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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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Emotions in Migration: Mainlander Taiwanese of Dongguan and Shanghai in China.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林. 平. Lin, 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d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在一開始就有一點要說明。就字面上意義而言，「外省人」是指「來自其他省分的人」，所以在台灣，「外省人」是指「從中國大陸各省市到台灣」的人。但是對本文田野地的東莞或上海當地戶籍人口而言，「外省人」可能是指包含台灣在內的所有外地人，以「外省台灣人」來稱呼受訪者，更能說明「原籍中國大陸，曾定居在台灣，現定居在東莞或上海」的共同特徵。然而「外省台灣人」這個稱呼在台灣並不常見，並且本文主要是針對台灣讀者所寫，所以筆者仍根據台灣的一般習慣，只有在標題以「外省台灣人」稱呼受訪者，以免因為標題中的「東莞與上海」產生誤解，但是本文當中仍以「外省人」來指涉受訪者，以符合台灣讀者的使用習慣。此外，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7年的「台灣社會學年會」與2008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Return Migration in Asia: Experiences, Ideologies and Politics研討會，感謝會議當中各位學術先進的指教，以及本期刊審稿人的寶貴建議。當然，文章中內容有可能的錯誤與引起的爭議，都由筆者承擔。.

(2) 100. Emotions in Migration: Mainlander Taiwanese of Dongguan and Shanghai in China Lin, 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d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ilst most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concern in their motivation and adaptation,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concern in migration. This paper uses data gathered in Dongguan and Shanghai in 2004-2005, continuous contacts with the respondents in 2005-2008, and re-visits in 2008 to explore the their migration. Respondents are the ones (or their descendents) originating from China, settling down in Taiwan since the late 1940s, and moving to Dongguan or Shanghai in the 1990s. By examine the life of 17 respondents, I argue that the emotional concer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iggering their move from Taiwan but barring their settlement in China. Due to their family origins from China and the climate Taiwan’s anti-China politics, respondents regarded China as shelter to keep away from the annoying politics in Taiwan before they moved. However, their life in China is much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expected. Respondents’ experience in China is similar to the Rip Van Winkle’s back home. All things become familiar, different, and absurd at the same time. Although feeling politically excluded from Taiwan, respondents are un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society due to this disillusion. These findings,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concern in migration, shed lights on the migration and China studies.. Keywords: Emotional Concern, Migration, Mainlander Taiwanese, China.

(3) 101.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林. 平.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摘要「中國大陸的外省台灣人」是一個對學術上人口流動與實務上兩岸民間交流都有貢獻的議題。然而由於這個議題涉及敏感的統獨與認同爭議，在國內相關的討論並不多。本文根據筆者於2004-2005 年於東莞與上海的田野調查、2005-2008期間各種通訊聯繫，以及 2008年的再度訪視得來的資料，目的在討論外省台灣人遷移到中國大陸的動機與生活。筆者初步發現，雖然受訪者來自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家庭背景，對台灣政治發展的不滿與對中國大陸社會發展的疏離，形成了一種「雙重邊緣」的失落感。當大部分移民研究與台商研究認為，移居者（台商）是以務實的角度看待地主國（中國大陸）的發展，以「追求更高經濟利益」來選擇移居地並思考自己在移居地的未來時，本研究發現此一解釋並不能充分說明受訪者的經驗。移居前，受訪者容易因為對地主國（中國大陸）有較多的情感聯繫，加上對母國（台灣）政治變化的不滿，在不同程度上將移居大陸視為躲避台灣政治風暴的好方法；移居後，受訪者透過實際生活經驗卻發現，真實的中國早已脫離了自己的記憶與想像。對台灣的政治發展與在大陸當地生活經驗的雙重失望，是促受訪者離開台灣，卻也無法融入當地社會的主因。此一發現，為未來的移民研究與台商研究提出了一個不同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情感因素、人口遷移、外省人、中國大陸.

(4) 10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壹、從「台商」研究出發隨著台灣政府在1987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及中國政府刻意對台招商引資，過去二十多年來，有越來越多台灣人因為各種因素，長期居留在中國大陸。1一般認為這些台灣人多半是台資企業在當地的經營者、幹部，以及隨行家屬。因為缺乏可靠的人口統計資料，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抽樣調查，當學術界想要瞭解此一現象時，通常從特定產業、台商協會或台資企業著手，也許是這個緣故，以此為主題的研究也常被概括稱為「台商研究」。2 早期的「台商研究」，多半集中在經濟面向上的討論，焦點放在台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管理，以及產業遷移到大陸後，對於兩地經濟發展與兩岸經貿關係的影響，較少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討論產業遷移對兩岸的影響，也不容易看到以「人口遷移」為主題的討論。然而這樣的現象也隨著時間發生轉變，開始有研究者將研究對象擴大到當地台商的生活層面，3並且將「非商人」（例如台商眷屬與當 1. 根據筆者的觀察，台灣內部對此一「從台灣到對岸」的人口流動現象，描述時所使用的詞彙並不一致，比較常見是以「移民／移居／移住」、「中國／中國大陸／大陸」、「跨國／跨界」來指稱。然而不同的稱呼方式，隱含了使用者對兩岸當前（或未來）是否從屬於某種形式政治統合的認知（或期望）。筆者無意在此討論這些差異，也無意因為文中使用不同詞彙而誤導讀者，所以在本文當中，筆者對「移民／移居／移住」、「中國／中國大陸／大陸」與「跨國／跨界」是以隨機方式任意使用，除非特別說明，不代表筆者與受訪者對於兩岸政治統合的立場。 2. 筆者這個「台商研究」的說法，只是個人觀察的發現。即使相關研究者都很清楚，並不是所有在大陸的台灣人都是商人，甚至可能與當地台資企業毫無關連，但是台灣學術界當中與此相關的討論，幾乎都被稱泛稱為「台商研究」。 3. 從產業遷移轉移到人口遷移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生活適應與身份認同的主題上，例如：方孝謙，「全球化衝擊下大陸台商的認同問題」，許永泰編，世貿組織與兩岸發展（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年），頁489~504；耿曙，「『資訊人』抑或『台灣人』？大上海地區高科技台商的國家認同」，發表於第二屆政治與資訊研討會（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2002年4月11-12 日）；劉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動：上海農民工與大陸台商反移民化傾向的比較分，頁22~25；鄧建邦，「跨社會流動下中國大析」，探索與爭鳴，第7期（2005年）陸台商的認同」，王宏仁、郭佩宜編，流轉跨界：跨國的台灣、台灣的跨國（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年），.

(5)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03. 地台灣學生）逐漸納入研究範圍，4試圖從不同的方向來豐富既有的「台商研究」。雖然開始出現了「非商人」的台商研究，相關研究者也知道並非所有在當地的台灣人都與台資企業有關，但整體上仍以台資企業當中台商／台幹的移居經驗，來類推到所有當地台灣人，認為台灣人在大陸，大多在中上階層的位置，擁有比當地一般人更好的生活。這種「移入者比當地人具備更高的社經地位」的現象，同時也出現在若干以「開發中國家的歐美人士」為主題的「優勢移民」（privileged migration）研究當中。這些研究認為，由於移出國與接受國在發展上的落差，移居者在接受國反而比母國更多的發展空間，但也不願意融入當地社會。5但有一些批評認為，這類的研究太著重於跨國企業外派幹部的經驗，忽略了其他類型優勢移民（例如獨立專業人士）的經驗，也忽略了外派幹部之間有的內部差異的可能。6從目前台商研究與優勢移民研究的發展，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頁133~160；李志勇，「台商異／己，異域／故鄉之認同區辨」，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頁112。 4. 這些「跨出商人」的研究，也給未來的台商研究很好的出發點，例如：Hsiu-hua Shen, “The First Taiwanese Wives and the Chinese Mistresses: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Familial and Intimat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Global Networks, Vol. 5, No. 4 (2005), pp. 419~437；陳鏗任、吳建華，「是故鄉，還是異鄉？從東莞台校學生的學習經驗看台商子女的身份認同意象」，師大學報，第51卷第2期（2006年），頁173~194；劉勝驥，台灣學生在中國（高雄：復。文書局，2002年） 5. 關於這類的研究並不多，可參考：Vered Amit, “Structures and Dispositions of Travel and Movement,” in Vered Amit ed., Going first Class? New Approaches to Privileged Travel and Movement (Oxford: Bergbabn Books, 2007), pp. 1~14；Meike Fechter, “Living in a Bubble: Expatriates' Transnational Spaces,” in Vered Amit ed., Going first Class? New Approaches to Privileged Travel and Movement (Oxford: Bergbabn Books, 2007), pp. 33~52. 6. 可見：Caroline Nagel, “Skilled Migration in Global Cities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British Arabs, Identity Politics, and Local Embededness,” Geoforum, Vol. 36, No. 1 (2005), pp. 197~210 ； Jane Millar and John Salt, “Portfolios of Mobility: the Movement of Expertise 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wo Sectors,” Global Networks, Vol. 8, No. 1 (2008), pp. 25~50..

(6) 10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是：當前台商研究的發展，是否與國際上優勢移民研究有類似的困境？也就是說，既有台商研究是否忽略了非台商／台幹的移居經驗，以及台商／台幹的內部差異？或者說，是否有哪些因素，是既有台商研究所未提及，但是卻能幫我們更瞭解台灣人移居中國大陸的圖像。筆者在田野中偶然發現（詳後述），對於女性與外省受訪者而言，他們的移居動機與生活適應與主流台商研究的發現有相當的距離，兩者的移居經驗在相當程度上都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並非傳統經濟因素可以解釋。7本文先選擇以外省受訪者為討論焦點，除了是因為外省受訪者的經驗可以呈現出過去研究少觸及的情感因素，也是因為外省受訪者背後的「外省人返鄉」現象，其實是今日「大陸台商」的先驅，不應被今日的台商研究忽略。8 然而筆者在準備田野調查階段（2003年）期間就發現，要特別討論外省人的中國經驗並不容易。由於1990年代初期以來台灣內部與兩岸之間經常處於政治對立狀態，使「外省人」這個詞彙與身份在「台灣人／中國人」、「統／獨」等爭論當中，被賦予過多政治討論，使「外省人返鄉」的現象不時遭受到「賣台」的指控。在大陸的外省人既不願接受這樣的指控，也不願意自己遷移的決定對台灣親友造成困擾，他們對於任何可能引起政治意涵的話題，不是刻意迴避，就是刻意準備不同的答案，來應付不同場合，以掩飾內心真實意向。所以以任何標準化形式的問卷或錄音訪談來探詢受訪者的經驗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筆者在田野調查時期，並未刻意以外省人作為資料收集對象，而是以不區分省籍的方式來尋找受訪者。筆者也不以問卷或. 7. 筆者也將另外撰文討論女性受訪者的經驗。 8. 關於早期外省人返鄉的研究，可見：瞿海源、丁庭宇、林正義、蔡明璋編，大陸探親及訪問的影響（台北：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基金會，1989年）。.

(7)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05. 錄音訪談來探詢受訪者的經驗，而是以日常生活的實際參與觀察及非正式的談話，從受訪者的移居動機與生活適應著手。然而在田野進行當中發現，此一看似問題不明確，方法又鬆散的資料蒐集方式，反而降低受訪者（不論本省或外省受訪者）的警戒心，在不同的場合與情境中自然表達出真實感受。此一現象，又以外省受訪者的政治議題表述更為明顯。因此筆者認為應該特別討論外省受訪者的經驗，特別是從情感因素的角度來著手，補充既有台商研究的不足。本文目的不在藉著受訪者的經驗，檢驗既有移民或返鄉研究的發現，而是藉由過去若干返鄉研究所揭露的「情感因素」，特別是政治變化引發的情感因素為出發點，來探討受訪者的經驗，進而協助瞭解既有台商研究所忽略的地方。同時，筆者不認為本文可以含括受訪者所有的情感因素，但本文討論所揭示的「政治變化引發的情感因素」相關討論，卻可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9. 貳、文獻回顧雖然本文的外省受訪者大多同時也是台商／台幹，他們的移居經驗也與本省的台商／台幹受訪者一樣，相當程度上受到兩岸經貿變化的經濟因素，並非全然都是因為情感因素而移居，但是為了便於後文討論情感因素對外省受訪者的影響，此處不擬回顧整個關於移居動機與生活適應的研究，而將焦點集中在與情感因素有關的移民／返鄉討論，及與外省人主題有關的研究。. 9. 此外，雖然筆者田野調查時，並未區分本省與外省的受訪者，但由於主題與篇幅限制，本文分析時概略描述所有受訪者的共同反應後，就直接討論外省受訪者之間特有，但本省受訪者欠缺或不明顯的經驗，但這不表示本省受訪者的經驗是不重要或不需被關注的。因此在以下討論當中，除非特別說明，「受訪者」是指外省受訪者，並不包含本省受訪者。.

(8) 10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一、移民／返鄉：從經濟因素到情感因素關於移民動機的研究，主要是在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過去的研究認為，古典經濟學所強調的「追求經濟利益極大化」，是人們遷移至他國的唯一目的；因此，如果移居者後來發現第三國或母國反而能提供更多經濟利益，他們會選擇移往第三國或回到母國。然而新經濟學認為，移居者所追求的，並非自身經濟利益極大化，而是在有限的基礎上達到特定目標；因此，如果移居者後來發現第三國（或母國）的環境更有助於達成目標（或目標已經達成），他們會選擇前往第三國（或回到母國）。10這類研究大多以移入西歐及北美地區的藍領階級勞工為討論焦點，雖然逐漸加入社會環境與國家層次的分析，但仍認為經濟因素是人們移往他國的主要原因。然而隨著不同類別的人口流動現象逐漸增加，以及人口回流的現象逐漸受到重視，此一經濟因素為主的論點也開始受到質疑。11 雖然人口回流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卻是相當晚近才受到移民研究的重視。大部分的人口回流研究仍跟隨前述主流觀點，認為當移居者發現海外收入不如預期、母國經濟好轉反而能提供更高的收入，或已經達成當初預定的收入目標時，他們會選擇返回母國，例如在「從英國回到愛爾蘭」、「從巴西回到日本」與「從東南亞回到中. 10. 這方面的討論很多，例如：Larry 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0, No. 5 (1962), pp. 80~93； Alejandro Portes and Jozsef Böröcz,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3 (1989), pp. 606~630；Jean-Pierre Cassarino, “Theorizing Return Migrati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 to Return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tudies , Vol. 6, No. 2 (2004), pp. 253~279；Oded Starke, “Rethinking the Brain Drain,”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1(2004), pp. 15~22； Douglas Masse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1993), pp. 431~468. 11. 例如：Elizabeth Aranda, Emotional Bridges to Puerto Rico: 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and the Struggles of Incorpor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43~168..

(9)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07. 國」的實證研究中經常呈現這樣的論點。12而這種跟隨著主流經濟因素解釋的人口回流研究，隨著人口回流的類別逐漸多樣，也受到了挑戰。各種挑戰當中較常見的一種看法，是以歐洲大陸內部或美國／加勒比海地區的人口回流現象為分析對象，認為為了與家人團聚的情感因素，才是移居者返鄉的主要原因。這些研究認為，移居者通常在青年時期移居海外，並在海外獲得較佳的教育與工作經驗，但家人仍定居母國，在情感的羈絆下而決定返鄉。13另一種比較少見，但與本文較為有關的看法認為，當接受國政治氣候改變並與移居者母國發生對抗時，移居者會因為對母國的思念以及擔憂受到接受國的政治歧視而返回母國，例如美國獨立初期時，決定返回歐洲的愛爾蘭人，以及蘇聯解體初期，從中亞加盟共和國返回莫斯科的俄羅斯人。14不論是較常見的家庭團聚，或較少見的政治歧視，都顯示「情感因素」可能比主流的「經濟因素」在某些方面說明移居者返鄉的原因。 12. 相關研究可見：Allan Barrett and Philip O'Connell, “Is There A Wage Premium for Returning Irish Migrants?” IZA Discussion Paper, Vol. 135 (2000), pp. 1~21；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Robyn Iredale, “The Growth of Skilled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Charles Hawksley, Stephen Castles, and Robyn Iredale eds., Migration in Asia Pacific: Population, Settlement, and Citizenship Issue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03), pp. 121~140；David Ley and Audrey Kobayshi, “Back to Hong Kong, Return Migration or Transnational Sojourn,” Global Networks, Vol. 5, No. 2 (2005), pp. 111~127. 13. 例如：Luis Guarnizo, “Going Home: Class, Gender, and Household Transformation among Dominican Return Migrants,” in Patricia Pessar ed., Caribbean Circuit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aribbean Migration (New York: Centre for Migration Studies, 1997), pp. 13~60；Elizabeth Malcolm, Elderly Return Migration from Britain to Ireland: A Preliminary Study (Dublin, Ireland: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lderly, 1996). 14. 這類的研究並不多，但可見： Hiliary Pilkington, Migration, Displacement, and Identity in Post-Soviet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1998)；Patrick Fitzgerald, “Come back, Paddy Reilly: Aspect of Irish Return Migration 1600-1845,” in Marjory Harper ed., Emigrant Homecoming, the Return Movement of Emigrants 1600-200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51..

(10) 10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不論返鄉客是為了經濟因素或情感因素返鄉，既有的研究都發現返鄉客通常在回家之前對母國都有不少懷舊與一廂情願的想法，這些返鄉前的想法與返鄉後現實的差距，常常帶給返鄉客強烈的失落感，造成返鄉後生活適應上的困難。15這種情感上的失落，可能是因為家鄉在離家期間歷經戰爭等重大變化，使得地景上的情感聯繫消失殆盡，或者是返鄉客與家鄉親友互動當中產生摩擦。例如，家鄉親友常以為返鄉客在海外享受較好的生活，所以將返鄉客對家鄉親友的協助視為理所當然，以致於返鄉客必須對家鄉做出超過能力的經濟協助，才能符合「衣錦榮歸」的世俗看法。16由於種種不同的情感失落，返鄉客通常不會真的與原來家人共同居住，而是在母國的其他地區（多半是有其他返鄉客居住的地區）定居，與當地社會維持一種有距離的歸屬感。17由於這些失落與隔閡，有些返鄉客最終還是放棄在家鄉定居的念頭，再度移居海外，或者形成一個「返鄉─失望─再移出─再返鄉─再失望─再移出」的循環過程。18 15. George Gmelch, “Return Migr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9 (1980), pp. 135~159；George Gmelch, “West Indian Migrants and Their Rediscovery of Barbados,” in Lynellyn Long and Ellen Oxfeld eds., Coming Home? Refugees, Migrants, and Those Who Stayed Behi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 206~223. 16. 可見：Anders Stefansson, “Refugee Returns to Sarajevo and Their Challenge to Contemporary Narratives of Mobility,” in Lynellyn Long and Ellen Oxfeld eds., Coming Hom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 171~186；Ellen Oxfeld, “Chinese Villagers and the Moral Dilemmas of Return Visits,” in Lynellyn Long and Ellen Oxfeld eds., Coming Hom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 90~103. 17. 可見：Flora Cornish, Karl Peltzer, and Malcolm MacLachlan, “Returning Strangers, the Children of Malawian Refugees Come ‘Home’,” Journal of Refugee Study, Vol. 12, No. 3(1999), pp. 264~283；Anders Stefansson, “Homecomings to the Future: From Diaspora Mythographies to Social Projects of Return,” in Fran Markowitz and Anders Stefansson eds., Homecomings: Unsettling Paths of Return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4), pp. 2~20. 18. 可見：Helia LopezZarzosa, “Refugee Voices: Internal Exile, Exile and Return: A.

(11)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09. 除了以第一代返鄉為主題外，有些以美國／希臘、瑞士／義大利、蘇格蘭／歐洲，以及日本／巴西之間人口回流為主題的研究，也把研究對象包含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一般認為這些後代移出／返鄉的原因除了有好奇與尋根的情感因素外，更大的程度是偏向經濟因素，希望藉著運用與母國社會既有的聯繫，追求可能的經濟利益。雖然這些後代遷移的動機比較務實，對「母國」的情感聯繫比第一代微弱，但是原生地與居住地的發展差距，以及返鄉前對「母國」期望過高帶來的情感失落，仍造成不小衝擊。19 以上這些研究顯示，傳統的經濟因素並不一定能夠解釋所有的跨國人口流動現象，特別是在人口回流方面的討論。不論是第一代或是後代，返鄉客的情感因素（不論是常見的「母國親情聯繫」或少見的「接受國政治歧視」）也許比傳統的經濟因素更具關鍵地位。而返鄉後的情感調適成功與否，也比傳統的經濟因素更能說明返鄉客是否在家鄉定居，或是繼續向外移動。此一強調「情感因素」的發現，正是過去移民研究所忽視，然而人群的情感表達並不容易藉由制式的資料收集方式來獲得。而本研究採行的田野調查方式，是以實際參與並從日常生活的自然言語為分析資料，恰巧彌補了制式的問卷或錄音訪談無法深入的缺失，所呈現的細節資料更可以成為未來研究的參照對象。同時為了使讀者更瞭解後文中情感因素的討論，接下來回顧以受訪者海外生活為主題的研究：外省人在台灣。 Gendered View,”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Vol. 11, No. 2 (1998), pp. 189~198； Elizabeth Thomas-Hope, “Transnational Livelihoods and Identities in Return Migration to the Caribbean: The Case of Skilled Returnees to Jamaica,” in Ninna Sorensen and Karen Olwig eds., Work and Migration: Life and Livelihood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184~201. 19. 例如： Anastasia Christou, Narratives of Pl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Secondgeneration Greek-Americans Return ‘Hom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ob Potter,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 Migration: Caribbean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Sussane Wessendorf, “Roots-Migrants': Transnationalism and ‘Return’ among Second-generation Italians in Switzerland,”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Vol. 28 (2007), pp. 345~360..

(12) 11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二、外省人在台灣在台灣，「外省人」這個名詞泛指所有在二次大戰後，跟隨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政府官員、軍隊、眷屬與一般民眾及其在台後代。在解嚴之前，關於外省人的研究非常少，因為當時突顯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差異的討論，都可能被認為是刻意挑起「省籍問題」而成為政治禁忌。20因為這樣的禁忌，加上當時統計資料的缺失，以致於連到底有多少外省人渡海來台都無法確定。在解嚴之後，「外省人」研究的政治禁忌也逐漸褪去，開始有相當多的研究投注在台灣社會中的「省籍差異」。1990年代初期研究顯示，與本省人相比，外省人教育程度較高，且較容易成為公營企業或大型民營企業的中高階主管。21雖然外省人事實上來自各種不同社經背景與不同省分，但是常被當時的研究視為一個內部同質性高的群體。當大部份早期的研究將外省人描繪成一個內部同質性高，且佔據特定資源的群體時，1990年代晚期以來的研究顯現了一群缺乏資源，又被隔離在社會底層的外省人，他們通常是教育程度低、單身（或晚婚）、獨居（或與其他背景類似的外省人同住），靠著有限退休金生活的低階退役軍人。22除了這些關於本省人與外省人間（以及外省人內部）社經背景差異的討論外，解嚴之後另一個討論的重點是外省人與本省人在政治偏好上的差異。自1990年初期 20. 王甫昌，「台灣的族群關係研究」，王振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2002年），頁233~274。 21. 例如：蔡淑鈴、瞿海源，「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頁98~118；林忠正、林鶴玲，「臺灣地區各人文及社會科學，第2卷（1992年）族群的經濟差異」，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 年），頁101~160；吳乃德，「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流動的族群差異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第1期（1997年），頁137~167。 22 呂秀玲，「眷村的社會流動與社會資源，一個榮民社區之田野研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1998年）；趙彥寧，「公民身份、現代國家與親密生活：以老單身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為研究案例」，台灣社會學，第8期（2004 年），頁1~41；劉益誠，「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13)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11. 以來的研究顯示，大體上而言，外省人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而本省人當中，大約只有一半是國民黨的支持者。23 由於過去十多年來，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兩岸關係基調上的差異（強調「兩岸差異與對立」的民進黨與強調「兩岸共通與合作」的國民黨），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政黨偏好上的差異，也與國家認同，以及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高度連結。在各種民意調查及研究當中，外省人除了比本省人更傾向支持國民黨外，更偏向將自己定位成「中國人」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對中國大陸仍有情感依存，並且較容易考慮將對岸視為未來可能發展的空間。24然而1990年代中期起兩岸關係不時陷入緊張狀態，比較接近外省人政治訴求的國民黨不斷在選舉中失利，強調本土意識，突顯兩岸差異的民進黨在選舉中逐漸獲勝，特別是國民黨在2000年與2004年的總統選舉失敗，使外省人覺得自己在台灣是陷入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情況。覺得自己不被信任，被排除在台灣的主流政治當中，成為局外人。這種政治氣氛快速轉變的結果，使外省人有一種強烈的被剝奪感，形成一種「外省人的悲哀」的失落情緒。25 另外一個與外省人及兩岸變化有關的討論，是以「外省人返鄉探親」為主題的研究。第一本相關著作應該是由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瞿海源等人合著的大陸探親及訪問的影響。這本書採用「滾雪球」 23. 張茂桂，「省籍問題與民族主義」，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233~278；王甫昌，「族群政治議題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的角色」，臺灣民主季刊，第5期（2008年），頁89~140。 24. Ming-chang Tsai and Chin-fen Chang, “China-Bound: Ethnic Politics, Networking Influences and Job Seekers from Taiwan,” presented for EASS 2006 Taipei Conference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6.11.12). 25. 張茂桂、吳忻怡，「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頁 147~180；高格孚，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台北：允晨文化， 2004年）。.

(14) 11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的抽樣方式，蒐集了62位（45位第一代與17位第二代）有過返鄉探親經驗的外省人作為受訪者。研究者發現，第一代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返鄉探親的行動是「落葉歸根」。但也有些受訪者表示，返鄉後發現自己被大陸當地政府視為是外來的「台胞」，而不是返鄉的「家人」，感到情緒失落。雖然學術界缺乏有系統的後續研究，但是若干以台灣特定眷村或榮家的個案分析，或者文學作品，也提供進一步的資訊。這些個案研究發現（或文學作品顯示），「想回家」是不少受訪者當初在台灣堅持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卻一直要等到兩岸關係逐漸緩和後，自己也年事已高時才得以成行。26然而返鄉探親之後發現家鄉人事已非，不再是夢境中的情景了，所以最後仍然回到台灣。這樣的返鄉之旅不但無法終結流離的經驗，反倒開啟了「家」在何處的疑問。27 由這些研究可知，外省人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實際上包含了背景差異大的渡海移民及其後代。雖然內部差異性大，但是在討論兩岸關係或是台灣內部政治議題時，常被認為是一個同質性高的團體。雖然解嚴後政治局勢的轉變開啟了外省人返鄉尋根之旅，可是卻又因為探親後情感失落，選擇回到台灣。以上這些討論都是以「在台灣」的外省人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發現，似乎忽略了最終回到大陸的外省人。為什麼有些外省人在返鄉探親後真的居住在大陸了呢？本文受訪者的經驗不但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也可以提供未來返鄉研究的參考資料。. 26. 尚道明，「眷村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國家認同─樂群新村的個案研究」，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外省台灣人協會，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台北：印刻文學，2006年）；姜思章，鄉愁：一個外省人的流離與憂傷（台北：問津堂，2008年）。「從『家』的多重意義分析紅棉新村第一代居民的生命歷程」，台中東海 27. 施麗雯，大學社會系碩士論文（2004年）；廖如芬，「榮民之『家』？東部某榮家老人的流離生命與家園認同」，花蓮：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15)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13. 參、研究方法過去與「台灣人在中國」相關的研究顯示，由於母群體總數不確定，無法進行有系統的統計抽樣，所以相關實證研究都是以特定台資企業進行個案討論，從中以滾雪球的方式選定若干人，再以問卷或訪談的方式來討論台灣人在當地所面臨的企業經營或生活適應問題，28然而這樣的抽樣方式缺點是受訪者同質性高，無法推論出不同背景受訪者對研究主題的可能反應。因此，本研究採取不同的抽樣方式，試圖彌補既有研究的缺點。. 一、抽樣29 如同前述，由於母群體總數與分佈不明，我們無法針對大陸的台灣人進行統計抽樣。因此，筆者的研究目標不在於對不同類別的台灣人（例如地區、年齡、教育、職業）進行符合人口比例的描述與分析，而是試圖在不同背景的台灣人間，尋找出共通點，然後對整個群體有概略性描述，如果可能，再針對其中某些類別的台灣人（或特定現象）進行深入討論。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筆者是採取「最大差異化（maximum variation）」的樣本選擇方式，來選擇適當的觀察對象，再以「民族誌（ethnography）」（主要是參與觀察以及少部分開放性訪談）的方式來對適合的對象收集資料，希望能對整 28. 例如以下的研究，都表示基於這樣的困難，只能針對若干特定台資企業或社區進行調查： Tain-jy Chen and Ying-hua Ku, “Offshore Sourcing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Firms in Taiwan,” in Peter Chow ed., Taiwan in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an Agrarian Economy to an Exporter of Higher-tech Product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pp. 95~118；莊好、魏炯翔，融入大上海：台商低調策略（上海：共青團復旦大學委員會，2003年）；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類市場網絡重組下的生產外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9年），35期，頁1~46；陳麗惠，「大陸台商妻子兩岸婚姻生活經驗之研究」，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輔導教學碩士論文（2003年）。 29. 如本文前言所述，以外省人為對象並非原先研究計畫預期，而是田野當中的偶然發現。因此此處是概述51位所有受訪者的抽樣方式，雖然本文分析焦點是集中在 51位當中的17位外省受訪者，但這17位受訪者的選取標準與過程，與全部51位受訪者並無差異。.

(16) 11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個台灣人在大陸的現象，描繪一個「雖不近，亦不遠矣」的圖像。「最大差異化」抽樣方式是希望能將各種不同類別的研究對象，盡可能全部包含在內（即使某些類別並不多見），目的在尋找不同類別研究對象之間的共點，以「去異求同」的方式，試圖在無法進行統計抽樣的情況下，還能對整個研究對象能有概略性的瞭解。為了達成此一目標，筆者在田野調查當中積極參加不同的非正式聚會與正式團體活動（詳下述），藉由參加各種不同的聚會活動，對東莞／上海兩地台灣人社群有了一個概略性的認識。從認識的台灣人當中，排除到大陸觀光旅遊或短期派駐大陸的對象，再從談話中探詢對方「在可預見的將來，回到台灣，或前往第三地的可能？」，如果對方表示短期內不可能離開大陸，就將對方納入筆者認定的適當範圍內，再以不同的管道做進一步接觸。如同大部分質化研究，本研究一開始也是採取「滾雪球」抽樣方式來尋找容易的受訪者，但逐漸擴大到背景不同的受訪者。最後，筆者總共在兩地獲得了51位不分省籍的受訪者，其中屬於台灣一般定義當中的外省人共17位，30也就是本文中的17位受訪者，他們2004/2005年時的背景概述如下。這17位受訪者當中，10位在東莞，7位在上海；11位是男性，6位女性；年齡分佈從27歲到86歲；教育程度上有2位僅受過六年以下（含）的學校教育，其餘都接受過至少14年以上（專科）的學校教育；在職業分佈上，除了退休人士外，尚包含了自營企業雇主、台資企業派駐當地人員或大陸企業員工；當時已在中國居住時間從幾個月、數年或十多年都有。這17 位受訪者的進一步資料可以參考附錄。31. 30. 此處是指，受訪者本身，或父母親任何一方是出生在中國大陸。 31. 附錄當中所顯現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僅表示筆者當時是刻意避免選取背景一樣的受訪者，但是筆者無意表示附錄當中的所顯現的受訪者特徵（除了同屬外省人這一項），對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生活有關鍵性的影響。.

(17)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15. 二、觀察、訪談與其他資料由於田野調查過程當中，主要是採取參與觀察的方式來收集可能的資料，所進行的訪談都是採取半開放訪談，或在不同的生活情境當中進行。雖然訪談之前有擬定訪談大綱，但是訪談過程當中沒有固定的問卷與用語，而是視受訪者的反應來調整問題的順序與方向。在語言使用上，筆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主要是以國語進行，並視情況夾雜部分的閩南話及廣東話進行。在2004-2005年田野調查期間，除了受訪者提供的資訊外，筆者也積極參加下列單位與組織所主辦的活動，以便能夠盡可能擴大受訪者的背景差異，並補充及確認受訪者所提供的資訊。這些單位包含了：東莞與昆山兩地的台商學校及台商協會（台校與台協）、東莞與上海兩地的台灣事務辦公室及台胞台屬聯誼會（台辦與台聯）32 與台北市東莞同鄉會。33這些單位與組織內的成員以及他們所辦的活動，不但提供了筆者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接觸到各種不同背景的外省人，以自然方式瞭解他們的生活，避免對受訪者資訊誤讀或誤判的可能。當筆者2005年7月離開田野地之後，仍不斷的藉由電話、Email、MSN等方式與受訪者（或其家人）保持聯絡，瞭解受訪者的生活變化。2008年8月間，筆者再次到田野地拜訪了部分受訪者，瞭解他們生活近況，希望透過同一受訪者在不同時期的反應，以及不同受訪者在同一時期的反應，提供更深入的討論。由於缺乏相關實證研究，加上大多的第一代受訪者年事已高，. 32. 關於台辦與台聯的關係，根據筆者觀察，以東莞台辦及台聯為例，雖然台聯表示自己屬於民間團體，但是會址與官方的「台灣事務辦公室」設於同一棟大樓不同樓層內。此外，台聯主要工作人員都是由台辦已退休幹部轉任或現任幹部兼任，並且接受台辦委託與經費支持，辦理定期聚會活動與接待各界不定期的參訪活動，所以台聯應該算是台辦外圍組織，而非單純民間團體。 33. 台北市東莞同鄉會成立於1969年。雖會址設於台北並以台北市為名，實際上會員包含了全台灣各縣市，並且此為全台灣唯一以東莞為名的同鄉會，對筆者尋找本文受訪者時提供不小的幫助。關於該同鄉會的資料，可參考台北市東莞同鄉會網站。.

(18) 11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不容易以傳統的訪談方式來收集資料，即使是以生活談話進行，也有相當困難。為了補足對第一代受訪者訪談不易的缺失，筆者也收集了若干文學作品與網站新聞，作為補充資料。34這些文學作品與網站新聞雖然缺乏嚴謹的抽樣方式與理論基礎，但是所呈現的個案現象與通案描述，相當程度上補足了本研究資料收集所不足之處。. 三、分析與限制在資料分析上，筆者是每日以田野日誌紀錄，從中選取內部關鍵事件（例如東莞台胞台屬聯誼會在每年九月主辦的中秋談話會）、外部重大事件（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2008年北京奧運與台灣陳水扁洗錢案），以及一般生活當中的特定事件（例如不熟悉閩南語的受訪者，卻刻意說閩南語與筆者談話）為主要分析資料。將每一個事件視為一個「小拼圖」，再以「鳥瞰」的方式從這些「小拼圖」當中得到成一個立體的「大全貌」，來呈現出不同背景受訪者之間的共通點。此一分析方式雖然看似不如一般常見的「訪談與回答」模式直接，但由於迴避了可能的爭議，降低受訪者的警戒心，並且資料是來自受訪者真實生活的觀察，更能反映出受訪者的真實意向。最後，筆者雖然採取「最大差異化」的抽樣方式，根據不同受訪者的共同反應，來推測這是母群體（在東莞與上海兩地的外省人）應具備的「重要現象之一」，但是筆者無意表示所推測到的結果包含了母群體「所有重要現象」，也無意排除有其他重要現象但尚未被發掘的可能。本文當中與受訪者有關的數字部分，純粹是一個當時情境描述，除非筆者特別說明，並不具備強度或頻率上的意涵。. 34. 相關網站如返鄉故事照片徵集、中國台灣網、外省台灣人協會等。.

(19)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17. 肆、發現與討論35 為了讓讀者更能夠理解情感因素對這17位受訪者所造成的影響，筆者先概略描述51位不分省籍受訪者的經驗，再進入討論這17 位受訪者的看法。筆者發現，這17位受訪者與其他受訪者一樣，他們的移居動機大致上受到兩岸經濟變化的影響，但是對這17位受訪者而言，由於兩岸與台灣內部政治變化引發的情感因素，對於他們在兩岸之間去留的決定，有著獨特的影響力。36. 一、51位不分省籍受訪者：經濟因素為主的人口遷移如同前述，關於人口遷移動機的主要討論，仍集中在類似如「追求更高收入」的經濟因素解釋上。如果將51位不分省籍受訪者的動機概略區分，我們發現其中有34位不分省籍的受訪者清楚的表示，當時認為到大陸工作，除了可以避免在台灣可能的失業風險外，收入應該在「短期內」或「三至五年內」快速增加，甚至超過在台灣工作。即使收入增加不如預期快速，但是受訪者認為「當地開支低」，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來滿足生活或事業需求。也就是說，對大部分的受訪者而言，經濟因素仍是移居中國大陸的主因。這34位看好大陸未來經濟發展（或看壞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受訪者，包含了本省籍與外省籍，移居初期都是一般認定的台商／台幹。對這34位明確認為經濟因素是主因的受訪者而言，隨著兩岸產業遷移的變化，他們當時在台灣若不是根本找不到適當的工作，就是面臨被裁員的壓力，所以必須接受公司的安排，被派駐在東莞／上海的子公司或生產基地；或者，受訪者在升遷上面臨一定的瓶頸，必須藉由外派他地，才可獲得比較高的工作報酬以及升遷機 35. 為了受訪者的隱私，以下相關討論都經過匿名處理。 36. 筆者原來在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中，並沒有51位受訪者的討論，但是有學術先進建議，直接進入外省受訪者的討論，特別是情感因素的討論，容易讓讀者誤以為外省受訪者只受到情感因素影響，不受兩岸經濟變化影響，建議筆者加入51位受訪者的概略描述，筆者在此表示感謝。.

(20) 11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會；再或者，受訪者在事業上面臨一定的困難，但是看好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主動結束台灣的工作，前往大陸開創新的事業。對這34 位不分省籍的受訪者表示，如同過去主流移民研究或台商研究的發現，經濟因素是促使他們遷移到大陸的主因。而剩下17位認為「情感因素才是主因」的受訪者，也同時包含了本省與外省籍。除了3位單純返鄉定居的外省受訪者外，剩下的 14位都表示，雖然在移居考慮階段時，曾想過在大陸尋找工作的可能，但是也表示，對家庭，37或對大陸未來發展以及台灣內部發展的情感因素，38才是當初決定遷移到中國大陸的關鍵因素。他們當中即使日後在大陸也有了適當的工作與事業，但是工作所帶來的收入並不是當初遷移的動機。對他們而言，為了與家人團聚（單純依親的台商／台幹眷屬，以及返鄉定居的外省年長者），或遠離當時台灣內部「去中國化」的政治紛擾，才是受訪者決定移居的關鍵因素。筆者進一步發現，如果以「省籍」來區分51位受訪者的遷移動機，會發現宣稱「經濟因素是主因」的34位不分省籍受訪者當中，本省受訪者偏向預測「短期內」會快速增加，而外省受訪者卻偏向預測在「三至五年內」會增加。如果進一步觀察兩群受訪者預測的根據（「你當時為什麼會這樣預測？」），筆者發現本省受訪者當時「短期內」會增加的預測，主要來自移居前雇主的明確承諾（「加薪、外派津貼阿！」）；而外省受訪者「三至五年內」會增加的預測，主要來自當時個人私人感受（「說不上來為什麼，我就覺得大陸很快會超過台灣」），比較缺乏明確的預測依據。這顯現即使是明白宣稱「經濟因素是主因」的受訪者當中，本省受訪者與外省受訪者的預測依據是不盡相同的。筆者同時也發現，宣稱「情感因素是主因」 37. 此項多為已婚的女性受訪者，筆者將另外撰文討論。 38. 此項多為外省受訪者，即後文主要討論的對象。.

(21)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19. 的17位不分省籍受訪者當中，扣除了單純依親的本省籍台商／台幹眷屬，外省受訪者有更明顯的趨勢是因為當時對台灣政治的「去中國化」發展感到不安，而更積極思考遷移到中國大陸。總之，在34位「經濟因素是主因」的不分省籍受訪者當中，外省受訪者比本省受訪者更偏向因自身「感覺」的「大陸經濟發展將超越台灣」的預測，決定移居大陸。在17位「情感因素是主因」的不分省籍受訪者當中，外省受訪者比本省受訪者更偏向因為對台灣政治發展的不滿，將「移居大陸」視為遠離台灣政治紛爭好方法。這顯示對外省受訪者而言，情感因素（特別集中在台灣政治紛擾所引發情感因素）有著確實存在但又不曾被討論過的影響力。因此以下的分析將轉入外省受訪者的經驗，討論外省受訪者的經驗。. 二、17位所有外省受訪者：政治變動引發的情感因素成為關鍵當筆者還在東莞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建議筆者打電話給當時人在江蘇的某大姊S-2，因為S-2曾在廣東不同城市居住了快十年，也許她對筆者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建議。在朋友的安排與「打打電話試試看也無妨」的想法下，筆者在2004年11月時候（當年立委選舉之前），很冒昧的打了一通電話給她，這通電話讓筆者感覺，也許有某一不容易被發現的因素，特別存在於外省受訪者之間。「你是外省人嗎」是S-2接到筆者電話後說的第一句話。筆者當。筆者並沒有時感到相當訝異，在停頓了兩三秒之後說「是……」主動的提出任何問題，只是把這通電話當作一個禮貌性的接觸，然而整個電話談話中，S-2反覆的提到「在台灣身為外省人的悲哀」、「希望國民黨在立委選舉能夠贏，給阿扁一個教訓」以及對於台灣當時政治發展不滿的談話內容。筆者當時突然發現，「因為對台灣政治不滿，覺得自己被邊緣化」，這個「被剝奪」的感覺，可能是促使外省受訪者遷移到中國大陸一項重要，卻不容易說出口的原因。.

(22) 12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於是，筆者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如果是在一個人比較多的場合，直接「問」外省受訪者「為什麼來到中國大陸」筆者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類似像「台灣的工作快被裁掉了，這裡老闆錢比較多」，這些聽起來與本省受訪者相似，也符合過去研究所呈現的答案。但是如果是在家庭式聚會或是一對一的聊天場合，幾乎沒有例外的，他們（不論是東莞或上海的受訪者，也不論是第一代或是後代）都會在筆者沒有暗示的情形下，主動提到「生為外省人的悲哀」、「在台灣我們只是局外人」這類話題，藉由表示對台灣政治發展的不滿，進一步說明自己為何離開台灣。他們對於國民黨在2000年失去政權感到難過，更對於台灣當時不斷進行的「去中國化」發展感到心寒，寄望國民黨2004年可以贏得大選，然後就可以「回家了」（受訪者D-3），然而319槍擊案的後果（國民黨敗選），讓他們覺得「繼續留下來吧！」簡言之，在私下的談話中，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台灣當時的政治發展，讓他們感到相當的危機意識。當這種「在台灣被邊緣化」的感覺，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的事實交互作用後，促使他們會主動的想到前往中國大陸發展。所以當本省的受訪者談論自己當初如何評估新環境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來決定是否要遷移時，外省受訪者卻是先有了遷移念頭，一旦發現在中國大陸有了還算可以接受的工作機會（或生活條件），就很快選擇了遷移到中國大陸。在居住中國大陸的過程當中，他們也想過再次回到台灣，但是由於客觀的經濟因素（台灣是否能提供類似的工作機會）與台灣政治情勢並未如期望改變，而繼續留在大陸。也許有讀者會對這樣的反應感覺不可思議，當2004-2005年期間，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越來越強調民主化之際，為何會有受訪者是為了政治因素而遷移到中國大陸？雖然這些年都有研究指出，「外國的政治較安定」或「國內政局不安」是促使民眾思考遷移到.

(23)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21. 國外的因素之一。39但是為什麼在本研究當中，外省受訪者的反應特別明顯？當一般認為中國大陸政治發展仍落後台灣時，為什麼台灣內部政治變化是促使外省受訪者遷移到中國大陸的原因之一？ (一)邊緣人與雙重困境40 如同文獻回顧時所述，以「政治變化促成人口流動」為主題的研究並不多，但是針對移民者在新國家生活適應的討論卻不少，其中Adam Weisberge與Robert Park的研究，也許可以幫助讀者瞭解受訪者的感受。當Park在1928年以「邊緣人」(marginal man)的詞彙，來描寫新移民在新國家所面臨心理上焦慮與生活上的困境時， Weisberger在1992年更以「雙重困境」(double ambivalence)，深入說明了這種邊緣情境中的焦慮。根據Weisberger的看法，這種焦慮是 39. 這些研究例如：楊成安，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台北：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1994年）；謝高橋，人民外移現況及問題之探討（台北：行政院研考會，1989年）；夏誠華，「台灣地區移民變遷之研究」，張存武、湯熙勇編，海外華族研究論集第一卷：移民、華僑與經貿（台北：華僑協會總會，2002年），頁169~186。 40. 筆者在撰寫本文並與諸位學術先進請益的過程當中發現，有些讀者可能會對此一現象表示難以置信。為了避免讀者心中的疑惑影響下文討論，筆者先提出若干說明。一、筆者特別提出受訪者在公開場合與私下場合會有不同的反應，並不是要以受訪者私下場合的談話來修正受訪者在公開場合的表述。而是想藉著公開及私下場合談話內容的差異，說明這種「政治被剝奪感」的感受是經常刻意被隱藏的，只在外省人之間流通，不太會對「非我族類」的本省人揭露，更不容易在一般場合中表達出來。這種刻意隱藏的現象，更顯示政治被剝奪感是真實存在且不應該被忽視的。二、雖然本文發現不能做出統計上的推論，但是在筆者田野調查中， 17位背景相異的外省受訪者都呈現出這樣的反應時，即使這些數字不具備統計上的代表意義，至少表示這一現象確實存在並具備若干強度，不應該被忽視。三、也曾有學者質疑，「也會有本省人厭惡台灣政治發展而離開，為何外省人的反應就變得特別重要？」的確，根據筆者的觀察，確有本省受訪者表示因為「厭惡藍綠惡鬥」而想要離開台灣，但是本省受訪者的談話內容顯示，比較像是談論「房子靠近高架橋，太吵了，所以搬家」的感受，與外省受訪者的「住了四、五十年，卻要被人趕走，真是情何以堪」的不安全感不同。而這種因為台灣政局變化而引發的強烈不安全感，只存在這17位受訪者之間，並不存在於另外34位受訪者之間。四、筆者並非表示台灣政治情勢的發展趨勢，是這17位受訪者久居中國大陸的關鍵性因素，而是說台灣政治情勢發展，如同「催化劑」一樣，促使外省受訪者更容易決定移居大陸；移居之後，台灣政治的發展就像「門檻」一樣，降低了外省受訪者回到台灣的意願。.

(24) 12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既無法在母國文化與新國家文化之間的差異取得平衡，也無法排除母國文化與新國家文化對自己造成的影響」。也就是說，移居者在新國家所面臨的，並不是同時適應新文化與原生文化的 “in-between”，而是兩者都不能適應的“double ambivalence”。在這個雙重矛盾的情境下，Weisberge認為移居者可能會採取四個（或者是混合）的反應，分別是：「同化」（assimilation），移居者放棄原有思維價值觀，積極加入新國家主流文化，生活中的互動對象都以當地社群為主；「返回」（return），移居者退縮回原有母國思維方式，完全放棄吸收新國家文化，生活中的互動對象侷限於移居者在接受國所屬的少數社群當中；「超越」（transcendence），移居者試圖尋找出能跨越兩種文化差異，並獲得平衡的方法，並且盡可能在接受國的主流社群與少數社群之間維持平衡；「茫然」（poise），移居者消極面對兩種文化的差異，生活中對接受國主流社群以及少數社群之間的差異視而不見，既無法加入主流社群，也與少數社群形成疏離，生活在充滿焦慮當中。41筆者認為，Weisberge提出的「雙重困境」與策略，不但可以討論移居者在新國家的生活，也可以被延伸來討論這17位受訪者。這17位受訪者在某些程度上因為台灣政治環境改變而感受到巨大壓力，而選擇（回）到中國大陸的作法，不但類似於Weisberge 所說的「返回」，返回到移居者所屬的少數社群內，而且是更直接返回到少數社群所從屬的母國文化的來源地。這17位受訪者在不同程度上對199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政治主流價值的轉變（從強調中國意識到強調本土意識，再進一步排除中國意識）持保留的態度，然而卻又無法抗拒此一轉變對自己所造成的影響，在這種「邊緣化」. 41. Robert Park, Robert,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3 (1928), pp. 881~893; Adam Weisberger, “Marginality and Its Directions,” Sociological Forum, Vol. 7 (1992), pp. 425~446..

(25)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23. 的情境下，當「返國」的大門已經打開時，只好選擇「返回」到內心中母國文化來源地，中國大陸。再進一步的說，這種「返回」的選擇，不但是「無法進入接受國主流價值（強調本土意識的台灣社會）」而促成的選擇，更是發現自己是「本來位居核心（強調中國意識的台灣社會），卻因為接受國的政治變動後的新核心價值（強調本土意識的台灣社會）成為邊緣。可是當新核心價值並非建立在舊核心價值擴大的基礎上（同時強調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的台灣社會），而是排除舊核心價值的差異上（不但強調本土意識，更進一步排除中國意識的台灣社會）時，受訪者所感受的不僅僅是接受國主流價值轉變帶來的壓力，更是不跟隨轉變就會被新核心價值污名化的恐懼（諸如「愛中國就是不愛台灣」或「愛長江就是不愛淡水河」的指控）」，受訪者既無法接受台灣主流價值的改變，但是卻又無法抗拒這種改變，更不願意在新主流價值的壓力下調整內心價值觀，所以只好選擇「返回」，直接返回到內心價值所投射到的場域。也許會有讀者對這樣的選擇感到驚訝，也懷疑這樣的可能性，也許更會有政治人物將這樣的選擇貼上「賣台」的標籤。但是讀者也許可以試著以同理心感受，對這17位受訪者而言，他們的「中國意識」並不只是受過去「由外而內」的黨國教育影響（例如，在學校教育中熟讀中國歷史，牢記大陸三江五嶽的地理位置，並以「我是中國人」為榮），更是家庭生活中點點滴滴「由內而生」經驗的累積（例如，幼年時逃難的親身經歷，或者不斷聽著父執輩口述當年在大陸的生活，內心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回去」）。當解嚴前的台灣社會是以中國意識（或稍後國民黨尚未失去政權前所強調的兩岸之間共通與合作）為核心時，受訪者並不會感到困擾；但是當解嚴後台灣的主流意識是以本土意識（或更進一步是民進黨執政後強調的兩岸之間差異與對立）為核心時，受訪者的困擾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26) 12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然而更令受訪者難以適應的是，當今（「民進黨政府」時期）的核心不但強調本土意識，以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更為了神聖本土意識，進一步的以各種負面詞彙指涉中國（或者將台灣社會當中與中國相關的部分污名化），受訪者在這過程當中所感受的並不只是外在環境改變，並不只是必須從核心退居邊緣，而是發現不但退居邊緣，還必須被無形的壓力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經歷，必須去除自己生命經歷中不符合當今主流意識的成分，才有可能被新核心價值所接受。這種類似於前述「蘇聯解體後仍居留在中亞各國的俄羅斯人」或「美國獨立後卻支持英女皇的愛爾蘭人」，必須選擇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經驗，去除不適合新核心價值的部分，否則就必須離開，有著類似的情境。如果讀者從這個角度思考，也許比較能夠理解受訪者所說的「身為外省人的悲哀」，以及為何會受訪者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這種「悲哀」情緒的影響，而想到要（回）到中國大陸。這種因為政治變化而促使移居者積極思考，並真的返回原居地的現象，也許對有些讀者很陌生，也不容易以平和的態度討論，然而回顧歷史，這種地主國政治氣候變遷，而增強移民返鄉意願，最後有些移居者真的返鄉的情形，確實存在於相關研究中。但是一個令人好奇的是，這17位受訪者的情緒反應，是長期累積的結果，還是只是被筆者田野調查時的特殊事件（民進黨在2004年總統大選獲勝）所誇大了？或者說，國民黨在2008年勝選，是否又表示這17位受訪者返台意願會上升？當筆者2008年8月再次拜訪田野地時，兩岸同時發生了「北京奧運」與「陳水扁貪污」事件，台灣政治氣候再度發生轉變所造成的影響也顯現在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中。筆者發現對受訪者而言，雖然不再如同2004/2005年那樣情緒激動（或失落）的談論台灣的「去中國化」發展，但是言談之中不斷的詢問筆者「你覺得馬英九怎麼.

(27)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25. 樣？」，當筆者並未回答時又自行接話「還要再看看」，然後跳躍式的敘說著自己在台灣因為「不會講台語」而被罵「不是台灣人」的生活經驗，並重複類似「在台灣，我們是外省人，在這邊，我們是台胞，兩邊不是人」的談話（受訪者D-5）。這種相隔四年後仍存在的焦慮情緒，顯示受訪者在2004/2005年的反應並不是被特定事件所激起，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受訪者D-18，D-18由於在台灣單身一人，自2000年起就離開台灣某地榮民之家，以「長居大陸就養」之名回到東莞與大陸親人共同生活，再也沒有回到台灣。當筆者2008年再遇到D-18時，當地台辦官員開玩笑的說D-18「所有證件都已經失效」，希望他趕快「回台灣重新辦台胞證再進來」或是「回台灣辦完除〔台灣〕籍，再回來入〔中國〕籍」，不然就是「非法居留」了。當地台辦官員的玩笑話卻引發D-18突然激動的站起來說，「我在這裡出生的，怎麼不可以在這裡呢？……你不知道，他們說我不是台灣人，不可以在台灣……」。42 比較同一受訪者在2004年與2008年的反應，顯示國民黨再度執政雖然某種程度舒緩了受訪者的焦慮，但是並未完全解除受訪者對於台灣過去政治變化的疑慮。雖然國民黨重新執政，但那段「不會說台語就被認為不是台灣人，不能住在台灣」的不愉快經驗並未完全淡去，說明了受訪者的情緒並不是被單一事件所特別放大，而是長期累積的深層感受。筆者在此無意陷入是否應該推動本土化的爭 42. 根據筆者後來訪談東莞台辦官員與台北退輔會官員瞭解，早年兩岸政府對於台灣人在大陸當地入籍並取得身份證，並沒有詳細的規定。但近年來台灣政府規定台灣人只要被舉發且證實加入當地戶籍並取得身份證，被檢舉人的台灣戶籍及相關權利就會被中止；大陸政府也規定，台灣人必須「交出台胞證」或「台灣除籍證明」，才能取得當地戶籍與身份證。然而台灣退輔會官員也表示，除非有人刻意檢舉，或當事人自己承認，台灣政府很難知道是誰取得當地戶籍與身份證；東莞台辦官員也表示，雖然入籍規定日漸清楚，但是各地在執行上仍有相當大的模糊空間。這顯示同時取得兩地戶籍與身份證並非不可能，但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

(28) 12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議，也無意將受訪者的內心感受合理化，而是說明過去十多年來政治局勢的改變，的確對受訪者在「移居中國」這件事情上產生不小的影響。. 三、17位外省受訪者的當地生活：現實與情感的落差如同前述，對這17位受訪者而言，不論把他們定義成遷移或是返鄉，也不論他們當時的身份是否為台商／台幹，都顯示他們都比本省受訪者更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台灣政治變化而引發的情感焦慮，進而遷移到中國大陸。當本省籍受訪者經歷過一段時間後，在某些程度上逐漸適應當地生活時，或者以務實的工作需要，檢視自己在兩岸之間來去的決定時，筆者發現這17位外省受訪者反而會因為情感投射與實際生活的落差，陷入了「何處是我家」的複雜情緒中，更不容易適應當地生活。 (一)「他們只是要錢」：5位第一代的外省受訪者如同前述，有些受訪者直接表示寄望國民黨在2004年可以贏得大選，然後就可以「回家了〔再回到台灣〕」。如果中國大陸可以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與政治上的避風港，那又是什麼樣的「推力」促使他們想要再回到台灣呢？難道（回）到中國大陸不是他們所期望的「回家」嗎？一個特殊的現象是，在5位第一代的外省受訪者當中，只有2位是回到在自己當年離開的城市定居。為什麼其他3位並沒有回到自己當年的家鄉定居，而是選擇千里外的上海與東莞呢？43 由他們在居住地的選擇，與居住後的生活，可以看到外省受訪者另一層面的故事。通常受訪者對於自己選擇「返鄉，但是不回家」的第一個理由是家鄉物質條件發展過於落後。「太落後了，我五十年前離家的那 43. 即使納入第二代的受訪者，在全部17位外省受訪者當中，只有3位是回到自己（或父母親）當年在大陸的家鄉。.

(29)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27. 條路都還一樣，當時用的馬桶都沒變」，是一位原籍鄭州的老先生 D-13告訴筆者他為什麼回去鄭州看看後，卻沒有住在鄭州，而是在東莞與其他台灣人（特別是本省人）共同居住的原因。這個「太落後」的原因與文獻回顧中的東歐人口回流的研究相似，有些人因戰爭而離開東歐的移民，在局勢穩定後回到家鄉探視，可是卻因為家鄉發展太過落後，不願意在家鄉地居，而另循他處定居。然而這個物質差距的理由，似乎不是造成受訪者「返鄉，但不回家」的唯一原因。一位在第一次碰面時，說「我是北京人」（因為父親原籍北京）的受訪者D-3，在談到她與父親有時過年還會回北京與當地親人過年時，描述北京的繁華進步時，卻是這麼談到她那住在廈門的父親，「他們幾位老先生住在一起，沒事可以一起聊天打麻將」，這樣間接的說明了為什麼D-3的父親放棄繁華的北京，而選擇相對落後的廈門，因為廈門那有著與老先生相同背景的外省人，「可以一起聊天打麻將」。北京雖然繁華進步，若干大陸親人仍然健在，也只適合「過年回去走走看看」，而不是久居了。由「跟著本省人一起居住在東莞的鄭州人」與「跟著外省人一起居住在廈門的北京人」兩個例子，我們看到「返鄉」對第一代的外省受訪者而言，並不只是地理空間上的轉變，還包含了生活空間上的妥協與重新調整。為了在新舊生活圈當中重新調整與適應，返回原居地並不一定是最佳的選擇；相反的，在原生國的不同地方與其他移民或背景相似的返鄉客共同生活，反而是容易克服空間差異的適當選擇。這種「返鄉，但不回家」的選擇讓筆者更進一步思考返鄉客與當地（親）人的互動，是否如同返鄉前期望的那樣水乳交融呢？當筆者試圖與他們談到各種返鄉探親活動時，他們都很自然的提到一些耳熟能詳，也常見諸於新聞媒體的活動，例如祭祖、重修.

(30) 12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祠堂、與當地親友們用餐等等。44然而筆者發現，這5位第一代的受訪者只願意將談話停留在活動「表層現象描述」，並不願意深入談談他們對當地人或者大陸親人的「感受」。當筆者進一步探詢時，其中一位受訪者D-7很直接的以「他們〔大陸親人〕只是要錢」來中止談話，基於對長者的尊重，筆者也沒有繼續探詢。但是由其他可觀察的現象當中，筆者推測，對5位第一代的受訪者而言，他們的返鄉經驗，並不像是返鄉前所期望的美好，而這些推測在筆者 2008年再次探訪時，得到了證實。當筆者2008年再度探訪時，在一個由東莞台聯主辦的例行活動中，再度遇到了2004年即認識的受訪者。因為介紹人當時過於忙碌，無暇陪伴筆者，筆者便自行與受訪者交談。也許是受訪者已經認識筆者，也許是主辦單位工作人員不在場，反而提供受訪者更大的表達空間。兩位受訪者（一位第一代，一位第二代）明確表示，返鄉客與當地親人的相處並不都是愉快的，而大部分不愉快的例子，是來自於雙方對「金錢贈與」的看法差異。對於受訪者，特別是年長的返鄉客而言，在能力範圍內協助家鄉親人經濟發展，是為了要表現家人重聚時的欣喜與「心理補償」───補償這些年在家鄉困苦的生活。但是對於大陸親人而言，尤其是剛開放時期，容易將返鄉客的金錢贈與當作是理所當然的「金錢賠償」───賠償當年被遺棄在中國大陸而必須承擔政治鬥爭的痛苦。根據受訪者的看法，此一觀念上的差異，常常是返鄉客與大陸親人發生爭執的焦點之一，這也許說明了為什麼受訪者大多並未與當地家人居住，而是如同J的父親以及K一樣，選擇與其他台灣人，或者是其他的返鄉客共同生活。. 44. 由於篇幅所限，筆者此處不擬對這些活動描述細節，但是讀者可以參考若干文學作品或網路新聞，例如流離記意，無法寄達的家書與「返鄉日記」，<http:// www.huaxia.com/lnsy/tzrt/jlzj/2002/09/637293.html>，2009年5月26日檢視。.

(31) 情感因素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以居住在東莞與上海地區的外省台灣人為例. 129. 筆者想特別說明的是，第一代受訪者「返鄉，但不回家」的原因除了表面上地理空間的調適困難，可能還包含了與大陸親人之間的摩擦，以及摩擦所帶來的情感失落。所以他們沒有選擇在原居地繼續生活，而是試圖創造其他的可能，平衡情感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但是對第一代的受訪者而言，過去因為戰爭因素而離家，兩岸長期分隔而形塑的情感因素，又被台灣政治上「去中國化」造成的壓迫感而強化，「返鄉定居」成了不得不然的選擇。然而返鄉之後與家鄉親人的摩擦，使自己發現情感與現實生活是有差距，但是這種差距不但是難以處理，更是難以承認，因為承認差異就如同承認自己與當地親人是不同的。這種難以承認「原來我們並不一樣」的感覺，也許是他們無法坦然談論大陸親人的原因。所以對他們而言，地理空間重返原居地並不困難，但是心理層次上的「回家」，並不容易。 (二)「我們連說的笑話都不同」：12位第二代受訪者除了上述提到的第一代外省人，有為數不少的第二代的外省人也到了中國大陸，他們又是怎麼樣看待自己與當地（親）人的互動呢？相對於第一代在談這個問題時的保守態度，第二代比較願意談論。他們都表示，在決定長期在中國大陸工作之前，都曾隨著父母親有過短暫返鄉探親的活動，例如掃墓、與親友聚餐等等。然而這些的活動都有「說不上不知哪裡奇怪的感覺」、「我應該要很熟，但是實際上根本不認識他們（大陸親人）」（受訪者S-15）。一位父母親原籍上海，自己也住在上海，第一次見面時告訴筆者「上海話，我不太會說，但是聽沒問題，因為我是上海人」的受訪者S-17，在訪談快結束時卻告訴筆者，「我很久沒有去看我（住在上海）的阿姨了，（因為）我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當談到與公司當地員工的互動時，她也表示，「我想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連.

(32) 13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說的笑話都不同！」S-17的「我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我們連說的笑話都不同！」說明了第二代這種「奇怪的感覺」。在返鄉探親之前，第二代自年幼起便從長輩的口中得知許多家鄉中的歷史（或誇大的故事）。雖然由於時空分隔久遠，父母親記憶中的家鄉早已經與現實生活不同，但是這些記憶卻已經透過家庭影響，成為第二代未曾經歷過的卻彷彿置身其中的感受，並內化成自我認知的一部份。可是當第二代的受訪者真的回到大陸探親，甚至定居時，才發現必須承認不知道該如何與真正的當地人溝通，因為「連說的笑話都不同！」筆者2008年再度拜訪田野地時發現，相較於第一代的少談，第二代比較願意談談自己與當地人的互動，以及這些互動對自己造成的心理衝擊。對第二代受訪者而言，「在台灣，我們是外省人，在這裡，我們是台胞，兩邊都不被當作自己人」，充分顯現出他們對現狀的無奈。當前述討論發現外省受訪者部分因為覺得在台灣「被邊緣化」，然後選擇「回到」想像中的「祖國」，他們到了中國大陸才發現自己其實是進入另外一種「被邊緣化」的困境，進入一種「覺得自己應該熟悉，卻發現其實自己一點都不熟悉的」的社會環境，成為一種多重卻又難以自我面對的困境。他們覺得自己在台灣是從核心落入邊陲，以為（回）到了中國大陸是回到核心，卻忽然發現自己卻是身處另一個邊陲。除了日常生活經驗帶來的失落感外，台灣的「外省人」與大陸的「台胞」雙重稱呼都不斷的提醒他們，自己在兩個社會都不是核心，都只是邊緣人。這種「雙重邊緣」的困境，不同程度上存在於第二代的受訪者之間，卻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所處的困境。. 伍、結論：身在家鄉為異客？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討論17位外省受訪者（回）到中國大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