讓四千多年的時間距離 全然消蝕,而作為都市空間的一部份,亙古永存的天空與天際線也暗示 了時間停止轉動的都市空間。根據同樣的邏輯,在朱天心的記憶書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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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現實裡必然隨著改朝換代而更替的路標專名(proper name),2 在 七○年代的台北凝結的都市空間中也同樣失去了應有的時間性,在時間 的高度壓縮的狀態下,部份的路標專名自動回復到日據時期的稱呼,與 國府改正後的命名穿插出現,形成一種將日據時期到七○年代的時間壓 縮、凝結之後而呈顯出來的疊影空間:七○年代的鐵路局,在「你」的 回憶中,依舊稱之為在 1919 年、大正八年建成的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 道部」(153),鄰近的台北後火車站依然位於「泉町一丁目」(153), 「你」與「A」在此搭上淡水線之後,「一刻鐘不到」就可到達「大度路」, 有時他們會在「宮ノ下」(因可仰望台灣神社而得名,日後的劍潭站) 下車,「話若說過頭了便在士林下」(158);北一女位於「文武町,出 門就是總督府」,對「你」與「A」而言,線性的歷史時間並不存在於這 棟 1919 年 3 月竣工的建築當中,因為「你們從不考慮的以為它起碼有一 兩百年歷史、有時又以為它是父輩隨來的國府蓋的」(158);「你」與 「A」蹺課後走過府前廣場,就到了「本町書街」(重慶南路一段),「幽 黯 陰 涼 如 中 藥 行 的 老 書 局 毋 寧 更 像 你 們 才 逃 脫 的 國 文 課 、 歷 史 課 」 (158);走在「世紀初便建成勅使街道上」(日後的中山南、北路), 「幻想置身在新英格蘭十三州,誰叫前行不遠便是美軍顧問團宿舍」 (165)。一如不同世代的居住者看到相同的天空,在敵對的政權下規劃 形成的不同空間,在朱天心的回憶敘述中形成互不相斥的疊影──泉町 一丁目/大度路、本町書街/才逃脫的國文課、勅使街道/美軍顧問團 宿舍,改朝換代背後隱含的歷史進程急速濃縮、凍結在空間的疊影之下, 2 ௐ˘Ї͛ءᓁ༛ϣઉѨࢡٺ 1919 ѐ˯ЇޢĂ࿣ѐ୊ӈͽĶଳҖТ̼߆ඉăᇾၳг͞ҋ ڼķࠎϤणฟг͞טޘ۞ԼϒĄ1920 ѐ۞ௐ˘گԼϒ̝ޢĂĶέΔؕҖޙξķĂᔴᛳ έΔэĂଂ୻ഈؼᜈ˭ֽ۞ˬξડ̝טĞᄆ∴ă̂ቌṽăݱ̰ğЯ҃ᆿੵĂБξ̶ࠎ ˘Ѻ̣Ị̏ූᨃĂҭූᨃЩ̂ٯᔘߏڻϡ୻ഈ߹็˭ֽ۞ࣧЩĄז˞ 1922 ѐĂдТ̼ ߆ඉ۞඗၆రၔ̝˭Ăᖞѣ۞ූᨃЩӮᆿĂԼଳ͟ё۞᫰ЩĞٙᏜĶ᫰ЩԼϒķğĂ ૟Бξထ̶ࠎ̱Ȉα᫰ĄጼޢĂ઼عٺ 1947 ѐГѨ૟Бξ۞͟ё᫰ЩᆿੵĂଳϡ̚ё ۞ĶྮቢёූྮЩķĄ֍ĮέΔξ൴णΫĞ˘ğį78-96ĄҌٺٙᏜ۞̚ёྮЩ͹ࢋߏ ֶፂĶ઼छķĞт̚රྮğăĶ̮ጙķĞт̋̚ݑăΔྮğăĶ̮ࢵķĞт̚ϒྮğă Ķ͹ཌྷķĞтϔϠڌăҘྮğăĶ઼੊ķĞт̥ຑྮğăĶ࠷ЩķĞтРڒྮğăĶ̂ ౌξķĞтݑִڌăҘྮğඈ˛̂ቑᘞүࠎ׻Щ͞ШĄ֍ĮέΔξ൴णΫĞˬğį812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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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時間轉化為空間,讓七○年代的台北在回憶中成為一個無時間狀態的 都市空間,完成《擊壤歌》中讓歷史停格的想望。3 七○年代飽滿無缺的定格疊影在二十年後的台北已不復見,因為官 方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執意追求「繁榮進步」與「快 樂希望」的作為(187),九○年代的台北市景染上了倏忽即逝的無常感, 讓整個都市空間淪為一座失去記憶地標的廢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工具 的一環,台北的都市空間必然要進行「持續推陳出新」的現代化規劃, 以因應資本積累與縮短資本周轉時間(turnover time of capital)之需求與 目 的 。 根 據 勒 菲 扶 爾 的 說 法 , 一 般 咸 認 為 帶 有 「 摧 毀 與 邪 惡 性 格 」 (destructive and evil)的暴力(例如戰爭)跟經濟所強調「創造」(creative) 與「生產」(productive)是兩股相矛盾的力量,這樣的想法完全忽略暴 力在「資本積累」中所扮演的角色(1991: 276-77)。哈維(David Harvey) 衍伸勒菲扶爾的講法,認為資本主義毫無疑問是創造力與生產力的信 徒,為了將生產力極大化,並且順暢資本的流轉與加速資本的積累,資 本主義的經常性(也很弔詭)的作法是把高額的資本投入像交通基礎建 設這一類資本周轉時間較長的固定資本(fixed capital),藉以改善都會 過度壅塞的生活型態與加速人貨流通,以達成縮短資本周轉時間的目 的,4 但因為基礎建設的完成與固定資本的設置通常都需要以近乎暴力 的方式大幅毀滅地面既有的「實物資產」(physical asset),因此類似交 通運輸的基礎建設同時也是「摧毀(原有)的生活方式」、造成都市市 3 ͳᇇރ࠹༊ჟ໤г޽΍ĂѦ͇͕ĶԯсࢋΨઃ።Ϋăಓаॡม۞୬ຐ۩ม̼ķߏIJΟ ౌij̚Ķ౵̂ᓙ۞ဘྏķĞͳᇇރ 26ğĄᓾ଀Հჟ௟˘ᕇĂд఺ቔ̚ቔ̈ᄲ྆ĂѦ͇ ͕ԯĮᑝᚓႇį̚ݖՐĶг஧ઃͤᖼજķ۞ຐ୕Ă۩ม̼ࠎ˛Œѐ΃۞έΔᝑᇆгഀĄ 4 дҘ͞ன΃̼۞࿅඀̚ĂྻᏮϹ఼۞ૄᖂޙనᄃྤώ͹ཌྷ۞Ϡхؼᜈѣ඾ໂࠎ૜̷۞ ᙯܼĄੵ˞Դྋౌξጫ๫۞Ϡ߿ݭၗ̝γĂᐒο೻঱ĞEric HobsbawnğᄃݣჯĞDavid Harveyğݚᄮࠎ 1830 ᄃ 1840 ѐ΃ለ߷ٙᘕ൴۞ĶᜠྮሤķĞHobsbawn 45ğĂ׎̚˘ ࣎ϫ۞дٺӛќ̍ຽࢭ׻ͽࢫԣిͷ࿅ޘ᎕௢۞ྤώĞoveraccumulationğĂᖣͽྋՙ Я࿅ޘ᎕௢͔҃൴۞གྷᑻП፟ĄЯѩĂᇃޙᜠྮܮј˞ 1830 ѐ΃ͽࢫĂለ߷̍ຽ઼छ ࠎ˞ԁචྻϡ࿅кϏਕึӀซˢྤώ᎕௢ೈᒖ۞ྤώͽ̈́࿅౺۞౻જˠ˾۞ВТ͘ ߱Ă఺჌Ըྤૄᖂޙన۞үڱ่̙Ξͽӛќ౺ዶྤώĂ˵Ξͽ౅࿅ˠఱ۞ၰ׎߹҃ࢫ ҲϠயјώĂᒺഴྤώ׹ᖼ۞ॡมĂΞᏜߏ˘Ϯ׌౧̝ࢍĄ֍ Hobsbawn 42-47; Harvey 2003: 107-13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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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大幅改動的因素之一(1996: 241)。因為台灣的都市計畫萌芽於不經 思索的西方移植,哈維的分析結果對台灣同樣適用,但台灣因交通基礎 建設而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其中政府運輸政策政策的偏盲所扮演的角 色,可能遠大於剩餘資本的流轉邏輯。王志弘明確指出,台灣官方的「運 輸政策以經濟成長的需求為主要考量,偏重硬體建設」,在只重供需不 重視社會成本的情況下,「忽視管理、規劃與國土使用全盤的考量」, 六○年代以來一直放任汽機車成長,只以「不斷修築道路」作為因應, 不僅讓機車成為都市中時時逸離交通規範的「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同時也讓交通政策淪為「開馬路政策」(126-29, 138)。 也許是對獨尊「創造性破壞」的運輸政策也有所感,朱天心在勾勒 九○年代台北的瞬息萬變時,更新的交通運輸的基礎建設成為了其中一 個顯著的聚焦點,也被視為是造成都市空間敗壞浮動的元兇之一。因為 更新的運輸建設,天際線就此遭到破壞:往昔從宮ノ下站望出去,映入 眼簾的那道亙古不變的「天際線」已然遭到「醜怪龐大到極點的捷運車 站」(以鋼纜懸吊的中式屋頂造型)的「徹底破壞」(169),而想要理 解為何昔日大稻埕的大茶商陳天來要在鄰近淡水河的貴德街蓋那麼一棟 「仿巴洛克式」、二樓設有陽台的宅邸,還原從陽台就可盡收眼底的山 河 天 色 , 唯 一 一 途 就 是 把 擋 住 視 線 的 「 環 河 快 速 道 路 和 堤 防 拆 除 」 (230)。就此走進歷史的當然不只天際線以及相伴隨的回憶,所有可以 召喚七○年代生活記憶的地景也一一從地表上蒸發:一世紀前日人在三 線道上種植的整排濃密的茄冬樹,是七○年代男女校學生「議和」、抽 煙、「探索」彼此身體時最安全的掩體,但到了 1994 年陳水扁就任市長 以後,「你」「發現天啊那些百年茄冬又因為理直氣壯的開路理由一夕 不見,你忽然大慟沮喪如同失了好友」(180-81);當年站在「明治橋」 (這裡指的是 1933 年完工的第二代明治橋,戰後更名為中山橋)上,「你」 跟「A」感受到了秋風秋雨愁煞人的悲涼,「證明海島確有秋天」,但到 了九○年代,北市口口聲聲愛這座島嶼的執政者卻跟他口中批評的「外 來政權」一個樣,同樣抱著「只打算暫時落腳隨時走人」的過客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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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白無故讓「平直美麗的橋被一座新橋壓著待拆毀」(165, 177);5 昔 日「你」向「A」借用來與男友同居的租處同樣也難逃建設性毀滅的劫難, 在「前年,路拓寬,削掉一半,鄰人們的廢料垃圾得以堆棧。年初,夷 為平地,圍起工程圍籬」(205)。與「資本的立場合流」的執政者(桑 梓蘭 457),恣意用創造性破壞的作為讓城市空間成為積累資本的工具, 同時也讓它淪為時間的足下亡魂,一則驟然消失,一則在歲月的蹂躪下 顯露出滄桑衰敗的醜相:「與勅使街道同年歲的的楓香不見了大半,美 麗的宮ノ下參道變成長了無數腫瘤群醫束手的景象」(190)。 而處在一個有如萬花筒一般變幻莫測的都市空間當中的「你」,也 因此被迫進入一種受迫害意識(paranoia)的狀態: ……除了平日不得不的生活動線之外,你變得不願意亂跑,害怕 發現類似整排百年茄冬不見的事,害怕發現一年到頭住滿了麻雀 和綠繡眼的三十尺高的老槭樹一夕不見,立了好大看板,賣起一 坪六十萬以上的名門宅第,它正對的金華街二四三巷一列五十年 以 上 的 桉 樹 也 給 口 口 聲 聲 愛 這 島 愛 這 城 的 市 長 大 人 給 砍 了……。(184) 這種受迫意識的狀態並不是逸離現實的病徵,而是以進步為最高綱 領的現代性所必然產生、也是現代主義作品急欲捕捉的心理癥象(Hassan 123-24)。任何新事物的出現不僅意味舊事物的毀滅與淘汰,也預示了新 事物在淘汰的循環律底下難以迴避的自我毀滅。就因為「新」所指涉的 不是進步、快樂或希望,而是未來的亡佚,「你」於是拒絕跟「『舊情 綿綿』」或後來變成「芝麻婚紗」的「誠品」這些「相較於過往對你來 說都曾是太新的東西」發展出「任何關係」,因為「哪怕只是買本雜誌 喝杯咖啡」,都意味著「又將種下下一場流逝的開端」(191)。在新事 5 ޽۞ߏ 1994 ѐ˭џ఼֘۞̋̚˟፜Ăࣧώ࿰ࢍд 95 ѐ 6 ֨͡Ѵഇֽᓜ݈ࢋٵੵᖞѣ ۞̋̚፜Ăҭౘͪ޴д 94 ѐ˯ЇέΔξܜޢĂͽΟᖹ᜕ܲࠎϤĂ঻ҝ˞̋̚ᖞ፜Ăឰ ๪̋гડ۞ࢲഀቢតјĶᝑԖߛޏ۞۩֕̚ುķĞՂഢኰ 57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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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必須自我銷毀的進步律令之下,一旦將「舊情綿綿」或「誠品」標入 記憶地圖,同時畫下的肯定又是另一次的失落。 不管是以建設為名破壞了也好,或是變醜了也好,九○年代的台北 地景在「創造性破壞」的空間規劃原則之下,作為誘發記憶、接連現在 與過往的植物或橋樑都已不復存在,「所有你曾熟悉、有記憶的東西都 已先你而死」,台北於焉變成「一條陌生、沒有航標的大河」(195)、 一座無法行走的城市,在市街叢林中迷路或淹沒成為都市生活的正常型 態,人存在的不保也是隨時潛伏在側的危機,空間與存在的雙重死亡成 為九○年代台北時時上演的劇碼。對朱天心而言,能夠喚起七○年代生 活回憶──「你」和「A」在宮ノ下站看見的天空、明治橋上感受到的秋 涼、少男與少女的身體探索,「你」與男友的愛情試驗等等──的市景 一一消失不見。因此失去了召喚回憶的地理標示,城市人過往的「生活 痕跡」也跟著一起被擦乾抹淨(187):「你簡直無法告訴女兒曾經在這 城市生活過的痕跡,你住過的村子、你的埋狗之地、你練舞的舞蹈社…… 甚至連不久前,女兒先後唸過的兩家幼稚園(園址易主頻頻,目前是『鵝 之鄉小吃店』),都不存在了……」(181);村子已經被「連幢的改建國 宅」所吞噬,埋狗之地早已變成了「高速公路的涵洞」(178)。除了生 活痕跡遭到抹滅,所謂「有記憶的東西都已先你而死」的說法,也強烈 暗示「你」的存在也會隨著記錄生活痕跡的地標的消失而一起灰飛湮滅: 「因為唯有你曾經留下點點滴滴生活痕跡的地方,所有與你有關的都在 著,那不定它們就會一直一直那樣在下去,那麼你的即將不在的意義, 不就被稀釋掉了」(195),反過來說,一旦替人紀錄生活的點點滴滴的 地標不見了,不就意味著人「即將不在的意義」也會提早彰顯,因為「死 去的,當然也包括你的一部份」(190)。居住在這樣沒有記憶地標的都 市空間裡,最好的自保方式只有壓抑地「不願亂跑」。一旦忍不住離開 穴居的休眠狀態往街上晃蕩過去,迷路、淹死、撞見死亡(記憶地標與 自我存在的雙重亡佚)都是可預見的結果。就像某年「你」帶著未婚夫 造訪他七○年代時的「秘密花園」,拉著他穿過滬尾偕醫館,循著小徑 熟門熟路地摸到了真理街,原本以為「秘密花園」就將在他的眼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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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豁然開朗的竟是: 一條所有城鎮縣市都有的八線道寬的中山路,剎那間你竟然也想 不起來原來該是什麼,你像個發現屍體報了警回現場卻見屍體也 沒了血跡也沒了一切完好如常的目擊著,你哽咽的告訴未來的丈 夫,這裡原來不是如此如此,應該好像是那樣那樣,慌張的漫空 指東指西,總之,你迷路了。(200-01) 屍體代表的不僅是記憶地標與生活痕跡的聯袂亡佚,也可以移為指 涉「你」本身存在的逝去,而這一切都得歸罪於持續更新的交通基礎建 設。基於這樣的觀察,朱天心不意外地選擇了圓山新橋壓舊橋的層疊景 象,來作為託寓城市人宿命的比喻:「你走到圓山,只見空中地底條條 是 路 , 你 迷 失 其 間 , 不 知 道 該 如 何 走 到 你 十 七 歲 時 走 過 百 遍 的 路 」 (177)。因此,「不願亂跑」不僅僅是在九○年代台北的都市空間中趨 吉避凶的法則,也是都市公民的身體移動權遭致「親資本親成長」的運 輸政策剝奪時所發出的無奈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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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回憶與現實對照,朱天心勾勒出兩個彼此斷裂的都市空間──在 九○年代的回憶中,七○年代的台北是一個時間高度壓縮之後的疊影空 間,代表著失去時間重力的永恆不變,而在九○年代的現實裡,台北是 遭到創造性破壞的蹂躪、讓居住者失去記憶地標而迷失其間的迷宮廢 墟,銘刻著時間的流逝、空間的亡佚與時空的瞬息萬變。朱天心的悼亡 語調,當然還是讓讀者不禁再度判定拒絕改變的那條魚再度勝出,七○ 年代不變的都會空間成為作者魂縈夢牽的原鄉。不過空間的恆常不變與 變幻莫測果真能作為區辨這兩個年代的都市空間唯一判準?就台灣經濟 發展的角度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到了六○年代,台灣為了因應國內市 場的窄小與美國跨國資本的外移擴張,在經濟上由帶有保護色彩的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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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開始轉型為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業,正式進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國 家之林(Zhang 130;陳玉璽 83)。從 1965 起,建設、電力等產業部門 佔GNP的比例就開始逐年遞增,超過農林、漁產等生產部門逐年下降的 結構比例,年輕勞力不斷繼續從農村流向都市,台灣在六○年代後半, 「因工業化而來的都市化發展漸趨明顯」(若林正丈 153-55)。但與工 業革命後的西方城市發展不同的是,自從 1945 年以來,一級產業在台北 市中心的比例遠低於服務業(王振寰 2002: 116),若林正丈認為,這是 因為台灣的交通建設(主要是鐵路)因為發展較早,中小型的工廠大多 設置於都市外的小市鎮,所以台灣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階段並沒有跟其 他開發中國家一樣,出現「因快速工業化而引起都市人口爆增」,以及 出現「大規模貧民窟」的問題(155)。但雖如此,自六○年代以降,因 為土地改革、農業現代化、與進口替代政策的緣故,農業部門的剩餘人 口往都市(特別是台北與高雄)集中已勢不可擋,台北在六○年代中期 之後人口與空間的擴張幾乎是配合著台灣工業化的節奏同步進行:1967 年,台北的人口已經達 160 萬而順利升格為院轄市,並將士林、北投、 內湖、南港、木柵、景美等鄉鎮劃入市區版圖,轄區的擴張讓台北市面 積足足增長四倍(《台北市發展史(三)》384-85)。為了因應人口的急 速增加與都市首要化(urban primacy)現象的儼然成形,從 1954 年以來, 戰時首都基於防空疏散的國防考慮而施行的「不發展政策」(楊子葆 49) 至此也被迫改弦更張:從 1968 年至 1981 年台北市就接續進行了一、二 期的工務建設計劃以及與中央配合的六年經建計劃,針對道路、6 下水 道等基礎工程進行改善、拓寬與闢建的工作,並對人口稠密的老舊社區 進行更新(《台北市發展史(三)》395-403),以充實有利經濟發展的 基礎建設(張景森 11)。在中央方面,因為台灣長期停滯不前基礎建設 也開始面臨無能負荷六○年代中期之後產業快速成長的窘境。國府遷台 6 Ѝ 1968 ఺˘ѐέΔξ۞྽ྮܜޘಶ֖֖݈ͧ˘ѐᆧܜ˞ˬȈˬ༱к̳͎Ăјܜ۞ిޘ ࠎ઼عዏέͽֽࢵ֍Ą֍ĮέΔξ൴णΫĞˬğį814-11Ăܑ˘ĄͳԠσ˵޽΍ଂ 1967 ѐז 1979 ѐมĂέΔξ໐΍ᓁ࿰ზ̚Ϲ఼͚΍۞ּͧĞ21ƦğͧˣŒѐ΃੼Ğ16ƦğĂ ྽ྮࢬ᎕ᄃܜޘ۞ᆧΐ˵Հࠎ֝ిĄ֍ͳԠσ 114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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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因為「反攻大陸的『國策』高於一切」,幾乎不見任何大規模的 基礎建設,因此為了因應隨著六○年代出口擴張而來的產業倍數成長, 1973 年便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以十大建設為名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基 礎建設(隅谷三喜男等 130),從而帶來台灣地理的大變貌。所以就經濟 發展的角度來看,七○年代的台北並非像朱天心回憶的那般,是一個時 間凝結的永恆空間,前頭說過,七○年代台灣採行的都市計畫,是取經 自西方核心國家「親資本親成長」的發展理念,因此,創造性的破壞在 當時早已為了因應工業化的需要,在技術官僚的強行擘劃下緊鑼密鼓地 展開,將都市空間的生產與規劃與配置變成資本主義下生產工具的一環。 朱天心對這段歷史應該是了然於胸。前頭提到,朱天心讓日治時代 的地名與國府遷台後改正的地名穿插出現,讓七○年代的台北化為無時 間重力的永恆疊影,但我們並沒有深入探討為什麼朱天心選擇這兩個時 間節點來進行壓縮。一旦我們把疊影分開來各自檢視,我們就可發現它 們之所以可以層疊在一起的理由。在朱天心哀悼完「你」小時住過的村 子和埋狗之地分別被公寓與高速公路所吞噬之後,她認為「消逝了的不 只這些……」(178)。於是她繼續努力捕捉「你」的兒時記趣,這時她 提到了大直北勢湖──一說是清人建台北城時(光緒 8-10 年,1882-84) 石材磚瓦的來源地7 (179-80)。但「其後十年,日人拆城」: 日人跟清人一樣,不是「廷議欲墟其地」就是「一億元台灣賣卻 論」。他們拆了北勢湖辛苦燒成的磚瓦,闢成三線道路,植上一 五○株(愛國西路)一○○株(信義路)南島遍見的的茄冬和代 表南國風情的檳榔樹。(180) 1900 年起(兒玉-後藤時期),日人為了都市的現代化,逐步拆除 西城門的門樓、東、北門的外廓,並把已經沒有軍事用途、妨礙通風、 7 ޝځពгĂѣᙯѣ୻ॡഇέΔޙݱֹٙϡ۞Մफ़ֽ໚۞׌჌ᄲڱĂѦ͇͕۞ྤੈֽ໚ ԆБ଀ҋఄϖځ۞ĮέΔҁූį˘३Ą֍ఄϖځ 127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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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利從城內往返大稻埕與艋舺的城牆全數拆除,原城址開闢三線道 路,8 並為了節省工程費與石材,拆除的城牆均交給土木局建造下水道 與總督官邸等官方建築之用(黃俊銘 36-42;《台北古城深度旅遊》30; 莊永明 129)。雖然日人最終並沒有將「一億元台灣賣卻論」付諸實踐, 9 但根據朱天心的敘事線及上頭那段引文的語法,她認為 1900 年之後的 拆城行動其實與實踐「賣卻論」無異,都是造成既有空間「消逝」的禍 源。同樣,1922 年的「町名改正」10 廢舊街庄名,改以面而非線來標記 空間的日式町名也可算是「日人拆城」的延伸,這就像是乃木總督時期 擇定讓台灣神社落腳台北的原因是:「那基隆河便是鴨川,劍潭山是東 山,整個台北盆地帶地理位置上變與京都相髣髴了」(223),同樣是把 自我認同移植至殖民地,並且把「新的空間概念」透過「政治秩序的延 伸」「銘刻在」被殖民地的地景上,這些都是殖民者慣有的作為(Mitchell ix; Harvey 1996: 264-65)。同樣的空間破毀邏輯,國府遷台以來的街道更名, 11 一樣也是自我政治秩序的延伸與銘刻。不要忘了當「你」拉著未婚夫 的手走到原本是「秘密花園」的所在時,看到的卻是「一條所有城鎮縣 市都有的八線道寬的中山路」,除了驚訝於記憶地標的消逝之外,「你」 不滿的還有具有高度特殊性(particularity)、專屬於自我回憶的「秘密 花園」竟然被到處「都有」的國府圖騰中山路所取代,或用勒菲扶爾的 話來說,帶有工業屬性的場域習慣以「威權」、「國家」等為名,用「系 統性地強加上去的同質性來取代自然、或所謂自然的特殊性」(2003: 34)。除此之外,當然也不能忘了朱天心的提醒,在 1952 年國府遷台後 8 ͟ˠٵݱ۞ၹຐ଀ҋჯ˵ৼд 1860 ѐ̝ޢٵੵᖞѣݱᒒᄃࢋ๫ޙ᎝ĂԼᜥᒖݱ̂྽ ĞRingstrasseğ۞ຐڱĄдݱᒒ᏷Ӭಶгᜥޙ۞ˬቢ྽ྮВѣڌҘݑΔαቢĂனд۞Ҝ ӬֶԔࠎ̋̚ݑྮă̚රྮăຑ઼ҘྮᄃمԂҘྮĄٙᏜ۞ˬቢ྽ྮಶߏд 40 Ѽᆵ۞ ̂ྮ˯నཉ׌ܜ୧ॺѣᕠຼăࡵ΋ăၵă້ٕ̂ͳໃ̄ඈ۞ქгĂ૟྽ྮ̶ࠎˬቢ҃ ଀ЩĂ̰г۞͟ώˠ૱ෛέΔ۞ˬቢ྽ྮࠎĶĺ͟ώ઼˧۞ઈ̂ᙋځĻķĞ˫Р஽୻ 72-74ğĄ 9 дڠءᓁ༛ॡ΃ܐഇĂ͟ώതϔ߆عЯࠎዎצέϔ۞࿱ૻٯԩĂ1897 ѐ͟ώޓ઼ᛉົ ೩ᛉ΍ᆊ˘ᆆ̮ԯঅࠎᙱڼ۞έ៉ᖼ኱ගڱ઼Ą֍ᑛ઼⚕ 74Ą 10 ֍ώ͛ො 2Ą 11 Т˯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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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年,圓山「山上清除神社遺跡,建起中國宮殿飯店,專門用來接 待國賓,山下的違建因此被清除一空」(164)。由此觀之,我們可以推 測,朱天心選擇日治時期與國府遷台後這兩個節點來進行時間的壓縮, 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存在於這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的相似性,也就是不管是 在國民黨政權或是日本的殖民政權底下,台北都同樣遭遇了政治力量的 重劃與銘刻。換句話說,由這兩個時期個別生產出來的空間圖像交疊而 形成的七○年代初期的台北,在空間的形構上可能也不比九○年代的台 北穩定多少,朱天心雖然未曾直接提及七○年代台北在經濟與空間上的 連動變化,但從日據到國民政府主政時期一以貫之的市容變動措施,顯 然已經把七○年代的台北放入一個隨著政權更迭而不斷變異的歷史洪流 當中。 也就是說,就朱天心的直接描述來看,七○年代與九○年代台北的 都市空間大抵還是呈現對立的樣態──前者恆常、後者無常。但假如台 灣戰後的經濟發展史與〈古都〉的一些細緻幽微之處都未能完全支持恆 常/無常的對立,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作者在文本的表面做出這樣的 區隔?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在都市空間的變與不變之外,尋找朱天心確 切的思考進路。朱天心蜻蜓點水地提到了「日人拆城」與到處氾濫成災 的「中山路」,在在暗示雖然官方與技術官僚型都市計畫專家幾乎整個 掌握了左右城市空間配置的生殺大權,不過這裡的重點是,由他們所擘 劃的「空間表記」(representations of space)(Lefebvre 1991: 38)、以 及根據這樣的表記所生產出來的實體空間(Lefebvre 1991: 42),似乎並 不足以解釋台北在這兩個時代所展現出來的差異。也就是說,若光從「空 間表記」這個在上位者表呈空間的方式來思考,朱天心筆下七○年代與 九○年代的台北在空間上顯現出來的變與不變的對立並無法得到一個妥 善的解釋,但若以居住者所屬的「表記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 為起點,或許可以找到讓這組對立得以成立的原因。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稍事解釋「空間表記」與「表記空間」的區別。 勒菲扶爾說,縱使是「技術官僚型的都市計畫者」也「無法在生產一個 空間時,徹底清楚地瞭解原因與結果、動機與它可能引發的效應」(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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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原因在於「空間表記」屬於談論、規劃空間的論述,是「一套言 談文字(因此也是智性構思出來的)符號系統」(“a system of verbal (and therefore intellectually worked out) signs”)(1991: 39),但事實上,都市 空間並不只是像一個透明可解的文本,僅止於生產來供人觀看、「閱讀」 並解讀其中傳達的訊息,空間生產的原始目的其實是讓「人以其身體生 活在他們自己個別的都市情境」當中(1991: 143)。換句話說,「空間 表記」代表了空間生產中的「全面性」(global)層次,是都市計畫者以 鳥瞰的理性視角、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對整個空間所提出來的論述,但 倘若談到空間生產的目的,此時浮現出來的則是「個別」擁有各自身體 的人所屬的「私密」(private)、或局部(local)層次。12 因此「空間 表記」無法窮盡空間多層次的複雜性,也無從對空間生產的目的提出足 夠的解釋,有鑑於此,勒菲扶爾因而提出空間生產的另外一環──也就 是屬於「私密」、非智性層次的「表記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s 或representational spaces)──來解釋「人以身體生活在他們自己個別的 都市情境」這個迥異的空間面向。「表記空間」與「空間表記」不同, 它不是一個由官方或都市計畫者佔據、而是屬於「『居住者』與『使用 者』」以及「某些藝術家」的空間,在這裡,「透過與空間可以產生聯 想的意象與象徵」,表記空間「被直接地活著」(directly lived),同時 相對於「空間表記」佔據的支配性高位,庶民的「表記空間」是「活生 生」(alive)的空間,「涵蓋了激情、行動與生活情境的處所」,是一 個「想像力試圖想要改變、據用的被支配──因此也是被動地被經驗── 的空間。它也可以覆蓋實體空間,對空間中的物件作象徵性的運用」, 因為是由「想像力」觸發「意象與象徵」的空間,「表記空間」所構成 的是一個與「空間表記」不同、屬於一套「非言談文字的象徵與符號系 統」(1991: 31, 42),或者用梅瑞菲爾德(Andy Merrifield)的話簡單來 說「表記空間」跟「『腦袋』」(“head”)沒有太大的關連,「它大半是 被感覺、而非被想出來的」(90)。 12 ѣᙯд۩มϠய̚ĶБࢬķᄃĶռ૜ķ఺׌࣎ᆸѨ۞ଣ੅Ă֍ Lefebvre 2003: 78-86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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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扶爾依據人的權力位階差異,把人與空間的關係區分為「空間 表記」與「表記空間」這兩個一個「全面」一個「私密」的層次,一方 面勾勒出單一空間可能的多重性,另一方面則是透過這兩個層次來描述 對空間兩種不同的表記行為:前者是以智性、言談文字的論述作為中介 對空間進行全面性的理性構思,是為人疏離於空間之外的癥狀,後者則 是空間的「居住者」與「使用者」在不需智性中介的情況下,直接透過 個人私密性、特殊性極高的身體與想像力,把既存空間「改變」、「據 用」之後成為一個「被直接活著」的空間,讓「實體空間」成為「激情」 或是「行動」的處所,在此人與空間之間存在著一個移除由上而下強加 的智性中介,改以居住者的身體來進行媒合的直接(immediate)關係。 若光從「空間表記」這個在上位者表呈空間的方式來思考,朱天心筆下 七○年代與九○年代的台北在空間上顯現出來的變與不變的對立並無法 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也許居住者所屬的「表記空間」中,中介介質的 差異是一個解釋這個對立項的起點。 在朱天心的回憶中,七○年代的台北是一座無時間重力的永恆城 市,這樣的空間經驗在「你」與「A」幾近無歷史感的生活當中也可以得 到佐證。一旦移除國家機器透過教育所灌輸的歷史知識,就如同外翻技 術官僚由上而下強制規劃的「空間表記」一般,遭到歷史知識中介的遮 掩而內縮的私密、自由的「表記空間」便得以開啟。朱天心提到,「該 年底」(1972 年 9 月 29 號)「日本就快與你們斷交了」,「你」與「A」 為了抗議,還「割破了手指頭貢獻了一大幅白布血書中某個字的一勾」, 雖然民族熱血澎湃,但兩人的身體還是難擋中山北路的誘惑:「但奇怪 這些與真實的生活全不衝突,你們仍然走在租借區,看著白膚高鼻的人 繼續以鴉片戰爭之後的列強姿態抄著一名你們的女同胞」但卻「你們未 有異樣之感」(167)。換個地點,諸如此類「完全無涉民族主義」、無 視歷史的街上踏查,在沙崙海邊也上演過:「穿過林投與黃槿便是海」, 為了避開管制,「你們謹記著A的某名男友第一次帶你們走那秘密通道時 再三重覆的口訣」,但「並不知道八十八年前的同一天同一個時辰、法 軍在同一個地點發動攻擊,以船砲掩護八百名陸戰登陸沙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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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只顧「並肩走在沙灘上,心裏各唱著心愛的歌,各自跌入喜愛的 某部電影中的類似場景」,對陣亡在此的法軍「往來絡繹的亡魂們都視 而不見」(162-63)。但當年欠缺歷史感與歷史知識並非一個絕對的遺憾。 在 1994 年省長大選後隔天,「你」在舊時的兒童樂園附近發現了一塊被 草淹漫、上頭刻有「太古巢舊址」的石碑,當「你」就近閱畢載有陳維 英生平的碑文,「你」望望身旁「陳維英老鬼魂」,朱天心感嘆地遙想 當年:「你們曾經不具任何知識、歷史知識,與它愉悅自然的相處過活, 待有一天你具備了了解它的知識,並略覺愧疚的重新善待它(雖然你以 往也傾心相待),但它再也不一樣了,與過往不一樣了……」(189-90)。 這不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愧疚,也不是「敘事者的『敘事之我』(narrating self)修訂了『經驗之我』(experiencing self)的知識之不足」(彭小妍 430),而是擁有了歷史知識之後產生的弔詭:沒有「歷史知識」的中介, 「經驗之我」反而能「與它愉悅自然的相處過活」,但一旦知識介入, 只是徒增一次「敘事之我」失落的喟嘆。13 從這裡反推回去,假如七○ 年代的「你」與「A」兩人在當時就熟知 1884 年 10 月那場在沙崙讓法軍 死傷慘重的滬尾戰役,他們該會跟望見「陳維英老鬼魂」的敘事者一樣 悵然或甚至驚嚇得魂飛魄散,還豈能對依舊在現場遊蕩的亡魂安然地「視 而不見」,「輕易的穿過林投與黃槿」(162),怡然自得地在淡海沙灘 上「各自跌入喜愛的某部電影中的類似場景」?若是當年堅持民族大義, 對任何外族(不管是美國大兵還是日本鬼子)出入台灣的慘痛歷史記憶 猶新,「你」與「A」還豈能不能自拔地行走於之前是勅使街道、其後為 美軍顧問團駐地的中山北路「租借區」,「幻想自身在新英格蘭十三州」 (165)? 歷史知識的中介反而徒增個人與空間之間的隔膜,產生的疏離感讓 人無法與空間(沙崙、中山北路)或空間中的事物(太古巢石碑)「愉 悅自然的相處而活」,歷史因而成為「討厭的知識」(190)。在這裡, 13 ॹ୙ᜋ၆఺࣎યᗟ۞நྋͧྵЪநĈĶ༊ˠࣇυืֶያ።Ϋ̖גຍΝ᜕ܲࡔهߙֱڌ ҘĂಶܑϯдˠᄃྍۏ̝ม̏གྷѣ˞෼ᗓĂιГ˵̙ߏˠϠ߿྆ҋ൒҃൒ăٻ஽࿱ૻ ۞˘ొЊ˞Ąι၁ᅫ̏ࠎˠࣇ۞Ϡ߿࢖྽ٙୢĂ਑ऴள૱ķĞॹ୙ᜋ 467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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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對空間的觀察視角與勒菲扶爾一樣多重,注意到的是在同一個空 間中、在中介的介質上與「空間表記」迥異的「表記空間」。朱天心文 中提到的「討厭的」的歷史知識時,大都標上年代或標定相對時間,不 僅讓歷史知識變成教科書中的知識,隱喻國家機器由上而下的單向知識 灌輸,將歷史事件妥善安置在線性時間當中的作法,也暴露出歷史知識 的形成過程中智性力量介入的痕跡:「八十八年前的法軍亡魂迷失於此」 (162)、「該年底,日本就快與你們斷交了」、「其後兩三年,山上清 除神社遺跡」(164)、「陳維英(一八一一 ─ 一八六九),清嘉慶年 間生……咸豐九年中了舉人……」(189)等等。在沒有與官方的「空間 表記」息息相關、經過智性整理的線性歷史知識從中作梗的情形下,「私 密的」、局部性的身體透過「想像力」的觸發與「聯想」而「覆蓋」於 實體空間之上的「意象與象徵」,打開了一個可以讓個人的生活故事寓 居其間的「表記空間」,同時也在人與空間之間營造了一種親密的內在 關係。對「你」跟「A」而言,七○年代的台北就是這樣一個一個「活生 生」的表記空間──一個被他們活、被他們感覺、而不是被他們遠觀、 進行智性思考的空間。沙崙不是一個供人憑弔、考掘的歷史場景,而是 一個「被活著」的實體空間,上頭覆蓋的「聯想意象」是他們各自「喜 愛的某部電影中的類似場景」。經過居住者「象徵性的運用」,中山北 路也與民族被欺凌的歷史無涉,單純就因為前頭有美軍顧問團宿舍,就 自然被聯想為風光宜人、適合遊蕩的「新英格蘭十三州」,而整排茄冬 同樣無關乎日本的殖民史或植物史,只因為它們本身長得茂密而為少男 少女們所「據用」,成為進行身體探索的掩體,「激情的處所」。在「表 記空間」當中,訴說的是居住者「局部性」的生活故事,負責記錄官方 「空間表記」的歷史大敘述在此失去了絕對的支配性地位,無從作為橫 亙在人與空間的中介,取而代之的是彌合、而非疏離人與空間的「想像 力」。不管是「據用」來擔任某種功能,還是「覆蓋」以「聯想的意象」, 這類居住者所附加在空間的功能與意象,並不會製造人與實體空間之間 的斷裂(Gregory 386-87):因為茄冬蓊鬱,所以本身就是天然的掩體, 因為鄰近美軍顧問團宿舍,所以中山北路本身就自然像新英格蘭,這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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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間的關係絕非武斷(arbitrary)的連結,而是相互密合的熟悉感。因 此,在「表記空間」中,人附加在空間上的想像表記絕不代表人與空間 的隔閡,反倒是彰顯了順理成章的彌合。七○年代的「你」和「A」就像 是勒菲扶爾筆下的古希臘人一樣:在古希臘人爬上雅典衛城的帕提農神 廟(Parthenon)之際,他們並非懷抱著「遊客的態度,只會依據感覺、 知識、宗教或國籍來『閱讀』或『解讀』在他面前的恢弘景緻」,對古 希臘人而言,「道德」的反思在此無從介入來「移除」、「收編情感或 者『被活過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空間與個人的直感經驗之 間水乳交融,不需靠「智性的中介」來作媒合(1991: 241),此空間明 顯是屬於「『被活著』」(“lived”),而不是「被構思」(conceived) 的空間,是「表記空間」而非「空間表記」(1991: 236)。 我們可以用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間詩學來對勒菲扶爾的 「表記空間」中身體與想像的關係、以及人與空間的密合感作進一步的 闡釋。假如如勒菲扶爾所暗示,「表記空間」這個局部性的視角可以比 較忠實地體現空間生產的原初目的──也就是讓「人以其身體生活在他 們自己個別的都市情境」當中──的話,身體在此明顯取代了「腦袋」, 也取代了官方灌輸、智性規範的歷史知識,成為「表記空間」中人與空 間之間的一道介面。巴舍拉的空間現象學也同樣堅持類似的局部性視 野,以「表記空間」中的身體介面作為空間詩學最終的關懷。以家的空 間為例,巴舍拉的興趣不在於對居住地(habitat)作建築結構的剖析,而 是以居住(inhabiting)為重點,將焦點鎖定在居住者在屋內的各個空間 中移動時對空間所進行的想像「建構」與「重構」,從中發展出一套「居 家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house)(17-18)。因為屋頂可以「擋雨 遮陽」,「提供人類一個庇護所」,讓他免於為他所「畏懼」的自然力 量侵襲(18),就這樣,在居住者的想像中,屋頂或鄰近屋頂的空間(如 閣樓)成了「理性」(rationality)的意象,相對地,地窖因為地處陰暗 空間,因而「帶有潛伏於地底的力量」的特質(partakes of subterranean forces),在居住者的想像中自然也成為貼近自然、死亡力量「非理性」 的意象(18)。職是之故,人單獨在閣樓中所感到的恐懼比較容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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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合理化的解決」(rationalized),但相較之下,面對地窖帶來的恐懼, 「合理化」的運作就「沒那麼快速,也沒那麼清楚」(19)。在把住屋 視為一小宇宙的想像裡,我們看到「表記空間」中居住者裹覆在實體空 間外頭的非武斷性(上層-天空-理性 vs.下層-地底-非理性)的想像 標記。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想像力之外,居住者的身體在人與空間之 間扮演了一個更為關鍵的中介角色,甚至也決定了想像力所構築起來的 意象。閣樓與地窖這兩個一上一下的空間可以分別成為理性與非理性的 意象,不只是因為它們在實體的居家地理上所佔據的空間位置,房子可 以有這樣的「垂直性」(verticality),更重要的是因為身體運動在上通 閣樓下通地窖的階梯上所銘刻的痕跡:在回憶中,我們會認為通往閣樓 的階梯比起其他地方的樓梯「更顯陡峭與原始」,這是因為「ـ˯ۊ」 (go up)的動作,讓階梯「負載了一個上昇至更為沈靜的孤寂的標記」 (25-26,原標重點)。身體往上攀爬的動作可以讓階梯更形陡峻,讓另 一頭的閣樓更加寂靜、更接近天空/堂、也更趨近於清幽的理性,而現 代的城市雖然大樓林立,但電梯運輸取代樓梯攀爬的結果,造成身體的 上下移動無從在建築中留下「垂直性」的印記,讓不管樓層有多高的住 家全部呈現出一種無從呼應宇宙秩序、失去身體與空間的親暱感的「水 平性」(horizontality)(27)。巴舍拉認為,假如要畫出一間「有人居 住」(lived-in)、具有親密感的房子,一定要讓畫中的房子某些帶有肌 肉運動感的特質」(kinesthetic features)──例如畫一道往上通往大門的 階梯,或是在門上畫一個讓人感覺可以開門進去的門把等等(72-73), 好讓在階梯(爬上階梯)與門把(轉動門把後開門進入)上留有身體運 動痕跡的印記傳達出有人居住的訊息。以個人的身體為介面,人在空間 中的運動自然會在空間或空間的物件上烙下痕跡,不僅讓既有的實體空 間覆蓋上一層想像的意象,打開一個詩學/表記空間,同時也透過身體 運動與空間的直接(immediate)接觸,讓空間成為有人居住、「活生生」 的親暱空間。 假如在詩學/表記空間中,身體是人與空間的唯一介面,那這個介 面應該是雙向道,不止身體運動的印記會烙在空間上,空間也會作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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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向銘刻。巴舍拉說,日後不管換過多少住所、「不管爬過多少不知 名的階梯」,一旦「二十年後」再回到出生時的那一棟「永難忘懷」的 房子,「我們依然可以重新掌握住『生平第一道階梯』的肌肉反射,我 們絕不會在那個高起來的台階上絆倒……最小的門栓帶來的感覺也還依 舊駐留在我們的手上」(14-15)。這裡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人與空間透 過身體作為介面所進行的雙向銘刻。「『生平第一道階梯』的肌肉反射」 是身體運動留在階梯上的註記,而握住或拉開門栓的感覺同時也「結結 實實地印刻在我們的身上」(14),也許因為是初度的雙向銘刻,在生 於斯的房子中人與空間的緊密交融讓我們對空間產生異常的親暱感,也 將我們出生時的那一棟房子變成一個「永難忘懷」的空間,不管何時回 去,刻滿空間記憶的身體對於印滿身體記憶的空間的那種熟悉感,永遠 無法為後來的銘刻所壓覆。這種人與空間的雙向銘刻所產生的親密感, 正是「你」在「十六歲時的官能感覺」(227):在茄冬樹下,「你」的 小男友伸手「探索」「你」的身體時,「你」雖然略顯不耐,但也感覺 到「汗水體熱和茄冬樹味兒鮮烈一致」(180);「A」則是「比較像三 線道的那些茄冬」(210),而巴舍拉形容回到老家時那種空間與身體運 動相互銘刻的熟悉感,也是當「你」跟「A」「熟門熟路」地進出於淡水 市街小巷時,那種雖不見得愉快但卻得以穿梭自如的暢快與安然:「你 們像回到家似的熟門熟路拾級而上渡船口正對的窄巷,石階縫裡永遠長 著潤青應時的野草,只差沒向二號和四號人家喊一聲:『タダイマ!』 回來啦」(154-55)。 至此,我們可以回過頭去思考七○年代的台北為何在朱天心的筆下 像是一處亙古不變的都市空間。雖然不管從經濟發展史的角度或就朱天 心自己的暗示來看,七○年代根據官方的「空間表記」所生產出來的台 北地景不可能穩定不變,但這並不妨礙朱天心繼續歌詠當時空間的恆常 性,原因就在於她採取了一條與勒菲扶爾類似的思考進路,咸認為由官 方與技術官僚由上而下壟斷的「空間表記」無法完全主導當時的空間樣 貌與體驗,由居住者的「局部」角度出發所想像出來的「表記空間」在 空間生產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實不容小覷。如果在「表記空間」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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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體與想像力是人與空間中的唯一介面,與居住的空間進行雙向銘 刻,那朱天心對昔日身體的描述就確保了昔日的「你」一個恆常不變的 「表記空間」。在當時,「你」的身體完全不惹塵埃、體態也未曾改: 「奇怪那時好像不用洗臉刷牙,甚至不用洗澡,一覺起來好漢一條,眼 睛發亮,口氣清新,如何亂吃都無法長肉」(174),與「A」相約在火 車站,「你」等候「A」到來的時候,身體就像是處在凝結的時間中一般, 清新恆常:「烈日當空照得你一無所覺,心臟太新,血管夠韌、汗水濕 透前胸後背都未有任何異味,那時天人還未五衰,你是四條大橋橋頭四 時不動如清涼地的巡旅僧,心如止水」(210)。豈止是「心如止水」, 照作者的描繪,當時真正有如止水的是「百毒不侵」的身體(227)。因 為「那時候」的身體有如老僧入定般地青春恆常,以身體為基礎的想像 表記,以及四處晃蕩的身體運動,完全地裹覆並深切地銘刻在實體空間 上,建構出一個與自身的身體一樣不變的生活世界。縱使實體空間有所 改易,「你」也可以像是巴舍拉筆下換過多次住所的人一樣,身體的空 間記憶永遠逃逸在歷史的流變之外,駐留在人與空間初次接觸的那一 刻。雖然任何在「你」的身體上初度烙下深刻痕跡的實體空間,經過歷 史知識的證明全都是時間變異後的沈澱,或者是創造性破壞下的產物─ ─沙崙是 19 世紀末期的老戰場,勅使街道與整排的茄冬樹是日人拆掉東 城牆之後的傑作,讓「你」與「A」證明「海島確有秋天」的明治橋,1968 年時,在國府清除日人遺跡的號令下,「橋上的銅燈早在一場拆建時給 李梅樹買了放置在三峽的祖師廟」(177),而圓山的附近的地景也不用 等到陳水扁,老早就被國府的「中國宮殿飯店」摧殘過一次──但是這 些歷史知識都是後來所習得,並非七○年代初期的「你」接觸都市空間 時的介面,因此當時都市空間的變異無從透過歷史知識的中介來為居住 者所理解,歷史知識因而也無力作為一個介面來形構、並且阻隔人與空 間的關係:「那時候」只有一個四處踏查的永恆身體與一原初空間的直 接接觸,以及在身體與空間的雙向銘刻之下,將實體空間幻化為「表記 空間」之後帶給人的不變的、像老家一般的可以居住其中親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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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同樣的思路,我們也可以重新檢視朱天心筆下九○年代的台 北。假如身體作為人與空間之間的唯一中介,才能確保居住者在都市空 間中有家一般的安適感的話,九○年代的台北之所以變得無法自由行走 於其間,身體的變化應該是關鍵的因素。在朱天心筆下,七○年代依然 清新恆常的身體,的確到了九○年代已經「逐漸釀成一股陌生但不好聞 的氣味」,落入「天人五衰,耳不聰、目不明,嗅覺不靈,神色枯槁, 連華美的衣裳也蒙塵埃」的不堪境地,「二十幾年的味道再也沒有了…… 只剩下可以輕易結晶成鹽的鹹味……別的無法避免無法改變例如體液和 汗水,但淚,是絕不肯流了」(168),二十年前,「體液和淚水清新如 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151),如今原本自由的身體衰敗 到自覺必須對身體進行自我壓抑與管訓的地步,假如不是「生過小孩子 的緣故」(168),自然也非二十年滄桑帶來的身體自然老化,究竟孰令 致之?排除了自然因素之後,身體的敗壞、壓抑與管束顯然只是一個由 外部因素所導致的癥狀:眼淚因帶有「鹹味」而再也「不肯流」,暗示 原本主動自在的身體已然從人與空間之間的介面位置上退卻,而迫使身 體弱化與停止中介的力量,正是造成「你」絕情於九○年代台北的原因, 也是朱天心的批判都市空間的焦點所在。 「天人五衰」的病因,其實是出在九○年代台灣的本土政權與資本 主義的合流。台灣在戰後長期受到國民黨抑制的政治弱勢,以「衝突替 代」──以族群衝突替代、或社會化政治衝突──作為擴大反對群眾基礎 的策略(林佳龍 132),進而在九○年代與同樣長期受到家長式規範所壓 制的資本力量結合,在政治與經濟利益趨同一致的情況下,成功在蔣後 時期催生出台灣第一個本土政權。根據王振寰的分析,1990 年李登輝提 名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之後,主流非主流的政爭暫歇,為了鞏固的政權, 國民黨政府決意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再造經濟發展(六年國建),此時「國 民黨與台灣的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從前威權政體裡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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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子』關係,而是相互支持的伙伴關係」,政府開始將地方資本家 的意見與作為納入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而國家的政策與公權力也是為 了經濟發展而服務,藉以換取財團與地方派系的政治效忠(1996: 80)。 這個舊威權時代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加上後威權時代新政商關係的 複合體,與郝柏村仍以父子分際來界定政商關係的思維明顯抵觸,王建 煊 1992 年的土增稅政策更是引發國民黨內部的資本家與本土派政客的不 滿,倒郝風潮隨之而起。1993 年在「國民黨主流派、資本家與地方派系 與民進黨聯合」之下,代表國民黨舊勢力的郝柏村下台,「國民黨至此 全面的台灣化、本土化,以及資本主義化」(王振寰 1996: 80-82)。在 朱天心筆下,九○年代「你」的身體之所以如此衰頹自抑,其實是本土 政權與資本主義合流的結果,是以更具摧毀性的都市計畫,挾之以新興 強勢的本土論述與歷史知識,強行成為居住者與都市空間的中介,造成 「空間表記」的獨霸與「表記空間」的萎縮,同時,在居住者的身體無 能彌合人與空間而退卻之際,九○年代的台北市也從老家一般的親暱空 間,退化為「土番所處,海鬼所踞,為有先王之制」的「無緣之地,無 主之島」(210, 227)。 在新興本土政權與資本主義合流之後,〈古都〉中談論的身體在分 析的層次上可以區分為兩種:一是帶有外省族群身份認同的身體,遭到 本土政權的壓抑,一則是移動權遭受挫折的都市公民的身體,原因直指 「親資本親成長」的資本主義導向。關於本土論述對帶有外省族群身份 身體的壓抑與限縮,小說中有一明顯跡證。朱天心第一次記述到「你」 的「天人五衰」,是在「你」與他的丈夫參加完 1994 年陳水扁在中山足 球場為市長選舉舉辦的一場「號稱十萬人」的造勢晚會之後(167)。在 這場晚會上,「有名助講員說了類似你這種省籍的人應該趕快離開這裡 去中國之類的話」,當晚本省籍的丈夫「亢奮未歇的積極向你」,但在 丈夫異常的「撥弄」之下,「你」依然冷感以對,並再次警覺到自己「身 上逐漸釀成一股陌生不好聞的氣味」(168)。這裡的敘事線似乎要把「你」 的壓抑冷感與「天人五衰」跟本土論述作一因果關係的連結。屬於公共 領域的本土化論述一舉入侵私密層次的身體(不止是「你」,連他的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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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有可能因為遭本土論述的撩撥而變得「亢奮」、「積極」),造成 族群身體的衰敗與性慾的壓抑。 就族群身體與都市公民身體的關係而言,朱天心似乎有將前者的衰 敗與後者移動權的剝奪等同起來的傾向,而這樣的思考傾向,在在暗示 作者喟嘆居住者以身體為介面的「表記空間」已受到官方「空間表記」 強力擠壓之時,問題的矛頭直接指向九○年代本土政權與資本主義的合 流。當七○年代的「你」與「A」正在「充分使用」一些「真正的自由」 時,敘述者的觀點突然在此切入,揶揄了一下本土論的史觀: 二十年後有政治正確意識的作者若言及此段時日,必得讓你們加 入釣運及退出聯合國後續發展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或山服社,要 不,得為你安排有個當年事變受難者的父祖輩、或去偷偷幫康寧 祥發傳單、或認真閱讀《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並因而啟 蒙……,你們與周遭大多數的人一樣對上述種種一無所知……。 (157-58) 這樣一套以本土運動發展史為主要軸線所建構出來的「具有政治正 確意識」的線性歷史知識(譬如保釣運動-知青下鄉-黨外大集結), 從來就不是七○年代的「你」與「A」和台北接觸時的介面,他們當年的 熟門熟路四處晃蕩的「自由」顯然也迥異於從黨國的催眠中頓時醒來的 覺悟。對朱天心而言,時至九○年代,本土論述在規格化之後所產生的 排他傾向顯然窄化了自由的意涵。作者揣想在這麼一個本土至上的聲音 喊得震天價響的年代,必定有人會移花接木,以為只有扳倒國民黨才是 七○年代的人掙得自由的唯一保證,想當然爾地用「政治正確」的歷史 敘述硬套在「你」與「A」身上,以為七○年代這兩位閒雲野鶴之所以得 以自由自在,一定是他們與當時進步的知識份子一樣,對國民黨政權的 正當性有著全面的批判反思。其實,他們當時只是「無知」,或用朱天 文的話來講,「那個幸福的年代,只有相信,不知懷疑」(55)。這不 只代表「你」與「A」在當時是在沒有「政治正確」的知識的中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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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透過身體與都市空間接觸彌合,同時也暗示,若是以「政治正確」 的歷史意識取代他們的身體作為接觸空間的介面,限縮他們的「表記空 間」,那他們必不得行走的自由。原本通篇小說談到居住者的身體移動 權受限的問題時,朱天心多半是把責任歸諸於發展型國家資本主義導向 的都市治理,至此,資本主義的問題與本土意識霸權化的問題合而為一, 這不是探討問題時的夾纏不清,也非把「天人五衰」症狀全都怪到陳水 扁、陳唐山或是李登輝等本土派身上,畢竟如前文中提到的,作者慶幸 在七○年代「你」所不知的歷史知識,並非全然是由本土派的觀點所建 構出來的。將兩個問題合併的作法,從王振寰的分析角度來看,算是有 所本的,意在把問題的癥結指向九○年代本土政權與資本主義的合流這 項結構性因素。 在都市空間淪為「抽象空間」的批判性描述上,朱天心也是採取同 樣的思考進路,認為在本土論述與資本主義的中介作用之下,造就了一 樣的「抽象空間」,在裡頭的身體也是同樣的衰敗且自抑。順著勒菲扶 爾的理路,一旦身體停止中介的角色,代表具有「全面性」的「空間表 記」在空間的生產上取得了極強勢的主導地位,逼迫具有「私密性」與 「局部性」的「表記空間」逐步退場,在空間形貌上呈顯出來的結果是 特殊性(particularity)被同質性(homogeneity)吞噬,導致「抽象空間」 (abstract space)的過份突出。勒菲扶爾認為,「抽象空間」是「布爾喬 亞與資本主義的空間,與(貨物和商品、寫下來的與口頭上講的等等的) 交 換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 「 比 起 先 前 出 現 的 空 間 , 它 更 是 建 立 在 共 識 (consensus)之上」(1991: 57)。這種維護交換秩序的共識與其說是人 與人協商之後的結果,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貨幣邏輯主導下的產物。照齊 末爾(Georg Simmel)的說法,人對貨幣的貪婪源起於宗教力量的失勢, 但這並不是說世俗的銅臭味戰勝神聖的絕對存在,而是貨幣取代了上帝 作為一個統合者的角色:假如上帝可以在祂的身上完成所有分殊與矛盾 的統合的話(coincidentia oppositorum),貨幣作為衡量商品價值的絕對 標準,它擔任的也是同等神聖的功能,交換秩序的建立,便是有賴貨幣 以量化、數字化、抽象化的方式,在所有質性上完全相異的物品之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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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劃上等號的結果(236-37)。在貨幣的絕對主導下建立的資本主義交換 秩序可說是「抽象空間」的緣起也是體現。在資本主義交換秩序的全面 性主導之下,身體的勞動力作為交換商品的一種,當然也難逃抽象化的 宿命,身體的質性與特殊性──感官、肉慾與性慾等等──在交換的同質 化過程中也因而遭到完全的壓抑(Lefebvre 1991: 49)。在交換秩序的「抽 象空間」當中,質的差異與特殊性不僅在量化和抽象化的過程中遭到抹 除(只問多少錢),同時也被抽象化所挪用,將質的差異置換(displace) 成量的差異(東西與東西之間只有價錢的差異)。這種將代表特殊性的 差異壓抑之後再將其置換的交換邏輯,不僅在資本主義時期的都市空間 上得到完全的反映,也暴露出抽象空間的「特有矛盾」,讓都市空間儼 然成為在壓抑-置換的機制下所編織出來的夢的文本:在都市的抽象空 間當中,被壓抑的「感官與性慾」以「衍生的方式」釋放,置換為流露 「傲慢感」的「陽物」建築──比如說「紀念碑式的建物與高樓等等」; 換句話說,抽象空間的內在邏輯在於將私密的身體情慾壓抑之後,再將 其公眾化、視覺化與景觀化(specularization),14 讓陽物建築所代表「官 僚 主 義 與 政 治 集 權 主 義 」 張 揚 在 都 市 的 「 壓 抑 空 間 」 中 的 各 個 角 落 (Lefebvre 1991: 49)。在這樣抽象的壓抑空間之中,以居住者的想像力 與身體(代表私密性、局部性與特殊性)為主要介面的「表記空間」自 然受到官方以智性的宏觀視野(代表全面性)為介面的「空間表記」的 全面壓縮,導致「被活著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為「『被構思』的 事物」(what is “conceived of ”)所完全擊潰(Lefebvre 1991: 50-51)。 朱天心筆下九○年代瞬息萬變的台北正是資本主義邏輯下的抽象空 間。「表記空間」遭到「空間表記」的限縮、也正是「抽象空間」裡必 然產生的現象。前文中提到,在瞬息萬變的九○年代,記憶地標不斷地 在創造性破壞的原則下倏忽不見,讓「你」不得不採取自保的手段「變 得不願亂跑」。記憶地標原本是連結昔日「A」以身體和想像力為介面與 台北的都市空間接觸時所累積的生活點滴,對居住者而言,地標的喪失 14 ѣᙯෛᛇ̼ᄃ٩෪۩ม̝ม۞ᙯܼĂ֍ LefebvreĞ1991ğĂࢱ 285-91 ۞੅ኢ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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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意味著私密性與特殊性已然從都市的空間中退場,整個城市因而被 創造性的破壞打造成一個同質化的抽象空間,再也分不清哪裡是哪裡。 「你」有次站在街口望著街景,望著望著突然懷疑眼前的的醜陋景色會 不會也隨著日新又新的進步節奏而化為明日的塵土,但同時開始困惑自 己到底身置何處: 這,會是最後一眼嗎?那就記下它吧……,發覺好難記,不特別 提醒自己的話,向左望向右望,無一例外被各種醜怪市招包裹 著、住商不分的五層七層十三層樓,騎樓人行道擠滿了摩托車檳 榔攤消防栓垃圾桶,天啊老年痴呆提早病發這是哪裡!?三重? 中永和?新莊?台中重劃區?台南重劃區?…… 是一條沒有航標的大河……。(196) 在這目不暇給但卻令人搖頭嘆息的街景前,「你」目睹的是空間特 殊性的雙重失落:眼前的景象不但無從讓他接連到自己昔日的生活歷 史,同時他也發現如此混亂的街景也非屬於台北市所特有,而是與全台 的大小城市連成一氣表現出一種整齊一致的雜亂無章,讓台北市「看起 來像所有的重劃新興區」(228)。在這種特殊性雙重喪失的同質化空間 中,沒有「航標」,當然也不宜行走,身體的運動不僅在空間上遭到壓 擠,都市公民的移動權遭到剝奪,有時也在同質化空間的制約馴服之下, 讓行走的動線呈現一種制式的狀態。「你」現在「除了平日不得不的生 活動線之外,你變得不願意亂跑」(184),而他的女兒的情況也是一樣, 平日的「生活動線」就是由一些不可能產生生活記憶的特殊性、或是一 些只有重複性行為發生的空間所串連而成: 學校(校齡六年的學校只因更換兩位校長而徹底動工兩次,毫無 必要的玄關挪這兒銅像移那兒,可憐的校樹非戰之罪的被掘起來 改植他種)、家(附近的山坡地被財團建成十來幢大廈空屋)、 朋友家(玩電腦)、同學家(玩電腦)、堂哥家(玩電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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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店、百貨公司……當你們在鳥不生蛋的國家都可以再布置、色 調、空調溫度一樣的速食店輕易點到口味價位一樣的速食時,女 兒會對這家麥當勞移到隔條街或那家 31 冰淇淋關門有若何不可 取代的記憶嗎?(198) 導致這種同質化的「抽象空間」正是朱天心筆下九○年代的台北: 因為創造性的破壞、記憶地標的喪失導致特殊生活記憶的銷毀,起而代 之的是一個無法勾連回憶、也無法創造「不可取代的記憶」的「抽象空 間」,在這個異質性與特殊性全然遭到抹滅的空間裡,居住者的身體因 而進入「天人五衰」、感官受到壓抑而失靈的狀況,無法再像七○年代 一樣是一個可以恣意行走的都市公民,憑著清新不滅的身體上所銘刻的 空間記憶像回到老家一般「熟門熟路」地到處晃蕩。九○年代的台北已 經不是「你」的老家,但孰令致之?除了在九○年代的台灣所高喊的自 由化、國際化的資本主義之外,本土意識的高漲,也是讓帶有外省族群 身份的身體在「抽象空間」中僵斃的原因:「動不動老有人要檢查」外 省籍背景的「你」,看看「你們愛不愛這裡,甚至要你們不喜歡這裡的 就要走快走」(169)。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要走就快走,走了之後這 地方就可以成為在族群上完全同質的抽象空間,但若執意繼續待在這個 趨向同質的空間,結果就會像是「你」在小說末尾來到環河路邊上的本 省聚落,身體因進入一個同質的抽象空間而顯得施展不開:「但你確實 與樹下男女不同語言,怕被認出,便蹣跚前行」(232)。本是做為擁有 身體移動權利的都市公民,在資本主義導向的都市治理下所打造的抽象 空間中,變得「不願意亂跑」,而作為帶有外省族群身份的身體,誤闖 入盡是本省族群的同質空間,也只能「蹣跚前行」。跟前面提到作者將 資本主義的問題與本土意識霸權化的問題合而為一的作法一樣,這裡對 兩種身體卻是同樣命運的描述,也暗示了九○年代資本主義與本土政權 新連結的伙伴關係。 朱天心點出新重商主義下的新政商關係,倒不見得是要凸顯普遍對 「『金權』與『黑道』對政治的干預已經腐蝕了國家的正當性」的警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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