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2000 年之後臺日關係的轉變--蔡增家Update:201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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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能夠打破政治的藩籬嗎？

2000 年之後臺日關係的轉變

蔡增家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從 1996 年以來，日本與臺灣關係出現了以下三種現象：臺日官方互動越來越頻繁、臺日企業合作層次逐步提高，以及臺日民間往來越來越密切。但仔細分析後發現，首先，臺日官方雖然互動頻繁，但人員往返卻以國會議員占大多數；第二，臺日企業合作層次雖然逐步提高，但是合作範圍卻侷限在中國市場；最後，則是臺日民間往來雖然密切，但是議題卻囿限於觀光議題。為何在 1996 年之後臺灣與日本關係會出現這三種矛盾的現象呢？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接下來本文將以理論架構來分析臺日關係的這三種矛盾現象，根據功能理論的說法：國家之間在經濟的交流會逐步形成政治的往來，但為何臺日關係卻只限於低層次的經濟議題，而無法提升至高層次的政治議題呢？本文主要論點認為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企業利益及經濟利益等因素，讓日本在日中臺三邊關係上逐漸傾向臺灣，但另一方面，由於現實外交利益及日本國內新保守主義因素的制約力量，又將日本拉回日中臺關係的平衡點，這也就是現今臺日關係出現這三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關鍵詞：權力平衡、區域霸權、功能理論、日本、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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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日本與臺灣三邊的互動關係一直是觸動東北亞區域局勢最重要的一環，但是最近這幾年以來，中國、日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卻出現微妙的轉變。首先，在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上，從 2002 年以來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首先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連續四年前往祭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共的不滿，中斷了中日兩國行之已久的政府高層會談；在不久之前日本政府授權民間開發東海油源，企圖獨占東海油田被中共視為嚴重的挑釁行為，在 2005 年 4 月日本文部科學省通過修改侵略歷史的新歷史教科書，終於在中國大陸內部引發一波波的反日示威抗議。第二，在日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上，在中國與日本不斷地出現齟齬與摩擦，而日本與臺灣的關係卻是越來越密切，從 1996 年以來日本與臺灣關係出現了以下三種現象：首先是臺日官方互動越來越頻繁，從 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7 月為止，日本國會至臺灣的大型訪問團便有 21 團，來訪議員總數超過 350 人；1_{接下來是臺日企業合作的層次} 逐步提高，從 2000 年以來臺商與日商合作進軍中國市場的案例不斷攀升，合作範圍也從過去的製造業擴大至電子產業與服務業；2_最後則是臺日民間關係越來越密切，根據 2004 年的統計，日本是臺灣最大觀光客的來源，同時臺灣也是日本第二大觀光客來源（僅次於南韓），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在 2005 年 9 月 26 日全面開放臺灣旅客永久免簽證。3 作者統計自〈院內資訊〉，《中華民國立法院網站》，＜ http://www.ly.gov. tw/ly/02_information/＞（2006 年 7 月 2 日進入）。

Shingo Ito, The Surge of Japanese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 (Tokyo: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Ltd., 2004), pp. 1-4.

蔡增家，〈日本對台免簽證的政經意涵〉，《中國時報》，2005 年 8 月 5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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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細分析臺日兩國的互動關係，我們卻發現臺日官方雖然往來頻繁，但人員往返卻以國會議員占大多數，第二是臺日企業合作層次雖然逐步提高，但是合作範圍卻侷限在中國市場，最後則是臺日民間關係雖然越來越密切，但是議題卻囿限於觀光議題。為何在 1996 年之後臺灣與日本關係會出現這三種矛盾的現象呢？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接下來本文將以理論架構來分析臺日關係的這三種矛盾現象，根據功能理論的說法：國家之間在經濟的交流會逐步形成政治的往來，但是為何臺日關係卻只限於低層次的經濟議題，而無法提升至高層次的政治議題呢？本文的主要論點認為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企業利益與經濟利益等因素，讓日本在日中臺三邊關係上逐漸傾向臺灣，但另一方面，由於現實外交利益與新保守主義因素的制約力量又將日本拉回日中臺關係的平衡點，這也就是現今臺日關係出現這三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本文嘗試從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來解析臺日關係之間出現的三種矛盾現象。本文主要區分成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介紹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及主要論點；第二部分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分析臺日關係的動力與制約因素；第三部分則是分析 1996 年之後臺日關係的轉變過程，以及解構臺日關係轉變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則是分析臺日關係的變與不變；第五部分則是分析為何臺日之間經濟的往來無法突破政治的藩籬呢？最後，第六部分則嘗試從以上的分析作簡單的結論。

貳、臺日關係的動力與制約：國家利益分析

在過去學者研究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有許多不同的面向與議題，在層次方面，我們茲將其劃分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在議題方面，則有政治與經濟兩個面向。在國際層次方面，有些學者將臺日關係放在東亞區域架構下來分析，也有些學者將臺日關係放在日中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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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關係的架構下來探討；4_{在國內層次方面，有些學者從日本國內決策} 的角度來分析臺日關係的轉變，也有些學者從日本國內對美國路線或亞洲路線之爭的角度來分析臺日關係；5_{在政治議題方面，有些學者從} 《美日安保條約》的轉變來分析其對臺日關係的影響；6_{在經濟議題方} 面，有些學者從日本經濟結構的角度來分析其對臺日經濟合作關係的影響7_{（請見圖 1）。}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9 年），頁 2-4；Reinhard Drifte,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6-12。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3-104；劉冠效，〈從李前總統訪日看日本外交決策過程〉，《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1-21。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 9 期，1998 年 6 月，頁 275-304；張啟雄，〈美國戰略布局下的台灣歸屬問題─以中日和約的簽訂過程為焦點〉，《近代中國》，第 148 期，2002 年 4 月，頁 82-102。張博欣，〈台日產業在中國大陸等地三地合作之現況〉，《彰銀資料》，第 52 卷第 9 期，2003 年 9 月，頁 4-7；Shingo Ito, The Surge of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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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臺日關係的不同面向資料來源：作者自繪。因此，臺日關係是東亞地區的一項重要議題，而臺日關係之間的互動不僅會受到國內經濟利益的影響，也會受到傳統區域性強權美國與中國因素的影響。因此，接下來將分別以國內因素、區域因素及美國因素等三個層次來解析這六個不同研究臺日關係的面向。《美日安保條約》的研究面向是以安全議題為導向、為主體，因此美國因素在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日中臺三邊關係是以區域權力平衡為導向，因此中國因素與日中關係變成影響三邊平衡的最重要因素；在東亞自由貿易區方面，是以整個東亞區域經濟結構為主體，因此中國經濟崛起與中國、日本在東南亞區域的競逐便成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在日本外交政策方面，日本的對外政策一向以美國的東亞政策為主導，而日本通常會在區域利益與美國政策下採取比較平衡的外交政策；在日本政經轉型方面，則是以日本國內因素為主要導向，特別是當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及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影響了日本外交政策；最後在日本經濟結構方面，則是以企業利益為主體，特別是中國市場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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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經濟結構的轉變是影響日本對外政策的主要因素。本文認為以上六種研究面向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取向，而接下來嘗試用國家利益的概念來串連其相關性。而何謂國家利益呢？一個國家的行為通常會受到國家本身利益的影響，但是在過去國際關係理論當中，只是簡單地將國家利益劃分成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與軍事利益，8 但是我們發現在現今國際關係的範疇當中，卻是有很多議題是這三個面向所無法解釋的，舉例來說，當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相互衝突時，亦或是軍事利益與經濟利益相互衝突的時候，傳統國家利益的概念便沒有辦法解釋，再進一步以實例來解構，也就是當中國與日本在經濟貿易往來是如此密切，而在政治關係卻又是如此疏離，另外當日本與臺灣在經濟合作是如此密切，但是在政治外交關係上卻又是遲遲無法突破，最後當中國與臺灣在經濟投資往來是如此密切，但是在政治軍事關係上卻又是如此相互敵對，這些都是過去國家利益所無法回答的。因此為了要解構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要將國家利益再進一步細緻化，本文認為事實上國家利益應該要有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之分的，國際利益因素包括政治地位的追求與經濟利益的維繫等兩種，國內利益因素則包括政治結構的穩定及企業利益的維持等兩種。而國際利益與國內利益之間並非是相互區隔的，其彼此之間是具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因此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當中，促使兩國之間的往來有可能

Charles A. Beard & George Smith,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7), Chapter 1; Irvin M. Crossack,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5-6; David Clinton, National Interest: Rhetoric, Leadership, and

Poli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p. 5-12;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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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際利益因素，也有可能是國內因素；相反地，制約兩國之間的往來有可能是國內利益因素，也有可能是國際利益因素9_{（請見圖 2）。} 圖 2 本文理論架構：國際與國內相互影響資料來源：作者自繪。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對外的行為牽涉到相當多的複雜因素，有時候是國際的壓力，有時候是國內的遊說，另外在不同的時間點也會有不同的壓力來源，因此本文嘗試將日本的國家利益作結構性的劃分，將其劃分為國際利益與國內利益，以探討日本對臺灣外交政策的變與不變，而國際利益與國內利益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國際利益是指日本在對外行為上所要追求的利益，例如國際政治地位的爭取、國家的正常化及經濟資源的安全，而國內利益是指政黨的利益及企業的利益，當然有時候政黨利益與企業利益會與國家外交政策相契合，但是有時候這些國內利益也不一定會與國家整體利益相符合，而這時候國內的力量會對國家對外的政策產生某種牽制的力量，這是本文嘗試將國家利益加以劃分，採取國際與國內利益兩種面向的最主要原因。請見 Peter Katzenstein,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pp. 4-8；Robert Keohane &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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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四種不同的層次利益落實在日本現今的外交政策上，我們可以發現在國際層次，追求日本政治地位上就是日本在這幾年積極追求與其經濟地位相互匹配的政治地位，例如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的現實考量。在日本追求經濟利益因素上便是日本這幾年積極追求與東南亞之間的區域整合，例如東協加三及日本－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這是日本在區域經濟利益霸權的現實考量。10_{在國內層次方面，日本近年來由於政治人物的世代交替，} 逐漸改變日本對外關係的思維，例如日本積極改變防衛政策想要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是新保守主義思維的形成，其將影響到日本政治結構的穩定。而日本企業近年來進軍中國市場，在中國排日風潮的抵制下，使得其企業投資成果相當有限，因此，在日本國內企業當中便形成一股與臺灣企業合作進軍中國市場的呼聲，這是日本維持企業利益的考量。11 在將其運用在臺日關係上，我們可以發現臺灣企業近年來在中國市場的迅速拓展，使得日本國內企業希望與臺灣企業合作進軍中國市場，以及臺灣觀光客近年成為日本第二大觀光來源，臺灣的強大消費對提升日本低迷的經濟具有一定的效用，因此日本希望與臺灣進行民間的觀光交流，這是促進臺日關係相互交往的因素。另外，日本積極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希望破壞中日關係與東亞的區域平衡關係，以及日本國內歷經世代交替之後，新生代日本政治家的務實作風，在臺灣與中國之間採取比較平衡的政策，這是制約日臺關係相互往來的主要因素。12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June 2002, pp. 440-448.

Hanns Gunther Hilpert & Rene Haak, eds., Japan and China: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ian, 2002), pp. 12-31.

Caroline Rose, Interpreting Histor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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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國家利益與臺日關係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國家利益如何促進往來與制約臺日之間的關係之後，接下來則是要探討 1996 年後臺日關係的轉變。

參、1996 年後臺日關係的轉變

自從 1972 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之後，臺灣與日本之間便維持非官方的外交關係，一直到 1988 年李登輝當選總統之後，臺日關係才出現明顯的轉變，在李登輝本身對日本現勢的了解，以及逐步加強與自民黨的關係，讓臺日關係進入了另一個階段，2000 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又積極與民主黨等在野政黨建立關係，全面拓展對日外交工作，總而言之，1996 年之後臺日之間的關係是越來越密切。 1972 年日本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在中日兩國聯合聲明當中，日本政府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但仍表示將在不損害中日正常關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與臺灣的經濟貿易往來。斷交之後，臺日雙方在基於互有需求的考慮，在政治方面，日本成立「日本交流協會」，臺灣成立「亞東關係協會」來維繫雙方非官方的聯繫，這兩個非官方機構的主要目的在於處理臺灣與日本之間的簽證業務及從事臺日民間貿易的聯繫，以民間非官方形式來發展臺日的雙邊關係。臺日在斷交之後，雖然中斷雙方之間的官方互動，但是民間往來卻絡繹不絕，雙邊的貿易額也不斷地成長擴大，根據統計至 2004 年為止，日本已經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國家，雙邊貿易總額高達 568 億 2,449 萬美元。13_{另外，在人員互訪方面，從 1984 年起臺日之間的人} 臺灣與日本雙邊經濟互動之密切可以由以下三方面看出，在雙邊貿易方面，根據統計到 1997 年，臺日雙方交易額已達 407.2 億美元，臺方逆差高達 173.2 億美元，而臺灣每年對日貿易如此巨大的逆差，主要是靠對美貿易順差來彌補；其次日本成為臺灣最大的投資者，根據統計，臺灣出口的 60%由外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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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互訪就已經超過 100 萬人次，為 1972 年斷交時（28 萬人）的 3.5 倍，同時根據 2004 年的統計，日本已經成為臺灣最大的觀光來源，而臺灣也成為日本第二大觀光客的來源。14 在了解臺日之間經濟與人員之間交流的現狀之後，接下來將要介紹臺日之間非官方的互動過程。1988 年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全力拓展臺灣與日本的關係，他透過自民黨的「日華議員懇談會」來加強臺灣與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的互動關係，在野黨方面，社民黨的國會議員也成立親臺的「日台懇談會」，再加上李登輝本身受到日本民間的高度尊崇，使得在日本國會出現相當比例支持臺灣的聲音，在日本國會這種強而有力支持臺灣的聲音，不但促成 1996 年《美日安保條約》周邊事態有關臺灣議題的成立，更促成 2001 年李登輝突破中共封鎖成功訪問日本的「醫療之旅」。15 1996 年美日安保周邊事態將臺灣問題與《美日安保條約》相互連結，日本的防衛政策也開始將臺海問題視為其安全政策重要的一環，而 2001 年李登輝訪問日本則是將日本與臺灣之間的關係推向最高峰。 2000 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在國際環境與兩岸關係的轉變之下，延續李登輝的日本路線，以加強對日關係為外交施政的重點，政府先是在總統府內設立了一個由陳水扁總統擔任召集人的「對日工作小組」，統合政府各部會的對日外交工作，另外，在民進黨內也成立由當時的黨銷，而日本綜合商社便占了 50%，臺灣本地著名的百貨公司、便利商店、超級市場，多與日系百貨商社合資、合營，並紛紛引進日本式的流通手法，成為龐大的銷售體系；最後臺灣依賴日本技術，成了日本的加工廠，日本不但控制對臺技術零件的出口，也掌握臺灣企業的經營權。請見〈台日貿易統計資料〉，《中華民國貿易局網站》，<http://cus93.trade.gov.tw/fsci/>（2005 年 5 月 3 日進入）。外務省，《外交青書》（平成 16 年版）（東京：外務省，2004 年），頁 3-4。劉冠效，〈從李前總統訪日看日本外交決策過程〉，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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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長廷擔任會長的「台日友好協會」，把加強對日工作確定為政府對外戰略的重點。16 在政府的努力之下，我國與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國會議員之間的交流成效特別顯著，讓臺日關係走向所謂的「世代交替」，由於 1990 年之後，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迅速崛起，日本政壇新老交替明顯加快，跟老一輩日本政治家相比，這些人更強調臺灣海峽穩定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認為《美日安保條約》指針有關「周邊事態」的適用範圍理所當然要包括臺灣，甚至主張日本應該進一步提升與臺灣的「實質關係」，讓臺日雙方成為「台日民主自由價值同盟」，這些主張與我國對日工作的期望不謀而合，成為臺日聯繫的主要紐帶。17 總而言之，1996 年之後臺日關係出現以下兩項轉變：首先是雙方政治接觸層次高，次數也大幅增加，根據統計，僅僅在 2003 年 7-9 月之間，日本已經先後有五梯次的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臺灣，總人數超過 50 位，這些來臺訪問的議員不只包括原有「日華懇談會」的成員，也包括前自民黨幹事長加藤紘一那樣被視為對中共友好的議員；在資歷方面，有老牌的資深議員，例如已經過世的山中貞則，也有如小林興起那樣的新生代的國會議員；另外在這些訪問議員當中，前政府高層官員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前農林相中川昭一、前外務省副大臣衛藤征四郎及一位前駐華大使；在黨派屬性上，除了日本共產黨、社民現在日本對臺灣交流的主要組織，在經濟界有「東亞經濟人會議」（理事長為堀越禎三）、「台資會」（會長為大竹平八郎），在科學技術界有「東亞科學技術協力協會」（理事長為前田正男），文化界有「日華文化協會」（會長為宇野精一）、「福岡日華文化協會」（理事長為秦三郎），還有「亞東親善協會」（會長為原文兵衛）、「日華觀光交流協會」（會長為有田喜一）等等。作者整理自〈院內資訊〉，《中華民國立法院網站》，<http://www.ly.gov. tw/ly/02_information/>（2006 年 7 月 2 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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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其他的主要政黨均有人參加，尤其是以自民黨、民主黨兩大黨的成員最多。18 接下來是臺日之間聯繫管道更趨制度化、組織化與系統化。在日本面臨政壇世代交替的情況之下，臺灣必須積極與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交往，以建立和維持臺日之間的聯繫管道，於是在我國政府的推動下，民主黨年輕議員成立「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之後日本自民黨 45 名新生代議員也成立了「日台議員聯盟」。在臺灣方面，立法院的各黨派立法委員也紛紛成立對日友好組織，例如由前國民黨立法委員，現任駐日副代表陳鴻基所組織的「21 世紀委員會」、民進黨立委唐碧娥、林重謨與日本東京都議員小磯明、小此目八郎所組成的「台日國會議員友好聯盟」。在民間企業方面，例如台泥前董事長辜振甫所組織「台日交流聯誼會」，其於 2001 年 12 月在臺北舉辦的聯誼會當中，成功邀請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會長今井敬赴臺演講，並與臺灣企業家座談。這些遍布政界及企業界的各項組織主要目的在縱貫銜接各世代，並橫跨外交、經濟、文化各領域，將所有的臺日相關人員聚集起來。19

肆、解構臺日關係的變與不變

從以上分析我們知道臺日關係從 1996 年之後不論在高層互訪、企業合作及民間互訪的確有越來越密切的走向，但是仔細一看，我們發現臺日關係在交流上仍然有其侷限性，以下茲將其區分成：臺日官方雖然往來頻繁，但是人員往返卻以國會議員占大多數；第二是臺日企莊文一，〈從孤雛到夥伴：台灣在後冷戰中日台三邊關係中的角色提升〉，《日本綜合研究所》，2005 年 2 月 21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 tw/politics-81.asp>（2005 年 5 月 2 日進入）。李中邦，〈台日關係 VS.中日外交，究竟誰是贏家？〉，《日本綜合研究所》，2003 年 1 月 27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pecial-06. asp>（2005 年 5 月 2 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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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合作層次雖然逐步提高，但是合作範圍卻侷限在中國市場；最後是臺日民間關係雖然越來越密切，但是卻囿限於觀光議題等三種現象來解析。

一、臺日官方往來頻繁，但互訪人員卻以國會議員占大多數

從 1996 年之後，在國際局勢與國內政經情勢的轉變之下，日本與臺灣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臺灣與日本之間的互動讓臺海問題與美日同盟綁在一起，增加中國在反獨時的顧忌；在另一方面，臺灣也希望加強與日本之間的經貿往來，推動臺日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但是臺灣最終是希望能與日本提升官方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日本政府對於官員訪臺仍然限定在課長層級，而且日本現任官員的訪臺人數也相當有限。20 但是從 1996 年之後日本與臺灣之間官方的互動關係，我們發現日本官員訪問臺灣的比例相當少，而絕大部分多是國會議員，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美日安保周邊有事的立法，目前日本國會中有一些議員正加緊推動完成所謂「周邊有事」的法律，將臺海問題明確地列入日本劃定的周邊地區；其次，所謂歷史情結，我國政府在 1945 年之後對日本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讓日本避免被列強瓜分的命運，以致於一些日本年紀比較大的自民黨國會議員對臺灣懷有歷史情結，而這些議員在退休之後將其選區由其子女繼承，而這些年輕議員也都對臺灣抱有相當的好感。在以上這兩種因素下，使得日本國會議員願意積極推動臺日關係21_{（請見表 1）。} 天兒慧，〈日本台灣問題轉換期日台關係〉，《國際問題》，第 488 期，2000 年 2 月，頁 49-55。作者整理自〈院內資訊〉，《中華民國立法院網站》，<http://www.ly.gov. tw/ly/02_information/>（2006 年 7 月 2 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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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日企業合作層次逐步提高，但合作範圍卻侷限在中國

市場

在過去日臺經濟合作的分工體系之下，日商與臺商是處於一個不對等的地位，日本掌握關鍵技術與通路，臺灣廠商只負責接單代工。但是，在日本國內歷經 14 年的經濟不景氣，以及日本廠商在前進中國市場挫敗之後，臺日企業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市場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與潮流，這種合作關係不但從過去傳統產業的食品業、汽車業擴大至高科技的半導體及光電產業。同時，臺日之間的合作關係也從過去單純的上下游技術轉移轉變成為商業策略的合作夥伴。22 由於中國當地獨特的勞工特性、顧客習慣、零件及原料採購、品質管理等種種問題，臺商在這方面相當了解當地的運作方式，也熟悉中國勞工的特性與文化，如再加上日本的研發與嚴格控管，臺日之間的合作將能有效促進雙方在中國的投資與經營。不過，瑞穗總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伊藤信悟卻表示，日商投資中國的風險太高，非常希望以臺灣為進軍中國的前哨、與臺商合作到中國投資，並且在臺灣培訓到中國經營的員工。23_{但是，在臺灣最關心的自由貿易協定議題上，日} 本政府則抱持著比較保留的態度，原因便在於臺灣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而且臺灣輸日的產品大多以農產品為主，假若臺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將不利於日本國內農業的發展，這也是日本政府將臺日合作侷限在對中國市場議題上，而遲遲不願簽訂臺日自由貿易協定的最主要原因。24 王文娟，〈日本企業在東亞設立研究中心動向〉，《經濟前瞻》，第 9 期， 2005 年 1 月，頁 86-98。于國欽，〈日商切入亞太可以台灣為門戶〉，《工商時報》，2004 年 7 月 2 日，版 2。楊佩玲，〈台日攜手模式未來仍有考驗〉，《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4 日，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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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日民間關係越來越密切，但卻囿限於觀光議題

臺灣與日本之間的交流頻繁，2004 年臺灣赴日旅遊人數就達 75 萬人次，僅次於南韓的 90 萬人次，而占來日本外國旅客的第二位，而且每年臺灣觀光客在日本消費 1,600 億日圓以上，臺日雙邊貿易額也高達 445 億美元，日本對臺灣則享有 207 億美元的順差，同時日本是臺灣最大貿易國，而臺灣也是日本的第四大貿易夥伴，因此在日本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的情況之下，臺灣觀光客對日本的經濟是有一定提升的作用。25 舉例來說，儘管在中國政府的抗議之下，日本仍決定於 2005 年 9 月 26 日起給予臺灣觀光客赴日永久免簽證，為要達到這項免簽證目標，日本內部需經兩階段的修法程序，一是日本政府計畫在 2005 年 1 月開始的通常國會中，先以議員特別立法的方式，讓臺灣旅客於愛知博覽會期間免簽證赴日；四月起再向日本國會提出〈出入國管理法修正案〉，將此法第六條規定免簽證的限定對象從原本的「國家」再加上「地區」，如此臺灣旅客在愛知博覽會以後，仍可繼續享受免簽證待遇。26_{因此，臺灣觀光客每年在日本消費高達 1,600 億日圓的情況} 下，對日本國內經濟是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對於臺灣最關心的臺日自由貿易協定，在顧及中國的因素下，日本政府仍然持保留的態度。〈台灣觀光客統計資料〉，《中華民國貿易局網站》，<http://cus93.trade. gov.tw/fsci/>（2005 年 5 月 3 日進入）。蘇軍瑋，〈論日本的台灣定位〉，《日本綜合研究所》，2004 年 12 月 13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point-44.asp>（2005 年 5 月 2 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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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2006 年 5 月日本政治人物訪臺 2003 年 8 月 8 日日本沖繩經濟同友會委員長大濱一郎等一行五人 2003 年 10 月 9 日日本交流協會理事長高橋雅二等一行四人 2003 年 10 月 9 日參議員江本孟紀、大江康弘等國慶祝賀團一行六人 2003 年 11 月 3 日日本學者渡邊昭夫教授等一行五人 2003 年 11 月 13 日福岡市山崎市長率同相關主管人員等一行 12 人 2003 年 11 月 26 日 _六人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平沼赳夫眾議員偕同加藤紀文參議員等一行 2003 年 12 月 29 日民主黨眾議員近藤昭一等一行二人 2004 年 1 月 14 日宮崎縣知事安藤忠恕率領宮崎縣臺灣經濟觀光交流訪問團一行 16 人 2004 年 2 月 20 日國會眾議員牧義夫、江岐洋一郎及前眾議員熊谷弘、金子善次郎等一行 12 人 2004 年 6 月 18 日自民黨眾議員渡邊博道等一行四人 2004 年 6 月 24 日神奈川縣日華親善協會會長酒井麻雄等一行 22 人 2004 年 8 月 10 日民主黨國會議員訪臺團前原誠司眾議員等一行 10 人 2004 年 8 月 25 日自民黨青年部、青年局幹部訪華團金子恭之眾議員等一行 90 人 2004 年 9 月 10 日民主黨鈴木克昌眾議員等一行四人 2004 年 10 月 1 日公明黨副代表草川昭三參議員等一行六人 2004 年 10 月 9 日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平沼赳夫眾議員等一行 17 人 2004 年 10 月 11 日民主黨眾議員吉田治、和田隆志、松本大輔、楠田大藏 2004 年 10 月 25 日自民黨眾議員龜井進興 2005 年 3 月 29 日橫濱市長中田宏訪臺 2005 年 4 月 25 日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所長內田勝久 2005 年 4 月 29 日自民黨眾議員田中和德及民主黨議員中井洽 2005 年 5 月 25 日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所長池田維 2005 年 7 月 7 日日本親善協會全國聯合會 2005 年 8 月 18 日參議員小野清子 2005 年 11 月 10 日日本東京防災社長赤津行男 2006 年 2 月 9 日日本廣島縣日華友好議員聯盟訪問團 2006 年 3 月 20 日民主黨前代表岡田克也一行 2006 年 3 月 23 日日本岩崎產業社長岩崎芳太郎 2006 年 4 月 17 日日本大傳研究所理事長阿部穆及事務局長重田信次 2006 年 5 月 2 日鶴保庸介參議員及夫人野田聖子眾議員一行 2006 年 5 月 4 日眾議員二田孝治等一行六人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院內資訊〉，《中華民國立法院網站》，<http://www.ly.gov.tw/ly/02_ information/>（2006 年 7 月 2 日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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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濟為何無法突破政治的藩籬呢？

在分析臺日關係的互動性與侷限性之後，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臺日之間在經濟這麼密切的交流之下，為何仍然無法突破政治的藩籬呢？本節將結合第二節理論探討當中國家利益的概念，來分析臺日關係的促進往來的因素與制約的因素。

一、促成臺日關係轉變的因素

首先是促成臺日關係轉變的因素，這包括日本的企業利益及日本的經濟利益，日本的企業利益在中國市場的受挫，讓其尋求與文化、語言都比較相近的臺灣企業合作，共同進軍中國市場，這讓臺灣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合作越來越密切；其次是日本從 1990 年以來長達 15 年的經濟低迷，而臺灣近年來赴日觀光人數的急遽增加，其強大的消費能力對日本的觀光業具有相當大的振興作用，這是讓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民間互動越來越密切的主要原因。以下便分別針對這兩個面向來加以分析。日本的企業利益在 1980 年代中國開放改革初期，日本對中國投資的件數只有數十件，日本正式對中國投資是在 1990 年之後，在中國加速開放政策的 1993-1994 年期間，日本投資中國的風潮達到最高峰，例如在 1993 年有 3,488 件，1994 年則有 3,018 件，汽車及 IT 相關產業的投資，以及與這些產業相關的零件工廠也隨之加速進入中國市場，再加上 WTO 開放服務業，使得日本對中國服務業的投資也呈現增加的趨勢，但 1999 年之後在日本企業獲利不如預期的情況下，對中國投資件數開始下降，27_{根據日本財務省所作的調查，1995 年日商在服務業方面對中國} 的投資件數有 770 件，為歷年來最高的一年，但是到了 1996 年基本件張博欣，〈台日產業在中國大陸等地三地合作之現況〉，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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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就減了一半（只剩 365 件），到了 2000 年只剩 100 件左右，2001 年以後基本件數雖然回復到 200 件，但是已經不復過去的盛況了。28 2000 年以來，日本國內產業逐漸復甦，生產成本也逐漸下降，於是日本政府打出「回歸日本」的口號，希望企業能將製造基地移回日本，同時借重臺商在中國靈活的經營經驗，共同拓展中國市場，日本政府的構想是希望以中小企業為主，作為促進臺商與日商攜手在中國拓展市場的主軸，雙方的合作層面包括銷售、承包生產、代工生產、技術提升、研發、併購等方式，除了民間以外，官方單位例如日本交流協會、亞東關係協會同樣有臺日關鍵技術小組，在進行雙方交流的工作，29_{日本政府的構想與臺灣想法不謀而合，例如臺灣和日本官方輪} 流主辦的「台、日鋼鐵對話會議」，2001 年在 8 月 29 日於日本東京舉行，雙方除將就鋼鐵貿易廣泛交換意見外，臺灣趁此機會了解日本與中國洽談鋼品反傾銷及設限的情形，以便作為未來臺灣與中國談判的參考。30 日本的經濟利益日本經歷了 1990 年代長期的經濟蕭條期，目前正在逐漸走向復甦的道路，但是日本在資金、人才和技術等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方面並沒有喪失優勢，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位經濟大國的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日本擁有個人金融資產高達 1,400 兆日元，外匯存底也有 8,500 多億美元，日本擁有從應用技術到尖端技術各種層次的先進技術，在世界上仍遙遙領先，但是日本經濟衰退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國內消費江逸之、高聖凱，〈台日新同盟時代來臨〉，《遠見雜誌》，第 213 期， 2004 年 3 月，頁 1-25。何佩儒，〈台日資訊企業攜手進軍大陸〉，《經濟日報》，2004 年 3 月 24 日，版 6。林憲祥，〈台日鋼鐵對話會議 29 日東京登場〉，《工商時報》，2002 年 8 月 27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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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不足，31_{日本經濟早已經進入已開發國家的階段，個人消費和公} 共需求都開始進入停滯狀態，在未開發出足以引起消費革命的人氣商品的情況下，擴大個人消費的可能性極小。另外越來越普遍的少子化、老齡化又進一步阻礙個人消費的擴大，這也讓日本政府透過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的效能越來越小。因此，如何擴大對外出口來維持經濟復甦的動力便成為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當務之急。32 接下來，日本面對中國經濟的強力挑戰，在全球經濟普遍出現復甦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仍然是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在 2004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 9.1%的高增長率，多年來一直保持高增長率的中國經濟也為其他國家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中國進口貿易上升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標誌，這也可以看成是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之一，中國的出口貿易大量增加使得一些國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因此這些國家普遍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和競爭。33 以日本為例，看到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及日本生產基地相繼向海外轉移等動向，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將進一步空洞化的危機感，進而出現了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論調，他們抱持的理由是日本生產基地相繼向中國轉移（產業空洞化）導致了進口的急劇增加，從而進一步導致了貿易順差的急劇減少。這些因素讓日本政府看重臺灣觀光客強大的消費能力，以全面免簽證的方式來強化臺日之間民間的交流，促進日本國內消費市場的活絡來刺激經濟的成長。34 橋本壽郎，《日本經濟論：二十世紀日本經濟》（東京：書房，1999 年），頁 12-14。金子貞吉，《戰後日本經濟總檢》（東京：學文社，2000 年），頁 310-312。台灣經濟研究院編，《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4 年 7 月）》（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4 年），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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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約臺日之間互動關係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制約臺灣與日本之間互動關係的主要因素，換句話說，也就是為何臺日關係無法從經濟合作擴大到政治交流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基於現實外交利益的考量，也就是日本現在政策目標是要追求與其經濟地位相互匹配的政治地位，以及維持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關係，因此其並不想因為臺日互動關係而去影響到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甚至去改變整個東亞權力平衡關係；另一方面，是日本國內政壇歷經世代交替之後所產生的新保守主義思潮，這些新生代政治家講求的務實與利益的概念，而與提高與臺灣之間的官方交流，並無助於日本在東亞的政經利益，甚至會增添日本追求正常國家的阻礙。以下便針對這兩個面向加以分析。日本的現實外交利益從過去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便依附在美國的東亞政策之下，因此不論在安全保障政策或是反恐政策，日本都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之下，日本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便是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改變國內的防衛政策，讓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而美國東亞政策最主要的目標便是維持東亞區域的穩定與權力平衡，日本在追求正常國家的道路當中仍然是不敢偏離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改變東亞權力平衡的現狀。在日本對臺灣的政策方面，1996 年之後美日安保條約雖然將周邊事態包含了臺灣海峽，但是日本官方的態度卻是相當地低調，深怕影響到東亞區域權力關係的轉變，而日本政府也在現實外交考量之下，刻意將臺日關係維持在非官方二軌的互動交流，以避免影響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互動關係。35

Shingo Ito, The Surge of Japanese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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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在 2000 年之後美國反恐政策下，日本在防衛政策也作了許多改變來加以因應這些危機，例如在 2002 年 5 月，日本國會通過《防衛廳組織法》及〈自衛隊法修正案〉，改變過去專守防衛的軍事體制，讓日本自衛隊在未來面對軍事入侵的時候，能夠利用外國基地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緊接著在 2003 年 6 月 6 日，日本國會通過「有事三法關連法律案」，所謂「有事三法」其中包括〈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及〈自衛隊法修正案〉，這三項法案的通過意味著未來在緊急事態之下，日本首相將可以不用經過外相及防衛廳長官所組成的安全保障會議及內閣會議，直接調動自衛隊出兵的權力，這項擴大首相權限、增加對國民限制與懲罰條款，成為日本「有事法制」立法最重要特性。36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務實作風日本自 1955 年以來，國內政壇存在著三種政治勢力，第一種是以自民黨為主體的親美右派保守勢力，第二種是以社會黨為主體的反戰左派勢力，第三種是寄居自民黨及無黨籍的極右派軍國主義，在美國政府的刻意支持下，日本政壇一直是以右派保守勢力為主流，同時也維繫著自民黨在戰後的長久執政，日本也一直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盟友。但是冷戰結束之後，日本國內開始出現另外一種聲音，他們認為日本地處在東亞，應該要積極參與東亞事務，同時日本也要跳脫過去歷史的包袱，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便是日本的新保守主義。37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3-104。

Reinhard Drifte, Japan’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since 1989:

From Balancing to Bandwagoning, pp. 16-18.

吳寄南，《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年），頁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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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初期，小澤一郎率領大批議員出走另組新黨，形成日本政黨的戰國時代，這不但造成自民黨的垮臺，同時也給予新保守主義發揚的空間。當時日本新興政黨紛紛成立，許多無從政經驗的新人也在這個時候進入政壇，這些二次戰後出生的年輕人，既沒有日本極右派的軍國主義色彩，也沒有自民黨保守的親美思想，也沒有社會黨左派的反戰思想，他們一切以日本的國家利益為導向，以務實的作風來處理日本的外交政策，這種新保守主義投射在外交政策上便是喊出日本應該要成為正常國家，日本應該要在國際上取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等的政治地位，這也是 1996 年之後日本逐漸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並關注周邊國家的軍事動向，同時也逐漸轉變其防衛政策的最主要原因。日本新保守勢力的崛起使得日中臺三邊關係發生變化，其以更務實的態度來看待兩岸關係，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有別於過去親中、親臺的壁壘分明，而以更務實的態度來正視臺灣的問題，同時在兩岸關係上也會採取比較平衡的政策38_{（請見圖 3）。} 因此，日本在臺日關係上完全是基於日本國家利益的基本考量，企業利益與經濟利益等因素，讓日本在日中臺三邊關係上逐漸傾向臺灣，但在另一方面，現實外交利益與新保守主義因素的制約力量又將日本拉回日中臺關係的平衡點，這也就是現今臺日關係出現這三種矛盾現象的主要原因。另外，在日本眼中的臺日關係，政治議題藩籬的重要性是遠大於經濟上的互動與交流，這也是臺日關係中經濟無法超越政治藩籬的最重要原因。蔡增家，〈選後日本新保守勢力的合流〉，《中國時報》，2005 年 9 月 6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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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國家利益與臺日關係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陸、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近幾年以來在中國崛起的因素之下，臺日之間的關係雖然越來越密切，但實質關係卻遲遲無法提升，也就是官方往來密切但卻以國會議員占多數、臺日企業合作雖然逐步提高但卻以中國市場為限、臺日民間往來雖然密切但卻限於觀光，我國政府亟欲提升的官員層級是超越課長、企業界最企盼的是臺日自由貿易區。然而，日本政府在現階段都無法達成，只願意開放臺灣旅客赴日全面免簽證，日本政府是基於其國家利益的考量，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之下，日本政府必須要與臺灣進行緊密的互動，但在現實政治利益的制約下，日本又必須要與臺灣維持現狀的非官方關係，而在日本政府現階段的考量下，國內利益是凌駕於國際利益的。日本政府的國家利益基本考量有以下三點：首先，利用臺灣問題制衡中國。在中國崛起的情勢之下，東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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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同時出現日本與中國兩大霸權，而日本必須拉攏臺灣來影響中國對日政策，但是卻又不能影響到日本的底線—不與中國交惡。因此，就形成在臺日關係上，只要是會影響到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都被日本政府視為禁忌。第二，利用臺灣企業優勢進軍中國市場。中國畢竟是全球目前最活絡的市場，日本經濟若要從谷底翻身一定要以中國市場為跳板，但現階段在中國排日浪潮下，日本政府必須與臺灣企業合作進軍中國市場，至於簽訂臺日自由貿易區將會讓臺灣產品大量進入日本國內，同時臺灣的關稅已經很低了，臺日自由貿易區就沒有其急迫性。因此，將臺日企業合作規模侷限在中國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第三，利用臺灣觀光客來振興國內經濟。臺灣與日本人民之間的互動往來相當頻繁，但卻是處於不平等的待遇下，臺灣對日本觀光客入境免簽證，而臺灣觀光客入境日本卻需要簽證，此次日本政府趁著愛知博覽會的機會下嘗試對臺灣觀光客免簽證，希望能夠透過外來消費以刺激國內經濟，同時也在檢視中國政府的容忍底線，之後再全面開放對臺灣觀光客免簽證。也就是基於以上這三種考量，讓臺日關係之間無法從低層次的經濟議題提升至高層次的政治議題，也就是經濟利益的驅使加上現實政治利益的制約，讓日本政府的政策擺盪在兩岸之間。（收件：2005 年 5 月 24 日，修正：2006 年 7 月 3 日，採用：2006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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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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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conomic Interchange Break the Political

Hedge? The Transi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fter 2000

Zheng-jia Tsa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1996, it appeared three kinds of phenomena existed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Official visits were frequent but mainly for Congressmen. Business corporations were increased but limited only to deal with Chinese market. And popular exchange visits were intensive but confined only in tourism issues. Why the economic interflow could not escalate it to more political level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his paper presented argument primarily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s to Japan. The fundamental benefits of nation and business attract Japan toward Taiwan in the triangle relationships among Japan-China-Taiwan. However, the diplomatic benefit and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pull it backward to the balance point.

Keywords: Balance of Power, Regional Hegemony, Function Theory, Japa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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