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單親家長的求助行為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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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女性單親家長的求助行為之探討

Help Seeking Behavior s among Single Parents

計畫編號：NSC90-2412-H-002-017 執行期限：民國90年8月1日至91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鄭麗珍副教授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社工組 E-mail：Lccheng@ccms.ntu.edu.tw 一、中文摘要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的家庭經歷了重大的變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單親家庭的出現與成長。一旦形成單親家庭，生活在其中的成人與小孩經常會經歷經濟失利的風險，其中尤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庭的貧窮風險更高，其間的短期與長期社會成本實在不容忽視。一般而言，社會支持對於遭遇困難或壓力的女性單親家長的社會生活適應，具有緩衝及減壓的作用。但國內的調查資料顯示，女性單親家長所獲得的支持內容大多以兒童照顧及經濟補助等協助為主，相當不足與不穩定。而相關的調查資料也顯示，社會福利機構等正式社會網絡的協助，常是單親家長最後才會尋求的憑藉，而在使用政府的福利服務方面也顯現未充分的運用。本研究的目的在追蹤其女性單親家長初期因應單親家庭生活的經驗歷程，特別是其單親歷程、網絡變動、求助行為及福利使用，以建構其向外求助的情形。本研究深度訪談十七位形成單親家庭不及一年的單親媽媽，請其回溯其單親歷程與社會支持網絡的變動。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單親家長為了因應單親家庭的變動與自己的新角色（合併生活供給者與家庭照顧者），常會向外尋求協助，但因個人的經濟條件與社會支持網絡的不同，對於公共救助的使用有不同程度的仰賴。關鍵詞：女性單親家長、社會網絡、社會支持 Abstract

The growth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with children has been the most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trend for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Taiwan. Living in single parent families has negative consequences both the short-and long-term. Of public concern, it is the strong link between single parent family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Past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social support may reduce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buffer family pressure experienced by single parents through providing concrete assistance. However, social support from extended families seemed unstable and insufficient to meet family needs among female-headed families. And public aids to those who applied for were seen as the last resort to seek help due to its strict eligibilit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single parents seek help toward public and private, 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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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ources of assistance, and how public aids act in meeting their needs. Seventeen female heads were interview in an in-depth way. Based on their interview dat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ingle mothers only sought public aids when they experience insufficient economic needs. For those who had enough support from ex-husbands’ economic support and personal savings had no need to seek public help. For those who were poor, public aids were just one of many sources they seek assistance from. After all, private support from extended families seemed unstable and unpredictable in terms of maintaining a living.

Key words: female single parents, social network, social support.

二、研究緣起近二十年來，或由於人口轉型，或社會現代化，台灣的家庭結構趨向核心化，家戶人口數逐漸減少（章英華，1994；黃俊傑，1990；齊力，1990）。然而，在這股家庭結構的變動趨勢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單親家庭的出現與增加。根據民國七十九年戶口普查的資料推估，台灣每十六戶有十八歲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就有一戶為單親家庭，而每十八個兒童中就有一個兒童來自單親家庭；其中女性單親家庭佔三分之二，男性單親家庭佔三分之一（薛承泰，1996）。而李美玲（1994）運用1905年以來的歷次人口普查資料分析本世紀台灣地區人口婚姻狀況的變遷，發現已婚人口的比例在戰後已呈下跌情形，而婚姻解組的人口比例卻逐年增加，其中離婚者的增加比例較喪偶的人口比例更能解釋戰後人口的婚姻變動主因，且男女皆然。另外，在再婚率方面，她則指出歷年來男性的再婚率大多比女性來得高，使得女性成為單身或單親戶的機率增加。隨著結婚率的逐漸下降，加上近年來民法針對有關子女監護權與夫妻財產權的修正，未來台灣女性單親家庭的增加應是可以預期的（呂玉瑕，1995）。然而，女性單親家庭的出現和增加影響的不單只是人口結構變動的議題，更令人擔憂的是其與「貧窮女性化」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現象間的相關聯（Pearce，1979）。例如吳昭明（1992）運用行政院主計處民國八十三年「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資料」分析，發現單親家庭類型的每戶所得總額大約是所有家庭平均所得的74.8%，是一般核心家庭的67.9%。而張清富（1998）的調查訪問資料分析也指出，每戶每月收入在20,000元以下的女性單親家庭約有38.2%，而男性單親家庭則僅佔14.2%。另外，由相關文獻資料呈現，如果比較變成單親前後的經濟狀況變動，大多數的家庭經濟狀況會較原來的家庭出現削弱的現象，而女性單親家庭比男性單親家庭經歷更嚴重的收入銳減問題（林萬億，1992；徐良熙和林忠正，1984；徐良熙和張英陣，1987；張清富，1995；吳季芳，1993；童小珠，1992）。再則，根據童小珠（1992）運用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七十九年的「個人所得調查報告資料」分析，發現不論運用何種貧窮線門檻，有無計入移轉性收入於家庭總收入中，女性單親家庭的貧窮率皆遠遠高於男性單親家庭及其他家庭型態。從長期的觀點來看，黃乃凡（1995）運用民國六十五年至民國八十年之「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進行貫時性分析時，發現男性戶長家戶的貧窮率雖然一直維持較高的水準，但女性戶長的貧窮率增加程度卻較快一些，並有逐年拉開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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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由於缺少一位家長，女性單親家長必須一肩挑起「生活供應者」與「家庭照顧者」的雙重角色，一般都會向外尋求協助以爭取時間與資原來滿足家人的各項生活所需。大致來說，女性單親家長表示最常、最優先尋求協助的對象是自己原生家庭的娘家親屬（父母為多，手足次之），而喪偶的單親媽媽則較離婚婦女會偶而得到來自婆家公婆的些許社會支持（林萬億，1992；吳季芳，1993；徐良熙、張英陣，1987；單亞麗，1995；張清富，1995；張麗芬， 1996；鄭惠修，1999）。基於親屬關係所形成的非自願性支持網絡，的確提供女性單親家長一些不定期的經濟補助與兒童照顧，但因其原有的人際衝突或利益競爭也使得親屬支持網絡中的互惠交換產生負面的效果（吳季芳，1993；吳婉慧，2000； McLanahan＆Booth，1989）。至於公共救助的方面，台灣目前有關女性單親家庭的社會福利系統，主要是以「濟貧」為目的的社會救助政策為主軸，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為輔，提供貧窮女性單親家庭相關的生活扶助與福利措施。但基於強化「親屬相互扶養」的社會價值，社會救助政策透過「資產調查」與「家戶人口」計算強制排除應有親屬協助的家戶，並非所有低收入的單親家戶皆可以申請到社會救助的福利給付（孫健忠，1999）。因此，女性單親家長在如此隨機性與不確定性的親屬支持與公共救助中，是如何取得支持以擴增其「生活供應者」與「家庭照顧者」的雙重親職功能的？她們尋求公共救助真的如社會救助政策假設親屬有相互扶養責任預測下，是在親屬支持不足時才申請公共救助？或是她們的親屬支持並不足夠或不穩定，不得不尋求公共救助以補充不足？她們在決定尋求親屬支持與公共救助之間的考量是什麼？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探討女性單親家長面對其生活困境時，如何決定向外尋求協助，以及她們在尋求親屬支持或公共救助的考量與想法，俾使未來建議政府訂定更符合女性單親家長需要的社會支持網絡與福利服務。三、研究目的與重要性根據國內的實證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除了明顯的經濟失利問題，單親家庭面對婚姻地位的改變，家庭內部成員不但關係重組，他們和外在的社會連帶及親屬關係也起了變化，進一步衝擊他們在變成單親之後的社會生活適應過程。根據實證的社會調查資料顯示，單親家庭自陳最常遭遇到社會生活適應的困境，尚有子女教養、身心適應、社會網絡等層面的問題，而其中以經濟居於劣勢的低收入女性單親家庭所面對的壓力更大（王孝仙，1991；林萬億，1992；吳季芳，1993；洪麗芬， 1993；徐良熙、張英陣，1987；莊淑晴， 1991；黃斐莉，1993；童小珠，1993；張清富， 1995）。生活在貧困中的單親家庭成員，貧窮不僅帶給他們身心發展上的不良影響，他們的教育及就業的機會也因此受到限制，而生活在單親家庭的子女長大成人後，其社會經濟方面的成就也不如一般家庭中長大成人的子女，因而形成兩代貧窮的惡性循環(蔡勇美，1985；萬育維， 1994)。因此，「貧窮女性化」可能形成的短期和長期社會經濟成本，實在不容忽視。許多早期的實證研究早已發現，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對於個人或家庭的身心適應與生活困境具有緩衝（buffer）與減壓的作用，並進而增進個人與家庭的適應力與幸福感（Gottlieb，1981；Sarason＆ Sarason，1985）。社會支持固然帶給個人或家庭所需的關連與交往，但也有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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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與社會支持網絡的互動反而帶給個人與家庭更多的壓力與衝突（Belle，1983； Rook，1984）。由此可見，社會支持的作用就像一把刀的兩面，一方面可以增進個人與家庭適應力，另一方面卻也可能帶來壓力和衝突，在概念上是相當的模糊而不確定。由國內有關單親家庭的調查資料顯示，女性單親家庭向外尋求協助的對象或支持來源，大致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網絡，前者指的是親屬與朋友的支持，後者指的是政府部門、社會福利機構等正式社會網絡（林萬億，1992；吳季芳，1993；徐良熙、張英陣，1987；單亞麗，1995；張清富，1995；張麗芬，1996；鄭惠修， 1999）。。根據國內有關單親家庭的調查資料顯示，社經條件較低的女性單親家長經常或優先尋求協助的社會支持網絡系統，大多來自其父母（公婆）、子女、手足、朋友等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的來源（林萬億， 1992；吳季芳，1993；徐良熙、張英陣， 1987；單亞麗，1995；張清富，1995；張麗芬，1996；鄭惠修，1999）。在親屬的支持方面，女性單親所獲得的主要協助形式是住宅或同住（co-residence）的提供，也有直接提供不定期的經濟補助與托育照顧。例如張清富（1995）的調查結果顯示，單親家長與自己的父母或公婆同住的安排，約佔受訪單親家庭的20%左右，與手足同住只有7％左右，但其餘仍大多為單親家長與子女同住組成的核心化單親家庭（55%）。同時，變成單親家庭後，許多女性單親家長表示但她們獲得自娘家或親屬的支持或資源內容，大致以兒童照顧和不定期經濟補助等協助為主（林萬億，1992；吳季芳，1993；洪秋月，1987；徐良熙、張英陣，1987；鄭麗珍，1988；張清富， 1995）。雖然，女性單親家長從親屬家庭的網絡中或多或少獲得一些支持，但基於非自願親屬關連所建構的交換關係常混雜著原有的人際衝突或利益競爭，使得單親媽媽在原本互惠的交換網絡中處於不利的交換地位，甚至產生負面的支持效果（吳季芳， 1993 ；吳婉慧， 2000 ； Cramer ＆ McDonald，1996；McLanahan and Booth， 1989）。台灣目前有關支持女性單親家庭的社會福利系統方面，主要是以社會救助制度為主軸，提供具有「低收入戶」資格家戶相關的福利措施以保障最起碼的經濟安全，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為輔，提供具有「單親家庭」身份緊急性的生活補助三個月。但基於維護「親屬相互扶養」的社會價值，社會救助政策透過「資產調查」與「家戶人口」計算強制排除應有親屬協助的家戶，並非所有低收入的單親家戶皆可以申請到社會救助的福利給付（鄭麗珍，2000）。因此，根據張清富（1995）的調查，台灣官方列冊的「低收入戶」人口中只有23.5%為單親家庭，其中女性單親家庭的戶數是男性單親家庭的八倍。另外，根據國內其他的調查資料顯示，女性單親家長或多或少都會向一些宗教團體或社會福利機構尋求各項所需的支持，特別是經濟的補助（王孝仙，1991；林萬億， 1992；吳季芳，1993；洪麗芬，1993；單亞麗，1995；鄭惠修，1999）。但這些調查資料同時也發現，這些女性單親家長認為正式的社會福利機構所提供的支持資源雖然很固定且充分，但常須經歷行政作業的僵化申請程序，加上求助過程中的社會烙印作用(social stigma)，使得她們視為求助的最後慰藉(last resort)，使用比例較低。不管女性單親家長尋求的是公共救助、正式網絡的支持、或是親屬的扶助，其目的都是在擴張其新的親職角色（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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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供應者與家庭照顧者），以滿足其家人的各項需要。而由上述的研究結果來看，女性單親家長一旦形成單親家庭後，為了因應其生活上的適應困境與滿足其家人的需求，一方面會向其親屬網絡尋求協助，特別是原生家庭中的父母與手足，而他們所提供的協助常是以同住、提供住屋、不定期的經濟補助或托育服務等方式；而另一方面女性單親家長也會向政府單位、社會福利機構或宗教團體尋求協助，特別是經濟上與醫療上的補助，例如「低收入戶」資格的取得。然而，這樣的研究發現似乎隱含著女性單親家長的支持網絡相當多元，協助的內容相當的豐富。但相關的研究資料卻又顯示，許多的女性單親家長表示在形成單親後，她們的社會關連與交換關係變得比以前更縮小，有些人甚至過著相當孤立的生活（林萬億，1992；吳季芳， 1993；洪秋月，1987；徐良熙、張英陣， 1987；鄭麗珍，1988；劉淑娜，1984；張清富，1995）。這種有關社會支持不一致的發現，Hao（1995）認為有關女性單親家長向外尋求協助的行為，不應該將公共救助與親屬支持分別的對待，模糊了女性單親家長的求助行為，而應該檢視女性單親家長同時向兩方面求助時，兩者之間的相對貢獻與意義。低收入女性單親家長向外尋求協助，不論是親屬的協助或公共救助，其行動的目的皆在藉助社會支持網絡中的資源與時間的交換，來減輕或緩衝自己所遭遇到的經濟困難或家庭壓力（ Hao ， 1995 ； McLanahan＆Booth，1989；Rosenzweig＆ Wolpin，1994）。Hao（1995）的研究分析顯示，女性單親家長會尋求公共的救助是親屬支持求助的不可得，而公共的救助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排擠親屬的補助，彼此間似乎存在著相互替代的作用。但是， Rosenzweig 和 Wolpin（1994）的分析則指出，公共救助與親屬支持之間即使有替代性作用，其間的替代程度非常的小，他們甚至明確的計算出每增加 1000 元的公共補助，與父母同住的女性單親家長比例下降 5％，而親屬的經濟補助只減少了 3％。由此可見，女性單親家長向外尋求協助並非急病亂投醫的多元求助過程，而是單一的決策過程，取決於目前自己所擁有的經濟狀況與所需資源而定。四、研究設計追蹤女性單親家長的求助過程，最好是從其形成單親家庭的初期就開始調查其因應家庭結構變動及社會網絡互動的過程，以瞭解其向外求助的行為與策略思考。但目前國內相關的長期資料從缺，加上家庭的私密性及單親形成時間的掌握不易，本研究因此擬採取質化研究的取向（qualitative approach），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剛剛形成單親家庭的女性單親家長，追蹤其初期因應單親家庭生活的經驗歷程，特別是其單親歷程、網絡變動、求助行為及福利使用情形。質化研究者運用歸納性（inductive）的分析過程、保持對脈絡情境的敏覺性，在自然的情境下，對受訪者做深度的觀察及訪問，並欣賞受訪者特質的差異性（Patton，1990）。不同於量化研究取向強調樣本的代表性，質化研究取向採用立意抽樣方法（purposive sampling），重視選擇資料豐富的個案來接受深度的訪問，以建構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歷程（Patton，1990）。本研究所指的「女性單親家長」，是指以女性為戶長的單親家庭家長，且家中至少有一位18 歲以下的子女者。本研究的選樣過程原則上來自兩個來源，一為政府低收入戶申請單位或轉介機構的申請者，另一為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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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福利服務的單親家庭社會福利機構的服務對象。先由機構社工員轉介或研究助理到機構值班並參與接案，建立初步關係。另外，考量社會福利網絡的密度分佈有城鄉的差距，一部份抽樣來自都會型的台北地區，另一部份來自台東縣市地區。經過冗長的機構聯絡與關係建立過程，本研究終於在91年3月開始進入田野進行樣本訪問，總計訪問樣本十七份。其中，台東縣市應訪八位女性單親家長，但一位最後拒訪，計有七位；來自台北縣市的樣本原為十一位，但其中一位雖已簽署離婚但實際並未分居，共計有十位。每位女性單親家長都至少訪問兩次以上，每次約一小時至兩小時，每次訪談相距兩至四個月。基於求助行為發展的時間考量，本研究計畫在半年後再繼續追蹤這些女性單親家長的生活適應與向外求助狀況，以建構她們的求助歷程。五、研究結果本研究的目的在瞭解剛形成單親家庭的女性家長之單親歷程、網絡變動、求助行為及福利使用情形，期望建構她們向外求助的網絡決策，以提供未來單親家庭政策之建議。根據本研究十七位女性單親家長的訪談資料，大致的發現摘要如下。（一）女性單親家長的基本資料本研究共計訪談十七位女性單親家長，十位來自台北縣市地區，七位來自台東縣市地區。其中，九位為離婚的單親家長，七位經歷喪偶，一位未婚生子，她們單親的時間在訪談時有的長達一年（N09）、有的短至一個月內（N10），而兩個月的有四位、4 個月的有兩位、5 個月的有四位、6 個月的有兩位、7 個月的有一位、9 個月的有一位、11 個月的有一位。在教育程度的分佈上，除了四位國小程度外，其餘皆為高職以上，地區差異不大；而在就業方面，有六位目前並無工作，或因家中有身心障礙孩子、或因剛剛形成單親不久、或正在找工作中，但有十一位單親家長在就業中，她們的工作類型大多為臨時供性質、工友、幼兒保母、賣檳榔等，多為勞力工作，收入不多。。（二）親屬補助與公共救助的使用狀況本研究中的十七位受訪者向外求助的情況相當多元，根據她們不同的經濟條件與工作收入，她們會選擇不同的求助來源來支持其家人的生活所需，依據其公共救助與親友資助的有無，大致有幾種分類情形。 1. 完全沒有公共救助：本研究中有四位受訪者完全的沒有使用公共救助，其編號分別 N01、N03、N05 及 N10。其中，N01 和 N03 成為單親大約已四、五個月，目前暫時也沒有在工作，但有找工作的意願；她們兩位目前維繫家庭生活所需主要是靠丈夫的離婚贍養費與個人多年來的存款，加上房子自有（丈夫讓與），在照顧孩子與維繫家計上並無困難；她們也與原生家庭保持相當好的聯繫，得到有情感上的支持，但無經濟上的資助；但對於丈夫支付離婚贍養費的穩定性與固定性有擔憂，是未來尋找工作的急迫因素。而 N05 和 N10 都是喪偶單親， N05 因為丈夫死亡後留下大量的保險金與公司股份，生活上並不匱乏，但有感於保險的重要性，目前從事拉保險的工作；而 N10 則因丈夫原為公務員，一個月前才過世，留下不少遺族撫卹金與保險金，目前生活尚可維繫，但仍計畫申請公共救助以補未來可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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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公共救助、與親屬同住、有親屬資助：本研究中的七位受訪者皆屬於此類型的求助行為，幾乎所有的救助資源皆到來，其編號為 N02、 N04、N07、N08、N09、E06 和 E07 等。N09 和 E06 的原生家庭原來就非常親近，屬於擴大家庭同住的型態，後因丈夫婚姻暴力訴請離婚，家人就立即接回同住，並提供不定期的經濟補助與兒童照顧協助，主要生活支付仍靠其微薄的工作收入，因此也同時申請公共救助以補不足；因為家人同住之故限制了公共救助的申請，後來透過關係或更改同住條件，才在獲得協助；她們都認為親友的協助是值得感激，但是不穩定，也不好意思。至於 N02 和 E07 都是因為生育身心障礙孩子，目前都無法外出工作，又因婆婆或丈夫不願意協助撫養而分開，由家人接回同住，分擔孩子照顧責任；不同的是，N02 的家人與經濟狀況較好，提供的經濟協助較多，而 E07 則因家中人口眾多，加上是未婚生子更加無法接納，是一種非自願性的協助，反而帶給 E07 相當大的壓力。N04 和 N08 都是喪偶單親，丈夫因病去世，房子自有，原來同住的婆婆就繼續同住，協助部分家務事或孩子照顧任務，家中的收入主要是靠單親個人的工作收入，因而申請有公共救助；N08 丈夫的手足與 N04 丈夫的堂兄每年都會資助孩子的學費補助，但兩人都認為這種補助其實是相當不確定、也不穩定。N07 則是因為不計較丈夫的婚姻暴力，在其得到癌症後盡心盡力的照顧一年多之久，在丈夫過世後，丈夫的妹妹因此提供家中房間給 N07 和孩子住，並打下一個店面雇用 N07 來做生意，一半協助、一半合夥；但在 N07 的觀念裡，這樣的協助固然是出自好心，但有利益糾葛，並不穩定，也同時申請公共救助。 3. 有公共救助、未與親屬同住、但有親屬資助：本研究中的 E02 與 E05 兩位受訪者同時申請有公共救助外，尚有親友的不定期的資助。她們成為單親的方式相當的特別，都在當地引起媒體的注意。例如 E02 的丈夫遭人殺害，死亡事件還成為當地的媒體頭條，各方面的救助與服務都在當時取得，並有其他的社會捐款，而父親過世時又留下房子給她，生活上因此並無匱乏。而 E05 則因丈夫疑心病重而致惡意傷害，差點致死，也引其當地媒體的報導，娘家家人立即帶回照顧，並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在申請公共救助上也較無障礙；但因不好意思長期依賴家人，身體恢復後就搬離自己租屋在外，靠賣檳榔為生。 4. 只有公共救助：本研究中有四位受訪者是屬於此類型的求助行為，除了自身的工作收入外，只有公共救助的協助，例如編號 N06、E01、E03 和 E04 四位。其中，N06 的丈夫是因車禍意外而死亡的，但在此事件之前，N06 一家人就因為生意失敗搬離原來居住的社區，與親人間的往來也早已斷絕，所以發生事故時，身邊幾乎沒有任何親人協助，只有教會的人提供喪葬的事誼協助，後來才在鄰長的協助下申請「低收入戶」資格。而 E01 與丈夫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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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火線是因為娘家的哥哥性侵害自己的女兒，丈夫責怪 E01 沒有盡到保護責任，又沒有興師問罪，憤而離家；由於性侵害事件，娘家親人幾乎不與她來往，相當孤立，只有申請公共救助一途。至於 E03 和 E04 的情形是因為丈夫婚姻暴力而訴請離婚，由於父母的經濟狀況也不好，手足不願出面協助，只好靠自己打零工維持生活，不足部分則是靠公共救助與家扶中心的貧童補助，生活相當艱困。（三）社會支持網絡的疏密程度由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中，本研究得以建構其向外求助的生態資源圖，以了結其使用資源的情形。根據生態圖資料顯示，台東縣市地區的受訪者可以向外求助的對象與機構相當的類似，除了自己的家人外，就是社會救助與家扶中心的補助，社會支持網絡密度稀疏。而台北縣市地區的女性單親家長可以求助的對象與機構就比較多元，除了上述的單位外，尚有單親婦女服務中心、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中華單親家長協會等，可以求助的項目也相當的廣泛，例如經濟補助、成長課程、交友聯誼、兒童托育等，社會支持網絡的密度就高多了。這也解釋本研究在這兩各地區抽樣取得的樣本相當的不同，例如經轉介而來的台東縣市地區的七位受訪者，都是經過特殊境遇婦女的轉介，因經濟困難而申請公共救助的協助。而台北縣市地區的受訪者也是經由相同的管道而來的，但因經濟條件與申請需求不同，申請「低收入戶」補助的僅有五位，申請其他支持性服務的則有五位，經濟上較無困難。六、結論本研究的目的在追蹤其女性單親家長初期因應單親家庭生活的經驗歷程，特別是其單親歷程、網絡變動、求助行為及福利使用，以建構其向外求助的情形。本研究深度訪談十七位形成單親家庭不及一年的單親媽媽，請其回溯其單親歷程與社會支持網絡的變動。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單親家長為了因應單親家庭的變動與自己的新角色（合併生活供給者與家庭照顧者），常會向外尋求協助，但因個人的經濟條件與社會支持網絡的不同，對於公共救助的使用有不同程度的仰賴。例如本研究中有四位單親家長完全不需申請公共救助，而是依靠丈夫所給予的離婚贍養費或留下的遺族保險金（撫卹金），就可以維持生計了。而其他的單親家長就必須依靠公共救助的補助來補充自己工作收入的不足，且不論是否有家人的資助與否。本研究中顯示女性單親家長申請公共救助相當的普遍，即使有家人的協助或同住，似乎才能支應家庭生活所需，對於沒有親人資助的家長，則公共救助就更形重要了。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孝仙（1991）。單親的支持系統及其生活適應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吳季芳（1993）。男女單親家長生活適應及其相關社會政策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吳昭明（1992）。台灣地區家庭組織型態與所得分配之研究。主計月報。 81(2):54-59。吳婉慧（2000）。三代情— 以父母支持離婚女兒為例探究代間協助。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呂玉瑕（1995）家庭變遷與民法親屬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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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律師通訊，195，49-54。李美玲（1994）。「二十世紀以來台灣人口狀況的變遷」。人口學刊第 16 期。台大人口研究中心。林萬億(1992)。台北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專案研究。洪麗芬（1993)。低收入戶女性單親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北市低收入戶為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孫建忠（1999）。社會價值與社會控制— 以社會救助為例。台大社會工作學刊第一期。p.p77-109。徐良熙、林忠正（1984）。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8:1-22。徐良熙、張英陣(1987)。台灣的單親家庭：問題與展望。中國社會學刊。 11:121-153。張清富(1995) 單親家庭現況及其因應對策之探討，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張麗芬（1996）。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形成過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莊淑晴（1991)。女性戶長單親家庭問題之探討。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章英華（1994）。台灣的家庭研究：從家戶組成到家人關係。社區發展季刊。 68:35-40。單亞麗（1995）。單親家長角色壓力、社會支持、生活適應、家庭生活重建教育需求之研究，台南家專學報，14： 231-257。童小珠（1992）。台灣省女性單親家庭經濟困境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黃乃凡（1995）。台灣貧窮女性化的探討— 女性戶長貧窮現象之貫時性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黃俊傑（1990）。台灣家庭的變遷— 以新莊市為例。台大社會學刊。 20:107-141。黃斐莉（1993）。台北市單親家庭子女照顧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萬育維（1994）。邁向二十一世紀社會福利之規劃與整合— 社會救助需求初步評估報告。內政部委託研究。齊力（1990）。台灣地區近二十年來家戶核心化趨勢的研究。台大社會學刊。20:41-83。蔡勇美（1985）。美國的貧窮問題，蔡文輝與蕭新煌主編。台灣與美國社會問題。25-34。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鄭惠修（1999）。台北市女單親家庭社會資源網路與福利使用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薛承泰(1996)。台灣地區單親戶的數量、分佈與特性：以1990年普查為例。人口學刊。17:1-30。 英文部分：

Belle, D. (1983)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social networks and support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5(4), 89-103. Cramer, J. C. & McDonald, K. B. (1996)

(10)

sides to early childbearing and support networks. Human Organization, 55(2), 160-169.

Gottlieb, B. H. (1981)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 i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In Gottlieb, B. H. (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Hao, L. (1995) How does a single mother choose kin and welfare suppor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4, 1-27.

McLanahan, S. S. and Booth K. (1989) Mother-only families: Problem, prospect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557-580.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earce, D.（1979）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11, 28-36.

Rosenzweig, M. R. & Wolpin, K. I. (1994) Parental and public transfers to young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5), 1195-1212.

Rook, K. S. (1984) The negative sid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6, 1097-1108.

Sarason, I. G. & Sarason, B. R. (1985) (eds.) Social support: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Dordrecht: Martin Nihj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