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練行為問卷的因素結構與運動員變項的關係探討

教 練 行 為 問 卷 的 因 素 結 構 與 運 動 員

變 項 的 關 係 探 討

湯善森／國立政治大學

摘 要

以目前研究缺乏較有利的證據，來說明教練行為因素結構會影響到 特殊行為的效果，這篇藉由回顧一些研究文獻，來對運動員的教練行為 和他們的效能作某種程度上評估，以幫助國內運動員能表現得更好，以 及維持最理想的心理狀態與注意力的知覺能力。探討結果支持 Smoll 和 Smith(1989)的運動 領 導 行 為的模式適合在特質焦慮的研究。並且在文末 上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國內研究者參考。

壹、前言

根據 Smoll 和 Smith(1989)所提出的運動領導行為模式，這模式提 供一個對研究教練領導行為的理論基礎，以及對它們的影響。這認知行 為模式具體說明了對教練領導行為的一個特定方法，也就是從運動員的 知覺去回應教練的行為。運動員基於這些知覺與回應，會產生一個針對 教練領導行為可評估的反應，以決定教練的實際行為和行為的評價。是 故，教練行為的最大影響力可能是取決於許多變項的交互影響。 檢驗運動員的知覺能力對他們教練行為之評估反映，是構成整體領 導模式的觀點，但這些測量的工具以目前來說是缺乏的。根據 Rushall 和 Wiznuk(1985)發展一個 36 題項的教練評估問卷來說，是運用橫跨四 個領域來衡量教練的個人特質、個人、職業關係、組織的技術，以及老 師與教練的技術能力，然其中問卷的限制，在於刻意強調優秀的教練特 質，且避免教練負面的特質。但是，運動員對教練行為評估的反應是決 定正面與反面的行為呢？特別是運動員如何知覺在運動比賽時，其教練 的行為是如何？運動員的評估行為，是否依據他們的表現或適當的心理 狀 態 會 有 一 個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結 果 ？ 這 樣 的 一 個 議 題 值 得 進 一 步 分 析 與

探討。

貳、教練行為與變項間的相關性

由於缺少了一些測量工具來評定運動員的知覺，以及評估運動員對 正面與負面的教練行為的反應，於是 Kenow 和 Williams (1992)發展一 個教練行為問卷 (CBQ)，其問卷內容共有 28 個題項，包括轉移教練的 注意力有 7 題，另外 21 題是來自 Percival(1971)的研究和他的教練及以 運動心理學經驗。Percival 評估了 382 個運動員在 24 種具競爭水準運動 中的反應。他發現運動員有嚴重地反應，諸如教練的特質、感情及言語。 然後在教練行為問卷發展之後，Kenow 和 Williams 等 6 位具有現在與 過去的教練經驗，評論這些題目以決定措辭用語，以及評估教練行為是 否影響教練的效益與重要性。 Kenow 和 Williams (1992)採用教 練行為問卷大學的 女 性籃球隊員 為對象，以測驗 Smoll 與 Smith’s(1989)的領導模式論點、運動員競爭 焦慮的特性對運動員知覺的影響，以及評估運動教練的行為。他們也測 驗認知、身體的焦慮和自信心。另為增加題目作為運動員的差異變項， 來實際觀察是否影響知覺和教練行為的評估。他們的第一個評估是對受 試者評量教練的行為，他們先知覺教練表現的特性，而後假設在那一季 的運動會進入準決賽(四強賽)。他們第二個評量是檢查這些假設，是藉 由管理競爭狀態焦慮表-2 (CSAI-2;Martens, Vealey, & Burton, 1990) 與 教練行為問卷在那一次的準決賽(四強比賽)後，是否會複製到實際競爭 上。因此，第二個實際心理狀態的評量都在比賽與教練的特定比賽行為 之前。 上述的二個評量對 Smoll 和 Smith’s(1989)的模式，以及加入一些 運 動 員 個 人 的 不 同 變 項 ， 加 入 後 的 模 式 均 提 供 了 支 持 。 尤 其 在 Kenow 和 Williams (1992)的研究中發現，假設性的設定運動員在 CTA 得到了 較高的分數，然在認知狀態焦慮和較低自信心的運動員上對教練的評估 會有較負面的評論。除了自信心以外，類似的結果也被發現在比賽的設 定。這些研究者提出證據，說明運動員的知覺和反應可以利用教練行為 問卷來評估在比賽期間有關教練的行為，但是他們失敗了，因為提出分 數和描述說明教練行為問卷會產生次量表，而不是個別項目的分數和總 分數。 在教練行為問卷後續的研究上，Kenow 和 Williams(1993)採用探究 性因素分析 (EFA)來檢測在教練行為問卷上計分方式。他們發現也證實

五種可能的次量表，但是受限於太少的受試者，以致於無法有效證實因 素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及再進行有關其他的分析。

參、教練行為與運動員變項之間最新發展趨勢

Williams, Jerome, Kenow, & Rogers（ 2003）認 為教 練行 為問卷已使 用在先前的研究上，但因素結構並沒有充分地受到考驗，於是使用教練 行 為 問 卷 (Keown ＆ Williams,1992)評 估 運 動 員 的 知 覺 和 教 練 行 為 的 評 價；運動競賽焦慮測驗(SCAT；Martens,1977)評估競爭特質焦慮(CTA)； 競爭狀態焦慮表 2(CSAI-2；Martens et al.,1990)評量競爭狀態焦慮和自 信心，以及一致性評量來進行一項對教練行為問卷的研究。研究目的之 一 是 在 探 討 教 練 行 為 問 卷 的 因 素 結 構 ， 且 藉 由 一 大 群 受 試 者 (男生 252 人，女生 232 人)去執行探究性和驗證性因素分析。他們會這樣做是認 為目前缺乏清楚的教練行為問卷觀念基礎，於是採取了一個較經常使用 的方法將資料分成二個樣本，在一個樣本上進行探究性因素分析，另外 在一個樣本上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因為 Kenow 和 Williams (1992,1993) 的研究顯示出同質的樣本缺點(只有女生大學間的籃球運動員)，因此限 制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被普遍化的程度。另外，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要以 早期 Kenow 和 Williams 的研究成果（針對著運動員個人差異變項）複 製更大的樣本到其他運動上。因為運動員對教練領導行為的喜好與知覺 是 因 不 同 種 類 的 運 動 而 異 ， 所 以 有 許 多 的 運 動 才 會 被 檢 測 (Chelladurai, 1984)。 他們的教練行為問卷可行性評價是採用 smoll 和 smith (1989)的運 動領導模式，也就是把運動員的知覺與評價反應到教練的行為上，相關 分析也為此模式給予支持。整個調查結果發現，相信 smoll 和 smith 的 主張「教練行為的主要影響是運動員歸因於自己的重要性」。換句話說， 教練行為與孩童態度之間包含有認知與表達感情的過程，而這些過程有 助於教練與自己的運動經驗間的關係 (p. 1527)」。研究結果最有力的關 係是運動員的個別差異變項到知覺與教練行為的評價上，出現在教練行 為問卷分量表的負面作用之評價上。運動員自己描述有較高的競賽特質 焦慮，較多的認知與身體狀態焦慮，以及較低的自信心，也知覺到教練 在比賽期間的行為、教導行為使得他們感到緊張與不安，以及在認知、 注意及表現上產生一個負面的效應。根據特質焦慮理論解釋，個體若是 高焦慮者，所激發的知覺會當作是一種脅迫，包括客觀地無危險的激發 (Martens et al., 1990, Spielberger, 1996)。證據也指示出環境的涉入威脅

到 自 尊 ， 或 潛 在 的 失 敗 被 知 覺 是 強 而 有 力 的 威 脅 來 源 (Spielberger, 1972)。 高 特 質 焦 慮 運 動 員 產 生 的 局 促 不 安 ， 可 能 是 在 他 們 教 練 的 先 前 行為與比賽期間，有給予他們誇大負面矯揉造作的認知與回饋。 先前原理的闡述也解釋擁有較低自信心的運動員，對於教練行為會 給予負面的評價。在籃球運動員的身體焦慮上發現，當運動員參加一項 持續性的有氧運動要求時，如籃球、壘球及排球等運動，其競賽時間有 維持一段時間，也許就能降低敏感度到先前比賽狀況的身體焦慮，並且 指出當健身運動是具有較多的持續性與適當強度，則運動員會廣泛的減 少自我評價的焦慮傾向(O’Connor, Petruzzello, Kubitz, & Robinson, 1995; Petruzzello, Landers, Hatfield, Kubitz, & Salazar, 1991)。

另 外 自 信 心 與 分 量 表 中 的 支 援 性 /情 緒 穩 定 之 間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有較高認知與身體焦慮的排球選手，知覺他們的教練如同是獲得更 多的支援與更好的情緒穩定，這個評價是預期之外的，同時也是焦慮與 負面作用之間的相關。未來研究將需檢定這些結果的複製性，應該可以 解釋運動的差異性，以及選手焦慮與支援性/情緒穩定的相關。

肆、結語

因此，假如運動員的目標、人格及信念與他的教練具有一致性，個 體將可能產生人際間的正面互動氣氛。相反地，假如他們未達一致性， 那麼可確信在運動員的心理需求上可能不會獲得滿足，並且這位運動員 更可能地對教練的行為產生負面的評價。未來研究者應該發展多元題項 量表，除了在這個領域上將可能提供更多證據與可信賴的數據外，它將 能在滿意度的相關上，檢定出協調的各面向關係，同時也能知覺與評價 各種教練行為的效能。 除了仍需要更徹底地對教練與運動員之間的協調做調查研究外，未 來研究者應該考慮檢定其他運動員與教練的差異變項，它可能會是影響 教練行為與運動員知覺，以及評價教練的行為反應。此外，在 smoll 和 smith(1989)的 領 導 模 式 上 對 變 項 的 認 同 外 ， 亦 有 許 多 有 關 對 教 練 的 研 究，建議應該增加變項的見解。在一些先前研究引起關於實際教練行為 的問題，以及他們的行為如何對不同運動員產生變化。可惜的是，沒有 研 究 使 用 教 練 行 為 問 卷 來 檢 測 教 練 的 實 際 行 為 是 否 對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狀 態 與 協 調 水 準 產 生 改 變 。 無 論 如 何 ， 這 些 結 果 支 持 Kenow 和 Williams(1992)提 出 有 關 教 練 不 該 以 為 在 特 定 的 情 境 下 給 予 行 為 ， 就 能 對所有運動員有相同的效果。此結果也強調教練的需求，即能意識到個

別運動員的焦慮與自信心水準，以及與個別運動員的協調程度。 總之，領導者效能是屬於領導者的行為與旁觀者的觀點兩者組合而 成，運動員的競賽特質焦慮、認知和身體狀態焦慮、狀態自信心、與教 練的協調，是影響他們的知覺與教練行為的評價。特質焦慮研究結果支 持 Smoll 和 Smith(1989)的運動領導行為模式，以及從其他變項的結果 顯示，增加教練價值在運動員個體上的差異變項，將會影響教練行為的 知覺與價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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