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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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2011 年 12 月頁 191-230.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 ─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王惠珍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討日本敗戰後，1945 年至 1949 年易代之際，前殖民者的語言「日語」，在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場域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釐清官方文化宣傳機關與民間出版業者在面對高達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日語人口時，他們如何調整書刊出版和宣傳策略。官方將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將殖民者的「日語」轉化成媒體「譯語」。報章媒體則藉由「日語版」、「日語譯註」進行文化知識的轉譯，以期介入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場域的言說空間，展現他們的文化能動性。又，戰後台灣日語讀書市場在日本印刷資本退出後，面對強勢的「中國化」之要求時，各方勢力各自爭取台灣日文讀者大眾，以因應他們的閱讀之需，進行知識生產活動。「日語」在戰後初期中、日文化知識權力消長之際，官方為宣達政令與闡揚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合理性之便，「日語」具現了作為官方傳播語言的工具性價值，進行政治性的翻譯，並發展出新的文化協商空間。民間的文化勢力則透過「日文版」或日文書籍、中日對照書籍，展現翻譯的政治性與社會的需求性。. 2011 年 9 月 14 日來稿；2011 年 10 月 20 日審查通過；2011 年 11 月 11 日修訂稿收件。.

(2) 19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台灣藝術社相關人士則承繼戰前通俗文學的出版策略，跨越時代因應大眾閱讀通俗文學之需。左翼文化人士雖將譯介作為國語運動的一環積極推動，但譯本內容卻隱藏著左翼的大眾文化關懷與現實批判之精神等。總之，藉由本文的考察勾勒出戰後初期日譯本的出版和知識生產活動之概況。. 關鍵詞：翻譯、日語、政治性、傳播、知識生產.

(3)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193. Translation as a Communicating Strategy: on Japanese Translation publicat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ctivities from 1945 to 1949 Wang, Hui-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what kind of role Japanese, the language of ex-colonists, play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Taiwan post-war cultural fields. To have a clearer view of this discussion, this paper has to analyze a phenomenon: when facing the still vast audience of Japanese, who made up 70 percent of reading population of the time, how did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djust their publishing and promoting strategies? The succeeding government converted language of ex-colonists into some sort of “lingua franca,” using it as a tool to convey official ideas, whereas privit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y arranging Japanese columns or pages in their publications, conducted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s to show their agency and to ensure visibility in cultural fields; besides, publishers still made new translation products respectively to cater to Japanese readers’ need, despite retreat of Japanese capital and government’s demand for “being Chinese.”.

(4) 19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In other words, during the wax and wane of different cognitive powers after the w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mployed Japanese to deliver orders and to justify its legitimacy of rule, but Japanese not only functioned as a governmental tool for political purposes but also created some room for compromise between cultures. On the contrary, non-governmental cultural powers demonstrated their dynamics in politics and satisfied the need of readers through Japanese books and Japanese (even bilingual) versions of books. In addition to those groups mentioned above, members of 台灣藝術社 continued their publishing strategy as they did before the war to feed the remaining readers of popular literature, and left wingers implanted their social concerns and criticisms in their translation products. To sum up, through this paper’s investigation, part of the outline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knowledge production activities after war is hoped to be given. Key words: translation, Japanese, politics, communications, knowledge production.

(5)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195.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 ─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 一、前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敗戰，一夕之間台灣人從「日本人」變成「中國。台灣島內人來人往，旅居中國大陸、人」1，被要求重新學習當一位「中國人」日本、南洋各地的台灣人紛紛乘船返台，日僑則陸續被遣送返日。剛從殖民體制與戰爭中解放的台灣島，也成為祖國青年一攫千金或謀職的新天地。戰後台灣知識分子雖然面對現實社會的混亂、經濟生活困窘等問題，但在二二八事件之前，他們對台灣社會的未來仍充滿樂觀的想像，積極投入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知識文化界出現了前代未聞的蓬勃景象。在易代之後，官方積極推動國語運動，民間人士熱衷於學習祖國語言，在此文化情境之下，「日語」對個人的文化意義究竟為何呢？以《吳新榮日記》為例，他在 1938 年 1 月 1 日始以日文撰寫日記，但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之後，立即改以中文撰寫，但閱讀日文書籍的習慣並未中斷，甚至重讀日譯本威爾士的《世界文化史》 2。他在 1946 年 10 月 31 日的日記中，記載將著手譯出日治時 ∗. 1. 2. 本論文為筆者執行國科會計畫「跨時代的文化傳播：以台灣日語世代為中心」（NSC1002410-H-007-033）的部分研究成果，承蒙補助謹此致謝。並曾於「中文知識生產與亞洲社會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單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11 年 10 月 29）中發表本論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和論文講評人松永正義教授賜予寶貴意見，謹致謝忱。傅彩澄，〈勝利者の便宜によりて台湾人日本人になりまた中国人に〉，收於孤蓬萬里編，《台灣萬葉集（續編）》（集英社，1995 年），頁 229。（譯文：依勝利者之便／台灣人成為日本人又成為中國人）吳新榮，1947 年 3 月 26 日，《吳新榮日記 8》（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頁 372。.

(6) 19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期未能發表的詩作，並命名為《鳴劍集》 3 。「譯寫」儼然成為吳新榮戰後初期的另一種書寫形式。換言之，日本敗戰後殖民統治勢力雖已「告終」，但日本文化或殖民經驗的影響力仍留存於台灣社會中，「譯寫」不只是個人延續文化生命的方式，同時也是這個世代轉進下一個新時代重要的文化資本。戰後國際社會秩序重新整編，美蘇對峙、國共內戰烽火四起，台灣社會又因陳儀政權治理不當而出現了種種亂象。這些國內、外情勢的報導評論大量湧進紛然雜陳於報紙媒體版面，原以日語作為知識語言的台灣讀者，卻難以在短時間內閱讀消化這些資訊。為此，報章主編不得不因應讀者之需，在配合國語政策的原則下，設置「日文版」以中、日互譯的方式作為過渡性的編排策略。這是繼 1937 年「漢文欄」遭廢止後，媒體版面上再次出現雙語並置的現象，只是主客易位，被標上敵性語言的「日語」退居邊緣，其文化優勢雖已不再，但仍保有其「傳播」的工具性價值。因此，本文將關注在 1946 年 10 月報章「日語版」遭禁前後，作為媒體語言的「日語」其傳播語言的功能性為何？本文將探討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他們如何將殖民者的「日語」轉化成媒體的「譯語」，藉由「日文版」、「日語譯註」生產怎樣的文化知識，其目的性為何？對官方和民間的台灣文化人而言，以日語生產的文化知識其內在的政治性動機和意圖為何呢？戰後代表中華文化道統的國民黨，藉由文宣組織的動員，積極介入台灣文化場域。殖民地時期備受壓抑的台灣本土文化菁英，亦企圖主導戰後台灣文化的發展，再加諸中國左翼勢力來台傳播，使得台灣文化場域中的知識生產顯得複雜而多元。台灣讀者成為官方民族思想傳播、左翼思想傳播、在地文化出版業者競相爭取的閱讀「大眾」。侯伯‧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曾提到「書籍另外的特點，則是不能只光考慮潛在讀者群眾的人數，還要注意這些讀者的素質、他們的實用需求，尤其他們的心理狀態。」4因此，在易代之際台灣讀者的閱讀心理與需求，即是在「日文版」廢除後，支持出版業者繼續發行日語書刊或中日對照本的原動力。 3 4. 同註 2，1946 年 10 月 31 日，頁 324。 Robert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頁 81。.

(7)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197. 因此，本文試圖釐清戰後初期在台的出版業者及各方勢力透過日文書籍、中日對照的形式，進行怎樣的知識生產活動以爭取台灣日文讀者大眾？戰後初期跨語際的翻譯實踐，並非是在東西文化衝突，或社會內部追求現代性的文化發展脈絡下，所展開的文化翻譯活動。乃是因外在政治力的介入，當權者藉由政治性的操作由上而下，急欲將前殖民帝國的語言「日語」剔除，使得日語與中文之間產生對立的緊張關係。但弔詭的是，戰後「去日本化」雖是既定的文化政策，但官方在試圖將台灣重新整編，納入中國政治文化體系的過程中，面對占台灣多數的日語人口，為宣達政令與「再中國化」之需，竟不得不作出有條件的妥協，借助「日語」工具性的傳播功能進行譯介活動，將「翻譯」作為一種宣傳策略，提供雙方溝通的平台。因此，本文將試圖釐清戰後初期翻譯的政治性，即「日語」在戰後初期中、日文化知識權力消長之際，官方為宣達政令與闡揚國民黨政權的統治理念之便，「日語」作為官方傳播語言的機能性及其特徵為何？又發展出怎樣的新的文化協商空間？新聞雜誌媒體和出版書籍是當時譯介文化傳播主要的載體，台灣知識分子面對「新時代」的到來，躍躍欲試一展抱負。台灣文化出版業界自總督府情報課的檢閱制度解放而出，報刊雜誌的發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5 。台灣社會的文化語境中台語、日語、中文眾聲喧嘩，「中文」因國語運動的推動而握有官方的絕對權力與文化資源，「日語」仍是台灣民間主要的知識語言，「台語」則在戲劇演出中找到發聲的可能等。台灣民眾雖曾積極地學習國語，但二二八事件之後卻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語言認同感。本文主要乃聚焦於雜誌「日文版」的譯介內容，藉此釐清譯本中隱匿的敘事可能，以期說明跨時代台灣文化人在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如何使用「日語」，展現他們的文化能動性。即是，戰前活躍於文化界的台籍菁英，在戰後初期轉而積極運用戰前所累積的文化資本，並集結人脈和出版資源，進行日文編譯出版工作，參與跨時代的台灣文化重建工作。. 5. 何義麟，〈戰後初期台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1950）〉，《台灣史料研究》 10 期（1997 年 12 月），頁 3-19。.

(8) 19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戰後初期雖然曾有大批中國知識青年來台謀職，尋求發展機會，其中包括具左翼理想從事共產黨地下宣傳的工作者。他們積極參與台灣島內的文化工作，並與台灣左翼分子相互合作交流。直至 1949 年前後因四六事件等政治事件 6，他們多數又潛逃返回中國，之後多隱姓埋名，定居台灣者亦更改筆名，例如歐坦生即是丁樹南而非藍明谷 7，由於這些作者身分複雜確認不易。因此本文主要聚焦於台灣知識分子的翻譯文化傳播活動，暫不將來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譯介活動列入考察範疇，留待他日再行檢討 8。本文以國家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庫「台灣記憶」所整理的「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 9和「臺南市立圖書館館藏日文舊籍」 10 等日文出版品和戰後初期所發行的復刻雜誌 11 為主要考察資料。有關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研究，已累積不少的研究成果，並有數本專著出版 12。討論台灣圖書出版的情況，以蔡盛琦〈戰後初期的圖書出版 1945 年至 1949 年〉最為詳盡，文中對於出版數量與法規等，陳述完備並歸納出戰後初期圖書出版的特點：官方宣傳品的大量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缺乏、國語學習教材的出版熱潮、反映社會思潮的圖書出版、文學作品中日對譯出版 13 。其中，無論官方出版品或自學國語學習教. 6 7 8. 9. 10. 11. 12. 13. 曾健民主編，《那些年，我們在台灣……》（台北：人間出版社，2001）。歐坦生著，《鵝仔：歐坦生作品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0）。《台灣新生報》和《和平日報》等的文藝版面，時而可見西方詩文譯作，因作者身分確認不易，筆者能力未及，暫不處理。「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目前已數位化者共 978 筆） http://memory.ncl.edu.tw.proxy.tnml.tn.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publication_boo kj_list.hpg&subject_name=%e9%a4%a8%e8%97%8f%e5%85%89%e5%be%a9%e5%88%9d %e6%9c%9f%e5%8f%b0%e7%81%a3%e5%9c%b0%e5%8d%80%e5%87%ba%e7%89%88% e5%9c%96%e6%9b%b8%e7%9b%ae%e9%8c%84&subject_url=publication_bookj_list.hpg& project_id=1945ebook&dtd_id=51。「臺南市立圖書館館藏日文舊籍」（目前已數位化者共 2194 筆） http://memory.ncl.edu.tw.proxy.tnml.tn.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publication_boo kj_list.hpg&subject_name=%e8%87%ba%e5%8d%97%e5%b8%82%e7%ab%8b%e5%9c%96 %e6%9b%b8%e9%a4%a8%e9%a4%a8%e8%97%8f%e6%97%a5%e6%96%87%e8%88%8a% e7%b1%8d&subject_url=publication_bookj_list.hpg&project_id=jpnlb&dtd_id=51。《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1-4（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灣文化》、《新新》、《政經報》、《台灣評論》、《新知識》、《前鋒》、《新台灣》、《創作》、《文化交流》共九種。如徐秀慧《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台北：稻鄉，2007）、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論集》（台北：五南，2007）、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等。蔡盛琦，〈戰後初期的圖書出版 1945 年至 1949 年〉，《國史館學術集刊》5 期（2005 年 3 月），頁 212-251。.

(9)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199. 材、反映社會思潮的圖書出版等皆出現中、日對譯的排版方式，此一方式是戰後初期重要且特殊的文化傳播模式。以下試就戰後初期「日語」譯介出版活動與知識文化生產的關係，其中針對政治性的翻譯、翻譯的政治性與社會需求、通俗文學的傳承與流通、左翼文化人的譯介活動等方面進行考察。. 二、政治性的翻譯：官方日語書籍的譯介與出版活動戰後初期台灣省長官公署對台灣的接收工作大致可分為文化、政治、經濟三個範圍，即是所謂的「心理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政策當屬「心理建設」之一環，其具體內容根據台灣省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對台灣未來建設的報告：第一，心理建設：我們要發揚民族精神，實行民族主義，其中頂要緊的工作是宣傳與教育。教育是走著正常軌道，循序漸進，……。而宣傳則對於民族意識、政令法規、見聞常識等的灌輸，期其收效較速，特見重要。 14 因此，台灣省長官公署之下便積極地設立了「台灣省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台灣省編譯館」作為執行戰後台灣文化重建政策的「宣傳」與「教育」之專門機構。戰後「中國化」（Chinization）始終是當局治理台灣的最高指導原則，唯有因應台灣社會快速變遷，及台灣在國際政治秩序中的代表意涵變化，中國化的政策亦隨之有其不同的重點 15 。戰後官方在執行政策之前必須先克服台灣人的語言問題，因為 1942 年全台日語的普及率已達 60%，如果以每年 5%的普及率增進，戰爭結束前夕，日文的普及率應有 75%左右 16。雖然此數字只是粗估尚可 14 15 16. 葛敬恩，〈台灣省施政總報告（1946 年 5 月）〉，收於陳鳴鐘、陳興堂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頁 228。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台灣的中國化〉，《台灣文藝》18 卷 138 期（1993 年 8 月），頁 77-113。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以二二八事件前後為例〉，《史聯雜誌》19 期（1991 年 12 月），頁 89-103。.

(10) 20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質疑，有人認為日語常用者應為 19.63%17。但不可否認地這近 20%的日語使用者應是台灣日語書籍主要的購讀階級。因此，戰後初期官方如何以他們為對象，積極宣傳國民黨統治區的官方思想、立場與對台政策，確立政權的正統性，展開政治性的翻譯活動，乃有其迫切性。宣傳委員會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之際，即成為編制組織內的一個機關，負責接收宣傳事業，並透過檢閱制度，掌控台灣的言論自由 18 。該組織所推動宣傳業務，可分為政令宣傳、電影戲劇、圖書出版、新聞廣播四個方面，在圖書出版方面主要著力於闡述三民主義、蔣主席言論、陳長官治台方針及報告本省各部施政概況，以及生產建設情形為主。宣傳委員會當時已出版圖書中文書籍 32 種，日文 9 種，總共計 52 萬冊，均係分贈或出售。每週出版《台灣通訊》、每月出版綜合性之《台灣月刊》及《新台灣畫報》 19。同時，在「去日本化」的過程，台灣省長官公署明文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 20 ，委員會同警務處及憲兵團檢查，在台北市查獲違禁圖書 836 種，7300 餘冊，除一部分留作參考之外，餘均焚毀，其他各縣市報告違禁圖書者，亦焚毀 1 萬餘冊 21。部分日文書籍被視為帝國遺毒，大量被查扣焚毀，「日語」成為敵性語言而遭到賤斥，甚至成為台灣人遭「奴化」的語言符號。「再中國化」的過程中，因政治宣傳之需官方卻無法無視日語的工具性價值，在陳儀長官的指示下，日譯《三民主義》十萬冊分贈或廉價出售。另外， 17. 18. 19. 20. 21. 曾健民，〈八、台灣光復時期的語言復原與轉換〉，《台灣光復史春秋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台北：海峽學術，2010），頁 185-186。黃英哲，〈第三章傳媒統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65-79。南榮，〈台灣省的宣傳工作〉（原載上海《益世報》，1947 年 3 月 10 日），收於李祖基編，《「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彙編》（台北：海峽學術，2007），頁 215-218。薛化元等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1945～1960）》（新店：國史館，2002），頁 40-4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本省淪陷五十一年，在文化思想上，中敵人遺毒甚深，亟應嚴予查禁，凡（1）贊揚「皇軍」戰績者；（2）鼓動人民參加「大東亞」戰爭者；（3）報導佔領我國土地情形，以炫耀日本武功者；（4）宣揚「皇民化」奉公隊之運動者；（5）詆毀總理總裁及我國國策者；（6）曲解三民主義者；（7）損害我國權益者；（8）宣傳犯罪方法妨礙治安者等圖書，雜誌，書報一律禁止售購，全省各書店書攤，應即自行檢查，如有此類圖書，雜誌，書報者，速自封存聽候交出，集中焚燬，如敢故違，一經查獲，定予嚴懲不貸，除定期舉行檢查並分令外，特此公告週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 年春字 8 期（1946 年 3 月 1 日），頁 133。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著，《台灣一年來的宣傳》，（台北：台灣印刷紙業公司第三印刷廠，1946），頁 25。.

(11)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01. 又將日文的《台灣指南》改譯成中文，以供來台外省人士參考 22 。宣傳委員會完全以政治性目的為考量，製作宣傳小冊，將台灣民眾視為教化宣傳的對象，以「翻譯」作為文化生產策略，將官方的思想教化知識轉譯成日文知識，以達到宣傳的效果。同時，也將既有的日文生活知識轉譯成中文，以滿足中國人旅台之需。但在戰後紙張短缺、紙價高漲的情況下，官方為政治性的宣傳之需，投入國家印刷資本，壟斷台灣島內的出版資源，也因此出現資源排擠的現象，對民間文化出版事業想必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相較於宣傳委員會鮮明的政治性傾向，1946 年 8 月 7 日成立的台灣省編譯館因館長許壽裳（1883～1948）的「知日派」背景，所以希望繼承在台日人所遺留的學術文化資本並納入文化重建的視野中 23 ，深具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性。編譯館組織其下分設四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編譯組、台灣研究組，透過行政組織的推動，落實文化理念。學校教材組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於教科書籍的編纂。社會讀物組主要在於編輯一般民眾的讀物，《光復文庫》的出版品為它主要的成果之一，其旨趣在於期待台灣省民「能夠充分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而成立」 24 。書籍文字力求淺顯，字數不求繁多，訂價力求低廉。該文庫的「編輯綱要」第五條：「為適應本省民眾目前之需要起見，擬以一部分書籍出版中日文對照或中英文對照。」 25 可見，編輯者仍顧及省民尚未熟悉中文閱讀，為普及祖國文化、主義、國策、政令等一切必須的實用的知識，「翻譯」成為不得不的策略，雙語對照方式成為跨語必要的出版形式。翻譯名著組由俄國文學家李霽野擔任該組主任，其主要的任務為編輯翻譯西洋、中國名著，除了提供一般民眾與研究的閱讀之需與文化視野之外，但另一個動機不外乎是希望以中文譯本取代日譯本，以便提昇台灣人的中文解讀能力。根據黃英哲的調查 26，其中只刊出哈德生著劉文貞譯的《鳥與獸》（台北：台灣書店，1947）和吉辛著李霽野譯的《四季隨筆》（台北：台灣書店，1947） 22 23. 24 25 26. 同上註，頁 21-22。黃英哲，〈第四章教育、文化內容再編─台灣省編譯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81-118。許壽裳〈「光復文庫」編印的旨趣〉，《王充傳》（台北：台灣書店，1946）。未見出處，轉引自蔡盛琦〈戰後初期的圖書出版 1945 年至 1949 年〉，頁 233。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106。.

(12) 20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兩冊，尚有數冊待印。《鳥與獸》的譯者劉文貞於〈小引〉中，提到：「這是我們在抗戰爭期中『搶運的物資』，雖然中途損失了另外一小部份，能夠集起剩餘下來的印成一本小書，我們覺得已經是可以欣慰的了。」 27 可見，他們來台出版的譯作並非是為了戰後台灣文化環境之需，所擇譯的內容，反而是當時台灣的文化出版氛圍，提供他們一個延續抗戰時期未竟之業的出版環境，而這些文化業績轉而成為戰後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依筆者管見，在以台師大師生為主的雜誌《創作》28或《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 29等的文藝副刊中，時而可見西詩中譯之作，部分譯者的身分尚無法確認，但仍可推論的是，戰後台灣的翻譯文學由這群外省籍知識分子，開展了另一台灣翻譯文學的系譜，有待他日再行討論。台灣研究組則由楊雲萍主事，對台灣歷史文物進行研究，並中譯日人研究者的學術著作，如國分直一、淺井惠倫等人的著作 30。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曾於說明業務的記者會上提到，「如果把過去數十年間日本專門學者從事台灣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譯和整理，編成一套台灣研究叢書，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31可知，他將日人在台的學術遺產視為世界文化的一環，主張將其保留發揚光大32，並將這些文化遺產中譯出版。該組的出版品皆歸類為《台灣研究組編譯鈔校》叢書，同時編印《台灣學報》，該組在戰後台灣研究方面扮演著承先啟後之角色，同時也開啟了戰後台灣民俗學研究之可能。誠如上述，戰後初期日（英、俄等）譯中的翻譯活動中，官方文化單位編譯館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的目的：一是希望透過出版品普及提升一般台灣民眾的中文程度；二是透過淺顯易懂的中文譯介祖國文化和國際資訊； 27 28 29. 30 31 32. 劉文貞，〈小引〉，《鳥與獸》（台北：台灣書店，1947），頁 6。第一版二千冊。許俊雅，〈《創作》─覆刻前的幾點說明〉，《台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3-1 創作》，頁 5-16。根據許詩萱〈戰後初期（1945 年 8 月-1949 年 12 月）台灣文學的重建─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主要探討對象〉（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的《台灣新生報》「文藝」副刊（1947 年 5 月 4 日-1947 年 7 月 30 日）和「橋」副刊（1947 年 8 月 1 日-1949 年 4 月 11 日）的作品目錄可知，「文藝」副刊共十三期只有三期未有翻譯作品。「橋」副刊中時有西方文學的譯作，但其中林曙光、潛生、蕭金堆等人亦積極譯出省籍作家的作品，他們的翻譯的業績對中、台文化交流的助益頗大。楊雲萍〈近事雜記（六）〉，《台灣文化》2 卷 5 期（1947 年 8 月），頁 12。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95-96。同上註，頁 110。.

(13)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03. 三是因主事者許壽裳的知日背景，肯定日人的學術遺產，使得這些著作與學風影響了戰後台灣民俗研究的學術傳承，即是他們延續戰前民俗調查研究的文化活動，承繼以台大學術領導為核心的運作模式 33。在日文版遭廢之前，新竹市參議會、高雄市參議會陸續請願，希望台灣長官公署廢止日文版的執行能夠展期，但紛紛被拒 34，「為執行國策，自未便久任日文與國文併行使用，致礙本國文字之推行」 35為由，堅決地於 1946 年 10 月 25 日起，將本省境內新聞雜誌附刊之日文版一律撤除。為因應此官方決策報社《台灣新生報》報社自 1946 年 11 月起積極地發行「日文時事解說叢書」（共十四輯），根據〈刊行の辭〉此叢書的發行是，因有鑒於省內青年層的國語文程度尚有不足，因應社會需求的過渡期叢書。時事的客觀解說為其主要任務，換言之，內容主要著重於介紹更勝於批判，解說更勝於立論。編輯為前日文版編輯主任孫萬枝和主任王耀勳、薛天助、賴義三人。此〈本叢書三大目的〉：一、本叢書是在青黃不接之際，為了國語國文尚未熟達的人們，透過日文給予精神糧食為目的。一、本叢書是以解說介紹國際情勢動態、國內情勢、省內時事問題進行為內容。為了防範一般的知識水準低下，也致力於世界新發明新發現的事實之介紹與譯載。一、本叢書以社會服務為優先，頒布任何一般人都能購買的最低價。 36 可見，此叢書版品仍以日文讀者為主，內容誠如叢書「目的」所言，譯介中國國內情勢的《第一輯大會》、《第十一輯. 國共談判一年の回顧》（1947 年 11 月）、《第三輯. 三中全會政治經濟改革方案》，相關政令《第六輯. 照中華民國憲法》、《第十輯大會》、《第五輯 33. 34. 35 36. 土地法の解說》，國際情勢的《第二輯. 東南亞細亞的民族解放運動》、《第七輯. 國民中日對. 聯合國. 敗戰後の日本はど. 王惠珍，〈老兵不死：試論 50、60 年代台灣日語作家的文化活動〉，第二十屆天理台灣學會年會，（台灣：中國文化大學，2010 年 9 月 11 日）。薛化元等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七）新聞自由（1945～1960）》（新店：國史館，2002 年 12 月），頁 46-47。同上註，頁 8。臺灣新生報社編，〈本叢書三大目的〉，《國民大會及び中米商約•幣制改革問題》（台北：臺灣新生報社，1946），廣告頁。.

(14) 20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うなつてゐる？》、《第八輯. 米蘇關係の解剖》、《第十三輯. 題》，其中省內時事的則有二二八事件後詔告省民的《第九輯. 日本的賠償問二二八事件的處. 理方針》，及翻譯新任省主席魏道明及其官僚政策說明的《第十四輯. 台灣省政. 府の新施政方針》，報社配合官方宣導政策之需，以日文翻譯官方言論以求達到傳播撫民之效。以《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方針》為例，內容主要轉載了官方戒嚴、國防部宣告、國防部長白崇禧建議的治台措施，希望台灣社會儘快恢復原有的秩序，並轉譯《台灣新生報》3 月 19 日至 4 月 6 日的十一篇社論。代表官方宣傳敘事模式的此叢書，於 1947 年 7 月之後便不再發行。讀者的反應不得而知，但從廣告欄中可知，第 1 至 7 輯在 1947 年 3 月前後便早已「售完」，但第 8 至 14 輯遲至 1947 年 7 月卻仍是「銷售中」，官方出版品或許受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出現滯銷問題。總之，「日文版」遭禁之後，雖然出版上述日譯叢書或中華日報社出版的《中華週報》（1947-1948）附日譯文，以吸引讀者購讀，但其內容已非自由發言的論述，轉而變成宣達政令的工具 37。戰後初期台灣的讀書市場國家印刷資本積極挹注，「廉價」是官方出版品的特點，藉由印刷語言的譯介與傳播，日譯或中日對照的對譯方式，以利達到普及官方主流思想之目的，此為不得不然的「順民」之出版模式。藉由書籍物質文化的流通，希望儘速讓台灣人進入中華民國的民族文化想像與政治思維的脈絡中，企圖凝聚民眾的國族認同形構出官方式的民族主義。至於官方的宣傳效果如何？即使陳儀相當重視宣傳工作設立宣傳委員會，但因長官公署與媒體關係緊張，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後被要求裁撤，可見其宣傳之功未獲民眾肯定，其宣傳之效是「不彰」的 38 。換言之，台灣民眾即使對形式「語言」譯介有其需求性，但若對「內容」不再信任時，一切政治性的翻譯難以發揮其宣傳效能。. 三、翻譯的政治性和社會需求戰後台灣社會迅速地展開「中國化」的進程，除了官方的政治性宣傳之外，民間也積極印行出版《三民主義》，如政經報社、楊逵等。雖然在二二八事件之 37 38. 何義麟，〈「國語」轉換過程中臺灣人族群特質之政治化〉，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 451-479。廖風德，〈台灣光復與媒體接收〉，《政大歷史學報》12 期（1995 年 5 月），頁 201-239。.

(15)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05. 後三民主義的熱潮退卻，這些書籍盡成廢紙 39 ，但顯然地有關中國政治思想等的相關知識，仍有其需求性。在台灣讀書市場中湧現大量簡明的中文報章雜誌，中、日文書刊的出版情況如同語言的消長現象。出版中文書籍在戰後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有其時代的正當性，日文書籍充其量只能被視為過渡性的產物。由於台灣社會的日語讀者大眾儼然存在，為滿足這群讀者的閱讀權利，日文書籍的出刊似乎有其必要性。當日本帝國的出版資本退出台灣讀書市場時，台灣在地的出版業者便積極地接手此一日語讀書市場，以滿足讀者的消費需求。出版業者應時之需，想像讀者的閱讀需求，如為因應民眾學習中文之需，因此有關國語學習的出版品，如教科書和字典等出版甚為盛行，以戰前本以出售中文書籍為大宗的蘭記書局圖書部為例，當時其出售的教科書和工具書約有 272 種，此一書籍販售特色，相當符合戰後文化潮流 40 。又如國圖的網頁說明：「92 年完成〈臺灣光復初期（1945-1949）出版品書目〉（初稿）。舉凡政治、社會、歷史、法律等各科門類，目前總數已達千餘種，其中又以教科書為最大宗。」 41 但因本文以日文和日譯書籍為主要的討論對象。因此，教科書雖亦有中日、中台對照的書籍，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也因教科書的內容編輯之需，而被譯介來台，如香坂順一的《華語自修書. 卷四》（台北：掬水軒，1946）等。但因其內容涉及語學等相關問. 題，留待它文再行討論。其中，因中國相關知識的傳播有其時代的迫切性，又因戰後解放運動中，婦權運動言說的傳播因與廢娼運動等社會運動相關連，備受輿論界關注，因此本節將聚焦於這兩個議題，以期釐清藉由翻譯進行跨時代的文化活動中，其擇譯的知識內容的文化性意義為何？其中隱藏著怎樣的政治性意義？. 39. 40. 41. 黃惠禎，〈第四章跨越與再出發：戰後初期楊逵活動概況〉，《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 ○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9），頁 290。林以衡，〈文化傳播的舵手─由蘭記圖書部「圖書目錄」略論戰前和戰後初期出版風貌〉，《文訊》257 期（2007 年 3 月），頁 90-92。「館藏光復初期台灣地區出版圖書目錄」簡介，http://tmdb.ncl.edu.tw.proxy.tnml.tn.edu.tw/ abouthtm/1945ebook.htm.

(16) 20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一）中國相關知識的傳播誠如前述，官方思想宣傳性的日文書刊已印行不少，但為滿足台灣民眾對於中國政經等相關知識的閱讀需求，民間的出版社亦紛紛出版相關刊物。如有關三民主義的書刊，除了官方的大量印行之外，民間出版社也紛紛發行相關的日語譯介本，如台南大同會編《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上、下卷）》（台南：台南大同會，1945），如青年出版社也為因應時之需，出版『光復小叢刊』旨在：本小叢刊為普遍三民主義提高一般政治水準為目的故所編內容頗為嚴選，而通俗正確□一般省民、尤其是黨團關係幹部人員訓練用、宣傳用、所不可或缺之參攷書、本社不惜餘力、蒐羅新資料、陸續發刊以應時之需。 42 其中第五輯《倫敦遭難記》（四六版，64 頁，2 元）、第六輯《中國革命史》（四六版、24 頁、1.2 元）和第七輯《婦人はなぜ三民主義を理解せねばならないか？》（《婦人為什麼須理解三民主義不可》，四六版、28 頁、1.2 元）皆為翻印之書刊，內容全為孫中山先生的原著或演講的日譯文。1945 年光復初期的雜誌無論楊逵主編的《一陽週報》、龍瑛宗主編的《中華》，甚至《臺灣藝術》改名的《藝華》皆紛紛刊載總理孫文、蔣中正的思想、或三民主義等的思想言論等，或以簡明中文說明，或以日文，或以中日文對照，其目的不外乎滿足台灣人民想儘快瞭解中國近代政治人物的思想言說和傳記等相關知識的閱讀渴求。除了偉人的言說之外，台灣民眾對於中國當代的政治或文化界人士的認識並不多，如台灣新文化服務社出版了《中國話題の人物》 43 ，分別以簡明的日語介紹十六位當代中國名人，其中包括立法院長孫科、美髯公于右任、中共代表團領袖周恩來、丘八詩人馮玉祥、軟禁在貴州的張學良等人，文學家則有郭沫若、茅盾、張恨水、謝冰心等人。 42. 43. 孫中山，《婦人はなぜ三民主義を理解せねばならないか？》（台北市：青年出版社， 1945），封面內頁。可能因為鉛字的關係，版頁標點仍以「、」號代替「，」號。空格處因汙損，無法判讀，以缺空方式表記。新臺灣文化服務社編，《中國話題の人物》（台北：新臺灣文化服務社，1946）。.

(17)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07. 關於中國文化方面，在中日戰爭爆發後，隨著戰局擴大，日人對於「支那」大陸的關心日益高漲，在各大報紙雜誌中出現「現地報告」的專欄，報導戰火下的中國現狀，也有幾個出版社如改造社、東成社、大東出版社、生活社等陸續譯印中國人的著作 44，台灣文化人也藉此知識路徑閱讀吸收了不少中國知識 45。戰爭期在大東亞共榮圈「興亞」口號下，在台出現了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日譯風潮，黃得時譯《水滸傳》、楊逵譯《三國志物語》等 46 。誠如《中國之古典》〈後記〉 47 中譯者所言，一般台灣讀者對於宋元之後的文學較為熟悉，如漢宮秋、琵琶記、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膾炙人口的作品皆有耳聞。這些中國知識部分或許是戰前藉由日語閱得，但有一部分也可能是源自民間說書系統的流傳。但戰後編輯者之所以擇譯出版此類書籍的目的，乃是「為了喚起青年諸君對於祖國古典的親近感，而非為了古典的學術研究。」 48 ，且以中國思想史為主要介紹之內容。戰後初期日譯活動的動機顯然與戰爭期不同，但譯介中國知識仍是為了符合「應時之需」，只是日語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語言」變成前殖民地「譯語」罷了。另外，曾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林東辰當時也以日文撰寫《故事今談》，以古諷今，慎選中國故事，對當時的怪現狀作冷諷熱嘲 49 。顯然當時台灣文化人以日文寫作或譯介廣義的「中國知識」，試圖藉由文化知識的連結，與中國的文化語境接軌，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提供他們戰後進入中華民族想像共同體所需的背景知識。. 44. 45. 46. 47 48 49. 徐羽冰，〈日本的「中國熱」與中國的「日語熱」〉，《中國文藝》2 卷 1 期（1940 年 3 月），頁 34-36。王惠珍，〈戰前臺灣知識分子閱讀私史：以臺灣日語作家為中心〉，收於柳書琴編，《戰爭與分界：「總力戰」下臺灣•韓國的主體重塑與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1），頁 129-150。蔡文斌，〈中國古典小說在臺的日譯風潮（1939-1944）〉（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何達光著，劉學彬譯，〈後記〉，《中國之古典》（台北：光華出版公司，1946），頁 100。編輯者，〈序〉，同上註，頁 1-3。林曙光，〈台灣光復初期日文寫作的回顧〉，《文學界》10 期（1984 年 5 月），頁 147-150。.

(18) 20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二）婦權運動言說的傳播戰後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展開，婦權意識高漲，婦女解放運動成為民主運動重要的一環，因此在戰後報刊雜誌上出現了不少討論婦權問題的報導與討論。在婦女團體組織方面，國民黨政權透過培植謝娥（1918～1995）於 1946 年 5 月 16 日成立「台灣省婦女會」，中國婦女領袖蔣宋美齡特派廖溫音來台，於 1946 年 12 月 28 日成立「台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積極地介入主導台灣婦運團體。戰後初期婦女團體其實際主要的表現，在於婦女參政議題與廢娼運動上。雖然在廢娼運動問題上最終仍告失敗 50 ，但婦權因在婦女會等組織的運作，加諸輿情討論的增溫之下，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貢獻等受到各界的關注。當時關於婦女相關議題的討論，以《新新》雜誌社為例，其雜誌內容中如：微芳的〈女男平等〉51，其中充滿男性諷刺女權高漲的言說。又，徐瓊二於〈事實の表裏：「婦女會指導理念の貧困」〉 52 中，認為戰後台灣社會最引起關注的議題之一是婦權抬頭的現象，他雖強調男女平等的合理性、主張婦女參政權等，但同時也提出婦女會主張廢娼和取締女給應有其配套措施，應顧及她們基本的生存權，並期待台灣婦女會應有其指導理論等。另外，《新新》雜誌中關於婦運的譯介則有，劉清揚著雲中譯的〈中國婦女運動的檢討〉 53 中，介紹在中國婦運的發展脈絡、與外國婦運之比較、今後婦運之路等。又如〈編輯後記〉所言，因讀者迴響熱烈又譯出〈女人天國にも悩みあり〉（在女人天國也有煩惱） 54 介紹美國婦女的現況。《新新》雜誌社甚至舉辦「未婚女性座談會」（中文）55並邀請作家呂赫若主持，拋出「男女共學」、「現在台灣女性的好處與壞處」、「有沒有理想的男人」、「對於現在政治有什感 50. 51 52 53. 54. 55. 許芳庭，《戰後台灣婦女團體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1 月），頁 10-49。微芳，〈女男平等〉，《新新》2 卷 1 期（1947 年 1 月），頁 8。徐瓊二，〈事實の表裏：「婦女會指導理念の貧困」〉，《新新》（7 號，1946 年 10 月），頁 19。劉清揚著；雲中譯，〈中國婦女運動的檢討〉（上）、（下），《新新》2 號、3 號（1946 年 2 月、3 月），頁 4-6、頁 6-7。 Thompson 著；高木英譯，〈女人天国にも悩みあり〉，《新新》3 號（1946 年 3 月），頁 16-17。作者不詳，〈未婚女性座談會〉，《新新》2 卷 1 期（1947 年 1 月），頁 10-13。.

(19)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09. 想」等流行性的話題，進行發言討論，其中呂也提及公娼問題，認為應該視為整個社會問題來解決。該雜誌之所以重視女性議題，除了與郭啟賢承繼戰前《臺灣藝術》希望吸引女性讀者的編輯方針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婦權意識、男女平權等問題受到各界的關注度。有關婦權言論的日文書籍，以下試就何森耀編譯的《女性よ、何處へ？女權論爭》 56和龍瑛宗的《女性を描く》 57、林曙光的《戀愛小論》 58 為例，說明戰後在台譯介婦權言說的內容和傳播模式。《女性よ、何處へ？女權論爭》的譯者柯森耀是台北市立女子中學的年輕教師，其譯寫目的乃在於，希望為國語能力不足的讀者，介紹祖國文化而出版此書。〈序文〉59由當時台灣婦女會重要成員之一陳招治撰寫，文中她強調婦運若無男性的理解與協助，婦女的解放便是無希望，因此呼籲婦運應獲得男性的支持 60。該書的內容主要是譯自 1942 年雜誌《戰國策》中的四篇文章，分別是：沈從文的〈男女平等〉、紺弩〈賢妻良母〉、〈母性と女權〉、葛琴的〈男女平等論〉。當年沈從文因寫了〈談家庭〉和〈男女平等〉而引發爭議。在〈譯者序〉中譯者轉引沈的〈談家庭〉中的論點：一部分女子高喊婦女解放，大概是由於這些女子身體有所殘缺，或是容貌不佳，因而無法擁有家庭。再則，即使擁有「家庭」，由於無法擁有美滿的家庭，才會引起婦女問題。但婦女想要獲得和男子一切同樣的東西，簡直就是幻想。女子真正的位置終究是在家庭。因此為瞭解決婦女問題，若能給予這些女子「家庭」即可。男女將從「對立」變成「合作」，非得築起如鳥巢般溫暖的家庭不可。. 56 57 58 59 60. 何森耀編譯，《女性よ、何處へ？女權論爭》（台北市：共益印刷局，1946）。龍瑛宗，《女性を描く》（台北：大同書局，1947）。林曙光，《戀愛小論》（高雄：青年出版社，1946）。同註 57，頁 2。陳招治，台灣人，日本東京音樂學校畢業，原為臺北市知名的黃婦人科醫生之夫人。台灣光復後走出家庭從事教育工作，當時任臺北市女子初級中學校長。參考許芳庭，《戰後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頁 21。.

(20) 210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如此充滿保守且充滿挑釁的論點，隨即引起當時一連串有關女權問題的激烈論爭，討論婦女究竟應「安於室」，抑是應走出家庭為國家社會貢獻才學，爭取婦權等的論辯。根據該書正反意見譯寫的比例來看，譯者顯然傾向於後者的論述，即是主張女性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應積極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其中，婦權論爭的重點「男女平等」的問題，與當時台灣社會討論的婦權議題有其類似性，因此擇譯中國婦權論爭之情況，和當時台灣輿情有其切合之處。此書的翻譯出版也顯現出，台灣婦女運動雖有其內在的歷史發展脈絡，但戰後則不得不關注中國婦運言說內容，譯者也透過知識的轉譯展示其能動性，其傳播模式則是藉由譯本的流通，讓台灣讀者更能掌握中國婦運的言說內容，並闡揚譯者的對台灣婦權的觀點。《女性を描く》 61 是龍瑛宗戰後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全書以女性相關議題的書寫為主。一向被視為內向寡言的他，之所以針對女性議題慷慨激昂地陳述己見，其實與他當時擔任日文版編輯的角色有關。他為填補「家庭欄」版面之需，不得不抒發個人對於「女性貞操」、「男女平等」、「新女性」等流行議題的想法。之後，又將這些與婦女議題相關的篇章收集成書 62 。當時雖然他的評論作品的質量更勝於討論女性議題的雜文，但為何他將後者作為書籍內容？出版社或許有其出版考量，但當時女性讀者的存在感似乎不容小覷。在作品集的論述中，他認為即使成就了「男女平等」，但新女性永遠是女性，不可以喪失女性的本質，而所謂女性的本質，就是保有母性愛、作為女性的溫柔，和不可忘卻家庭 63。在其論述中，理想的女性應具備現代知性的賢 61. 62. 63. 龍瑛宗，《女性を描く》。雖然未知初版共刷幾冊，但 2 月 10 日出版，2 月 20 日便又再版發行，可見銷售速度相當快。根據該出版社的三則廣告：「姚鱒鱗編譯，日文畫名映小說《未卜先知》明朗，豔情，諷刺，烤（案：搞）笑」、「姚鱒鱗著，日文革命秘話霧社事件元首《モーナ•ルダオ》純情，悲壯，霧社事件實相」、「孫遜編著，日文名作小說《大地》美國パールバック女史傑作」。又林熊生（金關丈夫筆名）的《龍山寺的曹姓老人》（1945 年 11 月）初版可能由東寧書局出版，但下村作次郎所收的版本卻是大同書局出版的《謎樣的男人：龍山寺的曹姓老人》（1947 年 1 月 26 日）（下村作次郎著《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前衛，1997），頁 159。可見，該出版社上出版通俗性書刊、抗日敘事的作品和有關中國知識的著作，多少反映出當時大的出版取向。根據筆者的查閱「家庭欄」與「文藝欄」交錯刊載，其中並與「每週評論」欄一同刊行。「家庭欄」的刊載內容，主要有持家育兒的基本知識但亦刊載著不少女性議題的相關作品，如除了龍瑛宗的十二篇作品之外，尚有其他關於女性議題的文章，請參閱附表（一）。龍瑛宗，《女性を描く》，頁 3。.

(21)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11. 妻良母，以家庭為重，行有餘力才再進一步參與公共事務與婦權運動。他也同樣地強調婦權運動若要成功必須獲得男性的理解與支持 64。文中所闡述的觀點與當時的主流觀點相去不遠，並未逾越當時婦權輿論的範疇。該書的重點在於，龍瑛宗的文學評論「文學中的女性」與充滿世紀末浪漫頹廢的短篇小說〈燃燒的女人〉，及其傷別離的抒情隨筆〈給某位女性的書翰〉等文學性的作品。另外，當時《中華日報》記者也是重要的翻譯家林曙光，在轉任編輯高雄市政機關報《國聲報》日文版後，其第一篇評論即是以日文撰寫的〈寄語台灣婦女運動〉，對當時風起雲湧的婦權運動，進行冷靜的批判。並以日文撰寫《戀愛小論》。其內容仍是以討論戀愛問題為主，如〈何謂戀愛？〉、〈戀愛的機緣〉、〈戀愛和環境〉、〈戀愛至上〉、〈關於戀愛與結婚〉等。在〈戀愛與環境〉中，其中提到：當前世界中最嚴重的鬥爭問題，即是民族、階級和性三者。惟一的方針也是以三民主義的解釋來解決這三者的鬥爭。現在以最為感情性的反動和反理性的形式，在本省所進行的婦女運動只不過是性的鬥爭。（中略）國父的民權主義雖然規定男女同權，認定女性從家庭解放出來的社會性地位，即使社會制度將男女平等法定化，當看營運所要面對殘存的封建思想時，便覺得那是很難成功的。在此看到婦女協會的活動遲遲未能有所進展，我們對其存在與否─即使如此要不要存在都感到很懷疑。 65 顯然他將婦運與三民主義中男女平等的主張相連結，但台灣社會的封建性，讓他對台灣婦運未來的發展，並不樂觀。最後的〈滯洛書簡〉中以書簡的方式，描寫戰後他留在京都時與友人討論戀愛等問題。其中，最後的書信提到戰後不久即見到日本女性與美國大兵並肩而行甚為驚訝，對於日本如何走出敗戰的難關而重新再起相當關注。整部書雖只有二十五頁，但對於古今中外的戀愛觀點 64. 65. 王惠珍，〈第六章台南時期の龍瑛宗〉，《龍瑛宗研究台灣人日本語作家の軌跡》（大阪：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中國文學專攻博士論文，2005）。林曙光，《戀愛小論》，頁 7。.

(22) 212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多所闡述，最後以中國古典白話小說《西廂記》中的五絕「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作結，肯定「戀愛」的美好。誠如上述，戰後初期台灣婦權運動積極展開，台灣婦女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省籍男性的文學家、評論家等文化人亦紛紛加入其中，對於婦權議題或廢娼問題等也積極參與討論。從他們的言論內容，可知他們對台灣婦運有著微妙而複雜的心理。他們一方面肯定男女平權的理想，但另一方面對於現實婦運狀態批評多於鼓勵，其中似乎有隱藏深懼男權受到過度挑戰而感到不安。但無論他們言論的出發點或對台灣婦運觀感為何，但現實的「跨語」問題讓台灣婦女在文化上更顯現出他們的弱勢 66 。因此，他們若視台灣女性為讀者的話，仍以「日語」作為傳播語言，藉由報刊媒體的報導和雜誌的刊載和單著的出版發行形成輿情，並積極將中國婦運情況及其相關論述，透過譯介進入台灣知識場域中，激發關心台灣婦運人士的一些共鳴。. 四、日語通俗文學出版與譯介光復後台灣的官方語言中、日文位置轉換，民眾雖積極學習中文，但是日語仍是他們最為熟悉的閱讀語言，特別是一般的「閱讀大眾」，此一消費讀者群並未因「終戰」而隨即消失，為填補尚有利可圖的日文讀書市場，滿足台灣的日語讀者的閱讀消費需求，戰前以出版通俗綜合型雜誌《臺灣藝術》的台灣藝術社的成員再度集結，重振旗鼓發行具大眾通俗性質的書刊。根據郭啟賢的回憶，當時因印刷機器設備都算齊全，銷售通路尚在，鉛字的漢字尚可湊合著使用，但唯有紙張取得不易 67 。本節根據筆者掌握的台灣藝術社出版的書籍及其廣告，作為主要的討論對象，以期說明台灣藝術社如何跨時代，從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裡，以「興亞」為大義名分的出版熱潮中，進入戰後「中國化」的文化脈絡中。民間商業出版社的台灣藝術社，在戰後初期的台灣讀書市場裡如何以不變應萬變，突顯其一貫作為「本島唯一的大眾雜誌」的出版主軸。 66 67. 許芳庭，《戰後台灣婦女運動與女性論述之研究（1945～1972）》，頁 52-55。請參閱博論，撰寫其間曾專訪過郭啟賢先生，承蒙賜教謹致謝忱。.

(23)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13. 《臺灣藝術》於 1940 年 3 月 4 日創刊，為大眾取向的綜合型文化雜誌，其屬性既非同人雜誌亦非機關雜誌，為黃宗葵個人經營的商業雜誌。憑藉著個人人脈與主編江肖梅（1898-1966）的學生等的協助，獲得贊助會員、廣告贊助商、購讀者的支援，使得《臺灣藝術》雖數度改名仍屹立不搖跨越戰爭直至戰後才。停刊 68。雜誌名稱自 1944 年 12 月改成《新大眾》又於 1946 年 1 月改成《藝華》誠如河原所言，戰前戰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化以日本敗戰為界線產生「鴻溝」，但《臺灣藝術》卻是唯一一條橫跨「鴻溝」的細細的「吊橋」 69 。根據河原編製的總目次可知，雜誌社在日本敗戰後竟仍於 1945 年 10 月 1 日繼續發行，戰前已編印完成的雜誌，其中有由藍蔭鼎繪製，描繪女工在工廠中操作機器勞動的封面，有許丙的肯定東亞奉公言論。廣告竟還刊出有關決戰下的相關書籍，令人覺得很不可思議，但在最後的內頁中，宣稱下一期起將會變更成「國語」（中文） 70。次期雜誌即更名為《藝華》（1946 年 1 月），由日人宮田晴光（1906-1968）繪製封面與插畫，編輯迅速地掌握戰後文化氛圍，標舉「宣揚三民主義、高揚台灣文化」，政治正確地高舉官方思想口號後，再繼續以所謂「高揚台灣文化」，承繼既政治又通俗的編輯方針，介紹三民主義等的文章與短篇小說如：葉步月的〈指紋〉、江肖梅的〈奇遇〉與吳濁流〈先生媽〉及張新金的獨幕劇〈金珠的失蹤〉等作品穿插其中。戰前台灣藝術社的出版品如《木蘭從軍》（1943 年）、《包公案》（1943 年《臺灣藝術》台灣戰前發行量創刊號 1500 部， 11 月）等，以大眾化路線為主 71。戰爭末期卻高達 40000 多冊，其成長之速與它朝向娛樂性與大眾化，積極開拓女性讀者群有其密切關係 72 。雜誌社所培養出來的讀者群，戰後便成為繼續購讀台灣藝術社通俗文學出版品的主要讀者群。. 68. 69 70 71 72. 河原功，〈雜誌《台灣藝術》と江尚梅／《台灣藝術》、《新大眾》、《藝華》〉，《成蹊論叢》 39 號（2002 年 3 月），頁 88-145。同上註，頁 101。同上註，頁 99-100，但雜誌實物未見。同上註，頁 97-98。河原功著，黃安妮譯，〈《臺灣藝術》雜誌與江肖梅〉，收於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255-278。.

(24) 214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又，根據戰後初期出版和廣告中的書籍種類 73 ，該出版社仍繼續以「大眾化」路線作為主要出版主軸，以出版日文書籍為主，除了印行通俗性文學刊物之外，尚發行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甲斐靜馬的《終戰前後の上海》（1947 年 3 月），該書的內容主要描寫終戰前日本軍閥在滬的暴行，終戰時日軍的狼狽之狀和日本僑民不知所措的窘境，及終戰後日僑富有者盡其可能將資產運回日本，但貧困的日僑卻有不少人餓死 74 。總之，該書主要在於揭露日本軍閥與財閥的蠻橫酷行，其內容與中國抗日論述有其一致性。另外，《和平の道》（1947 年 1 月）主要就「支那事變」、「三國同盟」、「日本交涉」進行歷史性的說明 75 。蔡文德的《國語常用語用例》（1947 年 6 月）封面上標示「日語註解」，為經官方許可應民眾自學國語之需而發行的書籍。戰後台灣藝術社仍是以通俗小說作為重點商品。戰前雜誌主編江肖梅在認識中國、中日親善的文化號召的時代需求下，曾開始著手譯寫〈諸葛孔明〉連載於《臺灣藝術》（4 卷 11 期-12 期，1943 年 11、12 月），雖深受讀者期待，但卻因檢閱官的干涉而中止。戰後以「希望早日融入中國文化」為由，繼續完成譯寫內容，集結成冊《諸葛孔明》（1947 年 7 月）由台灣藝術社出版發行 76。根據推測其中或許因當時紙價飆漲和譯者過於忙碌等因素，不得不倉促結束譯寫工作出版。因此譯寫內容出現了「反諸葛」及「虎頭蛇尾」的狀況 77 。江肖梅在戰前之所擇譯三國的〈諸葛孔明〉，其考量理由不外乎是東亞漢文圈中，諸葛孔明是日、台讀者所熟知代表智者的中國英雄人物，本身具有其通俗趣味性，戰後當日本檢閱的權力退場後，它竟搖身一變成為譯介祖國文化的書刊，以此標舉書籍出版的合理性。. 73 74. 75. 76. 77. 請參閱附表（二）戰後初期「台灣藝術社」出版品。甲斐靜馬，〈序〉，《終戰前後の上海》（台北：臺灣藝術社，1947），序文頁。（資料出處：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當時台人讀者似乎仍相當關心敗戰後日本的情況，因此尚有出版社特地出版謝南光中日對照《敗戰後的日本真相》（台北：民報印書館，1946）、東京朝日記者團編著，日文的《日本を裁く》（台北：臺灣文化協進會，1947）、木秋水著，《日本の敗戦尾を解剖す》（台北市：光華出版公司，1946）等著作。江肖梅，〈序文〉，《諸葛孔明》（台北：臺灣藝術社， 1947），序文頁。「雖受到一般各位愛讀者的期待，但當時因日人檢察官的命令而不得不中止對中國英雄的介紹。」蔡文斌，〈第四章被翻譯的特殊性─讀江肖梅的《諸葛孔明》〉，同註 47，頁 99-100。.

(25)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15. 葉步月（1985-1968）曾於 1940 年建議當時擔任新高報社記者黃宗葵發行《臺灣藝術》雜誌 78 ，葉亦在行醫之餘從事創作，並將作品寄至《臺灣藝術》發表，在此之前他的作品刊登並不太順遂，但他的創作熱情卻不輟。1944 年雖提筆撰寫他的第一篇長篇小說〈限りなき生命〉（又名，〈不老への道〉）卻未能順利被刊載。在戰後 1946 年 11 月才以偵探小說《長生不老》之名，改由台灣藝術社發行。戰後他也積極學習中文，中文小說〈指紋〉發表於台灣藝術社的《藝華》之上。在日語版廢除之後，他的兩部偵探推理小說《長生不老》（1946 年 11 月）與《白晝的殺人》（1946 年 12 月）陸續由台灣藝術社出版，且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又再版，雖然再版數量不甚清楚，但根據「馬上再版／日文小說」的廣告詞，可知出版社針對日語讀者的宣傳策略，同時也展示日文通俗小說讀者的消費力。雜誌社亦出版日文小說「偵探小說小說. 怪奇殺人事件」、「暗鬪. 三魔爭花」兩冊，文本實體雖未見，但根據其廣告詞「右邊兩冊小說，. 極為怪奇的社會事件／越讀越有趣，玩味其趣味和巧妙，慰藉終日疲憊的唯一的小說」，可推論這兩本小說也是強調輕鬆趣味的通俗小說。當時日文通俗小說除了台灣藝術社之外，從現存的書籍中尚可見，如由顏水龍裝幀插繪，廖嘉瑞編《「スパイ小說」女間諜飛舞》79，內容主要是描寫歐洲戰場女間諜獻美人計，獲取情報的通俗作品。銀華出版社也印行出版呂訴上劇本的《現代陳三五娘》（全五幕十九場） 80，其廣告詞為「感傷的. 夢／搖. 在陳三五娘的故事裡／看呀／哀豔的戀受（按：愛）經過／是種現代人所最要的／酸蜜慰藉（全編台灣風土語）」，內容雖為的閩南語劇本，但他為補足空白頁面而仍附上「介紹筆者取材中最有趣的大作贈為讀者閱」，即佐藤春夫的日文小說〈星（陳三五娘）〉。另外，大同書局出版的姚鱒麟編的《映畫小說未卜先 78. 79 80. 葉思婉、周原柒朗編；陳淑容譯，〈葉步月年譜〉，《七色之心》（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頁 516。廖嘉瑞編著，《「スパイ小說」女間諜飛舞》，（台南：興台日報社出版部，1947）。呂訴上，《陳三五娘》（台北：銀華出版部，1947），6 月出版。呂訴上於 1938 年籌組的劇團「銀華新劇團」，為供上演與審查用而撰寫該劇本，並受到任職於壽星戲院的林越峰先生之協助。因本劇本「內容採取本省，所以俗語多，文字也力求淺白，現本省的國語文初學者，正欠淺白初步的娛樂安慰讀物。」因此出版該劇本。由於預定的頁數仍有許多空白之處，竟擅自將該劇本參考的資料之一，佐藤春夫的作品〈星〉當作附錄，希望說明劇本與小說的立旨各不同，且對佐藤的小說表示敬意。.

(26) 216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知》，其內容是將他看過的西片《未卜先知》的改寫成小說，但似乎為補足頁面，後面又補上與西片情節很不協調，與求神卜卦相關如〈姜太公和諸葛孔明〉、〈未卜先知和隱身花〉、〈黑頭導師嚇死虎〉等民間信仰內容。可見，當時日文通俗讀物的出版內容題材，甚為駁雜，西方影片情節、中國民間文學、台灣民間信仰等內容竟皆參雜其中。戰前與台灣藝術社關係密切的編輯者吳漫沙、郭啟賢、龍瑛宗等人，戰後仍繼續從事雜誌的編輯工作，雖然因個人文學信念與刊物的編輯方針而風格互異，但他們皆試圖透過雜誌的刊行展現戰後他們的文化能動性，以龍瑛宗編輯現存的兩期季刊《中華》（創刊號，1946 年 1 月 20 日；1 卷 2 期，1946 年 4 月 20 日）為例。雜誌主要採中日對照的形式出刊，中文在前日文在後，創刊號中除了吳瀛濤的〈抗戰的一角〉與吳濁流譯莫泊桑的〈淒慘〉之外，皆是龍瑛宗的中、日文對照的作品。第二期對譯情況除了龍瑛宗的連載作品歷史小說〈太平天國〉與通俗小說〈楊貴妃之戀〉之外，杜章譯出鹿地亙的〈魯迅與我〉。龍相當看重視文學在戰後台灣文化重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此刊物中，雖仍可見政治性的言說，但文學的社會啟蒙和視野是他的編輯重點，希望藉由譯介以達到社會啟蒙和娛樂讀者之效。戰前曾主編過《臺灣藝術》的郭啟賢擔任《新新》的主編 81，某種程度該誌仍依循戰前《臺灣藝術》大眾化取向與爭取女性讀者的經營策略。在日文版遭廢止之前，刊載日中互譯的文學作品，承繼戰前積累的文化資本，將圓本全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 國木田獨步集》的短篇作品〈巡查〉和〈少年的悲哀〉82. 和林房雄〈百合子的幸福〉中譯，由傅彩澄譯介抗戰時期知名作家老向的代表作之一〈村兒輟學記〉 83 ，日本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因「翻譯」而匯流具現於戰後初期台灣的雜誌中，展演了戰後初期台灣文化的重層性。 81. 82. 83. 鄭世璠，〈滄桑話「新新」─談光復後第一本雜誌的誕生與消失〉，《新新（復刻本）》（臺北：傳文文化事業，1995）。這兩篇作品應是選自《現代日本文學全集國木田獨步集 15》（東京：改造社，1927），前者譯者未署名，後者由星帆譯出，並叮嚀讀者若是與原文對照閱讀，將更有趣。前者出自國木田獨步的「運命篇」，後者出自「獨步集篇」。〈斯人遠去空留名─作家老向其人其事〉，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7.08.10）。老向風格集京派文學、幽默派文學、通俗派文學於一身，但卻受到該有的重視。當時在台發行的中文自習書籍香坂順一著《華語自修書（第四卷）》（台北：三省堂，1946）.

(27)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17. 官方如火如荼地推動國語運動，民間出版界亦積極配合，努力以中日對照的模式跨語，但語言的學習非一朝一日一蹴可成，在此過渡期裡為滿足台灣民眾的閱讀需求，報章雜誌採行中日對照的方式。藉由擇譯的過程展現台灣文化人的能動性，包括選擇台灣人需要的中國文化知識。官方廢除日文版後，他們一時之間喪失在報章媒體上暢所欲言的發言空間，因此，轉而出版日文書籍，使其言說主張有其流布之管道，亦可滿足日語閱讀大眾的需求。如徐瓊二（1912-1950）1946 年 8 月至 10 月所寫的言論，原刊載於《新新》的「社會時評」，在日文版雖遭廢禁後，他轉而將短文集結成《台灣の現實を語る》繼續流通，以作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無作為地渡過半生的自己的精神清算，同時體現作為迎接新時代的心理準備。」 84 在該書中他深刻地分析台灣戰後一年來的社會發展動向，針貶時事不假辭色。龍瑛宗的日文集《女性を描く》也是報章短文集結成冊的單著。總之，報刊雜誌日文版雖然被禁，但以出版販售大眾通俗文學的台灣藝術社，或以評論社會時事之書刊等 85 ，仍繼續以出版日文單著的方式，試圖尋找出言論傳播的可能管道，以滿足閱讀客群之需求。. 五、左翼文化人的譯介活動戰後台灣文化界從殖民體制中被解放出來，台灣知識分子紛紛將戰前的文化理想付諸行動，然，台灣日語作家中最具實踐力者首推楊逵。他編輯報章雜誌《一陽週報》、《和平日報》「新文學」、《文化交流》、《台灣力行報》「新文藝」和《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等，透過文化活動落實他的左翼關懷和大眾啟蒙事業。另外，戰後來台的外省籍文化人中，亦有不少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在友人輾轉的引薦介紹下，陸續在台建立屬於「他們」的人際網絡，加入戰後台灣文化重建的工程。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化人，面對仍不諳中文的台灣群眾，如何利用「日語」的工具性價值和翻譯策略在戰後初期的文化場域裡，傳. 84 85. 除了中國現代文學作家魯迅、冰心、郭沫若等人的作品之外，亦收有老向的此篇作品。徐瓊二，《台灣の現實を語る》（台北：大成企業局出版，1946），序文頁。民報總社以中日對照的方式印行出版謝南光的《戰敗後日本真相》（台北：民報印書館， 1946），中文編置前，日文編置後，從書名實難難判斷書籍的使用言語。但，很顯然地日文在中文的掩護之下，仍繼續在讀書市場上流通。.

(28) 218 《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 播他們的左翼思想？以下試圖探討戰後初期楊逵文化活動中的譯介活動，及左翼雜誌裡的譯介策略，以期說明透過在戰後初期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化活動中，日語譯介的傳播和影響力。. （一）戰後初期楊逵的譯介活動相對於為了滿足閱讀消費大眾的通俗性閱讀，長期以啟蒙普羅大眾為職志的楊逵，依舊維持此一信念，關注普羅大眾閱讀之需。戰後初期自己發行《一陽週報》，雜誌內容中、日文並刊，從尚存《一陽週報》第九號的目錄中可知，雜誌以宣揚三民主義、孫文思想和轉介中國五四文學為主，一陽週報社販售出版的書籍也是因應當時三民主義熱潮之需。其原因除了應時之需之外，與楊逵將三民主義理解成是一種重視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有關 86。楊逵也主編《和平日報》的「新文學」欄（1946 年 5 月 10 日-8 月 9 日，共十四期），中、日文並刊，其內容除了當代文學創作之外，主要尚有中國文學與文化、世界文藝、台灣新文學運動之回顧與展望三類 87 ，企圖在「中國化」與「世界化」過程中，以左翼的現實主義重建戰後台灣文化。根據黃惠禎的研究在日本敗戰後三個月內，楊逵陸續出版了戰前被官方禁刊的日語創作小說《新聞配達夫》、《模範村》、《撲滅天狗熱》，1946 年 3 月由台北三省堂出版了他的創作合集《鵝媽媽出嫁》。1946 年 7 月和 1947 年 10 月分別由台灣評論社與東華書局發行胡風譯的《送報伕》中日對照本。日治時期的作品共有小說七篇和劇本兩篇被重刊或譯出 88 ，堪稱戰前日語作家中，最多作品被譯出的作家。這除了與楊逵積極從事出版編輯活動有關之外， 86 87 88. 黃惠禎〈第四章跨越與再出發：戰後初期楊逵活動概況〉，頁 284-290。同上註，頁 293。同上註，頁 324-325。楊逵於 1948 年 7 月～1949 年 1 月間被譯出之作品時間譯者篇名發表刊物 1948.07.12 林曙光〈知哥仔伯〈獨幕劇〉〉「橋」副刊第 138 期 1948.10.20 李炳崑〈無醫村〉「橋」副刊第 176 期 1948.12.15 蕭荻〈模範村〉《台灣文學叢刊》第 3 輯 1949.01.13 陸晞白〈萌芽〉「橋」副刊第 200 期.

(29)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219. 楊逵文學本身的左翼關懷、抗日情節、文學大眾化的特質，應有其內在的關聯性。在日文版遭禁後，楊逵又於 1947 年受台北的東華書局之託，策劃中、日文對照版的《中國文藝叢書》，以普及國語學習與提升台灣文化為目的。另由蘇維熊撰寫〈發刊序〉文，強調此叢書「精選國內名作家巨著，並為適合臺灣今日的需要，加以日文全譯及詳細註解，況兼譯註者各得其人，可謂為本省同胞及文藝愛好青年帶來一份豐美的精神糧食。」 89可見，出版者希望透過中日對照的「翻譯」形式，滿足讀者閱讀中國現代文學的需求，並將其作為學習中文的題材。編者楊逵則基於個人一貫的「大眾文藝」理念，展現他的現實關懷和強烈的反抗批判精神，選擇了魯迅（1881-1981）的〈阿 Q 正傳〉；茅盾（1896-1981）的〈雷雨前〉、〈殘冬〉和〈大鼻子的故事〉；郁達夫（1896-1945）的〈出奔〉、〈微雪的早晨〉；沈從文（1902-1988）的〈龍朱〉和〈夫婦〉；鄭振鐸（1898-1958）《黃公俊的最後》（未見出版）等人之作品，這些作家皆是中國五四時期的重要知名作家，譯者雖未清楚交代擇譯的理由，但根據這些小說內容，可見楊逵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認知程度，譯出以社會寫實題材為主的文本，試圖與光復初期台灣社會情況相扣連，具現反封建、反壓迫、反帝國的抵抗精神。相較於《中國文藝叢書》、《台灣文學叢刊》的作品大都轉載自報刊雜誌的「橋」、《中華日報》「海風」、《台灣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中 90，如《台灣新生報》文藝」、《公論報》「日月潭」等，甚至還轉載歐坦生刊登於上海《文藝春秋》的小說〈沉醉〉。另外也轉載了與楊逵關係密切的銀鈴會等新生代作家之作品。其中，由蕭荻譯出張紅夢的〈葬列〉（原載：《台灣新生報》「橋」160 期）：哦，中華，我的祖國！／你誇耀著／黃帝的子孫／五千年的文化／悠久的歷史／因此把你的虛榮的形式／更牢固地拘泥著哦，中華，我的祖國！／我為你憂慮／人們仍然還遵循著／這個樣式的葬列／有一天，你會／衰老，頹廢而被葬送 89. 90. 蘇維熊，〈中日對照中國文藝叢書發刊序〉，收於蘇明陽、李文卿編，《蘇維熊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91-92。根據黃惠禎論文的附錄四〈《台灣文學叢刊》刊載作品一欄表〉，頁 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