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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100年6月頁71-104 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本土語言政策發展與復振的網絡分析

黃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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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語言是人類重要的資產，多語的社會反映多元文化的特質，故語言有其保存的價值，惟臺灣諸多本土語言歷經過去推行「國語」政策的影響，已逐漸瀕臨滅絕的危機，雖然民主化後，政府著手本土語言的推行，但本土語言的負面意象仍難破除，故如何減緩母語消逝的危機，乃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本文認為過去推行「國語」政策所導致語言雅俗化、語言世代化、語言階層化、語言地域化以及語言場所化等現象，嚴重限制母語的發展。而現階段本土語言政策似乎未能真正體認危機的存在，故政府應重新確認此一問題的本質，從政策網絡的觀點加以思考，將家庭、學校以及社區融入政策網絡，建構具體可行的本土語言政策。 [關鍵詞]：母語、語言政策、語言活力、語言復振、RLS、語言人權、政策網絡投稿日期：99 年 11 月 26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年 6 月 20 日。 *_{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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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語言不僅是溝通的工具，也是人類智慧的結晶，各族群所形成的語言除能展現其獨特性外，亦可用以記錄族群發展的歷史與文化，論者認為語言是探索族群歷史和文化發展的終極密碼，透過解密過程可以瞭解先民生活文化及智慧（莊錦華， 2007：143）。語言對文化的重要性，受到相當程度的肯定，有謂語言是文化的根基，而文化是該語族存續的命脈，文化亡，則語族滅（梁榮茂，2007：159）；亦有謂語言是民族認同的標記，亦是民族發展的命脈（顏國昌，2007：163）；Kramsch （1998: 3）也認為語言表達、包含且象徵文化實體（cultural reality），語言可看成一種本身具有文化價值的符號（sign）體系。故語言可說是族群重要的文化資產，更是延續族群理念的重要媒介，不同的語言反應不同的思考邏輯與族群特質，因此多種語言並存乃是多元化社會發展的基礎。臺灣因特殊的歷史背景以及統治政權更迭的緣故，許多不同的族群共同生活於同一社群中，是一個充滿多元化的社會型態，又各族群多有專屬的語言，作為表徵族群獨特性的母語，並以之聯繫族群的情感，形塑族群的歸屬與認同，這樣的多元化風貌，讓臺灣社會不僅呈現多元思考的特質，也展現蓬勃的生命力量。然因 1945 年光復到 1987 年解嚴，政府因列北京語為官方語言，並給予「國語」的獨尊地位，同時積極推動說「國語」政策，並以強制性手段壓抑或禁止其他語言的發展，因而造成其他族群的母語未能有適當的發展空間，甚至逐漸趨向滅絕，也使新生一代愈來愈少使用其族群的母語，對母語逐漸生疏，甚而產生排斥感，亦即除北京語外，臺灣各族群的母語都正在快速消逝中，諸多文獻也表示此種隱憂確實存在（張學謙，2008：19；張學謙，2007：177；黃輝爵，2007：103；童春發，2005：31）。然而若任憑母語滅絕，將是國家社群最大的損失，也將影響多元社會的發展，故如何延續母語，使母語免於滅絕，並作為傳承先民文化的重要工具，自是吾人所要正視的議題。就目前臺灣原住民語言、臺灣客家語以及臺灣閩南語都面臨日漸消逝的危機，以廣為使用的臺灣閩南語為例，臺灣閩南語能力已經有隨年齡降低而有下降趨勢，陳淑嬌（2007：27）的研究顯示，若以年齡層區分，各年齡層能用臺灣閩南語有效溝通的比率分別為：12 歲以下（含）為 44.09%；13-18 歲為 55.29%；19-29 歲為 71.48%；30-45 歲為 93.21%；46-59 歲為 93.29%；60 歲以上（含）為 100%。顯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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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年齡下降，能以臺灣閩南語有效溝通的比率相對降低，而現今父母間對話用臺灣閩南語，而與子女交談卻大幅使用「國語」的現象相當普及，其他母語亦有此種情形。臺灣客家語的傳承似乎出現更大的危機，蓋許多客家年輕人已聽不懂客家語，依據前述調查資料，以年齡層區分，各年齡層能用臺灣客家語有效溝通的比率分別為：12 歲以下（含）為 2.79%；13-18 歲為 2.13%；19-29 歲為 4.44%；30-45 歲為 9.43%；46-59 歲為 14.60%；60 歲以上（含）為 32.14%（陳淑嬌，2007：25），亦即臺灣客家語也與臺灣閩南語一樣呈現隨年齡層降低而下降的趨勢，然而能以臺灣客家語進行流利溝通的比率在各年齡層間均大幅低於臺灣閩南語。而原住民語則有完全滅絕的危機，蓋依據前述調查，就連 60 歲以上（含）能以原住民語流利表達者也僅有5.26%（陳淑嬌，2007：25）。事實上，許多本土語言均面臨消逝的危機，而且這種危機雖不具有立即性，讓人無法即時察覺他的嚴重性，因此，往往不會對這種危機有任何特殊的因應作為，但這種近似「煮蛙理論」的危機，其結果更不具可逆性，當人們察覺這種危機時，恐為時已晚，而難以挽救。儘管進入民主化社會後，政府開始推動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嘗試復振北京語以外，岌岌可危的其他母語，而本土語言政策的推動係以學校作為母語復振的主要場域，及至目前，母語復振的效果似乎相當有限，亦有論者提出「小通語、大方言」的公共政策，亦即通語可通用於某些公共語域，但絕不排他獨占；而方言雖各有專屬語域，但也可在其他語域中自由流通（何大安，2007：6）。此一見解之精神實能引起更多有關語言政策的討論，因此，本研究認為本土語言政策有必要進行徹底的檢視與規劃，方能有效達到復振母語的政策目標。據此，本研究聚焦於本土語言政策的探討，為能深入探討本土語言政策的內涵，首先界定母語與本土語言的內涵；其次，檢閱語言規劃、語言政策、語言轉移、語言復振之相關理論與文獻，進而建立研究架構；再者，回顧推行「國語」政策的影響，從而連結本土語言政策的發展脈絡；復次，利用語言復振相關理論檢視現階段母語教育政策，釐清政策問題的本質以及政策規劃的方向，思考其可能存在的缺失；最後，提出有關本土語言政策的若干建議，冀望能精進本土語言政策的內涵，期使各族群母語能夠多元並存，形成一個具有豐富文化特質的多元社群。

貳、母語的涵義與價值：以臺灣閩南語為例

論者指出語言流失從個人層面看將減低個人表達與溝通意見上的流利度、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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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舒適感；從群體層面看將造成文化與身分認同的流失以及族群世世代代透過語言累積下來的知識流失（謝國平，2007：7），所以語言的流失甚至滅絕，其損失不單純只是語言本身而已，更是族群智慧的滅失，故本研究以臺灣閩南語為例，說明母語的意義與價值。

一、母語與本土語言之意義

母語從字面上的意義來說，即指母親傳遞給子女的語言，孩童在成長過程中，照護其成長者乃是學習語言的主要對象，這一照護者角色大多是母親，也可能不是母親，所以母語更精確地說，應是孩童所接觸的「初始語言」（first language），而這種語言的傳承基本上會是其所屬族群的語言，然以現今複雜的人際社會觀之，人類成長過程未必先接觸家庭或其族群最初所使用的語言，即便可以接觸該語言，也未必是使用頻率最高的語言。因此，若從傳遞者的角色而言，母語未必代表所屬族群的語言，從而本研究認為母語應該由個人所屬的族群加以界定，即定義為社群成員所屬族群的語言，亦即本土語言。

二、母語的價值

語言不只有工具性功能，更有文化認同與存有的本體價值（王秋絨，2003： 42），在臺灣，許多母語較之北京語保留更多詞彙與語音，尤其臺灣閩南語自中國三國時代即已傳入福建，永嘉之亂後，又有大批北方漢人入閩，故閩南語留有諸多中原古音與古字，如「鼎」、「走」、「斟酌」、「失禮」、「讀冊」、「才調」、「心適」等，均凸顯臺灣閩南語有其優雅性，實乃保存中土文化的重要資產，若能傳承臺灣閩南語，將可保留諸多中土的古漢文化。而客家語言文化依據語言學的考據，詔安腔客語可追溯到漢朝的腔調（莊錦華，2007：143），所以不論臺灣閩南語或臺灣客家語均有其悠久的歷史背景。其次，吾人認為同時學習多種語言能夠強化個人學習能力，由於語言之句法用字蘊含一定的思維邏輯，故從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可以訓練邏輯與表達能力，而同時學習不同語言，則可以交相比對，藉此強化記憶與文法的理解，進而使自己思維更為敏捷。再者，母語學習亦有助於其他國際語言的學習，以臺灣閩南語為例，由於保留諸多中土古音，而鄰國在歷史演進中，日本、韓國與越南與中國的交流相當深遠，這些國家深受中國漢字的影響，在諸多語彙中留有與漢字音相近的發音，這對通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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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閩南語者，實有助於記憶相近的外國語言之語彙，如「運動」一辭，與日語「うんどう」以及韓語「운동」有極為相似的發音，而韓語中「책」（書）、「연필 」（鉛筆）的發音和臺灣閩南語也甚為接近，同時臺灣閩南語也保留了諸多日語語彙，如「都合」、「書類」、「案內」等，因此對於臺灣閩南語有一定的熟練度，對他國語言的學習將會有一定程度的助益。

更為重要者，母語的使用代表一種語言人權（linguistic human rights）的實踐， Tollefson（1991: 169-170）認為語言人權是指個人在教育、政府、媒體或其他領域有權使用母語，這是一種致力於抵抗強勢團體主導的有效策略。有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族群或民族參與集體創作的表現，亦即語言不只是代表認同的標記、文化的負載者或傳統的寶藏，更是一種生活的脈絡（施正鋒，2007：173）。因此，母語展現對族群或民族的自我認同感，母語的使用成為人權的實質內涵，政府能夠對各族群母語加以確保其平等使用之機會，即是語言人權的具體實踐，故母語存續的價值代表對各族群語言人權的尊重，成為促進族群多元共存共榮的關鍵。

參、相關文獻檢閱與研究架構

母語面臨消逝危機主要涉及到語言選擇，黃宣範（2008：263-264）指出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在某一情境下，就會依他認定的社會價值而選擇使用某一個語言，而不同的語言經常會被分配到不同情境，高階語言分配到學校或某些工作地點；低階語言可能被分配到家庭或宗教集會。語言選擇的情境分配勢必與語言轉移的現象有關，當個人或族群在各種語言競逐的社群中，因某種特定情境而產生語言選擇的取捨，即使語言產生高低強弱之別，弱勢語言將受到強勢語言的挑戰，而限縮其發展空間，有可能進一步產生語言轉移現象。而所謂語言轉移（language shift）者，即是一種語言流失的成因，亦即某一族群的成員放棄自身的族語，轉而認同其他族群的語言，致語言發展朝向某一方向。論者指出語言轉移的社會因素包括透過法律限制某種語言的使用、人口數量、分布、都市化程度、教育以及職業取向、社會昇遷與中產階級的興起以及經濟勢力（黃宣範，2008：257-258），尤其政府透過法令限制或強化某一語言的使用，都可能造成語言間的不公平競爭，進而引發語言滅失的危機。這種現象可能因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而加劇，所謂語言規劃係指國家或社會團體為了對語言進行管理，而進行的各種工作的總稱（陳美如，2009：21），換言之，語言規劃係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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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社會團體為解決語言在社會交際中出現的問題，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地對語言文字及其使用進行干預與管理，使語言文字更好為社會服務（戴曼純、賀戰茹， 2010：2）。而語言規劃又可分為語言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本體規劃（corpus planning）以及教學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地位規劃與將哪一種語言定位為官方語言或標準語有關，這必然影響各語言間的關係；本體規劃則涉及語言本身，如語音、語法、詞彙、用法等的語言規範問題；教學規劃則有關語言的教與學（張緒忠、樊華，2010：28）。語言規劃若著重在單一語言的推廣，將產生各語言地位變化的過程，進而影響其他語言的發展。故而當政府介入各語言間的競爭，並特別推廣某一語言而抑制其他語言的發展而進行語言規劃，即有可能加深其他語言消逝的危機。當然，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密不可分，語言政策是國家通過立法鼓勵或阻攔使用某一語言或某些語言的政策，也有用來保護區域性語言和少數民族語言的政策（戴曼純、賀戰茹，2010：2），故語言政策的主體在於政府，可說是政府考量國家整體發展，對於全國或特殊地區語言文字使用所持的立場（黃瓊華，1998：32）。當政府的語言政策是以單語同化作為政策方向，則其他語言的發展相對受到限縮，亦將破壞語言的供需市場，而使其他語言面臨消逝危機。故當語言面臨消逝危機，即有必要進行語言復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語言復振在於恢復語言存續的生機，透過代際相傳延續語言的生命，因此，語言復振目的就在於挽救語言的流失，而使某種語言得以繼續傳承。 Fishman（1991: 395-404）認為瀕臨消逝危機的語言，仍有可能恢復生機，因而提出挽救語言流失（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LS）理論，並將 RLS 分為八階段（eight stages）之架構，有關八階段的主要內涵如下表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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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Fishman 挽救語言流失之八階段理論階段1 某一語言在教育、工作場所、大眾傳播媒體以及高層與全國性位階的政府機關運作中使用。階段2 某一語言在地方／區域性的大眾傳播媒體以及地方政府的服務過程中使用。階段3 某一語言與其他族群語言在地方/區域性的工作場域中使用。階段4b 公立學校透過某一語言教導該語言族群的孩童，但實質上仍有其他族群語言的課程設計與人事安排。階段4a 在某一語言的課程設計及人事安排下，進行義務教育。階段5 學校針對年長者與青年人進行讀寫能力的培育，但並非在義務教育的場域中進行。階段6 某一語言藉由代際相傳及集中於家庭─家族─鄰里中使用：此為母語傳承的基礎階段7 某一語言的文化交流主要依賴社區中老一輩的語言使用能力作為基礎階段8 重建某一語言，培育成年人再學習此一語言。

資料來源：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p. 395), by J. Fishman, 1991,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從上表八個有關語言復振的階段，尚可分為兩大階段，其中階段 8 到階段 5 屬於語言發展的弱勢面（weak side），主要是雙語現象（diglossia）的追求；階段 4 到階段 1 則是語言發展的強勢面（strong side），主要在於超越雙語現象並追求權力的分享，且階段6 是一個關鍵時期（Fishman, 1991: 396-401），亦即 Fishman 將家庭─ 家族─鄰里─社區視為是語言復振的重要場域，從臺灣現階段各族群母語的使用看來，所面臨的危機程度不一而足，但似屬語言發展的弱勢面，若以臺灣閩南語觀之，進行階段6 的語言復振是有其必要，Fishman（1991: 372）亦認為學校教育在語言的運用以及對語言的態度的關聯上，無可否認地扮演著重要角色，不過仍需要延展到學齡前、學校以外與學校畢業後的社會強化等面向上並使其不斷循環。Singh （2009: 281）則認為教育體系在傳遞社會主要意識方面扮演主要角色，其中一個傳遞方式就是透過語言傳遞文化與國家認同的主要概念。Fishman 主張要使原非第一代母語的語言能成為第二代的唯一母語或共同的母語關係到整個家庭─鄰里─社區（family-neighbor-community）（Fishman, 1991: 373）。亦即學校教育對語言的傳遞有重要影響，尤其國民小學教育因適值學童學習語言的關鍵期，更須加以重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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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單靠學校教育仍無法使母語產生代際傳遞的結果，仍必須結合家庭以及鄰里社區，塑造使用語言的近身環境，才能有效復振語言。

所以語言政策不能僅由政府來推動，必須透過政策網絡進行之。所謂政策網絡係指政府機關與各種不同的政策社群對於某政策特定議題，所形成的不同政策領域（policy domain）間的互動關係（吳定，2006：213）。Kickert、Klijn 與 Koppenjan 認為政策網絡乃是互賴行動者之間或多或少穩定的社會關係型態，以形成政策問題或政策計畫（轉引自丘昌泰，2008：222）。Rhodes（1997: 29）則指出網絡分析強調利益團體與政府部門間關係的持續性，其亦說明政策網絡乃是藉由資源依賴性連結而成的群組（cluster）或者是複雜的組織，並可依結合緊密到鬆散程度分為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專業網絡（professional network）、府際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生產者網絡（producer network）以及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等類型（Rhodes, 1997: 37-38），因此，吾人可知政策網絡表現成員間持續的互動關係，處於民主多元的社會型態，政策必然涉及多元行動者的利益，多元行動者對特定政策表達關心與參與亦將影響政策內涵，並可透過相互平等立場進行政策調控，而使政策得以兼顧多元價值，從而表徵多元治理的本質。故政策網絡也因反映多元社會並提供政策制定的有力解釋，而使其重要性受到矚目。有認為政策網絡無需建構一個政策權力或主導中心，不需要階層的權威來協調，協調工作是在組織系統內部透過垂直或平行的不同力量之協商議價而完成（魯炳炎，2003：164），此一論點當更能表現政策網絡所具有的多元互賴性質。是以有關本土語言政策實應結合家庭、學校、鄰里社區以及民間團體的力量方能有其成效，故如何建構政府、家庭、學校以及社區的政策網絡，共同推動各種本土語言，成為本土語言能否復振成功的重要關鍵，據此，本研究從時間脈絡探討推行「國語」政策內涵與影響，本研究亦認為在本土語言復振的網絡系統中，政府居於重要角色，並根據前述 Fishman 的觀點，將學校、家庭以及社區納入此一網絡，針對這三面向進行相關分析，以作為提出相關策略之依據，茲將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表述如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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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本研究研究架構圖資料來源：作者自繪。圖一表示推行「國語」政策是影響本土語言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政策網絡中強調政府係建立關係連結的重要角色，而家庭、學校以及社區則具有密切的互動關係（以雙箭頭表示）。為能深入探討本土語言的現況、瞭解語言政策未來的發展方向以及深入瞭解相關當事人的觀點與看法，本研究採取深度訪談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亦即探詢當事人對本土語言的問題與相關政策的意見而進行分析，並未採取全面性問卷調查，蓋深度訪談法更能使當事人詳細說明其對語言教授與學習的經驗與感受。訪談對象則包括國民小學校長、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師以及對臺灣語言有深入研究之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人士，蓋目前國民小學安排有母語課程，又是學童學習語言的重要關鍵，故國民小學的第一線教師以及領導主管在本土語言政策執行面向上，有實際的教學與行政經驗；另關注本土語言的學者以及推動本土語言的民間團體成員，對於家庭母語傳遞情形以及本土語言在社區的相關發展亦有深入觀察，故列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如附錄所示）。由於臺灣閩南語為目前使用人數最多的本土語言，其推動之成敗頗具指標意義，故本研究選擇以臺灣閩南語作為研究對象。政策網絡推行「國語」政策政府學校家庭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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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行「國語」政策：母語消逝危機之肇因

語言對諸多政治菁英而言，只不過是一種溝通的工具，因而傾向採取語言同化政策，以達到語言轉移的目的，其基本思維是「國家整合」的概念，係對多元語言文化感到焦慮，故欲藉由文化、教育及語言政策將百姓均一化（homogenization）（施正鋒，2007：171-172），故制定「國語」本身即帶有「國族整合統一」的政治性意涵在內，而所謂「國語」顧名思義乃一國通用或統一使用的語言，基本上它是可以改變的，主要是因「國語」乃是人所制定的，並非天生即註定某種語言即較他種語言優異，因而可以成為「國語」，故「國語」不應是一國之內單一特定語言的代稱。然而政府訂北京語為官方語言後，即將「國語」等同於北京語，這樣的說法屬於政治工具性的強化，或許有值得商議的空間。Kaplan 與 Baldauf（2003: 57）指出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被兩種不同力量所主導，其一為國家主義（nationalism）與國家統一；其二為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故語言政策具有政治與經濟的目的，論者亦謂語言政策是一個十分敏感的領域，是否妥當處理涉及一個國家的政局穩定、民族團結和國際影響，故各國政府對語言政策莫不給予最大關注（張緒忠、樊華，2010： 28），因此語言政策的效應實不容輕忽，為能瞭解推行「國語」政策對母語發展的影響，本文先就其發展始末進行簡要敘述，從而探討其對本土語言所產生的影響。

一、推行「國語」政策始末

國民政府遷臺後，為求具有統一的溝通工具，於 1946 年即成立「臺灣省國語推行運動委員會」，開始推動「國語」，當時政府對「國語」運動的規劃與行動策略，係以教育為主，大眾傳播為輔（蘇蘅，1992：5），透過此一委員會的規劃，以北京語作為標準國語的前提下，編訂國音字典、國音常用字彙、小學「國語」課本等，以使「國語」得以固定化，並於各縣市設立「國語」推行所，也設立各種國語文競賽、小說、詩歌創作獎，以強化北京語的權威地位（郭媛玲，2002：23）。除了鼓勵性的措施，當時政府亦採取強制性的懲罰作為，1951 年臺灣省政府教育廳即下令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以日語或「方言」教學，聘請教員應注意其「國語」，如屬太差，應不予聘用（陳宏賓，2001：55），此舉已將語言能力與執業條件相結合，加強「國語」在就業市場的優勢地位，當時亦以諸多激烈措施推行「國語」，包括設立校園糾察隊監視方言的使用、禁止傳教士以「方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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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規定放映國片不准附臺語說明，違者勒令停業等強制性手段（郭媛玲，2002： 24）。除此之外，尙透過傳播媒體推廣「國語」，以限制「方言」的節目時間以及播出比例，創造有利於學習「國語」的社會情境，藉以強化國民學習北京語的成效，Davis（1999: 73-74）表示從社會文化角度觀察，殖民者通常基於自身語言與文化優於當地群體語言（包括更現代、更精煉、更有智慧、更有道德）的觀點來制定語言政策。這種方式自難以被當地民眾所接受，有受訪者即表示過去推行「國語」階段，自己對講本土語言的疑惑與不解。當時小時候因講母語被處罰的關係，自然而然就不會去講，第一不敢講，第二是不願意講，因為你會感到是羞恥的事情，會認為那是犯罪要被罰的，要是沒犯罪的話，怎麼會被處罰呢？（受訪者C-1） 1970 年代政府對推行「國語」更為積極，語言政策朝向「單語政策」發展，主要的作為仍不脫以教育為手段的方式，透過學校教育積極推動中小學以及原住民的「國語」教育並全面推行社會人士說「國語」，成為當時的重要工作項目（郭媛玲，2002：25），甚至與愛國教育連結在一起，講方言就是不愛國，試圖由「語同音」以收「心同一」之效（黃順蓋，1998：133），故此種單語政策的規劃，使得其他本土語言受到一定程度的限縮，甚至教育部更提出「語文法」（草案），內容規定會議、公務、公開演講、公共場所（指三人或以上的場合）交談，必須使用標準語文，凡違反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後科3,000 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罰鍰，連續違反者，得連續處罰（黃宣範，2008：55）。當時倘若通過此種法律不僅是本土語言發展的浩劫，也將對人民基本權利造成莫大的戕害。 1980 年代後期，由於解除戒嚴以及民主化的發展，過去壓抑本土語言的氛圍逐漸舒緩，且 1990 年代開始推廣本土語言，若干縣市實施母語教學，而教育部也在 1993 年公布自 1996 年 9 月起，在全國中小學實施臺灣本土語言教育，本土語言獲得重生之契機，不過歷經長久的壓抑，要再度恢復本土語言之榮景，殊屬不易，這與過去推行「國語」運動不無關聯，是以，本研究將針對推行「國語」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做進一步說明。

二、推行「國語」政策之影響：本土語言發展空間的限縮

推行說「國語」的政策目的，以一個國家的立場而言，基於有共同的溝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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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方便各種訊息的交流，本無可厚非，然而此一政策在執行手段上，卻以是一種的強制性方式，甚至是對其他母語進行打壓或醜化的作為，使得此一政策如同一種零和遊戲，加之與政治立場與意識相連結，對我國社群各種母語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壓抑，其結果造成語言活力（language vitality）的大幅降低，所謂語言活力乃指語言活動能力，也就是語言在一定場域中被使用的頻度和完整度的總合（何大安， 2007： 1），而語言活力根據 2003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專家會議，共訂定九項衡量要素：（1）語言的世代傳承；（2）語言使用者的人口總數；（3）語言使用者佔該社群總人口比率；（4）語言現存使用的領域及功能；（5）語言是否使用於新領域及媒體；（6）是否有讀寫的材料及語文教育；（7）政府的語言態度及政策；（8）社群成員對自己語言的態度；（9）典藏的數量與質量（陳淑嬌，2007： 20）。從這幾項指標來看，推行「國語」政策顯然以單一語言政策為宗，對其他語言基本上存在全然否定的態度，因此，其影響主要有幾個面向：

（一）語言的雅俗化

人類經常基於國家或族群的強弱而對其語言產生不同的價值評判與優劣之別，例如國人經常以學習英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作為凸顯教養程度的象徵，蓋這些國家均為經濟相對富庶，國力相對強大的國家，因此國人喜於學習這些語言，然東南亞國家距離我國不遠，且又具有廣大的經濟發展市場，但國人學習東南亞國家語言卻難蔚為風潮，此乃這些國家整體所呈現的形貌，難以與先進國家相提並論，即便能流利地說這些語言，對社會地位的提升恐亦無所助益，故學習者相對較少，從而亦產生語言的雅俗之別，此種現象雖違反語言的平等性，但似乎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推行「國語」過程，透過大眾傳媒將其他本土語言加以低俗化，企圖將本土語言不如「國語」的意象植入人心，建立起語言地位的差異，不但違反語言平等，同時也造成語言雅俗差異，如 Sandel（2003: 525）所指出「國語」被看成是有水準（high-class）；而方言則被視為沒水準（low-class）。所以「國語」象徵高雅；講其他本土語言則是低俗，這種意象似乎因「國語」的推行，成為普遍的大眾心理，有受訪者即提到：我覺得是早年時代背景的影響，若是說臺語就是比較沒水準的、被人家歧視；不過這幾年下來開始重視母語，講客語的人也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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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講出來不會覺得不好意思，因為我以前讀書的時候，班上有很多客家人，來自苗栗、頭份那邊，他們都講國語，因為怕被別人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所以隱藏起來不敢講，怕講出來會不好意思。（受訪者C-3）對於我們這一輩的人，當為人父母的時候，在潛意識中，會認為講臺語是會不自然，可能自己也不知道為什麼，就若是講臺語就會覺得怪怪的、不會自然，只敢跟自己老一輩的父母或長輩講臺語，反而就不會和小孩子說臺語。（受訪者D-1）故從過去的經驗，吾人可以瞭解許多人不敢說母語，因為怕被說成沒有水準，這種語言雅俗化的心態嚴重影響母語的傳承與流通，更造成人際互動的負擔。

（二）語言的世代化

早年因老一輩的人無法說流利的「國語」，仍習以本土語言交談，故本土語言是老一輩彼此溝通的工具，然而隨著「國語」教育的普及，青壯年一輩則多以「國語」交談，於是語言形成一種世代的區隔，吾人可以發現老一輩的人彼此用本土語言交談，然而當與其孫子一輩交談則會轉換為「國語」，也因此本土語言似乎出現一種意象，亦即本土語言是專屬於老一輩的語言，而非老一輩的人就應該以「國語」交談。Sandel（2003: 533-534）以臺灣閩南語為例，指出講北京語（Mandarin）以及臺灣閩南語者的變化呈現三種世代，第一種世代是 1945 年到 1970 年帶唸小學的人，這些人面對嚴格地北京語政策；第二種世代則是 1970 年代到 1980 年代，這一代仍受制於嚴格的推行「國語」政策，這一代臺灣閩南語不若北京語流利；第三代則是始於 1987 年後，這一代不再受制於「國語」政策，並被鼓舞學習北京語以及臺灣閩南語，受訪者即表示這種世代化已呈現出明顯地語言轉化現象。咱對於自己的母語堅持度不夠強，比如日治時代，日本人來了就受到日語的影響，中國國民黨政府來台後，就又受到華語的影響。對於自己母語的堅持度不強，你看咱現在的年輕人，也不要說年輕人了，連阿公、阿嬤那一輩的也跟孫子說北京話，臺語也不怎麼說了，都遷就於小孩，這是很奇怪的，照理說阿公、阿嬤這一輩的，雖然會說（母語），但是一定是說臺語或客語才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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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切或是順口，但是卻對小孩子說國語，照理說正常的情形應該是小孩子要跟阿公、阿嬤說（母語）才對，怎麼會變成阿公、阿嬤被遷就小孩，這就是語言意識不夠強，所以就連帶造成語言轉化加速形成。（受訪者A-1）

（三）語言的階層化

伴隨語言雅俗化的現象，語言的使用在推行「國語」運動後，更形成階層化，亦即語言象徵使用者個人的社會階層，說「國語」代表白領位階，受過專業教育，具有一定的身分地位；然而說本土語言，則代表藍領位階，未受過良好教育，屬於經濟實力較為弱勢，或者身分低下者。說「國語」政策帶來此種階層化的意象，甚至至今這種心理仍影響許多人，受訪者（受訪者約為四、五十歲）即就過去的工作經驗而有一段陳述。像咱這種年紀的人在說國語的時候都會摻雜一點臺灣的腔調，結果負責人就會看不起你，說你國語不標準，因為混到一點河洛腔的關係，被認為比較「莊腳俗」的感覺，他們就覺得說「國語」比較高尚啊。（受訪者C-3）而另一位受訪者就工作經驗亦表示，語言與社會階級存在一定程度的關連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一般社會大眾，他的父母如果比較中下的，他們一般交談就是用閩南語，他們跟小孩交談也是用閩南語啊。（受訪者B-1）上述受訪者的陳述，凸顯語言的使用與社會地位已有連結傾向，甚至連政府機關至今都存有這種語言階層化的意識。經濟部於 2009 年 7 月為宣導 ECFA 的重要性，曾經推出四格漫畫，創造出「一哥」與「發嫂」的漫畫人物作為代言人，其性格塑造是支持 ECFA 的「發嫂」是新竹客家人，職業是進出口貿易公司主管，精通國、臺、英、日語，個性客觀理性；反對 ECFA 的「一哥」則被定位是口操「臺灣國語」的臺南人，職業是本土傳統製造業的業務員，個性「得過且過」，是一個只會說大話的人；甚至買早餐，老闆少找 5 塊錢都要爭討回來，不懂得自我提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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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危機意識。1 這樣的宣傳方式與描述，受到相當大的批評，被認為有族群歧視之疑慮，其後經濟部亦為此事道歉並回收此份文宣。由此可看出，語言與社會階層的聯結至今都還存在，這與過去推動說「國語」政策似乎不無關聯。

（四）語言的地域化

前述有關「一哥」與「發嫂」的宣傳手冊，事實上也存在語言與區域的關連性，在臺灣閩南語的語彙中，常以「下港」來描述中南部地區，無形中點出臺北首善之區，與臺北以外地區有區位發展上的差異外，其實也代表一種語言使用的分別，臺北都會區多以「國語」作為溝通的主要方法；而所謂「下港」則較能聽見本土語言，故語言形成地域化，而這種地域化與城鄉發展以及教育資源豐吝都有一定的關連性，臺北地區作為首善之區，肩負國家門面的任務，故應呈現出一個代表進步的象徵，從而在語言的推廣方面更加努力地將整個首都地區打造為一個使用「國語」的地域；相對地在其他地區則未有這樣的情況，因而形成語言的地域化現象。

（五）語言的場所化

就推行「國語」政策的成效來說，可說相當成功，因為北京語不僅取得官方語言的地位，更是學校教學的主要工具，而因採取強制性與懲罰性的措施，在所謂的正式場合，諸如學校、政府機關等所舉行的會議或活動，都必須使用「國語」，而本土語言只能在家庭中或其他非正式場合，如在婚宴中使用。於是語言的使用會依場所不同而有差異，然而時至今日，連家庭中也多半使用「國語」作為代際溝通的主要語言，而在社會諸多婚宴喜慶的場合，也逐漸以北京語作為主持儀式的語言，在這些公開場合，已難以聽到所謂的「方言」了，因而本土語言所存在的空間與場域也就更為限縮。整體而言，推行「國語」政策將語言的推行與國家立場的主張相連結，甚至說不說「國語」成為愛不愛國的評判標準，同時透過國家公權力控制媒體與教育體系，壓抑其他本土語言的發展空間，並以強制性的措施禁止各種本土語言，亦有與工作相連結者，使得本土語言被低俗化，許多人為能確保其工作權，為了不因族群身分被另眼相待，於是不願使用本土語言，甚至放棄母語，轉而認同「國語」者， 1_{參閱 2009 年 7 月 22 日中時電子報，「綠批一哥發嫂文化歧視要經部為文宣道歉」報} 導，網址：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Rtn/2007Cti-Rtn-Content/0,4526, 110101+112009072201155,00.html，檢閱日期 2009 年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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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語言態度的轉變，就態度而言，事實上包含三個主要要素，包括影響（affect），即對有關對象的情感；認知（cognition），即對有關對象的想法與信念；行為（behavior），即針對對象採取特定行動途徑的傾向（Oakes, 2001: 29），因此民眾對本土語言的語言態度已有落後且沒有水準的認知，進而產生刻意排斥與鄙視的心理，故產生在任何場合不願去使用本土語言的行為，這使得本土語言的推廣更為困難。

伍、民主化後的本土語言政策

進入民主化後，政府開始著手推動本土語言，並訂定若干本土語言的文字系統，將本土語言融入國民小學的教材中，逐漸推廣本土語言的教育，對比過去壓抑性的「單語政策」，「多語社會」成為解構單一，迎向多元的新期待，但仍舊存有許多待為探討的問題，茲將有關本土語言政策的目的與推行途徑加以說明，並探討推動本土語言所存在的障礙。

一、本土語言政策的目的與推行途徑

由於 1987 年解除戒嚴後，民間力量開始興盛，進而關注本土語言復振的議題，教育部也開始擬定本土語言的發展政策，1993 年教育部宣布將母語教育列入國民中小學正式教學活動範疇，讓學生依興趣以及需要以選修的方式學習臺灣閩南語以及客家語，同年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以肯定母語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1993）， 1994 年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亦增加「鄉土藝術活動」及認識臺灣社會篇、歷史篇與地理篇，使得母語正式進入國民教育課程，被認為是國語言教育政策方針的最大改革（陳美如，2009：150-151）。 2000 年 3 月，教育部頒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明定自九十學年度起，由國小一年級開始實施，共分為七大領域，其中之一為「語文」領域，包括「國語」、鄉土語言及英語，規定國小一年級到六年級每週必須選鄉土語言課程，包括臺灣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原住民語言。雖然母語列入正式的國民教育課程，似乎讓母語復振出現一線生機，但因推行「國語」政策太過於成功，家長對於北京語的重視早已超越其他本土語言，於是以增加學生負擔等理由而反對母語課程的安排，故母語課程對於母語復振的影響可以說是極為有限。 2003 年有關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標準有所修正，主要的規劃是要求國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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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能學會簡單的臺羅拼音，國小三年級能用閩南語寫電子郵件，國小五年級能用閩南語上即時通，國中生要能用閩南語寫部落格等，因困難度太高，各界反彈頗為強烈，適值政黨輪替，教育部長鄭瑞城上任後，重新對課綱加以檢討，並研擬新的課綱，採取更為寬鬆的要求，並賦予學校較大的彈性，以進一步落實語言教育。論者指出語言教育不僅是語言技能的傳授，也牽涉到更廣泛的社會、權力、地位議題，面對語言滅絕的威脅，族語教育常被視為語言復振的良方（張學謙， 2008：19）。回顧政府所推動的本土語言政策，吾人可以觀察出本土語言的主要教育對象為國民小學的學童，主要的推動途徑是以設計課程的方式，將本土語言內化為國小課程之一環，期望透過課程的教學與學習，使學童可以熟練本土語言，甚至能有流利的聽說讀寫能力，面臨現階段的母語滅失危機，此種方式確有其必要，但從現階段的社會情境而論，此種課綱的設計似乎忽略現實環境無法配合的缺憾，進而忽略透過「境教」的功能而使本土語言能夠生活化，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確切發揮本土語言的實用性，因此，吾人實應進一步思考本土語言在執行上可能遇到的瓶頸與障礙。

二、推行本土語言政策的瓶頸與障礙

儘管本土語言政策的內容極為豐富，也具有具體的政策目的，即透過教育體系的教導，提升學童讀說聽寫的能力，然而這樣過度理想的執行模式卻近似揠苗助長，反而使學童失去對母語學習的興趣，也未營造一個適合學習者學習本土語言的環境，因此本研究認為有關本土語言的推展，至今仍存在幾項重要的障礙。首先，國民對本土語言欠缺文化認同，造成說母語即有引來異樣眼光的可能性，許多人在公共場合羞於以本土語言表達，因此，無法對母語產生文化認同，加上許多父母自己的本土語言能力不足，更加喪失傳承本土語言的能力。故有認為臺灣的母語教育忽略語言教育的政治、社會、文化意涵，導致語言復振缺乏「意識啟發」（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的基礎，此種意識啟發是弱勢語言族群成員嘗試分析對其母語的態度與保存語言的希望與動機（張學謙，2008：19），如何喚醒這種意識啟發恐怕成為復振本土語言的最大挑戰。其次，既有生活環境與本土語言教育系統無法有效連結，本土語言欠缺生活化，以本土語言作為實際生活溝通工具的實用性似乎愈來愈低，在這種本土語言的工具認同相當薄弱的情況下，學校的本土語言教材僅僅是作為一種單純的教材，難以真正成為實用性的溝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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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上大多是詩歌、童謠，當然孩子在講的時候會很順，都可以很厲害地背誦，但是在日常生活上沒辦法表達。（受訪者C-2）根據受訪者的觀點，許多學童儘管很會朗誦教材的詩歌，卻沒有足夠的運用能力，造成現今的本土語言課程僅僅為「記問之學」，無法發揮實用效果。同時現今本土語言課程欠缺連貫性，並未有一系列的母語課程設計。我們在推母語教育的時候沒有一貫性，只是在小學的時候用一種比較趣味性來教導學生。但是問題是到了國中，完全為了升學就沒再繼續了，沒辦法一直持續地銜接，大家都只著重從最基礎的小學紮根而已，但是問題是到了國中、高中反而就沒有再加強母語教育。（受訪者A-2）故當母語的課程不具銜接性，僅是在小學教導，等學生升上國中後，母語課程又非考試科目，在龐大的升學壓力下，學生放棄母語的學習似乎不難預期。再者，本土語言的文字系統尚未普及且缺乏共識，也成為無法有效推行本土語言的原因之一。我們有漢字的系統基礎，那小孩子也在這樣的漢字基礎的環境下，所以我們寫文字也是漢羅，有漢字跟羅馬字，就是漢字你看得懂，唸不出臺語的就先寫下來，若是一些沒辦法寫的擬聲詞，你根本寫不出來，那你就需要用羅馬字來做拼音表達，所以目前漢羅的角色就是漢字多一點，算是時代的演進下的折衷。（受訪者C-2）實則文字書寫系統對於語言的推廣有一定的助益，Twine（1991: 108-109）即指出日本明治時代因廢除古典艱深的漢字書寫系統，採行口語型態的書寫型態，使國家的語言成為更有效傳播資訊，成為引介西方理論作為大眾教育的有效工具。因此，發展本土語言的文字系統值得肯定，然而發展文字系統的過程中，必然面臨整合的問題，以臺灣閩南語為例，究竟是採漢字表述、羅馬字表述、漢羅夾雜的文字或者自創符號加以表述，都尚待謀求共識，而須有進一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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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因應母語消逝危機之政策建議

Lawton 與 Rose（1994: 39）認為傳統官僚體制可以確保一致性、統一性與公平性而尋求責任的歸屬，然而這些官僚體制所強調的原則卻無法讓組織在面對混亂環境時能夠發揮彈性、創新與回應力，並推崇Osborne 與 Gaebler 所提出的十點政府再造原則作為改變官僚體制的依據。而Osborne 與 Gaebler 的政府再造思維即是強調授能的概念，在政策執行方面，應該拋棄過度由上而下的立場，反而應該重視由下而上的民間力量，亦即政府必須喚起民間社會與企業部門的參與動能，因此，本研究認為掌握政策網絡，藉由不同參與者的力量共同推行政策，成為未來推動本土語言教育的重要方向。 Borzel（1998）認為政策網絡是一個相對穩定的關係體系，本質上屬非層級節制性以及互相依賴的，連結願意分享共同利益的行動者，彼此交換資源以追求共同分享的利益，藉此了解到協力合作（cooperation）是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deLeon 與 Varda（2009: 64）則認為政策網絡可藉由增加有關潛在共識的相關資訊以強化實踐共識承諾的可靠度，而具有增加政策共識的可能性與範圍的能力，故藉由組織邊界、探討組織決策的細節、發現執行的障礙所在，則決策制定的成功可能性是可以提高的。Zentella（1999: 164）亦認為作為語言政策執行與評估成功與否的兩個前提要件為適當性（adequacy）以及接受性（acceptablity），前者係指語言計畫是否適當，可否有助於滿足在科技社會中工作、學習與生活的複雜需求？後者則指語言政策設計能否為社群所接受，即語言政策能否順利的導入社群生活？是以，從政策網絡的觀點，政府推行本土語言應該摒棄傳統「由上而下」的政策執行思維，轉而應該建立平等互動的網絡觀，並考量語言政策的適當性與可接受性，充分掌握影響本土語言政策的利害關係人，除學校以外，對家庭以及社區力量的聯結更是一項核心工作，故形成以政府為中心，而將資源分配於各重要利害關係人，形成一個互動密切的政策網絡，成為未來推動本土語言政策的重要途徑，即如前述研究架構所示，在學校、家庭、社區等面向應有一定的作為。

一、家庭面向

在家庭面向上，因一般多屬小家庭，故父母在本土語言的傳承方面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力，然因過去推行「國語」的影響，已降低現今父母的本土語言能力，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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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國民政府強力推行語言政策下，以華語為「國語」而進行教育，華語成為臺灣社會強勢語言，其結果嚴重傷害其他弱勢語言的生存空間，導致以 Holo 話為母語的家庭，其家長為了讓自己的子女能夠流利的使用華語，因而盡量避免使用母語與孩子溝通，如此導致母語使用能力一代不如一代（黃輝爵，2007：103），故父母對本土語言的觀感確實需要再予導正，使其重新瞭解本土語言的文化價值，從而願意學習本土語言，並進而願意將本土語言傳遞給下一代，有受訪者表示語言的文化性確實值得重視。大家對於語言的感覺就是實用，語言就是要應付生活的，所以最主要講「國語」就是使用的機會比較多，那閩南語或甚至客家話就感覺沒那個必要、沒那個實用性，所以一般從工具語言的角度來看，就父母來看，就認為沒學也沒有關係。因此，我們可能需要教育父母的觀念，因為那可能是一個文化的語言、一個傳承的語言，所以我覺得教育不是只有在學校啦，在一些傳播媒體等，都需要灌輸大家一個這樣的概念，本土語言並不是沒用、沒實用性，而想放棄的語言。（受訪者A-1）而語言世代化亦是一個嚴重的危機，亦即老一輩的家長會以「國語」與其子孫輩溝通，而與同年齡層則以本土語言溝通，使得本土語言無法在年輕一代間成為流通的語言，致使語言的傳承更受局限。我覺得現在學校在教臺語都還是教囝仔歌，唸一唸歌譜而已，或是一些古早的俗語、諺語，這讓孩子變成一種觀念，就是臺語都是阿嬤在說的，比較沒有一個現代化的觀念，也變成不是孩子的生活語言，只是一種懷舊的東西。我認為這種方向是不對的，應該是臺語要現代化，甚至說要走向國際化，比如說政府可以宣導學臺語跟學英語的音標銜接，這其實是可以互通的。（受訪者 A-3）因此，有關本土語言的傳承，必須導正父母的觀念，必須讓父母能夠欣賞與認同本土語言所存在的文化價值，透過本土語言教師的觀念啟發，更能藉由學童的學習態度引導家長重視本土語言，有受訪者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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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學校就跟小孩子說：「回去說給父母聽，跟父母用臺語做溝通。」我嘗試用小孩子來影響父母，然後我發覺有很大的效果，因為孩子為了求表現，會踴躍地跟父母說臺語。（受訪者C-2）因此運用學童的學習意願與態度，是一個可能改變家長觀念的途徑，當然，政府亦應有鼓勵家庭講母語的相關措施，如「本土語言家庭」的制度即是一個方法。現在有「客語家庭」的制度，就是說如果全家都會講客語就會有一個標誌，等於說是一個鼓勵的制度啊，其實就是為了要鼓勵家庭母語。那在閩南語的部分，我是覺得大家可能還沒有意識到，可能也需要政策去推廣啦！（受訪者A-2）吾人可知家庭是傳承母語最重要的場所（黃輝爵，2007：104），然而因現代父母受到獨尊「國語」的影響，家庭傳承本土語言的功能已大為降低，故本土語言的傳承尚須藉助家庭以外的力量來推動，如學校與社區即是推廣本土語言的重要場域。以臺灣客家語為例，在行政院成立客家委員會後，現今臺灣客家語的推廣上，腳步比較積極，臺灣客家語在客家委員會的規劃下，推動「客語生活學校」、建置「客家網路學院」並辦理「客家語言能力認證」（莊錦華，2007：144-148），使得臺灣客家語的推廣逐漸顯現成效。然而有關臺灣閩南語以及原住民語部分相較於臺灣客家語而言，則較欠缺積極性，這是未來可以持續努力的方向。

二、學校面向

而在國民小學部分，雖已執行本土語言課程多年，卻無法改變本土語言流失的危機，因此在本土語言的教學方式上，應力求教學的活潑化，使學童在本土語言的學習上沒有負擔，而願意主動接近本土語言，當然這與教學者所採用的方法也有相當程度的關聯，有受訪者針對教學方式提出她的看法：像是我上課一開始就會畫一圈，當同學上課很認真的，我就把他的號碼記在黑板上，若是有三次表現認真的學生，我就會幫他蓋一個印章，那其實小孩子都喜歡人家給他蓋印章鼓勵的，你一句鼓勵的話，他就會很認真的。（受訪者C-2）學校應推廣以本土語言作為教學工具，且必須改變家長對本土語言的刻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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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認為本土語言是粗俗且不雅的，讓家長對本土語言有重新的評斷，同時也能增加本土語言的實用性與工具性，James 與 Jorgensen（2009: 150）認為若是政策變革未能改變信念系統（belief system）則缺乏政策學習效果。Robichau 與 Lynn（2009: 32）指出政策制定與行政體系的多階層治理間的連結未被釐清，而在輸出（output）與結果（outcome）上的影響也未被清楚考量。所以現階段雖有本土語言課程的輸出，卻難以產生改變信念與思維模式的結果。根據受訪者表示，這種認為本土語言粗俗與不雅的刻板印象仍然是存在的。我是有接過家長提到說老師自然課的時候用閩南語教學啦，平常我們還是以國語為主啦。你如果其他科目用閩南語教學，還是老師有點講得閩南語有點粗俗的，那家長就比較會抗議。（受訪者 B-1）這種對本土語言的主觀刻板印象有可能因過去過度扭曲或醜化本土語言所導致，當然這是亟待克服的障礙，然而語言應落實生活化，並以生活化作為教學目標，同時有效改變家長與師長對本土語言的既定意象，才能真正使本土語言教育能夠在學校及社群中收到成效。要是不跟小孩子說，孩子從出生就不太會說臺語，到了學校後，就剩一個禮拜只有四十分鐘一節課的而已，雖然說一個禮拜有一天母語日，不過很多學校都沒有真正落實，所以說一週只有四十分鐘要學好母語是相當困難的！（受訪者D-1）而在授課的過程中，有部分本土語言課程的敎師存有應付的心態，對於課程內容未能深入規劃與準備，因而本土語言的效果不彰，甚而有使用本土語言課程上其他課的情形發生，有受訪者即表示：我個人的觀察和看法是差不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師是應付性的，因為有的老師在上課的過程中，不是真得上母語，而是借去上其他的科目，拿別的科目來替換，不管是臺語、客語、原住民語，都有這些情形。（受訪者D-2）當然語言必須重視其實用性，必須與日常生活相結合，亦即在語言教學上能否真正使學童有應用的環境，若無法使學童有實際運用的能力，則本土語言的消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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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也就更加嚴重，有受訪者即表示：在推行這個母語的時候，我是覺得不只是課堂上一堂課而已，還要有整個環境的一種境教的影響，像有的學校是推廣每個禮拜一天的母語日，這是有一點努力的方向，但是還是不夠啦！推廣母語是在生活之中啦，而不是抽離生活在一個玻璃櫥裡面的方式，其實在每天都可以用到的，所以要讓它真的落實在生活裡面，確實是平常的用語就是要政令宣導之類的。小孩會不會用母語去市場買菜？會不會用母語跟家人交談？我覺得這部分跟生活結合可能需要注意能夠實際去用的場合。（受訪者A-2）根據上述受訪者的意見，落實生活化乃是本土語言教學最為重要的目標，如果學童只會朗誦本土語言的詩歌、童謠，卻無法以此種語言進行溝通與交流，則此種本土語言的政策無疑是失敗的，故亦有受訪者表示以本土語言交談仍然是本土語言教學最須重視的目標。低年級都是用那個兒歌、或者什麼讓小朋友去朗讀、去唱唱，我是覺得可以跟一般人用閩南語來交談、或是聽得懂，我是覺得這個比較重要啦！這個比較重要。（受訪者B-1）目前我們可以知道孩子會喜歡去看一些卡通，像是火影忍者、皮卡丘、海賊王、海綿寶寶…孩子最愛看的就是這些，但是當中大部分都沒有翻成臺語，實際上若是翻成臺語的話，我覺得對小孩來說應該會是很好的學習。（受訪者D-1）或許許多人會認為現今學校已有母語課程，對家庭的溝通語言應有一定的影響力，然而本研究經由訪談發現，學校的母語教學對家庭的影響仍然相當有限，擔任國小校長的受訪者即表示：這種家庭方面的東西，學校沒辦法硬性強迫，而且在家裡父母怎麼說小孩就怎麼說。若是家長來學校質疑學校為什麼強迫孩子說臺語，我們學校絕對承受不起那種責任，現在的趨勢，英語是主流，所以英語跟閩南語來比較的話，用想得也知道大家願意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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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錢去學英語，也不可能有人願意去學鄉土語言的閩南語。（受訪者B-2）而本土語言教育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於師資的培訓，儘管國內已有為數不少的臺灣語文學系，然而這些科系的畢業生，將來的就業是否能與其專業相連結，學校在培訓過程中能否注意到現階段的市場需求，以及學校與地方政府間能否透過合作創造這類專才的就業機會，亦值得吾人深思，有受訪者表示：對於現在正在學習的，比如說唸一般教育大學的臺文系，他們的出路是什麼？沒有什麼配套措施嘛，學生畢業後，沒辦法發揮他們專長，也不能在國小教臺語，那在國小教（母語）的人，又沒有那些專業能力，我就曾聽過有些學生跟我抱怨過，都修了二十幾學分了，到有些地方政府也不要承認，認為要上過 72 小時的研習，難道二十幾個學分會輸 72 小時嗎？就是說他們很注重那個形式，一定要那個 72 小時的研習，比那個好的他不要，就是說那個形式的東西，所以說就是很混亂啊。（受訪者A-1）如前述研究架構所示，學校乃是網絡系統中的一員，並具有連結網絡中其他行動者的重要角色，蓋學校擁有專業的教學資源，將與家庭與社區產生一定程度的互動效果，Considine（2005: 138）認為政策世界中的網絡主要連結因素包括權威、資源、專業、計畫以及堅定支持的承諾（partisan commitments），其亦指出網絡具有四項特質，即網絡立基於實際的連結（ties）、網絡涵括眾多的行動者、網絡具半正式（semi-formal）或非正式特性以及網絡並非單純的層級體系等。由於學校是敎授本土語言的主要場域，學校因掌握本土語言的專業資訊而具有連結網絡成員的專業屬性，本土語言師資的強化即是對專業屬性的充實，並能深化本土語言課程的影響力，亦即學校的專業不僅影響家庭的語言使用，亦可使社區為本土語言型塑一個友善的環境，從而強化網絡成員對本土語言政策的堅定承諾，形成長期而穩定的互賴關係。

三、社區面向

Fishman（1985: 373-374）認為語言的復振必須聚焦於更基礎的社會過程。所以從家庭─鄰居─社區的過程是語言學習的關鍵，因此，除了家庭與學校面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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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政策更須結合社區，必須善用社區的力量落實本土語言，Warner（1999: 315）進行有關夏威夷語的復振過程中提到，語言的復振必須讓從學校與雙親學習到夏威夷語的學童能夠有語言的代際（intergrneration）使用，且必須創造一個在廣大社群中，各種領域都有使用與聽到夏威夷語的機會，所以語言的流傳必須使其能夠在社區中使用。就臺灣社群的特性而言，充滿實用性與工具性的性格，如無法強化語言使用的工具性，僅宣導語言的固有價值，恐怕難以獲得多數民眾的認同，故強化本土語言的工具性認同，將成為建構語言文化認同的基礎。現在年輕的一代最大的困擾是他們不會講臺語，講得愈來愈少。整個臺語環境反而是萎縮，被萎縮到只剩下在學校有幾次國小的鄉土教學，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因為沒有讓孩子有一個語言的環境，只是藉由少數幾堂課的教學，長期下來會內化到學生的內心，使學生認為臺語是我課堂上的一堂課，等同於數學、自然、社會、國語等學科，反而不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不是他的母體文化，這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受訪者E-1）整個媒體都是以國語為主，這還不打緊，早期在某種程度上還會故意處罰、醜化咱本土的語言，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影響，所以很明顯的影響就是咱現在年輕一輩，根本就講都講不好了，所以慢慢有這種語言轉化的現象。（受訪者A-1）當然，強化語言工具認同，即必須結合社區，讓社區能夠以本土語言交流，方能有效提升本土語言的工具性，又必須先破除岐視性的語言意象，讓國人可以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種語言的使用，型塑一個健康社區，以作為孕育本土語言成長的搖籃。有受訪者表示：主要還是怕老師上課用閩南語講，小朋友聽不懂。或是老師講的閩南語比較粗俗一點。因為其實閩南語就一般人的觀點會想說老師講的比較粗俗。（受訪者B-1）倘若上述的說法是一種普遍的認知，則在本土語言的推行上將會有更大的障礙，這代表教育工作者本身受單語政策影響，無形中存有歧視性的語言意象，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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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推行「國語」的單語政策不無關聯，故解決語言流失的問題，不能忽視單語同化意識的危害，應當進行語言人權教育，藉以去除單一語言的神話（張學謙， 2008：25），若無法消除單一語言政策所表彰的優勢性，要能期待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全力推動本土語言恐怕有所困難，因此就社區面向，有必要提升本土語言的地位，由於本土語言相較於目前的「國語」屬於弱勢語言，論者指出對弱勢語言而言，官方語言地位是確保政府提供制度性支持的保證，而官方語言地位有助於提升弱勢語言的語言活力，促進語言的保存（張學謙，2007：180-181），然而將弱勢語言列為官方語言，在於凸顯其地位，未必表示公文書與大眾媒體必須強制且廣泛使用，若能在特定地區流通，即達到語言保存的目的。張學謙（2007：185）指出官方語言實施可包括領土原則（territory principle ）與身分權原則（ personality principle），前者指將國土依據主要語言人口在地理上的分布情形劃分語區，以某地區的主要語言做為該語區的官方語言；後者則謂由個人決定使用任何法定的官方語言和公家機關打交道。本研究認為兩種實施方式各有所長，不過任由當事人選擇所使用語言，將造成溝通成本增加，未必有助於復振弱勢語言，因此劃分語區以強化官方語言地位，可能更易為公眾所接受。此外，作為政府機關重要的決策階層應經常在公開場合以本土語言發表談話，以導正這種觀念，亦即整個社會對於語言的歧視性意象必須消除，才能真正落實本土語言的推廣。故本土語言政策必須融入治理的理念，善用治理量能所凝聚的政策網絡來推動本土語言。有認為網絡重視的是各機關專業價值之間的協調與整合，而不是層級節制與命令（朱鎮明，2005：97），政策網絡理論係將網絡視為一組連結行動者群體的穩定關係，本質是非層級和互依的，當中的行動者享有共同的利益，並認知到合作是達成目標的共同途徑（孫本初、傅岳邦，2009：44），是以負責語言政策的政府部門更應掌握多元利害關係人的脈動，瞭解多元參與者的需求，進而發揮協調整合並促進共同合作的機能，強化多元行動者的互賴關係，以增進本土語言的推廣效益，有受訪者表示：教育部的母語政策的感覺好像比較是解決音標、用字的問題，但是對於跟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結合上，在閩南語的部分反而少，客家語的部分反而走的比較遠一點。（受訪者A-2）有更多的壓力團體，來向政府表達、推動，這方面的事永遠都是咱們民間走在政府前面，政府都是被牽著走，但是要牽得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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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足夠力量才行，所以要多一點壓力團體來做推動。（受訪者 A-1）實則家庭與社會教育的結合即是一種治理策略的展現，並可透過政策網絡呈現治理的內涵，論者謂政策網絡反映了國家與社會兩者之間不再嚴格區分，政策制定的過程是多元化的，並包含了許多次級系統，而這些次級系統又因資源的互賴而結合成緊密的網絡關係（王光旭，2005：66），故多元化的參與不僅擴大政策網絡的範圍，更能助於政策的推行，故而企業亦應融入政策網絡中，借重企業力量協助推廣本土語言，諸如各傳播媒體即是推廣本土語言的重要媒介，而與文化產業相關的民營事業亦能發揮傳承本土語言的功能，亦即透過與本土語言相關的文化產業創造商機，可使本土語言更受重視，順勢推廣本土語言的文化價值。考量往昔推行「國語」政策乃是由政府向家庭推廣的途徑，現今若將本土語言的復振歸諸父母，試圖藉由家庭內部自發性的傳承本土語言，恐因家庭傳遞本土語言的功能衰退，而難以獲致預期成效。因此推行本土語言必須以政府為核心，透過政策設計融合治理理念，結合各級學校、民間企業以及社區採取由家庭外轉入家庭內的途徑，亦即從社區與學校轉入家庭，始能強化家庭傳承本土語言的機能。

柒、結語

當前推動母語政策仍須進行問題本質的再確認，透過政策網絡的治理觀點，重新檢視本土語言的政策內涵，Dunn（2007）建構「以問題為中心」的政策模式，認為問題建構才是政策問題的核心，並指出應避免「第三類型錯誤」，亦即以正確手段解決認定錯誤的問題，當發生「第三類型錯誤」，則所投入的成本不僅無法獲至預期的成效，甚至會造成更多的問題，浪費更多金錢與時間。因此，本土語言政策的重心不全然在教育體系，而是透過治理途徑使本土語言真正融入生活，成為實用的溝通工具。今日不少的臺灣閩南語家庭的年輕父母已漸漸失去自己的母語能力，臺灣閩南語對他們而言，好像不是自己的母語（黃輝爵，2007：107），其他本土語言也存在此種現象，因此絕大多數家庭早已失去傳承本土語言的功能，如何藉由家庭外的力量推動本土語言，無疑是現今本土語言政策所要思考的關鍵，學校固然是復振本土語言的重要場域之一，但現階段政府僅將本土語言視為學校教育的一部分，而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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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語言作為一門課程，只在課堂上學習，恐怕是不夠的，即便有「母語日」的設計，對於本土語言的全面復振效果仍然極為有限，論者謂此種語言政策猶如自由主義式的溫和忽視（benign neglect）（施正鋒，2007：174），蓋政府未能積極介入並訂定積極的本土語言政策，本土語言仍無法達到頻繁使用並產生深入家庭的效果，日後終究難逃滅失的危機。烏克蘭作家Pavlov Pavlychko 提到語言不僅是一種溝通方法，也是哲學意向的體系，是一種隱喻、解釋的思考模式，當語言消失，民族結構與精神也將消失，語言死亡代表人們的死亡（轉引自Smolicz & Secombe, 2003: 5）。過去推行「國語」政策造成諸多本土語言的語言活力產生嚴重減損的後果，無疑是一種文化的災難，此乃肇因於推行「國語」政策是一種有系統的語言規劃，語言規劃的目的主要改變一語言在社區相對於其他語言的功能、改變語言本身使能符合其功能之表達及改變語言的學習與使用人口（陳淑嬌，2007：21），這樣走向單語式的語言規劃，使得特定語言可以有效擴散，相對壓抑其他本土語言的存在空間，一位臺灣閩南語的教師表示：我常常跟學生說，臺語到你們這代就滅亡了，雖然臺語是要傳承下去，但是我們能教的，還是很有限，畢竟一個禮拜只有一節課而已，現在就是希望學生能說多少算多少了。（受訪者C-1）這樣的陳述除了反應教學者的無奈之外，更映證現階段推動本土語言的障礙在於過去推行「國語」政策所導致語言雅俗化、語言的世代化、語言的階層化、語言的地域化以及語言的場所化的現象仍未消除，國民對自己族群的語言缺乏自信，不敢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使用所屬的本土語言，認為講母語是一件丟臉的事，於是社會中形成一股母語的「寒蟬效應」，尤其原住民在過去為了掩飾身分，甚至放棄自己的母語，轉而認同「國語」為母語，2 這樣的現象對於一個多元發展的文明社會，無疑是一種損失，儘管如此，有論者謂語言如果只是流失，還沒死亡，應該還是有機 2_{參閱 2009 年 6 月 14 日中時電子報「說族語會自卑國語變成母語」一文，文中報導：} 「『從小爸媽就要求講國語，認為這樣才能和平地小朋友平起平坐。』今年報考北排灣語認證的準醫師陳家豪說，父母覺得說原住民語言會有自卑感，所以不要他們說母語，導致他和妹妹幾乎不會族語。陳家豪表示，自己的族語能力只有簡單片語及名詞，族語能力甚至比英文還差…」，網址：http://n.yam.com/chinatimes/healthy/200906/20090614140367.html，檢閱日期：2009 年 11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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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挽救（謝國平，2007：7），故現今政府應該致力於消除母語的「寒蟬效應」，積極恢復講本土語言的尊榮感，從強化本土語言的工具性著手，其次，須使本土語言的文化性重獲重視，整體而言必須從家庭外的場域著手，由外而內強化家庭對本土語言的傳承功能，使本土語言能夠代代相傳，以保留先民的智慧結晶。故未來本土語言政策的推動，除強化教育領域的延續性與一貫性之外，更應將其生活化，在原住民區域即應鼓勵以原住民語教學，在客家族群與河洛族群地區亦復如是，使學生對本土語言的印象不是一門課程，而是一種溝通工具，當然本土語言的推展不宜限縮於教育領域，更應透過政策網絡的觀點，結合學校、家庭以及社區，共同推動本土語言的使用，使本土語言與所生活的環境充分結合，真正成為實用的生活溝通工具，亦即透過「語言的生活化」作為延續語言的方法，方能實現臺灣作為一個多語社群、多元社會的祥和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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