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
On liberty
By John Stuart Mill 郭志嵩翻譯 臉譜出版社 導讀： 十九世紀的英國，一方面正處於新興中產階段要求分享貴族士紳壟斷的政治 權力，以締造更為成熟的民主；另一方面，勞工階級興起，在一八四八年歐洲大 革命的風潮下，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普遍覺醒，使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工業革命之 後，政治及社會經濟方面，亦正處於革命性的變動之中。 彌爾生於一八○六年，逝於一八七三年。縱觀其一生，正好經歷英國及歐洲 在中產階段與無產階級興起後所面臨的變局。彌爾是英國功利主義健將詹姆士‧ 彌爾(James Mill, 1773-1836)的長子，自幼在父親有意栽培其成為功利主義的傳人 的情形下，接受父親嚴格的教育。自十七歲起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東印度公司 服務，直到五十二歲退休為止。這份工作使彌爾在生活上無後顧之憂，得以專注 於思想的探索與寫作。 彌爾論自由，首先強調它所要討論的自由問題，並不是哲學上爭辯不休的「意 志自由」（liberty of the will）問題，而是指「公民或社會自由」(civil or social liberty )，意指的是「社會能夠對個人合法行使的權利之性質與界限。」（Mill, 1910:65）哲學上的意志自由問題，著重於意志自由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近 代以來，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人類不斷探索出物理世界的因果法則，乃進而追 究心靈世界是否亦同樣受因果法則之支配。如果心靈亦受因果法則支配，則人類 行為皆屬事出有因，都是必然的。 彌爾標明他要討論的自由主題，是社會能夠對個人合法行使的權利之性質與 界限，亦即著重於釐清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權範圍。所以嚴復在進行翻譯的 時候，將「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是有其道理的。
他認為自由可以分為三個要素或表現形式： 第一：思想的自由，包括表達意見的自由，即所謂的「言論自由」。 第二：行動的自由，即使是「不道德的」事，只要不傷害他人都可以去做。 第三：集會結社的自由。 而這三種自由缺一不可，任缺其一，則不成真自由。 彌爾的自由思想，基本上固然承襲洛克以來珍視個人自由、維護個人自由的 傳統。不過，在對妨礙個人自由之實現的來源認定上，卻頗異其趣。洛克根據「社 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理論，認為政府成立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民生命、 自由與財產等自然權利。因此，洛克注目於防範來自於政府對個人的自由侵犯。 然而到了彌爾的時代，民主政治漸趨成熟，這種情況，使得彌爾思考自由問題的 焦點，轉移至民主社會中對自由可能的威脅。彌爾沿循托克維爾對民主社會中「多 數專制」情形的觀察，認為這種透過公共權威當局行動來運作的多數專制，固然 與其他專制一樣令人畏懼。然而如果吾人進一步加以省思，還會發現當社會本身 成為專制的暴君時，它所執行的社會專制比諸來自權威當局的政治專制更為可 怕。雖然社會專制並不以嚴厲的刑罰為後盾，然而卻很少有逃避的餘地，並且深 入生活的細節，乃至於奴隸人的心靈。因次彌爾認為僅防止政治專制是不夠的， 個人自由的真正實現，還有賴於防止社會輿論習俗的可能侵犯。 彌爾的《論自由》影響近代政治思想極為深遠。在民主政治逐漸為多數人所 接受時，彌爾將可能妨礙個人自由的因素，從政府轉向社會。關注社會輿論可能 妨礙個人自由，所以強調對個性的尊重，與個人的言論自由。使得自由的概念從 古典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轉向新自由主義的積極自由，彌爾的《論自由》功不可 沒。 歷經「民主化」、「自由化」的洗禮，大概沒有人會否認現今的台灣社會是一 個「自由」社會，但若是進一步觀察台灣媒體被政經勢力染指的情形，以及社會 對個性與隱私的尊重程度，我們會發現，彌爾的《論自由》仍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衣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