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速度的廢墟中挺進：電子媒介新聞的唯物批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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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速度的廢墟中挺進：

電子媒介新聞的唯物批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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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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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05 年 2 月 16 日；通過日期：2005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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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唯物批判的路徑，檢視當前電子媒介新聞產製生態的結構性限制。本文主張，對於速度的極致追求，是造成當前電子媒體新聞產製嚴重脫離其社會服務本務的主要原因。速度所造成的產製場域的封閉性，不但使得新聞無法再現社會現實，更造成電子媒介的資訊成為製造社會空間象徵性暴力的主要作手。因此，凸顯新聞與社會關係的問題，應由細究電視的傳輸技術、產業競爭機制以及電視視覺特性的交互作用所共構的場域入手，彰顯這些物質條件如何窄化新聞增進社會互動的角色。關鍵詞：速度、唯物批判、場域、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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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自由新聞的不自由

從 1991 年的波灣戰爭，到 2004 年台灣的總統選舉，電視新聞的社會角色屢屢在不同的地理空間，或因不同的事件引發非議（Thussu, 2003; Bennett, 2001；林照真，2004a, 2004b）。新聞專業頻道的所謂「24∕7」新聞（每天 24 小時，每週七天的新聞報導），以人道主義之名大量製造皮相的衝突；或者以預設好的立場及腳本去圈套報導的事件；又或夾評帶議，塑造一個掩飾新聞機構利害關係的「道德標準」。電視新聞的偽善與對私領域毫不留情的侵犯，已使其在社會認知中成為一種「公害」。新聞成為公害，對應之道自然是媒介監督力量的崛起。談制約公害，媒介監督的做法常是要求業者「自律」。意謂現有的新聞採訪弊病是個別媒介機構經營或管理上的問題，或者是個別從業者認知的問題。但自律的訴求常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個別新聞機構成為被制裁的目標，並不表示其被宣讀的罪狀其餘機構不會或不曾犯。但對個別機構的施壓，卻往往成為其他同業競爭者藉以自抬身價，美化自身符合「道德標準」的藉口。結果是監督的行動被消解為一個電視新聞報導架構下的「個別事件」，要求自律的策略本身成為一則可被炒作的新聞事件，短暫的在媒介裡喧鬧過一陣子後，無疾而終。電視新聞的問題除了是報導專業的問題，或是個別經營機構的問題，也是「媒介」的問題。媒介機構間集體且內在的牽制力量，往往不易在制裁的論述中被彰顯。以 2004 年台灣的總統大選報導開票過程的灌票事件為例，集體牽制的力量使得幾乎所有新聞台都灌票，但只有灌得最離譜的成為代罪羔羊。林照真（2004a）在開票當天對各家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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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開票過程的監看分析就發現，當日的灌票行徑是集體行動，且經過各家電視台詳盡的事前擘畫，包括事先將預想的票數增加過程以電腦程式進行類比，以及在開票時由電視台新聞主管同時監看好幾家不同的新聞頻道，以友台票數的增加作為隨意增加票數的依據。這其中，既有的選舉常識、電腦程式科技以及電視新聞同業間對於各自開票數字的解讀，都是這場灌票戲碼不可缺的因素。如果再加上個別電視台衡量符合自身經濟利益後決定的政治立場，則這一次開票過程的報導，徹頭至尾都是計畫性的組織內與組織間行為。新聞自由常被詮釋為不受政府干預、不遷就社會少數人意見的報導自由。這種自由保障了新聞機構或個人在新聞產製過程中不受外力干涉，但如果考量上述媒介的問題，則自由的新聞媒介還必須包括突破同業間相互牽制的自由。以後者觀之，則奉行自由主義市場邏輯的新聞媒介機構們，其實都深陷自由的牢籠中。本文以自由的媒介不自由為開端，在以下的討論試圖指陳一個認知。這個認知是電子媒介的思維如何主導新聞產製的意識，而這個「媒介的思維」又如何進一步的取代社會思維，成為個別新聞報導內容建構的參考點。新聞記者採訪與報導事件，以最貼近事件本體的特定敘事方式顯現，是新聞倫理一向奉行的價值。但新聞被電子媒介化後，一些媒介特有的技術條件，加上產業間的競爭慣習，卻是一開始便與這個倫理背道而馳。對於個別媒介內容沒有忠於客觀公正報導所造成的「亂象」，我們習於用一把寫實主義的尺，去衡量不同媒介的諸種表現。因此當我們可以用一套素樸且精準的標準，去逐字檢視報紙的文字與照片陳述是否貼近被報導的議題或事件，或有無立場偏頗，我們卻也以同樣的標準去衡量個別電視內容的表現，因此忽略這兩種媒介本質上的差異。以資訊供應的時間差而言，當報紙還是以「天」為單位來定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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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以及供應訊息，有線電視新聞頻道的資訊卻已做到了與時間競速、甚且同步的地步。當訊息的處理被壓縮為以「秒」的單位來計算時，以電視媒介特有的思維來省視特定的新聞產出結果，就不難瞭解為何「亂象」在商業電視的制度下，已成了「常態」。這樣的指陳並非幫電視除罪，而是在強調思考電視新聞與社會的關係時，有比要求個別電視新聞從業者更迫切的問題。以電視新聞而言，亂象的表徵自然是個別新聞報導，但亂象的源頭則涵蓋一些新聞產製與傳輸過程的物質條件。這些條件，如本文以下的討論所示，包括新聞產製的序列性原則以及對於資訊傳輸速度的極致追求、媒介產業因競爭慣習而產生的資訊產製過程的封閉性，以及因媒介科技的進展而導致的傳播∕溝通行動的勞役化。這些物質條件環環相扣，使得我們可以把電視的問題，設想為因電視制度化的技術條件與商業行徑所型構的「社會場域」或「社會系統」問題。這使得我們在探討電視新聞的社會價值時，必須把電視新聞的這些物質條件以「環境生態」的角度去詮釋。本文的討論則希望藉由相關文獻的整理，凸顯電視新聞生產場域的生態，並指陳為何由電視新聞裡所體驗的「媒介亂象」，不能簡單地化約為新聞產製機構缺乏自律的問題。因為場域裡已成慣習的資訊操作行為，是以這些物質條件作為「前提」，因這些物質條件而生的。針對這些資訊操作行為的弊病欲提出解決之道，便不能不先瞭解這些條件：諸如傳輸技術、產業競爭機制以及科技特性之間的交互作用。既已指陳電視新聞的物質條件的重要性，以下先就批判這些物質條件的路徑，做一方法論上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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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流動」的唯物批判路徑

本文採用唯物論作為批判電視新聞的路徑。唯物論在歐洲的思想史中已有相當長的理論傳統，是一種強調由感知經驗（sense experience）出發看待真理的人本思維（human-centered doctrine），故唯物論視真理為官能的（sensual）與可意識的（sensible）產物（Stamps, 1995: 16-18）。唯物史觀主張人的生存意識與生活環境之間存在著特定的文化型態，藉由此文化形態的中介（mediation），人的生活產生意義，特定的社會或宰制關係也才得以形成。因此唯物論處理的問題，是人的意識與環境間的相對關係，以及環境對人的意識產生何種影響。唯物論因而帶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即藉由詮釋特定時空中，特定形式的物質在社會被使用的方式與流通的情形，或詮釋特定形構的物質現實被賦予的意涵，以闡明意識形成的過程。提到唯物論，自然不能不提到馬克思（Karl Marx）對商品的批判。馬克思關切資本主義社會中以商品的流通與價值創造為主導的文化型態。他主張商品由生產、流通到消費的過程，主導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人在商品流通經濟主導的社會中，失去了對於商品的主導權，造成社會的型態不是透過人的自主互動中形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態，成了透過有利於商品的生產與交換，以及因商品交換達成的資本累積與轉換而實踐的新社會型態（Appadurai, 1986; Lee, 1993; Marx, 1977）。2

循著馬克思「以物看社會」的批判路徑，我們可以導出一個分析理路，即藉由物的社會流通，體察與此流通有關的技術條件、組織型態、經濟關係以及個人或群體意識。這對於我們觀察電子媒介與社會的關係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像商品沒有流動就無法實踐其價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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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資訊也是必須靠在社會空間中流動產生其價值或意義。而資訊的流動比起商品的流動，更見其重要性。當商品停止流通的時候，它的命運是成為一個被擁有的物件（如一個花瓶或一件家具）或垃圾（如過期的牛奶）。但是沒有流動的訊息，卻是根本被抹殺掉作為資訊的可能性，猶如一封沒有寄出的情書，或者對著一個沒有觀眾的空屋演講一樣。電視台以越來越頻繁的收視率調查作為經營的信心指標，反應的正是相同的焦慮。既是如此，接下來的問題就是如何看待「資訊流動」這件事了。如果依循詮釋學的路徑，將資訊看成「文本」，注意到的自然是個別文本的意義實踐問題。好像我們關切電視新聞對於名人緋聞的炒作與渲染，批判的方式是拆解文本，分析個別報導中的字彙、影像或敘事模式，藉此彰顯其隱藏於文本中的意識型態偏差或所謂感官主義的傾向。這個取徑雖然重要，也有其論述價值，但對於目前沈痾甚深的資訊流動問題，似乎有隔靴搔癢之憾。畢竟由個別內容入手，可能碰到的是文本意涵無從詮釋或過度詮釋的窘境。比方說一則歹戲拖棚，在場記者早已辭窮但仍必須說個不停的 SNG 連線報導，指陳這則報導有何潛藏的意識型態意涵或美感，不如戳破這則新聞是受制於新聞台整體播報的時間流程，以及電視台間因競爭相互揣測的心態，而造成的盲目行徑來得貼切。因此，以唯物的批判路徑看待流動的資訊，關切的是種種構成資訊傳輸行動的條件脈絡。這與強調文本再現了什麼意涵或權力關係，已有方法上的區隔。探討電視新聞的物質意涵，首先必須強調新聞是在電視這個媒介「裡」發生。「媒介」在此可解釋為與電視相關的一整套生態體系，這套體系包含電視的技術層次、電視台的科層組織與專業意識、電視產業的經濟型態、個別節目文本的構成與串接、以及電視台對觀眾的收視期待等。在這個體系裡沒有任何因素能夠獨立運作。將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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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包含在媒介的概念下，是因為任何電視節目內容的傳輸，都必須以這些因素為前提。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都統稱為媒介的「物質性」（materiality），它同時結合了電視在文化層次以及社會層次上的表現。電視的物質性，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即是流動。英國文化研究學者威廉斯（ Raymond Williams, 1974 ∕ 馮建三譯， 1992 ）曾以「流程」（flow）概念，來解釋為何電視不能被拆解為個別類型的文本，即因他看出流動的傳輸條件對於電視節目文本建構的影響。本文不擬在電視流程的特性上多著墨，但希望藉由威氏的流程概念引出以下的討論。「流程」概念的背後有一個隱而不顯的題旨，那就是電視裡資訊傳輸的行動、速度或節奏，總是凌駕對個別內容「說了什麼」的考量（相關討論見唐士哲，2002）。這使得電視的傳播∕溝通（communication）顯得像是一種強迫性行為。如果有機的互動是本於初衷，有什麼說什麼，電視確有「一定要說個不停」的焦慮。這層焦慮反映在上述媒介體系下種種構成因素的施為裡，也造成了電視內容一些幾近匪夷所思的表現。當然，說個不停的特性並不是電視的專利。在電視之前的報紙、雜誌與廣播，即有按時且持續出刊或播音的壓力。然而電視的出現，等於是集這些媒介之大成。不論資訊提供的量、頻率與速度，電視是有過之而無不及。更重要的是，電視與這些媒介不同之處，是電視使得資訊傳輸的速度成為表現的主要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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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訊的序列性與速度

一、媒介資訊的序列性

媒介資訊的生產，在高度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同時也是一項高度「組織化」的行為。所謂「組織」，如電視台、報社、雜誌社、網站新聞台等，其運作原則就是序列化的生產（serialized production）。經營各種不同資訊通路的媒介組織，有不同程度的序列資訊提供頻率，由每個月、每星期、每天到無時無刻。因此媒介機構與消息來源間，恆常面臨滿足資訊供應短缺的經濟問題。這並不是在高度科技化與資訊化的今日才會有的現象。十七世紀英國的著名劇作家本強生（Ben Johnson）就直言無諱地道出，新聞的序列 化生產終究證明了這其中必有欺騙。在其戲劇【新聞的成分】（The Staple of News）（1625）裡，他透過劇中的角色揶揄道︰那些每周六定 時出現在市面上的新聞小冊（pamphlet）裡，沒有一言半句不是失真的（untruth）（見 Luhmann, 2000: 25, 131 之註解 2）。本強生的冷言嘲諷，我們或許可以理解是在後來所謂「精確報導」的倫理建立之前，新聞產業初興時期缺乏專業規範與自律的歷史現象。新聞學自十九世紀末後發展出強調編輯守門過程、來源查證與藉由民意調查數字顯示來增加記者報導內容的社會代表性等做法後，似乎繁複的控管機制都只是為了強化新聞報導的科學性，並從而建立具普世價值的客觀真實準則（Schudson, 1976∕何穎怡譯，1993；Thompson, 1995）。準則下容或技術性的失誤不斷，如消息來源造假、部份事實轉述的錯誤或民意調查的數字代表性不足，這些看在以「追求真實」為座右銘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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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機構眼裡，永遠只是報導常規外的特例，甚或將原因歸咎於新聞組織外，相關資訊提供者的誤導。換句話說，對於偶然發生的錯誤報導解釋，永遠強調其外部性與不可類推性（Luhmann, 2000）。然而比較電子媒介新聞與傳統印刷媒介新聞，我們不得不關注因科技傳輸特性而造成兩者的結構性行為差異。電子媒介新聞電傳行為（tele-action）的偏差，不能等同於個別新聞報導的技術失誤，而應被視為內於電視機構，因特定技術條件而恆常存在的慣習。當序列化資訊提供的間隔，由報紙的每天，縮短到無線電視各節新聞報導的每隔數小時，進而到有線電視新聞專業頻道的無時無刻，任何事物由發生到畫面呈現中間的時間差縮短到以毫秒計。這個差別除了使傳統新聞室來源查證的工作幾乎無法進行，更重要的是，它使得電視畫面裡的寫實特性取決於時間與速度。現場直播裡看到的事物，成了不證自明的寫實演出。

二、速度的寫實觀

電視將速度視覺化，並依此而證成了自身寫實的特性。法國學者 Paul Virilio（1995∕楊凱麟譯，2001）便由「速度」入手，探討電傳技術科學之可視與不可視。Virilio 有感於電視在進入衛星年代無遠弗屆的影響力，主張我們對於電視影像與社會的關係，應有相異於過往傳播媒介與社會關係的體認。在攝影出現之前，人類藉由特定視覺載體體認外在事物的存在，所依恃的是一套「現身的美學」（ aesthetics of appearance）。視覺影像的存留，取決於視覺媒介在空間上的保存。因此，我們可藉由石器、木雕與印刷版畫等媒介省視一個已經消逝的過去。而透過這些媒介在空間上的物質存在，現實世界的種種因此可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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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化。由是，對於現實的體驗與視覺媒介所存在的物質空間是相生相滅的。攝影的出現，使得人類的文明進入了一個「消失的美學」紀元（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首先，攝影的複製能力使得人類對於現實的體認不再被圈限於特定的空間裡，我們可以藉由照片的「證據」，體認另外一個時空裡存在的人事物。而攝影術之後的電影更使得現實成了攝影機裡捕捉的移動影像。由此，人類對於現實的體認，脫離具體空間裡的固定不變、且可觸及的形貌，成為視網膜上對於快速移動、不斷消失影像的殘存印象（Virilio, 1995∕楊凱麟譯，2001）。這種動態的、流動的影像所構築的現實觀，在影像進入電波傳輸的年代裡，更進一步地因瓦解了的物質空間以及絕對化的速度而被鞏固。藉由衛星或光纖線纜，外在現實的影像化被以電波或光的速度傳導，「此時此刻」成為通訊網路串連的無數電視或電腦螢幕共同的經驗。而網絡化的媒體空間，除了抹平地理空間差異，更藉由螢幕的顯像，將全球統合成傳播網路裡唯一的實況時間（the real time）。絕對的速度超越了時間與空間的差異，成為電子媒介裡主導現實感知的專制產物。如果速度在機械的年代裡曾經是克服空間距離的手段，一如我們以相對速度衡量由甲地到乙地採用不同的交通工具所需的時間。速度在電訊傳播的年代裡，已不是手段，而是環境（Virilio & Kitler, 2001）。

對 Virilio 而言，電子媒介對於極致速度的追求，已經成為一種權力。速度環境成為權力的支配形式， Virilio 稱之為「速度政權」（dromocratie）（見邱德亮，2001）。當速度成為主導的權力形式，我們就不難瞭解為何總統大選時電視台灌水的開票數字、捕風捉影的報導，以及不分事件輕重緩急的 SNG 現場連線報導，是電視「速度政權」支配下必然出現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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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lio 的速度政治學或許讀來抽象，但如果考量永遠處於競爭狀態下的新聞界，Virilio 所言「速度即是環境」顯得一語中的。當電視新聞求快、求速度，並以此證成機構的生存價值，速度造就的是一窩風的產業心態，因為求快的前提成了資訊篩選的原則，也獨斷地主導了產業中個別機構對於新聞價值的判準。長久下來，速度造成了一個封閉的資訊產製系統，系統裡成員間看似各自獨立、但實又相互監控。此時，「集體的建構」考量的不再是外於媒體機構的社會事件，而是競爭的關係激化下相互默認、但各行其是的快速資訊操作行為。因此，由速度出發，我們接下來看看它造就的是什麼樣的新聞產製場域。

肆、封閉系統與騷動環境

一、電視的禁錮效應

法蘭克福學派哲學家 Adorno（1960）在商業電視初興的 1950 年代初期，曾針對美國商業電視的節目型態，提出他認為一套屬於電視文化內涵的深層心理分析。Adorno 認為，電視奧妙之處在於它的內容總是持續製造一種皮相的衝突，且此衝突似乎也無任何嚴重的社會效應。甚且，觀者觀看之餘總能覺得自身處於安全地帶。電視企圖投合的，是觀眾所欲求的「如嬰兒般需要保護」（infantile protection）的安全感。這使得電視所反映的社會不是高度競爭的，而是一個封閉的社會，此社會使得無人能自況於其外。 Adorno（1960: 611）將這種電視的深層心理結構稱之為一種「反向的心理分析」（psychoanalysis in reverse）。心理分析中有一種口腔期的症狀，此症狀矛盾地結合了對抗性的攻擊傾向以及依從的特性。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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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嚴格管教不能犯錯的少女，她反抗父親所代表的權威的同時，也發展出對父親強烈的依賴感。心理分析企圖排解這種既叛逆又依從的矛盾情結，但電視卻逆向操作，刻意強化這種情結。 Adorno（1960）對電視的看法，等同將電視視為現代社會中強化宰制文化的集體性與商業旨趣的宣傳機器。電視一方面以其特定的技術條件，權充了真實世界中看似開放多元的圖像，而另一方面卻要求消費者將此「偽真實主義」（pseudo-realism）投射回其日常生活經驗中，以假性的人格化（spurious personalization）刻板地具象化生活世界的議題，並將生活經驗的複雜面簡化為螢幕上制式的形象呈現。Adorno 以整體的社會心理結構角度，觀察看似開放社會的表象下電視的禁錮效應。在缺乏電視閱聽眾的實證研究下，Adorno 對電視的批判或許坐實了往後學界對於文化工業論述過份「菁英主義」取向的批評，然而 Adorno 意圖彰顯的開放∕禁錮、反叛∕順從的辯證關係，卻可被延伸來觀察新聞產製過程中，商業競爭邏輯所造就的封閉系統如何與社會環境發展出同樣的矛盾情結。

二、由禁錮效應看電視新聞的象徵暴力

在近幾年來對於電視新聞的社會性批判中，Bourdieu（1996∕林志明譯，2002；1998∕孫智綺譯，2002）以機構的競爭場域入手，對於電視新聞的場域的封閉性提出一些批判。3 Bourdieu 強調，縱使現代商業制度下的不同新聞媒介機構看似競爭、敵對，且內容看似多元、毫無禁忌，但新聞記者的產物比人們所相信的卻更具同質性。自由主義的信條總相信獨佔產生一致，競爭造成多元。但當競爭是在受到同樣限制條件的記者或新聞媒體之間進行時，譬如當所有新聞媒介機構臣服於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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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或同樣的廣告主的時候，競爭會產生同質化的結果。個別媒介機構在收視率的限制下，對「他們做了，我們卻沒有做」的獨漏恐懼，使得新聞產製像是一種互相反射的鏡像遊戲，它會產生強大的封閉、意識禁錮效應（Bourdieu, 1996∕林志明譯，2002: 17-33）。 Bourdieu 強調這種禁錮效應，使得電視新聞的場域產生了一種經濟性的意見檢查效應。當一個場域的發展方向是朝向生產高度易耗損的財貨，意即「新聞」的時候，那麼場域的邏輯便會使得客源的競爭轉變為「先馳得點」的競爭，也就是最新的新聞（獨家）的競爭。特別明顯的是，越是以商業為體制的媒體，這種現象就越強烈。新聞記者作為這個場域裡的施為者，傾向以速度與持續的更新作為所有報導實踐的主要原則。記者的生活每天只存在於當下，每個消息又以它的現時性作為衡量，如此促成了新聞場域裡一種永久持續的失憶狀態，並且養成了一種以「新鮮」與「過氣」的對立來評斷產品與生產者的傾向（Bourdieu, 1996∕林志明譯，2002: 111-112）。 Bourdieu 認為這種場域的條件生產出所謂「普通車」新聞，志不在產生意見紛歧，同時也不涉及任何重要事物，但鼓勵速成且緊迫的思考與反應。當電視要求的急迫與速成，顯然與日常生活中嚴肅思考所需的時間與停頓顯得格格不入時，電視新聞的思考模式就成了只能處理「廣為接受的成見」。共有成見的交換除了強調一種溝通的事實外，別無其他內容的溝通（Bourdieu, 1996∕林志明譯，2002: 21, 41）。 Bourdieu 強調這種因為速度而形成的意見審查，談的已不是意識型態控制的問題。當電視新聞的機制，包括記者、編輯、製作人以及管理階層，必須迫於速度的壓力而對新聞的產製產出一套循環流轉的機制，電視台的選擇已幾近一種沒有主體的選擇。Bourdieu 認為這種新聞生產機制，使得電視能夠施行一種象徵暴力。它除了過濾掉需費時思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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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只處理大家已經熟知且早有共識的話題，更重要的是這種新聞報導場域的結構性限制，也影響了其他的文化生產場域。比方說，因應電視新聞或政論求快速的特質所產生的記者型學者，可以因其快速應答能力、且回答內容投電視之所好，利用電視快速累積其知名度；代議政治則因電視新聞的民意代表性，而減弱了代議者提出其作為專家的能力或作為集體價值守衛者的權威（Bourdieu, 1996∕林志明譯，2002: 120-121）。而在新聞場域裡，記者佔據的雖然是一個低階的、被宰制的位置，卻也同時施行一種稀少的宰制形式，因他（她）們掌控了公開表達、具有公共存在、被人認識與出名的工具。Bourdieu 認為這種象徵暴力的特點，是在其施行的同時，也會獲得承受者默許的共謀，而且連施行的人也常常承受這種暴力，因為施暴者與承受者都沒有意識到它的存在（p. 21）。

三、「專業」系統的封閉性與引發騷動的趨力

由電視新聞場域的這種特性，我們可以看出高喊「新聞界自律」的呼聲，往往忽視了「場域」裡面問題其實是受到了商業體制結構性他律的限制。同樣討論這種看似開放與自律，但其實是封閉與他律的專業特性，Luhmann（2000，見第五章討論）則以系統的概念，討論媒介新聞取材上系統運作的封閉性（operational closure）。依照 Luhmann 的說法，新聞媒介產業的任何行動，除了是建立在監看外在社會環境，建構這個環境的第一層現實外，更有因成員間相互觀察、監看而構成的第二層現實。這個第二層的現實，顯露的是媒介機構在處理或傳輸資訊時，所內化的一套因同業競爭而企圖降低經營不確定性的慣例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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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使得媒介系統在提供源源不斷的資訊前提下，依照自身經營的需求，發展出來的一套篩選或產生資訊的規範（code）。這套規範不但使得新聞機構沒有成為社會環境中守望環境的一環，反而在慣例化的操作上自我隔絕於整體社會環境之外。如果新聞機構必須依靠外在的社會環境提供新聞事件來源，它並非如常人所想像的只是被動的報導社會的狀況，而是主動以一套篩選標準取「媒介」之所需。新聞機構關切的是資訊的提供有無辦法永遠維繫個別機構於這個封閉系統內。換句話說，這套律典是「自我指引」的（self referential），其規約或鑑別的只有「資訊」與「非資訊」的差別，而不是真實或造假的區分。這個前提是：傳播的行動必須一直進行下去，且符合系統內新聞機構經營運作要求的資訊必須不斷滋生，隨時更新；另外，特定機構資訊提供的內容或形式，必須與這個系統內共存但相互競爭的其他機構有小部份區分，但在大範圍的取材上雷同。4 具體而言，符合這個封閉系統要求的資訊，有著新聞機構內外的價值考量。Luhmann（2000: 11-13）認為媒介機構恆常的被迫在兩種指涉價值間區辨新聞價值，一種是「外參」（other reference），另一種是「內參」（self reference）。「外參」可被瞭解為新聞機構對於「外面發生了什麼事情」的關注，即新聞標題（topic）的制訂；而「內參」可被解釋為新聞產製系統內對於新聞經傳播後可能達成的功能（function）的界定，這個界定包含機構內的人力、科技資源的運用以及機構間對於事件價值的相互猜忌。比方說，電視台甲在得知新聞話題事件的發生時，如槍戰或候選人造勢，會考量要不要出動 SNG 車、幾組記者、電視台乙或丙會不會也出動相同的陣仗，以及誰會最先到達現場、最先打出跑馬燈或快速插播等「專業」判斷。「內參」與「外參」互有關連、互相影響，且更重要的是，它們使得媒介所建構的現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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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為持續不斷的傳播行動的必要性而驅使的一連串「騷動」（irritations，或譯「刺激干擾」）。這種新聞媒介刻意引發騷動的特質，Luhmann（2000: 17-21）以愛滋病的新聞報導為例作說明。媒介對於愛滋病的報導並不是其自發的產物，只是「承接」了這則已在社會談論過的話題，而且以特殊既定的報導方式呈現這則話題的意涵。承接這則話題的前提對新聞機構言，除了愛滋病事件本身的轉化為新聞標題的價值外，更在於報導如何在「內參」的考量層面上，達到報導可能產生的「功能」，如是否因為搶得機先，或多了一個別家媒體沒有的畫面而成為「獨家」。以愛滋病廣為周知的事實，媒介報導此一主題的方式不會是治療的瑣碎細節，當然也不會是醫生與愛滋病患間的溝通。這些都是有關愛滋病這一事件諸多現實面中的表現，但它們不太可能成為報導的標題。媒介對於愛滋病的關注，反而在於大眾會不會因這則「新」報導，而重複過往對於這個疾病曾有的討論與關注。換句話說，愛滋病的意義，是大家已經知道愛滋病了，而且有需要持續關注此疾病對人類的影響。更多愛滋病資訊的出現，都在確保這個事情是大家「已經知道必須要知道的」（known to be known about），這可以確保媒介的傳播行動可以持續下去，而每一次愛滋病的新聞一出現，媒介的工作只是在既知的話題上，再添加一些特定的驚奇細節，或將舊的內容翻新成為新的驚奇，就是「新聞」了。這種媒介意圖引發「騷動」的特性，使得新聞的「功能」成為瞭解新聞在社會扮演的角色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商業媒介競爭的邏輯常將「功能」的考量置放於「標題」的考量上。換句話說，媒介機構的「內參」，如媒介機構的經濟條件、機構間的競合關係、從業人員對於特定事件的揭露可能引起的騷動與討論，往往看得比事件本身的內容價值來得重要。創造新聞的「新鮮感」，因為經濟條件的前提，取代了新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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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而引導輿論、促進溝通或決策的公眾性意涵。所謂的「新聞」，就在於機構永遠在挖一些新的資訊，但這些新資訊都是大家過去已經知道的。新聞運作的原則，就在一個個既新又舊的資訊炒作中成為一個系統。報知與騷動間，新聞機構遂行了自身存在的經濟目的。

伍、傳播∕溝通的物化

不論是 Bourdieu 的場域觀或 Luhmann 的系統論觀點，企圖凸顯的新聞生產問題不在於個別文本內容的事實建構或意識型態意涵上，而在於因媒介科技形式與資本化經營的共構所驅使的新聞資訊封閉性。這對於理解當今的電視新聞產製環境而言，有其比銓釋個別新聞或議題如何被媒介建構更緊要的迫切性，特別是封閉的系統環境下，強迫性的傳播行為造成的溝通物化現象。

一、從勞動物化看溝通物化

當資本主義媒介的商業邏輯與傳播科技交融，進而使得媒介的資訊生產實踐自我衍生封閉的特性，傳播∕溝通行動也因此產生如馬克思所言的「物化」現象（reification）。所謂「物化」，簡而言之是資本主義的生產邏輯，使得人的社會生存與社會意識形成必須經由物的生產或流通（以商品的形式）為中介。以勞工的勞動意識而言，就是勞工的勞動行為與對勞務的體認產生異化的現象。以消費社會中人際間關係界定而言，則是市場的交換邏輯以及商品的擁有或流通，被自然化為社會關係建立的判準依據。馬克思稱這種扭曲的現象，為「生產關係的物質化」以及「物的人格化」（ Marx, 1967: 880 ；亦見 Burris, 1988;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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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傳播∕溝通的物化，可以說是繼勞動意識的物化後，在當下社會情境一個無法逃避的現象。當主宰社會的經濟形式由商品的大量生產、流通與消費，過渡到以資訊或知識的大量產出、擁有、流通與管理為主導的「資訊經濟」，人際間互動形式與內容的自主性，無可逃避地被納入以傳播媒體科技主宰的社會情境中，成為被經濟化的客體。早在 1930 年代，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68）對於報紙取代說故事與小說成為新的傳播∕溝通形式時，便已預見了資訊的「破壞力」。班雅明認為，現代社會中「資訊」已然取代自發的傳播∕溝通行動，使得如傳統說故事般「信手拈來」的道聽途說與誘發聽者自由聯想的「藝術」，被 新聞報導的可立即驗證性所取代。班雅明在〈說故事人〉（“The Storyteller ＂）一文中提到，資訊的主要訴求是「不喻自明」 （understandable in itself）。然而資訊的背後卻是空泛、毫無時間感的「新奇經驗」。班雅明（1968）因此慨嘆：「每天早晨（報紙）帶給我們的是來自全球各地的新聞，然而我們卻仍貧於值得關注的故事。這是因為沒有任何找上門來事件不是早已被解釋透徹的」（p. 89）。班雅明的慨嘆，反映的是工業化的生產模式染指文化領域後，工具理性主導人日常生活互動的現象。當說書人與小說家藉由口語編造事件的技藝或富含心理動機、史詩格局的文字敘事對抗時間沖刷人類記憶的洪流時，新聞卻「順水推舟」，將敘事的內向思考消解為立即可證且過目即忘的事實。資訊與時間的流動不但同步，甚且互相競速。而當過往即逝的資訊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產業發展的主體時，顯而易見的就是傳播 ∕溝通行動的工具化自主性，開始侵犯原本是自發、隨意的社會互動的領域。人的溝通行動與旨趣不再是本於隨機的發想，而是受制於媒體所篩選、框架好的既成品。資訊產出、流通與消費的必然，使得「活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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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及「計畫性的過氣」（planned obsolescence）成為資訊帶給現代社會的集體經驗。我們可以引述葉啟政（2003）以下的一段話來揭示傳播∕溝通行動的結構性轉變。葉啟政認為互動作為一種社會形式，隨著大眾媒體科技的發展，已與工作（勞動）的領域間界線日趨模糊。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下，大眾傳播媒體科技作為新的生產力形式，不但使得互動被收編納入工作（勞動）的管轄範疇，而且正式地成為人們從事生產時之直接、且具體的指涉對象。於是，就現實上居優勢的社會意義來說，人們的互動形式基本上是被經濟化，而互動背後的象徵符號的文化意義連帶地也被帶入同樣的命運裡頭。（p. 20）此關鍵性的經濟化互動形式，體現於以下的兩個現象︰（一）自外於媒體科技形式的人際互動形式日形萎縮，而互動的「動機」有愈來愈多是起因於此傳播∕溝通的經濟化誘因。（二）因填補多元化媒體科技的通路而增生的「虛妄資訊」。就第一個現象而言，媒介科技形式的多元化發展，使得日常生活經驗中我們聽到的、看到的以及說出去的內容，有愈來愈多是依靠這些不同的科技形式來傳達。從電話、手機、網路到廣播、電視與電影等，我們花在中介性傳播科技的時間，以及藉由這些科技獲致的訊息，遠遠多於人際間口耳相傳的親身接觸；甚至口耳相傳也成了中介媒介訊息的路徑。比方說，尋常的手機族常有的感嘆︰「沒有手機怎過活！」這句聽似戲謔的話語所透露的，除了人們藉由手機傳遞、溝通訊息的時間增加外，更有傳遞、溝通行動創造日常生活樂趣的意涵。「傳播∕溝通中的歡愉」不但因科技的進展而生，而且進一步因傳播資訊產業的趨利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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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更多經濟化的動因。「更少的花費、享受更多」的邏輯，使得電視頻道的增加遠大於內容的增加。傳播、電腦資訊與電信科技的「匯流」（convergence），開發出更多的行動通話加值型服務，打手機從講話的原初功能，複雜化為具備寫信（傳簡訊）、上網、照相、收視等多用途使用。同樣的邏輯也發生在電視、網路等單向或互動式的媒體科技上。當數位化資訊科技使得用手機看新聞、查股票行情，看電視選擇商品購物，以及用家用電腦與朋友「見面聊天」，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傳播 ∕溝通行動，已是「機不離身」。套用麥克魯漢（M. McLuhan, 1964: 18）的形容，各式媒介體驗在整體的社會體驗中，已大幅度改變了人們的感覺比率（sense ratio）或知覺模式（pattern of perception）。

而這個現象則使得第二個現象—也就是虛妄資訊的增生，成為維繫經濟化互動的重要特質。所謂「虛妄資訊」，指的是多元通路下資訊與物質世界原本該有的從屬關係產生逆轉的現象。在一個綿密的科技資訊網絡中，資訊成為滿足經濟化、科技化傳播∕溝通行動前提的量產化行為。然而在資訊更新的腳步永遠企圖趕上量產的要求下，Luhmann （2000）在前述所提及的舊聞新炒成為必要的手段。如果一再說同樣的話，代表著意義的空泛，則流通於各式媒體空間裡的言說或敘事，則是以重複空泛的話語填補這些媒介的基本需求。「滿載」訊息的特定傳播 ∕溝通媒介，說穿了不過是以不同的方式重複相同的言說或敘事，或者以一個簡單的言說誘因，不斷繁衍不同的敘事副產品。文化符號或肖像高度發展與重複使用後，猶如一個人不斷重複說相同的一個字般，久而久之，「字」成了無意義的「音」。這種因高度重複而造成的象徵流失（ symbolic drain ）， Neil Postman （ 1992 ）認為是「科技獨裁」（ technopoly）年代下，人類社會不可逆的命運；而對 Mark Poster （1990）而言，傳播∕溝通的客觀需求不但高於主觀個人動機，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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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的文化象徵定位了主體經驗。

二、「表現」媒介的特性

上述所言的兩個現象，使我們在討論人的主體意涵時，有理由將整個命題由「媒介是人之身體的延伸」倒轉為「人的身體是媒介的延伸」（葉啟政，2003；亦見 Pfeiffer, 2004）。傳播∕溝通媒介在人類日常生活中不斷擴張其對於社會意識建構的支配力，媒介裡的內容以及消費這些內容的方式，卻只是不斷重複既有的文化經驗，且企圖以不同的科技形式包裝這些經驗，藉以延遲這些經驗耗盡使用者注意力的時間。以電視新聞言，當特定的新聞事件被以連續劇的方式重覆播出，如 SNG 現場連線，於三個整點新聞時段反覆報導一則簡單的救護車肇事意外（Tang, 2003）。事件本身的瑣碎，卻因其被刻意延遲且重複的爆發性，而在電子媒介裡成為一種可資剝削的社會經驗。藉由不斷增生的報導，電子媒介中傳遞的資訊成為零散但具延續性的個別經驗。英國社會學者 Scott Lash（2002）也認為，在新的資訊社會裡扮演訊息傳遞∕溝通要角的媒介，諸如電視、電話與網路等「資訊機器」（information machine），已與傳統型態的媒介如劇場、小說、詩、說書或電影等以「再現」（representation）為本務的媒介，產生形式上的斷裂。當傳統的「再現媒介」文本以完整的敘事型態、發人省思的情節企圖再現及鞏固傳統社會的價值觀或信仰，新的、以資訊的快速消耗為主要內容的「表現媒介」（presentational media）強調的卻是「健忘」的特質。電視螢幕裡隨時變換的畫面、報紙裡壽命不過 24 小時的新聞、網路世界裡不同網頁提供的破碎訊息、大哥大通話內容的瑣碎，都使得人的傳播∕溝通行動不再必然是完整而有意義的。在這些媒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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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溝通可以只為傳播∕溝通，不為彰顯特定意涵。這些「資訊機器」所呈現的資訊，其短暫的使用壽命及快速變換的特質使得使用者不再具有反思能力。無所不在的資訊雖然克服空間距離與時間隔閡，但也無法累積。「再現」媒介對於過往事物、影像或價值的保留，以及其所存在的特定空間，使得使用者可一再地回味。相對而言，「表現」媒介對於新鮮、即時、快速且大量的資訊提供與消費，已使得意義藉由「重複省視」（re-examination）所累積的深度不復存在。訊息的傳遞、散布與接收，因為資訊機器的主導，而顯得機械性而漫無目的，而訊息是否建構了什麼內容或意義，則變得無關緊要。人們生活在表現的媒介中，消費的是大量缺乏定性（fixity）的符號具，如同遊戲般迴遊於不同形式的資訊機器中。資訊社會中的主體不是有機的個人使用有意義的語言，而是機械性地網路傳遞無生命的資訊流（information flow）（Lash, 2002: 65-78）。因科技與資本主義商業而起的傳播∕溝通行動的勞役化，使得「社會體驗」與「媒介體驗」的分野逐漸模糊。本文在一開始時所談到之傳播與社會間的「認知」問題，也在此點明：在凡事皆可被電子媒介化的今日，當媒介的「通道」意涵在電子科技與資本主義共構的媒介環境中已然變成「環境」時，我們該如何討論電視新聞的社會意涵？

陸、媒介情境中的社會空間

Daniel Boorstin（1992）認為，自十九世紀晚期以來，人類社會已經經歷了一場「圖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這場圖像革命的主角自然是大眾傳播媒介。媒介所大量製造的影像，已經產生了認知上的影響。媒介創造出的事先經過安排的假事件，意在滿足立即報導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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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種假事件積累的結果，是人的日常生活經驗成了影像建構的經驗。Boorstin 所憂慮的，即是傳播媒介所捏造的圖像現實被物質化為替代性社會經驗。

早期的媒介理論在行為科學的影響下，對於媒介的社會角色界定有很明顯的「目的」導向。在 1940 年代時，Shannon 與 Weaver（轉引自 Baran & Davis, 1995: 249-51）以增進訊息傳送的正確來確保社會系統運作順暢為前提，發展出了一套簡約的數學模式，目的是企圖將傳播過程中訊息發送端與接收端中間可能出現的雜音一一排除。因此資訊在此往返於發送與接收兩端的迴路中，被轉化為數位化位元的總和。維持傳播管道的暢通，遂成為社會系統正常運作的重要手段。這個觀點所預設的一個基本立場是媒介的透明化。媒介相對於其使用者（包括訊息的製作者與接收者），有明顯的從∕主關係。傳播∕溝通媒介為人所用，人用媒介溝通、傳遞訊息或控制。人是主體，媒介是客體；客體服務主體，客體也因主體而有存在的目的。媒介在輔助傳播 ∕溝通過程中，成為一個隱性的通道角色，意即如果媒介在過程中的干預愈少，愈能達成傳播∕溝通的需要與功能。James Carey（1989）把這個媒介的角色定位稱做傳播 ∕ 溝通的「傳達模式」（ transmisson model）。Carey 並認為，這種強調訊息如訊號般在地理空間上被快速傳送、接收的觀點，與整個基督教文明強調福音無遠弗屆的傳布有關。這種傳播∕溝通的「工程學」（engineering），忽略的是科技形式形塑環境的趨力。換句話說，傳播∕溝通發生的環境在特定科技形式的使用下，成為建構人經由傳播∕溝通所獲得的體驗。將傳播∕溝通視為過程，無法解釋在日常的社會情境中，媒介的使用與訊息傳送目的常常有落差，亦即藉由媒介進行的溝通∕傳播的行動，往往不一定是要服膺特定的訊息傳送目的。加拿大的傳播學者麥克魯漢（ Mar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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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uhan）以對 Shannon 與 Weaver 的數學模式的批評出發，提出了相異於這套他稱為「交通模式」（transportation model）的「轉變模式」（transformation model）。麥克魯漢強調，在傳播∕溝通過程中重要的不只是傳遞了些什麼內容，以及內容是否傳遞無誤；更重要的是，訊息的發送與接收雙方因傳遞行動而感受到的轉變。雜音不但無法消除，更還是體認大眾傳播過程中媒介質地的必然現象。麥克魯漢因此揶揄：「他們所稱的『雜音』，對我而言卻是『媒介』──也就是說，一切的副作用，一切不在意料中的模式與改變（都是媒介）」（轉引自 Cavell, 1999: 350）。5

一、電子媒介的文化脈絡

麥克魯漢最重要的論證，莫過於指出傳播∕溝通的概念並不等同於訊息的內容本身（Levinson, 1999: 36-39）。師承殷尼斯（Harold Innis）「媒介影響時間∕空間，進而影響特定社會的形構」的主張，麥克魯漢對於電子媒介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強調其製造空間及消弭時間差異的這個現象。晚年的殷尼斯對於空間傾向的電子媒介頗不以為然。他認為電子媒介無遠弗屆的特性，優點是藉由聲音與影像打破地理疆界傳送立即訊息，使得人類的想像空間脫離實體空間，但其對塑造經驗「空間化」（spatialization）的迷戀，卻可能扼殺了由傳統時間傾向傳播∕溝通形式所塑造的共同經驗，如言談間所創造的心靈交流。麥克魯漢呼應了殷尼斯時間及空間傾向差異的看法，但對於殷尼斯的電子媒介悲觀論卻持保留態度（見 Czitrom, 1982; Stamps, 1995）。麥克魯漢認為，電子媒介的到來象徵部落文化的再生。電子媒介如廣播與電視，讓人們由禁閉的閱讀行動中釋放出來。結合聲音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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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重啟封閉已久的聽覺；且電波傳送世界各地不同的訊息，轉瞬間將原先處於不同地理與文化的人結合在一個全球的大範圍中。電子媒介將全球連接成一個大網絡，好比一個人的神經傳導系統遍及身體各部份一樣。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落如果發生了什麼事，藉由電子媒介透過衛星的傳送，可以立即的到達全球網絡下各個神經末稍。生活在這個由電子媒介串連起的「地球村」裡，人與人之間休戚與共，實體空間、疆界的距離所造就的心理距離，可以在電子媒介的空間中消弭於無形（McLuhan, 1964）。6 麥克魯漢強調因媒介所造成的傳播 ∕ 溝通的形式斷裂（ formal rupture）、對於電子媒介過份樂觀的態度，以及其論證中缺乏適當的政治與經濟分析等，都大大減損了其思想格局發展為嚴整理論的可能性（參見 Genosko, 1994; Merrin, 2002; Miller, 1971; Rosenthal, 1968； 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1992）。7即便如此，麥克魯漢對於電子媒介的許多看法，如電視直播造就了一個「異地共時」的世界（a world of “all-at-onceness”）、電子科技形式影響意識與經驗、不同媒介形式所建構的傳播 ∕ 溝通環境等，都成為有預示意涵的分析路徑（ Wasser, 1998）。重提麥克魯漢的必要，在於他關切傳播媒介建構的文化脈絡問題。而觀察此文化脈絡的理路，麥克魯漢的啟示莫過於強調因為媒介技術條件所造成的「社會空間」感知差異。傳播∕溝通行動經由媒介的「發生」，除了訊息的傳送外，更有因此行動而產生的文化脈絡，而此文化脈絡使得人與社會間的關係，因媒介科技形式的中介而有所不同。一如 Edward T. Hall（1959）所言，空間向來不是靜止不動的。空間本身不止能夠傳播∕溝通，空間甚且「組織」了人類生活的一切事物。空間因此代表了一種「文化的無意識」（cultural unconscious）。Hall（1959）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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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間互動為例指出：「空間的改變給了傳播∕溝通一個調性，並強化此調性，有時甚且凌駕了言說的內容。這種人與人之間在互動時距離的流動與改變，是溝通過程中不可或缺的一個成分」（p. 160）。電子媒介的文化脈絡，莫過於使得空間成為連續但破碎的經驗。電子媒介建構的空間流動性，以及因速度而消弭時間差異的特質，不僅在資訊的提供量上大幅超越過往媒介，更因其特定的傳輸條件與產業思維，影響人際互動在社會、政治、文化等不同層次的表現。以新聞為例，當我們可以由晚報的新聞好整以暇地獲得一則當日立法院法案朝野協商的報導，並在報導外另有評論、特稿等輔助訊息，我們藉由報紙版面中獲致的，是一則呈現事件種種面向的報導、詮釋角度的特定言辭陳述。然而當電子媒介將這則新聞事件以畫面呈現，並強調畫面的立即性，以及在場記者描述剛剛發生的事件細節時，這種資訊產製、提供時間的極度壓縮，使得報紙記者在文字報導時不可避免的詮釋「角度」，明顯不見容於電視畫面求快、求即時的特質；且電視記者在這個報導過程中，只能不斷以細碎的口語敘事賦予畫面內容近乎機械式反應的描述。另外，相對於報紙版面，電視流程的延續特性使得該則事件可以變成各節新聞持續追蹤的序列報導。當對事件的體會隨著現場畫面與即席現場陳述而開始與結束，且事件報導成為定時發生、可重複，並強調畫面「代言能力」的視覺體驗時，電傳化的事件將文字陳述事件時態（過去、現在、未來）置換成「實況時間」（real time）與「延遲時間」（delayed time）兩種電視時間（Virilio, 1998: 140-141）。隨著新的即時消息不斷進來，舊聞以「距離現在時間過去多久」的判準被貶值、進而被淘汰，電視新聞所體現的社會性猶如 Virilio（1995∕楊凱麟譯，2001）所示——快速移動時不斷由眼界飄過的展示窗；對於呈現閃過的畫面細節的執著，取代了思考影像內容的公共性意涵以及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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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索。電視影像的矛盾邏輯同時將地理空間上散居的個人群聚起來，然而群聚這些互不認識的個人的手段，卻是標準、制式化的收視行為與意見生產。

二、電子媒介與個體化社會

上述的電子媒介現象也使得社會學近幾年來開始關切媒介生產的社會空間或空間性（spatiality）背後隱含的政治邏輯。電視作為生產當前社會認知的一重要的「資訊機器」，其傳輸速度之快、連結網絡之綿密以及對於源源不斷的資訊量需求之殷切，正一步步地使得原初依據的集體社會性，暴露在失去疆界的不確定性當中。自十九世紀以來，社會學學門賴以為想像與問題化的依據，多與實體的地理疆界區隔、劃分與層級化有關。這其中，民族國家的秩序與權威往往成為社會構成的先決條件。政府、各種次級的社會團體乃至家庭，都在「國家」這個層次下各司其職。然而時序進入二十世紀的末期，資本主義的高度發展，以及資訊科技以瞬時甚或同時突破空間隔離的限制這兩項因素，卻使得社會的定義開始產生質變。就某種程度而言，社會的想像開始「脫疆離界」了（deterritorialized）（見 Beck, 1998∕孫治本譯，1999）。面臨疆界危機的社會想像，彰顯的是個人生活政治的決定權，由集體但抽象的社會常規，轉而變成各自在私領域奮鬥掙扎的個人。在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 1986 ∕ 1992 ）的觀察裡，「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 ）已成為當下一種嶄新的生活狀況與生活史範型（biographical pattern）。但 Beck 認為這種個體化的傾向，不能只等同個人意識或主體認同的自由化或解放。如果傳統的社會規範不再是罩在個人日常生活實踐上的緊箍咒，個人在享有自我決定權的同時，卻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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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他∕她必須承擔決定後的風險。在擺脫傳統固態的社會形式的限制後，個人反倒成為必須在生活世界中「再造」（reproduce）社會性的基本單位。這種因極端個體化後所再造的新社會形式，具體而微地體現在電視裡。對 Beck（1986∕1992）而言，電視一方面將我們由對話、人際互動等傳統型塑的社會環境中孤立出來；而另一方面，每個電視觀眾卻又收看由同樣的機構生產出來的制式電視節目。人們在電視媒介中過的是一種在空間與時間感知上的雙重生活。當電視觀眾在此時此刻收看電視，其藉由收視而參與的卻是在另外一個時間或空間內發生的事情。收視環境的內向性與收視內容的外向與公開性，使得私領域不再私密、公領域也不再昭然若揭。透過電視，外在的事物，不論是具備公開或私密特質的個別事件，或重大或瑣碎，全被轉成觀眾在家裡消費的內容，而消費的方式則是私密的觀看。簡而言之，電視將外在環境變成內務，這些外來的事務同時也成為「私事」。公、私領域與內向、外在差別的消解，使得民主政治的意涵，因電視的出現而在本質上經歷了相當程度的轉變。淺薄化的政治語言，以及對於複雜、耗時的政治事務討論的簡單消去原則，不但使得電視「中」的政治議題呈現表演化，也使得民主政治的各方參與者，因為電視呈現的「內參」價值，而必須改變操作政治事務的手段。誠如 Bourdieu （1996∕林志明譯，2002）對於電視的批評，電視的主要問題在於思考與速度的關係上。電視滔滔不絕的內容呈現特性，容不下審慎思考所需要的停頓。電視獨厚的政治論辯或議題討論，都是速成、瑣碎、不證自明的想法。如此「口頭禪」式的電視化民主政治，使得民主政治事務內無法以三言兩語交代清楚、需要時間仔細鋪陳，以及不符合公眾「既得認知」（received ideas）的事物或語言，全被革除在這個媒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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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收視率主導下的電視生態使得閱聽眾的注意力成為市場競爭的主要籌碼。然而注意力的競爭在電視裡永遠是場零合的遊戲：特定訊息所擄獲的注意力，總是企圖蓋過其他的訊息。如此一波訊息掩蓋過另一波訊息，電視所提供的資訊遠超過觀眾能吸收與留存的能力。電視作為文化的產物，猶如一種「賭場文化」：任何內容的呈現方式希冀達到的是極大化的效果與立即的遺忘，好像賭場裡每場賭局間快速的轉盤，以及每場賭局裡迅速累積的籌碼與籌碼因開賭後迅速失掉的價值般（Bauman, 2002）。

三、電視裡的生活政治

民主政治在這一場場賭局轉換間，由「公眾之事」轉化而為私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聚合體。如果民主政治的前提在於由自主的個人集合而成自主的社會，符合這個前提的政治行動，就在於公、私事務之間持續的雙向往來、轉譯的過程：私領域的麻煩事可以轉譯為公共議題公開討論；成為符合公共的旨趣後，則可轉譯並落實為私人的權利或義務。但在 Zygmunt Bauman（2000）的眼裡，這樣的民主政治，在電視主導的政治型態下徒然只是理想。真實的狀況是，電視使得私人領域裡的生活政治，成為解決所有應該經由轉譯而成公開議論的公共政治唯一途徑。Bauman 認為，私人生活政治的無限上綱，使得私人語言瀰漫在電視的世界裡，任何上得了電視新聞的，也都是電視的建制內被認為是合適溝通或公開傳播的。電視的私人化政治語言不但創造了自己的公眾，也創造了自己的公共空間。當電視將公開事務的公共性以私人生活政治手段，藉由影像的快速流逝試圖排解，在 Beck（1986∕ 1992）所討論的現代社會中「個體化」的傾向裡其實仍是無解。電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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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理念或意涵的衝突與抗爭，不斷以公開化的個人語言展現，但它犧牲的卻是社會中特定形式的集體協調機制或對話過程所累積的結果。

柒、結語：面對與解放速度的牢籠

本文以上對於電子媒介傳播∕溝通行動的物質意涵討論，希望跳脫特定的文本或媒介機構實踐，而由省視現今電視新聞存在的特定科技、社會與文化條件來凸顯所謂「電視的問題」。電視新聞的社會實踐受限也受惠於特定的技術傳輸條件。我們藉由電視，可以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內被告知；然而電視因技術與經濟條件的共構所衍生的特定操作資訊方式，卻也往往使得我們透過電視所認知的社會，陷入了電視影像的牢籠。對於電視新聞的個別資訊操作行為所引發的道德疑義，本文主張應在倫理的認知上凸顯其結構的問題性。本文開端所強調的認知問題，也就是要指出電視新聞的社會問題，已不能被化約為經營權的壟斷、個別電視機構的行徑、科技使用過當或記者專業修為不足。這些問題都是構成當今電視新聞報導場域的因素，我們必須逐一正視其如何縱容電視新聞的象徵暴力，但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細查這些因素交相影響下所產生的共構效應。電視新聞已成為資訊化社會的重要表徵，資訊化社會同時也是一個速度社會，當一切講求速度效率的原則成為支配並主導新聞專業的認知，電視媒介的經濟條件也確立了速度成為新聞產製機制的主要參考價值。這套參考價值不但主導了報導的方式，也主導了新聞機構的議題選擇、記者對於專業的認知以及報導語言的使用。同時，電視的速度經濟也使得政治與文化等場域隨之起舞，產生符合這套經濟價值的事件或議題，因此「媒介政治」、「媒介文化」甚或「媒介司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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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這些個別場域運作的重要考量。如果電視媒介的公共意涵應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使得由私領域走出來的個人能藉由合理、有效的陳述，形成公共意見，並藉此防堵統治階級或官僚對於日常生活的侵犯（Dahlgren, 1995; Habermas, 1989∕1994），我們有理由懷疑，這種理想在新聞成為一種資訊操作的手段的當下，還有多少實踐的可能？因此，本文強調應該採取一個比較全觀的視野凸顯電視機構內外、以及特定傳輸技術條件所共同型構的媒介生態體系。誠如社會學者 Scott Lash（2002: 216）強調，資訊的主要問題已不是「它究竟是什麼意義？」（what does it mean?），而是「它如何運作？」（how does it work?）。當傳播∕溝通的行動愈形脫離本務，人自主的情感與意見表達，社會的組成份子藉由互動產生共識或起碼的意見交流，藉由唯物批判介入這個驅使溝通勞役化的生態體系，並揭示這個體系裡盲目且集體的資訊操作行為，應是在面對電子媒介產業追求資訊極致速度造成的廢墟裡，「監督」媒介的一個重要取徑。

註釋

1 論文為國科會計畫「傳播∕溝通的物性觀：形式與物的媒介認知論」（計畫編號：NSC 92-2412-H-343-007）的部份研究成果。寫作醞釀過程感激南華週三讀書會的學友鄒川雄、周平、林本炫、魏書娥、李謁政、李豔梅、林明炤毫不保留的中肯建議。另外，特別感謝《新聞學研究》兩位評審在文章體例與個別論證取材上的建議。 2 馬克思在《資本論》第一冊裡的第四章，以兩個公式解釋了資本主義社會商品流通方式如何相異於過往的社會。在傳統社會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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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易目的為的是購買其它的商品以滿足需求。因此交易的原則是先賣後買，依循的是「商品─金錢─商品」的途徑。資本主義社會則是顛倒了這個原則，強調先買後賣，以金錢購入商品，再將商品轉賣換取金錢，這個途徑變成是「金錢─商品─金錢」。所謂「資本」就在這個持續循環的過程中不斷被轉換、累積。 3 Bourdieu 的場域概念，強調社會結構並不是靜態的，而是施為者（agent，亦譯行動者）進行象徵實踐的社會空間；這個空間作為一辯證性的概念，同時為施為者的具體實踐提供客觀的制約條件，也依賴施為者的整個實踐過程。場域可被視為由各種客觀權力位置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型構，施為者的生存心態、行動意圖、當時的社會情境、互動關係以及資本的運用策略等，皆為場域的構成因素。 Bourdieu 的相關概念深入介紹可參見高宣揚（2002）與張錦華（2002）。 4 對於這方面的實證研究，可見 Molotch 與 Lester（1974）在 1970 年代初的研究。他們曾針對新聞製作單位的產製邏輯，指出新聞媒介所製造的社會現實，多與媒介機構策略化的經營目的有關係。縱使突發事件如油井漏油、逮捕嫌疑犯或交通事故等，事件爆發在時間上是偶發且短暫的，在新聞報導中仍可被策略性的展延成為具持續追蹤價值的「公共事件」。

5 此段引述來源是 Cavell 引自麥式寫給 Jerry Agel 的信，信寫於 1976 年 3 月 25 日。目前蒐藏於 National Archive, H. M. McLuhan Papers。

6 不同的媒介科技含括人類感知不同的組織方式，如面對面的交談仰賴的是視覺與聽覺；而看書只用視覺。如同殷尼斯以傳播∕溝通作為劃分不同時期人類文明的那把尺，麥克魯漢將人類歷史以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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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介形式劃分成三時期：口語、寫作∕印刷，以及電子。每一個時期的特性在於不同的感官交互影響造就不同的傳播∕溝通與思考的模式。例如人在部落的口語文化中，因為溝通多靠面對面交談。眼、耳、嘴並用的狀況下，各種感官維持在一個平衡的狀態。然而書寫文字與印刷的發明，打破了這種平衡。書寫文字與印刷使得人的視覺主導了其他的感官，且閱讀與書信的撰寫使得傳播∕溝通的行動趨於個體化。藉由閱讀，人變成較內省、理性且自我中心；而線性的書寫或排版，也促成了線性與因果的抽象思考習慣。麥克魯漢認為西方近代的理性思維及國族主義，皆與印刷媒介代替口語傳播有關，見 Cavell, 1999; Meyrowitz, 1985。另中文對於麥克魯漢的思想介紹，見徐佳士（1997）。 7 威廉斯在《電視；科技與文化的形式》一書中對麥克魯漢有諸多批判，如麥克魯漢太強調媒介的形式決定文化這種簡單的因果邏輯。只注重科技形式塑造文化內容的能力，而不關注媒介在社會中「實踐」的問題，其結果是抽象化了媒介，忽略了媒介所處的社會中，人為控制因素對於媒介的社會實踐有其不可被科技全然決定的影響力（見 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1992: 127-128），但我們卻也能從該書對於電視文化的討論中，看到科技形式與節目流程間密切的關連。威廉斯從電視新聞中體會流程破碎卻又連續的特性，即指出電視新聞作為一分析的主體，並非由其報導的素材本身所決定，而是由「如何使用」電視所決定。這個如何使用包括新聞報導如何遷就電視的影音特質，而以破碎的敘事串連內容上互不關連的個別事件，並使其在流暢的影音流程中產生關連；另外，對居家的閱聽眾而言，這種影音流也創造了一種世界觀。如威廉斯指出，快速流轉的新聞，將由四面八方湧至、五花八門且出人意表的事情，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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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並以最少且容易瞭解的解釋，呈現一種世界觀。威廉斯這一個看法，在某種程度上同樣呼應了麥克魯漢對於特定媒介產製、傳輸與接收脈絡的關注。一如麥克魯漢，威廉斯注意到的是電視流動的影像特質如何轉變意義建構的完整性。以簡潔的解釋，配上指涉真實的影像，螢幕上快速流逝的畫面與聲音，將人們由閉鎖的視聽空間帶往一個個破碎與不連貫的影像交織而成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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