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冷戰的終結，使美蘇兩強的對峙不再，國際社會也因而產生了重大的轉變，
第一在於國家主權的轉移。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1的崛起，使國家在政 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不再享有絕對的主權，而必須與非國家行為者分享權力。
新興議題的浮現，如恐怖主義、組織犯罪、環境破壞、貧窮、族群衝突也逐漸取 代了傳統安全議題，但國家卻未能有效地處理這些非傳統威脅(Nontraditional threats)。2第二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展現，人們透過人權、婦女、環境等 議題的相互聯結，形成群體以宣揚、實踐理念，這種現象的規模與範圍可說是空 前的，Leter Salamon 稱之為「結社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也於此應運而生。3第三則是資訊科技的 發達，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成為非政府組織力量串連的重要利器，透過即時資 訊的傳遞，知識與理念的交流更為便捷，網際網路也成為另一種公眾輿論表達的 管道。4在此氛圍下，非政府組織一方面成為國家在處理非傳統威脅所倚重的重 要智囊，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匯集了公民的訴求，透過網際網路等各種方式，
更有力地向政府、工商業團體表達立場。在這其中又以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的 參與有著顯著的成就，值得更進一步的探究。
1 關於非國家行為者的界定，Bob Reinlda 認為可以區為三大類，包括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與政府間組織(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進一步說明請 見 Bob Reinalda, “Private in Form, Public in Purpose: NGO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Bas Arts, Math Noortmann and Bob Reinalda eds., Non-State Act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11-40.
2 Jessica T.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76 (Jan/Feb 1997): 50-66.
3 Lester M. Salamon, “The Rise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Foreign Affairs, 73 (July/August 1994):
109-122.
4 P. J. Simmons, “Learning to Live with NGOs,” Foreign Policy ll2 (Fall l998): 82-96.
環境議題在 1960 年代已受到科學家的關注，5並促成了 1972 年斯德哥爾摩 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該會議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這也建構了各國在環境議題溝通的平 台，而非政府組織亦藉此登上國際舞台，並為非政府組織的未來爭取到更多活動 的機會。
隨著經貿的高度發展，全球環境也產生了劇烈的改變。酸雨、林地銳減、水 資源缺乏及沙漠化等重大問題，均與人類的經濟活動密切相關，這些潛在的危機 與影響，也威脅著人類未來的存亡。6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議正是在此態勢下舉 行。新興的環境問題如臭氧層破洞(Ozone hole)、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等又 逐一浮現，這些問題不同於以往，並非只是一國之內的問題，而是與全人類休戚 相關。7非政府組織亦成為會議中重要的倡議者、參與者，透過議題的設定與推 動，資訊的交流與溝通，非政府組織的力量更加突顯，並從旁協助環境計畫署推 動一系列的全球環境規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生物多樣化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抗沙漠化公約》(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CCD)等，其中又 以抑制全球排放溫室氣體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普遍受到世界各國 的關注與重視。
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這意味著各國對於全球暖化 所造成的影響已有明確的認識與積極的作為，8並使此議題邁入了新的進程。回
5 其中又以卡森女士(Richard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最具代表性，該書雖以 殺蟲劑作為論述的主體，但其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若以其他環境的議題如冷媒來替換該主體，
也必將得到對於環境全面性破壞的答案，因此，作者雖然是舉一簡單而易見的例子，但她所表達 確是更深層的環境意涵，進一步內容請見：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呂瑞蘭、李長生譯(吉林：吉林人民，1997)。。
6 關於這部分的論點，可參考《狗紀年的 20 個備忘錄》(Twenty Global Problems, Twenty Years to Solve Them)，該書中認為當前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是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若每錯失一年，將損失 七年的挽救時機，更進一步內容請見：理查(Jean-Francois Rischard)，《狗紀年的 20 個備忘錄》(Twenty Global Problems, Twenty Years to Solve Them)，何項佐譯，(台北：大塊文化，2004 年)。
7 由於臭氧層破洞、全球暖化不單是一國所造成的，這將是跨國界、跨區域的環境問題，這也使
得國際上逐漸形成了「全球變遷」(Global Change)的認知。
8 全球暖化所影響的層面非常廣泛，舉例來說，根據美國太空總署的國家冰雪資訊中心的研究顯
示，北極冰河自 2001 年的 700 萬平方公里，已不斷縮減至 531 萬平方公里，科學家認為冰河若
顧這 10 年來，《京都議定書》的生效之路可謂是波折不斷，如美國小布希政府的 退出，以及各國對於《京都議定書》減量責任意見的紛歧等，9這主要在於全球 暖化的不確定性，使得各國的態度仍以本位主義來衡量。然而，非政府組織在這 一系列的進程中卻擔負起重要的角色。首先，非政府組織質與量的增長是前所未 見的；其次，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策略與方式更是推陳出新，特別是在《京都議定 書》的歷屆會議，非政府組織或成為專家學者提供科學證據、或以草根性結合輿 論向政府代表施壓，儼然成為歷屆締約國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的 一方勢力。
Joseph Nye 更以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概念來論述非政府組織的影響 力，所謂柔性權力是一種「魅力」或是「吸引力」。而此力量正可影響一方被共 通的價值、責任感所吸引，並願意為成就這些價值而努力。10Joseph Nye 更進一 步指出，這種柔性權力來源的主要有三方面，包括文化(有吸引人的特色)、政治 價值觀(國內外行事原則一致之處)與外交政策(師出有名，有道德說服力)。11Joseph Nye 將此該觀點運用於非政府組織，認為科技革命所帶來的資訊普及與便利是非 政府組織展現柔性權力的重要關鍵，12而非政府組織之於環境議題正是展現柔性 權力的最佳典範。
由上述觀之，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環境議題有著長時間的涉入與耕耘。然而令 人好奇的是，非政府組織究竟是如何影響環境議題，以及影響所帶來的結果又為 何，本文即以《京都議定書》的發展歷程來探究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以期能更 全面地觀察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作為。
是持續以這種速度縮減，在本世紀結束前，將有可能完全融化。
9 開發中國家認為全球暖化的現象應歸咎於已開發國家，因此已開發國家必須帶頭負起減量的責
任，然而已開發國家中各國的盤算有所不同，使得各國的態度出現歧異。
10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5-10.
11 Ibid., 11-14.
12 Ibid., 90-94.
二、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處理下列三個問題：
(一) 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界定與分類為何？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策略在時空背 景的轉變下，是否有所調整，在實踐上又會採取那些可資運用的方式？以及 非政府組織是如何與其他行為者(國家、國際組織、跨國企業)進行互動？
(二) 全球暖化的科學背景為何？國際社會在面對此一議題時，會採取哪些因應措 施？非政府組織是如何在全球環境議題，特別是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中發揮影 響力？非政府組織有無清楚傳達其理念與主張？非政府組織是否影響政府 代表的立場？而非政府組織發揮影響力的關鍵因素是為何？
(三) 非政府組織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後，將如何重新定位其角色？在溫室氣體 檢核機制出爐後，非政府組織是否可從輔助的功能轉化為監督的角色？而為 因應生效後所建構出的新平台，非政府組織在自身的操作策略上會如何調 整？國際社會將會賦予非政府組織何種期待與地位？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有關非政府組織與環境議題的研究，是在近十年才大量出現的，而大部分研 究多對於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情形進行論述，Sheila Jasanoff、Oran Young、Paul Wapner 等人均肯定非政府組織在形塑環境建制(Environmental Regime)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Sheila Jasanoff 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國家主權逐漸弱化的趨勢下，將 不僅擔任知識的提供者，更搖身一變成為行動者以捍衛其理念；13Oran Young 並 認為非政府組織在議題設定、資訊提供乃至於政策落實與執行上將會有更積極的 作為，進而使全球環境治理(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成為可能；14Paul
13 Sheila Jasanoff, “ NGOs and the Environment: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18 (1997): 579-594.
14 Oran R. Young, “Right, Rules and Resource in World Affairs,” in Oran R. Young ed., Global
Wapner 則從全球公民社會與治理的角度，來審視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議題中，透 過教育、倡議等方式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力。15
Margaret Keck 與 Kathryn Sikkink 在非政府組織形成的環境倡議網絡有著深 入的分析，他們發現非政府組織會採取所謂的迴力鏢模式(Boomerang Pattern)，
當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溝通管道有所阻礙，以致於非政府組織的主張、理 念，甚至是權利受到損害時，非政府組織便會向外尋求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
或國際組織的幫助，以外部的力量向政府施壓。在此模式下，網絡之間不但可以 進行資訊的共享，以增加其行動的機會，亦可與國際組織如環境規畫署、世界銀 行(World Bank)等建立重要的同盟關係。16Jen Conca 則有系統地論述了非政府組 織與聯合國的互動與發展，包括與聯合國的經社理事會、環境計畫署、永續發展 委員會(Commis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D)的關係、各項國際會議的出 席、談判等。17Bas Arts 更進一步從《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生物多樣化公約》
的擬定，來觀察非政府組織在其中的影響力，透過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Bas Arts 發現非政府組織是否能發揮影響力有兩個關鍵因素：其一是知識的提供，非政府 組織若能更多地掌握知識，將更有效來說服政策制訂者；其二卻也是最為重要 的，在於非政府組織所採取的策略，如果非政府組織的方向是錯誤的，例如激進、
非理性的抗爭行動，將提高說服決策者的難度。18
對於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建立了一套分析 架構，可以更準確地評估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環境談判中的影響力。首先，他們收 集大量佐證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資料，並從兩個途徑來觀察：第一是資訊的國際
Govern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1-25.
15 Paul Wapner, “Governance in Global Society,” in Oran R. Young e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65-84
16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121-163.
17Ken Conca, “Greening the UN: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UN System.” in Thomas G.
Weiss and Leon Gordenker eds., NGOs, the UN, and Global Governanc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103-119.
18Bas Art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NGOs o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in Bas Arts, Math Noortmann and Bob Reinalda eds., Non-State Act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195-510.
傳遞，非政府組織是採取何種行動、途徑與資源來傳遞他們的主張與建議；第二 是其他行為者的行為，這包括了非政府組織在環境談判的過程與結果之中，如何 去改變或不改變其他行為者的態度、最終文件是否涵蓋了非政府組織的草案等。
其次，透過研究方法來分析這些證據，特別是利用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的方 式，來檢視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環境談判的因果關係，反事實的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則有助於進一步釐清若非政府組織未涉入其中，將會對談判造成何種影 響。19
Paul Wapner 從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 International)、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 FOE)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等三個知名的 非政府組織進行比較，他注意到三者在運作策略上的差異性。綠色和平組織偏向 全球主義(Globalism)，將全球作為活動的場域，透過各種管道形塑民眾的認知與 行動，以建立生態敏感度(ecological sensibility)；地球之友採取國家間主義 (Internationalism)，在地區、國家與國家間進行游說、施壓等行動；世界自然基 金會則以地區主義(Localism)為主軸，深入第一線，建立當地人民對於環境的意 識，並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20
然而當前有關於非政府組織與環境議題的研究，卻仍有部分的缺失，包括往 往被學者視為單一的研究主體，且多偏重探討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可運用的策 略，而在分析國際環境談判的成果與非政府組織的相關性時，卻過於簡略，至於 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更缺乏一致的標準以供檢視。21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認為要解決上述這些問題，首先要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非政府組織的運 作，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它的影響力；其次，對於影響力也須作出明確的定義，以 說明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環境談判的相關性，他們所提出的分析架構也是一個重要
19 相關論述請見 Michele M. Betsill and Elisabeth Corell, “ NGO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 (November 2001): 65-85.
20 關於這部分的論述，請參閱 Paul Wapner,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World Civic Politics. ( New York: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1 Michele M. Betsill and Elisabeth Corell, 65.
的研究方向。22
此外，環境議題又可細分為氣候變化23、生物多樣性、沙漠化、森林砍伐、
酸雨與臭氧層破洞等問題，其中氣候變化更被視為環境議題的核心，該問題造成 的影響足以擴及各個層面。舉例來說，氣候的遽變將對生物圈造成極大的影響，
許多物種因生存環境的改變而滅絕；氣候的異常也會使沙漠化的情況更為嚴重；
至於森林的過度砍伐也是造成溫室效應的重大原因之一。24《京都議定書》即是 透過溫室氣體的減量，以減緩溫室效應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其重要性是不容小覷 的。Sebastian Oberthur 與 Hermann Ott 從氣候談判歷程與條約內容的面向，完整 地介紹《京都議定書》的歷程，並提及了非政府組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25然而 美中不足的是，該書並未深入探究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在時間上也僅止於 1999 年的發展；李河清則強調知識社群在氣候談判中的重要性，她認為具有科學背景 的知識社群，在多元行為者、跨國網路與議題聯結等三方面已衝擊國際關係的發 展，26該文亦是少數的中文研究；Lars Gulbrandsen 與 Steinar Andresen 針對非政 府組織在京都議定書的核心：彈性機制(Flexibility Mechanisms)、碳匯(Sinks)與遵 約系統(Compliance)等分別進行討論，認為非政府組織在不同的面向，所發揮的 影響力亦有所不同，而是否能爭取到有力的盟友將成為目標達成的關鍵。27這也 是目前最全面探討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的文章。由上述觀之，有關非政 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的研究，是較為薄弱的，而中文的專著更是缺乏。
因此，本文試圖結合學界在非政府組織與環境議題的研究成果，以補足在《京 都議定書》研究的不足與缺憾。本文將針對非政府組織與全球暖化議題的源起、
發展作全面性的整理與論述，並運用 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的分析架
22 Ibid., 65-66.
23 此處所指涉的氣候變化，即是溫室效應所帶來的全球暖化現象。
24 詳細部分請參照 IPCC 網站：http://www.ipcc.ch/。
25 Sebastian Oberthur and Hermann E. Ott, The Kyoto Protocol: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Berlin: Springer, 1999).
26 李河清，〈知識社群與全球氣候談判〉，《問題與研究》，43(11/12 2003)，73-102。
27 Lars H. Gulbrandsen and Steinar Andresen, “NGO Influe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Compliance, Flexibility Mechanisms, and Sink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4 (November, 2004): 67.
構，檢視非政府組織在《京都議定書》中的影響力，而在《京都議定書》生效之 後，非政府組織應如何更積極的轉換角色與功能，本文也將進一步地分析與預測。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文是以歷史研究途徑兼採個案研究法，所謂的歷史研究途徑在於針對特定 制度的歷史，對其緣起、轉變乃至於當前趨勢作全面的回顧，本論文即是試圖針 對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的歷史脈落作一整理，並著重於兩者間的相互關 連；個案研究法則將焦點集中於非政府組織在《京都議定書》一例中，，並以「過 程追蹤」的方式，逐步建構出《京都議定書》從醞釀、談判到生效的框架，來觀 察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另外，「反事實的分析」則有助於進一步檢 視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有無。
二、 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在時間軸的安排是自 1972 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召 開以來迄今(2006 年)有關全球暖化議題，特別是《京都議定書》的歷程發展；一 方面可對於該議題有完整而全面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可從時間的脈落中得知議 定書最新的發展趨勢。在研究對象的部分，雖然當前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的定義 仍莫衷一是，界定的標準也不甚一致，但本文是以非政府組織中的環保團體為核 心，深入探討其在《京都議定書》的醞釀、談判乃至於生效中的作為，以期本文 能更聚焦於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的相互關係。
三、 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限制，有以下三方面：
(一) 全球暖化假設的爭議性
本文對於全球暖化的現象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然而全球暖化的科學辯論迄今 仍未有定論，持正反兩面意見之學者皆有所依據來佐證其主張，相關的討論更涉
及到專業的自然科學、大氣科學等領域，然作者本身背景是為社會科學領域，因 此在論及全球暖化的科學研究時，本文將提出目前學界廣為接受的相關科學證據 以作說明，而不對該議題所衍生出的相關爭議進行討論。
(二) 相關文獻的缺乏
目前國內有關於非政府組織的中文期刊、論文、專書並不多見，因此相關文 獻仍以英文資料為主，但這可能產生觀察角度的盲點。由於非政府組織多已有設 置相關的網站，這也為了解非政府組織較快速的方式；對於氣候會議的觀察，則 礙於時間、空間上的限制，直接參與恐難實現，不過目前部份網站、期刊會將每 屆會議的過程加以摘錄，因此也不失為另一個觀察會議過程的途徑。
(三) 訪談進行的困難
本文在訪談部分，擬與國內外積極參與環境會議的環保團體聯繫，然可能受 到時間、空間與語言的限制。不過這個部分對於本文實有一定的重要性，因此對 於訪談者的聯繫是為關鍵。在 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的分析架構中，
他們認為若能訪談兩位以上(分別是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代表)將更佳，通常政 府代表都有其官方說法與立場，造成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有可能會被低估，反 之，非政府組織代表則有可能高估其影響力。因此，在透過兩方訪談所綜合而得 的說法，或許較為客觀與公正，本文也將嘗試從這兩方面進行訪談的工作，以求 能更準確地評估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 分析架構
本文將採 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的分析架構(見表 1-1)，來分析非 政府組織的影響力。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也以此進行個案分析比較，
他們並擬定出七個指標來評估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高低：28 (一)是否出席談判
(二)可否提供書面文件 (三)可否提供口頭資訊
(四)可否於面對面直接互動時提出建議 (五)是否具有界定議題的機會
(六)是否具有型塑議題的機會
(七)是否具有在決議之中納入其主張的能力
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認為，前四項的指標是為非政府組織是否 具有影響力的基本要素，而後三項則決定其影響力的程度高低。29本文即試圖透 過上述的研究架構與指標，來檢視非政府組織在京都議定書中的作為，以期能更 嚴謹地分析其影響力的有無與程度。
表 1-1：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的分析面向
分析面向 資訊的國際傳遞 其他行為者的作為
資料類型
非政府組織的參與 1.行動：(Activities)
z 非政府組織傳遞資訊給決策者 的方式
2.途徑：(Access)
z 非政府組織傳遞資訊的途徑 3.資源：(Resource)
目標達成 1.結果：(Outcome)
z 最終文件中是否包含非政府組織的 草案
2.過程：(Process)
z 談判者所談論或不談論的議題是否 受到非政府組織影響
z 談判術語是否受到非政府組織的口
28 Elisabeth Corell and Michele M. Betsill, “ A Comparative Look at NGO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Desertific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 (November 2001): 86-107.
29 Elisabeth Corell and Michele M. Betsill, 105-107.
z 非政府組織傳遞資訊所使用的 資源
號所影響
研究方法
過程追蹤
(Process Tracing)
z NGOs 參與國際環境談判會議 與其影響力的因果關係
反事實的分析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
z NGOs 若未參與談判將會發生什麼 變化
資 料 來 源 ： Michele M. Betsill and Elisabeth Corell, “ NGO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1.4 (Nov 2001): 79.
二、 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在於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非政府 組織在國際上的卓著表現，是引起筆者興趣的重要原因，而生活環境的日益惡 化，更是身為全球社會一份子的我們責無旁貸的。因此，筆者試圖從非政府組織 的角度來審視環境議題中全球暖化的因應之道；第二節文獻探討針對學界的研究 成果進行回顧與整理，以對整體的研究脈絡有所掌握；第三節為研究方法、範圍 與限制，本文將採歷史分析途徑與個案分析法，從《京都議定書》的個案中逐步 探究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在研究範圍上，則以 1972 年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 議為始，至 2005 年 12 月《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的第一次締約國會議為止。至於 非政府組織的取捨，由於種類龐雜，故鎖定在環保團體的部分。而由於全球暖化 本身的科學複雜性、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書》的相關研究文獻缺乏，與進行 深入訪談的不易，成為本文的研究限制；第四節在於本文的分析架構與章節安 排，本文將採取 Michele Betsill 與 Elisabeth Corell 的分析架構與指標，以求更準 確評估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至於章節安排，在以下的段落會有清楚的說明。
第二章在討論國際關係中的非政府組織，第一節將論述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 的定義與分類，第二節則針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略與運用進行整理，透過歷史脈 絡的追溯，與實際策略的運用以對非政府有全面性的認識；第三節以非政府組織 與其他行為者的關係切入，更深入的探討非政府組織是如何與國家、國際組織與 跨國企業進行互動，最後於第四節歸納前述討論並做小結。
第三章針對全球暖化的議題進行回顧，第一節將提出全球暖化的科學證據，
透過科學界的研究與證實，強化對於全球暖化及其影響的認識；第二節論及國際 社會對於此一議題的回應，包括一系列全球環境會議的召開、各項環境規範的制 訂，第三節則是特別針對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進行觀察，以理解非政府組織在全球 暖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聚焦於《京都議定書》，將從其發展歷程、相關談判參與者，與《京 都議定書》的內容三個部分進行背景的分析，並從中探究非政府組織與京都議定 書的關連性，進而對非政府組織與議定書的核心：「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共同執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排放交 易」(Emission Trade, ED)、碳匯、遵約系統等進行全面性的分析。
第五章為結論，本文將提出整體性的評估與展望，一方面嘗試對非政府組織 的相關作為進行評析，並期能從中吸取經驗，以作為其他全球性議題的重要參 考；另一方面則持續觀察後京都議定書時代，非政府組織角色的轉變與責任的強 化，評估非政府組織是否能從過去的倡議者、知識提供者，轉變為日後的監督者。
最後並期望能為台灣未來以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提供策略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