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冷戰時期台灣的地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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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冷戰時期台灣的地緣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共產勢力向東歐擴張，並支持中國共產黨擴大叛亂，使得國民政府戡亂剿共失利。最後在民國 38 年轉進至台灣，中國大陸自此淪入共黨統治，使得東亞大部份地區淪為共黨勢力範圍。此一情形對美國造成莫大的威脅，至 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與中共均被捲入，亦因韓戰使得台灣獲得美國在安全上的承諾，也得以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改善了台灣被孤立的窘境。也因韓戰的結束，國際體系有了重大的轉變，使得兩極對抗的「冷戰」

於焉形成。

本章研究冷戰時期美、蘇兩極對抗中，台灣在當時的國際局勢及美國的「圍堵政策」下，位於所謂前鋒的第一島鏈位置；至中、美斷交，美國尼克森政府欲以「聯中制蘇」政策拉攏中共共同對抗蘇聯，卡特政府與中共建交，至冷戰結束台灣的地緣政治。本章分三節研究，節次如下：

第一節冷戰時期國際情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地緣政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戰前以歐洲為地緣政治權力中心的格局，因歐洲在戰後各主要強權經濟崩潰、政治混亂，國力式微，

削弱了世界原來的主要強國，各戰前強國因需要協助重建，故發生了不利於歐洲的轉折。歐洲在政治、經濟、軍事實力衰落，美國與蘇聯則迅速的崛起。此一轉變，導致歐洲失去其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中絕對中心的地位。使得蘇聯以其支配性的陸權角色，向歐亞擴張共產勢力範圍，迫使美國不得不放棄傳統的孤立主義，開始在全球遏制蘇聯的擴張。因此世界地緣政治中心，由歐洲轉移至美國及蘇聯。「歐洲為世界權力中心的時代結束」已經成為定局，任憑英、法兩國如何努力，都是不會再回頭的。以下將此種變化區分三個階段來研究。

一、前鋒島鏈

由於蘇聯共產集團與西方民主國家是民主政治與共產集權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識型態，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利用戰後國際勢力重建之際，極力向東歐、

中亞、東亞、中國大陸擴張共產勢力；並在「內新月形地帶」東緣相繼成立了越南、北韓、中共三個共產國家，亦就是據有了麥金德陸權理論中的「心臟地帶及世界島」。藉以積極的擴大赤化非共產國家，使得西方民主國家飽受威脅。

在中、蘇共據有歐亞大陸大部份地區後，美國即擔心其以麥金德的心臟地帶之兩大理論「心臟地帶地理空間的優越性」及「以島嶼為基地的海權無法與以大陸為基地的海權相對抗」¹為基礎，而發展成為以大陸為基地的海權與美國對抗。

1 魏斌，〈麥金德地略理論之研究（上）〉，《台北：軍事雜誌》，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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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採用肯楠以史派克曼邊緣地帶論理論基礎的「圍堵」政策的建議。²並結合麥金德晚年提出的「大西洋社區論」³，於 1949 年 4 月在西歐地區聯合加拿大、

英、法等十一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約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⁴。同年 6 月美國總統杜魯門向國會提出「第四點計畫」⁵（The Point Four Program），防蘇聯向西方海權的後方地區擴張，而威脅其安全。

在亞洲方面於 1947 年與菲律賓簽訂「軍事基地協定」、1950 年與泰國簽訂

「軍事援助協定」，並由阿留申群島、日本、沖繩、菲律賓一線建立一圍堵線。

藉其強大的海權力量，於歐洲北約組織下部署了大量常規部隊和核子武力，在亞太地區藉西太平洋的邊緣地帶，形成一具海、陸兩棲能力的圍堵鏈，來圍堵共產集團勢力使其無法向大西洋及太平洋擴張。

1950 年韓戰爆發，北韓入侵南韓，此舉出乎美國意料之外，以致東亞地區戰略形勢丕變。就地緣政治觀點來看，這是蘇聯陸權集團欲突破美國圍堵的嘗試，故先選在東北亞突破美國海權在邊緣地帶的圍堵，在此取得一向太平洋進出之出海口，並且可直接威脅美國支持的日本，破壞美國的圍堵鏈。韓戰使美國看清其圍堵無法有效遏制共產集團的擴張，於是對共產陣營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

採取自阿留申群島南下日本四島、南韓、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等形成一連續的島鏈，藉以構築一道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地區擴散的「同盟體系」。經協商後，美國採取在其原有的體系下，再與日本、南韓、台灣、澳、紐等國，締結雙邊（或三邊）同盟，建立以美國為首的太平洋同盟體系與美國共同圍堵共產集團勢力的擴張。這些圍堵蘇聯共產集團的「同盟體系」⁶，組織起從日本海經台

2 因史派克曼認為邊緣地帶是夾在大陸與海洋之中間地區，恰好成為陸權國家與海權國家間之一種緩衝地帶。他說：「誰能控制邊緣地帶，即能統治歐亞大陸；誰能統治歐亞大陸，即能控制世界之命運。」並提出英國過去所施行之歐洲大陸均勢戰略，可為美國對抗蘇聯侵略世界之用。對抗蘇聯共產勢力之侵略擴張，只有在「邊緣地區」之緩衝地帶上施行均勢戰略，始能收遏阻之效。見徐培根，《地理與戰略》，（台北：中華戰略學會大陸研究會編印 –地略學參考論文選輯（二），民國 71 年 9 月），頁 28–29。

3 其基本立論為「美國與西歐聯合起來的工業力量，在海空權相互支援下，具有無比的軍事潛力。」

本地區內三個主要地理因素為在法國的橋頭陣地、在英國的不沈的航空母艦、在美國與加拿大所儲積的人力、物力、與工業能力。本地區內的國家，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共同的戰略機會和危險，可以促使他們團結一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是麥金德大西洋社區論之實踐。見魏斌，〈麥金德地略理論之研究（上）〉，《台北：軍事雜誌》，頁 31–44。

4 剛成立時計有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葡萄牙、冰島等十一國，總部設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1951 年土耳其、希臘相繼加入北約。

5 主張經援亞、非、拉三洲未開發國家，主要目的在圍堵共產集團勢力，防止其超越美國的圍堵，

拉攏亞、非、拉三洲新興國家，向西方海權的後方地區擴張，而威脅其安全。

6 這些同盟體包括： @美、日軍事同盟：以 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明確律定雙方在平時及戰時的軍事合作。 A美、菲軍事同盟：以 1947 年「軍事基地協定」及 1951 年「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等，提供美國亞太地區一個戰術後方的軍事基地。 B美、韓軍事同盟：以 1953 年

「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及 1965 年在美國促成下締結的「日、韓基本條約」等，提供東北亞的安全保障。 C多邊軍事同盟：以 1951 年「美、澳、紐安全條約」、1954 年「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等，防止蘇聯及中共等共產勢力的侵略及顛覆活動。 D美國與台灣軍事同盟：以 1954 年美國與台灣「共同防禦條約」提供美軍部署在台、澎地區的權利。見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體系變遷與美、中、台三角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91 年 10 月，

初版），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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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海峽至麻六甲海峽的第一道封鎖線，和從阿留申群島經馬里亞納群島至澳大利亞、紐西蘭的西太平洋第二層包圍圈。⁷

1953 年韓戰停戰後，艾森豪總統鑑於當前的圍堵政策，不具有積極性，認為防線必須明確劃出，如果蘇聯共產集團逾越此線，以美國為首的聯盟會以武力做反應，乃以點、線連成一線的戰略構想，建立一系列的聯盟組織，圍堵共黨擴張為目標，強化美國的軍事反應能力，用各項協防條約建立集體安全防衛體系，

只要參與國家愈多，共黨發動侵略的機會就愈少。遂與泰國、菲律賓、紐西蘭、

澳大利亞、巴基斯坦、法國、英國組成「東南亞公約組織」，把圍堵圈由東南亞延伸至南亞。此時在整個「新月形地帶」的圍堵中最大的缺口在中東及西亞，於是在 1955 年聯合英國、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組成「中部公約組織」。通過

「中部公約組織」，把「東北亞防禦聯盟」、「東南亞公約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連結起來。從東北亞經東南亞、南亞、中東、地中海、西歐到北大西洋，

建立了一個在歐亞大陸邊緣圍堵蘇聯的陸權勢力向外擴張的軍事聯盟體系。

蘇聯鑑於美國的圍堵，遂於 1955 年 5 月與波蘭等七個東歐國家在華沙簽訂

「華沙公約」組成「華沙公約組織」⁸對抗西方國家。至此完成了兩強的對立，

海權與陸權對抗的地緣政治格局，形成了冷戰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兩極」世界觀基本主張是，儘管國家間的多邊關係非常複雜或可能會變得非常複雜，但最終都能轉換成一種單一的兩極關係，

這種關係呈現出的形態在於佔統治地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間形成了兩個不同的力量「極」，彼此互相對峙。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基於這種觀點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因集團間的意識形態與海權、陸權的發展不同，所形成的激烈對峙。

在蘇聯所操縱的地緣政治結構根本上是俄帝國時代的地緣政治結構，不管那個政權執政，都脫離不了俄國的歷史與地理所形成的宿命。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軍事上的勝利，蘇聯將其力量延伸至中歐，整個波羅的海至亞德里亞海以東地區均落入蘇聯的擴充範圍，使蘇聯成為陸權的一極。而美國亦在戰後填補了英國留下的海權真空成為新世界的主導者，居於世界舞台權力的中心。因蘇聯以陸權性的支配角色，向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擴大其影響力，企圖控制「邊緣地帶」，藉以取得出海口獲取利益，並保護其世界革命的心臟地帶，從而營造一種地緣政治條件，使之能夠獲取海上世界的力量。換言之，蘇聯所採取的政策動機在於突破大陸堡壘，並至少獲取海權國家所擁有的某些優勢，以增長其海上力量。但此舉卻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迫使美國採取了圍堵的政策，聯合邊緣地帶的中、小國家形成軍事同盟，藉由海權的聯繫建立足夠的平衡力量，增強其對抗蘇聯擴張

7 王生榮，《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235。

8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東德、波蘭、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八個國家，在華沙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同年六月條約生效，這些國家也同時成立了軍事政治同盟- - 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總部設在莫斯科。

9 劉從德譯，英國傑弗裏．帕克（Geoffrey Parker）著，《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一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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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之能力，將蘇聯圍堵在大陸的勢力範圍內，以阻其繼續向世界其他地區侵略。而造成兩極（海權與陸權）對峙的主要原因在地緣政治上而言，則是因為存在美國與蘇聯之間不同的起源和發展的地緣政治條件上的根本差異。

二、聯「中」制蘇

冷戰形成後，美國在杜魯門、艾森豪、以至甘迺迪時代，對抗共產集團一貫的大戰略是「圍堵」。但其中有些許的不同，杜魯門僅是消極的防制共產集團擴張；艾森豪則是以戰略考量為主，由點至線使圍堵圈更為完整，並強化美國的軍事反應能力，建立一系列的集體安全防衛體系；甘迺迪則在政治上欲更進一步，

企圖建立新的關係，將圍堵圈壓縮至蘇聯邊界。至詹森及尼克森主政期間，美國開始尋求緩和與蘇聯間的緊張情勢，在東亞則開始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並不斷容忍國際勢力範圍的不利轉變。會出現此一重大轉折係因為受到當時國際局勢、

美國國內政情發展及中共勢力逐漸坐大，使得美國不得不檢視與中共的關係。至卡特政府時期，基於美國利益需要及中共內部變化，同時考量蘇聯及越南對美形勢的改變，而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1950 年代以後經濟、科技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增強，就地緣政治而言美國較蘇聯集團具有優勢的科技力與經濟能力，在綜合國力及在核武力上均較共產集團為優，在美國與中共關係緊張時期，美國甚至一度考慮使用核子武器對付中共。但美國並未有效運用此一有利因素，對蘇聯共產集團展攻勢。1960 年代至 1970 年，美蘇間的對立因科技的進步，使得核子武器的發展迅速，且蘇聯的核武數量與美國概等，造成所謂的「恐怖平衡」，雙方均不敢作「第一擊」的打算，

國際局勢呈現的是東西陣營對立的局勢，因而處於逐漸趨於和緩的「低盪」期

（detente）。儘管如此，美、蘇兩國並未放棄在第三世界擴張勢力，每當第三世界國家發生內戰，美、蘇便提供敵對交戰雙方武器與相關軍事協助，使得第三世界結盟關係經常一夕數變。另西歐及日本政、經、軍力量，因世局的穩定且在美國的保護與協助下日益增強；中共因與蘇聯間的矛盾增加，蘇聯對其安全威脅日增，使得中共積極發展國防武力，國力呈現上揚之趨勢。因西歐、日本及中共逐漸崛起，並開始影響了國際政治的運作，使得兩極的國際體系有走向多極的傾向，全球的地緣政治格局亦逐漸開始有了轉變。

國際兩極對立格局呈現和緩的「低盪」（detente），其發生有以下幾個原因﹕

@

美、蘇雙方核子武器的發展所造成的「恐怖平衡」使雙方均不敢作「第一擊」

的打算，並體認到「相互保證毀滅」的危險。

A

東西雙方陣營均發生分裂的現象；在西方，法國因發展核子武力和爭取北約組織決策參與權，致與美國日漸疏離，甚至於 1966 年退出北約軍事系統，

並在外交政策上追逐其「獨立外交」的路線，不受美國的約制與領導。¹⁰在共黨集團方面，中共為突破美國的圍堵與蘇聯的壓制，以「和平共處五項原

10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體系變遷與美、中、台三角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91 年 10 月，初版），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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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¹¹對外展開和平攻勢，積極拉攏第三世界新興國家，擴大其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此舉加深了中共與蘇聯的正統與修正主義的意識型態之爭，逐漸產生意識型態分歧、國家利益衝突、世界共黨領導人之爭奪等三個根本矛盾。

B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共首次核子試爆，令美國震驚，在美國決策者眼中，

中共核子試爆，存有正、負兩方面的象徵意義，從負面的意義來看，中共國防武力的提昇將使兩極格局增添了複雜的不確定因素；不過從正面的意義來看，在中共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威脅美國的程度時，美國正好可以利用中共來平衡蘇聯對美國的威脅，這種基於體系結構平衡的考量，使 1960 年代末的美國與中共關係出現了緩和的趨勢。¹²同時法國亦在同年承認中共，這兩事件使美國對中華民國及中共的態度已有了實質上的改變。

C1968 年蘇聯入侵捷克，1969 年 3 月中、蘇珍寶島衝突，使雙方關係愈形交惡。當時世局的發展，在中東、中南半島、古巴、東歐等地都是蘇聯佔了上風，美國當時認為只有中共與蘇聯分裂，才有利於美國。因此，美國試圖以

「中國牌」來「聯中制蘇」的作法，使共產集團的兩大勢力漸行漸遠。

至尼克森在 1969 年初入主白宮，因美國內部對中共與中、蘇交惡的看法及世界地緣政治發生變化（在中東、中南半島、古巴、東歐等地都是蘇聯佔了上風）。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尼克森全力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其目的：一是利用中共與蘇聯反目的事實，來平衡蘇聯的勢力，因為蘇聯的核武已享有數量上優勢，在世界各地也增加影響與活動；二是認為解決越南問題的關鍵在莫斯科與北京，而非河內，期望借助蘇聯及中共對北越的影響力使越戰越南化能順利進行，

使美國能夠自越南抽身；三是希望避免將來與中共因錯誤判斷而發生衝突；四是國內政治的考慮。¹³

在此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海權集團，雖掌控了「新月形地帶」，運用多個同盟的軍事組織，對蘇聯為首的陸權集團採取圍堵。但因同盟組織國家眾多，在多方面均有極大的差異，無法完全採取共同一致的行動。致使「中部公約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相繼瓦解，給予蘇聯可以利用的機會。首先在 1954 年法國人離開越南後，向中南半島擴張，試圖突破圍堵向太平洋及印度洋發展，致 1960 年期間發生越戰。1962 年更在美國後門發生古巴飛彈危機，直接把威脅帶到美國的本土，在地緣政治上對美國是一重大的打擊，使得美、蘇緊張關係到達頂點。

在中部公約組織瓦解後，蘇聯的勢力大舉伸向中東。這一連串陸權的擴張行為，

顯示出蘇聯的共產集團，不斷在亞洲尋求向太平洋發展的突破點，使得美國的圍

11 1954 年 6 月 25 日周恩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重申了兩國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所規定的兩國之間關係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12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體系變遷與美、中、台三角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91 年 10 月，初版），頁 129。

13 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6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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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政策受到嚴重的考驗。蘇聯與中共更積極爭取第三世界新興國家，企圖在海、

陸權之爭外，增強意識形態的對抗，並試圖在國際組織（尤其聯合國）中爭取多數，在某些議題上得以制衡西方集團。在這一連串的擴張行為中，中共對世局的影響力已逐漸增加。由於中共勢力增強，並與蘇共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地位，且雙方在民族主義上的觀點亦發生衝突，而改善中的蘇聯與落後停滯的中共，彼此間的經濟及社會建設差距愈來愈大，造成中、蘇共彼此間的衝突。¹⁴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正視中共政權，在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已不容懷疑。

而在蘇聯集團方面，因中、蘇交惡，亦使得陸權在對抗海權中，地緣政治上的完整性出現了裂痕，消弱了集體對抗的力量。在地緣政治上出現了正好給予美國再次可利用的機會，重新燃起美國對中共的期待。美國因越戰的失敗使得其國力耗損過大，此時在地緣政治上美國已無能力完全主宰世界舞台，象徵亟需重估美國在開發中世界的角色。且歐洲及日本在美國資助下已開始復興，也因為美國安全保障而受到庇蔭。因此，轉而推動「尼克森主義」¹⁵以實力建構之夥伴關係

（partnership）作為基礎去與共產集團進行談判，並以談判代替對抗。

在地緣政治上美國一直希望聯合中共共同對抗蘇聯，且雙方亦未將彼此視為主要敵人。基於此一觀點，雙方即有了共同合作與交往的可能。在地緣政治上中共週邊鄰國眾多，其中在東方的北韓、南方的越南、東南方的印度等皆與蘇聯有密切的關係，此一關係形成了對中共的包圍之勢。就中共的立場而言，欲衝破蘇聯在地緣政治上對中共的包圍圈，只有與美國合作，藉由美國的力量打擊蘇聯，

從外部來破解蘇聯的包圍圈。就美國立場而言，其圍堵政策已出現了漏洞，因各盟邦間的國力、國內政情、種族文化、語言風俗、科技發展、經濟能力、對盟約的支持度各異，合作困難。再加上各有其國家利益的考量，造成彼此間的合作並未如想像的密切。致使中南半島陷落、南亞及中東地區蘇聯勢力的入侵，顯示在亞洲的地緣政治上，蘇聯已逐漸佔有了邊緣地帶，更強化了其海、陸兼備的特性，

在多方面蘇聯均已呈現佔上風的趨勢，唯獨在東亞的中國這一廣大地區，蘇聯一直是未能佔有優勢，而予以美國可以利用之機。美國對世局已無力完全負起獨自對抗蘇聯，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而必須運用與蘇聯談判及聯合其他國家的方式來共同抗蘇，在此情況下中共自然是美國在亞洲地緣政治上，最佳的選擇與考慮。

就全球地緣政治角度言，兩極世界已感受到雙方威脅的存在是一個潛在的危機，因此開始思考「和平共處」形勢，期藉權力平衡來代替對抗以保持世界的穩定。中、蘇共交惡改變了世界的權力結構，美國積極拉攏中共來制衡蘇聯，使得美國與共產集團的海、陸對抗，不再侷限於邊緣地帶，而是向大陸的心臟地區再推進，推進至蘇聯內陸的邊境，美國因此而更具有海、陸權之利。把對蘇聯的圍

14 戴萬欽，《甘迺迪政府對中蘇共分裂之認知與反應》，（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1 年 6 月初版），頁 166。

15 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森總統於關島發表世稱的「尼克森主義」，稱美國仍將遵守戰後以來所有的承諾，但除西歐及日本外，其他盟邦應對自己的安全負起大部分責任。見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體系變遷與美、中、台三角關係》，（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 91 年 10 月，

初版），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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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圈再向西的中、蘇邊境推進數千公里，壓縮圍堵圈使蘇聯無法繼續於西太平洋地區擴張。（如附圖六–聯中制蘇圍堵圖）

附圖六：聯中制蘇圍堵圖資料來源：自製就東亞區域地緣政治言，中共有廣大的領土，眾多的人口，科技能力亦逐漸強化中，經濟發展正在起步。在東亞地區，中共尚有能力對其週邊鄰國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在美國「圍堵政策」出現了漏洞之際，可藉用中共之力，制約蘇聯及其受蘇聯支援的鄰國北韓、越南、印度等，使其不致對區域權力平衡產生不利的影響，同時亦可藉以牽制中共，減輕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負擔，使美國得以在歐洲地區全力抗蘇。

三、中美斷交

由於戰後歐洲與日本的發展迅速，對世局的影響力日增，地緣政治運作上因而浮現五個權力中心：美、蘇、歐洲、日本、中共，但卻沒有一個權力中心能夠主導世界的地緣政治，反而相互制衡。國際間已逐漸擺脫了戰後兩極緊張對峙的局面，轉而為多元弱勢均衡的局面。此一局勢發展雖使冷戰局勢趨於和緩，卻未真正使世界趨於和平，反而使國際事務在處理上更為複雜。

1976 年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其主政的第一年試圖在內涵與作法上倡導新的美國外交政策。將致力於與蘇聯及中共關係的改善，以確保美國的安全，同時減低衝突的危險性。¹⁶到了 1977 年春，布里辛斯基（時任卡特政府的

16 邵宗海，《1949 年以來中美關係之研究》，（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民國 75 年 1 月

中共

蘇

聯

新圍堵線

新圍堵線 原圍堵線

原圍堵線 新圍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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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顧問，負責美國對中共政策）建議卡特遵行尼克森五項保證俾推動與中共建交：¹⁷

@

美國認定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其中一部分。

A

美國將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B

美國離開台灣時，將保證不讓日本進來代替美國。

C

美國將支持任何和平解決台灣情勢的方法，並反對台灣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行動。

D

美國將尋求關係正常化並設法達到目的。

布里辛斯基會有此建議的出現是因為其已預見到中共將會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經濟、軍事的大國，這個大國會對東亞區域的地緣政治利益、權力分配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會影響至全世界。因此必須在其對美國產生不利影響之前，將中共納入國際體系中加以規範，並利用其與蘇聯的矛盾共同抗蘇，以確保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

卡特考量當時國內外情勢，認為若即時推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在政治上及對蘇關係上均屬有利，與中共建交不但可獲得一個「抗蘇」的伙伴，更可以把中共自第三世界各反美國家中拉出來，以免提供該等國家武器，¹⁸遂派布里辛斯基於 1978 年 5 月 20 日訪問北京。

於是美國在 1978 年 10 月間向中共提出了建交草案，美國之所以會在 1978 年底與中共達成建交協議，有其國內外之因素，第一，鄧小平於同年 11 月取得中共黨、政、軍實質大權，可在政治、經濟、軍事決策上做出重大決定；第二，

中共已正式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吸納美國的資金和技術；第三，

1978 年 11 月 4 日越南與蘇聯簽訂友誼及合作條約，且入侵高棉，中共為避免在南北遭到蘇聯勢力夾擊及包圍，遂準備進攻越南，而在戰略上有進一步與美國加強關係之必要。直到華府時間 1978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 時，美國與中共發表「建交公報」¹⁹。

在美國與中共建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瓊斯（David Jones）對台灣的戰略地位作了不同的看法，他表示「當我們在南韓與共黨有所衝突時，台灣能提供的後勤援助行動將會有限。在整個東南亞國家裡，菲律賓及泰國對美國有極重要的戰略利益。台灣和其他太平洋國家比起來，其戰略價值遠不重要」。²⁰

16 日），頁 36。

18 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6 月），頁 83–85。

19 @兩國將在 1979 年 1 月 1 日起建交。 A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B美國政府「承認」

（acknowledged）（按，台灣版譯作「認知」，惟公報作準文字則譯成「承認」）中國的立場，

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C雙方認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利益，兩且有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見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6 月），頁 88。

20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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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與美國建交在地緣政治的兩極（海、陸權）對抗中，象徵著西方的海權大國與東方的陸上強權的合作，使得在海、陸交界邊緣地帶的中、小國家，喪失其在兩極對抗時期的封鎖陸權向外發展的重要性，造成陸上強權勢力向外擴張，

而威脅其週邊國家。將可能迫使邊緣地帶及此一陸上強權週邊的國家，因地緣接近與考量國家安全的狀況下與陸上強權接觸、交往，無形中瓦解了對抗陸權的同盟體系，同時亦提升其在區域內的影響力。

第二節冷戰時台灣的地緣政治要素

地緣政治研究的內容，是地緣政治學者與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重點之一，因地緣政治是有關於國際政治現象制約於各種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台灣的地緣政治自不能擺脫地理位置、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制約，故研究台灣的地緣政治自然不能忽略台灣地緣政治的相關要素。

一、地理要素

地緣政治對實力的考察主要著眼於地理因素。對實力的地理基礎的認識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在內的綜合概念。以地理為基礎的實力也就成了綜合國力。以下即從台灣的地理位置、人口素質、經濟力、軍事力、外交力、社會共識等方面來看台灣地緣政治的地理要素。

@

台灣的地理位置：

台灣位於中緯度地區，東經 119 度 18 分至 120 度 34 分，北緯 21 度 45 分至 25 度 56 分之間。島形狹長，呈紡錘狀，面積 35961 平方公里。在中國大陸東南海上，距中國大陸最近距離是 130 公里；其東是太平洋，恰好位於黃海–東海與南海的接觸地區，是亞洲東部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與菲律賓群島兩條島弧的聯接點。向東北經琉球群島可到日本、韓國；向南經巴士海峽可到菲律賓和東南亞，地理位置至為優越。就海權角度而言，台灣是國際航道必經之地，是一個重要據點。是陸權進入海洋的門戶，海權進入東亞大陸的跳板。

A

人口素質方面：

台灣地區人口在光復初期（民國 35 年）為 609 萬 860 人，到了 53 年為 1225 萬 6682 人，民國 60 年為 1507 萬 3216 人，至冷戰結束時（民國 79 年）

已高達 2040 萬 1305 人，人口年增率為均在 10﹪以上（65 年前則為 20﹪以上），人口排名為世界第 27 位。²¹人口受教育的狀況是一個國家的人口品質和科學文化水準的重要標誌，在文化素質上，至民國 79 年 15 歲以上具有高中學歷人口佔 29.5﹪，大專以上學歷佔 14.7﹪。不斷改改善人口身體素質，

嬰幼兒的死亡率已大幅下降，營養和發育狀況良好，平均期望壽命提高，死

司，2000 年 3 月初版二刷），頁 58。

21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網站，http://www.dgbas.gov.tw/dgbas03/stat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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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千人不超過 6﹪。並發展優生學，積極推展婦幼衛生工作，制訂了一些保護婦女和幼兒的政策，其主要內容有婚前及優生健康檢查、產前遺傳診斷、新生兒先天代謝異常疾病篩檢、成立優生保健諮詢中心等。人口素質提升後，為爾後台灣的各項建設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B

經濟力方面：

在民國 56 年時國生產毛額（GNP）為 1454 億 9400 萬元台幣，貿易入超 29 億 8500 萬元台幣，經濟成長率為 10.71﹪，在經濟上發展輕工業及民生工業，改善投資環境，並採取「進口替代」政策；至民國 64 年受國際經濟不景氣影響，國民生產毛額為 5863 億 700 萬元台幣，貿易入超 193 億 600 萬元台幣，經濟成長率為 4.93﹪，基於國家建設需要，於本年推動十大建設²²，加強經濟基礎建設，自此後經濟成長率連續三年超過 10﹪（分別為 65 年 13.86﹪、66 年 10.19﹪，67 年 13.59﹪），到民國 68 年中美斷交時，國民生產毛額達 1 兆 1962 億 3800 元台幣，貿易由入超轉為出超 135 億 1900 元台幣，經濟成長率為 8.17﹪，並由「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在即有的經濟基礎下，持續推動經濟計畫發展經濟，民國 75 年時台灣已成為世界第 7 大資訊工業國。至民國 78 年時國民生產毛額達 4 兆 292 億 5400 萬元台幣，貿易出超 2953 億 1500 萬元台幣，國民所得達 7237 美元居世界第 25 位，貿易額為世界第 13 貿易國，並有 70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顯示經濟力量雄厚，相對的亦顯示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增加。得以成立「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對開發中國家實施經濟援助、技術合作、投資設廠和財政支援等，

增加了外交運用的籌碼。

C

軍事力方面：

自民國 38 年（1950 年）遷台後，在軍事方面經一系列的整編調整，至民國 61 年（1972 年）時，三軍總兵力已降至 54 萬人。陸軍 39 萬人，主要裝備有 M48 中戰車、M24、41 輕戰車、M18 驅逐戰車、鷹式及勝利女神防空飛彈；海軍兵力 7 萬人（含陸戰隊 3 萬 5 千人），主要艦艇有驅逐艦 10 艘、

護航驅逐艦 6 艘、砲艦 12 艘、驅潛艦 12 艘、巡邏艇 12 艘、戰車登陸艦 21 艘；空軍兵力 8 萬人，主要裝備計有戰機 385 架（F–100A／D80 架、F–104G45 架、F–5A70 架、F–86F150 架）、運輸機 95 架（C–46、47、119 等）。²³至民國 74 年時，三軍總兵力已降至 44 萬 4 千人，在民國 72 年時國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 6.5﹪（為亞洲地區第四名，次於蒙古、北韓、巴基斯坦），民國 80 年（1991 年）時國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已降至 5.4﹪。²⁴民國 81 年時，總兵力為 44 萬 8 千人，陸軍 31 萬 2 千人，主要裝

22 有中山高速公路、台中港、蘇澳港、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北迴鐵路、西部鐵路電氣化、煉油廠、造船廠、石化工業、核能發電等，有六項是屬於交通建設，對經濟建設來說，國際貿易的開展、原料的輸出與輸入、商品的往來等都都與交通息息相關。

23 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東西雙方軍事力量比較–1971–1972》，（台北：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民國 61 年）。

24 王漢興、葉信庸譯，倫敦國際戰略研中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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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 M48H 戰車、M113、V–150、CM–21 裝甲運兵車，M109、110 自走砲車、

UH–1H 直昇機，鷹式、天弓、勝利女神等防空飛彈；海軍兵力 6 萬 8 千人

（含陸戰隊 3 萬 1 千人），主要裝備有驅逐艦、巡邏艦、護航巡邏艦、戰車登陸艦、掃雷艦、潛艦、500MD、S–70C 直昇機；空軍兵力 6 萬 8 千人，主要裝備有 F–104、F–5E 戰機、C–130、C119 運輸機、AT–3 教練機、S–

70C 直昇機。²⁵軍事力量當時在東亞僅次於中共、日本、南韓。

D

外交力方面：

自民國 38 年（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當時的國際環境對我十分不利，

在蘇聯支持下，在中共宣佈建國的第二天，蘇聯附庸保加利亞等八國²⁶先後承認中共，至民國 39 年（1950 年）世界 87 個國家中僅有 37 個與我有邦交。

在政府不斷的努力發展及美國支持下，至民國 52 年時在當時世界 127 個國家中邦交國已達 63 個，是我國邦交國最多的時期。我退出聯合國後，美國對我的支持降低，轉而與中共接觸，此時在世界 147 個國家中與我有邦交的國家為 42 個，爾後逐次遞減。中美斷交對我而言則又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在民國 78 年時當時世界 164 個國家中，僅有 22 個與我有邦交，且邦交國中多為中、小型國家，世界主要大國均與我無任何外交關係。至冷戰結束（民國 79 年）時，在當時世界 170 個國家中有 28 個與我有邦交。這些邦交國在國際間並不能起決定性之作用，可見當時對台灣而言，外交因受國際因素制約，是最弱的一環。

E

社會共識方面：

冷戰時期由於台灣處於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戒嚴，但仍堅持實施民主政治，至民國 76 年 7 月宣佈解除戒嚴令，使得民主政治得以更進一步落實。

在政黨政治方面是一大黨（執政黨中國國民黨）數小黨，因戒嚴關係初期並無具體的政黨活動，至接近冷戰結束前，因部份人士要求更開放的民主，逐有了反對的聲音。在宗教方面，是採取極少的管制，任宗教自行發展，因無宗教狂熱份子，故無宗教間之糾紛。在族群融合方面，除在接收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外，大體上族群相處融洽，並無族群衝突的事件。在全民意志方面，

因全民經歷了共同成長的過程，又面臨強敵的威脅，再上民族精神教育發揮功用，有著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凝聚力尚稱強固。

二、國家間之地緣關係及地緣政治格局

《世界各國軍備概況–1985–1986（The Military Balance）》，（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9 年 9 月初版），頁 643 及涂安都譯，倫敦國際戰略研中心（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著，《世界各國軍備概況–1992–1993（The Military Balance）》，（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3 年 5 月初版），頁 730。

25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 81 年國防報告書》，（台北：國防部，民國 81 年 7 月初版），頁 138–148。

26 為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北韓、捷克、波蘭、外蒙古、東德等。見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1950 至 1972〉，《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2 年 4 月初版》，頁 19。

(12)

中華民國在退守台灣後，初期國際局勢對台灣不利，在韓戰後美國因地緣政的需要，加強了與台灣的關係，並將台灣納入其圍堵共產集團的圍堵鏈中，成為美國在東亞的盟國。台灣利用此一形勢，運用反抗共產主義的共同威脅與利益，

將本身的安全與區域的安全相結合，並在美國的支持及各國實際安全的需要下，

台灣與當時的日本、韓國、菲律賓及東南亞諸國因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特性與信仰（儒家文化、以信仰佛教為主）在政治、軍事與文化交流上，保持相當的關係。

同時日本當時是我國最大的貿易入超國，關係為東北亞國家中最密切的一個。因此基於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政治專制，經濟管制的意識形態及海權與陸權的地緣政治對抗需要，形成一個共同結合的聯盟體。但後因中共的逐漸強大與美國地緣政治上的需要，轉向與中共交往，降低對台灣的支持與台灣退出聯合國，退出世界權力運作中心，而改變了此一形勢。最後導致台灣與區域內的國家（除南韓外）及美國均斷絕了外交關係，其中又以美國與日本與我斷交影響最大。在區域的地緣政治中已不再有重要的地位，由圍堵共產集團的圍堵前鋒，轉變為美國

「聯中制蘇」下，牽制中共的一顆棋子。台灣的地理位置並沒有改變，因世界地緣政治形勢的改變、各大國利益的需要，使得台灣在東亞區域的地緣關係也隨之變化。但因台灣在全民的努力下在經濟、軍事力量上不斷增長，並堅持站在民主陣營、勵行民主憲政，綜合國力得以不斷增提升，並有效運用經濟力量，以不具官方性質的「實質關係」與世界各國交往，突破困境，在地緣政治上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冷戰時期台灣地緣政治要素中以地理位置、人口素質、經濟力、社會共識方面是較強的要素，最能加以運用的，同時以上因素亦是外交方面最有利的後盾。

軍事力方面在冷戰時期已無法達成反攻大陸的期望，但能防衛台灣自身的安全。

冷戰初期在國家間之地緣關係及地緣政治格局方面，因美國地緣政治的需要，在美國的支持下，尚居於有利的地位，隨著美國地緣政治的變遷，台灣在國家間之地緣關係及地緣政治格局的地位則逐漸下降。以下的研究即是針對台灣在此種地緣政治要素下，在冷戰後的地緣政治作為。

第三節冷戰時台灣地緣政治的作為

在台灣、澎湖重回中國統治之初，當時因內部有共黨叛亂，國民政府忙於戡亂，對台灣看法也只是重回祖國治下的的邊陲地區，並未真正的建設台灣、重視台灣。直至國民政府因戡亂戰役失利，被迫播遷來台，國民政府實際有效統治區就只剩台、澎、金、馬等地，台灣也因此不再被視為邊陲地區。遷台後雖然一切的作為均以台灣為主體來考量，但卻是以準備「反攻大陸」為主。此時的台灣雖有了主體性政權的統治，亦具有海權之利，卻是以陸權的眼光來治理及發展，並未充份結合台灣的地理特性來發展。

台灣的地緣政治作為及發展，均受到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美國及中共間之互動。自 1949 年後，世界的局勢轉變，昔日的強權–英、法、德、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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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到戰爭的損害，國力大不如前，使得兩個新興的超級強國–美國及蘇聯，主導了世界的政治舞台，雙方都執著於各自的意識型態及敵對的結盟體系，形成了兩極對峙的冷戰時代。台灣則因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政治因素，被納入了冷戰對抗的體系中，且是美國的盟邦。但卻因中共的崛起及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台灣的地位有了重大的改變，相對的影響到台灣的地緣政治。以下既以重要事件的發生時期區分五個階段，研究此轉折期台灣的地緣政治作為。

一、抗戰結束接收台灣

在國民政府與中共叛亂集團進行決戰前夕，就已經在謀求退路，經再三的權衡與多方面的考量，最後決定局勢不利時東撤台灣。並以歷史學者出身的張其昀為首的幕僚，從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進行了充份的論證後，提出了方案，其要點是：挑選強人主管台灣，搶運各種戰略物資，充實台灣防衛力量，嚴格控制去台人員。這個方案經先總統蔣公同意後，於民國 37 年（1948 年）底開始實施。當時搶運了中央銀行金庫的黃金、美元、外匯、銀元等；同時大量的特種軍、

兵種的軍隊、各類專家、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以及故宮博物院的文化財寶都被運來台灣。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例投降後，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負台灣接收及軍政全責。至於如何接收台灣，國民政府內部看法不一，當時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應與一般淪陷省區一樣的接收；二是認為應與其他淪陷省區不同，不設省政府而設行政長官公署，賦予訂定單行法規之權，並擁有軍權，以便應付特殊的環境。最後國民政府採納了後者的接收方式。但此一設計卻是使台灣民眾覺得，是將台灣民眾視同殖民地之人民，因而對政府相當不滿。²⁷

然而接收台灣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戰爭破壞的狀況下，迅速恢復生產？日本在台灣的技術人員全部撤回或暫時留用？以及如何應付大陸日益惡化的政治社會情勢，並贏得台灣民眾的信任。在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後，發覺解決這些問題，確實是困難重重。因此其治台策略，「主要是靠行政長官公署特殊化的行政體系、加上全面性的經濟統制，二者相互為用。」基本施政方針是：²⁸

@

在台灣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由長官掌握行政軍事一元化的權力。其目的避免大陸各省事權分散、牽制過多的弊病，以便集中權力，提高辦事效率。

A實施統一接收，全面掌握日本機關和人員的財產，不讓其他勢力介入，以確保台灣的財政基礎。

B保持幣制穩定，力圖防止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但在實施過程中，發生不少問題。

「行政長官公署」的名稱，不論在名義上、體制上均給予台灣同胞不愉快之觀感。

就台灣民眾觀之，覺得與日據時期的總督府制並沒有什麼差別。因其實行的是集全省行政、司法、立法、軍事大權於一身的專制統治，與大陸內地各省實行不同

27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1994 年 5 月 15 日初版三刷），頁 4。

28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 年 9 月初版二刷），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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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台灣民眾很難取得從政與參政的機會，因而懷疑祖國不能平等地對待台灣民眾。加上官吏的貪污、軍警的殘暴，為日後社會埋下了動亂的禍根。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在經濟方面之政策為經濟統制。就當時台灣的地理形勢而言，島嶼地區的經濟對外貿易十分重要，島嶼若不具備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則必須靠貿易發展。由於台灣並未具備豐富的資源，因此必須靠貿易發展經濟。因此，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貿易局和專賣局，獨攬內外貿易和煙酒專賣的權利，其目的在於使台灣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牟取暴利，並把貿易所獲的盈餘全部投到經濟建設上。其立意雖好，但卻與當地私人企業的利益發生了衝突，再加壟斷性的經濟統制政策，也使工商業者得不到發展的機會。貪污大案又層出不窮，政治腐敗日益加劇，工商各業無法恢復戰前水準，

但人口卻不斷增加，遂難以維持幣值的穩定和抑制飛漲的物價，成為日後「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之一。

在貨幣金融方面，鑑於台灣的特殊性，國民政府決定不在台灣實行法幣制度，而是由台灣銀行發行新幣（即舊台幣），作為台灣地區通行的貨幣。其匯兌比率及期限，均由台灣銀行獨立辦理。此舉雖減少了大陸通貨膨脹對台灣的衝擊，並使台灣執政當局便於籌措和掌握資金來源，能夠更有效地配合經濟重建。

但為防止和削弱國內通貨膨脹的衝擊，不斷調整台幣與法幣間的匯率，但仍受到影響，造成物價飛漲，卻也增加了台灣民眾的負擔。

在政治方面，當時國民黨當局不敢起用抗日台胞中的人才，所依賴的是從大陸調來的官員和從大陸回台之台籍人員，所以台灣民眾面對的是他們所陌生的統治者。台灣民眾由於不了解大陸的政治經濟情況，不知道當時中國正處於內戰中，而對號稱世界「五強」之一的祖國懷有過分的期待，以為從此可以當家作主，

揚眉吐氣了，一旦發現新的統治者存在許多問題，便會感到失望，認為今不如昔。

而新的統治者面對的則是他們所陌生且經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民眾，其中有愛國的人民，也有受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政策影響的民眾和「士坤」，還有與日本關係密切的人們以及所謂的「菁英份子」，新來的官員對於台灣受到日本影響的一切觀念和習性感到格格不入，一律當作是「奴化」的表現，而以統治者的姿態出現。在雙方對彼此都缺乏瞭解的狀況下，台灣民眾與大陸派來的官員之間的矛盾就很難避免了。

在教育文化方面，推廣國語教學，掃蕩殖民主義教育制度及其影響，一方面又著手恢復和重建中華傳統文化。雖積極的宣傳祖國文化，努力消除日本殖民文化的殘餘，但對全面禁止日文、日語方面，卻操之過急，未採取循序漸進方式，

以致接受日文教育的人才被排斥在外，忽視台灣同胞實際上的困難，更欠缺對台灣同胞的同情與諒解，使得語言問題政治化。

1945 年至 1949 年的這四年是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回歸祖國懷抱的轉折期，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交化上都面臨著重大的改變，台灣民眾不適應國民政府的統治，國民政府對台灣民眾也沒有清楚的認識，二者之間有著重大的差距，引起了種種問題，於是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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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緣政治觀點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由於國民政府在接收台灣時忽略了地緣政治上「變」與「不變」的因素，社會與社會間、人與社會間的地緣政治問題。台灣雖是中國的故有的領土，再次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地理因素上這是「不變」的因素。但在「人」的因素上，卻是一個「變動」的因素，忽略了台灣脫離中國的統治達五十年之久，期間又受到日本「皇民化」政策的影響下，雖是同文同種的民族、中國的故土，但實際上已分隔了五十年，在不同的國家統治下，造成不同的生活背景、價值觀、道德觀，因此在思想上、文化上已有所差異。

這是因為對台灣的「民情、社會、經濟、政治等認識不夠透徹。」台灣民眾又在日本長期的封鎖下，對大陸現況不瞭解；大陸亦對台灣現況不瞭解，導致彼此間之隔閡。另由於台灣民眾初期對祖國的期望過高，但不知此時正是國共內戰期間，國內發生全國性的經濟危機，物價上漲、社會失序、人心不穩，以致中央政府難以致力經營台灣。來台服務之公務人員，又常露出優越感，以勝利者、統治者自居，視台灣民眾為被統治者，認為他們是來佔領台灣，教導這些「化外之民」，這一錯誤觀念使得台灣民眾自尊心深受傷害，因之這些來台之外省人被視為「新統治者」。²⁹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在行政上、專業上及技術上均難以獲公平的機會，光復之初台灣民眾以為此後應可自治，台灣光復後將由台人治理台灣，但事實與願違，使得台灣人民認為其在政治上未受祖國的公平對待。

光復之初，台灣民心傾向政府，可惜未能善加運用此一情勢，以保持台灣民眾對政府之擁護，在制度上以行政長官公署模式接收台灣又未充份溝通，部份官員作風官僚又貪污腐化，軍、警政風與紀律太差，經濟金融政策執行失當與民爭利，使得台灣民眾在政治上遭受差別待遇，忽視了台灣民眾民心所嚮，以致於台灣民眾對祖國由初期的期望轉至失望而輕視。就如同當時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所指出的「當時南京與台灣之間、中美之間、買辦奸商之間與地方行政機關之間、政府內部各派系之間，以及台人與國民黨之間均存有矛盾，再加上不少貪婪佞人將台灣當作冒險家的天堂，例如因貪圖台糖之巨利而走私盛行；駐防台灣之軍隊軍紀欠佳；加以復員工作進行遲緩，均足以使台人開始對省政官員的行政能力深表懷疑」³⁰。台灣民眾在種種的不滿下，形成了一股反政府的力量，發生了以改善現狀、剷除貪污腐敗，要求「民主」與「自治化」、實行地方自治的「二二八事件」自是可以理解的。但國民政府卻在不瞭解事件發生的原因與訴求下，

以「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的叛亂案處置，派出軍隊進行強力的鎮壓造成大批民眾被殺，被捕或失蹤，台籍菁英份子受到摧殘。使得台灣人民與執政當局間、本省籍與外省籍之間產生了嚴重矛盾與隔閡，為當代的台灣政治留下了陰影。³¹

1994 年 5 月 15 日初版），頁 22。

1994 年 5 月 15 日初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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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政府遷台初期

民國 39 年政府遷台後，我軍尚能有效掌握海南島及舟山等島嶼，但就整個部署而言，使得政府的人力、財力、物力，無法有效集中運用。在地緣上，海南島離台灣較遠，靠近金蘭灣，且離大陸雷州半島近，受中共威脅較大，對台灣沒有戰略上的聯鎖，不是一個主要的戰場。在戰略上，兵力分散在台灣、海南島及福建東南沿海小島，補給及相互支援均極為不利。政府於是從整個軍事政策上及基於地緣及戰略等因素的考量，最後決定除保留金、馬地區外，放棄海南島及舟山群島等島嶼，於民國 39 年 5 月將其他島嶼兵力全數集中至台灣。

政府遷台後，政治主體雖由大陸轉向台灣，權力中心由南京轉移至台北，政府的權力及影響力已不及於全大陸地區，台灣即由核心區的邊陲區，轉變為核心區，以此來看應該可以依台灣的海洋地緣特性發展。但從地緣政治動態的角度來看，中華民國地緣政治的主體，已由大陸轉移至台灣，被台灣所取代。台灣雖轉變為中華民國的政治主體，不再是邊陲、附屬，但權力核心在此卻無久留之打算，

只是做為收復大陸的基地，隨時會再回到南京。在「收復大陸」這一個目標及期望下，台灣不能再失守，必須確保、必須建設，台灣的安全即是國家的安危。台灣此時的地緣政治，即由邊陲地區轉變為過渡性的政治主體的核心區，其一切作為仍脫離不了大陸的思維，肩負著光復大陸的責任，根本的工作則是在「反攻大陸」的原則下，「確保台灣安全，建設台灣」，為反攻大陸厚植實力。

中共政權成立後，美國認為台灣陷共是遲早的事，美國在地緣政治的考量上此時期對台政策有主張放棄台灣、有主張防衛台灣。1948 年 11 月中國戰局急轉直下，國民政府失敗之際，美國軍方則堅持要防衛台灣安全，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萊伊（William D﹒Leahy），就台灣易手中共政權後，對美國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提出一份美國國安會 NSC–37 號文件，題為「福爾摩沙戰略重要性」

的報告，分析了美國軍方對台灣地緣戰略地位的評估，認為：³²

@失去戰略價值的中國大陸之後，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利益大大提高。台灣能成為戰時空軍戰略基地並且能控制鄰近的海運要道。

A

若台灣陷於不友好國家之手，在戰時將提高敵人有能力控制介於日本與馬來群島之間的海域，使敵人有辦法擴張到琉球及菲律賓。

B

台灣陷於不友好國家之手，將有害美國及日本對糧食及其他物質的取得，這將決定日本於戰時，對美國究竟是一項資產或累贅。

但這股重視台灣戰略地位的報告並未被杜魯門政府所採納。杜魯門政府乃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公開宣佈美國將防衛阿留申群島，日本及菲律賓一線，有意地不提南韓及台灣，是仍寄望中共不受蘇聯控制，甚至能與蘇聯產生罅隙與矛盾，

能與美國共同抗蘇，則美國便可大步向歐亞大陸內陸推進，可直接威脅蘇聯陸權的心臟地帶。以便在亞洲阻止蘇聯勢力的蔓延，俾使美國全力協助歐洲。美國此舉在地緣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中共有著廣土眾民，週邊鄰國眾多，可有效控制西伯利亞、中亞，向西更可直接進入中東地區。若中共在美國的陣營中，對美國

32 林正義，《台灣安全三角習題》，（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11 月），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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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助益甚大，不但能確保亞洲不致淪入共產勢力範圍，並阻止蘇聯獲取東亞海洋利益，在亞洲取得出海口，進而成為海、陸權兼備的國家外，更能有效牽制蘇聯使其無法向西歐擴張，確保歐、亞的安全。不致迫使美國在東、西兩方面均要對抗蘇聯共產集團。美國當時從地緣政治角度上思考，認為台灣（甚至南韓）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利益上，並不具備任何有利的地位，只要掌握住中共所盤據的中國大陸，運用其地緣關係，即可有效控制東北亞、東南亞甚至南亞，

以協助美國對抗蘇聯。

因此，遷台初期可說是中華民國政府內外交迫最艱困、最灰暗、外交最孤立、

內政最混亂，國家安全最危急的時期。此時在美國不支持下，邦交國先後承認中共，外交局勢逆轉，對政府造成莫大的打擊。在美國對台灣不利的地緣政治因素下，台灣深知此時最重要的是要確保台灣安全，在亞洲地區站立起來，運用所有的對外關係，凸顯在亞洲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將台灣的安危與週邊國家安全相結合，拉攏美國爭取對台的支持，打擊中共對外關係，斷絕其可能獲得之支援，以避免其取得中國在國際間即有的各項利益，以確保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

於是以「確保台灣，反攻大陸，完成戡建」為施政重心與方針，對外政策作為上，把握當前國際形勢，一面努力自助，以爭取國際的同情、合作與承認（尤其是美國的支持）。加強聯繫以擴大國際反侵略、反極權的力量，防阻他國因承認中共而與我斷交；將台灣的安危與世界或區域安全結合，期望獲得西方援助。

儘可能的斷絕中共對外的政、經、交通管道等，迫使中共更加孤立。將戰場拉至聯合國，在聯合國極力維護我代表權，並指責蘇聯對民主自由地區的擴張侵略行為，期能造成國際間同仇敵愾的氣氛，有助於拓展我國際生在空間。民國 39 年 3 月 3 日，我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聲明退出 1947 年簽訂的哈瓦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其目的在使當時在軍事上控制大陸的中共喪失國際貿易上的關稅減讓互惠權利，此事對中共當時的國際貿易是一大打擊。在遠東地區積極倡導組成「遠東國家聯盟」，共同對抗共產主義之威脅，將台灣的安危與世界或區域安全結合，期望獲得西方援助。同年 4 月立法院為「確保世界及東亞和平」，決議敦促行政院適時恢復對日本正常關係；爭取外國承認，防阻他國因承認中共而與我斷交；在聯合國極力維護我代表權，並指責蘇聯的擴張侵略行為，期能造成國際間同仇敵愾的氣氛，有助於拓展我國際生在空間。

在軍事上，確保以台灣為中心的基地及準備反攻大陸的任務；厲行精兵政策，統一指揮三軍；同時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綜合運用，以期充分發揮總體戰之效能。強調準備反攻大陸，整編轉進來台之三軍部隊。策定重振武力，在陽明山開辦「革命實踐研究院」，並設立軍官訓練團，期重振國軍「犧牲、團結、

負責」與克難精神。重整國防機構各級組織，建立各種制度，尤其對國軍退除役官兵，確立其輔導就業制度。集中外島兵力，鞏固台澎基地，主動撤退海南島、

舟山等地區國軍，增強台灣地區的國軍實力。在國防武力的整建及軍事戰略上保持「攻勢」，對大陸沿海週邊地區實施軍事騷擾與破壞。

在內政上，推行民主法治，在台灣推行縣市自治；維護人民基本自由；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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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才，輔導失學青年，鼓勵其參加救國的工作，以適應戰時的需要。同時認清國家當時的處境，以「安全」為第一優先，為減低因二二八事件所造成之影響，

先圖穩定台澎地區。政治上藉「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強調團結安定、以貫徹三民主義為最高目標，著手建設台灣為復興基地，推行地方自治、發展經濟積極建設、發展國民教育培育人才、財政開源節流厚植國力，使台灣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一切建設為「反攻大陸」。

在財經上，因日據時代台灣是以農業及輕工業為主，且當時受到戰時的破壞與日本技術人員的撤出，因此運用當時隨著政府來台之技術官僚與技術人員，採取穩定和重建的相關措施重新開始經濟建設。財政方面節流開源並重；經濟方面側重於軍用及民用日用品之生產與流通；戰時經濟則加強重要物資的掌握，並規劃進口物資的利用，必要時推行合理的配給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進行土地改革。

有效運用美援，改革幣制和稅制，實行外匯和貿易管制，並確立工業發展方向–

以農業培植工業與進口替代工業，加強軍工與生活必需品、外銷產品及進口貨替代品的生產；並以電力、肥料及紡織工業為優先發展工業。³³

台灣此時期在地緣政治上認清國家實力不足，必須有效運用國際間反共產集團的意識與台灣的地緣利益，將台灣的利益、安危與區域的利益、安危相結合，

企圖激起週邊國家面對共產勢力擴張的共同危機意識，迫使美國重視台灣在東亞地區的地位，以打開我在外交上孤立無援之僵局。並在聯合國確保中國代表權與我國席位（尤其是常任理事國席位），保持在國際組織中之地位，運用聯合國的管道，保持與世界各大國間的關係，並有效運用在安理會中之職權，形成一個對我有利的外在環境，藉以削弱進而圍堵中共對外的政、經關係，以減輕對我的威脅，改變此一地緣政治上不利之因素。在營造與週邊國家關係的同時，致力於內部的發展，推行民主法治、穩定政治、保障民權、申張治權使政府能有高度的行政效率、以鞏固國基。重整軍備、積極整訓、強化作戰實力，期矯正以往的缺點。

同時發揚中華文化，對大陸採取政治攻勢，擴大共產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上的差異，運用民族情感加強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及大陸同胞對三民主義的認同，凝聚全世界中國人民對台灣的向心，藉文化與思想的聯繫，形成一股民族的凝聚力。並藉以影響各國政府對華政策，以確保台灣在此時期的安全與生存發展。

三、韓戰後被納入圍堵鏈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形勢因此而發生重大的變化。因為此時美國並未將南韓及台灣納入其國防線內，若北韓不向南韓進犯，美國僅需自阿留申群島，日本及菲律賓一線構築圍堵線，即可有效防範蘇聯共產集團向西太平洋的擴張。就地緣政治角度言，若南韓與台灣陷入中、蘇共產集圍手中，直接可威脅美國在日本、琉球和菲律賓的基地安全，瓦解美國在西太平洋從阿留申群島以下的西太平洋防線的防禦島弧，使其形成一個重大缺口，除對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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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略態勢會產生甚為不利之影響外，亦破壞了西太平洋的權力平衡。³⁴因此，

美國政策作了重大的轉變，美國體認到中華民國台灣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

轉而改變對華政策，對台灣由「放手不管」到「阻共防台」，³⁵保護台灣安全，防範台灣淪入共黨之手。

為防止中共配合北韓的南侵，發動對台攻勢、佔領台灣，進而威脅在西太平洋美軍的安全，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防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並請求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攻擊行動。此時台灣在美國東亞地緣政治中的地位立刻提升，因為台灣對確保美國在西太平洋防禦島弧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若把台灣納入美國全球圍堵體系中，在西太平洋地區即可再增加一個有相當軍事實力，且具備反共戰爭經驗之力量，防堵共產集團軍事擴張及防衛日本安全的屏障。

1953 年艾森豪接任總統後，繼續在軍事上協助台灣，並令第七艦隊不再阻止台灣對大陸突擊。因台灣在解決「中國問題」上佔了獨特的地位，故協助中華民國繼續予以軍事、經濟援助及其他各項協助，而以軍援為優先。³⁶再加上 1950 年代的台海武裝衝突，引起國際關注，也突顯了中共在本地區的威脅性及對台海地區安全安排的迫切性。遂使得艾森豪總統決定以「真正防衛性質」的共同防禦條約來保障台海安全，避免共黨勢力向台海擴張，於 1954 年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提供美軍部署在台、澎地區的權利。於是台灣納入了美國防堵共產勢力向東亞地區擴散的太平洋同盟體系下前鋒島鏈中之一環。

民國 39 年韓戰爆發，對我而言是一個轉機。不僅可以藉機獲得美國在安全上的承諾與喘息；更可利用此一國際情勢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加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進一步確保自身安全，並改善被孤立的窘境。

因此外交作為上，突破在東亞地區不利的地緣政治因素，直接將台灣問題搬上國際舞台，在聯合國極力鞏固與美國的關係及我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使台灣保持在安理會中的地位，利用安理會的反對權，可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斷絕中共對外關係。並積極支持美國召開安理會之建議，同時致電南韓政府表示關切。

行政院長陳誠更對外發表談話，表示我決盡力支援南韓抵抗北韓侵略；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表示我國準備派軍援韓等相關作為。對美國表示支持，並在聯合國中採取積極援韓步驟，促使美國瞭解台灣的立場與台灣在韓戰中的重要性，將台灣的安危與南韓的安危結合，迫使美國重視台灣在東亞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

6 月 28 日先總統蔣公表示原則接受美國防衛提議，且已命令海、空軍暫停對大陸攻擊行動。意味著我國同意反攻大陸的主要途徑不是使用武力，而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和平手段即「政治攻勢」、「軍事守勢」。並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

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此項提議，自不影響中華民國反抗國際共產主義侵略及維護中

35 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台北：中華日報社，民國 70 年 5 月增訂再版），頁 52。

第四章 冷戰時期台灣的地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