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語言學 **
李 壬 癸
*摘 要
本文概略說明中華民國百年來語言學的發展和重要成果，就這幾大項來 談：漢語音韻學史、漢語方言學、實驗語音學、漢語語法學、漢語語法史、
漢藏語比較研究、少數民族語言、語言關係、以及其它相關的研究，包括社 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腦神經語言學、手語語言學、認知語 言學等。只偏重開創性或有突破性發展的領域。除此之外，也略述相關的學 術機構、刊物、學者、學會等。 現代語言學在中國的開創是從 1928 年成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可是在臺灣卻早在1896 年日本語言學家 小川尚義到臺灣來，就展開各種漢語和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了。
關鍵詞﹕漢語、漢藏語、少數民族語言、南島語、語言關係
*李壬癸，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語 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講座教授。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 系客座副教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處主任、特聘研究員。並
** 本文原刊於《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發展》（2011），頁 201-230，重刊於《臺灣語文研 究》7.1 (2012.3): 1-36。本版又稍做修訂。本文稿的撰寫，得到丁邦新、王士元、梅祖 麟、曾志朗、鄭錦全、梅廣、戴浩一、何大安、鄭秋豫、孫天心、蔡維天、洪惟仁等幾 位先生很多協助和建議，有部分內容也包含他們寶貴的意見，尤其是丁邦新對漢語音韻 學和方言學、梅祖麟對漢語語法史、曾志朗對腦神經語言學、鄭錦全對漢語方言學、梅 廣對漢語語法史和少數民族語言、戴浩一對手語、鄭秋豫對實驗語音學、孫天心對少數 民族語言、蔡維天對漢語語法學，而何大安對全文都有很具體的貢獻。特此一併致謝。
不過，我並不一定百分之百的採納他們的意見，文責由我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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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獲總統科學獎、美國語言學學會榮譽會士、臺美基金會傑出人才成就獎、臺 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教育部學術獎等。研究專長為臺灣南島語言、臺灣閩 南方言研究。重要專著包括《八十自述：珍惜臺灣南島語言的人》、《新港文書研 究》、Text Analysis of Favorlang, Texts of the Trobiawan Dialect of Basay, The Ethnic Groups, Languages, and the Formosan Native 等書。
李院士曾參加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亦曾在「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擔任主持人，並有多篇文章刊登 於《漢學研究通訊》刊物。
一、前言：現代語言學發展簡史
（一） 語言學在歐美的發展—從文獻學到現代語言學
語言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可說是很晚近的事，還不滿一百年。現代 語言學是十九世紀歐洲學者根據文獻語言資料發展出來的一門新興學科。
他們所研究的古典文獻資料，包括拉丁文、古希臘文、古日耳曼文Gothic、
梵文等。因此，本質上是文獻學（philology）的研究，但方法是創新的，
由於建立了嚴謹的歷史語言學的比較方法。直到二十世紀初，瑞士語言學 家Ferdinand de Saussure（1916） 才 區 分：1. 歷 時 的（diachronic） 跟 共 時 的（synchronic）的語言研究，2. 語言的本領（langue）跟語言的材料或現 象（parole）研究。他的創新見解對於現代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obins 1967: 200-201）。
不過，發現語言有親屬關係的至少在三百年前。歐洲學者Hadrian Reland
（1708）從馬達加斯加島、東南亞群島等各地收集來的南島語言資料，就已觀 察到它們有頗多相似之處。但是，以更科學的方法論證印歐語言的親屬關係 的，是另一位歐洲的梵文學者William Jones（1746-1794）。他在 1786 年的演 講中明確地指出：梵文跟希臘文、拉丁文的關係太密切了，不太可能是偶然 的相似而已；這三種語言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其原始祖語可能已經不 存在。」此外，他進一步指出Gothic 和 Celtic（英國底層的語言）大概也是同 一來源的語言（Bloomfield 1933: 12）。從 1816 年到 1878 年，經過好幾位歐
洲學者的努力，比較印歐語言學就建立起來了。
早期美洲的學術，基本上是承襲歐洲的學術傳統。當年研究美洲紅人 印第安各種民族的大都是人類學者，研究他們的語言也是人類學者一個重 要的工作項目。因此，二十世紀初，語言學仍然只不過是人類學的一個分 科而已，至少在美國如此。美國語言學會（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自 從1924 年成立並出版語言期刊 Language 以來，如今擁有約五千個會員，
但至今也只有近百年的歷史。自從語言學大師Edward Sapir（1884-1939），
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 以來，語言學人才輩出，各著名大學也紛 紛設立了語言學系，培植語言研究的人才，語言學也就成為完全獨立的學科 了。那個時期的研究主流是所謂的結構學派，又稱為描述語言學。
自從Noam Chomsky 於 1957 年出版 Syntactic Structures 以來，語言學界 起了革命性的變化，衍生變形語法學派取代了結構學派而成為語法理論的主 流，風行於全世界，而且影響其他學門，如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社會 學、政治學、傳播學、資訊科學等。其語法理論日新月異，如
The Minimalist Program（Chomsky 1995）。2010 年 8 月 Chomsky 首次到臺灣和中國大陸訪
問並做公開演講，國立清華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給他。（二） 語言學在中國的開創─從中研院史語所創所於 1928 年開創
中國傳統的文獻學研究包括文字、聲韻、訓詁，合稱為「小學」，鮮少 語法學或系統性的語意學方面的研究。民國17 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同時籌 設歷史語言研究所，其英文名稱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可見那時 候對「語言」的理解仍然是文獻學，未必就是指活生生的語言，或沒有文獻 紀錄的各種語言。幸而，傅斯年所長很有學術眼光，擺脫了傳統的文獻學研 究，而聘用受過現代語言學訓練的趙元任先生當語言組主任。當時，語言組 有三位研究員：趙元任（1892-1982）、羅常培（1899-1958）和李方桂（1902- 1987）。後來趙先生進行有計畫的各種漢語方言調查，李先生也進行各種少數 民族語言的調查，而羅先生在音韻學、方言調查、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也都作 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趙先生對漢語，李先生對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
都是領先潮流的開創性工作。不過，若從1928 年算起，至今也只不過 93 年，尚不足百年。
（三） 語言學在臺灣的開創─小川尚義於 1896 年開創
語言學在臺灣的開創，顯然比中國大陸要早至少三十年。日治時期，受 過語言專業訓練的日本學者小川尚義（1869-1947），於 1896 年到臺灣以後，
他先調查臺灣漢語方言—閩南語和客家語，後來又陸續調查各種臺灣南島 語言和方言，直到1936 年他從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退休，前後四十 年。他一手奠定了臺灣語言學的基礎，他是臺灣語言學的拓荒者（參見李壬 癸2004）。接替小川的是另一位日本學者淺井惠倫（1895-1969）。（若論年齡 和輩份，小川甚至比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三人都還要早二、三十年；比 小川晚一輩的淺井惠倫，才大致和他們三人的年代相當。）1945 年以後臺灣 的語言調查研究工作，才由我國學者銜接下去，並更進一步推展。
二、中國境內相關語言的研究
中國境內語言分屬幾個不同語族：漢藏語族、阿爾泰語族、侗傣語族、
南亞語族、苗瑤語言等。傳統的中國學者都只在漢語下功夫，對於少數民族 語言很少去留意，更談不上去做調查研究了。即使在漢語方面，過去二千年 來，傳統的中國學者都只在古文下功夫，對於白話文做研究的可說絕無僅 有。民國8 年，白話文運動成功以後，才有學者認真採用白話文並留意白話 文跟文言文的差異。對中國大陸境內少數民族語言作大規模有系統的調查是 從1950 年代開始。
這一百年來中華民國語言學的發展及其研究成果相當多。本文只挑出其 中幾個較重要的項目來討論，並且注重有開創性或突破性進展的語言學家及 其代表作，而不企圖去作全面性或完整性的回顧與敘述。
（一） 漢語音韻學
語言是隨著時代而演變的，因此，雖同為漢語，卻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 而有系統上的差異。最早提出這個觀念的是隋朝陸法言（601）討論切韻的
「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明朝的陳第（1606）在他的《毛詩古音考》自序裡 提出「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正是
這個觀念的繼承。
清代的古音學者，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發現諧聲的原理）、戴震、錢 大昕、孔廣森、王念孫等人，都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可惜他們都缺少現代語 音學的知識，因此他們對於音韻的類別固然可以弄得很清楚，卻始終沒能給 人具體的音值（phonetic value）是什麼。
瑞 典 漢 學 家 高 本 漢（Bernhard Karlgren 1915-26） 的 鉅 著 Étude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國音韻學研究》），結合清代學者等韻學的成果跟西
方的語言歷史的構擬方法，採集現代各種漢語方言的資料，重建了漢語音韻 史。這是一大突破。中國學者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王力（1900-1986）等人，都受到他的啟發，陸續提出他們對於漢語音韻史的看法和貢獻。
高本漢以後的音韻學研究有幾條主線：第一是上古音，第二是中古音，
第三是對於個別難題的解釋。上古音的研究先有董同龢的《上古音韻表稿》
（1944），對高本漢的系統提出許多修正，其中上古韻部脂、微的分韻更是經 過王力的研究加上董氏的補證才成為定論。後有李方桂（1971）的〈上古音 研究〉，觀念和系統上都有新的突破，他提出了全新的聲母系統，元音系統則 簡化為四個。他的系統更能圓滿地解釋上古時期各種押韻和諧聲的現象。對 於他這個上古音系統，後來他自己（李方桂1976）、Axel Schuessler（1974）
和龔煌城（1990，1993，2005，Gong 1994）等，陸續做了局部的修正。
中古音的研究主要是對《切韻》性質的認定，高本漢認為《切韻》代 表的是長安音，周祖謨（1966）認為代表的是六世紀的讀書音，而丁邦新
（1995）則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認為《切韻》時代有兩大方 言：鄴下音系和金陵音系，對中古的擬音也因此而有不同。至於上古音至 中古音八百年間韻部的演變，則有羅常培、周祖謨（1958）的《漢魏晉南 北朝韻部演變研究》，丁邦新（Ting 1975）的《魏晉音韻研究》，跟何大安
（1981a）的《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王力（1985）的《漢語語音史》利用不 同的材料，把整個的音韻史勾勒出一個輪廓。
在個別難題方面，例如，董同龢（1945）、周法高（1945）對重紐現象分 別提出了創新的解釋：重紐的差異在於元音的不同，就是相當可喜的事。1 但
1 其實歐洲學者 Paul Nagel（1941）差不多在同時也提出了創新的解釋。
是後來丁邦新（1997）跟龔煌城（1997）根據不同的材料和論證，卻都認為 重紐的差異既不是元音，也不是聲母，而是介音：重紐三等字來自上古介音
*-rj-，而重紐四等字來自上古介音 *-j-，尤其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觀點看來，
可說已成定論。
除了高本漢之外，外籍人士對漢語音韻學有重要貢獻的，還有Edwin G.
Pulleyblank（1962a，1962b，1963）和 Sergei Evgenyevich Yakhontov（1959，
1960a，1960b，1965）。他們的重要創獲，有一部分也都納入了李方桂的上古 音系統中。
（二）漢語方言學
高本漢大約在1910 年起在中國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時，就親自做漢語方言 調查了。他構擬中古音，就是以三十三個方言（含日本、高麗、安南譯音）
為重要依據。
趙元任是最先對全國漢語方言做大規模和有計畫調查研究的人，他最早 發表的報告是《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他帶領的調查團隊先後於 1928-9 年間，做兩廣方言的調查；1933 年，做陝南方言的調查（趙元任赴美未參 與）；1934 年，做徽州方言的調查；1935 年春季，做江西方言的調查；1935 年秋季，做湖南方言的調查；1936 年，做湖北方言的調查。1937 年，日本 發動侵華戰爭，趙元任於1938 年赴美之後，史語所的人員繼續於 1940 年春 季做雲南方言調查，秋季做四川方言調查，由丁聲樹、張琨、董同龢、周法 高、劉念和和楊時逢等人負責執行。前後八次調查所蒐集的語言資料，後 來陸續出版了幾大部調查報告專書：《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雲南方 言調查報告》（1969）、《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四川方言調查報告》
（1984）等。
趙元任他自己也發表過若干篇漢語方言的論著，先後有〈反切語八 種〉（1931）、《鍾祥方言記》（1939）等等。所以，他具有豐富的漢語方言調 查經驗。他帶著一批年輕人，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等人去做 調查，就能得心應手了。在掌握大量而且多種漢語方言資料之後，趙元任
（Chao 1934）發表了一篇結構學派公認是經典的論著：“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後來被
Martin Joos（1957）收入 Readings in Linguistics（語言學精選論文集）中。他
（趙元任1971）從小就對語言有興趣，學會了很多種漢語方言。他在康乃爾 大學主修的是數理，後來他的主要興趣卻轉向語言學，而成為「漢語語言學 之父」。2
早期做漢語方言調查時，事先準備了調查字表，各方言點就按照字表去 問發音人。這個方法的優點是：很快地，就能掌握該方言的特點和它在各種 漢語方言中的地位。缺點是：方法和語料僵化，所採集的各方言的資料幾乎 都千篇一律。所發表的調查報告，都要跟中古音做比較，觀察各方言從中古 到現代的演變。這種做法就被批評為「新語法學派」（neo-grammarian）的作 風，不無可議之處。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以後，董同龢所做的幾種閩南方言調查，
就擺脫了早期填寫單字表和詞彙表的作法，而能採集較自然和活潑的語料，
記日常用語和文本。他（董同龢1959）的〈四個閩南方言〉就是一個新的典 範，3 他觀察到不少新的語言現象，若以原來的調查方法是得不到的。閩南方 言常有所謂的「有音無字」，更不適合用現成的字表去調查。
各種漢語方言所累積的語言資料數量很龐大，包括《漢語方音字匯》
（1962），輸入電腦之後，以此為基礎，王士元（Wang 1969）提出，詞彙擴散 理論（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語音突變，詞彙漸變，也就是語音演變由 詞彙擴散來實現。把這個理論應用到好幾種語言的研究結果，證明它是正確 的（Wang 1977）。這也是漢語研究對一般語言學的一項重要貢獻。
漢語方言普遍地有一個特點，就是兼有文讀音和白讀音，南部方言有文 白異讀的字很多，尤其是閩南語，而北部方言就少得多，但也有。文白異讀 代表不同的時代層次，具有方言接觸和族群融合的歷史意義。最先發現文、
白兩層的是趙元任（1928）、羅常培（1930）。後來經丁邦新（Ting 1979）、
何大安（1981b）、楊秀芳（1982）等人的進一步研究，發現文白異讀不僅有 系統上的差異，而且一個漢語方言可能不只有文白兩層，甚至多層，代表不 同時代、不同方言累積的結果。丁邦新（1988a）的〈吳語中的閩語成分〉一
2 「漢語語言學之父」是傅斯年早年送給趙元任的稱號。
3 其實董同龢這個調查方法，在四川李莊時代（1940）的漢語方言調查就已開始了。後來 洪惟仁（1997）也採用它來調查研究新竹市的漢語方言。
文，就顯示很有趣的語言接觸的現象。
語言接觸是近三、四十年來漢語方言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語言接觸不 僅有詞彙移借的現象，而且音韻系統也可能產生變化。有二種語言或方言在 同一地理區域經過多年接觸的結果，更能產生不尋常的變化。例如，何大安
（1986，1990）的〈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方言接觸與語言層次—以 達縣長沙話三類去聲為例〉，以及丁邦新（1988b）的〈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 型〉。這一方面的研究在歷史語言學理論很可能會有重要的貢獻和學術意義。
臺灣的漢語方言研究，鄭良偉對閩南語各層次的研究（如鄭良偉1997），
成果豐碩；連金發對閩南語發展史的研究也有創獲；洪惟仁（2019ab）的調 查最全面，累積的材料也很多。鍾榮富（Chung 1996）採用較新的理論去探 討閩南語跟客語的音韻，發掘到一些新的語言現象；賴惠玲對客語句法和語 意的研究，也很有貢獻。
鄭錦全（1988）用《漢語方言詞匯》來建構詞彙資料庫，計算了方言詞 彙相似度。相似度除了用數字表達之外，還可以用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 或稱類聚分析、聚集分析）樹形圖來顯示，例如圖一是方言詞彙相似圖。
圖一 漢語方言詞彙相似關係
這個樹形圖可以看作是方言關係的宏觀表達。過去，語言學界劃分方言，用 各種條件來區分，卻不能說明方言間計量的差異。從這個樹形圖的刻度，能 夠看出方言分合以及分合的緊密程度，也就是方言的親疏遠近關係。
過去十五、六年，地理資訊系統與衛星或空中照片的普及改變了傳統語 言空間分布的研究方向。以前以少數人的語言代表整個鄉鎮的語言，因此語 言地圖大都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畫出單一顏色，代表該地區的單一語言。臺 灣是多元文化、多語言地區，鄭錦全（2005）組成的團隊，調查了新竹縣新 豐鄉一萬多戶與新埔鎮約九千戶、雲林縣崙背鄉與二崙鄉一萬多戶、苗栗縣 後龍鎮一萬多戶與南庄鄉約三千戶每一家戶的語言類別，利用航空照片，在 地圖上點出各家戶的語言類別。例如新竹縣新豐鄉部分村落的語言分布如圖 二。從圖上就可以看出這裡是閩、客雜居的多元文化地區。這樣微觀的調查 徹底改變了過去新豐基本上為客家鄉鎮的錯誤認定。4 這種調查研究方法顯然 比以前更精確細緻。
圖二 新竹縣新豐鄉部分村落語言分布
4 其實，小川尚義（1907）就曾指出新豐濱海地區講閩南語。
（三）實驗語音學
實驗語音學（acoustic phonetics）部分屬於物理學的範疇，所以早期做實 驗語音學的人常具有物理學的背景，如趙元任。中國學者最早具有實驗語音 學專業訓練的就是劉半農，他先後留學英、法。他在留法四年期間曾撰成專 書《四聲實驗錄》（劉半農1924）。他於 1925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漢語字聲 實驗錄」（法文）由巴黎大學出版，並曾獲獎。回國後於民國18 年（1929）
他在北京大學設置「語音樂律實驗室」從事科學的語音研究工作，並寫成
〈聲調之推斷及聲調推斷尺之製造與用法〉（1930），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發表。
漢語有字調（tone）和句調（intonation），所謂的「字調」就是指每個音 節都有一個聲調，這是漢語的一個特色。從劉半農的博士論文開始，國人以 較精密的儀器來研究各種漢語的聲調對語音學做出貢獻，早期曾將研究成果 提供給「國際音標學會」以制定國際音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從1928 年創所以來，實驗語音學本來是 一個研究重點。可是1934 年劉半農英年早逝，1937 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 後，有好幾年這門學問在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停頓。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以 後三十多年，在臺灣一直都缺少這一方面的研究人才，直到留美的鄭秋豫於 1982 年回國到中研院任職之後，才又重起爐灶，重新展開這一方面的研究工 作。後來陸續又有留法的張月琴（清華大學），留美的江文渝（臺灣大學）、
潘荷仙（交通大學）、蔡素娟（中正大學）、陳麗美（成功大學）、馮怡蓁（臺 灣大學），留德的曾淑娟（中研院），留英的簡華麗（成功大學）、歐淑珍（中 山大學）等人相繼回國，從此實驗語音學進入國內各級語言學的教學和研究 單位，研究的課題不再侷限於聲調與句調，使用的語料大幅增加，研究的語 言除了臺灣地區的漢語，有的也嘗試做一點南島語言的研究工作，但後者並 非全面性或系統性的工作。這些歸國學人多年來在國內也已自行培育了許多 具有實驗語音學專長的新一輩人才，實驗語音學的研究也因此大幅的普及。
最近幾十年來實驗語音學的進展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主要是因為電腦各 種軟硬體的研發，原本需要購置昂貴而特殊設備才能進行研究工作，變成使 用個人電腦及公用軟體便能進行，不是二十世紀上半時代的人所能想像的。
不僅是研究工具的改良，而且在研究的課題方面也比以前寬廣得多。近年 來臺灣的語音學及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1. 語音學基礎研究，2. 音系學 導向語音學研究，3. 語音感知研究，4. 資料庫語音學研究，5. 語音科技開 發研究。
傳統語音學基礎研究課題，包括從產製和感知看語意焦點、界限（含 詞、片語、音節、變調）對音段、聲調、和超音段的影響；從產製看塞 音、鼻母音、母音鼻化的跨語言現象、研究漢語聲調及變調的處理；韻律 與語音訊號處理；塞音聽辨感知、聲調的範疇感知、構音與聽覺感知等。
音系學導向的研究則以連讀變調、幼兒母語習得過程中的聲調習得的語音 參數為主。資料庫語音學研究，則有朗讀、自發性二種語料的資料庫設 計、語料收集、標注系統、語料釋出的資料庫建置的前置研究，以及以語 料的量化研究。研究課題包括語流韻律、自然口語的詞語更正等。比較具 開創性的研究，當屬口語語流韻律和自然口語的研究。特點是在課題上不 再只侷限於聲調、句調，直接走向大單位口語篇章的韻律研究；在語料上 也不再侷限於少量經由設計誘發不自然的語料，而採用建置語音資料庫及 量化語料的研究；在方法上則採用量化分析及計算學的語言模型方式，提 取大批語料的聲學參數；在理論面則不再是語料觀察描述，而進一步提 出對應數學模型，以為語音科技開發的應用。與實驗語音學相關的應用研 究，則以語音科技開發為主軸，包括語音合成與語音識別，研究課題包括 韻律、聲調的文句翻譯成語音開發、語音識別的強健性相關課題、新一代 口語系統與多媒體介面研究等。
語音科學整合研究，將實驗語音學從基礎科學研究、教學方法更新，
推廣到更廣大的社會層面，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有 聲科技，如電話查號，鐵路、銀行或醫院的電話自動語音回答系統，機場、
車站、醫院、銀行郵局的叫號系統，電梯、公車、捷運、導航設備的語音輸 出，結合語音的外語學習或測試軟體、電子有聲書、電子童書等，無不都是 結合了實驗語音學才能開發的語音科技產品。實驗語音學不但在國內的研究 單位生根茁壯，也早已走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真的不是二十世紀上半時代 的人所能想像的。
（四）漢語語法學
從事漢語語法學研究的人數最多，其著作數量也最龐大。其開端可追 溯自清代馬建忠（1898）所著之《馬氏文通》，是以拉丁文法為分類基礎的 書面語語法。民國成立以後，受到西方語法學家如Otto Jespersen、Leonard Bloomfield 等人的啟發，有關漢語語法的專著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一時 之間人才濟濟；不但脫出原有拉丁文法的格局，回到基本面上重新考量漢 語的類型特質，也提供了頗具系統性的分析方法和理論議題，因而造就現 代漢語語法研究的蓬勃發展：這個階段的重要著作包括黎錦熙（1924）的
《新著國語文法》、高名凱（1948）的《漢語語法論》、呂叔湘（1947）的
《中國文法要略》以及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1947）、《中國現代語法》
（1947）等。
此後二十年間，相關學科的成長逐漸趨緩，在臺出版的專著有何容
（1942/1948）的《中國文法論》以及許世瑛（1954）的《中國文法講話》；直 至趙元任（Chao 1968）的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
漢語語法研究的格局才得到更進一步的拓展：其涵蓋的範圍最廣，取材最 精，也最常被引用。趙先生指出：漢語的句法特點在於主題—評論的結構
（topic-comment structure），和印歐語言的主語—謂語結構（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有本質上的差異。這個觀點對後來許多漢語語法學者都有深遠的影 響，如曹逢甫（Tsao 1979）的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即提出：
漢語是一個以言談為中心（discourse-oriented）的語言，以致於有所謂「主題 鏈結」（topic chain）的用法；又如黃正德（Huang 1984）的論文也指出：漢 語之所以允許空主語（null subject），是因為主題結構發達而得以經由語境來 確認其指涉，無需藉助於詞法上的對協關係（agreement）。
另一方面，朱德熙（1982）的《語法講義》則承繼美國結構學派的理論 方法，因應漢語的類型特質加以調整，進而運用在句法、語意的分析之上；
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許多極具洞見的觀察與規律，深深影響了下一個世代 的語言學發展。此外，朱德熙也提倡語法研究應當結合歷史、方言兩個向 度：亦即一方面在共時橫軸上比較漢語方言，另一方面在異時縱軸上比較文 言白話，不可偏廢；如此才能呈現出漢語語法的動態原貌，開展出一片「後
結構主義」的新格局、新天地。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呂叔湘合著的《語 法修辭講話》（1951/1979/2002）著眼於語法知識的普及，匡正當時語用上的 混亂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向世人展示了語法研究的實用性，其功不可沒，至 今仍有出版社不斷重新刊印。
自上世紀中Noam Chomsky 建立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學派以 來，興起了另一波以科學方法研究現代漢語語法的風潮；從形式、功能以 至認知語法，都發掘出許多之前未曾觀察到的語法現象。臺灣學者如湯廷 池、梅廣、黃宣範、曹逢甫、黃正德、李豔惠、湯志真、蔡維天、林若望等 人，對語法理論體系的建構與演進都有其一定的貢獻。其中湯廷池尤其多 產，從《國語變形語法研究》（1977）開始一共出版了二十餘本專書（如湯廷 池 1979，1988，1989），其題材橫跨英、漢、日語的詞法、句法、語意及教 學，常做前沿的研究，成就斐然。黃正德（Huang 1982）的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更成為生成語法的經典之作，受到學界
長年來的高度重視；他以對比句法（contrastive syntax）為切入點，對漢語 疑問、關係、主題及量化結構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討，巧妙掌握其間的關連 與通則，時至今日仍普遍為眾人所引用。許多年輕學者受到了他們兩位的啟 發，開始以生成語法來描述、解釋漢語方言和臺灣南島語的異同之處；不 過，這些研究圍繞著特定議題，或許深度有餘，廣度卻稍有不足。總結而言，現代漢語語法的論述可以分為兩大趨勢：一方面是以歸納 法為依歸的外延取向，著重經驗事實的描寫分類；而內延取向則是以演繹法 推究語言中普遍的性質，主張對語言作深入的內省，著重語法現象的通盤解 釋。平心而論，這兩股潮流在科學論證的過程中其實是互為表裡，甚且相輔 相成的：隨著語料庫的規模數量與日俱增，語法體系的建構也進入空前圓熟 的階段。事實上，田野調查需要有合理的假說來引導，其成果也進一步促成 了理論的更新，如此正反相生的良性互動正是二十一世紀初漢語語法學研究 的真實寫照。
（五）漢語語法史
比起音韻史，語法史研究的起步至少晚了幾十年。周法高從1956 年起寫 作《中國古代語法》，陸續出版了稱代編、造句編、構詞編。他知道「中國具
有三千年的文獻，各時代的語法都有它的特點」。可是，實際上他卻都放在一 起寫，並沒有分期討論。
王力於1957 年完成並出版的《漢語史稿》第三章語法的發展，包括歷史 形態學跟歷史句法學兩大部分。他雖然沒有分期來寫，但在描述各種詞類和 句法結構的發展，他常會提到各時期的差異。
呂叔湘（1904-1998）於 1940 年前後就發願「要寫一部近代漢語歷史 語法」。他從1940 年到 1949 年寫的 11 篇論文和 12 篇札記，後來他（呂叔 湘1955）把它們集成一冊《漢語語法論文集》。在他（呂叔湘 1985）的《近 代漢語指代詞》的〈序〉裡，給「近代漢語」下了明確的定義：「雖然在某 些類型的文章中會出現少量口語成分，但是以口語為主體的『白話』篇章，
如敦煌文獻和禪宗語錄，卻要到晚唐五代才開始出現，並且一直要到不久以 前才取代『文言』的書面漢語的地位。根據這個情況，以晚唐五代為界，把 漢語的歷史分成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是比較合適的。至於現代 漢語，那只是近代漢語內部的一個分期，不能和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鼎足三 分。」
舉例而言，《近代漢語指代詞》曾經說明現代漢語的人稱代詞是「我，
你，他」，近代漢語也是「我，你，他」。現代說「吃了飯就去」，近代說「吃 飯了便去」。晚唐杜甫詩「醉把茱萸仔細看」，現代說「我昨天才把那本書看 完」。這些例證都可以說明，五四以來提倡的「白話」，最早萌芽於晚唐五 代。敦煌文獻、《六祖壇經》、《祖堂集》所體現的語言，就是呂叔湘所說的
「近代漢語」。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1958）的《中國語歷史文法》，是本重要的著作。太 田最早用《祖堂集》以及翻譯佛經來研究現代漢語的歷史語法。但他沒有明 確的斷代觀念，這是他不及呂叔湘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劉堅、北京大學的蔣紹愚，他們兩位按照 呂叔湘（1955）以及太田辰夫（1958）所列的書目，編成《近代漢語語法資 料彙編》，分「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等三卷出版，是一套非常有用 的書。梅祖麟提倡並參與了這項工作。
梅廣（2003）認為，研究漢語語法史，「我們已經有了不少可靠的語言 事實，只是缺少能夠把這些事實貫串起來的架構……我們還需要在解釋事實
方面多做一點努力。」語言的發展都有一個共同趨勢，能夠掌握這種共同趨 勢，才有宏觀的視野，才不致迷失方向。他進一步指出，「歷史上漢語句法的 整個發展就是從並列到主從。上古漢語是一種以並列為結構主體的語言；中 古以降，漢語變成一種以主從為結構主體的語言。」因為著眼點不同，他的 分期就跟呂叔湘的有明顯的差異：呂叔湘的分期以晚唐五代為界，而梅廣的 分期則以東漢為界。呂叔湘分期的主要標準就是白話的產生，而梅廣的重點 卻是語言類型的演變。
中外學者常常說漢語是孤立語，漢語幾乎完全沒有形態。周法高《中國 古代語法》構詞編指出上古漢語有濁清別義，如「敗*b-，自破：敗 *p-，
破他」；「別*b-，異也，離也：別 *p-，分別」，還有去聲別義，如「量，平 聲，動詞：量，去聲，名詞」；「織，入聲，動詞：織，去聲，名詞」。龔煌 城、梅祖麟都以為濁清別義來自使動化（causative）的 *s- 詞頭，而梅祖麟又 曾經論證上古的去聲來自*-s 詞尾，藏文的 -s 詞尾有名物化的功用，上古漢 語的去聲別義也有名物化的功用（梅祖麟1980，2008）。
近三十年來，梅祖麟是兼做近代語法史、方言語法史、上古漢語形態學 最重要的學者。方言語法史由他帶頭做研究，有一些較年輕的學者（如楊秀 芳）也一起做。他有關近代漢語語法史、方言語法史、漢藏比較重要的論文 都已收到《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2000）中。
用現代語言學方法從事上古漢語語法和經典詮釋研究，例如梅廣近二十 年來的一些論文（如梅廣2003）也取得很好的成績，這也是一個未來發展的 方向。
（六）漢藏語比較研究
漢藏語系是中國境內最主要的語種，使用的人口佔絕大多數，在這個領 域，我國語言學者的貢獻也是最大。李方桂（Li 1933）〈藏語前綴對語根聲母 的影響〉那篇論文所做的藏語研究，可以說是為後人做漢藏語比較研究做準 備並且奠定其研究基礎。
漢語跟藏緬語的親屬關係早被學術界所認定，5 可是過去二百年來，漢藏
5 早在 1808 年，John Leyden 就已指出漢藏語系若干語言（漢、藏、緬）的同源關係，因
語比較研究一直都沒有什麼進展，其中一個因素是，漢語上古音系統沒有真 正建立起來。李方桂（1971）的上古音系統發表後，龔煌城（Gong 1980）才 有辦法做漢、藏、緬語元音的比較研究，才首次成功地構擬出古漢藏語的元 音系統來。後來他（Gong 1995，龔煌城 2001，2003）陸續構擬了古漢藏語 韻母和聲母系統。至此，古漢藏語的音韻系統終於完全建立起來。龔煌城對 漢藏比較語言學的貢獻，可以媲美十九世紀（1816-1878）幾位歐洲學者對印 歐比較語言學，二十世紀上半德國學者Otto Dempwolff (1934-38) 對南島比較 語言學，二十世紀下半李方桂（Li 1977）對傣語比較語言學的貢獻。更難得 的是，他只在短短的二十幾年（1980-2003）內就完成這樣艱鉅的學術工作，
其卓識與毅力，至可欽佩。6
古漢藏語元音系統雖於1978 年就建立起來了，為什麼卻要等了十幾 年（Gong 1995）到二十年（龔煌城 2001，2003）他才能構擬古漢藏語的韻 母跟聲母系統？一個可能是，複雜的聲母系統之對應關係令他困擾，一時還 沒有找到合理的解決辦法；另一個可能是，他那時把時間和精神都轉移到西 夏語文（一種藏緬語）的研究上去了。從1981 年到 1991 年間，他發表了好 幾篇關於西夏語文的研究論文，對於西夏文字跟音韻系統也都有精闢的見 解和突破性的發現。在漢藏語聲韻母系統的構擬中，有一個一直困擾著大家 的問題：有些同源詞古漢語有j 介音而古藏語沒有，而另有一些同源詞卻相 反—古藏語有j 介音而古漢語卻沒有。直到龔煌城確立了西夏語在漢藏語 比較的高階地位之後，才能根據西夏語的反映來分辨j 介音的不同層次，是 屬於古漢藏語或古藏緬語。他的西夏語研究，是為了漢藏語比較作更豐厚、
更堅實的準備。
除了古漢、藏、緬語以外，只有極少數語言有古代語言的紀錄並且保存 古漢藏語的特徵。在十二世紀末就已消失的西夏語就是這種語言。研究西夏 語的權威學者包括日本的西田龍雄、俄國的Sofronov、Kepping 等人。龔煌城
為它們有類似之處，但缺少嚴謹的論證。
6 從 2010 年 5 月 2 日起，我就斷斷續續地撰寫這篇文稿〈一百年來的語言學〉。對於龔煌 城的為學跟為人，我一向就很推崇他。他不幸於2010 年 9 月 11 日去世，是學術界莫大 的損失！請參見W. South Coblin 跟李壬癸在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國語言學》
39.1（2011）發表的追悼文。
以他們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做深入的研究，而有不少重要的創獲。例如，
他（龔煌城2007）發現在做漢藏語比較研究時，有些同源詞只有古漢語跟 西夏語保存介音-j-。因此，西夏語文的材料便成為漢藏語比較研究重要的一 環。
要做漢藏語比較研究，對於漢語上古音系統以及許多種藏緬語的共同祖 語都得要有良好的掌握。相關的研究論文，除了中文和英文發表的之外，還 有一些重要的論文是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寫的。因此，要有閱讀這些 語言文字的能力，才方便做漢藏語比較研究。放眼全世界，具備這種條件的 語言學者寥寥無幾。龔煌城便符合這些條件，是極為難得的人才。具備這幾 種語言文字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要有嚴格的專業訓練和學術眼光，又肯下苦 工夫，能長期投入研究而樂此不疲，才有大成就。
對於龔煌城所構擬的古漢藏語系統，西方學者如South Coblin（2011）
也有一些保留的意見。Coblin 指出一個問題，龔煌城的古漢藏語系統跟漢語 上古音絕大部分是一樣的。果真如此，那麼古漢藏語跟古漢語的性質到底是 什麼？其次的問題是，龔所採用的上古音跟歐美的主流意見有一段距離。舉 例而言，除了中國學者之外，歐美的漢藏歷史語言比較研究學者大都不認為 上古音有介音*j，而龔煌城遵循高本漢和李方桂的上古音系統，並認為不僅 漢語上古音有*j，古漢藏語系統中也有 *j。他所構擬的西夏語音系統是有介 音j，似乎是有力的證據。然而，龔所構擬的西夏語音系統是否正確無誤？
即使無誤，西夏語的介音j 是存古還是創新？這些問題都仍待進一步去仔細 檢驗，到最後才能證實或推翻。對同一個學術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 解和立場，這乃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奇。總之，龔所構擬的三種古語 系統：1. 漢語上古音，2. 古漢藏語，3. 西夏語，是否能被國際學術界普遍接 受，或對後世這個研究領域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目前尚難論斷，還有待時間 的考驗。
（七）少數民族語言
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阿爾泰語等。
李方桂曾說，為了進一步了解漢語，他想要把周邊的語言現象弄清楚，因而 去調查研究各種少數民族語言；但他沒想到，這一腳踏進去，就再也回不來
了。話雖這樣說，他一生對漢語史的研究，自始至終都沒放棄過，尤其對上 古音更是有始有終。
國際語言學界都承認李方桂在侗台語言研究的傑出貢獻。許多語言和方 言，他都是有史以來最先去調查研究的人，包括龍州土語（李方桂1940a）、
剝隘土語（1988）、武鳴土語（1956）、莫話（1940b）、水話（1977）、侗話、
羊 黃 語 等 等。 早 在1940 年，就發表了“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古台語帶前喉塞音聲母的假設）（Li 1940），是一篇極重要的論文。經他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於 1977 年出版的專 書，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台語比較研究手冊）（Li 1977）集大成的
著作，被稱譽為“It is a work of the first rate scholarship”（是第一流的學術著 作（審查人William Gedney 評語））。李方桂當年所訓練的年輕學者，後來也都卓然有成，如馬學良之於藏緬 語，張琨之於苗瑤語和藏語，又如傅懋勣、邢公畹等人。後來，中國大陸從 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成名學者，如孫宏開、戴慶廈等人，也都是馬學良等 人培養出來的。語言學界尊稱李方桂為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學之父」，7 他當 之無愧。1949 年之後迄今七十年間，大陸學者對中國境內各種少數民族語言 的調查研究，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也相當可觀。
漢藏語的研究以藏緬語族的研究成果最多，張琨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藏語 口語的論文和專書，孫宏開、戴慶廈和黃布凡都是這個領域學者的佼佼者，
特別是孫天心對嘉戎語群的研究（Sun 2000a，2000b，2004），成績優秀，在 田野工作的精緻度上，達到新的水平。對藏緬語語法的特質，梅廣（2004）
也就時、位等語法概念提出新的看法和理論，值得注意。
苗瑤語自古與漢語密切接觸，對南方漢語方言的形成具有深刻之影響。
苗瑤語分支複雜，深層關係不明，對漢藏語比較、東亞地區語言系屬類型等 研究領域都十分重要。趙元任、李方桂、張琨等學者開創苗瑤語研究先河，
晚近則繼之以龔煌城（2006）之歷史定位研究（參見下文第（八）小節）。
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是日治時期，由日本學者小川尚義奠定良好的
7 周法高曾在香港尊稱李方桂為「非漢語語言學之父」，因為「非漢語」容易引起誤解，以
「少數民族語言」指稱較妥。
基礎。8 1950 年代李方桂率先去做幾種語言的田野調查，而於 1956 年發表
〈邵語記略〉。接著董同龢帶著幾個學生（鄭再發、丁邦新、鄭錦全、梅廣、
嚴棉等人）也去調查了幾種山地語言，包括鄒語、卡語、沙語、布農語、賽 夏語等，而於1964 年（Tung et al）出版《鄒語研究》這部重要的專書。董 同龢去世之後，李方桂又陸續安排丁邦新、鄭再發、鄭恒雄、陳蓉、李壬癸 等人先後回國，從事臺灣南島語言的調查研究。丁、鄭主要的興趣在漢語，
他們也都卓然有成，只有李壬癸五十年來如一日，一直都在做臺灣南島語的 調查研究。如今，他已出版專書十餘部，論文近百篇，獲得國際學術界的肯 定，並於2009 年獲得「總統科學獎」。他所培植的較年輕一代的人才，如黃 美金、齊莉莎（Elizabeth Zeitoun，在中研院任職，並已取得我國籍）、張永 利、蔡維天、李佩容、葉美利、劉彩秀等人，也都累積了不少的研究成果。
這一百年來，經過許多南島語言學者共同的努力，已經證實臺灣南島語言 具有這兩大特點：1. 語言最紛歧，顯示南島民族在臺灣定居的時間縱深最長 久，因此臺灣最有可能是古南島語族的擴散中心；2. 保存最多古南島語的特 徵，因此要重建古南島語，就必須使用各種臺灣南島語言的材料。或許有鑑 於此，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出版社Brill 決定於 2023 年出版一套 Handbook of
Formosan Languages（臺灣南島語言手冊）以及 Encyclopedia of Taiwan Studies
（臺灣研究百科全書）。
對臺灣南島語言的研究有重要貢獻的學者，除了國人之外，國際學者 的重視和提倡也功不可沒，包括Isidore Dyen、Otto Christian Dahl、Stanley Starosta、Robert Blust、Malcolm Ross 等幾位國際知名的南島語言比較研究學 者，臺灣南島語言的珍貴才受到國際學術界普遍的重視。其實，日本學者土 田滋（Shigeru Tsuchida）對各種臺灣南島語言和方言，法籍學者齊莉莎對好 幾種臺灣南島語言，丹麥學者易家樂（Søren Egerod）對泰雅語，美國學者白 樂思（Robert Blust）對邵語，荷蘭學者 K. Alexander Adelaar 對西拉雅語，也 都下了很深的工夫，成績斐然。
8 日本語言學者小川尚義於 1899 年起就陸續發表有關臺灣南島語言的論文。臺灣南島語言 的調查研究是由他一手奠定基礎的（參見李壬癸2004）。另一位日本語言學者淺井惠倫 也有不少的貢獻。
（八）語言的關係
語言的關係是指語言有沒有親屬關係（genetic relationship）或語言的親 疏遠近關係，例如上面第（二）節所討論的各種漢語方言之間的親疏遠近關 係。這一節所要討論的是語言有沒有親屬關係。
語 言 之 間 若 有 相 似 之 處， 有 這 幾 種 可 能：1. 從 同 一 祖 語（parent language） 相 傳 而 來，2. 地 理 區 域 相 近， 因 而 相 互 影 響 而 產 生 散 播 的
（diffused）或移借的現象，3. 偶然相似，4. 都是人類自然的語言，會有一些 共通的特徵（language universals）。偶然相似的現象一定很有限，很容易排 除。自然語言的共通性屬於深層結構，一般人不易察覺。因此，上面第三和 第四種的因素很容易排除。較難分辨的是第一和第二種因素，語言學界這一 類的爭論最多。英語受到法語很多的影響，也移借了很多法語的詞彙。但人 們對於英語的歷史很清楚，而且有很多文獻記錄可以證明這二種語言之間哪 些現象是屬於親屬的（genetic），而哪些是屬於移借的關係，所以沒有什麼 爭議。又如，漢語借到日語、韓語、越南語的詞彙不少，這也是有文獻可以 比對的，這幾種語言之間的關係也沒什麼爭議。麻煩的是，過去沒有什麼文 獻記錄漢語跟非漢語的關係，即中國境內的一些西南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 緬語、侗傣語、苗瑤語等。自從李方桂（Li 1936-37）發表中國的〈語言和 方言〉以來，中國學者大都傾向於相信這些西南少數民族的語言都跟漢語同 源。是否果真如此？
要證明語言之間有無親屬關係，歷史語言學有一套嚴謹的方法：必 須要有規律的語音對應關係（regular sound correspondences），而且同源詞
（cognates）愈多愈好。有些人所提出的證據都是很薄弱的，大都只是詞形相 似但並沒有規律的對應關係，所以都經不起嚴格的檢驗而站不住腳。
李壬癸（Li 2004b）檢查了權威學者所構擬的東亞數種語言同源詞，包 括古漢語、古傣語、古藏緬語、古南島語，發現只有古漢語和古藏緬語的同 源詞合乎規律的對應關係這個條件，而其他語言都不合。詞彙很容易移借，
但語法系統卻很不容易或幾乎不可能移借。例如，漢語數詞整套借到日語，
但是人稱代詞系統卻還沒有見過整套移借到另一種語言的例證。古漢語和古 藏緬語的人稱代詞有規律的對應關係與平行的演變現象，而古漢語跟古傣語
（Li 1977）或古傣語跟古南島語就缺少那樣的現象。換言之，若以嚴謹的歷史 語言學方法，現階段我們只能證明漢語跟藏緬語有親屬關係。
龔煌城（2006）詳細檢驗過去學者所提出的苗瑤語和漢語的所謂的「同 源詞」，發現他們大都只是比較現代的漢語跟幾種個別的苗瑤語，而沒有包 含古苗瑤語跟古藏緬語的同源詞。雖也有學者（如陳其光2001）比較古漢 語和古苗瑤語，但所提出的「同源詞」都不屬於基本詞彙，而是容易移借的 詞彙，並且只不過是詞形類似而已。他們所提出的那些所謂的「同源詞」，
一部分屬於借詞，而一部分屬於偶然的類似。古漢語跟古苗瑤語之間找不到 嚴謹的對應關係。因此，他認為漢語跟苗瑤語並不是同源的語言。侗傣語跟 漢藏語有沒有親屬關係？龔煌城先生雖然還沒有寫過相關的論文，但是他曾 經跟我個別交換過意見，並曾私下表示：古傣語有不少語詞跟漢語雖然很相 似，可是卻接近漢語中古音的詞形，而不像古漢語的詞形。因此，他懷疑那 些語詞大概都是借詞，而不是同源詞。可惜他大概還沒機會把他的看法好好 整理出來發表，就離我們而去了。不過，根據何大安先生的記憶，龔先生曾 經很肯定地告訴他，漢語和侗傣語並沒有親屬關係；李方桂先生（Li 1976）
在 “Sino-Tai” 那篇文章中所舉的同源詞，絕大部分都是借詞。但是他又說，
他不打算公開發表這方面的意見，就是為了尊重李先生。其實，根據Randy LaPolla，李先生晚年對於漢語跟侗傣語的關係，他的看法改變了。如此一 來，這兩位歷史語言學大師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語言學跨領域研究與組織
（一） 語言學相關的研究
跟語言相關的研究，跨領域的學科愈來愈多，常能拓展新的視野、新 的研究工具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心理 語 言 學（psycho-linguistics）、 計 算 語 言 學（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腦 神 經語言學（neuro-linguistics）、手語（sign language）、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等等。
1. 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主要在做不同社會階層、年齡層以及兩性在語言上的變異
（linguistic variations），這些變異常導致語言的變遷。臺灣各地區閩、客語的 變異並不大，雖然也有人在做相關的研究工作，但成效似乎並不很顯著。然 而，各種臺灣南島語言之間的差異非常大，同一種語言的內部方言差異也可 能相當大，即使同一部落，不同年齡層也可能有系統上的差異。例如，李壬 癸（Li 1982a）發現泰雅群（包括泰雅語和賽德克語）各方言都有年齡上的 差異，顯示該語言正在演變中，深具學術意涵（implications）。又如，李壬 癸（Li 1980, 1982b）發現泰雅語汶水方言兩性語言約有 10% 詞彙上的差異，
深入研究之後，可以解決學術上重要的問題：泰雅語群各方言都有一些不規 則的詞形變化，如hapuy/hapuniq「火」，kucu/kuhing「頭蝨」，luhung/luhiung
「臼」，kumai’/kumaihu「挖」，原來是起源於男性的秘密語（李壬癸 1983）。
兩性語言的差異在中國大陸各種少數民族語言卻從未發現過。
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也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課題，如黃宣 範（1993）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黃沛榮（1994）編的《當前語文問 題論集》，鄭錦全等（2007）編的《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幾乎每一個 國家或政治實體都使用二種或二種以上不同的語言或方言，如何維護弱勢語 言便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要採用哪一種書寫系統也是語言規劃的一部 分，例如，李壬癸（2001）主編的《漢字拼音討論集》。我國政府在語言規劃 這一方面做的不夠多也不夠好，仍然有不少可以加強和改進的空間。不過，
過去這幾年來，教育部已陸續公告華語、客語、閩南語以及各種臺灣南島語 的羅馬字拼音系統。漢字的規範化也已在進行中。
2. 心理語言學
心理語言學研究句子的產生與理解，兒童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
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從事這一方面的多為心理學者。語言習得跟 世界語言通性（language universals）密切相關，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因此 也有不少語言學者投入。研究普通話習得的人居多，但是研究各種漢語方言 習得的人較少（如蔡素娟2001），少數民族語言習得研究更是鳳毛麟角了。
研究雙語習得的也很少，Virginia Yip and Stephen Matthews（2007）所編寫的 兒童雙語習得研究論文集，便是難得一見的好書，曾榮獲美國語言學會的書 卷獎。從事這種研究工作者，必須長期追蹤和紀錄一個或幾個兒童語言的發
展過程，相當耗時，因此做的人並不多，也還沒見到特別亮眼的漢語習得的 研究成果。不過，近十多年來蔡素娟積極投入臺灣閩南語的兒童語言習得研 究，建立了龐大的兒童自然語言語料庫，陸續發表了幾篇頗有創獲的研究論 文（Tsay 2007，Lin & Tsay 2008）。假以時日，有希望闖出一片新天地來。
3. 計算語言學
近幾十年來，科技的發展為學術研究帶來很大的便利和衝擊，語言學也 不例外。電腦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搜尋龐大的資料庫（database）而不會遺漏，
通過語料庫的語言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也可以對人類語言能力的瞭解 和人工智能的開發提供實證的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1980 年代 開始，投入很多人力和財力，建立歷代各種文獻資料庫，累積的數量極為龐 大，檢索也很方便。使用的人包括國內、外的文史學者。後來語言學者黃居 仁領頭建立漢語文獻資料庫，9 提倡計算語言學這一門新興的學科，並且開班 授徒。從長遠來看，所走的途徑應是正確的方向，但是學術研究成果的提升 尚有待努力。
其實，王士元早於1966 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就已提出建立漢語資料 庫的構想，之後幾年將各時期漢語音韻學和各種漢語方言的資料陸續輸入電 腦。此一龐大計畫叫做Dictionary on Computer，簡稱 DOC，本來的目的是做 漢語史的研究（Cheng 1994）。擁有這一批豐富的漢語資料之後，因而激盪出 王士元所提出的「詞彙擴散理論」來。這是電腦語言學一項開創性的工作。
4. 腦神經語言學
人的思考都在大腦運作。思考必須使用語言，因此觀察大腦如何運作 便成為探求語言奧秘的一個重要途徑。這種研究就是屬於跨學科的腦神經語 言學，近三、四十年來有很大的進展。從前無法直接觀察大腦如何運作，現 代因為科技的發展，就可以辦到。漢語並非使用拼音文字，漢人如何閱讀漢 字，跟西方人的閱讀拼音文字有何異同？如何運用漢語的特點進行各種認知 活動？這些都是極有趣味的研究課題。閱讀漢字的研究對國際學術界會有特 殊的貢獻。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貢獻最大的當推曾志朗及其研究團隊。10
9 閩南語的語料庫也已經由教育部委託楊允言建置完成了。
10 參見《語言暨語言學》7.3 (2006)「大腦與語言專號」。
神經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跨領域科學研究，主要在探討人腦的神經系統 如何組合不同的神經機制去處理語言中聽、說、讀、寫的各項功能性運作，
對這些能力的習得、使用及因腦傷病變引起的語言失常（包括知覺、理解和 產出）特別重視。在研究的方法上，充分利用高科技的腦神經顯影技術，即 時把腦神經處理語言訊息的活動及部位顯現出來，做為推論系統整合和聯結 型態的依據。在理論的建構上，以心理語言學、形式語言學及電腦模擬為基 礎，探討語言在生物演化上的源由和歷程。
5. 手語語言學
手語也是一種自然語言。每一種手語都自成一套系統，臺灣的手語跟歐 美各地區的手語各有不同的系統，正如一般的自然語言。最近幾年來，臺灣 也有語言學者（戴浩一、張榮興、蔡素娟等人）投入這一方面的研究。11
口語是會聽的人以聽覺管道去產生（production）與感知（perception）
的語言，手語則是聾人以視覺管道去產生與感知的語言。人類自然語言的特 點，不管是口語還是手語，都是以有限的符號，透過一套規則（即語法），來 表達無限的概念。自然手語的研究自從1960 年代在美國發端以來，已成為語 言學、心理學、認知科學、以及聽障特殊教育等領域重要的研究項目。
除了聾人所使用的自然手語外，各個國家、地區為了訓練及提升聽障者 口語書面語的閱讀及書寫能力，都會創造一種以口語書面語為基礎的手語。
這種創造出來的非自然手語，其詞彙大部分借自自然手語，但其句法則遵循 書面語的句法，亦即根據書面語言的語序，逐詞以手語打出來，例如手語英 語，手語中文（在臺灣稱為文法手語）。在臺灣，語言學者主要研究自然手語 的結構，而特殊教育者則比較注重文法手語的制訂與使用。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的手語研究團隊從2000 年開始長期、有系統 地收集臺灣自然手語語料，更以手語語言學為理論基礎，分析臺灣自然手語 的詞彙及語法，並與其他國家、地區的自然手語比較，藉以瞭解自然手語與 口語的共性及差異、進而對人類語言的本質與演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二十 年慘澹經營，已建立了世界第一部中英雙語解說的線上影像辭典，以及參考 語法資料庫。
11 參見《語言暨語言學》6.2 (2005)「臺灣手語專號」。
手語通常是聾啞人所使用，而一般正常人都會使用手勢語言（gesture language）。國內從事手勢語言研究而又有成績的就是政治大學的徐嘉慧。
6. 認知語言學
認知科學是最近幾年國際學術研究的新趨勢，認知語言學便成為很有發 展潛力的一個新研究方向。國內已有一些學者投入這方面的研究，其中以黃 宣範的成就最高。
人類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常從自己本身作出發點；要指涉空間（和時 間）時，就以自身為中心而說「前」、「後」、「左」、「右」、「上」、「下」等。
又如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的數詞系統都是五進法、十進法或二十進法，為什 麼？原來是一隻手有五根手指，兩隻手有十根，再加上雙腳就有二十根手指 或腳趾。漢語從身體各部位名稱發展出無數日常用語和譬喻（metaphor）用 語來；請參見曹逢甫等（2001），李壬癸（2007）。
（二）相關的學術機構、刊物、學者、學會
1920 年趙元任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之後，就開始研究漢語的問題。後 來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所聘的四位教授都是一時之選：陳寅恪、趙元 任、梁啟超、王國維，加上較年輕的講師李濟。他們所訓練出來的語言學最 重要的人才就是王力，他的論文由梁啟超、趙元任共同指導。王力於1927 年 畢業後，就到法國去留學。他1932 年回國，在清華大學講授普通語言學和中 國音韻學，董同龢便是其中的一個很優秀的學生。
在那個時代，中國並沒有語言學期刊，因此語言學論文大都在《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上發表，跟其他人文社會科 學各種領域的論文放在一起。1949 年以後，中國大陸才陸續發行了各種語言 學期刊，包括《中國語文》、《方言》、《民族語文》等等，到了二十世紀末，
各地發行的各種語言學期刊就有數十種之多。1973 年，王士元在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開始發行《中國語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之
後，國際上才有專門發表漢語語言學研究論文的園地。在1950 年代，臺灣只有董同龢在臺大中文系、林瑜鏗在臺師大英語系 講授普通語言學。因此，那時學語言學的人，只有在該二校中文系或英語系
出身的人。1972 年，輔仁大學首先設立語言學研究所。12 1986 年，清華大 學設立語言學研究所，之後政治大學（1993）、臺灣大學（1994）、中正大學
（1995）也先後設立，培育語言學研究人才。1995 年，在國科會語言學才成 為獨立的學門。1997 年，中央研究院設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七年後正式 成立。2000 年，國內第一個語言學專業期刊《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在中研院語言所籌備處創刊；2008 年 7 月起，就成為 SSCI，
A&HCI，LLBA，MLA 收錄的國際期刊。這顯示國內語言學界已經跟國際接 軌。國內另有二種專業的語言學期刊：政治大學外語學院發行的《臺灣語言 學期刊》（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2002 年起）及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發行的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2004 年起）。以上三種是目前國內最
主要的三種語言學期刊。此外，還有《臺灣語文研究》（2003 年起），《聲韻 論叢》（1994 年起）兩種。四、結 語
以上本文概略說明中華民國百年來語言學的發展和重要研究成果。限於 篇幅，除了前言語言學的發展與開創之外，只能就這幾大項來談：漢語音韻 學史、漢語方言學、實驗語音學、漢語語法學、漢語語法史、漢藏語比較研 究、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的關係、以及其他相關的研究，包括社會語言學、
心理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腦神經語言學、手語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等。
我偏重新開創性或有突破性發展的研究領域，無法全面涵蓋，難免掛一漏 萬，尚請方家指正。
有的領域，如語意學跟語用學，國內做的人很少，也就沒有另闢一節來 討論。黃宣範（1982）曾經做過很好的語意學研究，不可多得。可惜語意學 一直沒什麼人做有系統的研究。二十多年前（1995），受過這一方面專業訓練 的林若望回國以後才補上這個空缺。他從事漢語的語意學研究，已有不少的 創獲，在國際上也就佔有一席之地了。
中華民國語言學的發展顯然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密切相關，
本文就以此為主軸。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是中國第一代的語言學家，
12 輔仁大學於 1969 年就成立「西洋語文研究所」，1972 年改名為「語言學研究所」。
當年他們都在中研院史語所擔任研究員，展開中國境內各種語言的調查研究 工作，由他們奠定了語言學研究基礎，並取得國際學術地位。也在中研院任 職的第二代語言學家是董同龢、周法高、張琨，還有丁聲樹、馬學良、吳宗 濟、楊時逢等人。1949 年隨國民政府來臺的只有董、周、楊三人，而趙、
李、張都留在美國，其他的人都留在中國大陸。第三代就是丁邦新、李壬 癸、龔煌城三人，延續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工作。其實丁、李、龔也 都是李方桂的嫡傳弟子。1983 年 2 月 21 日，周法高跟李壬癸閒聊時，他口 誦一絕薪火相傳如下：
一代趙羅李，二代董周張，
三代丁李龔，薪火傳無窮。
左起： 董同龢、李方桂、張琨、趙元任、周法高 （1962 年夏天，攝於李方桂西雅圖家的露天陽台）
左起： 李壬癸（三代）、李方桂（一代）、張琨（二代）
（1986 攝於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第三代左起：李壬癸、丁邦新、龔煌城（1993 攝於巴黎）
以上可說只限於中研院史語所的薪火相傳。其實對中國語言學有傑出貢 獻的語言學家很多，例如王力、呂叔湘、王士元、梅祖麟、黃正德等等，不 勝枚舉。值得指出的是自從1980 年代，臺灣語言學界就開始到處開花，到現 在語言學研究已分散到全國各處，各研究中心都有自己的研究特色，而不是 像以往一樣，由一、二學術機構獨撐大局，這是語言學過去幾十年來被學術 界承認是一門重要學科的必然趨勢。未來語言學在華人地區的發展前途更值 得吾人深切期待。
在人文社會科學各種研究領域中，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中，能佔有一 席之地的，語言學便是其中之一。1980 年，中央研究院在籌辦第一屆國際漢 學會議時，李濟便認為語言學是國際學術會議上，較能展現我國學者研究成 果的一個學門。後來張光直甚至說臺灣的人文社會科學，語言學研究是少數
「在國際上還拿得出去的」。這兩位考古學大師對語言學如此重視和厚愛，令 人銘感！
回顧這一百年來的語言學發展史，國人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是國際一流 的，對國際語言學界過去在相關的研究領域或在今後幾十年內仍會產生重大 的影響？以我個人的淺見，至少包括有以下這幾項：
1.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自高本漢以來首次提出全新的古漢語音韻系統。
2. 李方桂的傣語比較研究（Comparative Tai），以畢生功力首次構擬古傣語音
韻系統。
3. 趙元任的漢語研究，包括他（Chao 1934）的經典論文以及漢語語法研究，
如《中國話的文法》。
4. 龔煌城的漢藏語比較研究，首次構擬了古漢藏語音韻系統。
5. 龔煌城的西夏語文研究，首次構擬了完整的西夏語音韻及其文字系統。
6. 王士元的「詞彙擴散理論」，說明了音變的動態過程和所造成的結果。
7. 臺灣南島語言研究，包括古語重建、語言關係、族群遷徙與語言多樣性的 闡發。
學術一直在進展中，到達某一程度一定又有新的發現和證據，就有人提 出修正意見。若只是局部修正，並無損於它原創的學術價值，因它引領或刺 激學術再向前進一步去發展。李方桂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跟古傣語，龔煌城 所構擬的古漢藏跟西夏語言文字系統，都是具有開創性和突破性的創獲。他 們的創獲未必沒有缺點，也未必不會被後來者所超越。但是我們相信，未來 的後出轉精，一定不能繞過他們所建立起來的基礎，不能不認真考慮他們所 建構的系統。
臺灣南島語言累積了許多人多年的研究成果，成績很突出。日治時期小 川尚義在1930 年代所發表的一系列論文，證明了臺灣南島語言保存最多古南 島語的特徵。1950 年代以後，有關臺灣南島語言的研究更為多樣化，近四、
五十年來尤其證明了在整個南島語族中臺灣南島語言的歧異性最大，因此最 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發源地。國際南島語言界大都接受了這些看法，臺灣南 島語言也已成為學術的寶庫。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都有助於提昇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
語言學這個學術領域自從歐美引進以來，從事我國境內各種語言的各種 相關研究，業已取得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值得欣慰。但是，主 要的語法理論至今仍然是由西方的語言學者所開創的，殷切期盼今後我國學 者能在這一方面也有重大的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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