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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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 2009 年 6 月，頁 219-255. BIBLID1012-8514(2009) 43p.219-255 2009.4.6 收稿，2009.5.25 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裴. 提. 英. 姬*. 要. 明清時代朝鮮人依據在燕京、瀋陽、熱河等地的遊歷經驗，撰寫成各式各樣的紀錄，這些紀錄後來被學界彙集成《燕行錄》。尤其《燕行錄全集》於 2001 年出版之後，更啟發我們在中韓關係研究的新方向。目前韓、日、中學界，以《燕行錄》為主要材料，針對中韓關係史的研究成果已累積一定業績。韓國學界針對此領域的研究已有相當時間，所觸及的議題涵蓋各層面；日本學界在中韓關係史的領域也早有深入的研究成果，近來則逐漸在東亞關係史和交流史的脈絡中，開始注意《燕行錄》史料的重要性；而 1990 年以來，中文學界也逐漸開始關注《燕行錄》，在許多課題上有了新的研究成果。筆者在閱讀相關研究成果時，發現因為材料零散、加上語言不同，導致韓、日、中學界的研究成果中，重複者頗多。綜觀如今已發掘的燕行紀錄，其規模如此龐大，但多數卻還未做解題，且整體、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仍嫌不足。當前韓、日、中三國研究《燕行錄》的重點，集中在朝貢關係（政治）、朝貢貿易（經濟）、華夷觀念（思想）、文化交流與傳播（交流）等四個面向。本文透過整理過去的研究成果，並探討已有的論點，以此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給感興趣的研究者參考，並希望能引起中文學界對此一材料更多的關注。. 關鍵詞：朝鮮燕京瀋陽熱河燕行錄朝貢關係朝貢貿易華夷觀念文化交流.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

(2) 裴. 220. 英. 姬. 一、前言二、政治史脈絡下朝貢關係相關討論三、經濟史脈絡下朝貢貿易相關討論四、思想史脈絡下華夷觀念相關討論五、文化交流史脈絡下人物交流及文化傳播相關討論六、結論. 一、前言中國和韓國長期以來交流頻繁，明清時代朝鮮人即依據在北京（燕京）、瀋陽、熱河等地的經驗，撰寫成各式各樣的紀錄，這些紀錄後來 1. 被學界彙集成《燕行錄》。具體來說，《燕行錄》的內容分為兩種，即朝鮮使節出使中國時，由「書狀官」寫給朝鮮官方，做為公文書使用的「謄錄」，以及其他參與燕行者之私人撰著的「使行紀錄」。「謄錄」的內容，因為具有固定的公文格式，寫得比較簡單；「使行紀錄」則以「刊本」、「寫本」的方式，出現於專書或文人私人文集中。. 2. 1 元代李承休的使行紀錄稱為《賓王錄》（1273），明代許多使行紀錄則被稱為《朝天錄》，直到清代才廣泛使用《燕行錄》此一名稱，不過明代也有三種作品名為《燕行錄》，因此林基中將朝鮮人於元明清三代到中國首都之紀錄，以廣義的《燕行錄》稱之。參見〔韓〕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9-10。當然，韓國史學界對於《燕行錄》研究的定義，仍有不同意見，相關討論請參閱〔韓〕裴英姬，〈「燕行學與韓中關係」韓國明清史學會夏季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明代研究》第 11 期（2008，臺北），頁 185-197。 2 目前在韓國共整理出 568 種《燕行錄》，名稱包括以下各種：除了《朝天錄》或《燕行錄》名稱前面加干支或作者的號之外，還有明代《朝天記》、《朝天日記》、《朝天錄》、《朝天詩》、《朝天日乘》、《西行記》、《北征記》、《北行記》、《北行日記》等；入關前以瀋陽為首都的滿清時期作品名稱為《瀋陽日記》、《瀋陽日錄》、《瀋陽日乘》、《瀋館錄》；清代《燕行記》、《燕行詩》、《燕行日錄》、《燕行雜誌》、《燕行雜識》、《燕記》、《燕行別錄》、《赴燕詩》、《燕行歌》、《燕行日乘》、《燕行記事》、《槎行.

(3)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21. 自 1960 年以來，有不少以「使行紀錄」為主要材料的出版品。1960 年，隸屬韓國成均館大學校的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錄選集》上、 3. 下兩冊。 1965 年設立的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則在 1976 年挑選 20 篇燕行紀錄，將其譯為韓文，並加附原文出版，即《國譯燕行錄選集》。. 4. 5. 此外，除了《朝鮮王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還有 115 種漢文古典 6. 文集被譯成韓文，計 1,100 本。其次，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教授林基中，於 2001 年編選出版了《燕行錄全集》100 本（約 380 篇），並於 2008 年繼續出版《續集》50 本（約 107 篇），將這些重要的史料更加完整地提供給學界，以推動後學的研究與運用。成均館大學校的大東文化研究 7. 院 2008 年又新出版《燕行錄選集．補遺》三冊。韓國之外，2001 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夫馬進也收集整理相關資料，並與林基中共同出版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 8. 綜觀現今已發掘的燕行紀錄，其規模如此龐大，但明清時代約 500 年間之各種《燕行錄》的內容，多數未做解題，且整體、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也仍嫌不足。另一方面，目前以《燕行錄》為主要材料，來自韓、日、中等地，針對中韓關係史的研究成果也累積了一定業績。韓國學界針對此領域的. 錄》、《乘槎錄》、《燕槎錄》；乾隆萬壽節時到熱河的《熱河日記》、《熱河紀遊》、《乘槎錄》、《熱河紀行詩註》等。參見〔韓〕崔韶子，〈《燕行錄》研究를위한제언〉，《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2008，首爾），頁 1-11。 3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下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 4 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1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 5 請參考《朝鮮王朝實錄》的檢索網站：http://sillok.history.go.kr。 6 上述百餘種古典文集可於「韓國古典翻譯院」（原稱「民族文化推進會」）網站檢索： http://www.itkc.or.kr。 7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補遺》3 冊（首爾：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8 林基中、〔日〕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3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文學研究所，2001）。.

(4) 裴. 222. 英. 姬. 研究已有相當時間，所觸及的議題涵蓋各層面；日本學界在中韓關係史的領域也早有深入的研究成果，近來則逐漸在東亞關係史和交流史的脈絡中，開始注意《燕行錄》史料的重要性；而 1990 年以來，中文學界也逐漸開始關注《燕行錄》，在許多課題上有了新的研究成果，不過相對與韓日學界而言，數量仍是較少。近來韓國史學界積極推動明清時期中韓關係史研究，崔韶子將中韓關係史的研究課題分為九大領域：（一）明末清初朝鮮外交政策研究；（二）丁卯、丙子胡亂研究；（三）清朝朝貢關係相關研究；（四）北伐、對明義理論研究；（五）國境設定問題研究；（六）朝鮮後期實學家對外認識變化研究；（七）清朝文人、學者之間的交流；（八）關於 9. 經濟交流研究；（九）關於接受西學、天主教相關研究。但筆者認為，當前韓日中三國研究《燕行錄》的情況集中在（一）朝貢關係；（二）朝貢貿易；（三）華夷觀念（尊周思明）；（四）文化交流及傳播等議題。有鑑於此，本文回顧學術界關於《燕行錄》的研究成果，也將依次討論以上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交流等四個方面。本文透過整理過去的研究成果，並探討已有的論點，以此展望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給感興趣的研究者參考，並希望能引起中文學界對此一材料更多的注意。. 二、政治史脈絡下朝貢關係相關討論朝鮮王朝（1392-1910）與中國明清兩代有頻繁的使節往來，並和明清兩代先後保持著政治上密切的關係，朝鮮定期派遣使節到中國朝貢，而明清兩代則對朝鮮歷朝國王加以承認和冊封。 10因此在明清時代的中 9 崔韶子，〈明清時代對外關係史의成果와課題〉，《明清史研究》第 19 輯（2003，首爾），頁 33-61；關於《燕行錄》目前的研究成果及探討的觀點，請參閱崔韶子，〈《燕行錄》研究를위한제언〉，《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頁 1-11。 10 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7。.

(5)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23. 韓關係史中，關於朝貢關係的主題，早已成為韓國、中國、及日本史學家所關注的主要課題。換言之，中韓關係並非新的課題，但利用燕行使節來探討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貿易等面向，則可能提供我們新的觀點。以下即要討論 1940 年以來對朝貢關係的研究，以及 1960 年以後用《燕行錄》做為中韓關係討論主題的研究成果。關於中韓關係，此種透過冊封與朝貢所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早已是 1940 年以來各地學界關心的主題。韓國學者朴元熇對目前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進行了整理和批評， 11他指出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為最早提出的理論架構。 12西嶋定生的觀點，以中國的王朝為主，觀察六至八世紀東亞的冊封體制開展的過程，並主張由於冊封體制，將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大乘佛教擴展到東亞各地。 13朴元熇認為，「東亞世界論」、「朝貢體制論」都是以西嶋定生的理論為基礎，更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理論。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則於 1941 年提出「朝貢體制（Tributary System）論」，來解釋東亞世界。14 1968 年，費正清在其所主編的論文集序論中，將西嶋定生對中國文化地區的定義擴大，甚至包含內陸亞洲以及東南亞各地。 15之後，「冊封體制論」、「朝貢體制論」受到許多學者的補充說明或批評。 16. 11 〔韓〕朴元熇，〈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에대한視覺과論點：동아시아國際秩序의理論을 덧붙여〉，《韓國史市民講座》第 40 輯（2007，首爾），頁 40-58。以下註 12 至 18 的討論參見本論文，頁 42-46。 12 〔日〕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六～八世紀の東アジア〉，岩波講座《日本歷史》2（東京：岩波書店，1962）。 13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Ⅰ．總說〉，岩波講座《世界歷史》4（東京：岩波書店，1970）。 14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Cambridge). 15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6 〔日〕菊池英夫，〈總說──研究史的回顧と展望〉，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67）；〔日〕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Ⅱ．總說〉，岩波講座《世界歷史》5（東京：岩波書店，1970）；〔日〕猪口孝，.

(6) 裴. 224. 英. 姬. 韓國學者全海宗以朝貢關係在各時代的成立、發展、變質等過程，研究韓中關係史，他認為明清時代的朝貢關係是中韓關係的典範。 17接著，金翰奎則提出韓國與中國為歷史共同體的概念，來解釋朝貢關係。18 在透過朝貢關係理解東亞世界的背景下，許多學者得以建構中韓關係史的歷史圖像。尤其，學界開始注意明清時代的燕行紀錄之後，其中關於朝貢的內容及發展出來的研究成果，讓明清史的研究更加生動具體，益令學界重視。早在 1960 年，韓國學者金聖七就提醒韓國史學界必須注意燕行使史料之重要性，他的〈燕行小攷〉可說是最早以《燕行錄》為史料討論中韓關係的研究成果。透過此文，讀者得以廣泛瞭解朝鮮在清代使行的內容、事大主義的思想、朝貢的概略，以及透過使行而產生的文化傳播等 19. 課題。閔斗基則以朴趾源（1737-1805）的《熱河日記》為例，討論中韓的政治關係及面貌。. 20. 臺灣學者張存武在 1967 年發表〈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一文，首次向中文學界介紹明清時代由朝鮮使臣所記錄的史料，相當可惜的是，當時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後續研究也不多。. 21. 研究中日文化史的日本學者松浦章，則聚焦於明清朝鮮使節與外國使節在北京所居住的會同館，及明代的朝鮮漂流船。其中特別值得參考的，是關於明末朝鮮朝貢路線變遷的整理，還有朝鮮使節如何學習漢學，〈傳統的東アジア世界秩序試論〉，《國際法外交雜誌》73 卷 5 號（1975，東京），頁 57-68。 17 〔韓〕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 18 〔韓〕金翰奎，《韓中關係史》（首爾：ARCHE 出版社，1999）；金翰奎，《天下國家──傳統時代東亞洲世界秩序》（首爾：SONAMU 出版社，2005）。 19 〔韓〕金聖七，〈燕行小攷：朝中交涉史의일착〉，《歷史學報》第 12 期（1960，首爾），頁 1-79。 20 〔韓〕閔斗基，〈熱河日記에비친中國統治의諸양상〉，《中國近代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3），頁 32-45。 21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 5 期（1967，臺北），頁 26。.

(7)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25. 及使行過程中目睹明代腐敗等情事的討論。此外，松浦章所編的《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第三部分，關於明代《朝天錄》的史料考證，在目前類似考證稀少的狀況下，特別見其價值。. 22. 至於朝鮮經過二次與清朝的戰爭之後，雙方重新建立的朝貢關係，則又有轉變，崔韶子對此問題有許多研究。他寫於 1995 年的論文〈清與朝鮮──從明清交替期東亞洲的國際秩序〉，以朝鮮的外交觀點談兩國關係之變化，論及第一次丁卯胡亂（1627）及第二次丙子胡亂（1636）兩次戰爭前後，中國和朝鮮之間關係的演變，包括朝鮮與清朝在 1637 年訂立條約，昭顯世子（1612-1645）因而被派到當時清朝首都瀋陽當 23. 人質，並中止對明朝貢及斷交等事件。另一篇文章〈從中國史料看丁卯、丙子兩役〉，則以中國史觀點討論這兩次戰爭。他指出，入關前的 24. 清朝，透過與朝鮮的外交關係，可獲得經濟、軍事、政治方面的利益。. 臺灣學者葉泉宏的研究，重視韓國的立場與思考角度，討論明清兩代事大外交的特色與轉變。他的許多研究點出重要轉折，包括朱元璋（1328-1398，1368 即位）對高麗的政策；明代朝鮮使節鄭夢周（13371392）的使行及當時朝鮮思想的潮流；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開始在瀋陽的朝鮮人質問題；派往乾隆千叟宴的朝鮮使節對中國的觀感等。他認為元代末期開始的中韓朝貢關係，到了乾隆時期，與明代最大的差異，是已經成為文化的交流。. 25. 22 〔日〕松浦章，〈明朝末期の朝鮮使節の見た北京〉，收入〔日〕岩見弘等編，《明末清初史の研究》（京都：明文舍，1989），頁 97-129；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の會同館〉，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359-379；松浦章編，《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臺北：樂學書局，2002）。 23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洲의國際秩序에서〉，《梨花史學研究》第 22 輯（1995，首爾），頁 183-196。 24 崔韶子，〈中國側에서본丁卯、丙子兩役〉，《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第 59 輯（1991，首爾），頁 119-143。 25 葉泉宏，〈鄭夢周與朝鮮事大交鄰政策的淵源〉，《韓國學報》第 15 期（1998，臺北），頁 97-114；葉泉宏，〈權近與朱元璋：朝鮮王朝事大外交的重要轉折〉，《韓國學報》.

(8) 裴. 226. 英. 姬. 此外，崔韶子的〈清朝對新疆政策〉及〈十八世紀後半從《燕行錄》來看朝鮮知識人對中國認識〉二文，是以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人的紀錄，觀察中國對其他朝貢國家或周邊國家，如蒙古、西北部少數民族之政策及其意義。上述二文除涉及清朝的對外政治，也包含了社會經濟、文化 26. 交流的面貌。崔氏在〈十八世紀後半朝鮮知識人朴趾源的對外認識〉一文中，更以朴趾源《熱河日記》為討論的中心，他指出《熱河日記》的兩個重要特色，一是朝鮮使行中第一次抵達熱河，二是偶遇班禪喇嘛。他也認為，雖然《熱河日記》提供我們十八世紀後期中國狀況的紀錄，不過朴趾源對蒙古、西番、喇嘛教的特色描述有誤，因此必須要以相關 27. 資料做比較與考證。但中國學者廉松心、張雙志在研究朴趾源《熱河日記》所記載之民族政策及西疆觀察時，似乎認為朝鮮文人對清廷政策之紀錄可以反映當時的實情。弔詭的是，兩位中國學者的文章反而較少參照中國方面的史料，僅就《熱河日記》本身進行討論。就問題意識而言，也未能超越崔韶子的研究。. 28. 對於這個問題，旅日中國學者伍躍在〈朝貢關係及情報收集〉一文中指出，燕行使雖然是朝鮮王朝時代外交的核心，但在中國並無法自由. 第 16 期（2000，臺北），頁 69-86；葉泉宏，〈乾隆千叟宴與清鮮宗藩關係〉，《韓國學報》第 17 期（2002，臺北），頁 283-297；葉泉宏，〈航海朝天錄──朝鮮王朝事大使行的艱辛見證〉，《東吳歷史學報》第 10 期（2003，臺北），頁 39-70；葉泉宏，〈瀋館幽囚記（1637-1645）：清鮮宗藩關係建立時的人質問題〉，《韓國學報》第 18 期（2004，臺北），頁 284-299。 26 崔韶子，〈清朝의對新疆政策〉，《梨大史苑》第 28 輯（1995，首爾），頁 5-24；崔韶子，〈18 世紀후반《燕行錄》을통해본朝鮮知識人들의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第 76 輯（1997，首爾），頁 191-223。 27 崔韶子，〈18 世紀後半朝鮮知識人朴趾源의對外認識：《熱河日記》에서본乾隆年間의 中國〉，《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第 61 輯（1992，首爾），頁 273-313；崔韶子，《明清時代中韓關係史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7）。 28 廉松心，〈《熱河日記》與清代民族政策研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3 期（2007，吉林），頁 70-74；張雙志，〈18 世紀朝鮮學者對清代西疆的觀察 ──讀朴趾源《熱河日記》〉，《中國藏學》第 3 期（2007，北京），頁 33-39。.

(9)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自在地觀察，因此所獲得的中國資訊仍然相當有限。. 227. 29. 至於日本學界對中韓朝貢關係的研究，則大多在東亞政治外交的脈絡下，企圖透過研究中國與朝鮮的交流狀況，瞭解日本與週邊地區（包括琉球等地）的交流關係。日本學者夫馬進則分別以明清時代中國對朝貢國家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進行比較，討論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冊封和政策。他指出，清乾隆時期的冊封，對於朝鮮和越南的意義並不一 30. 樣。對越南而言，中國冊封並沒有那麼大的象徵意義。夫馬進在燕行紀錄之外，還利用韓國史料，如《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同文彙考》，及中國史料如《明實錄》、《清實錄》等相關文獻，探討明清時期東亞朝貢關係中的「禮」與「問罪」的形式。他特別指出，比較起其他朝貢國（如越南），明清中國對朝鮮的外交，針對「禮」的統治是最成功的。此外，他也提及，明清兩代對朝鮮外交關係不同的原因，與朝鮮內部之華夷觀念有密切關係。他利用政治上的外交文書和冊封制 31. 度，對這一點進行深入的析論，詳見後述。. 三、經濟史脈絡下朝貢貿易相關討論東亞世界的朝貢關係，不僅是政治的交流，也包括物質的交易。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 1990 年的研究，即為此一觀點的代表。他指出，朝貢關係是世界國際秩序中的特例，尤其清代東亞世界的經濟關係，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朝貢貿易形成。32他並持續對東亞貿易關係相關問題 29 伍躍，〈朝貢関係と情報收集〉，《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京都：京都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185-221。 30 夫馬進，〈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の師」を中心に〉，《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京都：京都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225-252。 31 夫馬進，〈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京都：京都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311-353。 32 〔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契機：朝貢貿易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

(10) 裴. 228. 英. 姬. 進行討論。 33岩井茂樹也從同一個問題出發，研究朝貢關係的緣起，與以此展開的朝貢體系（システム）論。34在前文已經提及的韓國學者全海宗、金翰奎，以及姜聖祚等人的論述中，朝貢就被稱之為「公貿易」。35 上述研究多聚焦於朝鮮早期對明使行貿易的部分，張存武則關注清朝以後兩國的互動。他利用清崇德二年至光緒二十年（1637-1894）與朝鮮關係相關史料，分析兩國關係發展的背景，也討論各類朝鮮朝貢使節（如定期、非定期別）在兩國間來往的使行貿易，尤其是在北京會同館及遼東的交易。他把討論空間集中在中國北方，也就是鴨綠江、圖們江流域朝鮮境內的會寧和慶源等三處邊市，透過統計和分析各種貿易的項目，提供了交易數額及物價資料。他不但觀察中韓兩國之間因朝貢而出現的貿易，也參照清代與其他朝貢國家，如安南、琉球等之間的貿易及其變動。 36他並且指出，透過朝鮮派遣到中國使節的機密紀錄、相關法令與個人紀錄，探討朝鮮的官方制度（如公用銀、官冒法、專稅制等）、費用來源及運用方式，可幫助我們更深入瞭解兩國的政府制度，及朝貢貿易關係之間的其他面向，包括賄賂、貪污、走私等。 37 1990 年代後期開始，有更多以燕行使節的紀錄為主的中韓貿易研究成果值得注意，韓國學者李弘斗以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討論十七世紀朝鮮與清朝交易的各個層面。他將雙方的商業往來分為公貿易、私貿易（民. 京大學出版会，1990）；朴元熇，〈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에대한視覺과論點：동아시아國際秩序의理論을덧붙여〉，《韓國史市民講座》第 40 輯（2007，首爾），頁 45。 33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 34 〔日〕岩井茂樹，〈明代礼制覇権主義と東アジアの秩序〉，《東洋文化》第 85 號（2005，東京），頁 121-160。 35 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收入氏著，《韓中關係史研究》，頁 58-72；全海宗，〈清代韓中關係의일고찰〉，《東亞文化의比較史的연구》（首爾：一潮閣，1976），頁 63-80；金翰奎，《韓中關係史》（首爾：ARCHE 出版社，1999）；〔韓〕姜聖祚，〈朝鮮前期對明公貿易에대한研究〉（仁川：仁荷大學校歷史學博士論文，1990）。 36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37 張存武，〈朝鮮對清外交機密費之研究〉，《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86-146。.

(11)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29. 間貿易）與走私貿易，並呈現各類韓中交易的具體情形。 38另外，李哲成也討論了燕行使節到中國所發生的各種貿易活動。 39他的〈十八世紀後期朝鮮對清貿易實態及私商層的成長──以帽子貿易為中心〉一文指出，十七、十八世紀的使行貿易主體為「譯官」，不過十八世紀後期開始，便出現朝鮮政府提出的帽子貿易。40 2000 年，他的專著《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出版，書中討論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朝鮮對清代的使行貿易，並以朝鮮國內的政策、產業等各方面影響為主，特別指出在「帽子」、「紅參」貿易方面，呈現出使行貿易現象的變化。 41透過這些討論，李哲成指出，十九世紀的使行貿易，逐漸脫離因朝貢而出現的貿易現象，經濟上的意義和效果則更為突出。簡言之，近幾年學界特別關注的議題，包括了走私貿易、譯官之貿易活動， 42以及兩國使行貿易與平安道間的關係、 43使行貿易對兩國內部社會經濟的影響等。 44 38 〔韓〕李弘斗，〈17 世紀對清交易에관한연구〉，《國史館論叢》第 81 輯（1998，首爾），頁 73-110。 39 〔韓〕李哲成，〈1798 年冬至使行을통해본對清貿易의실상〉，《人文論叢》第 3 輯（1999，首爾），頁 261-280；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李哲成，〈朝鮮後期貿易商人과政府의밀무역대책──使行貿易을中心 으로〉，《史叢》第 58 輯（2004，首爾），頁 83-117。 40 李哲成，〈18 世紀後半朝鮮의對清貿易實態와私商層의성장──帽子貿易을中心으로〉，《韓國史研究》第 94 輯（1996，果川），頁 113-150。 41 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 42 〔韓〕白玉敬，〈朝鮮前期使行밀무역研究：赴京使行을中心으로〉，《歷史文化研究》第 25 輯（2006，首爾），頁 3-40；白玉敬，〈《壬戌使行錄》에나타난譯官의活動과 日本認識〉，《韓國思想史學》第 26 輯（2006，首爾），頁 233-273；李哲成，〈朝鮮後期貿易商人과政府의밀무역대책：使行貿易을中心으로〉，《史叢》第 58 輯（2004，首爾），頁 83-117。 43 平安道在於韓半島之北西部，此中心城市為平壤。 44 〔韓〕權乃鉉，〈17 世紀後半∼18 世紀前半平安道에서의清使接待와財政運用〉，《歷史와現實》第 43（2002，首爾），頁 249-278；〔韓〕吳洙彰，《朝鮮後期平安道社會發展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權乃鉉，〈17 世紀後半∼18 世紀前半平安道對清使行 지원〉，《朝鮮時代史學報》第 25 輯（2003，首爾），頁 145-173；權乃鉉，〈18 世紀後半∼19 世紀前半平安道對清使行貿易收稅〉，《史叢》第 56 輯（2003，首爾），頁 67-91。.

(12) 裴. 230. 英. 姬. 除此之外，中文學界學者陳潮、 45劉為的研究， 46則引用燕行紀錄，來討論明清時期中韓兩國因政治上具有密切關係而必須往來的使行狀況。劉為的專書《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選出與清代朝鮮使節有關的資料，從政治、軍事到經濟、貿易，更進一步跨入文化思想領域。他指出，清代中朝關係的特殊性緣於朝鮮人的反清觀念，這也讓使行規模比前期減少，而喪失經濟和文化交流的功能。 47金悅則對清代盛京將軍轄區的使行貿易，進行初步討論。 48 另外，2000 年張存武、葉泉宏所編纂的《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則以各種原始史料，整理兩國之間來往的書籍及物品。此書揭示《清太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同文彙考》等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同時也提醒我們，研究《燕行錄》的各個主題，都必須將韓國的官方文獻、私人記載與中國方面的史料相互對照。 49在兩國的貿易之外，張存武也討論了朝鮮使節藉由燕行機會，在北京接觸西洋傳教士後，西學傳播及接受天主教的情況。50崔韶子對朝鮮的西學接受、西方文化傳播、天主教等問題亦有許多研究。 51 綜上所述，在關於《燕行錄》的研究中，中韓朝貢關係史可以說是最早被關心的議題。在中韓關係以及東亞世界秩序的脈絡中，韓中日三國學界都已經注意到朝鮮與明、清兩朝的朝貢關係，並討論兩代之間的. 45 陳潮，〈明清之季中韓宗藩關係探索〉，《學術論壇》第 1 期（1997，南寧），頁 97-102。 46 劉為，〈清代中朝宗藩關係下的通使往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3 期（2000，北京），頁 25-36。 47 劉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02）。 48 金悅，〈清朝與朝鮮在盛京將軍轄區的使行貿易〉，《遼寧經濟》第 8 期（2008，瀋陽），頁 100。 49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 50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51 崔韶子，〈西學受容問題──中國과韓國比較事論〉，《梨大史苑》第 36 輯（1980，首爾），頁 32-45；崔韶子，〈西方文化流入에관하여〉，《中國學報》第 31 輯（1991，首爾），頁 52-60；崔韶子，〈朝鮮後期對清關係와西學〉，《梨大史苑》第 33、34 輯（2001，首爾），頁 24-38。.

(13)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31. 差異。而學者討論朝貢關係，也從原本的政治關係，逐漸擴展到以經濟史的角度切入。除了以《燕行錄》為主要考察對象外，學者也對照中國與朝鮮的官方文獻做更多的解讀，以呈現出兩國關係的各種面貌。日本學者更把討論視野延伸至琉球與越南等地，做為比較與參照，尤其具有啟發性。朝貢關係的課題雖然有許多研究成果，但仍有值得更進一步討論的地方。韓國學界將朝貢關係分為官方貿易及私人貿易、走私貿易的三種討論框架，就值得研究者參考。我們應該靈活地看待和運用此一框架，觀察三種貿易之間的互動與影響。此外，東亞地區的文人文集和中國的地方志中，也有許多資料值得繼續挖掘。將《燕行錄》和這些史料配合，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包括：（一）朝貢體制對於兩國內部經濟的具體影響；（二）進行貿易的不同地區及各地的特點；（三）政治和經濟史的角度下，物質文化的觀點也值得注意。更具體地說，即針對各種貿易物品相關的細緻研究，包括從西洋傳入中國的西洋物品，再傳到朝鮮之相關議題。關於這一點，以下會再做討論。. 四、思想史脈絡下華夷觀念相關討論本節要討論的是中韓交流中的思想史問題，首先是關於華夷觀念和尊周思明的主題。十八世紀開始，朝鮮逐漸形成了新的思潮「北學」。北學指的是朝鮮英祖（1694-1776，1724 即位）、正祖（1752-1800，1776 即位）時代開始，主張學習清朝學術、文物的朝鮮文人思想，脫離先前正統朱子學的小中華思想，即認為在明亡清興之後，真正繼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是朝鮮，而非清朝。李瀷（1681-1763，字子新，號星湖）以降的「北學派」思想家們，如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1766 年燕行）、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1780 年燕行）、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雅亭、炯菴、青莊館，1788 年燕行）、朴齊家（1750-1805，字次修、在先，號貞蕤、楚亭）等人，都是擔任燕.

(14) 裴. 232. 英. 姬. 行使節，到燕京或熱河親眼目睹清朝的先進文物，接受新的看法及思想，更進一步開展新的學風。 52簡言之，北學派學者們改變了原先尊周思明的思想主流，而開始推崇原本被視為外夷的清朝。為瞭解這一層思想轉變，研究者也注意到《燕行錄》的重要性。以朝鮮王朝後期思想史領域，尤其以「實學思想」的形成相關研究而言，洪大容的思想在 1958 年即受到的關注為最早，北學派文人思想潮流相關研究也最為豐富。 53學者透過這些研究，討論北學思想形成和推動的過程，並探討北學派對於社會經濟方面的看法，將其稱為「利用厚生學派」。 54韓國學者劉奉學則是從明末清初朝鮮對外意識變化，注意到北學意識如何形成，再以北學思想家對朝鮮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作用為例，討論北學論在朝鮮形成和傳佈的過程。 55此研究對於瞭解當時朝鮮文人的思想潮流、歷史背景及政治文化很有幫助。. 52 崔韶子，〈18 世紀후반《燕行錄》을통해본朝鮮知識人들의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第 76 輯（1997，首爾），頁 196。「利用厚生」、「名物考證」為這些北學派學者所主張的學說，關於「北學派」、「利用厚生」學說之詳細研究請參閱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53 〔韓〕千寬宇，〈洪大容의實學思想〉，《文理大學報》卷 6 第 2 號（1958，釜山），頁 43-57；〔韓〕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史學研究》第 10 輯（1961，首爾），頁 44-58；閔斗基，〈熱河日記의一研究〉，《歷史學報》第 20 輯（1963，首爾），頁 81-116；〔韓〕李家源，《燕巖小說研究》（首爾：乙酉文化社，1965）。 54 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史學研究》第 10 輯（1961，首爾），頁 44-58；〔韓〕金容燮，《朝鮮後期農學의發達》（首爾：首爾大學校韓國文化研究所，1970），頁 52-63；〔韓〕李佑成，〈實學研究序說〉，《實學研究入門》（首爾：一潮閣，1973），頁 43-56；金容燮，《韓國近代農業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5）；〔韓〕韓佑劤，《李朝後期의社會及思想》（首爾：乙酉文化社，1961）；〔韓〕李元淳，〈朝鮮後期實學者의 西學意識〉，《歷史教育》第 17 輯（1975，首爾），頁 48-58；李元淳，〈韓國近代文化의西歐基礎〉，《韓國史學》第 1 期（首爾：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頁 32-48；〔韓〕朴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首爾：三英社，1982）；〔韓〕韓永愚，《朝鮮後期史學史研究》（首爾：一志社，1989）。 55 〔韓〕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15)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33. 北學派文人的重要性，在於他們主張脫離「小中華」的觀念，積極學習清朝。但對於這一段思想史的演變，夫馬進則提出了不盡相同的觀察。他在 1990 年的文章〈萬曆二年朝鮮使節的中華國批判〉中指出，就目前《燕行錄》的研究而言，多數學者只集中在北學派文人的研究上，他主張，我們應該將考察時間拉長，特別要注意十八世紀北學派思想出現前的狀況。夫馬進研究萬曆二年（1574）兩個朝鮮使節的著作：許篈（1551-1588）《荷谷先生朝天記》和趙憲（1544-1592）《朝天日記》，以此觀察明代朝鮮人的中國及中華觀。結果發現，這兩位使節並沒有對明朝存著強烈的嚮往。 56也就是說，朝鮮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否真的存在推崇明朝的「小中華」思想或華夷觀念，其實仍然值得商榷。 2008 年，夫馬進的燕行使與通信使相關論文，被翻譯成韓文出版。此書不僅有夫馬進對於《燕行錄》的研究成果，更進一步加入關於朝鮮通信使的討論，展現在東亞脈絡下中日韓交流的複雜面貌。 57也由於夫馬進的研究角度及方法，與韓國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十分不同，而引起韓國學界的討論和注意。這個方面的問題很值得進一步討論。過去幾年中文學界對《燕行錄》的研究，較少涉入上述爭論之中，但也有不少成果。任桂淳在 1995 年針對燕行紀錄提出系統性的介紹，他指出，十八世紀中後期使行紀錄中的主題，包含華夷論（含北學論）演變、利用厚生學說，可以展現北學派文人的主張是進步的思潮。 58李敦球則以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為主，簡介北學思想特點，並主張他們對清代抱著強烈的嚮往。他指出，北學派文人與清朝文人進行交流多達三百餘人，即為明證。 59王政堯指出，《熱河日記》是燕行紀錄當中，. 56 夫馬進，〈萬暦二年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念．明代史論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547-569。 57 夫馬進著，〔韓〕鄭臺燮譯，《燕行使와通信使》（首爾：新書苑，2008）。 58 〔韓〕任桂淳，〈試論十八世紀清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節問題為中心〉，《清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北京），頁 28-39。 59 李敦球，〈論十八世紀後期朝鮮進步文人的中國外交使行〉，《世界歷史》1998 年第 3 期（北京），頁 81-88。.

(16) 裴. 234. 英. 姬. 描寫最詳細的作品，他因此討論《熱河日記》中朴趾源所記載有關當時中國文化的觀點是否正確，並引用許多相關資料，分析北學派所主張的「利用厚生」學說，以及朴趾源對清朝的描繪。 60 目前關於《燕行錄》的思想史研究，大多集中在十八世紀中後期華夷論的演變，其中特別受到關注的是北學派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以朴趾源的《熱河日記》為主要焦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1999 年山東大學韓國研究中心從《朝天錄》和《燕行錄》當中，編輯整理了從「事大論」到「華夷論」再到「北學論」的演變，並為其時代背景提供了初步的相關研究，諸如《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 61該書分為上編《朝天錄》和下編《燕行錄》兩部分，各選八篇、九篇文章，依主題分類，並附有作者生平簡介。由此可觀察到朝鮮王朝對明清兩代整體性的認識和態度。然而，只從篇幅廣泛的《朝天錄》和《燕行錄》中引用一小部分，不一定能掌握其中的重要變化，而且本書在主題選擇上仍然有所不足。在《燕行錄全集》出版之後，尤其是中文學界，近來有越來越多朝鮮文人意識變化的相關論考， 62不過，不少研究都忽略了韓國及日本的成果，因此不免有些重複。在這幾年的思想史研究中，最值得注目的應該是葛兆光的三篇論文與孫衛國的《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葛兆光注意到燕行使節觀察清代衣冠的變化，他廣泛地引用洪大容（乾隆三十年，1765 年燕行）、鄭太和（順治六年，1649 年燕行）、李. 60 王政堯，〈18 世紀朝鮮「利用厚生」學說與清代中國──《熱河日記》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北京），頁 31-37、73。 61 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62 陳尚勝，〈論 17-19 世紀朝鮮王朝的清朝觀演變〉，《韓國學報》第 16 期（2000，臺北），頁 89-102；鄭錫元，〈華夷觀念在朝鮮〉，《中國學報》第 44 集（2001，首爾），頁 441-466；李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方略〉，《東疆學刊》第 1 期（2007，延吉），頁 1-6；李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實學精神和文藝觀探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7，吉林），頁 25-29、83。.

(17)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35. 德懋（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燕行）、崔德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燕行）、金昌業（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燕行）、洪命夏（康熙三年， 1664 年燕行）、張享甫（道光八年，1828）等許多燕行紀錄，指出當時朝鮮人的衣冠是「明朝遺制」，這表示朝鮮人對明朝的嚮往。但是葛氏也提出，這樣的服飾到了明清易代以後，卻具有確立朝鮮文明主體性的意義，使得朝鮮人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是「夷狄之邦」。 63關於以衣冠為主的討論，呈現出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觀察中國人對清朝的態度。其次，他在〈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一文中，從「他者」來定位「自我」的角度出發，討論朝鮮對明、清兩代觀點的轉變，尤其是朝鮮人如何由排拒清人到逐漸接納，甚至視清為「中華」的過程。他也針對從異域來的朝鮮人如何對明清中國文化產生認同，如何由他國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過程進行討論。最終，朝鮮人經過對清朝文化與學術的觀察，認知明、清其實是不一樣的異國。 64此外，葛兆光以朝鮮使者《燕行錄》和日本長崎唐船員的筆談內容，更進一步討論十七世紀以後東亞三國的認同問題，透過朝鮮和日本人對清朝的觀念，作者認為，「東亞」、「中華」意識已經漸漸崩潰。 65 至於孫衛國則廣泛地參考了朝鮮的資料，並在中韓文獻以及日英文的相關資料上，從朝鮮的角度來看朝鮮對中國的意識變化，並分析明清兩代中韓關係明顯差異。 66本書深入分析朝鮮思想的流變，讓讀者理解朝鮮產生小中華意識的時代氛圍，以及韓國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以上回顧 1990 年代以來學界關注的明清時代朝鮮華夷觀念演變的 63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 10 期（2005，開封），頁 41-48。 64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 1 期（2006，上海），頁 28-58。 65 葛兆光，《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04-223。 66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18) 裴. 236. 英. 姬. 研究。學者從三個方向深入分析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即（一）小中華意識；（二）北學派文人的形成及其特色；（三）北學派文人對朝鮮思想的影響。不過，除了少數研究之外，大都是以清代，尤其是以朴趾源等北學派文人的文集為主。就整個《燕行錄》規模來看，明代紀錄相對較少，這當然也導致了學者對於明代的研究不足。不過，夫馬進的研究提醒我們，僅根據十八世紀後期北學派文人的燕行紀錄來討論朝鮮人的華夷觀念，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如果他的結論是正確的，則我們現在對朝鮮思想的理解，應該還需要修正。而對《燕行錄》研究者而言，明代或十八世紀前期的燕行紀錄，也還具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67. 五、文化交流史脈絡下人物交流及文化傳播相關討論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使節往來，不僅促進兩國政治關係的發展，也增進了兩國的文化交流。透過朝鮮的燕行紀錄，可發現許多燕行使節盼望與清朝文人交流，尤其是書籍買賣集散地的北京琉璃廠，乃是當時中韓文人的交流中心，許多朝鮮使節都對此處有詳細紀錄。在朝鮮與清朝文人文集中，可以看到許多兩國文人來往的書信及詩文。兩國人物來往時，自然會交換書籍、繪畫、地圖等文物。因此，以下要討論的是中朝人物交流和其中的物質文化（繪畫、書籍）交流。關於燕行使節及中國人物的往來交流研究成果，早期日本學界主要. 67 請參考崔韶子、〔韓〕鄭惠仲、〔韓〕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과中國社會》（首爾：혜안出版社，2007）。這本書是自十八世紀的《燕行錄》中，選出金昌業（1712 年燕行）、洪大容（1765-1766 年燕行）、朴趾源（1780 年燕行）的燕行紀錄，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的四個部分分類整理，並加以點校。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透過金昌業、洪大容、朴趾源的燕行紀錄，得知韓國人對中國觀感的變化，而討論的時間集中於十八世紀初期，更是過去所忽略的。.

(19)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37. 聚焦於中韓兩國文人在學術交流及資訊傳播。1947 年，關注此問題的藤塚鄰在《日鮮清的文化交流》一書中，引用許多清代的燕行紀錄，討論 68. 東亞學術文化傳播的問題。例如金正喜（1786-1856，字元春，號阮堂、秋史），藉 1809 年燕行的機會，曾與翁方綱（1733-1818）、阮元（17641849）見面交流，讓自己的學問、對藝術的態度與風格皆獲得很大改變，後來更對朝鮮社會帶來極大影響。在《清朝文化東傳研究──嘉慶．道光學壇與李朝金阮堂》中，藤塚鄰則試圖呈現金正喜周邊之中韓文人交流的各種面貌，如在考證學、經學、書法、書籍、詩文等的交流情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附錄所羅列之金正喜藏書目錄，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69. 1990 年代，夫馬進則從燕行紀錄與朝鮮官方資料記載的差異出發，透過對閔鼎重（1628-1692，字大受，號老峯，1669 年燕行）《燕行日記》中〈王秀才問答〉的考證，以及與朝鮮王朝《顯宗實錄》、《承政院日記》、《顯宗改修實錄》參照比較，進而指出官方報告內容中，對康熙帝（1654-1722，1662 即位）與當時政治狀況的描述，幾乎都是負面的，且與現代所瞭解的史實存在不少差距。. 70. 崔韶子則以北學派學者洪大容、李德懋、朴齊家、朴趾源的燕行紀錄做為觀察對象，整理中韓人物之間如何接觸、討論了哪些學術內容、 71. 往來是否具有重要意義等問題。崔氏指出，北學派人物的燕行紀錄雖然相當寶貴，但是必須要考察這些描述是否正確。因此，他也比較 1780 年朝鮮人朴趾源《熱河日記》及 1793 年英國人馬戛爾尼（G. Macartney, 1737-1806）的《中國訪問使節日記》，來討論十八世紀後期東西洋知識. 68 〔日〕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流》（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 69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学壇と李朝の金阮堂》（東京：国書刊行會，1975）。 70 夫馬進，〈閔鼎重《燕行日記》にみえる王秀才問答について〉，收入〔日〕河內良弘編，《清朝治下の民族問題と国際関係》（京都：京都大学文学部，1991），頁 32-47。 71 崔韶子，〈18 世紀후반《燕行錄》을통해본朝鮮知識人들의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第 76 輯（1997，首爾），頁 191-223。.

(20) 裴. 238. 英. 姬. 人對於中國的認識。這兩份史料，雖然各自顯示出朝鮮及英國遣使到中國的不同目的，而且寫作時間差距 13 年，但是對清朝卻有類似的描述，比如滿清對漢人的思想統制，或者在風俗信仰方面，如辮髮、纏足、喇嘛教等。作者認為這兩本紀錄的重要性，在於可以互相對照考證，並以此理解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政治、社會與文化。. 72. 2000 年以來，中韓關係各種主題大多透過中國和韓國的相關文獻來討論，且集中於處理清代的狀況。夫馬進在 2004 年的研究，則針對申在植（1760-？，字仲立，號翠微）的《筆譚》，從兩國文人間關於漢學、宋學的討論，觀察這些討論對於朝鮮的學術傳統以及相關問題的影響。作者觀察到，中國的漢學在傳入朝鮮時，即便是朝鮮使節也無法取得相關書籍，朝鮮本身也有書籍普及上的困境，這與中國的社會情況有所不同。. 73. 崔韶子 2005 年所撰〈朝鮮後期先進朝鮮知識分子的中國訪問及交流〉一文，也是以朴趾源等北學派人物為主，討論兩個議題：一是他們的燕行目的。這些朝鮮的知識分子，由於之前燕行使節的經驗，已經對清朝有所認識，因此，他們燕行的主要目的，除了親眼確認已知的清朝資訊外，還希望能進一步學習清朝的觀念，並改革朝鮮的現實；第二，作者從這些文人紀錄中，整理出他們燕行時交流的清朝人士，並討論雙方往來的內容。他指出，這些朝鮮文人藉著與清朝人物交流的機會，不斷地想瞭解清朝的狀況。不過，作者也指出，這篇文章雖然仔細地研究朝鮮方面的資料，卻沒有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做對比討論。. 74. 還有一些針對文人交流的研究，如陳在教討論朝鮮文人洪良浩（1724-1802，字漢師，號耳谿，1782、1794 年燕行）與清朝文人紀昀 72 崔韶子，〈18 世紀末東西洋知識人의中國認識比較：以朴趾源《熱河日記》及 G. Macartney 《中國訪問使節日記》為中心〉，《東洋史學研究》第 59 輯（1997，首爾），頁 1-39。 73 夫馬進，〈朝鮮燕行使申在植の《筆譚》に見える漢学．宋学論議とその周邊〉，收入岩井茂樹編，《中国近世社會の秩序形成》（京都：京都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頁 43-55。 74 崔韶子，〈朝鮮後期先進朝鮮知識分子의中國訪問과交流〉，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編，《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京畿：西海文集，2005），頁 101-124。.

(21)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39. 75. （1724-1805，字曉嵐、春帆，號石雲）的文藝學術交流。宋美玲以金昌業（1658-1721）的《老稼齋燕行日記》（1712-1713）及朴趾源的《熱河 76. 日記》，比較十八世紀前後期朝鮮文人對清朝的描繪，以及限制所在。. 她的結論是，朝鮮文人雖然與中國文人有許多對談，但是仍有更多的部分無法直接觀察。朱昇澤則是透過姜瑋（1820-1884，字仲武、葦玉、堯草，號秋琴）的《燕行詩》和筆談紀錄《談草》，來討論清韓兩國文人的交流面貌及影響。. 77. 除此之外，中文學界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琉璃廠為主題的研究。劉為在〈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中，指出因朝貢關係而形成的兩國文人交流，對朝鮮文人而言是最主要任務之 78. 一，在思想文化的交流上影響甚巨。樸現圭的〈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透過整理燕行紀錄中有關記載，將北京琉璃廠做為中國代表性的 79. 古文化街之一，也是兩國文人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另一篇類似的文章，是楊雨蕾的〈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一文，作者除了介紹北京琉璃廠的歷史背景，並指出朝鮮朴趾源等北學派人物，於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具體而生動地以文字記載這時期的北京琉璃廠，忠實地反映當時北京琉璃廠的面貌，正好可以補充中國文 80. 獻所缺乏的部分。廉松心所撰〈十八世紀中韓文人學士之間的友好交. 75 〔韓〕陳在教，〈18 世紀朝鮮朝와清朝學人의學術交流：洪良浩와紀昀을中心으로〉，《古典文學研究》第 23 輯（2003，首爾），頁 301-326。 76 宋美玲，〈想像속의中國──18 世紀朝鮮知識인이본清朝의統治〉，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編，《東亞시아歷史속의中國과韓國》，頁 145-165。 77 〔韓〕朱昇澤，〈姜瑋의《燕行詩》에나타난韓中知識人의交流양상〉，《韓國文化研究》第 11 號（2006，首爾），頁 7-43。關於姜瑋詳細研究與文獻請參閱，朱昇澤，〈姜瑋의思想과文學觀에대한考察〉（首爾：首爾大學校國語國文系博士論文，1991）；姜瑋著，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姜瑋全集》上、下（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8）。 78 劉為，〈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10 卷第 3 期（2001，北京），頁 74-82。 79 樸現圭，〈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文獻》第 1 期（2003，北京），頁 269-285。 80 楊雨蕾，〈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4 期（2004，.

(22) 裴. 240. 英. 姬. 流〉一文，則是透過十八世紀洪大容、朴趾源、朴齊家的燕行紀錄，觀察他們如何與中國著名的文人交流，接受中國的文化，改變了朝鮮人的華夷觀而成為北學派，並指出北學派文人在朝鮮的影響所及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中韓文化交流。. 81. 以上四篇文章，都注意到中韓文人交流的重要地區──北京琉璃廠，並整理、介紹兩國文化交流的面貌。儘管如此，討論僅及表面，而且所使用的史料相差不多，雖然讓我們瞭解朝鮮文人燕行紀錄的重要性，但是至多屬於介紹性質。近來則有兩篇文章，更加深入探討此一問題。2004 年，王振忠以李德懋《入燕記》為中心，但大量引用中國方面的相關資料做為對照，呈現十八世紀盛清社會的面貌，並且具體描述北京琉璃廠對於中韓文化交 82. 流的作用。. 2006 年，臺灣學者廖振旺則不只注意到十八世紀中後期朝. 鮮燕行使對琉璃廠的紀錄，還利用李文藻（1730-1778）的《琉璃廠書肆記》，從城市商業與書籍貿易的角度加以剖析。. 83. 明清時代的繪畫交流研究中，韓國學者針對使行、使行紀錄畫相關藝術史方面的考察，最值得注意。崔耕苑注意到燕行使節在北京與清朝文人交遊中與在中國購買書畫的情形，兩國文人針對繪畫的鑑賞、交換、寫跋文，及在北京畫肖像畫相關廣泛的紀錄。作者認為，透過兩國文人之間的交流，自然而然將畫史書和清代的畫風引進韓國，其中以明末清 84. 初的黃公望式山水畫為主，討論朝鮮後期繪畫上如何反映出中國畫風。. 北京），頁 55-63。 81 廉松心，〈十八世紀中韓文人學士之間的友好交流〉，《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7 卷第 2 期（2006，吉林），頁 49-53。 82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十八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收入尹忠男編，《哈佛燕京韓國館資料研究》（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頁 135-171。 83 廖振旺，〈初論乾隆朝北京城書籍市場的分佈與貨源──以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6 期（2006，臺北），頁 53-100。 84 〔韓〕崔耕苑，〈朝鮮後期對清繪畫交流와清繪畫양식의수용〉（首爾：弘益大學校美術史學碩士論文，1996）。.

(23)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41. 鄭恩主透過「朝天圖」、1760 年的「瀋陽館圖帖」及海路燕行紀錄畫，討論現存海陸使行紀錄畫的現況，並分析畫面上的人文歷史意義。其中對清使阿克敦（1685-1756）所繪，關於朝鮮使行的「奉使圖」的分 85. 析，除了藝術的意義之外，還可理解中韓外交面貌與繪畫交流狀況。他在〈燕行使節對北京天主堂西洋畫認識及照相技術之傳入〉一文中，透過十八世紀燕行使節到北京天主堂看到西洋畫的紀錄，如金昌業（16581721，1712 燕行）、李器之（1690-1722，1720 燕行）、李宜顯（1669-1745， 1732 燕行）、洪大容（1731-1783，1765 燕行）、李德懋（1741-1793， 1778 燕行）、朴趾源（1737-1805，1780 燕行）、姜世晃（1713-1791， 1784 燕行）等的燕行紀錄，來討論燕行使節如何認識並描述在中國所見的西洋繪畫。此外，鄭恩主並探討關於照相技術引進韓國的情形，曾十三次被派往北京的譯官吳慶錫（1831-1879），他在燕行時，將《博物新編》帶進 86. 朝鮮，並於 1855 年譯成韓文；之後朝鮮在 1883 年成立第一個照相館。. 鄭恩主在其博士論文中，透過燕行使節的紀錄，討論中韓兩國之間在外交活動中的紀錄繪畫，整理了傳世燕行相關紀錄畫，也透過分析製作背景和比較分類相關紀錄，發掘了不少未考證之現傳使行紀錄畫。. 87. 同樣屬於書籍交流方面，前文已提及的《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性質雖非研究論文，但將關於兩國之間來往的書籍. 85 〔韓〕鄭恩主，〈燕行및勅使迎接에서畫員의역할〉，《明清史研究》第 29 輯（2008，首爾），頁 1-36；鄭恩主，〈明清교체기對明海路使行紀錄畫연구〉，《明清史研究》第 27 輯（2007，首爾），頁 189-228；鄭恩主，〈1760 年庚辰冬至燕行과《瀋陽館圖帖》〉，《明清史研究》第 25 輯（2006，首爾），頁 97-138；鄭恩主，〈阿克敦《奉使圖》研究〉，《美術史學研究》第 246-247 號（2005，首爾），頁 201-245；鄭恩主，〈陸軍博物館所藏《朝天圖》研究〉，《學藝誌》第 10 輯（2003，首爾），頁 47-85。 86 鄭恩主，〈燕行使節의西洋畫認識과寫真術유입：北京天主堂을중심으로〉，《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2008，首爾），頁 157-199。相關討論請參閱裴英姬，〈「燕行學與韓中關係」韓國明清史學會夏季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明代研究》第 11 期，頁 185-197。 87 鄭恩主，〈朝鮮時代明清使行關聯繪畫研究〉（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論文， 2008）。.

(24) 裴. 242. 英. 姬. 的官方資料整理出來，方便我們進一步討論。除此之外，韓國國文學的研究，也有許多個人讀書錄的相關論著，同樣值得參考。針對中國書籍史的討論，相信是一個十分具有活力與潛力的研究課題。綜上所述，大約自 2000 年以來，學界對文人交流相關研究的成果逐漸增加。以上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清代燕行紀錄上，主要觀察朝鮮人如何認識清朝、清朝人如何認識朝鮮等議題。許多研究不斷提醒我們，燕行使節的描述並不一定能呈現當時的真實情況，研究者在《燕行錄》之外，也應該參考中國方面等的各種研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學界對北京琉璃廠的關注，雖然目前僅有初步的討論，但是焦點已經從文人間的交流，轉移到交流「場所」的空間問題。物質文化交流是這幾年來開始進行的新議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顯然數量不足，而仍有更多地方值得繼續討論。這些文化史方面的課題，如文人交流中互相學習或批評的內容、思想的交流，以及繪畫、物品的交流研究，均可呈現中韓文化互動中許多獨特現象。做為東亞三國橋梁的朝鮮燕行使節，在中日韓三國文化交流中所留下的紀錄，也因此值得更多方面的討論。. 六、結論以明清時代的燕行紀錄來討論關於韓國史、中國史、中韓關係史的研究，在長時間的累積下，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尤其在 2001 年出版《燕行錄全集》之後，各國研究明清時代的學者，可以據此發展更多新的課題。換言之，《燕行錄》的大規模出版，應該可以對中韓關係的研究，提供新的啟發。然而，筆者在閱讀相關研究成果時，雖然發現韓中日學界均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因為材料零散，加上語言不同，導致研究成果中重複的地方不少。本文簡單地整理了目前《燕行錄》的研究狀況，希望能提供給未來的研究者參考，並避免以上的情形繼續發生。.

(25)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43. 透過以上觀察整理，本文提出結論如下：第一、《燕行錄》資料量非常龐大，至今研究成果相當豐富，但也顯得零散。本文將之分為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交流四個主題分別討論，但韓、中、日三國學界對以上四類主題的關注和研究，顯然重點不盡相同；各國之間的研究，目前也未必有緊密的對話，這一點是相當可惜的。我們應該可以在具體的問題之上，找出互相對話的焦點，共同解決重大的問題。第二、《燕行錄全集》的內容中，屬於明代的紀錄在 100 冊中佔有 20 冊，相較而言，清代的燕行紀錄數量遠多於明代。正因為如此，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十八世紀的乾隆朝（1736-1795），正好是清、朝雙方最為鼎盛的時期。不過，我們應該把討論的時間拉長，注意到朝鮮與清朝的關係，其實是在不斷變動中的。清與朝鮮的關係，不僅經歷了清朝兩次的朝鮮征伐，朝鮮也曾將清朝視為滿洲女真族的外夷。此種華夷思想（尊周思明）等不同的發展或面向，讓兩國關係甚至於十七世紀後期仍然有些緊張，大約還要一個世紀的時間，朝鮮文人才逐漸 88. 轉向認同清朝。所以我們不應將十八世紀後期的狀況視為理所當然。同樣地，正如夫馬進提醒我們的，明代的《燕行錄》雖然數量較少，卻可能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不應該輕易忽略。第三、對燕行紀錄的研究者而言，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是解題不足。 2001 年出版的《燕行錄全集》雖然提供了研究明清時期非常寶貴的資料，但是各國學界皆已提出可以進一步編輯整理的部分：其一，年代錯誤、作者錯誤、沒有解題、出處不明、版本不均的問題；其二，部分內容為沿襲和照鈔前人的日記；其三，在朝鮮國內旅行和派往日本通信使的紀錄亦混雜其中；其四，篇章的安排以燕行使者的出生年代為序所衍生的問題，諸如同時代兩國間外交問題與其他使行間的關聯性難以比. 88 崔韶子，〈明清時代對外關係史의成果와課題〉，《明清史研究》第 19 輯（2003，首爾），頁 47。.

(26) 裴. 244. 英. 姬. 89. 對。或許因為如此，目前一些針對《燕行錄》的研究，常常無法將文獻置於恰當的脈絡中加以思考，許多研究者也只能反覆利用一些背景比較清楚的紀錄。關於文獻考訂和解題的工作，是非常迫切而必須的。近來有學者逐漸投入此一領域，十分具有意義和參考價值。. 90. 第四、從本文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各國對燕行紀錄的研究，焦點各自不同。最早注意到此一材料的韓國，除了歷史領域外，來自韓國文學、漢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者，也提供不同的角度和論點。儘管如此，韓國學界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朝鮮的史料（包括燕行紀錄、文人文集）及官方史料（《朝鮮王朝實錄》、《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等）為主，較少使用明清時代的相關史料。中國學界近幾年的研究亦然。相對而言，日本學界透過相關的中韓兩國官方史料，討論燕行使節在文集和報告書上矛盾的敘述，這一類精彩的研究成果提醒我們，只靠單方面的史料及研究成果，顯然很難瞭解中韓兩國之間互動的面貌。同時，我們應該要注意中國派往朝鮮使節的相關紀錄，以及同時期到中國來的琉球、越南使節所寫的相關紀錄。第五、本文除了回顧現有的研究成果外，也希望能思考今後可能的發展方向。透過本文的考察，可以得知韓中日三國最早都是從政治史的角度，探討朝貢關係下的中韓關係，其次則以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議題來進行研究。目前關於朝貢關係、華夷觀念的研究議題，似乎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不過，有關朝貢關係的社會經濟方面的討論，例如由. 89 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都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 42 號（2003，京都），頁 127-238；夫馬進，〈關於日本現存《燕行錄》的文獻整理〉，《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第 3 卷第 3 期（2008，臺北），頁 15-20；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08，上海），頁 2-9；〔韓〕徐仁範，〈朝鮮前期燕行錄史料의價值와그活用〉，《明清史研究》第 30 輯（2008，首爾），頁 13-48。 90 韓國文學研究所燕行錄解題팀，《國學古典燕行錄解題》（首爾：韓國文學研究所， 2003）；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都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 42 號，頁 127-238。.

(27)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45. 於朝貢而出現的各種貿易現象，如果從新的角度進行反思，或許還有探討的空間。而中韓兩國的文人交流方面的探討，更有相當多的人物或集團尚待研究，也可以更細緻地以不同地區或學派別切入。另外，燕行使節到清朝時，也同時詳細觀察、描繪了當時都市的生活和建築等側面，這些珍貴的紀錄，對於研究城市史將會有相當的幫助，都十分值得再從多角度進行思考，也期待研究者更多的討論。. *本文為「臺大歷史學系學術領域全面提升計畫」：「中國近現代史領域發展」子計畫（計畫編號 97R0033-04）贊助之成果報告。作者特別感謝臺大歷史研究所林維紅老師的支持與建議，並對指導教授徐泓老師、王鴻泰老師，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老師、韓國德成女子大學尹貞粉老師、梨花女子大學鄭惠仲老師、全北大學宋美玲老師的指正，以及川村敬之、同學涂豐恩、暨南大學張繼瑩的協助，特致謝忱！兩位審查人給予寶貴的修改意見，謹在此致上謝意。. （責任編輯：蔡明純. 校對：胡馨怡. 張詔韋）.

(28) 裴. 246. 英. 姬. 引用書目（本文書目依類別及發表語言別為序）. 一、專書 1. 中文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九六○∼一九四九》。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白新良主編，《明清中朝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李山竹，《古代朝鮮文獻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 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張伯偉，《朝鮮時代書目叢刊》1-9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陳尚勝，《中韓關係史論》。濟南：齊魯書社，1997。陳尚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富. 麗，《康乾時期北京人的社會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傳百臣主編，《中朝歷代朝貢制度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楊昭全，《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楊昭全、孫玉梅，《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楊昭全、何彤梅，《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天津：天津人出版社，2001。葛兆光，《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香港：三聯書店，2008。劉. 為，《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02。.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日〕松浦章，《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漂着船》。臺北：樂學書局， 2002。.

(29)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 247. 2. 韓文〔韓〕尹忠男編，《哈佛燕京圖書館韓國貴重本解題》1-5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韓〕尹忠男編，《哈佛燕京韓國館資料研究》。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韓〕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韓〕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史研究》。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韓〕吳洙彰，《朝鮮後期平安道社會發展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韓〕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韓〕金翰奎，《韓中關係史》。首爾：ARCHE 出版社，1999。〔韓〕金翰奎，《天下國家──傳統時代東亞洲世界秩序》。首爾：SONAMU. 出版社，. 2005。〔韓〕姜東燁，《熱河日記研究》。首爾：一志社，1988。〔韓〕崔韶子，《明清時代中韓關係史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7。〔韓〕崔韶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18 世紀燕行錄과中國社會》。首爾：혜안出版社， 2007。〔韓〕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의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韓〕鄭. 珉，《18 世紀朝鮮知識人의發現》。首爾：Humanist 出版社，2007。. 3. 日文〔日〕中村榮孝，《日鮮関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日〕夫馬進編，《使琉球録解題及研究》。沖縄：榕樹書林，1999 增訂版。〔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流史の研究》。京都：京都大学学術出版会， 2007。〔日〕岩井茂樹編，《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京都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2004。〔日〕林春勝、林信篤，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3 冊。東京：東方書店，1981。〔日〕東京大学文学部編，《明代満蒙史料：李朝実録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日〕東亜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清朝の邊疆統治政策》。東京：至文堂， 1944。〔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契機：朝貢貿易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日〕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97。〔日〕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流》。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日〕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学壇と李朝の金阮堂》。東京：国書刊行會，1975。.

(30) 裴. 248. 英. 姬. 二、論文 1. 中文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第 1 號，2008，大阪。王政堯、赫曉琳，〈簡論《燕行錄》與清代中朝文化交流〉，《韓國學論文集》第 7 輯， 1998，北京。王政堯，〈18 世紀朝鮮「利用厚生」學說與清代中國──《熱河日記》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北京。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十八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收入尹忠男編，《哈佛燕京韓國館資料研究》。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任桂淳，〈試論十八世紀清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節問題為中心〉，《清史研究》第 4 期，1995，北京。全. 紅，〈朝鮮文學家朴趾源的北學派實學思想矛盾探析──以《許生傳》和《熱河日記》為例〉，《延邊教育學院學報》第20卷第6期，2006，延吉。. 吳士英，〈論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特點〉，《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0，濟南。李. 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實學精神和文藝觀探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7，延吉。. 李. 巖，〈朴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方略〉，《東疆學刊》第 1 期，2007，延吉。. 李光雨，〈朝鮮官員對太平天國的認識：以燕行使節的報告為中心〉。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李敦球，〈論 18 世紀后期朝鮮進步文人的中國外交使行〉，《世界歷史》第 3 期，1998，北京。祁慶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鮮使館〉，《清史研究》第 3 期，2004，北京。苗. 威，〈華夷觀的嬗變對朝鮮王朝吸收中國文化的影響〉，《東疆學刊》第 3 期，2002，延吉。.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1 期，2002，北京。徐泓點校，華昌言抄輯，〈明實錄中的中韓關係史料（一）：太祖朝〉，《韓國學報》第 2 期，1982，臺北。徐泓點校，華昌言抄輯，〈《明太宗實錄》中韓關係資料校註〉，《韓國學報》第 8 期， 1989，臺北。張存武，〈清太宗時代的滿鮮關係〉。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56。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 4 卷 5 期，1967，臺北。曹力強，〈清政府對朝鮮海關的控制〉，《東北師大學報》154：2，1995，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