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起源 第一章 政治学的双重目的
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 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 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任何一种政治科学都不应当忽视立法者努力奋斗的 双重目的，即一方面要全面考虑人通过社会组织可能获得的幸福，另一方面 要使所有的人共享这种幸福。如果立法者为了使所有的人得到同等的享受，
而不能使某些杰出的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他不允许任何人出类拔萃，
如果他不能为同类找出一个模范，作为寻求公共利益的先驱，那末，他就没 有完成立法任务。如果只是以造成一些特权的人为目的，使一小撮人高高在 上，而使其他一切的人因此受苦受难，那就更不能说他完成任务了。在某些 国家里，人们并不受苦，但是他们也没有相当的余暇或相当的安闲去尽情享 乐和钻研学问，这种国家即使给予下层阶级很多的幸福的机会，它也只算是 一个半文明国家。在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之，生活极 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斫丧，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 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第一篇政政治 经济学的对象及其起源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
相反地，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视所有的人的幸福，
如果他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 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
精神焕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天下最 崇高的一项任务。正是由于抱着这样一个神圣的目的，立法学才成为谋求福 利的至高无上的学问。它既考虑全民族，又考虑每个人；它保护那些由于我 们一切制度的不完备而不能自保的人；它所维护的不平等不再是一种不合理 的事情，因为，它所以特别重视某一些个人，那只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新的 为全人类造福的人。
但是，在任何政治科学中，都没有像立法者这样忽视上述的双重目标的 这个或那个。有些人坚持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差别。他们在估计一个国家的 繁荣情况时，总是拿整个国家的财富、权利和文化来同每个人的那一份相比 较；他们发现强与弱、富与贫、闲与忙、智与愚之间的距离以后，就下结论 说：后者所以劣于前者，是由于政治上弊害过大。另一些人总是抽象地考虑 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他们一旦看到各阶极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发现有表示 反对的方法（像在古代共和国那样）时，就说这是自由制度，哪怕这种制度 是建立在奴役下层阶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一旦看到一个国家（如革命前的 法国）的著名人物才华出众，见解高深，哲理无穷，文笔生花，就认为这种 社会制度最文明了，哪怕那个国家的人口有五分之四是文盲，所有的省份都 处于洪荒的状态。他们一旦看到财富无限，农业完善，商业繁荣，工厂不断 制造各种精美产品，政府的公帑 用之不竭（像英国那样），便把拥有这些 东西的国家叫做富足王国，而毫不考虑那些靠双手劳动的人们，那些创造这 些财富的人们，是怎样陷入极端的贫困，他们每年有十分之一耍仰赖公共救 济；同时，在那所谓富足之国中，有五分之三的人不得温饱，他们在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与所谓穷国一样。假若不是由于共同的科益，不但过去不会有人
类社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存在，就是现在也不能保持它不垮台。如果大家不 是以这种追求共同目标的信念作基础，那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权利。秩序所以 存在，是因为参加这一政治组织的广大群众认为在这种秩序之下可以自保；
政府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代表所有的人，保证所有的人获得他们所期待的 共同利益。
因此，虽然社会中的各种财富分配得不均匀，但是只要这种不均匀有利 于所有的人，它们就会得到保障。如何使某些人尽可能得到最高的待遇，如 何使这种对个人的差别待遇极有利于全体，如何使一切公民免受共同的灾 难，如何使每个人不致由于同一社会成员姿意妄为或利欲熏心而受损害——
这一切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问题对于全民福利的发展都是同样 重要的东西。
第二章 政治学的分类。高级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依照它要达到的目标——普遍的幸福所使用的方法，分为两大部 门。人有精神需要，也有物质需要，所以他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两方面构成的。人的精神幸福是他们的政府努力奋斗的目标，它与政府的完 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高级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责 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级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泽。高级政治应 当教导各国制订一种宪法，通过宪法所赋与的自由，使公民意气风发，精神 高尚起来：它应当教导各国举办教育，以资陶冶公民的心性，启迪他们的聪 明；它应当教导各国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偿现世所受的痛 苦。它所追求的不该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 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
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人的一切物 质需要都要依靠人们通过财富得到满足。财富支配着劳动，购买他人的服务，
以及供给为了人的使用和享受而积累的一切。人们通过财富来保持健康，维 持生活，使老幼都能得到他们的必需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衣、食、住。因 此，我们可以把财富看做是人们为了彼此的物质福利而能创造的一切的表 征；使政府学会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的科学，就是研究全国福利的科学 的一个重要部门。
政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 人民的利益。正如应当利用高级政治向一切公民广施自由、道德和文化的恩 泽一样，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来为所有的人管理全民财产的利益；它应 当设法维持秩序，使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和安宁的生活，这种秩序 不许国家里有任何人受苦，不许有任何人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忧虑，不许有任 何人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所需的衣、食、住；要使人的 生活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抽象地说，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 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 的快乐。社会的当局的使命是帮助上帝关怀世人的伟业，提高人间幸福的质 量，并且按照当局所能为人们增加幸福的可能鼓励自己制度下的人繁殖人 口。
实际上，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 财富和人口的比例。各个阶层如果都能得到温饱，财富才是一件好东西；只
有每个人都确能通过劳动得到适当的生活，人口才是一个优点。尽管国家中 的某些人积累了大量的财产，它依然只能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国家；如果一个 国家的人口——如像中国那样——始终超过它的生活资料，如果他们只能靠 恶人的残羹剩饭维持生活，而经常受饥荒的威胁，那就决不是令人羡慕的对 象或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一种灾难。
一般说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 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使人类既有需要又有痛 苦是广施恩泽的上帝的赐予，因为上帝用这种需要和痛苦来刺激我们的积极 性，促使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如果我们能够摆脱世界上的痛苦，
那我们也就会摒除世界上的道德束缚；同样，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在世界上的 需要，也就会赶走世界上的工业。所以，立法者应该考虑的决不是条件的均 等，而是在一切条件下的幸福。立法者决不是用平分财产的方法来使人获得 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创造一切财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 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相 反地，要通过经常保证一切劳动得到报酬的方法，也就是说，要用维持灵魂 的精力和希望的方法，要使穷人和富人同样享有稳定的生活，并且要使人们 尝到完成自己任务以后的人生乐趣。
亚当・斯密对他关于政治学的第二部门的不朽著作所定的书名——《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时也是政治学第二部门的最精确的定义。
亚当・斯密对这一门科学所提出的概念比后来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一词要确 切得多。至少人们要根据现代关于éｃｏｎｏｍｉｅ（经济）的意义把它当作 ｅｐａｒｇｎｅ
（节约）的同义词来理解了。我们已不是按文字学把经济理解为理家之道了，
而是把它看作对财产的保护和节约性的管理。而且我们是分别把对私人财产 的管理称为家庭经济，把对国家财产的管理称为政治经济了。
第三章 管理国民财富的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对象以前的国民财富的管理 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以后，就必须管理由自己的财富所产生的共同利益。
社会形成的初期，就有一部分公共财产必须用于满足公共的需要。于是，如 何征收和管理这种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就成为政治家的 一门重要的科学知识。我们把这部分知识叫做财政。
另一方面，私人财产使每个公民的利益复杂化了；私人财产随时有遭到 贪婪和诈骗的侵害的危险！依照社会基本契约的规定，私人财产应该受到公 共权力的保护，因为公共权力就是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个人利益的联合。所 有权、财产的分配和财产转移的手段都成了民事法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 门；合理分配国家财产是立法者的一项最重要的天职。
工业在需要的刺激下，依靠日常的经验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财富。随着人 们知识的不断增长，对于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也有了进一步的考虑；人 们把这种手段归结成为一门实际的科学，并且由于对一般自然规律的观察，
他们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农业远在成为一种科学以前就满足了人类的 最初需要；但是，当农业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居民提供了最宝贵贡献的时候，
某些天才人物便把增加这部分国家财富的手段归纳为一门实际的科学了。手 工业和作坊都是从家庭内部产生的；可是不久，实业家从博物学。
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各种植物的特征的知识和仿效大自
然提供的生产方法的知识，即人们所能掌握的静力知识，最后，还有力学的 计算知识：于是，城市工业便像农艺科学那样产生了工业科学。对各国人民 的需要和财富进行比较，以及通过交换使财富有益于一切人的商业也有了商 业科学；商业科学是以多种多样的知识为基础的，它需要对事物进行全面的 研究，既要研究数量，研究人，又要研究法律。
公共财富所属的每个部门都有一种理论，可是公共财富本身却没有任何 理论。古代人从来不想研究有关公共财富的性质或由来的问题。他们把公共 财富全部交给那些从事创造公共财富的个人去管理；而当立法者必须对这种 人加以某种限制的时候，还自以为他管理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从来未注意到 普遍的经济利益。以各个国家财富部门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并非出于一源；任 何科学决不是某一门总的科学的分论；它们都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科学，好 像它们本身都各有各的原理。因此，在制定税率的时候，财政家只考虑在纳 税人方面所遇到的或大或小的障碍，只考虑如何平均分派和征收能够落实而 从不考虑各种课税给公共财产的增减带来多大的影响。法学家十分注意给财 产带来的种种困难，特别着眼于把财产永远保存在家庭中的方法，专心注意 他企图全部保留或恢复一切停止使用的权利；然而，他在创立这些抵押权、
继承权、以及在实际与有益的范国内的显贵地位，却从不想了解一下，这样 做是促进国家财产的价值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从不考虑使增加财富价值 的人获得或失掉利益能否增加财富。农学家则总是只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考虑利用奴隶进行耕种的残酷问题；农、工、商各 方面的立法，一向也不是以寻求公共财富最大发展为基础的。在洋洋大观的 罗马法汇编里，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有不少深奥的哲理，其中也给我们阐明 了立法的基础，并且讲得很有条理，但是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而制定的罚 则却一条也没有，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法律中仍然存在着这种缺点。古 代的哲学家，主要是专心教他们的弟子，说什么财富对于人类的幸福没有好 处，很少始政府指出促进财富增长的法律，而是给政府制定了妨碍财富增长 的法律。①
然而，希腊的理论家曾追求过人类的各门科学。希腊人给我们留下了希 腊哲学家研究经济的少量著作；我们应该稍微谈一谈这些作品，那怕只是为 了弄明白社会已经达到高度发展，而且那些很多聚集在一起过幸福生活、体 质得到充分发展并培养出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在创造财富的原理方面无知到什 么程度，也是有必要的。
色诺芬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讲到趣济学的定义时，把经济学说成 是改善家庭的艺术，并且声称他所指的家庭包括家庭所拥有的和使用的一切 东西，①他主要是从哲学观点、而不是从立法观点来阐明这种经济学。他在 物品分配和劳动分配方面特别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他特别注意应孩在家庭秩 序中起主导作用的妇女性格的培养；他用管理奴隶的方法来培养妇女的性 格，尽管他提到奴隶的教育使奴隶变得愈来愈像牲口，而不像人，并一再强 调用温和与奖励的办法来教导奴隶。然后，他把工艺和农业这两种引起发财 致富的职业作了对比；他说当时普遍经视工艺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工艺使 人们的身体衰退，破坏健康，毒化灵魂，削弱毅力。他把农业描绘得非常美
① 苏格拉底：《色诺芬的经济学》，益伊出版社，第 6 卷，第 442 页。
① 《色诺芬的经济学》，第 6 卷，第 4 章，第 486 页。
妙，说农业是农家的幸福源泉，他指出农业和勇敢、好客、慷慨以及一切美 德有密切关系。这部著作表达出作者爱美、爱诚实的情感，洋溢着温雅的慈 爱、热诚和真挚的同情心，读起来颇引人入胜，然而，这决不是我们所要探 讨的政治经济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共和国》第一部中用四、五章（第 ８—１３ 章）的 篇幅论述政治经济学；他甚至给这门科学起了一个比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更恰 当的名称：Ｃｈｒｅｍａｔｉｓｔｉｇｕｅ，
χρηµατιςιχη
（理财学）。他给财富下的定义 是：“属于家庭和国家的经过加工的丰富的物资”——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 的。②关于货币发明的叙述也同样正确。他那擅长下定义和辨别是非的智慧，极其明确地通过农业、工艺和资本的利息来区别出获得财富的各种手段。如 同所有古人一样，他特别喜爱农业；后来，他放案了他的全部狭义的政治的
“理财学”，并且说：这种理财学只是行使法律的根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根据这个论断，人们本希望可以从他那两部《论经济学》的著作中找到 更确切的东西。可是，这两部著作的希腊文本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列奥纳 尔・阿雷坦的不可靠的拉丁译本了。第一部论述构成家庭的成员，第二部论 述家庭中的什物。第二部开始谈到君主、诸侯、城邦和私人等各种经济管理 的分类，儼然要对公共财富做出惊人的论述；其实，只不过是可笑地罗列了 一些关于暴君、总督或自由城邦在饥荒时期横征暴敛的各种卑劣的手段罢 了。几乎可以说，近代出现的一切非法的税收，很少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先例 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或是某个隐名作者竟把这些事情无 原则地和杂乱无章地写了下来，就是对最粗暴、最不合理的税收也毫不加谴 责，或指出其危害之甚。
后来，柏拉图终于在他的《理想国》的第二部里阐明城邦或人类社会的 起源，他以亚当・斯密的门徒决难办到的方式，阐明并精确地发挥了他的经 济学说。按他的说法，人们由于相互间的利益便彼此接近起来，并且使人们 不得不把力量结合到一起。柏拉图指出，为什么只有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分工，
为什么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单独做的事情，以及大家这样作的好处在哪 里。对他来说，商业是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结果；他认为商业方面首先需要得 到鼓励的就是自由。他把活跃的商业和小铺主那种足不出户的古老经营方式 截然分开，小铺主只不过是零售商人聚集的一些财产。只有社会进步了，才 会有一些人过豪华生活，他们所以有空闲、快乐或进行研究的机会，正是因 为有另一些人替他们干活。他根据财产不均和体质的强弱，以及相互竞争的 城邦不断增长的需要等等现象，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有一部分理财的 人，这些人要依靠其他人生活，分享别人的劳动果实。①
这位哲学家精确地分析了经济利润的起源和社会的形成，他在未来的共 和国里至少要任用他的理财人，要建立共产共妻的制度，人们看到这种情况 必然会感到惊異。古代的人们有时由于自己的幻想而想入非非，他们过于用 纯理论的论文代替他们所缺乏的实际经验。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从未忽略只 有财富对国民幸福有利，只有财富有价值；并且正因为他们永远不抽象地对 待财富，他们的观点才有时比我们更正确些。
罗马人给我们留下了几部关于农业经济的著作，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
② 亚里士多德：《论共和国》，巴黎出版社，对开本，第 2 卷，第 304 页。
① 柏拉图：《理想国》，第 2 部，第 369 页以下，对开本，昂里西—斯太法尼，1578 年版。
一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著作。
此外，哲学家在研究财富时，就个人利益讲也没有必要先讲一套财富的 道理；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某些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代文明遗迹证明：即使 没有促进国家富强的科学的发展，国家也能够发展到富强的最高峰。
第四章 十六世纪查理五世的大臣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第一次革命 已经到达高度文明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虽然从未想到政治经济学可以作 为一门科学对象，可是他们曾经把自己的天才运用到许多问题上去，他们企 图彻底理解他们所观察的一切事物，而且由于他们享有较多的余暇，经常研 究政治学，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求尽美尽善。我们不能苛求，在古人没有 走过的道路上刚刚有所发现，人们的思想能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中世纪就产 生这门科学。实际上，只是在近代才有一些理论家由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 穷困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财富这方面来。
十六世纪，在欧洲政治中普遍发生的巨大变化，几乎动摇了各地的公共 自由，这种变化使弱小国家受到压迫，城市和各省的特权遭到破坏，并且导 致管理国家财产的权利搏移到少数对积累和延续下来的工业一窍不通的诸侯 手里。到了查理五世时代，在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半个欧洲完全没有自由，没 有知识，也没有财政！可是，欧洲的另一半却已趣发展到高度繁荣的程度，
而且农业财富、工厂和商业正在与日俱增，这半个欧洲的统治者，是那些生 平研究过经济、在增殖自己的财产的同时学会了增殖国家财产的自由民族的 领袖，他们是以公共的利益为行政方针的，而不从自己的个人野心出发。到 十五世纪，只有在意大利的几个共和国里，在汉萨同盟的共和国里，在德意 志的帝王城市里，在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自由城市里，以及可能在法国和英国 的某些享有很大城市特权的城市里，才可以看到财富和钱庄。所有这些城市 的官员往往是从商业中培养出来的，他们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提高到理论高 度，而什么对他们同胞的利益有利，什么有害，他们却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随着始于十六世纪破坏欧洲整个均势的可怕战争的爆发，在专制政权下 产生了三四个掌有全权的君主，这几个君主便瓜分了文明的区域。查理五世 把当时许多以工业和财富著名的国家——西班牙、几乎整个意大利、弗郎德 勒和德国完全归并到自己的统治下；不过，他是先灭亡这些国家，然后吞并 的，同时，他实行了取消这些国家一切特权的政策，因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 复兴。
最专横的暴君也并不比那些行使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的人们统治得更多。
他们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他们所选任的大臣，而不任用有群众威望的人。但是，
他们选用这些人的条件却与自由政府不同。在他们看来，用人的首要条件必 须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代理人必须是整天养尊处优、或至少是对 家庭经济毫无所知的人。尽管查理五世的大臣擅于经营商业，擅于施展诡计，
可是，在经济事务上都不学无术。他们在广大的奥地利君主国家的全境彻底 破坏了国家的财政、农业、作坊、商业和各种工业，因而人民清楚地看到，
这些人比起共和国官员的实践知识实在有霄壤之别。
查理五世和他的对手弗朗棱瓦一世，以及打算在他们中间保持均势的亨 利八世都苦于国库空虚。他们的继位者，野心勃勃的奥地利王族，在一百多 年期间一直顽固地进行耗费巨大的战争，不顾公众的疾苦，不断扩大军费支
出。遭受战祸的人越多，热爱人类的人们就愈益感到有义务保卫他们。与思 想的自然进程相反，政治趣济学是从财政科学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们知道，
他们要想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打算保护人民免受极权制度的掠夺，就必 须向诸侯们谈诸侯们的利益，而不谈论正义或义务，他们希望很好地使诸侯 们明白：什么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财富的根本，教导他们如何享用财富而不 破坏财富。
第五章 重商学说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欧洲很少自由，最初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不能公开 发表他们的见解；财政严格保密，不参与财务的人就不能洞悉情况，从而就 成了一种普遍的规矩。有一些大臣们也研究政治经济学，当时，国王只是偶 然侥幸才找到个既有才能、又忠诚正直、热心公务的人掌管财政。
在法国，曾经有两位大臣即亨利四世时代的苏利和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 贝，首先给这门学问带来了一线光明；这以前政治经济学一直被当成国家机 密，而在这种“保密”中孕育和隐藏了许许多多可怕的谬论。但是，尽管他 们具有过人的天才和能力，要使财政制度井井有条，并取得某种程度的统一，
却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不过，这两位大臣在打击了商人的种种骇人听闻的 欺骗、以及由于他们的保护私人财产有了相当保障之后，他俩多少看出了使 国家繁荣的真正源泉，因而力图扩大这个真正源泉。苏利主要是保护农业，
他一再宣扬：畜牧和耕种是国家的两个乳房。据说科尔贝是 经营呢商的家 庭出身，由于路易十四宫廷中讲求虚荣心，他便隐瞒了这种出身。他竭力使 工商业趋于繁荣。他任用了不少商人充当顾问，事事都咨询他们的意见。为 了便利各种财富的交换，这两位大臣都修筑了许多道路，开凿了不少运河。
他们都维护和支持经营企业的精神，都尊重使自己国家日趋富裕的发愤图强 的积极性。
在这两位大臣中间，科尔贝的观点和我们最相近，他早在学者们使政治 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学说以前，就把政治趣济学看做一门科学。可是，他自己 却有一套关于国家财富的学说，事实上，他也需要这样一种学说来概括他的 政策，明确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这种学说可能是从他所经常请教的商人中 得到启发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重商学说，有时也称为科尔贝主义：这并不 是说这种学说是科尔贝创始的，也不是说他在什么著作中发展了这种学说，
而是因为一方面他在公开宣传这种学说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 尽管这一学说有些错误，他却能从中找出非常有益的实用方法，而且他所表 现的天才是很多论述同样观点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因而他的名字给读者留 下了最深刻的印象。①
但是，把重商学说和科尔贝的名字明确分开也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学说 是创始于一个向商人咨询财政意见而不许他们参与国事的国家中，这些商人 已由公民变为臣子；在这样的国家中，虽然叫商人考虑别人的利益，但实际 上他们所了解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利益。专制政府的所有大臣由于希望考虑财
① 查理・戴华南特在 1699 和 1700 年所发表的许多著作，梅隆在 1734 年发表的《商业政治论文》和詹姆 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四卷集，1763 年伦敦版）以及安东・支诺维西的《商业论—
—政治经济概论》（两卷集，1768 年米兰版）中，都对重商学说有了进一步发挥。
政问题，便都采纳了这种学说：而科尔贝只是原封不动地遵循了这种学说罢 了。
很久以来，各国政府都非常轻视商业，后来方认识到商业是国家财富的 不尽源泉。国家的一切大量财富并非都属于商人；可是，当国王有紧急需要、
必须立即征收大量金钱的时候，却只有商人能够为他们出钱。地主也往往有 庞大的收入，工厂主在这方面也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地主和厂主只能够支配 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年产品；唯有商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全部财产 交给政府使用。他们的资本都是随时供应消费的货物，都是直接供应市场日 常需要的商品，因此随时可以出卖，在比任何其他公民都少受损失的条件下 提供国王所需要的大量款额。这样一来，商人便找到了使自己说话有力的门 径，因为国家的全部金钱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同时，他们几乎不受任何权力 的约束，他们常常可以在专制横行的时候把别人不知道的财富抽走，并随时 把这种财富随身带到外国。
只要商人与政府分肥，政府是非常愿意使商人获得高额利润的。他们认 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彼此取得谅解就行了。他们帮助商人支持工业，
由于商人的利润是通过贵卖贱买从中渔利的，所以，只要在买卖过程中能买 得更贱卖得更贵，就是对商业的大力支持。充当政府顾问的商人，贪婪地攫 取了这种送上门来的礼物，于是便产生了重商学说。安托尼奥・德・雷瓦、
费尔南・德・岡查加、托勒多公爵等等这些查理五世的贪得无厌的大臣及其 继承者，创造了无数的专利，他们对于政治经济学没有别的概念。只要人们 打算把这种掠夺消费者的方法变成一种学说，只要人们想在会议上讨论这个 问题，只要柯尔培尔征求工团的意见，只要公众掌握了这些材料，就必须给 这些商业活动寻找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不 仅要考虑财政家和商人的利益，
而且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因为自私自利的算盘是见不得人的；因此，公开宣 扬这种学说的好处首先就是杜绝不正当的意见。
于是，重商学说成了受人欢迎的形式；而且它也必然要这样，因为直到 今天，在财政和商业中重商学说一直迷惑着绝大多数实业家。一些早期的经 济学家曾经说过：财就是钱。一般几乎都把钱、财两个字当作同义词来运用，
而且谁也不怀疑钱和财的同一性。他们又说：金钱支配着人的劳动和人的全 部劳动成果：只要钱肯于对劳动付出代价，那就是钱产生的劳动和劳动果实：
在一个国家里，维持工业的是钱，每个人能赖以生活和延续生命的也是钱。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钱更为重要，钱可以建立军队，能够保证战争获胜：
富裕的民族压迫着穷困的民族。所以，整个说来，政治经济学就是旨在探讨 如何供应国家以大量的钱。但是，要想使国库拥有大量金钱，只有不断从地 下去采掘，否则就得从国外输入。因此，如果本国有银矿就得积极进行开发，
不然就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来取得外国龈矿所开采出来的银子。
主张重商学说的学者们还说，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任何交换，如英国人 与英国人之间的一切买卖，实际上在英国海岸以内的地区，一个铜板也不会 增加；所以，商业或工业在国内取得的一切利润都是空的。从个人来说，当 然可能发财，不过这是建立在他人破产的基础上的；有人赚钱，就会有人陪 钱，就国家来说，虽然经过这些买卖，不管有些人怎样勤劳，或另一些人怎 样懒惰和任意挥霍，国内的金钱仍然和从前一样多，国家并不因此比从前更 富或变穷。
但是，对外贸易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因为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过钱来实
现的，当然，结果不是金钱外溢就是输入金钱。要使国家富强，为了增加国 家的级币数量，就必须设法使本国多向外国倾销货物，少进口货物。严格地 说来，应该把这种学说推进一步，即要使国家总是向外输出，而永远不进口 货物，但是，很显然，这种不许进口的禁令，必然会使整个商业遭到破坏，
所以这种学说的创始人，只要求一个国家进行这样的交换，交换的最后结果 必须使它可以用钱来清偿：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像每个商人一样，在他和对 方进行交易一年之后，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卖多于买，看一看自己是债权人还 是债务人；最后要用钱来使它平衡。国家也是一样，要把自己所成交的购买 项目以及自己同每个国家所成交的出售项目结在一起，总起来看，每年国家 在最后利用钱使贸易收支平衡时，是个债权国还是债务国。如果这个国家金 钱外溢，它就要逐渐变穷；如果它输入金钱多就是在不断地发射。
这种学说的必然结果是，要求政府对于出口贸易给与经常的优待：同时 要求国家不断对工业进行监督，使它只向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不追求 个人利益。大家知道：一个商人在国内进行一项有利的买卖，丝毫也不能使 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富，如果他购买外国的商品，还会使国家受到损失；反之，
他向外国倾销本国商品，由于他使跟币流入国内，即使他破了产也对全国有 利。所以，有人要想弥补个人的利益（人们认为这是不能忽视的），就全都 要遵照规定办事；工业必须设法保证源源出口，国境线上要设置关卡，以便 制止外国货流入，或防止有人使本国的金钱外溢。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还向政府提出，为了多吸收外资，必须不在本国领土 上出售未经加工的产品，而要经过本国的工业加工提高这些产品的价值以后 再向外倾销；要让城市的工厂把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倍或十倍；因此，国家当 局必须鼓励工业，要设法阻止那些能由本国工业提高价值的原料未经加工就 流往国外，因为未加工的产品是不太值钱的。因此，从重商学说产生的一些 规定还具有另一种性质：这些规定特别注意出口商的利润，竭力使出口商能 够贱买贵卖，即使这样做为国内的其他阶层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在所不惜。
今天，任何学者也不再公开宣扬重商学说了。但是，这种学说却在参加 政府工作的人们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语言方 面的混乱，它仍然在那些唯恐陷入抽象理论的人们的身上，发生一定的作用。
各国人民所不得不遵循的那些规定，今天都不过是这种学说的实践罢了，虽 然有很多人还一直对这种学说存有戒心，然而只有在采纳这种学说的人中间 才存在商业的平衡。因而寻求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思想根源，向那些自称已 经掌握一种原理的人指出这种原理本身就是出于一种还没有经过讨论的见 解，确实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第六章 重农学说或经济学家①的学说
在整整一个世纪期间，各国政府都普遍实行过重商学说，商人和商会也 普逼援引这种学说，学者们也纷纷评论这种学说，好像它已经获得了最雄辩 的证据，而无须乎再寻找新的证据了。但是，十八世纪中叶以后，魁奈医生 写出了他的经济表。后来，米拉波和李维埃尔神甫又为魁奈医生的经济表作 评注，杜滂・德・奈木尔又把它加以发挥，杜阁对它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
① 经济学家（économistes）即指重农学派。——译者
了法国的一个叫做“经济学家”的包括着人数极多的学派的赞同。这个学派 在意大利也找到了拥护者，并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然而，这个 学派完全盲目地崇拜魁奈医生的诅法，对魁奈的见解毫无选择地加以接受，
几乎看不出这个学派的学者中同有什么不同的见解或多少进一步的发挥。① 这样一来，魁奈就在政治趣济学的领域中创造了第二种学说，即所谓重 农主义学说，但是，一般还是称作重农学说或经济学家学说。这种学说首先 确定什么是财富，因为在魁奈看来，金和银不过是一种标志，是在人类彼此 之间进行交换的一种手段，是各个市场上的价格：他认为只有大量的金银，
决不能成为其个国家繁荣的标志。所以，他特别注意手里财富日渐增多的各 阶层人们中间的差别，魁奈力图在人们中间寻找有创造能力的人，寻找那些 最先创造财富、然后把财富转给别人的人，他最初只注意到那些从事交换转 移的人们并非财富的创造者。
把两半球的产品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商人在卖出自己的货物回 到祖国的港口以后，所有的钱虽然比他开始运货的时候多一倍，这在魁奈医 生看来，同样不过是做了一项交换罢了。必须以高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把欧洲 的布匹卖到殖民地去，才算真正增加了这些布匹的价值。除了布的购价以外，
商人还赚到补偿他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他自己和海员以及他的代理人在来 来往往运货中的一笔生活费用。他对运回欧洲的棉花和糖，在售价上也应该 获取同样的收入。如果他的旅行结束时，还有了一些利润，那是他节约和善 于经营的结果。消费者对他在运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累而付给他的报酬，要 比他支出的费用多得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酬金自然应该全部归挣得这 种报酬的人去支配；如果他把自己的酬金花掉了，那么他就没有通过自己毕 生劳动而为国家增加什么财富，因为他所运回来的货物正好和他运出货物，
连同他本人及其雇用的全部人手在这种经营活动中所应支付的报酬完全相 抵。
根据这种推论，法国的学者把转运商业叫做节约商业，这个名称迄今仍 然沿用。他说：进行这种活动的国家绝不是为了满足本国的需要，而只是为 两国的利益服务。第一个国家除了酬金以外不要任何其他利润，只有它在这 项酬金上节约一些才能得到一些财富。
魁奈医生接着谈到了工厂方面，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交换，和经商完全 一样。不过，工厂的原始合同以两个现实的价值为目标，在他看来是现在和 将来的交换。他认为，通过工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只不过是工人积累的工 资的等值。他在劳动过程中消耗土地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另一种土地 的产品刚成了他劳动加工的对象。纺织工人首先应该在他织出的布匹的价格 中，得到用来织布的亚麻或苧麻的价格，然后赚回他在整个纺纱和织布的过 程中所消耗的粮食和肉的价格。他所完成的工作只是代表这些不同价值的积 累而已。
最后，法国的经济学家还注意到农业方面。他认为，农民、商人和工人 的地位是相同的。农民和工人一样，也是用土地进行现在和将来的交换的。
他所得到的收成包括他劳动所积累的价值；他的收获给与他一种报酬，他对
① 弗朗索瓦・魁奈：《经济表和政治经济学的普通原理》，1758 年凡尔赛版。米拉波：《人类之友》，1759 年巴黎版。李维埃尔：《政治团体的自然基本秩序》，1767 年巴黎版。杜滂・德・奈卞尔：《重农学说》，
1768 年巴黎版。
这种报酬享有与工人和商人同样的权利，因为这是对他在再生产过程中所消 耗的一切土地的收获的补偿。但是，除了这种报酬以外，他还得到一笔纯收 入，这是人们在工业和商业中所绝对找不到的：这就是农民为了能够利用地 主的土地而支付给地主的。
魁奈认为，地主的这种收入和其他一切收入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绝不是 用以表明补偿给劳动者的垫支所用的名词：ｒｅｐｒｉｓｅｓ（回收）；这也绝不是 酬金，绝不是交换的结果，而是土地的自然劳动的价格，是大自然所赐予的 恩惠；此外，既然只有这种收入绝不代表已经存在的财富，也就只有它应该 成为其他一切财富的源泉。按照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的价值，不管它们有什 么变化，魁奈总是把土地的收入看做最原始的来源。农民、工人和商人的劳 动消耗这些土地的收获，把这些收获看成自己的薪金，然后再以新的方式再 生产这些收获物。只有地主从这个来源中，即从大自然的手中取得这种收入，
用这种收入支付给那些为他个人而劳动的所有的同乡们的工资。
这种天才学说彻底推翻了重商学说。经济学家否认这种商业平衡的存 在，而他们的反对派却认为这种商业平衡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要从外面 找到一个源源不绝向国内流入货币的泉源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找到，他们 也认为毫无好处：最后，他们认为工人和商人——重商学说的宠儿——没有 任何生产能力，因为，他们把全国分成三大阶级，他们只承认地主是国家财 富的分配者：农民是生产工人：因为只有他们为地主生产收入：商人、工人 以及维持国家秩序和安全的官吏一概被列为薪俸阶级。
这两种学者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主张也完全不同。童商主义者 主张政府当局必须参与一切事务，而经济学家则一再劝政府：叫他们“放任 自流吧！”因为这样一来，公共利益就会完全概括了个人利益。他们认为，
个人利益比政府更能吸引人们去追求公共利益，因为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 一部分。
在政治方面，经济学家认为地主是接待全国房客的房东，是一切财富的 分配者，是全体公民赖以生存的主人，同时把他们看成国家绝无仅有的至高 无上的君主。经济学家尽管出身于君主政体之下，并且他们的学说不得不为 君主政体的政府服务，但是根据他们的学说，他们却主张建立极权贵族政治。
他们赋予地主或国家当局以同样的义务，而且认为支配整个社会力量的义务 必须永远操在地主的手里。
在财政方面，经济学家由于把一切收入都包括在土地每年给地主所产生 的收入里，他们坚信，任何税收，不管其征收方式如何，最后都得用这种收 入来补偿；因此，他们认为税收只应当直接向必须永远支付这种税收的人征 收；这种税应该永远以土地收入为基础，而任何其他种征税方式，结果都会 使同一地主耗费过多，并且使所有的人，首先是纳税人遭到不必要的麻烦。
在行政方面，经济学家主张政府的全部职责在于保证第一等级的人——
或者说地主，享有全部的土地支配权，并且使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土地 的果实；对第二等级的人——或者说农民，保证他们的酬金，并补偿他们每 年所支出的一切费用：对第三等级的人，就是说包括主人、商人、艺术家以 及拥有各种技艺的人，保证他们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豁免和竞争这三个词所 表达的一切权利。
在对外贸易方面，经济学家坚决主张永不禁止任何本国的产品或商品出 口：
永不禁止任何外国产品或商品进口；
对于本国出口的任何产品和商品永远不征收任何税款；
对于来自外国的产品和商品永不征收任何税款；
在港口或市场上，对外国人和本国人一律采取平等待遇。
经济学家这一学派在法国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法国政府允许他们 参预国家事务，却不许他们了解国事。理论上的讨论固然有相当的自由，然 而他们却无法了解任何事情，或任何一份政府所保存的文件。在法国经济学 家这一学派里，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由于环境所迫，以致不了解事实的后果，
这些事实正是他们的天才的但尚未完全成熟的理论根据。然而，这种学说对 于全国来说，却具有根大魅力，因为它破天荒地使全国人都管起国事来。但 与此同时，在一个享有自由、并有权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国家里，产生了 一种同样富有天才的学说，这种学说有很多的事实和考证作依据，它经过一 个很短时期的斗争就使其余两种学说黯然失色，因为无论这些谬论曾如何风 行一时，真理毕竟要战胜谬论的。
第七章 亚当・斯密学说。本书的其他部分
亚当・斯密是第三种政治经济学说的创始人，他和他的先驱者不同，他 不是首先找出一个理论，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套进这个理论，而是把政治学当 做一门实验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细致 的观察，才归纳出原理。他在 １７５２ 年写过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程的讲义，以 后，在 １７７６ 年发表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这部著作的确 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对过去各个时代的经济革命 事实的分析得到启发以后，找出并首次发表了这一增加财富的普遍法则。
亚当・斯密对于其他两种排他性的学说同样加以摈弃，因为这两种学说 一个把财富的创造归功于商业，而另一种学说又把财富的创造归功于农业，
他则是从劳动中找到财富的源泉的。他认为，任何一种劳动，无论是农业劳 动或工业劳动，无论是生产作为财富一部分的商品，也无论是增加一种已存 在的物品的价值，只要产生交换价值，就是生产性的劳动。
同样，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创造者，而节约则是积累财富的唯一 手段。资本是通过节约创造的，亚当・斯密对于资本这个名词的理解并不像 重商学说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只包括金和银。他认为通过人的劳动所积 累的财富，以及这种财富的所有者为了谋取好处而在其上加施新劳动的财 富，都是资本。
他认为，国民财富包括，一、通过人的劳动而变成能够生产的土地，它 不只是以收益补偿所付出的劳动，而且还给土地的主人生产纯收入——租 金，即他所谓的地租；二、用来发展工业，使工业可以赢利的资本，资本的 流通给资本的主人生产第二种收入，即所谓利润；三、给从事劳动的人带来 第三种收入，即所谓工资的劳动。
亚当・斯密不仅认为每种劳动都有利于公众。并促进财富的增长，而且 基本上主张：社会要通过那些打算用钱雇用劳动的人来要求它所最需要的劳 动；这些需求和供应，是人们可以信赖的社会利益的唯一说明，而国家当局 可从完全信赖个人利益来发展工业。
他断言，最需要的劳动永远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根据这个理由，这样
的劳动报酬也就最高，同时也必定最富有成效。他认为，随着财富以及国家 所掌握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增加，国家必须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满足国内消费 的农业、国内贸易和工业方面，用于满足国外消费的对外贸易和工业方面，
最后也要注意运输业，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从一个萧条的工业搏到更能赢 利的工业永远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农业或商业起见，他要求 政府只须给它们以完全的自由，无需有任何优待，因为他把一切发展国民财 富的希望都寄托在竞争上。①
这里不打算对这种学说作更详细的说明，因为本书整个都是为发挥并补 充这种立论的。亚当・斯密的学说就是我们的学说；他的天才在科学领域所 燃起的火炬，把他这个学派的人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此外，我们以后所获得 的任何进步也都要归功于他，我们是依靠他才发现他自己所没有发现的真理 的：因此，如果一定要把他没有完全阐明的观点一一罗列出来，就未免是一 种可笑的虚荣了。
我们既然对这位创造天才表示这样深切的钦佩和真挚的感激，那么人们 必然会奇怪，我们根据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实际结果往往和他本人的立论大相 径庭，而且当我们把他的原理和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综合在一起的时候（这 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学说已经多少付诸实践），可以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我 们所得出的结论和他的结论截然不同。
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 富的唯一手段，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只 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
亚当・斯密所考察的只是财富，并且认为所有拥有财富的人都关心财富 的增加，从而得出这种结论：只有让个人利益在社会上自由活动，这种财富 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他曾经向政府讲过：私人财富的总和就是国家财富：
没有一个富人不兢兢业业地把自己变得更富，因此，就听其自然好了；他在 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我们讨论过财富与人口的关系；因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的生活，或者使 人们幸福，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使资本增加就算得上富裕，而是在资本增加的 同时，也使本国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足的时候才算富足！毫无疑问，两千 万人有六亿法郎的收入，此十万人有四忆法郎的收入更加穷困。我们曾经讲 过，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夺原 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产；为了使这种分配更为合理，分配均衡，我 们几乎始终呼咛亚当・斯密所擅案的政府干预。我们把政府看成应该保护弱 者不受强者欺侮的保护者，应该成为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的保卫者，应该代表 公众的长远利益，应该使长远而稳定的集体利益不受暂时而又强烈的个人利 欲所侵犯。
经验似乎向我们证明了这种旧学说的新观点。虽然亚当・斯密的权威丝 毫没有改变所有的经济立法，未能改变关于自由和普遍竞争的基本学说，却 在一切文明社会里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在工业能力方面有了个人不可思
① 亚当，斯密的学说在他所奢《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有所阐明，八开本三卷集。并参考 萨伊著《论政治经济学》，八开本，两卷集、巴黎版。亨利・斯托赫著《政治经济学教程》或《决定国家 繁荣的原理》，八开本，六卷集，彼得堡 1815 年版。最后，请参考我在十五年前发表的一篇作品《论商 业财富》，八开本，两卷集，日内瓦 1803 年版。
议的发展，但是，在许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我们是从经验中 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为了避免人们由于自己不能获利的 财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这种保护权力才能 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针算范国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 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
①
我们认为必须事先向读者声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和亚当・斯密的结 论有重大分歧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绝对不在对 于我们所不同意的亚当・斯密的见解进行反驳的方面多费笔墨，也不打算说 明我们和他、以及和那些对他的巨著作过评论的许许多多作家的观点有什么 样的分歧。政治经济学原理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而且这些原理是互为因果的。
我们按照我们认为有天然联系的情况来叙述这些原理，至于哪些是属于我们 的，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先驱者的，我们不打算区别开来。如果这些原理确实 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组成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整体，那末我们的目的就算达 到了：因为我们相对不妄图建立一种新的学说来反对我们老师的学说，我们 只是说明，根据实际经验我们不得不对他的学说作某些修正而已。
我们打算把这个学说分为六大部分，我们认为这六部分就足以包括全部 政治学，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这种政治与它所治理的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这 六大部分是：一、财富的形成和发展；二、论领地财富（土地财富）；三、
论商业财富；四、论货币：五、论税收：六、论人口。这六部分的每一部分 都成为一篇的主题。领地财富和人口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并没有作为专题 研究的对象不过，目前，亚当・斯密的一位英国籍学生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 同的，他脱离了亚当・斯密的学说，甚至我们认为他们更远远地离开了亚当・斯 密那种探讨真理的态度。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他始 终竭力根据社会状况中的每一桩事实来进行研究。他永远不忽略与事实具有 联系的各种客观情况，他永远不忽视足以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结果。在今天 对他进行评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指出：他并没有始终忠于这种综合推理的方 法；他并没有始终保持他所决定的主要宗旨——财富与人口的关系，或者财 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的英国新学生，陷入了抽象，这就使我们把人遗忘 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他们 的科学过于空洞，甚至可 以说脱离一切实际。他们起初认为使理论摆脱一切次要问题，可以显得更清 楚，更容易理解，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的新经济学家所写的作品是非常晦涩 的，需要费很大力量才能理解，因为我们的脑筋对他们所要求的那种抽象能 力是不肯接受的，但是，这种反感本身就是对我们脱离真理的警告，在伦理 学方面，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我们只力图把一个原理孤立起来，而且只 着眼于这一个原理，我俩就会脱离真理。
李嘉图先生在 １８１７ 年所发表的天才著作，不久就被译成了法文，并且 经过萨伊先生的注释和光辉的评论，内容更加丰富了。我们认为本来是英国 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新方向的一个卓越的范例。这一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
① 在我们以前，别人也指出过，经验用没有完全证实亚当・斯密的学说；亚当・斯密派的最著名人物之一 加尼尔先生，完全放弃了他最初所信仰的学说。一般说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 计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像，感性和想像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的确，加尼 尔先生的见解的改变，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我们认为他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理》在英国人中间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学术界很有权威的一家报纸①在报导 这一著作时，曾说这是政治经济学继亚当・斯密之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但 是，如果说由于他的鼎鼎大名有时我们不得不引述这部著作时，不论是要以 他的计算作为自己的论据或是驳斥他这种计算，只要我们一有机会引述这本 书，我们就立刻会认为我们站的是另一种立场。
有一个法国行政人员，虽然没有在他的作品上署名，但他的名字是绝对 瞒不住的。他在同年也发表了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据他说，
他这本书是为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写的。他既然怀着这样目的，却把书写得 那么抽象，这简直使我无法理解。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在政 治经济学方面的确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是，我认为最实际的部分，即对于一 个政治家最主要的部分，和他所想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① 《爱丁堡评论》，1818 年 6 月，第 59 期。
第二篇 论财富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 单个人的财富的形成
人一生下来，就给世界带来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 福的愿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劳动技能或本领。这种技能 是他的财富的源泉：他的愿望和需要赋予他一种职业。人们所能使自己享有 价值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技能创造出来的，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用于 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愿望。但是，他消费自己通过劳动创造的、为自己享用 的东西，需要有较长的时间。这种东西，这种积累起来不予消费的劳动果实，
便称为财富。
财富不仅不需要任何交换的标志或金钱就能存在，即使没有任何交换的 可能，或者没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也能够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
如果没有劳动所应满足的愿望或需要，财富就不能存在。假使一个人被遗弃 在一个荒岛上，没有任何人与他争这个荒岛的所有权，不管这里的土地多么 肥沃，不管这里森林里的猎物多么丰富，也不管沿岸有多少鱼，地下具有多 少矿藏，如果他不劳动就不会致富。相反，他会在大自然赐予他的这些恩惠 中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甚至饿死。但是，如果这个人用自己的技能活捉几 只奔跑在树林里的动物，而且并不立刻把它们吃掉，却把它们保存起来以备 日后的需要，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把这些动物加以驯养，喝它们的奶，让它们 参加自己的劳动，使它们繁殖，他就可能富裕起来。因为劳动使他获得了这 些动物的所有权，而且另外一种新的劳动使它们变成了家畜。衡量他的财富 的尺度绝不是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进行任何交换的可能。衡 量他的财富的尺度是他所能满足的需要的范围，或者说，是在他不需要新的 劳动就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过活的时间。
这个人经过驯养牲畜而使它们成了自己的财产和财富；通过开发土地，
而把土地也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和财产。他所居住的荒岛在没有经过劳动以前 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所获得的果实到手就吃掉，而是把它 们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如果他把这些果实再利用到地里再生产；如果他 耕种土地，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如果他把土地国上篱笆以防野兽的侵害；
如果他栽种多年以后才收获的树木，那末，他不只是创造了他的劳动使土地 生长出来的一年生产的价值，而且也创造出土地本身的价值，因为他和驯养 牲畜一样把土地也驯服了，使它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时他就成为富人 了；愈能长期不劳动而没有新的需要，他就愈加富足。
这个离群索居的人，再也不受各种迫切需要的驱使，再也不用担心饥饿 了，他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建筑住所，缝制衣服，甚至把自己的穿戴和住 宅弄得更舒适。他可以建造一座房屋；在房屋里摆设他自己的劳动所能制造 的家具。他可以把羊皮或羊毛变成鞋袜或布匹；此外，他的房屋越是舒适方 便，仓库里的食粮和备用衣物越充足，他就越可以说自己富足了。
这个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把他得以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各个步骤一 一地叙述出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人们可以从一个人身上看出这一系列 过程的每个步骤；但是，假如在整个社会里，人们就看不到了。其实，公共 的财富就是各个人财富的总和；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都是通过劳动产生的；
个人的财富的积累和公共财富的积累的形成，都是由于每天的劳动所得超过
当天需要的结果；个人财富的目的和公共财富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和消 耗财富的享受，如果财富不能让人享受，如果任何人都不需要它，那末，它 就失去了价值，就不再是财富了。所有这些就个人方面来说是定不可移的道 理，就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反之也是一样。但是，尽管个人的贫富比任 何事情都容易理解，却由于不断转移财富的交换而模糊了我们的眼睛，反而 使一种具体的东西几乎变成了抽象的东西。
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人们 肯求助于大自然，它是可以随时帮助人们、并使人们的能力增加无数倍。一 切财富积累的历史永远出不了这样的范围：即创造财富的劳动、积累财富的 节约、消耗财富的消费。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 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对人完全无利、
不能满足人的愿望、也不能间接或直接为人所使用的东西，不论是通过怎样 的劳动产生的，也同样绝非财富。最后，完全不能积累、不能保存以备日后 消费的东西，即使也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也是为人的享受被消费的，也绝非 财富。
我们曾经指出，创造财富的劳动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的确，当人们把 自然物变成自己的财产之后，虽然完全没改变这些自然物的实质，然而只由 于人们把这些物品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或者使这些自然物参与了自己 的劳动，便往往给这些自然物增加了价值。那个离群索居的人在草地上加一 道篱笆，就是给他连摸都未曾摸过的牧草增加价值，而他只不过是使绿草不 受野兽的践踏而已，如果他繁殖自己的家畜，则又给牧场增加了价值；如果 他利用瀑布的水推动磨盘，就是给瀑布本身增加了价值。这些事情在单个人 方面是千真万确的，就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人们的劳动给这些能够帮助人劳 动的东西增添了价值。
我们也说过，使用也可以有直接或间接的区别；因此，我们那位离群索 居的人所积蓄的饲料也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养活他自己，而是养活他 的家畜的价值。
最后，我们也说过，任何一件东西，只具备我们举出的三个条件中的两 个条件，哪怕只缺一条，也绝不是财富。空气、水、火，不只是有用，而且 是人类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可以保存起来为日后享用的东西，但是 一般说来，要得到空气、水和火不需要任何劳动，因此它们绝非财富。一切 漫无目的的劳动，只要人们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即使它永远存在，也绝非财 富。运动、音乐、舞蹈，也都是劳动和享受；但是它们绝对不能称为财富，
因为人们也无法为日后享用把它们保存起来。
我们所假设的那位独居在孤岛上的人，远在没有任何交换手段、还没有 找到稀有金属促进交换时，就已经能够根据劳动和财富的关系来区别各种劳 动了。如果这些劳动不能带来任何享受，便是无用的；如果这些劳动的果实 是永远不能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消费，它就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只有生产性的、
或创造财富的劳动才能至少给他所付出的劳动以同样价值的报酬，在我们那 位离群索居的人看来，这才是和他所付出的辛勤等值的劳动。同样，这位离 群索居的人由于类似这种对事物缺乏认识的现象，可能认为种橄榄果一样可 以更多地生产橄榄；而不知道橄榄果的核不能像其他的果子一样发芽；他可 能为种橄榄在准备土地方面付出艰巨的辛勤劳动，进行了深耕，可是经验会 告诉他，这种劳动是徒然的，因为他看不到有一棵橄榄树生长出来。另一方
面，他可能为保卫自己的住所不受狗熊和豺狼侵袭而进行过劳动，这种劳动 是十分有用的，然而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种劳动的果实不能积累；如果他 以前就有文化，如果我们假设他在遇难时没有失掉他的长笛，他可以一连几 个钟头吹长笛来消磨时间；这种劳动也是有益的，也许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的 娱乐，然而这也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这和上面所述是同样道理。他为细心照 料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而花去的时间不算浪费，但是，这种劳动同样不能产生 任何财富。这位离群索居的人会十分清楚地把生产性劳动和那些不能为将来 积累任何东西的时间区别开来，而且，他并不完全停止作这样的事情，但他 把这叫白费的时间。
第二章 财富通过交换在社会中的形成
上面我们叙述过单个人的财富是怎样形成、保存和使用的。形成社会的 人们的财富，也同样是以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目的形成、保存 和使用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只是考虑自己，而且当他创造财富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忘掉使用的目的。也就是说，从没有忘掉自己的享受和休息。至 于后者，生活在多数人聚居的社会里的人，必须和这个社会的人进行不断的 变工，他的劳动要能供别人享受和休息，同时他也依靠别人的劳动来求得自 己的享受和休息。
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成员，即抽象的存在，它的财富和需要都是假定的，
他再也不能一直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变成劳动果实被消费的时候了，他再也 不能自己规定他所该供应需要、以及他应该休息的时间了，他必须为装满公 共的仓库进行不懈的劳动，而由社会决定怎样使用他所创造的东西。
两个进行劳动并产生准备自己消费的财富的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也是一 样，这种交换首先是由于有剩余的产品而产生的。交换的一方对另一方说：
把你不用的那件东西给我吧，我需要它，我把我用不着的、而你却需要的东 西给你吧。然而，当时的用途并不是交换物品的唯一标准。每个人都要估计 一下自己生产自己所提供的那件物品花去多少劳动和时间，这就是售价的基 础；他也要把自己要给别人的物品所需要的劳动和时间和自己需要的物品所 付出的劳动和时间作比较，这是确定买价的计算根据。只有进行交换的双方 经过计算，每个人都认为用这种方式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比自己亲自去作 更方便的时候，交换才能实现。
但是，交换根本改变不了财富的性质：财富永远是通过劳动创造出来、
为日后需要而保存起来的东西，而且只是由于这种未来的需要，财富才有价 值。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仍然是由另外一个人替生产者消费。
人们可以不考虑把生产品当成对象而进行的任何交换，因为一个人从事创 造，另一个人把它保存起来，又由于有一个人需要它，就把它消费掉，不管 这几次连续交换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都不过是使最后一个人代替第一个人 罢了。
交换并不是专以物品为对象的，它也可以扩大到生产一切物品的劳动。
有存粮的人给粮仓中空无所有的人供应食粮，只要后者为他劳动，这种交换 劳动的费用叫做工资。
交换不能改变产品的性质，同样也不能改变劳动的性质。对于社会或个 人来说，都可能有无益的劳动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尽管前者和后者都获得一
笔工资，它们仍然保持原来的性质，尽管前者不符合雇佣劳动者的希望和需 要，后者不能有任何果实的积累。不论前者或后者，所获得的工资，都不会 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幻想：付工资的人就是使工人代替自己劳动；我们所假设 的一个人所完成的任务由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来完成，其结果总是一样。为 主人种上橄榄果的短工，只不过是进行了一项无益的劳动，可是对他本人，
一旦得到这项劳动报酬，还是有利的。保护主人不受狗熊危害或保护社会不 受敌人攻击的人，照料他人的健康或照顾他人生活的人，给别人奏乐、演剧、
跳舞以供娱乐的人，完全和那位离群索居的人一样，都被认为是有益的劳动，
因为这种劳动能使人愉快，而对他本人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从这里 获得一项工资，同时他也为出钱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享受。然而，这种劳动是 非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既不能节约，也不能积累。事实上，支付工资的本 人已经花了线，并没得到支出的工资所换来的那种东西。
劳动和节约对于全社会成员和单个人一样，都永远是正确的， 并且是 财富的唯一源泉；前者和后者都能够得到同样的好处。不过，由于社会的形 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交换，使生产力通过劳动的分工提高了，或使节约 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或者财富所创造的享受增加了，因而便促进了财富的 发展。因此，社会成员集体生产的东西要比个体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多，他们 所生产的东西也保存得较好，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劳动的价值有了进一步的体 会。
两个具有同等劳动能力和购买能力的人，由于在交换自己不直接需要的 产品过程中意外的获益，便立刻发现：他们在交换中可以得到经常的好处，
只要自己把自己的精致的东西拿出来，就可能换到别人制作得比自己更精致 的东西。这是因为经常制作一件东西，会制得更好；凡是偶尔制作一次的东 西，往往做得又慢又粗糙。他们越专心进行一种劳动就越能学到更高的技巧，
也就能发现做得更简便、更迅速的方法。这种经验使各行各业开始了分工。
农夫立即明白：他用一个月的时间，也做不出铁匠用一天给他制作的一些农 具。
起初只是农民、牧人、铁匠和织布工之间的分工，同样的原理，后来这 些行业又细分成无数部门：每个人都认识到，简化自己所负担的工序，便可 以作得更快、更完善。织布工不再作纺纱工和染色工的工作；纺麻工、纺棉 工、纺毛工以及纺丝工等等彼此又进行分工；织布工也根据用途和布的纤维 又细分出许多工序；在每一个工序里，每一个工人都集中精力专门作一件工 作，于是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这种分工在每一个工厂里又不断增加，它们 同样收到相同的效果。二十个工人共同作一件东西，每个人担任一个不同的 工序，这二十个工人的集体劳动要比他们单独劳动提高二十倍。
由于劳动的分工而产生了机器。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自然力，它 比人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是它还完全没有被利用起来。把自然力发动 起来，使它听从人们的指挥，是工业方面的一大胜利：自从人类能使自然力 为人类服务时起，这些力量就用远远超过人类用自己力量进行了更迅速、更 大规模的工作。水、风和火，本来不能担负复杂的工作，可是劳动的分工把 各种工作简化了。从每个工人在工厂里只负担一个工序之后，不久就发现完 成工作的一致动作；接着，又发现使用一个自然代理者的办法，也就是说，
使这个自然代理者不用人力去帮助就能完成这种动作。于是，水被用来推动 磨谷物，带动大锯，推动大铁锤；甚至有些用几千人也办不到的工作，都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