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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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77. 「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王宏志 * 摘. 要.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勳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 率領使團來華，謁見乾隆皇帝，提出政治及商貿上的要求。毫無疑問，這第一次的英使來華在中英關係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只是一般的意見都認為，馬戛爾尼使團是失敗而還的，因為他們所提出的任何請求都不獲清廷所應允。本文集中討論這次使團所攜帶贈送給乾隆的禮物。過去有關的研究焦點都放在英人挑選禮品的動機，他們如何希望透過展現英國當時的科學水平和軍事力量來突顯英國的雄厚實力。本文從另外的角度去思考禮品在這首次英使來華事件中的角色及意義：翻譯問題在這次呈贈禮品中的關鍵性。直到目前為止，探討翻譯與馬戛爾尼贈送禮品的研究很少，但翻譯在這問題上其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涉及的更遠超表面文字的層面，沒有釐清翻譯的問題，是不可能準確及真正理解馬戛爾尼使團這次送禮行為所產生的問題的。本文嘗試透過分析中英雙方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原始文件，尤以使團送禮清單的英文原本及中文譯本為重心，展現兩國不同的送禮文化以及對這次使團送禮活動的認知及態度，從而揭示翻譯活動本身以及翻譯研究對歷史的發展和論述所起的重要作用。關鍵詞：馬戛爾尼使團、禮品、翻譯研究 *.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人文學科講座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2) 78.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Translation and the Presents of Lord Macartney to Emperor Qianlong Lawrence Wang-chi Wong *. Abstract In 1792, George Lord Macartney was sent by King George of Great Britain to visit Emperor Qianlong to open the tightly closed door of China. Many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n this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which cannot be further stressed. Bu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ssue of translation involved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Chinese. The present paper looks into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faced by the mission when they had to provide the list of presents in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the translators were utterly unqualified as their proficiency in written Chinese was extremely poor. On the other, many of the presents were hitherto unheard of in Qing China, hence there could not be any existing translation for reference. In the e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ist was almost incomprehensible. But more importantly, one major consideration of the Embassy in their choice of presents was to demonstrate to the Chinese their achievements, particularly in science and military strength, of Great Britain. Hence the original list of present was written in a bombastic and even pompous *.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Director,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3)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79. manner, and the Ambassador expected a translation that could transmit the same spirit of pride. However, although the translators had deliberately softened the wording and the tone, the translation was badly received by Emperor Qianlong as being exaggerating and pretentious. This demonstrates unmistakably the huge cultural difference in presenting gifts in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Macartney Mission, presents, translation studies.

(4) 80.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5)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81. 「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一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勳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 率領使團來華，謁見乾隆皇帝，提出政治及商貿上的要求。毫無疑問，這第一次的英使來華在中英關係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過，一般的意見認為，馬戛爾尼使團是失敗而還的，因為他們所提出的任何請求都不獲清廷所應允。 1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從不同方面分析馬戛爾尼使團失敗的原因。在過去，主流論述認為，清廷錯誤地把這些國際間互訪的正常外交活動視為蠻夷藩屬要到中華帝國朝貢的舉措，是導致使團失敗的原因，而覲見乾隆時的叩拜禮儀問題被認定為最關鍵的因素。 2 大部分歷史家批評乾隆堅守閉關政策，以保護主義拒絕與西方接軌，愚昧地放棄了中國走向 1. 2. 關於當時及稍後人們對馬戛爾尼使團的評價，可參 Pritchard 1970: 374-79。. 關於叩頭的問題，由於中英雙方的當事人以至一些當時的文獻都存有不同的論述，究竟馬戛爾尼有沒有對乾隆行三跪九叩禮，學界至今仍然沒有定論。早年集中討論這問題的有 Pritchard 1943: 163-203；近年最細緻的論述則見黃一農 2007: 35-106。.

(6) 82.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近代化的機會。 3 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這次中英相遇是兩個不同文化觀念的帝國一次正面交鋒和衝突 (Wang 1993: 43-56)，而乾隆拒絕英國人的貿易要求並不是出於頑固、保守或封閉的心態，而是因為其他經濟政治方面的考慮 (Hevia 1995)，更有人強調乾隆一向重視西學，他拒絕馬戛爾尼的要求，其實是「洞悉其奸」，看破英國派遣使團來華的政治陰謀。 4 本文不會深入探研馬戛爾尼使團的性質和失敗的原因， 5 而是希望集中討論這次使團所攜帶贈送給乾隆的禮物。其實，有關使團禮品的研究為數也不算少，大部份的焦點都放在英人挑選禮品的動機，他們如何希望透過這些禮品來展現英國當時的科學水平，從而突顯英國的雄厚實力，因此，這些討論大多都環繞著禮品的科學性成份， 6 而其中一個很普遍的觀點是乾隆對這些科學禮品表示不重視甚至低貶，正好印証了當時中國科學落後的說法；但近年也有人有力地質疑了這傳統的看法，認為「乾隆對西方科學其實並不排斥，也並非完全不感興趣」，他刻意對英 3. 例如 Marshall 1993: 11-42；Peyrefitte 1993；秦經國、高換婷 1998: 49-50。. 4. 趙剛 2003: 2-28。一個類似的觀點亦見於 Liu 2004: 57-58。. 5. 各種不同的論述和觀點可見於一次為紀念這次通使二百周年而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參張芝聯 1996。另外，英國漢學研究會在 1992 年也舉辦了一次國際研究會，紀念馬戛爾尼訪華二百周年，部份論文出版為 Bickers 1993。 6. 第一篇集中討論使團禮品的科學性的文章是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03-25；另外還有 Schaffer 2006: 1-30；Berg 2006: 269-88。中文方面，秦經國、高換婷 (1998: 100-18) 亦有討論使團所攜帶的禮品。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篇碩士論文：常修銘 2006，雖然論文的重點在於整個使團的科學任務，但第三章以使團禮品為中心，資料十分詳盡，本文撰寫過程亦有所參考，謹此致意；但可惜的是論文完全沒有觸及翻譯的問題。.

(7)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83. 人帶來的科學產品表現一種冷漠的態度，「很可能是一種反制措施，是一種政治表態的手段」。7 本文則會從另外的一個角度去思考禮品在這首次英使來華事件中的角色及意義：翻譯問題在這次呈贈禮品中的關鍵性。8 固然，直到目前為止，探討翻譯與馬戛爾尼贈送禮品的研究很少，幾乎可以說是完全闕如， 9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翻譯在這問題上其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涉及的更遠超表面文字的層面。因此，沒有釐清翻譯的問題，根本是沒法準確及真正理解馬戛爾尼使團這次送禮行為所產生的問題的。. 二應該同意，馬戛爾尼從一開始便十分關注使團所要面對的語言障礙。在使團最初的籌備階段裏，他便在三十名文職人員中設立兩個翻譯官職. 7. 常修銘 2006: 53 及 70；亦可參 Waley-Cohen 1993: 1525-44，該文同樣認為乾隆其實對西方科學是有興趣和關注。. 8. 筆者曾發表過一篇有關這次英使來華的翻譯問題，但未有深入處理與禮品有關的翻譯問題。參王宏志 2009: 97-145。 9. 何偉亞專著中有一節是以「英國禮物清單的翻譯（1793 年 8 月 6 日）」（The Translation of the British Gift List (August 6, 1793)）為標題的 (Hevia 1995: 147-148)。但全節篇幅僅一頁，且根本沒有直接觸碰到清單的中譯本。同樣地，佩雷菲特也稍有討論禮品清單的翻譯，但主要談到翻譯時所遇到的困難，且當中的論點和資料引用很是混亂 (Peyrefitte 1993: 76-77)。季壓西、陳偉民：《中國近代通事》內第一章「馬戛爾尼使華（1792-1793）：中英早期交往中的語言障礙」，內有一小節題為「『莫名其妙』的禮品」，好像是要討論禮品清單的翻譯，但在有關的兩頁討論裏，完全沒有碰觸過清單原文及任何英文材料，不知可以怎樣去討論翻譯。季壓西、陳偉民 2007: 27-29。.

(8) 84.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位 (Pritchard 1970: 277)，且委派使團副使斯當東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 遍尋歐洲，最後從意大利那不勒斯傳道會找得兩名剛完成傳道訓練的中國教士充任翻譯 (Staunton 1798, I: 41)。但很可惜，其中一名譯員柯忠孝 (Paolo Cho, 1758-1825) 在抵達中國後便因害怕為外國人工作會受罰而離開， 10 而餘下的一位──在英人的記述裏，他的名字叫Jacobus Li（又作Jacob Ly）或Mr. Plumb，真正的中文名字是李自標 (1760-1828) 11──其實算不上合格的譯員，他不懂英語，只能翻譯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也很有問題，原因是他原來是學習傳教的，沒有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教育，且在 13 歲便離開中國。儘管馬戛爾尼對於他的盡心和忠誠很感滿意，但也難免委婉地說他「不怎樣是一個十足的學者」(“not so complete a scholar”)(Cranmer-Byng 1963: 64)；斯當東更直接批評他不諳中國官場文書風格，不能理想地完成翻譯的任務 (Staunton 1798, II: 136)；又說他不熟悉中國官場講話的方式，有時候會把一些客套婉轉的說話理解為認真的承諾 (Staunton 1798, I: 330)。除李自標外，使團很意外地出現了另一位譯者：副使斯當東的十三 10. 柯宗孝為河北人，1773 年出國，到意大利學習傳道，1792 年回國，1825 年去世，參方豪 1969: 382。一直以來，人們只能根據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等人的描述，把這名譯者的名字 Paolo Cho 翻譯成周保羅。筆者（王宏志 2009: 97-145）從前也沒有把他的名字考証出來，謹此修正及致歉。關於他離開使團的紀錄，見 Cranmer-Byng 1963: 64; Staunton, I: 389。 11. 同樣地，從前人們不知道李自標的真正名字，只能把他的名字音譯為李雅各。參見馬戛爾尼（著）、劉半農（譯）2006。但我們可以從方豪的文章中確定英使團的這名翻譯官 Jacobus Li，實即李自標，甘肅武威人，1760 年生，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與另外 7 名中國年青人一起到歐洲學習。見方豪 1969: 383 及 393。.

(9)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85. 歲孩子小斯當東（喬治‧湯馬士‧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本來，他是以大使見習童子 (page) 身份參加使團的，但在旅途上跟隨李自標等學習中文，進步神速，結果能夠在一次與中國官員的晤面中分擔翻譯的工作，且表現出色，就是斯當東在回憶錄中也禁不住稱讚自己的兒子雖然學習上不夠勤快，但由於他「感覺敏銳，器官機能靈活，這次証明他是頗為勝任的譯員」(Staunton 1798, I: 489)。此外，當使團在熱河獲得乾隆的接見時，由於談話要經過幾重的翻譯，乾隆覺得很麻煩，詢問使團中有沒有能夠講中國話的人，馬戛爾尼便引見了小斯當東。我們並不具體知道談話的內容，但據斯當東的回憶錄：「也許由於這個童子的講話使皇帝滿意，又或是見他活潑可愛」，乾隆從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賜給小斯當東。 12 不過，儘管小斯當東具備很高的語言天份──他當時已經能說五國語言 (Cranmer-Byng 1963: 277)──但那時候他其實也只不過初學漢語不足一年，中文能力始終是極為有限的。然而，在抵達中國後，馬戛爾尼使團裏便只有這兩位譯員，13 顯然，. 12. Staunton 1798, II: 234。小斯當東後來把這個檳榔荷包送贈給倫敦皇家亞洲學會，但多年後學會把一些物品轉移到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時把荷包掉失了。參 Cameron 1970: 311, n. 10. 13. 我們在上面已指出過，其中一位從意大利找回來的譯員柯忠孝在返抵中國後便馬上離開，另外據斯當東說，曾有一位屬於李自標的朋友，獲准從歐洲順便乘船回國，據報他能夠寫得一手漂亮的中文，在船上曾經幫忙翻譯和書寫文件 (Staunton 1798, I: 388)。有資料說這人名叫安神父（戴廷傑 1996: 131）。不過，他在回到中國後便離開使團，沒有繼續擔任使團的翻譯工作。此外，清廷也指派了一些北京的天主教士為使團作翻譯，包括「通事帶領」索德超 (Joseph-Bernard d’Almeida, 1728-1805)、安國寧 (Andre Rodriguez, 1729-1796)、賀清泰 (Louis de Poirot, 1735-1814)、潘廷璋 (Joseph Panzi, 1733-1821)、巴茂正 (Joseph Pairs, 1738-1804) 和德天賜 (Peter Adéodat, 1755?-1822)、羅廣祥 (Nicholas Joesph Raux, 1754-1801) 等。但儘管當中一.

(10) 86.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以他們的語文能力是無法勝任這樣一次繁複、難巨而重要的使團外交翻譯工作的，以致在使團離開不久，一位在北京居住的法國傳教士梁棟 (Jean Joseph de Grammont, 1736-1812) 便曾去信馬戛爾尼，分析使團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沒有合格勝任的譯員，沒法能夠和中國人好好地溝通 (Pritchard 1934: 35)。這不是全無道理， 14 我們只要徵引由英方譯員所譯出的英王致乾隆國書的一段，便可以輕易見到當中的問題所在：. 恐各處地方我們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從前的想頭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辦成了，要把各處的禽獸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學問巧思，要他辦些事，做些精巧技藝，只管委他。或在內地辦不出來，還好寄信來在大西洋各地方採辦得出來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162-64）. 撇開內容不談，單從遣詞用字方面看，也可以見到翻譯水平的低劣，全篇文理不通，行文既不流暢也不妥貼，用的不少是淺白的口語，無論在風格或語域上都配不上作為一份國書，更跟原信那種花巧華麗、濃艷甚. 些人能夠為使團提供翻譯服務，但他們始終不是使團自己的翻譯人員。參王宏志 2009: 108-21。 14. 不過，正如論者所說，這當中帶有葡萄酸的成份，因為馬戛爾尼沒有應允梁棟材的要求，向朝廷推薦他作使團翻譯 (Cranmer-Byng 1963: 32)。.

(11)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87. 至可說是有點浮誇的風格大相逕庭。 15 由此可見，這次馬戛爾尼來華使團其實存在著嚴重的翻譯問題，而且當中也牽涉到使團贈送禮品方面去。. 三我們知道，在清廷的認知裏，馬戛爾尼是遠方到來朝貢的使臣。有關中國朝貢體制的論述很多，不在這裏詳論，但毫無疑問，朝貢制度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貢品。所有屬國一般進貢自己的土產，在項目及數量上都有定例，只是對於來自「西洋」的貢物並沒有嚴格的規定。 16 不能否認，朝廷對於馬戛爾尼所帶來的「貢品」是很關注的，甚至可以說是有所期待的。1873 年 6 月 19 日，馬戛爾尼的船隊還沒有到達時，軍機處便已經在談論貢品的問題，強調「英吉利國係初次進貢，且貢物甚多，非緬甸之常年入貢土儀者可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95），並按照一直以來那種「薄來厚往」的原則，他們早已擬定長長的清單，開列賞賜給英吉利國王及貢使和其成員的禮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96-106）。不過，應該強調，清廷對英使團禮品的關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英方所引發的。在最初送來有關使團來訪消息的公函的中譯本裏，英人便提到「貢物極大極好」，因此要求直接從天 15. 例如 Pritchard 便說國書對馬戛爾尼的描述是用一種十分花巧和吹捧的語言寫成 (“in much more flowery and complimentary language”)(Pritchard 1970: 301)。 16. 關於清代對於屬國朝貢貢物的規定，可參李云泉 2004: 154-161；又可參何新華 2011: 24-25。.

(12) 88.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津登岸。 17 這不一定是真正的理由，因為在使團還沒有出發前，他們便商議及決定使團必須繞過廣州，在北部地區登岸，避免廣州的官員帶來麻煩 (Cranmer-Byng 1957-58: 120)。但無論怎樣，由於他們強調自己的禮品很貴重，自此我們便見到清廷的文件中不斷提到英國人的貢品「甚大又極細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14），但在這時候中國的官員其實還沒有看到禮品清單，更不要說見到這些禮品了；而馬戛爾尼自己在剛到達天津時便馬上明白中國人對他們所攜帶的禮品有很高的期望，且這期望也的確跟他們通知中國政府遣使的方式有關 (CranmerByng 1963: 69)。然而，當乾隆及他的大臣看到禮品清單的時候又怎樣？這便涉及到本文要處理的中心課題：禮品清單的翻譯問題。很明顯，馬戛爾尼使團對於禮品一事是極為重視的──使團所攜帶禮品的總價值為 15,610 英鎊 (Pritchard 1970: 306)。一個過去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的事實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前英國人所嘗試派遣的凱思卡特使團 (Cathcart Mission, 1787-1788)，18 在多番商議後是決定不要向乾隆贈送禮物的，他們只準備了禮品贈送給一些官員，為此，他們更要修改原來已擬寫好的國書 (Pritchard 1970: 243-44)。相反，這次馬戛爾尼使團帶來了大量禮品贈送給乾隆，這固然是跟他們原以補祝乾隆八十歲壽辰為借口.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217；這份通知是由拉丁文譯出的；由英文原本所譯出的版本則說「進貢貴重物件內有大件品物」(216)。 18. 凱思卡特使團由凱思卡特（Lt. Colonel Charles Cathcart, 1759-1788）所率領，1787 年初開始籌備，同年 12 月 21 日正式出發，但凱思卡特在途中去世（1788 年 6 月 10 日），出使計劃被迫取消。關於凱思卡特使團，可參 Pritchard 1970: 236-264；朱雍 1989: 155-62。.

(13)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89. 來遣使有關，不可能不帶備禮品來進賀。不過，從他們在準備禮品時的討論以及後來所帶備的禮品看來，馬戛爾尼更重視的是怎樣透過贈送禮品──一些足以代表當時歐洲科技最新成果的物品──來配合他們遣使的真正動機，就是要向清廷展示英國的國家實力及其商品的優越， 19 這清楚反映在馬戛爾尼所刻意精心撰寫的禮品清單上。從馬戛爾尼的日誌，我們知道他原來並沒有準備向清廷提供禮物清單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團對中國的習慣不夠熟悉。在使團快要抵達天津的時候，長蘆鹽政徵瑞委派天津道喬人傑及通州副將王文雄在 7 月 31 日登上馬戛爾尼所乘坐的「獅子號」(The Lion) 向他們提出要求，馬戛爾尼才答應提供禮物清單的 (Cranmer-Byng 1963: 72)，這跟清廷檔案紀錄所記徵瑞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7 月 30 日］親赴英吉利貢船內查看表文貢單」， 20 在時間上相差一天。但不管是 7 月 30 日還是 31 日，我們知道馬戛爾尼是在 8 月 2 日在「獅子號」上把禮品清單交給徵瑞的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23)，而事實上，馬戛爾尼當時一併交出了三個版本的禮物清單：除中文譯本外，還有英文的原本以及拉丁文譯本。換言之，英使團是在三兩天內炮製出禮品清單的三個版本的。首先，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是：禮品清單譯本是誰翻譯出來的？關於拉丁文譯本，我們是有很明確的答案，斯當東清楚的說是由小斯當東. 19. 20. 關於當時西方國家如何相信科技力量代表了國家實力，可參 Adas 198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18。不過，這檔案中可以肯定錯誤的是徵瑞自己其實並沒有登船，他只留在岸上，差遣喬人傑及王文雄登上「獅子號」上。徵瑞第一次跟馬戛爾尼見面是在 8 月 2 日。參 Cranmer-Byng 1963: 72。.

(14) 90.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的老師 Hans Christian Hüttner (1765-1847) 所翻譯出來的 (Staunton 1798, I: 246)。這沒有問題，但中文譯本又怎樣？何偉亞 (James Hevia) 在他的書裏這樣說：. 朝廷收到清單後，由為朝廷服務的傳教士，大概從拉丁文本把它翻譯成中文。(ZGCB, 22a-24b). After the court received the list, it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probably from the Latin version, by missionaries in the emperor’s service (ZGCB, 22a-24b). (Hevia 1995: 148). 他所引用的資料出處──ZGCB, 22a-24b──是《掌故叢編》頁 22a 至 24b，但這有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幾頁的《掌故叢編》其實只是清單的中譯本，當中沒有片言隻字提及到這譯本是「由為朝廷服務的傳教士，大概從拉丁文本把它翻譯成中文」，根本沒法知道他的說法是從何而來。事實上，我們上面已指出過，清單的三個文本都是由馬戛爾尼在同一時間直接交給徵瑞的，顯然當中的中文版本也是使團所翻譯出來的，而不可能是「為朝廷服務的傳教士」所翻譯的。其實，我們真的不能明白為什麼何偉亞會犯上這錯誤，因為斯當東非常明確地說他們提供了中文譯本，同時為了讓北京的傳教士可以對中文譯本進行校正，所以也翻出了拉丁文譯本 (Staunton 1798, I: 246)。法國學者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 則清楚知道清單的中譯本是使團所翻譯和提供的，他這樣說：.

(15)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91. 周神父、安神父及王神父，以及 Hanna 和 Lamiot 兩位神父，以至小斯當東，都很努力地把禮品原來的清單以及國書翻譯出來。. Fathers Zhou, An, and Wang, as well as Fathers Hanna and Lamiot and even young Thomas, had worked very hard to translate the original list of presents and the letter of accreditation. (Peyrefitte 1993: 76). 在這裏，他實際是幾乎開列了使團內所有能夠作中文翻譯的人的名字來 ──李自標除外。嚴格來說，這裏沒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他不是只談論禮品清單的翻譯，還有國書的翻譯，因此，這些人在不同階段協助了翻譯是很可能的，但如果只說禮品清單的翻譯，那便得要十分小心。首先，使團裏並沒有什麼的 Father Zhou，佩雷菲特所說的周神父，其實指的是柯忠孝 (Paolo Cho)，他所犯的一個錯誤，源於人們過去不知道柯忠孝的身份，一直把他的名字譯成周保羅，佩雷菲特用漢語拼音把它轉譯成 Father Zhou。但更重要的是，柯忠孝肯定沒有參加禮品清單的翻譯，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在使團抵達澳門後，他便因害怕為外國人工作會受罰而離開使團，因此，在天津對出海面才匆忙翻譯出來的禮品清單，他肯定是沒有參與的。同樣的，安神父和王神父也沒有參加，他們原來是在意大利學習傳道的，這次是隨著使團來華之便，得到馬戛爾尼的同意，乘坐使團的船回國的，因此，他們也同樣在澳門便離團了，沒有一起去天津。至於 Hanna 和 Lamiot 兩位神父，是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全名分別叫 Robert Hanna 及 Louis-François-Marie Lamiot (1767-1831)，他們早已.

(16) 92.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來到澳門（前者在 1788 年便來華，後者則在 1791 年），這次從澳門登船，希望能跟隨使團北上，留在北京為朝廷工作 (Cranmer-Byng 1963: 64)。不過，我們知道，他們的請求沒有馬上獲得批准，在到達天津外海後，二人在 8 月 9 日被迫離開 (Cranmer-Byng 1963: 77-78; 142)。從時間上來說，他們是有可能協助翻譯清單的，但問題在於這兩名外國神父的中文水平怎樣？是否能書寫和翻譯中文？這點是沒有資料確認的。不過，這裏最嚴重的問題是：佩雷菲特竟然沒有把使團最重要的譯者李自標包括在內。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其實，使團清單的翻譯工作很可能就是由使團當時唯一的譯員李自標所負責，而可以確定的是，小斯當東也參與了其中的翻譯工作。不過，我們在上面已說過，李自標的中文水平是很有問題的，更不要說剛開始學習中文不久的小斯當東了。準此，我們可以理解佩雷菲特那不無譏諷的說法：這實在是一個超現實的狀況 (“a surrealist situation”) (Peyrefitte 1993: 77)。在討論禮品清單的翻譯問題前，必須要處理英文原文的一個問題。曾經整理及為馬戛爾尼出使日記作註的學者 Cranmer-Byng 在談到馬戛爾尼所寫的禮品清單時曾說過，英文文本對於那些禮品的描述讀來很滑稽 (“these descriptions make comic reading in English”) (Cranmer-Byng 1963: 361, n12)。為什麼會這樣？這肯定不是因為馬戛爾尼書寫英文的能力有問題，而是另有原因。從斯當東的解釋，我們知道馬戛爾尼在撰寫禮品清單時是自認為刻意針對以至遷就清廷和乾隆的。他明確指出，為了要讓中國人接受這份清單，馬戛爾尼不打算只開列禮品的名稱，而是要逐一描述各禮品的性質，且要以「東方的風格」書寫出來 (“It was.

(17)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93. necessary, therefore, to make out, somewhat in the Oriental style, such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articles”) (Staunton 1798, I: 243)。由此看來，這所謂「東方的風格」，很可能就是這份英文清單讓人讀來感到滑稽原因。不過，這也許是不重要的，因為清單畢竟本來就不是要讓今天的英文讀者所閱讀的。但關鍵卻是，究竟馬戛爾尼的書寫方式是否能夠讓乾隆等感到滿意？其實，對於馬戛爾尼來說，這所謂的「東方的風格」究竟是怎樣的？誠然，相對於英國當時絕大部份的外交官員來說，馬戛爾尼是較為熟悉「東方」的，他曾經出使俄羅斯，在聖彼德堡住上了三年 (1764-1767)，另外在 1780 年又獲委任為印度馬特拉斯 (Madras) 的總督，長達五年之久。21 在出發以前，他又曾大量閱讀有關中國的著述，22 以致學者們都認為他是出使中國最合適的人選 (Cranmer-Byng 1963: 21)。不過，無論俄羅斯還是印度，顯然跟清帝國都是很不一樣的，而他自己及使團成員在來到中國後大都認為傳教士們早年對中國的書寫及描述不很準確，那麼，馬戛爾尼對這「東方風格」的認知便頗成疑問了。先撇開對禮品的具體描述不說，就是禮品清單的敘述方式便很有問題。佩雷菲特正確地指出，在中國人的送禮文化裏，送禮者在談到自己的禮品時，必須以謙遜的態度去低貶禮品的價值，以免受禮人感到尷尬甚至羞辱。但馬戛爾尼的做法剛好相反，他用上了一種自吹自擂 (“bombastic”) 的手法 (Peyrefitte 1993: 73)，結果，馬戛爾尼在中國人眼中會顯得傲慢不遜，炫 21. 22. 關於馬戛爾尼的生平及公職，可參 Barrow 1807。. “Before I set out upon my embassy to China I perused all the books that had been written upon that country in all the languages I could understand” (Cranmer-Byng 1963: 278)..

(18) 94.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耀自己的財富。換言之，馬戛爾尼所作的，正正是違反了「東方的風格」。不過，我們知道這本來就是英國人原來的意思，他們的確是要向清廷及乾隆展現英國的實力，但這便不能說成是因為什麼的「東方的風格」而把清單寫成這個樣子。事實上，對於中國的送禮文化，英使團也不能說是全不知曉的，例如斯當東的回憶錄便向讀者解釋過，在中國，上下級官員之間會互送禮品，但上級送下級的禮物是屬於「賜與」(donations)，但下級官員送禮品給上級則會叫作「呈獻」(offerings)；他也清楚知道當時中國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跟其他國家往還的 (Staunton 1798, II: 80)。可以肯定，馬戛爾尼這份禮品清單確是造成了負面的影響。我們在上文已指出過，英人早已告訴清廷，他們這次送呈的禮品「貢物極大極好」（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217），以致朝廷對他們的禮品有著很高的期待。不過，這並沒有馬上造成嚴重的問題，我們倒見到乾隆是願意遷就和配合的，除了准許他們從天津登岸外，即使在使團抵達天津後仍然發出上諭，指示官員「自應順其所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117），甚至更責成徵瑞款待遠人之道，要加倍留心，不亢不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18）。不過，在發出這上諭後的第二天（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乾隆接到徵瑞送來「英吉利貢單」，卻馬上向直隸總督梁肯堂 (1717-1801) 及徵瑞發出新的上諭，裏面對英國人作出了措詞相當強硬的批評：「又閱譯出單內所載物件，俱不免張大其詞，此蓋由夷性見小自為獨得之秘，以誇炫其製造之精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0）。更指令梁肯堂等在閒談中向使團表示所貢物品「天朝原亦有之」，好讓他們「不致居奇自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120）。這是乾隆第一次指責英使團「張大其詞」，炫耀自己的禮品。.

(19)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95. 三天後，乾隆又發上諭，再一次說該「貢使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5），都是針對英人在禮品及其清單的炫耀。由此可見，馬戛爾尼的禮品清單惹來了乾隆的不滿。不過，如果我們說禮品清單觸怒了乾隆，那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清單的中文版本觸怒了乾隆，因為毫無疑問，乾隆所看到的只是馬戛爾尼清單的中文譯本。禮品清單其實可分成兩部份，一是前面的一段引言，後面才是各項禮品的逐一介紹，但很可惜的是：兩部份的中譯本都有問題，只是問題的性質不一樣而已。先看引言部份。在禮品清單的原文裏，馬戛爾尼首先來了一段十分客套的開場白，他表明這次英國特意挑選最出色的使者，遠道到中國來，是因為英國國王要對中國皇帝表達崇高的敬意及尊重 (“to testify his high esteem and veneration for His Imperial Majesty of China”)。至於這位使者所帶來的禮物，他一方面說那是一些可以讓一名睿智及獨具慧眼的皇帝感到值得接受的禮物 ([the presents] “should be worthy the acceptance of such a wise and discerning Monarch”)，另一方面又說在擁有無數財富珍寶的皇帝面前，這些禮品無論在數量及價值方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Neither their Number nor their cost could be of any consideration before the Imperial Throne abounding with wealth and Treasures of every kind”)。平情而論，這部份的引言可以說是寫得客氣和得體，照道理是不應該會觸怒乾隆的。不過，在談到選擇禮品時，馬戛爾尼卻帶出了另外的一個問題：. 因此，英國國王只小心選擇一些足以表明歐洲在科學以及藝術上的發展，能夠向尊貴的天朝皇帝提供一些資訊.

(20) 96.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的禮品，又或是一些實際有用的東西；我們的用心，而不是禮品本身，才是兩國之間［交往］的價值所在。. His Britannic Majesty has been therefore careful to select only such articles as may den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of the Arts in Europe and which may convey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to the exalted mind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or such others as may be practically useful. The intent not the presents themselves is of value between Sovereigns. 23. 這便帶來了問題，因為這不單如上文所說有自吹自擂之嫌，更敏感的是當中的潛台詞強烈地暗示乾隆對於歐洲國家在科學和藝術上的發展是不知曉的，因而需要由英國人透過送禮來把這些新的資訊傳達給他。不過，譯文方面並沒有明確傳達這樣的一個訊息，相反，譯文這一部份寫得很謙遜，乾隆方面不應該有很大的不滿的：. 紅毛英吉利國王欲表明國王誠心貴重及尊敬天朝大皇帝無窮之大德自其本國遠遣貢差前來叩祝. 23.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23。一個比較「通順」，但不完全準確的譯文：「英王陛下為了向中國皇帝陛下表達其崇高的敬意，特從他的最優秀卓異的臣屬中遴選出一位特使萬里迢迢前來覲見。禮品的選擇自不能不力求鄭重以使其適應於這樣一個崇高的使命。貴國地大物博，無所不有，任何貴重禮品在貴國看來自都不足稱為珍奇。一切華而不實的奇巧物品更不應拿來充當這樣隆重使命的禮物。英王陛下經過慎重考慮之後，只精選一些能夠代表歐洲現代科學技術進展情況及確有實用價值的物品作為向中國皇帝呈獻的禮物。兩個國家皇帝之間的交往，禮物所代表的意義遠比禮物本身更足珍貴」（斯當東（著），葉篤義（譯）2005: 227）。.

(21)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97. 萬歲聖安特選國王之貴屬親族為其貢使辦理此事欲以至奇極巧之貢物奉上方可仰冀萬歲喜悅鑒收又思天朝一統中外富有四海內地奇珍充斥庫藏若以金銀珠寶等類進獻無足為異是以紅毛英吉利國王專心用工揀選數種本國著名之器具以表明西洋人之格物窮理及其技藝庶與天朝有裨使用並有利益也虔祈大皇帝恕其物輕鑒其意重是所顒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1）. 在這裏，原件中的客套部份是充分翻譯出來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清單的開場白是以一種非常謙遜以至卑下的態度寫成的，中英兩國地位高下明顯地有所區別。我們在文章的開首便指出過，乾隆被不少史家指責沒有認清時代的轉變，錯誤地把馬戛爾尼使團看成遠方蠻夷小國遠道重洋要來向中國天朝入貢的使團。不過，從上引的文字看來，當中所表達的訊息卻的確是這樣，我們根本不能深責乾隆。當然，對於文中所出現的「貢差」、「貢使」、「貢物」等，我們必須十分小心，這應該不是英國人自己所用的字眼，理由是乾隆曾有上諭批評英人「單內有遣欽差來朝等語」，是「該通事仿效天朝稱呼，自尊其使臣」的做法，並要求以後「無論該國正副使臣總稱為貢使，以符體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0）。既然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清單是來自軍機處檔案中的上諭檔，那就不是英國人所提供的原本文件，當中很可能是軍機處的人員把謄寫禮品.

(22) 98.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清單時把欽差一詞改成了貢差和貢使。另外，即使貢物一詞也是可疑的，因為從馬戛爾尼的日誌中可以看到，當清廷官員要把英人禮物稱為貢品時，英方的翻譯員李自標主動和中國官員爭論，強調那些只是禮品 (Cranmer-Byng 1963: 97)。由此可見，這份譯文中貢物一詞也應該是後來才改過來的。 24 不過，除了貢使、貢差及貢品三個名詞外，其他便不應該有別的改動了， 25 畢竟除了來自皇帝的明確指示外，他們又怎敢輕易擅自改動外. 24. 筆者從前在〈馬戛爾尼使華的翻譯問題〉一文中曾強調過英王佐治三世寫給乾隆的國書的中譯本裏把 “Embassador” 一詞全譯成「貢使」，全信「正貢使」或「貢使」共出現了六次，還有「副貢使」的出現，但並沒有重視上引乾隆上諭所作要把欽差稱謂全改為貢使的指令（王宏志 2009: 132）。儘管這並不影響全文的論點及結論，然而也應先在這裏指出，容後有機會再作修正。 25. 一個很有力的証據是清單中「紅毛」一詞共出現了七次，有「紅毛英吉利國王」、「紅毛大戰船」及「紅毛本國」的說法。我們知道，「紅毛」在明末清初其實幾乎專指荷蘭。《明史‧和蘭傳》記有「和蘭，又名紅毛番，近佛郎機」（張廷玉等 1974: 8437）。不過，《明史》確曾犯錯誤，把一樁明末英人來華事件（即 1637 年英人威德爾 (John Weddell, 1583-1642) 率領商船隊到澳門和廣州試圖進行貿易的「虎門事件」）歸在「和蘭傳」內（8437）。最早指出《明史》所載有誤的是夏燮：「《明史》所謂紅毛『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者，乃英吉利，非荷蘭也。明人但聞紅毛之名，即以為荷蘭，遂並其非荷蘭者，亦闌入焉。是則英吉利之名，雖不著於《明史》，而終明之世，不得謂其未至中國焉」（夏燮 1988: 13-14）。又可參張維華 1982: 85-124。在乾隆時期，英人早在廈門及廣州等進行貿易多年，朝廷不致於把他們跟荷蘭人混為一談了。必須強調的是，在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的所有清廷的文書檔案中，無論是乾隆自己的上諭、軍機處發出的指令，以至負責接待使團的地方官員，都全不以「紅毛」來稱呼英國人的。但是，由於這份清單是使團剛抵中國後所呈遞第一份自己翻譯的文書，而使團所用的是那些離開了中國一段頗長時間，且從事傳教訓練的譯者，他們並不知道這種轉變，因而只會襲用過去的說法，以致與清廷自己所用的方式很不相同。既然這份清單上用上了「紅毛」一詞，跟其他清廷文件不同，可以証明軍機處把清單謄鈔入檔時，.

(23)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99. 使送呈的文書？但即使撇這三個名詞不算外，整段文字的確是寫得很客氣的，而上文提過敏感的部份──乾隆對西方科學及文藝發展全不知曉的暗示──這裏也輕輕帶過，只說這些禮品可以「表明西洋人之格物窮理及其技藝」，並可能對天朝有些用處，卻沒有直接指向「天朝皇帝」，因此，對於乾隆來說，單單引言部份應該是沒有嚴重問題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從馬戛爾尼的角度看來，這樣的譯文便很有問題，因為它無法讓英使團炫耀他們所帶來禮品的優越性。同樣地，禮品清單對各禮品逐一介紹的部份，也有相同的問題。細讀馬戛爾尼的原稿，不難見到他在不少地方刻意加插一些句子，炫耀英國的先進以及國力。不過，在譯文裏，這些部份往往不是略去不譯就是被淡化了；而令問題變得更複雜的是：很多物品的名稱都沒有準確地翻譯出來，以致整體效果變得很成疑問。換言之，馬戛爾尼原來想透過禮品清單上對禮品的詳細描述來展示英國的雄厚國力，卻因為翻譯的問題沒法達到目的了。首先，在眾多領域中，馬戛爾尼看來最急切要炫耀的是在天文方面。毫無疑問，馬戛爾尼認為中國在天文知識方面是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的 ──他在日誌後面所附的「對中國的觀察」中的「藝術與科學」一節，便批評了中國人在天文學方面知識貧乏 (Cranmer-Byng 1963: 264-66)。另一方面，他又清楚知道自清初以來，西方天主教士一直以天文知識而得以為朝廷所用，甚至壟斷欽天監的職位。因此，在攜來禮品的選擇以及描述上，天文方面佔了一個相當的比重；而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是：在禮品清單原件上，馬戛爾尼以獨立一段文字明確地提出了關注天文學科. 除乾隆明確指示不准用欽差一詞外，其他地方並沒有作出修改。.

(24) 100.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的重要性：. 由於天文研究不只對地理及航海知識的提升至為有用，且跟一些重大的事物有關，因此它能提高思想，值得各國帝王深入思考，且一直為英王陛下所關注。. As the Study of Astronomy is not only essentially useful towards the perfection of Geography and Navagation, but from the greatness of the objects to which it relates, it elevates the mind and thus is worthy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Soverigns, and has always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24). 這段文字寫得很直率，甚至帶有一種指導、教訓的口吻：歐洲各國帝王都知道天文知識的重要性，但中國卻這樣的落後。在作用上這跟清單引言部份暗示乾隆對於歐洲國家在科學和藝術上的發展並不知曉的狀況是相若的。不過，就像引言部份一樣，譯者把整段文字刪掉。這不可能是巧合，而應該是譯者故意不要把這類訊息傳遞到中方去。軍機處所藏英使團禮品清單中譯本共開列「貢件」十九件，當中六件與天文有關， 26 每件禮品的描述詳略不一。對馬戛爾尼來說，最重要的是第一件開列在禮品清單上的「西洋語布蠟尼大利翁大架一座」。單從. 26. 具體數目是超過六件的，因為在描述第一件禮品的後面，馬戛爾尼加上另一「同此單相連別的一樣稀見架子，名曰來復來柯督爾」，一座反射式望遠鏡；另外第五件實為十一件用作「測定時候及指引月色之變，可先知將來天氣如何」的十一盒「雜樣器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1-23）。.

(25)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01. 這名稱看來，我們根本沒法弄清楚究竟這是一件什麼樣的物品。從物品前所見註明「西洋語」，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音譯的名詞，而從馬戛爾尼原來清單的註腳中見到，這裏所音譯的是 “Planetarium”──今天一般會譯為「天體儀」，或「天體運行儀」。顯然，在馬戛爾尼所呈贈的禮物中，這座天體儀是最為貴重的。據學者考証，使團所攜帶的天體儀，是由 Württemberg 儀器工匠 Philipp Matthaus Hahn 所製，東印度公司以 600 英鎊購下，然後再交英國鐘錶匠 François-Justin Vulliamy 加上華麗的裝飾，單是這加工費用便高達 656.13 英鎊，使這件禮品的總值為 1256.13 英鎊。 27 這的確是一個很高的價錢，因為譯員李自標在整個出使旅程所得的報酬才不過是 150 鎊，就是隨團的醫生 (Dr. William Scott) 和兩位科學家 (Dr. Hugh Gillan及Dr. James Dinwiddi) 也只不過每人得 200 鎊 (Pritchard 1970: 291)。因此，馬戛爾尼對這禮品極為重視，在清單中以超過 350 字來加以描述，另外再加上一段約 150 字的註腳，除說明天體儀的構造和功能外，更用上了非常誇張的言語，說那是「歐洲從未有過天文科學及機械藝術最高的結合」(“the utmost effort of astronomical science and mechannic art combined together, that was ever made in Europe”)，又說在整個歐洲也再找不到這樣的器械。這不能不讓人有「誇大其辭」的感覺。不過，裏面也有十分得體的說話：「在今後的一千多年裏，它將成為標誌貴國皇帝德行遠照世界最偏遠地方的一座紀念碑」(“for above a thousand years it will be a monument of the respect in which the virtues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are held in the remotest parts of the World”) (Cran27.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12；常修銘（2006: 36）亦據此報導天體儀的價值，但說總花費為 1262.19 英鎊，多增了 6.03 英鎊。另外還有一說法指該天體儀總共用去 1438 英鎊。參 Pritchard 1970: 306。.

(26) 102.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mer-Byng & Levere 1981: 523-24)。然而，乾隆所讀到的禮品清單中譯本又怎樣？應該同意，譯者是費了心思的。例如原文只是簡略地提到各種天體的盈虧 (“esclipses … of the heavenly bodies”)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23-24)，在譯文中非常具體地變成了「何時應遇日食月食及星之愆，俱顯著於架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2）。這裏是故意點出了日蝕月蝕的預測，因為英國使團早便知道中國皇帝以至中國民眾對於日月蝕的問題很敏感，甚至要長期聘用西方傳教士來預測日月蝕的來臨 (Staunton 1798, II: 9)，因此，譯者在介紹天體儀的時候，刻意加強它具有展示日月蝕的功能，這顯然是可以起到積極作用的。但除此之外，其餘地方的翻譯便很不理想。我們剛指出過，這座禮品名為布蠟尼大利翁大架，乾隆不可能明白那是什麼東西，然而跟著的描述也是沒法解釋清楚的：「乃天上日月星宿及地球全圖，其上地球照依份量是極小的」。此外，原來對天體儀的稱讚部份也譯得很古怪，且十分空洞：「此件係通曉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從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獨絕，利益甚多」，反映譯者的表達能力很有問題；而更重要的那段客套說話是大大的淡化了：「於西洋各國為上等器物，理應進獻大皇帝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1-22）。這一方面看來好像有很多同樣的器物，在西洋各國使用，另一方面也省去了原文有關大皇帝德行的奉承言詞。顯然，作為禮品清單上最早開列出來的第一件貢品，這布蠟尼大利翁大架肯定會引起乾隆的注意，尤其是在其後的奏摺中不斷出現怎樣去裝配這龐大而複雜的儀器的討論。不過，在這裏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在其後相關的文書檔案裏（除了乾隆以戲謔的語調將這古怪名字入詩外，.

(27)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03. 下詳），我們再見不到這布蠟尼大利翁大架的名稱，取而代之的是「天文地理音樂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5）、「天文地理音樂大表」(579)、「天文地理表」(131) 或「天文地理大表」(139)。有學者說這是清廷內的天主教士所改動的 (Peyrefitte 1993: 76)，這說法不正確，理由在於布蠟尼大利翁大架改稱為「天文地理音樂表」，幾乎是在朝廷接到禮品清單後便馬上出現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19）。我們知道，馬戛爾尼在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天津外洋獅子號上把清單交給徵瑞的，但「天文地理音樂表」一詞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一份上諭裏便出現了，天主教士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對清單譯文仔細地作出修改──事實上，我們在那幾天所有的往來文書裏都不見到提及到天主教士。相反，我們見到上諭中提到「又據徵瑞奏該國貢物內詢有見方一丈多者名為天文地理音樂表」(119)，由此推想，徵瑞在見到清單上有布蠟尼大利翁大架的物品，經查詢後在上奏時改用天文地理音樂表。相較於布蠟尼大利翁大架，這些新的名字比較好懂，但同樣很有問題。雖然有學者指出這天體儀確是能奏出音樂的（常修銘 2006: 37），但在馬戛爾尼的整段描述中都沒有片言隻字提及這音樂部份，且明顯這不會是馬戛爾尼所要強調的，那跟天文知識沒有關係。就是後來改用「天文地理表」，其實也是極其空泛，不知所指的。對此，我們不能對譯者有所苛責，因為這樣的儀器確曾沒有在中國出現過，他們在翻譯時沒有任何可供參照的對象；可是，這件本來是英使團最貴重，且寄與厚望以為一定可以打動乾隆心意的禮物，卻因為翻譯上的問題而無法有效地傳達當中重要的訊息了。然而，這件天體儀在當時確是引起朝廷注意的，隨團擔任審計.

(28) 104.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Comptroller) 的 John Barrow 在使團剛抵達圓明園，且還沒有把器材安裝起來時便清楚說它惹來了很多的聲音 (“made a great noise in China”) (Barrow 1804: 110)，那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在所有的往來公函中英人都特別強調這件禮品，惹起中國人的好奇心是很合理的。不過，由於禮品清單的中譯本沒法能夠把這件物品的真正價值以至作用說得清楚，因此，乾隆一直都在追問，後來更要派遣時任吏部尚書，並曾任工部尚書兼內務府主事的金簡 (?-1794) 到圓明園親自查察，作出報告。不過，金簡的報告只著重外表，功能方面的描述是很簡單的：. 此項大表內共分四件，均安於地平木板之上，地平係前圓後方形式，似類揪木成做，地平上中間安設一件，長方形，上安大表盤三堂，係驗候年月日時節氣分數儀器，左右並列各一件，圓形，係分看日月星辰度數儀器；前面一件圓形係天球儀器。四件內惟中間長方一件，計高九尺八寸，其餘各高四五尺不等，地平上四件所佔地方周圍不過數尺，若連地平一併計算，通高不及一丈，進深面寬亦不過一丈有餘，並不甚顯高大。（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559-60）. 但整體來說，相較於禮品清單中譯本，金簡的報告還是比較清晰的，可是，當他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禮品的外狀及大小的時候（金簡是有他的理由的，因為英國人一直強調這禮品的體積很大，要求有足夠的空間來安裝及展放），它的功能和價值便沒有具體地表述出來，而且，由於乾隆很早便認定馬戛爾尼是「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金簡也只能順從上主的意思，多番說「該國使臣自詡奇巧，矜大其詞」，「所言原不足信」；後來.

(29)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05. 更說「連日留心看得大表內輪齒樞紐動轉之法並無奇巧，與京師現有鐘表做法相同，均早已領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566-67）。這樣，英國人原來的心思便完全白費了。同樣地，禮品清單上的第二件物品，譯者也沒有能夠準確譯出，但這顯示了另外的問題。在清單原文中，馬戛爾尼本來就沒有點出禮品的名字，這無疑增加了翻譯的困難。清單中譯本作「坐鐘一座」，這有嚴重的問題，如果不看後面的解釋，很容易讓人以為只是一座普通的計時器，不但沒法知到它的功能和價值，甚至跟馬戛爾尼所要炫耀的天文知識扯不上關係。但即使仔細去讀它的解說，其實所得的印象也不會很清晰：「以此架容易顯明解說清白及指引如何地球與天上日月星宿一起運動，與學習天文地理者有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2）。這一方面與文字上的異常「歐化」有關，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解說沒法說清楚儀器的構造或功能，因此，儘管這「坐鐘」在禮品中排列第二，但卻沒有受到注意，幾乎沒有引起什麼評論。其實，這件物品的正式名稱為 Orrery，英國人William Fraser 所製造，以 52.10 英鎊售與東印度公司，再加以修飾，總共花費 94.14 英鎊，也算得上是一件名貴的禮品 (Cranmer-Byng & Levere 1981: 513)。可是，跟 planetarium 不同，清廷早在朝隆朝初期便已經藏有最少兩座 Orrery，並已輯錄於由允祿 (1695-1767) 等奉旨編纂、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武英殿刻本的《皇朝禮器圖式》中，它們當時所採用的正式中文叫法分別為「渾天合七政儀」及「七政儀」，《皇朝禮器圖式》除有手繪圖式外，還各有約二百餘字的按語，講解結構及功能。 28 所謂「七政」，其實是. 28. 允祿等 1976: 32-35。另外，該兩座七政儀的照片，見劉潞（主編）1998:.

(30) 106.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指太陽系中金、木、水、火、土、地球、太陽七星，顯然，使團的譯者並不知道馬戛爾尼在清單中所開列及描述的就是七政儀──也許更準確的猜想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七政儀這樣的一件天文器械，只能含混地說「地球與天上日月星宿一起運動」，而更關鍵的一點是：七政儀把太陽置於中心，與康熙朝南懷仁 (Ferdinard Verbiest, 1623-1688) 所製渾天儀將地球放在儀器中心截然不同，是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日心說」理論傳入中國的明証，也說明了當時中國對西方天文學的理解。 29使團禮品清單沒有能夠把這件重要天文器械依照當時流行的譯法譯成七政儀，卻只寫成「坐鐘一座」，就是沒法借助這件禮品表現西方天文學的水平。不過，清廷對此同樣沒有弄清楚，尤其是他們在看過實物後，把這禮品登入紀錄時仍然將這「坐鐘一座」改成為「地理轉運全架」，那才更令人感到莫名其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579）。除了天文學外，馬戛爾尼在禮品清單中頗為著意去炫耀的是英國的軍事力量。無疑，英國這次派遣使團來華，當中並沒有包含任何軍事任務，這點在英政府以及東印度公司所給使團發出的指令得以証明； 30 事實上，當時無論在華英商還是英國方面的輿論都沒有提及過要對清廷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不過，由於英國當時正值積極海外擴張時期，就正如英王佐治三世原來給乾隆的國書中所言：「我們利用不同的時機，整備船隻，載運全國最聰明最有學識的人，去探索遙遠未知的領域」(“We have. 11-13。 29. 哥白尼的地心說最早經由天主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在乾隆五十大壽慶典上向乾隆介紹的。參 Sivin 1973: 94。 30. Pritchard 2000, VII: 201-509；中譯本見朱義勤 1984: 191-247。.

(31)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07. taken various opportunities of fitting out Ships and sending in them some of the most wise and learned of Our Own People, for the discovery of distant and unknown regions”)，31 馬戛爾尼實在難以抗拒要到中國炫耀自己國家軍事實力的誘惑，尤其是他在途上看到清兵的模樣，對中國的軍事力量形成了較為負面的評價。 32 本來，在他帶來了的禮品中便包括了軍械，諸如銅炮 (brass ordinance)、榴彈炮 (howitzer mortars)、毛瑟槍 (muskets)、連珠槍 (pistols) 以及刀劍 (sword blades) 等，而在清單介紹中，馬戛爾尼也頗費心的強調這些軍械的力量 (Staunton 1798, I: 245)。可是，在清單的中譯本上，一整段文字便給簡化為「長短自來火鎗刀劍等項，其刀劍能劖斷銅鐵」以及「銅礮西瓜礮數個，操兵可用」幾句，沒有半點兒吸引力。事實上，英使團後來也的確安排了一次演練，展示他們禮品中的小銅炮連環發射的威力，但清朝官員的反應令他們很感失望，因為他們滿不在乎地說中國軍隊裏也有這樣的武器 (Staunton 1798, II: 33)。然而，也許令馬戛爾尼最感失望的──如果他懂得中文，親自讀到清單的中譯本──卻是對英戰船模型的描述。顯然，對於當時的英國人來說，他們最感驕傲的是縱橫七海，雄霸海外的海軍艦艇。這次馬戛爾尼來華所乘坐的「獅子號」，是一艘裝備了 64 門大炮的戰船，1777 年 9 月下水，屬於英國皇家海軍的第三級艦艇，在實用性及威力上被視為當. 31. Morse 1926, II: 244；不過，在呈遞乾隆的中譯本中，這段文字變成了這樣：「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聰明的人，漂洋到各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62）。 32. Cranmer-Byng 1963: 251-56；儘管表面看來，馬戛爾尼是盡量以客觀的態度去作紀錄，但字裏行間卻清楚顯示他對中國軍力的質疑，例如說到清兵沒有配備槍械，只有弓箭和刀劍，又說中國的城牆抵擋不了炮彈的轟擊。.

(32) 108.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時最理想級別的戰船， 33 另外隨行的還有一艘重達 1248 噸的東印度公司商船Hindostan號。儘管這已經足夠展示英國人龐大的海軍和船隊力量，但英國人還是感到不夠，馬戛爾尼在選擇禮品的時候，特別帶來了一艘更巨型的英國戰船模型到中國來，這就是裝備了 110 門大口徑大炮的「皇家君主號」（The Royal Sovereign）。這是一艘耗資 67,458 英鎊建成，在 1786 年 9 月才下水的第一級巨型軍艦，後來在特拉法加戰役 (Battle of Trafalgar, 1805) 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關於這禮品本身的描述，馬戛爾尼只簡單的說了兩句：它是英國最大型的戰船，以及這模型把戰船裝備的各個細節都複製出來。不過，關鍵在於他解釋為什麼要把這模型帶來贈送給中國時的說法。馬戛爾尼說，由於黃海水域較淺，且英國船員又不太熟悉，所以只能派遣較小的「獅子號」到來，然而，這並不足以展示英國的強大海軍實力，因此有必要送來英國最大戰艦的模型。跟著，馬戛爾尼佷巧妙地插入一段自我吹噓的說話：. 英國在歐洲是被公認為第一海軍強國的，是真正的海上之王。為了顯示他對貴國皇帝的重視，英國國王這次遣使原想派最大的船隻到來的。. His Britannic Majesty, who is acknowledged by the rest of Europe to be the first maritime power, and is truly sovereign of the seas, wished as a particular mark of his attention to his Imperial 33. 英國皇室艦艇的分類規格首先在 1620 年代開始，第三級艦艇裝備的大炮為 60 門以上，而第二及第一級則分別為 90-98 及 100 門以上。參 Winfield 2007。儘管第三級艦艇在大小及威力上比不上第二級和第一級，但在速度及靈活性上則較為優勝。.

(33)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09. Majesty, to send some of his largest ships with the present Embassy. (Staunton 1798, I: 245). 這裏的信息是最清楚不過了：英國是第一海軍強國，是海上的霸主，而且，這句是寫在這禮品介紹的開首，重點是十分明確的。但中譯本又怎樣？. 大小金銀船乃紅毛大戰船之式樣，雖大小不對，十分相似。大戰船上有一百大銅礮，今於小金銀船內可以窺見一班。紅毛國在西洋國中為最大，有大船甚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4）. 中譯本雖然也在後面說到英國「在西洋國中為最大，有大船甚多」，但整體效果卻薄弱得多，尤其原文中那句 “truly sovereign of the seas”，沒有翻譯出來，這顯然不是馬戛爾尼所樂意的，因為我們很明確地知道馬戛爾尼是很著意地強調英國的海洋實力的，因為在描述另一件禮品──一個相對來說很普通的地球儀──的時候，他也刻意加入了這樣的一句：. （地球儀上）表明了由英王陛下所下令到世界不同角落進行探索的航海旅程而獲得最新的發現，同時還有不同船隻在這些旅程上行走的路線。. [The Globe] comprehends all the discoveri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made in the voyages undertaken for that purpose by order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 together with the routes of the.

(34) 110.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different Ships sent on those expeditions. (Staunton 1798, I: 245). 這又是要頌揚英國作為海上王國的地位和成就，然而，中譯本又再一次把這意思隱沒了，只變成在地球儀上畫出了「海洋路道及畫出紅毛船隻」，效果是相差很遠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2）. 四在馬戛爾尼訪華使團所有文件中，最多人徵引的大概會是下面來自乾隆給英王佐治三世勅諭中的幾句：.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66）. 在不少的論述裏，這段說話被詮釋為乾隆自我封閉，天朝大國思想的集中表現，但我們在上文又已指出過，近年的一些研究否定了這說法，一方面，清廷確實藏有不少來自西方的科學器械，有些的確可能比馬戛爾尼所帶來的更精美更貴重（馬戛爾尼在日誌中也報導說在承德見到乾隆所藏的天文器具及鐘錶等後，感到自己所帶來的禮品明顯地相形見絀）34，. 34. “These [palaces and pavilions] are all furnished in the richest manner, … and.

(35)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11. 乾隆的確沒有言過其實；另一方面，乾隆只是否定其中部份的禮品，把它們說成「只配供兒童玩樂之用」， 35 但對其他的卻是非常關注，表現出很大的好奇（斯當東便報導過乾隆對於戰船模型很感興趣，提出了不少問題）(Staunton 1798, III: 141)。事實上，人們一般只關注他發給朝臣的上諭和他參觀禮品時的態度，卻往往忽略了他在同年（1793 年）所寫誌記馬戛爾尼「奉表貢至」的一首詩，乾隆在所自撰按語便提到了我們上面討論過的禮品：. 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測量天文地圖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蠟尼大唎翁一座，效法天地轉運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在西洋為上等器物，要亦不過張大其詞而已。 36. 這段文字在我們的討論中佔重要位置，因為乾隆不但用了「布蠟尼大唎翁」，而不像在正式上諭裏用天文地理音樂表，且更直接引用了禮品清單. with every kind of European toys and sing-songs; with spheres, orreries, clocks and musical automations of such exquisite workmanship, and in such profusion, that our presents must shrink from the comparison and ‘hide their diminished heads’” (Cranmer-Byng 1963: 125). 35. 這說法 (“When viewing the air-pump, &c., he said, These things are good enough to amuse children”) 來自 James Dinwiddie。參 Proudfoot 2010: 53；亦可參常修銘 2006: 50-52。其實，嚴格來說，即使 Dinwinddle 也沒有明確地說過乾隆對所有禮品都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又或是說所有禮品都只可作兒童玩樂之用。因為上引的一句已見得很清楚，他是說「氣泵等」禮品只可供兒童玩樂，顯然，這並不是指所有禮品都是這樣。因此，他的說法其實跟其他成員的報導沒有很大的分別。 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555。在緊接其後的一段按語裏，乾隆重覆了這個看法：「遠夷自誇精巧，所見者小，亦無足怪」。.

(36) 112.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中譯本裏的字句，例如譯本中的「通曉天文生多年用心推想而成」、「西洋各國為上等器物」等，由此可見乾隆是非常仔細閱讀過這份禮品中譯本的。乾隆在詩中所表現的態度，與他公開所說的是一致的，他始終堅持英使只不過是「張大其詞」而已。他跟著還解釋說：「內府所製儀器精巧高大者儘有此類」，所以，「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這就跟他寫給英王的敕諭沒有什麼分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555）。然而，我們在上文已對照過禮品清單的原文和譯文，並已指出過中譯本在很多地方已經把馬戛爾尼原來過分誇張及自吹自擂的說話大大地淡化了。從馬戛爾尼的角度看來，這樣的淡化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原來就是要向中國人炫耀英國的禮品和實力，否則也不會這樣去撰寫清單了；但另一方面，儘管譯者把馬戛爾尼的描述淡化了，但譯文卻仍然被乾隆批評為「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如果譯者更準確或直接地把馬戛爾尼的清單翻譯出來，乾隆的反應又會怎樣？那麼，這還餘下最後的一個問題：為什麼英使團的譯者不遵照馬戛爾尼的意思去把清單準確直接地翻譯出來，而要把其中一些馬戛爾尼很刻意去炫耀英國力量的地方淡化？對此，我們實在沒法提供具有客觀証據支持的答案。我們在上文指出過，負責翻譯清單的主要是李自標，而剛學中文的小斯當東最多只能從旁協助。在使團人員的日誌和回憶錄裏，我們都見不到任何有關翻譯這份清單的討論或報導，畢竟這份清單的中譯本是在很短的時間裏匆忙趕出來的；但另一方面，我們知道這名中國血統的英方譯員是效忠於英使團的，這點在使團成員的回憶和日誌中清楚顯示出來，例如他清楚向中國官員說他只會聽命於馬戛爾尼.

(37)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13. (Cranmer-Byng 1963: 90)，他甚至願意冒險為使團送信，以致在途上被中國民眾騷擾和侮辱 (Cranmer-Byng 1963: 141; Staunton 1798, II: 255)，而使團成員特別欣賞他正直和可靠的性格。 37 此外，他後來一直跟使團成員保持良好關係和聯繫。 38 因此，我們不會認為他淡化禮品清單裏的描述是要故意損害英國人的利益。那麼，餘下來的唯一可能解釋就是：李自標的確認為這樣是合適的做法。我們知道，李自標的中文水平不高，這點就是斯當東也明確說過了，他特別提到的是李自標不懂中國官場文書格式和風格 (Staunton 1798, II: 136)，那麼，李自標所相信的所謂中國官場文書格式和風格，會不會就是一種表面謙和甚至卑微的態度？我在別的地方曾經分析過英王佐治三世給乾隆國書的中譯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62-64），它便是以一種非常謙卑恭順的態度寫出來，雖然文字生硬，但卻是一篇道地的朝貢表文（王宏志 2009: 128-40）。另外一個旁証來自小斯當東。在離開中國後不久，曾以馬戛爾尼的名義手書了一封謝恩信給乾隆：. 英吉利使臣馬戛爾尼謝大皇帝思典，我們國王敬大皇帝大福大壽，實心恭順。如今蒙大皇帝看出我國王誠心，准我們再具表文進獻，實在是. 37. 馬戛爾尼便曾經誇獎過他是一名「誠實而能幹的譯員」(“an honest and able interpreter”) (Cranmer-Byng 1963: 221)。 38. 根據 J. L. Cranmer-Byng 的說法，現在可見到李自標在 1801 年 2 月 21 日及 1802 年 7 月 3 日自山西所寫給馬戛爾尼的兩封信。參 Cranmer-Byng 1963: 320。.

(38) 114.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大皇帝大壽萬萬年，我們國王萬萬年聽教訓。這實在是大皇帝的恩典，也是我國的造化。大皇帝又不嗔怪我們，又不限年月。我們感激歡喜，口不能說，我國王也必感激。求大人替我們奏謝大皇帝恩典。此呈系多馬斯當東親手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1964: 23）. 另外還有一份「副表」，是在 1795 年 6 月 17 日（乾隆六十年五月初四）在倫敦發出的，也是由「宅株士多馬斯當東［全加口字旁］親手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230-32），這兩份文書的言詞都極為卑恭謙順，比禮品清單以及英王國書的中譯更甚。我們知道，小斯當東這時期的漢文能力是在來華旅途上跟李自標等中國人學習過來的，因此，他書寫中文信件時所運用的謙卑風格，也就只能是從李自標等學習過來。換言之，李自標對中國的文書風格的理解，尤其是寫給皇帝的文書，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一種謙卑風格。這讓我們想到文章開首斯當東說過馬戛爾尼要以「東方的風格」來撰寫禮品清單的問題。上文指出過，馬戛爾尼的清單原文跟中國人的送禮文化是悖異的，根本不是什麼的「東方的風格」；但這「東方的風格」卻相對地在清單譯文中表現出來，那就是把一些過分誇大和自吹自擂的說法刪掉。但平靜而論，這份中譯本也不算過分的謙卑，以致有失英國人的體面。李自標也許知道使團對於過分謙卑的翻譯態度是不滿意的─.

(39)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15. ─斯當東報導說在最初期，東印度公司曾經從廣州找來一名能說西班牙文和中文的中國人來協助傳譯工作，但當他面對中國官員時害怕得不知所措，把特使的說話用上謙卑的言詞來翻譯，英使團對此是不滿的 (Staunton 1798, II: 14)。然而，這大概是在當時以中國人來為他們作翻譯時所必然面對的問題。在東印度公司的檔案裏，我們見到英國人對中國通事各種各樣的投訴，其中一項就是關乎他們在面對中國官員時那種恐懼和謙卑的態度。馬士 (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 有這樣的觀察：. 行商和通事不僅對廣州英語只有最基本的理解，而且他們的利益也跟公司的是不一致的。他們膽子也太小了，不敢準確地譯出一些官員不想聽的話來。(Morse 1926, III: 31). 只有在英國人成功培訓自己的譯者後，這情況才會轉變，而這終於在新教第一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在 1809 年 2 月加入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秘書及翻譯後出現。毫無疑問，在擔任翻譯的日子裏，馬禮遜忠誠地為東印度公司服務，積極捍衛英國人的利益。東印度公司大班咸臣爵士 (Sir James Urmston) 在談論馬禮遜的貢獻時，其實指出了中英溝通的問題癥結所在：. （馬禮遜）讓我們在往來的信件和交往中可以用適當的形式、語言和精神，對抗總督和他的幕僚在來件中所使用的傲慢托詞和無理要求。這些信件經由馬禮遜博士用標準的中文翻譯後，中國政府不可能產生誤會，甚至也不會對東印度公司代.

(40) 116. 知識之禮：再探禮物文化. 表的感受、意見和決心有所誤解。(Morrison 1939, II: 147). 這顯然是一種非「東方的風格」的溝通方式，但正如馬禮遜自己所說，「中國官員不喜歡聽我必須翻譯給他們聽的話」(Morrison 1939, I: 287)，因此，他深深地感到「這時候擔任中文譯員是冒著相當的風險的」，以致要求公司的特選委員會協助 (Morrison 1939, I: 421)。很明顯，這種直率準確的翻譯是馬戛爾尼使團的中國人譯者所不可能做到的。不過，當英國人擺脫了「東方的風格」的溝通方式後，中英雙方的矛盾和磨擦便日益嚴重。39 1834 年，東印度公司在華的貿易壟斷結束，英國政府正式委派商務監督到來處理中國事務，英國的國家尊嚴便成為更敏感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再見到來自英方的「東方的風格」的文書，就是投遞文書的格式──商務監督究竟是否應以「稟文」來寫信給兩廣總督也引起了軒然大波，英國第一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 (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 最終被迫離開，在來華後不足三個月在澳門病逝，這所謂的「律勞卑風波」 (“Napier Fizzle”) 成為英國後來在議論是否應該對華發動戰爭時經常出現的論點。 40 回頭看，馬戛爾尼使團譯者在翻譯禮品清單時採用了淡化以及較為 39. 香港歷史專家 Austin Coates 便指出，馬禮遜是大大地改變了英國人跟中國官員的關係的性質(“significantly altered the character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the mandarins”)。參 Coates 1966: 144；關於馬禮遜的政治翻譯活動，參王宏志 2010: 1-40。關於中英在近代文書往還的溝通方式，可參王宏志 2011: 311-51。 40. 關於律勞卑事件，可參 Morse 1910-18, I: 118-44；梁嘉彬 1978: 83-129；特別有關往來書信與稟文的關係，可參郭衛東 2000: 92-102；吳義雄 2009: 451-62。另外，一本專門討論律勞卑的英文專著是 Napier 1995，但其學術性較低。.

(41) 翻譯與馬戛爾尼的禮物. 117. 低調的筆觸，便很可能是在無意裏消解了一次可能出現的中英外交危機。儘管乾隆對於清單以至使團的一些要求和態度還是感到不滿意，連番批評「貢使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41 但最少他還是採取一種以其「所見者小，亦無足怪」的諒解態度，仍然以「厚往薄來」的「天朝柔遠之道」來接待英使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555）因此，雖然英使團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但他們也同意是得到很不錯的禮待的。 42 然而，他們所不知道的是，乾隆多次要求接待的官員細心觀察英使「究竟是否實係恭順抑或不免稍露矜傲情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30），且在聽到他們不肯練習跪拜之禮時表現得很不滿，在幾封上諭中明確說「朕意深為不愜」，更著令減省供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6: 148）。在這情形下，如果使團的譯者如實地把馬戛爾尼清單那些炫耀的說話直譯出來，那後果很可能是很嚴重的。其實，中英文化的差異在這次英國來華使團的送禮活動中的確是清楚顯示出來的。在這裏，我們以使團所送其中一件禮品引起的有趣問題來結束本文。開列在禮品清單的第十五件禮品是兩輛馬車，禮品清單對這兩輛馬車作了很簡單的描述：. 41. 對於使團所說安裝那「天文地理音樂大表」需時超過一個月，且必由使團帶來工匠負責，乾隆是很不滿意的，他質問說：「安裝尚須一月，則製造豈不更需年歲？」（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 125）。 42. 使團成員 Aeneas Anderson 卻不認同這說法，對於使團在很短的通知下被要求離開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這樣說：「我們像乞丐一樣進入北京，像囚人一樣留在那裏，像鼠輩一樣偷偷離開。」(“In short, we entered Peking like paupers; we remained in it like prisoners; and we quitted it like vagrants.”) (Anderson 1795: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