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 中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 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 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 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①１３６０２４１０＿３＿１ 是研究具有交换价值的、并为人所必需、有用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 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
我们说一个物品或产品有交换价值，意思就是说有人愿意给予一定量的 劳动，或是以通过劳动才能取得的其他一定量的物品或产品来交换它。
某些物品或产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各种需要与欲望的力量或能力，构成 了它们的效用，并使它们成为需求的对象。
一种物品可能具有最高度的效用，或具有满足我们需要和享受的能力，
并为人们所广泛地使用，但没有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必须以人们的劳动来 生产、获得或储藏的那些物品才具有某种属性或性质。不具有任何效用的物 品，不能成为需求物；但任何种类的物品，不管它对我们的舒适、甚至于生 存是怎样的必要，假如它是自然的产物——假如它不依赖人力而存在——同 时，假如每人不费任何力气或某种劳动即能无限量地支配它，它便没有价值，
而且对经济学家不能提供任何考虑的基础。一个商品或产品不因其有用而有 价值，而是因其只能以劳动才能获得，才有了价值。认为我们用以止饥肠的 粮食和借以御严寒的衣裳，比空气还更有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粮食与 衣裳所具有的那种交换价值，空气是完全没有的。理由是：粮食与衣裳不是 空气那样的无代价产品，不费力气便不能在任何时候获得任何数量；相反地，
它们必须经常以劳动才能生产或取得；如没有人愿意牺牲他的劳动果实，在 交换中就得不到等量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具有交换价值。
经济学家不研究那些自然存在着的、不依赖人力即可以无限量取得的物 品的生产和分配规律。只有人们勤劳的结果才成为他所关怀的唯一目的。政 治经济学实在可以称为价值的科学，因为没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者费了劳 动而生产或获得的、但不能取得等额报酬的物品是完全不能放在它的研究范 围之内的。
价值这个名词，不独时常被用以表明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它交换其 他商品的能力，而且也用以表明它的效用、或满足我们的需要和帮助我们舒 适和享受的能力。但很明显，商品的效用，例如面包的止饥能力，水的解渴 能力，和它们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是一种完全不同和有区别的性质。斯密博 士了解这种区别，并且指出谨慎区别效用，或如他所谓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与它们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但他在心目中却没有时常保持这种区别，并往往 也被以后的学者们所忽视。把这种互异的性质纠缠在一起，无疑地是使这门 科学的许多部分，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深奥，至今仍然含混不清与晦涩不明的 主要原因。例如，当我们说水有高度的价值，无疑的，我们给予这句话的意 义是不同于我们说黄金是有价值的的意义。水是人们生存不可少的，所以有 高度的效用，或者说有高度的“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它一般都不需要很多 的劳动或努力，即能大量地得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有很低的交换 价值。在另一方面，黄金只有比较小的效用，但是，由于它的存量有限，使 用大量的劳动，才能得到小量的供应，因此，它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并可以
按比例地交换较大量的其他各种商品。混淆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价值，很明显 的，将会导致极大错误的结论。因此，为了避免把价值这样一个重要名词的 意义弄错，我在以后，除非指明可交换的价值或交换中的价值，将不使用这 个名词；而经常以效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一个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欲望的能 力。
政治经济学时常被定义为“讨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科学”，如 果把财富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并且是必要的、有用的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
那末，这个定义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扩大或缩小的意义来理 解财富这个名词便有缺点了。例如，马尔萨斯先生便认为“财富即是对人们 必要、有用及喜爱的物质对象”。纵令我们不反对用物质对象这个词汇，但 这个定义仍显然有其重大的缺陷。为了证明这点，只要提及空气和太阳热就 够了。二者都是物质的，对人是必要的、有用的和喜爱的物品，但由于它们 不依赖人而存在，和不能够特别占有，因而失去了它们的交换价值，正如我 们上面已经指出的，不得不把它们置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之 外。
斯密博士没有明白地说明他对财富这个名词所给予的确实意义，但他通 常总是把它描述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马尔萨斯先生正确地反对了 这个定义，认为这个定义在我们尚不了解财富是什么以前，就指出财富的源 泉，并把土地的无用产物和那些为人们所占有与享受的东西都一起包括在内 了。
我们现在所下的定义，似乎不致遭受这一类的任何批评。把这门科学限 于讨论那些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这样我 们便给了它一个明显的和确切的对象。当我们作了这样适当的限制以后，经 济学家的研究便具有了一个他 自己所独有的园地。他不致浪费他的时间于其 他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或者无意义地研究那些不能占有并不依赖人们的劳动 而存在的物品的生产和消费。
占有权是构成一个具有财富性质的物品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将坚持使 用这个名词来指那些由于人的劳动而获得，同时以后由某个人所占有并由他 独自消费的产品。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对空气有无限的支配权而说是富有的，
因为这是他和其他任何人所共同享有的权利，不能构成优越的基础。我们说 某人富有，是根据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多少而说的，这 些物品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些方法使人类的劳动可用之于最有效地生 产那些构成财富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方面，说明这些财富在社会各阶 级间分配的比例以及它最有利地消费的方式。这样一门科学与社会所有有关 方面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实在的，再没有其他的科学和人类日常的生活 与事业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财富的消费对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上帝的永 恒规律昭示了，财富只能由勤劳取得——人必须挥汗劳动而取得面包。这个 双重需要就不能不使财富的生产成为极大多数人经常活动的主要目的，它克 服了人对劳动固有的厌恶，它使人以积极活动替代了怠惰，以热情武装着勤 劳的双手，以忍耐克服了最个人厌倦和不适意的工作。
财富既是如此的必需，获得财富的欲望就足够诱使我们忍受最艰巨的困 难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教给人们许多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使对财富 的取得，得到最有成效地增进，即运用这些方法，我们能够以最小可能的困
难而获得最大可能的财富，这样一门科学，自然是值得细心地研究和深思的。
没有一个阶级的人能够认为这门科学是无关紧要或多余的。无疑的，这门科 学对某一些人要比对另一些人更有利益，但对所有的人却都是非常有影响 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工业家和商人的利润——地主的租金——日工的工 资——租税及共调整办法的归宿和效果，都要依赖于各种原则，而这些原则 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能单独确定与阐明的。
获得财富的必要性，还不仅只是因为它提供我们的生计：没有它，我们 绝不能培养和增进我们较高贵的才能。在没有积聚财富的地方，人们的思想 经常为准备身体的迫切需要所占据，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发展文化；人们的眼 界、情操与威觉都变成同样的狭隘、自私和愚昧。占有适度的资产，或能从 事一些不是直接满足我们生理需要和欲望的其他工作，这对于缓和自私情 感、改进道德和智力、保证在充分的学习和工作中有一定的造诣是必要的。
因此，获得财富不仅仅在于取得当前直接满足需要的东西，而且对于社会在 文明与教化方面的促进，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积累着的财富所提供的安宁 与闲暇，则那些扩大我们眼界、纯正我们嗜好、提高我们地位的纯正高雅的 学习，将不能成功地实现。可以肯定，国家的野蛮与文明的区分，依靠于积 有一定量的财富有甚于依靠任何其他条件。穷国的人民，绝不会文雅；富裕 的人民，从不粗暴。不可能举出一个国家，它在哲学上或在艺术上有其出色 的名声，而不是同时在其财富上也受人称许的。伯里克里斯和菲狄亚斯时代 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正如佩特拉克和拉斐尔时代是意大利的商业繁盛时代一 样。在这方面，财富的力量是几乎万能的。它使威尼斯由洼地的中心上升起 来，在荒凉的沙岛上建设起来，它使不卫生的荷兰沼泽地成为文学、科学和 艺术爱好者的乐园。在我们自己国内，财富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显著。我们的 哲学家、诗人、学者、艺术家的数目与声望，一直是与公众财富或对他们劳 动的报偿与荣誉成正比例地增加。
占有财富对个人的生存与安乐以及对国家文化的进步既是这样地重要，
而研究财富来源的努力却是这样地少，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被 人视为综合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有理由引起我们的惊异的。对这 门科学不应有的疏忽是有许多原因的，但古代的家庭奴隶制度以及现代欧洲 大学教育计划开始形成时的黑暗时期这两点，似乎有其很大的影响。
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认为从事于象现代欧洲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 有损尊严的。他们不以自己的勤劳使自己富有，而是依靠于奴隶们的非自愿 的劳动以及从被征服的国家所取得的补助。在有些希腊城邦国家里，公民被 禁止从事任何类似制造业和商业等类的行业。在雅典和罗马，这样的禁余虽 不存在，但这类行业都认为是不值得自由人去做的，结果是这类工作完全由 奴隶或下层人民去担任。甚至如西塞罗这样精通古代世界所有哲学并做到了 使自己超越于当时当地许多有偏见的人，也毫不犹豫地肯定，在作坊里不能 有高贵的事情，认为经营小规模的商业是卑下的和值得轻视的，但当其扩展 到最大规模来做时，则完全可以原谅——Ｎｏｎ ａｄｍｏｄｕｍ ｖｉｔｕｐｅｒａｎｄａ！（不应 受到轻视！）①农业，诚然较被重视，在罗马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一些最有名
① “只付给雇工们劳动工资而不付给技术工资，这样所获得的利润，是卑鄙肮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工 资是带有奴隶性的。投机倒把也是卑鄙的，因为他们不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就不会获得什么利润。手工业 也是卑鄙的职业，作坊也不是正当职业……小买卖也是卑鄙的，但买卖大而广泛，从各地运进物资，不采
的人物都曾积极地从事于耕作，但是，虽有他们的榜样，然而在共和国的昌 盛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对土地的耕作事务，几乎完全由属于地主的奴隶 及雇佣工们所担任。大部分罗马公民，或是服军役②，或是靠被征服的省份供 给谷物，过着一种不稳定和依赖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对于现代欧 洲所存在的地主与佃户、以及主人与仆役之间的关系是不知道的。结果，古 代人，对那些构成经济科学如此重要的部分，如由于地租与工资涨落而引起 的有趣的和重要问题，是完全生疏的。古代世界的哲学精神也是极端地不赞 同研究政治经济学。富有者的豪华或较优美的生活方式为古代道德学家们视 为是头等的灾祸。他们把这看作是腐蚀尚武精神的，而尚武精神则是他敬重 的首要项目。所以他们贬斥积聚财富的欲望，认为它包藏着最有害和破坏的 力量。在充满如此偏见的头脑中，要使他们把政治经济学成为注意的目标；
或使他们研究那些经常被轻视的东西和被诽谤的生产财富的劳动是不可能 的。
在我们高等学府里，牧师几乎是当时所有少许知识的唯一所有者。因此，
他们的情感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对于他们所编制的教育计划，具有深刻的 影响乃是自然的事。文法、修辞学、论理学、神学和民法形成了全部学习科 目，要请教授来解释商业原理和最有效地使用劳动的方法，将会同样地被认 为是不必要并有损科学尊严的。古代人对商业、制造业和奢侈的偏见，在中 世纪仍然保持着有力的影响。没有人对于国家财富、快乐与繁荣的真正源泉 具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来往是极端有限的，它们只赞成掠夺、
侵犯和海盗式的征伐，以夺取赃物，而不愿以商业来满足彼此的真正需要。
这些情况足够解释这门科学之所以后起和直到很近才引起小小注意的原 因。可是，自从它变为较普通注意和研究的目的以来，在这门科学最有名的 学者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已经证明对它的进步极为不利，并且因而产生 了一种不相信这门科学能建立完善结论的倾向。
但是很明显，那些不相信政洽经济学结论的人，由于人们对熟识现象的 解释已形成了各种流派，因而同样地几乎对任何一门其他科学的结论，都不 予置信。历来为最贤能的医学家、化学家、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认可的 各派分歧，正如最贤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分歧一样。但谁能因此就 下结论说，医学、化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学是没有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它们 不能对我们提供一个稳固而前后一致的真理呢？我们不能因为牛顿和拉卜拉 斯推翻了托勒密、布腊埃和笛卡儿的假设而就怀疑牛顿和拉卜拉斯的论证，
为什么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推翻了前人关于财富的源泉与分配的理论而我们便 怀疑他们的结论呢？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免除共同的命运。没 有一门科学可以在短期之内趋于完善，或多或少的谬误常常会侵入它们早期 拓荒者的理论中。但政治经济学以前所沾染的错误，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不存 在了。稍许留意观察一下，就能看出政治经济学无疑地和任何其他建立在事 实与实验上的科学一样，是能够得出其肯定的结论的。
生产和财富积聚以及文化的进步等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由法律所制定 的。人必须自己努力去生产财富，因为他不能没有财富而生存，在每人胸中
用欺骗手段而分配给大家，是不应受到轻视的。”《论义务》（De Officiis）第 1 卷，第 42 节。
② “士气超于一切；因为它给罗马人民和罗马城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荣誉。”（西 塞罗：《为穆勒纳的辩护 词》）
都有一种欲望，想要在人世间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境遇，这就使他 不得不设法节约和积累。所以，形成这种科学基础的原理，一部分是由人的 本质，一部分是由物质世界构成的，它们的作用和机械原理一样可惜助于观 察和分析来探讨。但在自然科学与道德学及政治科学之间是有其实质上的区 别的。前者的结论适用于每一个场合，而后两种的结论则仅适用于大多数场 会。财富的生产与积聚所依据的原理是附着于我们的本性的，对每一个人的 行为都能发挥其有力的影响，但却常常不是同一程度的影响；所以理论家只 须拟定他的几条一般规律，使之在大多数场合下能解释其作用，而让观察者 的敏感来改变它们，使它们适合于个别的场合。这是一条伦理科学中的公认 原理，在政治经 济学中同样有效。人类的绝大多数，而不是任何个别人或任 何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对于引导他们达到他们自己利益的是什么，极为清晰；
因此，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行业是一个有 效的政策。这就是一般的理论；这是一个建立在最广博经验之上的理论。然 而这又不同于那些制约行星体系运行的规律——在二十个例子中，十九个是 正确的，但第二十个就可能是例外。然而对于经济学家并不要求他的理论和 某些人的某种偏见相一致。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从观察许多大小国家用来支配 人们生活条件的各种原则而得出的。他必须研究人的整体——由国家而不是 由各个家庭着手——研究大多数人的热情与癖好，而不考察偶然影响社会上 孤立存在的一群人的那些东西。
必须经常注意，经济学家的业务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研究个人财富 增减的方法，而只是说明它们的一般作用与影响。公共利益应当永远成为他 注意的唯一目标，他不为特定阶级增加财富与享受而设计制度和规划策略；
而是要发现国富的源泉与普遍的繁荣以及使它们能具有最大生产力的方法。
的确，不同意政治与经济科学业已完善建立起来的某些真理，是太普通 了，说它们与这个或者那个事实不相符合，所以它们必须遭到反对。但可以 肯定，这些反对往往是由于对这门科学性质的完全误解。很可能有一千个例 子证明有人由垄断而致富，正如有时用抢劫和掠夺而致富一样，但如果不进 一步考察，即从这里作出结论，说一般社会都能用这样的方法而致富，那将 不是一个小的轻率！虽然这只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但问题绝 不在于采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或由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使其致富的人数是多是 少，而是在于这种趋向是不是能使大众致富。垄断和限制性的管理往往认为 能使某些人积累大量的财富，但这正如人们所经常争论的，远不足以证明其 真正有利，而明明白白是相反的。可 以明确地肯定，假如垄断和特权能使少 数人致富，则它们必定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多数人贫困；从而破坏了在每个制 度中都作为主要发展目的的国家财富，同时也破坏了劳动的天然自由。
所以，为了在经济科学里得到一个基础稳固的结论，只仅仅观察某些特 殊情况的结果或这些结果对特殊个人的影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考 察，这些结果是否经常地和普遍地适用；在一种条件下，产生这些结果的某 些情况，是否能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条件及每一种场合而得到同样或类似的 结果。一个理论与同样的和经常出现的事实不一致，必定是理论的错误。但 如观察到某一不同于我们习惯经验的特殊结果，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辨别它周 围的环境时，不应该马上就改变或拒绝那些能适当解释大多数现象的原理。
只少数几个专制君主，曾经有过公正、仁慈和慷慨的事例，并不足以推 翻告诫人们的这条规律：滥用权力的本质，即是对权力所有人的腐蚀和败坏
——促使他们傲慢、残忍和多疑；同时，那些只注意目前的享受，忽视未来 的人，大肆挥霍和无谓浪费钱财的例子，也不足以使下面这个一般结论归于 无效：积蓄财富的热情，比之于耗费的热情是无限的强烈和普通。假如不是 这样，人类绝不会迈出野蛮的状态。人类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所作出的无 数惊人伟大的进步，例如森林砍伐了，沼泽和湖泊被疏浚并使之适合于耕种 了，港口、道路、桥梁修筑起来了，城市和大厦建设起来了，——这些都是 把收入储蓄起来的结果；即使有成千的奢侈例证可举，它们仍然显示着积蓄 原理的无限权势和最高力量。
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些道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发生了许多错误与误 解，甚至现在还受其影响。几乎所有连续不断出现的荒谬理论和意见，都曾 诉诸事实而得到证明。但只知道事实而不知道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 说明为什么这是原因，那是结果——用萨伊的例子来说，这还比不上一个编 印历书者的未经消化过的学问。因为它不能提供任何方法来判别一个普通原 理的真伪。
不应忘记，有许多貌似可靠的事实，常常被引用来证明一般原理的谬误，
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事实观察得很不认真，同时对它们周围的环境，也没 有清楚地加以说明，以致使它们完全不值得注意。正确的观察，需要有相当 高度的理解力与辨别力，和没有偏见与耐心的研究，而这只是属于少数人的 事。用大家闻名的寇论医师的话来说，“有一种情况是会贬低经验这个名称 的尊严的。一个事实的最简单的说明往往包含着不少的理论。有人认为一个 不曾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说出来的活，更可能包含着更多的真实情况。但这里 将会发现一条不变的规律：在医生的职业中，愈是深入下层，一般观念中的 假设愈多。再者，在任何情况下，纵然很小心地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也不 可能把有关的情况，完全包括无遗。因此，在通常所谓的经验里，我们仅仅 有一条规则：就是从一个不完全知道的情况转到我们大家都无知的情况。所 以，错误的最大来源，是应用演绎法，即从一种情况的结果，推论到另一个 条件完全不相同的情况。没有经过分析推理而得出的原理，经验只不过是一 种无用的、盲目的指导。”（寇伦书信手稿）
任何一个人，如有机会比较一下大多数普通观察者关于影响公众利益的 各种措施的实际影响与真正作用的各种不同意见，必定相信寇伦医师的说 法，对于政治与经济科学比之对于医学还更适用。完全不为普通观察者所注 意的情况，往往对国家的繁荣起着最有力的影响，那些刺激他们而使其认为 最重要的情况，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它为许多条 件所影响，如果没有最大的技巧和审慎的能力，并参与研究和缜密的分析，
同时能熟练掌握科学原理的话，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完全不可能辨别事 物的 原因与结果的，并往往会把这一系列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归之于另一系列原 因中去。观察事物，既是如此的困难，所以，毋庸奇怪，“流传在世上的虚 构事实，一定是无限地多于虚构的理论。”（寇伦医师）所以，对某一个孤 立的事实，不管怎样审慎地加以考察，仍如上面所指出的理由一样，绝不能 构成一般理论的任何基础，不论是伦理科学或政治科学都是这样。那些在狭 隘的基础上提出理论的人们，几乎总是经验主义者，他们的虚荣或利益，促 使他们从狭隘的和不完全的观察范围内，建立了与人们一般经验不一致的结 论。
虽然，我们不因少数结果，与某些我们还不熟悉的情况有明显的违背，
就拒绝接受大家所公认的原理，但如果这些原理不是根据大量的材料和谨慎 的推理所归纳出来的话，我们对它仍可怀疑。为了获得关于决定财富的生产、
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真实知识，经济学家应当从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收集材料。
他应当研究不同环境的人；他应当借助社会、艺术、商业和文化等历史，借 助哲学家和旅行家的著作，总之，借助任何一个能说明加速或延缓文明进步 原因的事物；他应当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 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
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 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这些研究，由于阐明了国家的富裕和高尚 以及贫穷和衰落的真实原因，对经济学家提供了资料，使其对财富科学中几 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能给以满意的解答和制定旨在保证社会改革不断取得成 功的行政计划。
这样的研究，决不致于不激起每一个正直的人的深厚兴趣。人们不能对 其施加最小影响和不能控制的天体运行规律，尚且被公认为高尚和合理的研 究目标。而支配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它们使这一部分人进入富裕和高 尚，同时使另一部分人下降到贫穷与野蛮的深渊——在我们思想上，应当更 有无限强烈的注意，因为它们既对人类的幸福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因为 它们的效果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正不断地为人类的干预而改变。国家的繁 荣兴盛，主要不是依赖于有利的地带、温和的气候或肥沃的土地，而是依赖 于采用适合于鼓励天才的创造力和给予劳动以毅力和积极性的措施。创立一 个健全的公共经济制度，能够补偿任何一种共他的缺点：它能使本来荒芜不 毛和不具生产力的地区，变为文雅、高尚和众多、富裕的居民的舒适的栖息 之所。如果没有创立这样的制度，则自然界的最好赐予，也是没有价值的；
具有发展的最大潜力，并富于生产财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的国度，也只能艰 难地提供其游牧者以可怜的生计，并仍以其愚昧、野蛮与不幸而见称。
当我们回顾一下建立健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前人的庞杂和广博 的学问时，那末我们对经济学家曾经陷入的错误，或对某些重要论点仍有不 同的见解，便不会感到惊异了。政治经济学是新近才兴起的科学。虽然各种 颇具价值的论文，以前曾零星出现过，但直到上世纪中叶，还没有作为一个 整体或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过。这种情况的本身就足以解释历来所发生的许 多错误体系了，几乎每一科学部门的第一批拓荒者，他们的结论都不是从比 较某些具体事实，细心研究各种原则发生作用时所呈现的现象，以及同一原 则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用而推论出来的，而是在很狭窄和不稳固的基础上 开始创立他们的理论的。但要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去作，实在也不是他们的力 量所能容许的。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他们很少做过，同时也没有特殊注意 过调查研究。直到为了提供一个标准以核实某些著名理论的真伪时，这个问 题才开始被注意到，并做了相当数量并具有适当准确性的调查研究。用一句 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只是由于理论家的有效需求，才产生了备研 究用的事 实或原始资料，理论家以后就运用这些事实和原始资料来构成他们的理论体 系。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显明地证明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如已经指出过的，
那些为古人所完全不知，直到晚近才为我们的祖先所注意到的那些能使我们 以最大的认真态度用以判断古代著名国家和中古欧洲居民的财富和文明情 况，却被史学家认为不值得注意，或论述得很不完全和很不细致。所以，开 始研究这门科学一般原理的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建立在比较狭窄和不充分
的经验上。他们甚至很少利用很容易就能熟悉的某些历史事实，而是几乎把 注意力局限于自己观察范围内所遇到的一些情况。
曾经流行一时的一个观念，认为财富只包括黄金与白银。这自然是由于 当时所有文明国家的货币，几乎完全为这两种金属所铸成的情况所致。曾经 被用作测量各种商品相对价值尺度及商品等价交换物的黄金、白银或货币，
获得了一个人为的重要性，它们不独被用来估计一般平民的地位，而且被用 来估计显赫人物的地位。其实，所有的买和卖，实质上不过是这一商品对另 一商品的互易，例如，一定量的谷物或布匹交换一定量的黄金或白银，反之 亦然，这一简单和具有明确意义的观念，却完全为人所忽视。人们的注意力 渐渐从货币的价值转移到货币本身；个人和国家的财富，不由他们可处理的 产品数量来衡量，即不是用他们能够用以购买贵重金属的商品量和价值来衡 量，而是用他们实际所有的这些金属数量来衡量。结果，禁止黄金和白银出 口，鼓励其进口来企图增加国家财富的数量即成了显明而普通的政策。
在西塞罗著作中，有一段谈到罗马共和国时期，贵金属屡次被禁止输出；
①这个禁会屡次为罗马皇帝无目的地重申过。①在现代欧洲，似乎也没有一个 国家的早期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过黄金和白银的输出。据说在入侵以前的英 国法律，就曾经禁止过黄金与白银的输出，并为了同一目的，禁余在以后时 期又一再重申过。其中的一个是 １５１５ 年制定的法律（亨利第八法律第三号，
第一章），宣布携带任何铸币、贵金属杯碟器具、宝石等等出海，一经拘捕，
应罚以所携禁物二倍的罚款。
十五和十六世纪商业的异常扩张，引起一种更细致和更繁杂的增加贵金 属供应的制度，替代了以前所制定的粗率和筒陋的制度。经过好望角与印度 直接交通路线的建立，对这个变动似乎有其极大的影响。贵金属一直与其他 最有利的物品一道，输出到东方去。不管反对输出贵金属的偏见是如何地根 深蒂固，东印度公司在 １６００ 年成立之初，即取得每年输出价值三万英镑的外 币、或金银块的特许，条件是他们每次航行终了的六个月内，除第一次航行 外，必须输入与他们输出的白银价值相等的黄金和白银。但是遭到公司敌对 者反对，说允许黄金与白银输出王国是不妥当的，它违背了所有的原则，高 度地损害了公共利益。商人和其他支持公司的人，如不公开非难绝对禁止输 出贵金属的传统政策，就无从驳倒反对者的理由。但他们却不敢去辩驳，同 时他们也确实没有理由能相信输出金银块到东方，用以购买的商品对英国一 定会有较大的价值。但他们事实上还是辩驳了，他们说，把金银块输到印度 是有利的，因为从那里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转口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这些国 家得到的金银块，要比在印度必须付出的数量为多。托马斯・孟先生是东印 度公司赞助人中的最能干的一个，他巧妙地把商人输出金银从事买卖的作用 和农业的播种时间和收获季节作了对比，他说：“在播种的时候，农夫把许 多好的谷粒，报到泥土里，如果单在这时来看农夫的行为，我们准会说他是 个疯子而不是农民。但秋天我们看到他的劳动成果，他努力的结局，那时我
① “不论是从前还是我做执政官时的元老院，都再三庄严地宣布过禁止黄金出口。”（《为弗拉谷的辩护词》
第 28 节）
① 当普利奈估计意大利输入的蚕丝、香料及其他东方产物时，曾说：“据最低估 计，每年印度、塞肋斯（Seres，
在古代指远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指盛产蚕丝的国家。 — — 译者）和阿拉伯半岛要从我们国家攫取十亿铜 币。”（《国史》，第 12 卷，第 18 章。）
们就会发现他的劳动的价值和丰硕报酬。”①
这就是所谓重商主义的起源：较之于以前完全反对金银输出的偏见——
因它够不上称为主义——应该承认采用重商主义是向着正确的意见前进了一 大步。重商主义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认为黄金和白银单独构成财富。
但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政策应允许金银的输出，但输出金银所买进的商品全 部或其一部，以后转卖给别的外国时必须比原来购买这些商品所支付的金银 数量为多；或是输入的外国商品使本国产品，比在不如此的情况下输出得更 多，也就是说，必须超过输入商品的费用。这些见解必然导向贸易平衡这个 有名的学说。很明显，除了偿还输出的商品，贵重金属不可能输入到没有富 源的国家去。重商主义拥护者的最大目的是要最大可能地垄断贵金属的供 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鼓励输出，限制除黄金和白银外几乎所有其他产 品的输入，而黄金和白银则既经输入，即不准备再行输出。结果是输出价值 超过输入价值就被视为国家在积累财富事业中进步的唯一原因和方法。这个 差额，被认为是除非输入等量价值的黄金或白银——或者说，是当时认为的 一个国家所能够具有的唯一真实财富——是不能平衡的。
重商主义的原理和结论，纵会是绝对荒谬和错误的，但对一些非常显著 的现象，还提供了尚可过得去的解释；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和这个论题的 一般偏见是完全吻合。商人和实际从事业务的人是重商主义的创立者，他们 认为不需要把所设定的原则加以任何很精密的分析与探讨，而把这些原则看 作是由人们的普通同意和承认所建立的。他们自己则几乎完全从事于研究能 给他们最大效果的实际方法。
孟先生说：“虽然一个王国可以由所得的礼物或由购自他国的货物而增 加财富，但这些事情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是没有把握的，也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 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 他们的为多。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王国获有布匹、铅、锡、铁、鱼类及其他 国产的充分供应；另外，每年尚有价值二百二十万镑的剩余货物输往外国，
靠着这笔出口，我们能够从海外买到并输入约二百万镑的外国货物，以供我 们使用和消费。我们在贸易上遵循着这种惯例去做，就稳定可以保证我们的 王国每年一定会增多二十万镑的财富，并且一定是大部以现金的形式带回祖 国；因为在我们所出口的货物里，既然有一部分没有以货物的形态换回一些 东西，它必然就会以现金的形态被带回本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 富》第 １１ 页。）
这里假定对外商业的所得全部是黄金和白银，并认为必定要带回国来，
以偿付商品输出的超额。孟先生没有着重说明对外贸易可以使我们得到无限 种有用的和喜欢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我们或是完全不能制造，或是在国内 制造不如在国外购买便宜。他只希望我们考虑财富的这种增加——而一切因 商业刺激劳动动机的巨大增长，以及酬报劳动者勤奋的舒适品和享乐品的巨 大增加，都认为是无所谓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钉在二十万镑黄金与白
①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第 1 版，第 50 页。这书是在孟死后很久 1664 年出版的，很可能是在 1635 年或 1640 年写的。盂很 久以前就提出了同样的理论，在他 1609 年出版、1621 年重印的《东印度商业的保护》 （Defence of the East India Trade）及由他起草的 1608 年（？）由东印度公 司呈交 国会的请愿书中，几乎是用同一的词句提出了这个理论。
银的余额上！这正如希望我们用钉在衣服上的金属钮扣的个数和其闪烁发亮 的光辉，来估计由一套衣服所能得到的舒适和好处一样。但是孟先生在这里 所讲的对外贸易利益的估计方法，久已为大多数商人和政府官员认为是正确 的。这自然是传统偏见的痼疾。我们至今仍然还庆幸我们每年的输出超过输 入呢！
但是，除了关于贵金属的错误观念，并由此引起的限制企业自由的立法 和保证重商主义的优势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情况。罗马帝国西部各邦的封建 政府，很早就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国王们自己不能约束大男爵们的篡夺，
或控制他们的反抗，于是以利益来笼络城镇居民，以期加强他们的影响和巩 固他们的权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给居民以特权，允许他们自治，取消各 种现存的奴役痕迹，把他们组成社团或政治团体，由他们自选的参议会和长 官管理。这样，在城市里是有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居民们享有了财产的安 全，而国家的其他地方，则成为劫掠的鱼肉，混乱不堪。这便刺激了工业，
给予他们一个较耕种土地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使国王们从城镇里得到了他们 大部分的货币供应；由于城镇居民的帮助和合作，国王们有了可能来控制和 克服男爵们的骄傲和不服统治。但城市公民资助君主们并不只是为了报答原 先所赐予他们的特权，他们继续请求并想得到新的特权。国王们也不能对城 市居民的请求表示任何踌躇，因为他们使市民负担了很多义务，同时，国王 们也正确地估计到城市居民，是他臣民中最勤劳和最应该受到奖励的部分。
为使他们得到廉价的供应，使他们的工业能够最有利进行，谷物和他们制造 所需的原料是严格地禁止输出了。同时，为阻止工业品从外国输入，并使本 国制造商在国内市场取得完全垄断起见，还设置了高关税和颁布了绝对禁人 余。这些措施，连同对有社团组织的城市公民所给予的特权，即任何个人未 经批准脱离组织，不得从事任何行业的特权，以及一些旨在加强输入制造业 所需原料及输出工业品的辅助管理办法，形成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世 纪欧洲每一个国家用以鼓励制造业所采取的公共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他们 把往时法律所承认的企业自由，几乎全部破坏了。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中，这 种过分的人为制度的实例，可以很方便地举出千个以上。但这种实例，许多 已为读者所熟悉，所以为了说明它的立法精神，我只举出 １６７８ 年英国为鼓励 羊毛制造业而通过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所有死尸都必须用羊毛寿衣 入殓。
但是只排除国外竞争和垄断国内市场，还不足以满足工业家和商人的要 求。他们从国家得到了可能得到的利益以后，接着便企图彼此倾轧。他们中 最有力的人得到了专门经营某一行业的特权，用以排斥别人的经营。当伊丽 莎白在位时，这种弊端，达到了难以忍受的高度。她颁发无数的新专利权。
最后，抱怨发展到不能制止了，以致引起所有的阶级都联合起来请求废止。
但遭到了皇室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树立垄断权力，是授予特权中最有价值 的一种，最后于 １６２４ 年才通过一个法案取消。这个法案，产生了很大的利益，
但没有触及重商主义或工业体系的任何基本原则。所有社团的专利权，仍不 受这个法案的限制。
在法国，制造家的利益为路易十四王朝极盛时期的著名财政部长科尔贝 所热情袒护。１６６４ 年在他领导下所编订的关税税则，第一次宣布了。大陆上 的作者有时认为是重商主义的真正纪元，但依我们所见，这是很大的误解。
〔芒果提：《科尔贝主义论》（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ｚｉｏｎｅ ｓｕｌ Ｃｏｌｂｅｒｔｉｓｍｏ），第 ２
章。〕
维护制造业的各种禁令，为重商主义和贸易差额的赞助者们所热情拥 护。给予本国制成品以输出的便利，和阻止外国货的输入，被视为特别适合 于造成输出超过输入，以取得贸易顺差的利益。所以，他们不认为这种管制 是自私垄断精神的产物，而认为是最英明政策的标志。工业家和商人的利益，
是这样自然的一致，他们的利益并且被认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是一致的。
获得支付上的顺差是必须达到的最大目的；高关税和禁止输入、奖励输出和 保险金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毋须惊异，一种制度，既有这样普遍的偏见 来拥护它，同时对工商界所享受的专利权又给予似是而非的辩解，它总要及 早产生强有力的实际影响，或者说，纵然它的原则被推翻了，它仍然会保留 这种影响。①
一个已故的外国作者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很少有的政治上的错 误产生过比重商主义更多的不幸。它以权力来控制和禁止了它只应该保护的 东西。它掀起了管制的狂热，在很多方面危害了工业，迫使它离开自然发展 的道路。它使得每一个国家认为邻国的福利和本国不能相容，因而彼此互相 毁伤和破坏，使商业上的竞争精神，成为现代许多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正是这个制度鼓励了国家采用武力或机诈，强迫其他弱国或落后国家订立对 他们自己也不产生真正利益的条约。它建立了殖民地，使宗主国可垄断它们 的贸易，并迫使他们完全依赖宗主国的市场。总之，只要这个制度在那里产 生过一点损害，那里的国运昌盛的发展就受到阻碍；在另一些地方，它用鲜 血冲洗了土地，减少了人口，破坏了其中一些富强的、本来可以有高度发展 的国家”。〔斯托赫：《政治经济学教程》（Ｃｏｕｒｓ 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第 １ 卷，第 １２２ 页。〕
十五和十六世纪的那些永远有意义的伟大发现和事件，震撼了以往的偏 见和制度；文明和工业的进步，自然会吸引着人们以更大的注意，考虑着国 家富强的根源。这就给重商主义的没落铺平了道路。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
由于他们本身的利益，首先促使他们对当时流行的关于金银块输出的学说，
发生怀疑；从而逐渐唱起了一种高调，最后终于勇敢地申辩，认为金银块并 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种商品而已，它的输出应该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自 由。这样的看法也并不只限于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它逐渐地传播给了别人；
影响所及，许多有名的商人对曾为大家所公认的教条，也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这就使商业往来方面的合理原则，获得了比较正确和全面的看法。这些新的 意见，终于传到了下议院，１６６３ 年禁止外币和金银块输出的法令取消了，准 许东印度公司和私商有无限量输出这些物品的自由。
除了关于东印度贸易的争论以外，关于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建立，济 贫法强迫条款的采用，禁止输出羊毛法令等等所引起的讨论，吸引大家对国 内政策问题的特殊注意。在十七世纪中，有关商业和经济课题的专论，较平 常更多地出版了，虽然其中还有许多仍强烈地带着当时流行的时代精神，但 不能否认，它们之中还是有许多超过了同时代的偏见，并无疑地应视之为现 代商业理论的基础，应视之为健全的和自由学说的早期阐述。它们认为国家
① 法国的默龙和福崩奈，意大利的杰诺韦西，英国的孟、蔡尔德勋爵、达文南博士、不列颠的一些商人作 家以及詹・斯图亚特勋爵等，都是很有名能干的著作家，他们除了很少的例外，或多或少都拥护重商主义 的原理。
的昌盛，决不能用限制的法余或邻国的萧条达到，商业的真正精神和垄断的 黑暗、自私和浅薄的政策绝不相客，人类的自利心和他们的义务一样，都要 求他们和平相处，并培养一种公平，友好的相互交往精神。
除孟先生外，蔡尔德勋爵①的著作虽然建立于重商主义原则上，但包含许 多健全的和自由的见解，威廉・配第勋爵②和达德利・诺思勋爵是十七世纪最 出色的经济学作家。诺思不独超出了当时已形成的偏见，而且相当锐敏地发 现了新近出现的一些比较微小而不很明显的谬误。他 １６９１ 年出版的《贸易 论，特别着重于利息、铸币、货币剪损及货币增加的情况》（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ｄｅ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Ｃｏｉｎａｇｅ ， Ｃｌｉｐｐ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的论文中，比当时已有的正规商业原理，
包含了更多有价值的论述。他从头到尾是个商业自由伟大原理的有见解的拥 护者。不象他那些有名的前辈们只懂得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则错误重 重。他的体系是前后一致和完整的。他指出，在商业事务中，国家和个人有 同样的利益；他有力地揭露了那些认为对个人有利的商业必定对社会有害的 说法的荒谬前提。他关于征收铸币税和节约法的意见，在当时非常有名，同 样也富于启发性。
我将从这篇文章的序言中，就包含有一般论述的部分摘录一些如下：“就 贸易来说，整个世界正象一个国家或人民，在那里，国家正如个人一样。”
“一个国家在贸易上的损失，不象孤独见到的那样，只是一个国家的损失，
而是整个世界的割裂和损失，因为所有各部分，都是联在一起的。”“没有 贸易不是对大众有利的；假如证明不是对大众有利，人们就不要做买卖了；
哪里的商人们致富了，他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也会因之而致富。”“强 使人们在某一特定方式下从事经营也可能偶然获利，但大众却得不到什么，
因为从一个人那里取得的，又给了另一个人。”“在买卖场中，没有法律能 规定价格，价格的比例，必须并且将由其自己决定。但当这样的法律果真要 坚持执行，对贸易只有莫大的妨碍，从而法律只不过是偏见而已。”“货币 是一种商品，它可以过多，同样也可以过少，甚至还可以发生麻烦。”“一 国的人民，不能没有货币而进行日常交易，但过多的货币，又等于没有货币。”
“没有人能因做了许多生意，而成为一个富人，或者得到一部分的富裕，因 为他们只能以等价来购买。”“自由铸币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无止境运动，熔 币和铸币不停地在进行，金匠和铸币的人，就是这样地由社会支付来养活 的。”“降低货币成色是一种互相骗取，大众不能从它得到任何好处；因为 除内部破坏以外。它不会获得什么声望或价值。”“掺杂或减重完全是一回 事。”“汇兑和现款是一样的，只是省掉了货币的运来运去。”“因贸易而 输出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增加，但因战争消耗而对外支付，则非常有害。”“总 之，对一个行业实行任何偏袒或赐益，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它大有损于大众 的利益。”
不幸，这篇令人钦佩的论文，未能广泛流行。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假定，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压制。①因此，这篇文章很快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以后的
① 《贸易新论》（A New Discourse of Trade），1668 年初版；第 2 版发行于 1690 年，有很大的增订。
② 《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1682 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年出版；还有其他著作。
① 见罗杰・诺思著，《尊敬的哥哥达德利・诺思勋爵的生平》（Life of his brother，the Hon. Sir Dudley North），
商业问题作家们曾否参考过它。
诺思勋爵所主张的扩张和自由见解，以后或多或少为洛克②、《论东印度 贸易》小册子的匿名作者③、温德林特④、德克勋爵⑤、体谟⑥和哈里斯⑦诸人所 赞助。但是他们的努力，无助于重商主义的崩溃。他们关于财富性质的意见 是混乱而相互矛盾的；并且因为他们既不企图研究财富的源泉，也不打算寻 求国家富强的原因，因而他们赞成自由贸易制度的论据，就有了一些经验主 义的色彩，不能如经常所作的那样，从已经成立的原理上，作逻辑的推理，
只得出与经验相一致的结论。如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关于劳动对财富生产 的决定性影响，无疑地，洛克是采用了非常正确的见解，但是他没有把他的 研究放在阐明这门科学的原理方面，同时在他以后的写作中也没有提及过。
虽然，哈里斯先生采用了洛克先生的观点，并且从它们推论出了一些非常重 要而切实可行的论断。但是他的一般原则，只在他《货币论》的序言中，顺 便地介绍了一下，而没有详细地、或以科学研究所必需的那种逻辑和系统的 方式，来加以阐述。
但是，英国作家所没有作到的事，现在有一位法国哲学家企图来作了。
这就是有名的魁奈先生，他是一位内科医生，供职于路易十五的宫廷。首先 立志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企图研究和分析财富源泉的功劳，无疑地 应该是属于他的；他就是这样地给了政治经济学一个系统的形式，并把它升 高到一门科学的地位。魁奈的父亲是一个小业主，是在农村受的教育，因此，
他自然是倾向于以更大的偏心来看待农业。在他的幼年时期，他遭遇着法国 农业的不景气，因而使他要寻出阻碍农业进步的原因，因为就居民的勤劳、
土地的肥沃、以及气候的优良等条件来看，这种进步应该是有保证的。在他 研究的过程中，他很快就发现了，禁止谷物输出外国，及科尔贝法令中给予 工商界以较优于农业的偏袒，形成了农业进步和改善的最强有力的阻碍。但 魁奈不满足于只揭露这种偏袒的不妥及其有害的结果。他对农业利益的热 情，引导他不仅把农业与工商业放在同一水平，而且把农业提高到工商业之 上，——他极力指出，农业是有助于国家财富增加的唯一行业。基于这样一 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任何东西，不论是供应我们需要的或是满足我们的欲望 的，根本是从土地获得的。魁奈认为土地乃是财富的唯一源泉，是一个不辩 自明的真理，并把它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认为除非把工业受雇于农业
（渔业和矿业，也包括在农业这个名词内），是完全不可能生产任阿新价值 的。他观察到自然界植物生长力量的显明结果，以及他无法解释地租的真实
第 179 页。
② 《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Considerations on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 年；《再论提高货币价值》（Further Considerations on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l695 年。
③ 《论东印度贸易》（Considerations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1701 年。这是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作 者成功地驳倒了各种主张禁止输入东印度制成品的论据，并且对劳动分工的效果，给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例 证。
④ 《货币回答一切》（Money Answers all Things），1734 年。
⑤ 《对外贸易下降原因论文集》（Essays on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Foreign Trade），1744 年。
⑥ 《政论集》（Political Essays），1752 年。
⑦ 《论货币和铸币》（Essay on Moneyand Coins），1757 年。
起源和原因，使得他坚持了这个意见。从事劳动的人中，只有土地耕种者，
因使用了自然要素而交付地租，这种情况，在他看来是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农 业是唯一超过生产费用而产生纯剩余（纯产品）的行业。魁奈承认工业家和 商人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由于他们不能以地租的形式实现净剩余，于是他 认为工商业对他们所制造的或运转的商品原料不能增加任何价值，它们的价 值正等于制造或运转期中所消耗的资本和财物的价值。一当这个原理建立以 后，魁奈就进而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或叫作生产阶级，包括农 民和从事农业的工人，由于他们的作用，一切财富都生产出来了，他们保留 土地产品的一部分，作为他们劳动的工资和他们资本的合理利润；第二个阶 级或叫作占有者阶级，包括那些靠地租或靠耕作者除去他们必需费用以后的 净剩余产品而生活的人；第三个阶级或叫作不生产阶级，包括工业家、商人 及家庭仆役等，他们的劳动，虽是非常有用的，但不增加国富，他们完全依 靠其他两个阶级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为生。很明显，假如这种分法是根据正确 的原理，那末，所有租税便应该落在地主头上。第三个阶级或不生产阶级，
除掉从其他两个阶级获得一些收入外，一无所有；如果从农民的公平合理的 利润和工资中作任何的减少，这便会有挫折他们的干劲的可能性，结果，由 于枯竭了财富的唯一源泉而使贫穷和灾难散布于整个国家。所以，依照魁奈 的理论，结果必然是政府的全部费用和各种公共负担，不管如何征课，必然 最后从纯产品内或地主的地租内支付。根据同一原理，他提议所有现行的租 税，都应当废除，而以课自纯产品或地租的单一税来代替。
但是，不管魁奈多么重视农业超过其他任何种类行业的重要性，他并没 有要求对农业有任何特别的儡袒或保护。他成功地辩驳说，建立一个完全自 由的制度，可以最好地促进农业人员以及其他所有阶级的利益。用一句他经 常惯说的话，“因为最稳妥、最确实和最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国内外贸易政 策，是体现在充分的自由竞争里，所以应该支持完全的贸易自由。”〔《重 农主义》（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第一部分，第 １１９ 页。〕魁奈指出，绝不能为 了土地占有者和耕种者的利益而束缚或挫折商人、技术家和工业家的干劲。
因为他们享受的自由愈大，他们的竞争便愈大，结果，他们的服务亦将更为 便宜。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为了生产阶级的利益而阻止农产品的自由输出，
或以任何种类的限制规章，刁难和压制农业生产者。当耕作者得到了最大程 度的自由，他们的干劲，结果，他们的净剩余生产——增加国家财富的来源
——将发挥到最大可能的地步。依照这个“自由和渊博的体系”（《国富论》，
默莱重印本第 ５３ 页），而确立的完全自由、完全安全和完全公正的制度，是 社会各阶级取得最高度繁荣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迈尔西・德・里维埃是这种制度的最有才干的阐远者，他说：“可见某 一个人的特殊利益，决不能和全体的共同利益分割开来，这正是秩序的本质；
为了丝毫也不损害私有财产权，自由应该在贸易里占统治地位，而在那充分 的自由所自然地和必然地产生的一些结果里，我们找到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为这个巨大的自由所鼓动的个人利益，大大地和不断地促使每一个人去改进 和增加他所出卖的商品；这样就扩大了他所能提供给别人的巨大满足，并用 这个方法，通过交换，他也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巨大的满足。事情就是这样，
要想满足的欲望和要想满足的自由，不断地刺激生产的增加和工业的增长，
它们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形成一种走向尽可能美好的状况
的发展趋势。”①
我们将有其他机会考察这个非常渊博的理论，现在只要指出：因为构成 一切商品的物质，都必须为土地所生产，因而魁奈及其追随者们便认为农业 是财富的唯一泉源。他们完圣误解了生产的性质，实质上，他们是假定了财 富即物质。其实，在自然状态下，物质是很少会有即时的和直接的效用的，
并且是常常缺乏价值的。只有把劳动加于适当的物质上，使它们适合于我们 使用，物质才能得到交换价值，从而变为财富。人类的劳动并不是通过增加 我们地球上的物质而产生财富的。地球上的物质数量，是既不能增加，也不 能减少的。劳动的实际和唯一的结果是用给予已存征物质风效用的办法来生 产财富，这已经反复地证明了。运用于制造业与商业的劳动，正如运用于农 业中的劳动一样，是生产效用，从而也生产财富的。并不象魁奈所假设的那 样，耕种土地是在扣除生产费用之后，产生净剩余产品的唯一行业。当农业 最具生产性时，也正是只有最好的土壤被耕种的时候，这时却并不能由土地 得到地租或纯产品；只有在使用了较贫瘠的土地后，在耕种中所使用的劳动 和资本的生产力开始下降时，地租才开始出现。由此可见，地租不是农业优 良生产性能所生的结果，实际上地租对其他行业来说是生产力下降的结果。
１７５８ 年在凡尔赛出版的《经济表》（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Ｉ Ｔａｂｌｅ）是魁奈编制的 一个附有图解的公式，企图说明伴随着财富生产的各种现象，及财富在生产 阶级、占有者阶级以及不生产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其说明理论的新奇和巧 妙，其形式的系统化和科学化，以及共所主张的自由商业制度，很快地便使 它取得了非常高度的声誉。① 可惜的是魁奈的朋友和学生们，其中如法、意、
德等国的米拉波、里维埃、奈木尔、圣佩拉维、杜尔哥以及其他有名人物等，
都过分地热中于魁奈的特殊学说，过分热烈地为之辩护和宣扬，因而出现了 党派色彩较多于忠诚追求真理的情况（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他们确实是如 此）。因此，他们常被人认作宗派，称他们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他们 彼此的著作，也以不寻常程度的相同为特点。６
纵有这些缺点，但是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学家的劳动，还是有力地帮助 了和加速了这门科学的进步。在讨论有关国富的课题中，此时已经明白了，
必须把它的根源和决定它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放在更确实的和更深入的分析
① 《政治社会中自然的和根本的秩序》（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第 2 卷，第 444 页。
① 魁奈被誉为有创始的功绩，是无可争辩的。但确实的，他的某些理论在一世纪之前，即为一些英国学者 所领先。有关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在 1677 年就已为一篇论文《羊毛限量输出的原因》《Reasons for a Limited Exportation of Wool）所清晰地论述了。论文的作者说，“国家最大任务和利益是保护贵族、绅士以及那些 国家土地的所有者，最低限度其利益也比保护几个雇来制造过剩羊毛的技工、或借输出我们的工业制品而 获利的商人为大，这是很明显的：1.因为他们是本国一切财富基础的主人翁和所有主。所有的利润都是出 自他们所有的土地中。2.因为他们担负着所有的租税和公共支出；事实上，这些租税和支出，都是由购买 者所承担，出卖者毫无负担：所有的出卖者，都会依照他们所承担的租税，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或降低 他们的商品质量。”——第 5 页。
6 年艾斯吉尔先生发表了一篇名叫《废用黄金，另创新币辩》（Several Assertions Proved， in order to Create another Species of Money than Gold）的论文，拥护钱伯兰博士建立土地银行的提议。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 录，正如斯图亚特在他写的《斯密的生平》（Life of Smith）中所陈述的，这篇文章，正呼吸着魁奈哲学精 神的气息：
中。在这个考察的过程中，很快就证实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理论，都 有其错误和缺点；为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建立在一个稳因的基础上，必须 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观察；不能在少数偏见和牵强附会的事实中，或形而上学 的抽象概念中，而必须联系着文明进步中所显示出来的种种现象，以发现它 的原理。佛里伯爵于 １７７１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考察》（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中说明了法国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劳动生产性能优越的错 误意见，指出了所有劳动的作用，只是已有物质的变形。所但是，佛里没有追 究这个重要原理的结果。同时，由于他对什么构成财富这个概念不够明白和 精确的缘故，他也无意发现助长劳动的方法。他对这门科学的某些部分，作 了许多有价值的补充，他也有足够的敏感发现别人体系中的错误，但是建立 一个较好的体系以代替别人的体系，则需要一种相当高度的才能。
最后，在 １７７６ 年，我们卓越的国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
这部著作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如洛克的论文对思维哲学的贡献一样。在 这本著作里，这门科学第一次作了最广大范围的探讨；财富生产所依据的基 本原理，被放在无可指摘和非议的地位上。与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相反，斯密 博士指出了，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泉源；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独立生活的愿望—
—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直到我们进入坟墓以前，从不离开我们的愿望——是 节约和积累财富的原因。他证明了，劳动之用于工业和商业与用于土地的耕 种时一样，都是生产财富的。他研究了最有效利用劳动的各种方法；他对不 同个人间的劳动分工和劳动生产中运用积累起来的财富或资本来使劳动力发 生巨大的增加，给了最可惊羡的分析和说明。与同时代的商人、政治家和政 府官员中所流行的意见相反，斯密也指出了财富不在于黄金与白银的丰饶，
而在于人类所需的各种必需品、便利品和享乐品的丰饶。他论证了听凭个人 依照他自己的办法，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在任何场合下，都是英明的政策，
即是，人们在从事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某种事业时，必定同时也有利于社会；
因此，任何规章制度想要迫使某种事业走向特殊的渠道，或规定在本国各地 之间或与其他国家之间商业来往的种类，是失策的和有害的——有害于个人 的权利——并且和真正富裕和持久繁荣是背道而驰的。
这些极其重要的原理，有不少部分在前人的著作中已有清楚的记远或有 线索可寻的这一事实，一点也不降低斯密博士的功绩。在采用别人的见解中，
他使之成为其自己的东西，他证实了原理的真实性，而他的前辈们却在许多 情况下，只不过是偶然的机遇而已。他把真理从错误里面挑选出来，这在以 前是不可能的；他论述它们的深远影响，并指出它们的局限性，他证实了它 们的实际重要性和真实价值，即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关系；并且把它们归结为 一致的、和谐的和华丽的体系。
《国富论》在许多方面虽是出类拔萃的，但不能否认其中仍有不少错误 和无关重要的地方。斯密博士不曾论及人们所从事的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事 业，必定同时对社会也是最有利的事业。他倾向于法国经济学家的体系——
所 谓的商品，不外是从土壤分离出来的土地。人也只能和土地打交道。商人是世界的代理者，他们把这一 块土地交换着另一块土地。国王自己为牛的劳动所养活：陆军的服装，海军的食物，作为最后的接受者来 说，都必须由土地的主人供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根本都是土地的产物，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土地生 长。”〔这段文章曾为劳德德尔的《公共财富的性质与源泉之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Public Wealth），第 2 版，第 109 页所引用。〕
这种倾向在他著作的每一部分都能察觉到——使得他离开自己的体系如此之 远，以致承认个人利益，并不常常是社会各种行业利益的真正测量标准。他 认为农业，虽不是唯一的生产性行业，但却是所有行业中最有生产性的，他 认为国内贸易比之直接的对外贸易较有生产性，而直接的对外贸易，又比转 运贸易较有生产性。然而很明显，这些区别，都是根本错误的。一个国家，
不外是个人的集合总体。这样，就必然得出，凡对个人是最有利的，必定对 国家也同样最有利的结论；同时也很显然，除非工业和商业产生同农业一样 大的利润，并最后使社会亦受到同样大的利益，不然则某些人的私利将经常 会阻止他们从事于工业和商业。他的关于在固定的和可卖的商品中尚未实现 的一切劳动是不生产性的这种意见，初看起来，似乎并不比法国经济学家们 关于商业和制造业的不生产性的意见，具有更好的根据；而且他的错误近已 为某些作者充分地证实了。但这些只是次要的缺点，《国富论》最根本的缺 点，还在于斯密博士提出了关于谷物价值不变和工资率变动对物价影响的种 种错误理论。这些都阻碍他对地祖的性质与原因，以及对控制利率的规律，
获得任何清晰和明确的概念。结果，把他著作中有关讨论财富分配和租税原 理的那一部分，给完全损坏了。
纵然，我们肯定了这些缺点，但仍然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相信斯密博 士是政治经济学现代体系的真正创始人。假如说他留给我们的不是一本完善 的著作，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留给我们的已经是一本较过去问世的任 何人的著作包含着更多有用的真理的著作。他指出了并且铺平了一条道路，
循着这条道路，以后的哲学家即有可能完成许多他所没有完成的东西，改正 他曾犯过的错误，并作出许多新的和重要的发现。确实，无论我们提到斯密 著作的主要理论的正确性，它的博大精深以及实际结论为普遍可用性，或它 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和完善，以及对国家政策和措施的有力和良好影响多斯密 博士的著作，都必须放在那些有助于人类自由、开化和富裕等著作的最前列。
章
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很久从来就和政治科学纠缠在一起；无疑的，它 们是非常密切地联系着的。要严格地处理那些专属于某一科学的问题，而不 或多或少地提及其他科学的原理和结论，往往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它们的主 要特点上，却有充分的区别。决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在每一个国家 和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中，都是一样的。存在于一个共和国的有利或不利于 财富和人口增加的条件，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君主国家，并且将产生同样的 影响。财产必须安全、有保障，否则，便没有坚持不懈和继续不断的劳动活 动——自由从事各种不同事业，是唤起人类各种才能与创造性活动的必要动 力和泉源。节约公家开支，有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这些都不是某一种政府 所独有的特性。如果自由国家在财富与人口方面，有了最快进展的话，这只 不过是他们政治制度的一个间接结果，而不是直接结果。最可能的原因是他 们对财产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营业自由少加束缚和限制；公共收入，在
章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显示出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株幼芽。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魁奈业已知 道了我们所提到的任何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所讨论的题目，只是关于本地的一些叙述，不足以引起外国人 的注意；假如魁奈真正蒙受过他们的任何德泽，他也不致不诚实到隐藏了自己的谢意。他或者看到过洛克
《提高货币价值》的论文，在这篇论文内，租税最后归宿于土地的概念已经产主。但是在洛克的提示和魁 奈已消化了体系之间，有着不可估量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