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內地畏兀兒僧徒佛事活動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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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內地畏兀兒僧徒佛事活動輯考

楊富學

北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博士後

提要：元代是畏兀兒佛教之極盛期，大批佛教僧徒入居內地，活動頻繁，影響巨大。其中不少僧侶進入蒙古宮廷，或充任蒙古帝王與西藏喇嘛間的譯師，或出任佛教管理機構的官員或擔當蒙古皇室的師父，甚至作為皇帝的替身出家，更有不少畏兀兒僧侶皈依了藏傳佛教；也有很多僧侶，僻居江南深山荒野，修禪悟道，修習天台學說；大量的畏兀兒佛教徒在元政府中擔任各級官職，他們有的畢生致力於弘法事業，有的以政府官員身分參與全國或地方佛教事務的管理，有的作為施主布施寺院、修建寺宇。他們的活動極大地豐富了元代佛教史和畏兀兒佛教史的內容，值得重視。

關鍵詞：畏兀兒佛教藏傳佛教禪宗天台宗元代

元代是維吾爾族歷史文化取得高度發展的重要時期。當時，畏兀兒人所使用的「回鶻文」

被蒙古人採用以「書其國言」，畏兀兒之菁英分子自然而然地也就成了剛剛脫離草昧狀態之蒙古人的師父或老師；畏兀兒亦都護在成吉思汗西征時因率先主動歸順而受到成吉思汗的優遇，成為蒙古人征服並統治其他民族的得力助手。反過來，大蒙古國的擴張，尤其是元對全中國的統一，也為畏兀兒人提供了空前廣闊的用武之地。蒙元時代，有大批的畏兀兒人遷入內地，其中有不少在蒙古宮廷或地方政府中擔任各種官職，程鉅夫稱當時畏兀兒人士凡「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註 1]一點都不為過。這一特殊的歷史背景，也為畏兀兒佛教的發展提供了難得的機遇。首先，大批畏兀兒僧侶進入蒙古宮廷，有的充任蒙古帝王與西藏喇嘛間的譯師，有的出任佛教管理機構的官員，有的擔當蒙古皇室的師父，甚至作為皇帝的替身出家。

這些無疑地提高了畏兀兒佛教在全國的地位；其次，大批畏兀兒僧人入居內地，與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有了空前廣泛的接觸，內地高度發展的佛教文化無疑可為畏兀兒佛教的發展源源不斷地輸入新鮮血液，藏傳佛教、禪宗等在畏兀兒中的傳播與流行始於此時，就是這種聯繫的直接後果。元代內地畏兀兒僧徒活動頻繁，影響巨大，極大地豐富了元代佛教史和畏兀兒佛教史的內容。遺憾的是，對其活動，《元史》只有極為零碎的記載，遺漏甚多。有鑑於此，

筆者不揣譾陋，擬從極為分散的佛教典籍、世俗文獻和考古資料中披沙揀金，搜檢出相關資料，並略加梳理，鉤沈輯佚，以求較為全面地反映元代畏兀兒佛教的基本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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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宮廷之畏兀兒僧侶

元代有多少畏兀兒僧侶入居內地，史書無載，無從考知。但《元史》卻對他們為蒙古皇帝作法事的規模有所記載：

﹝天曆元年（一三二八）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註 2]

﹝天曆元年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寶慈殿。[註 3]

﹝天曆二年（一三二九）十月﹞甲辰，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於興聖殿。[註 4]

二年之間，他們三次入宮作法事，人數很多，僅天曆二年的一次與其事者就有一百零八名畏兀兒僧侶，可見他們在蒙古宮廷中的人數當是不少的。這些記載說明，元代畏兀兒僧侶不僅人數多，而且勢重，深受蒙古統治者的倚重，故而常命其在宮廷中敷設道場，為皇室告天禱祝。忽必烈還專門在大都宮廷中為其設「畏吾兒佛殿」，[註 5]究其原因恐怕也在於此。

畏兀兒僧人數眾多，於是，魚目混珠、泥沙俱下也就在所難免。據《元史》卷一四四〈答里麻傳〉載，在帖木迭兒為丞相獨霸朝政時，「高昌僧侍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這一反面材料卻進一步證實了當時大都一帶畏兀兒僧勢力的強盛。

其實，早在忽必烈改蒙古國號為元之前，畏兀兒佛教勢力在蒙古國中就有了相當大的發展。如蒙哥汗時期，由於佛道二教的互相攻擊與詆毀日趨激烈，雙方都標榜自己的教義最正確。為了平息這場爭論，蒙哥汗於一二五六年下令雙方當場進行辯論，以決勝負。結果，佛教取勝，宣告道教失敗。當時參加佛教一方辯論的高僧有三百餘人，其中不少即為「外五路僧」（即畏兀兒僧）。[註 6]這些說明，蒙古國時期，駐錫蒙古宮廷的畏兀兒僧侶人數就已經不少，勢力也不小了。

忽必烈建元後，畏兀兒佛教得到了更快速的發展。同時，合不來時期也是藏傳佛教飛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薩迦派，在這一時期臻至極盛。出於駕馭全國的需要，蒙古統治者極力推崇藏傳佛教，使之在全國達到炙手可熱的地步。與之不相適應的是，忽必烈和蒙古貴族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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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藏傳佛教，但諳熟藏族語文者卻甚少，藏族高僧中懂蒙古語的也是鳳毛麟角，勢必嚴重妨礙雙方的交流。為了適應形勢的需要，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語文，具有較高文化素養且受到蒙古統治者器重的一批畏兀兒知識份子開始學習藏語，以充當皇室貴族與帝師之間的翻譯。

他們本來就信仰佛教，故學習藏傳佛教輕車熟路，很多人在學習的過程中因受其影響而皈依了藏傳佛教，更有意思的是，元代畏兀兒中甚至還湧現出不少著名的喇嘛僧，如葉仙鼐、乞台薩理、阿魯渾薩理父子、迦魯納答思、舍藍藍、必蘭納識里等都是。

葉仙鼐是我們所知最早的畏兀兒喇嘛僧，曾師從著名的薩迦班智達公哥堅贊。他曾任吐蕃宣慰使多年，政績顯赫，《元史》卷一三三、《新元史》卷一五四、《蒙兀兒史記》卷八十等漢文史籍都為其立有專傳，但未提及他曾出家為喇嘛一事。這一缺憾僅見於藏文《薩迦五祖全集》中所收〈關於為忽必烈抄寫《般若經》詳中略的說明〉一文，彌足珍貴，故引錄於下：

一明明三界上師，三界之三途領路人，以此而出名的薩迦般智達，因他的恩典葉仙鼐皈依了佛法。為了修成佛果，王孫貴妃長壽、政權穩固，為了報答父母等的恩情，以及用佛法教化民眾，於木狗年秋，在叫做瑪康宗多的地方，聘請精通冶煉工藝的工匠，

以純金溶液，在與藍寶石媲美的紙張上書寫能勝三時的《般若波羅蜜多經》、《般若經詳中略》。他再三校勘，在書夾板、書帶、包書布之間做了很好的經懺，如同產生於五味正理經中，進行了開光大圓滿。雖無惡業，但以善業之器物敬獻了供養，而且使善業廣大而持久，聆聽《般若經》並牢記在心，因而福澤無邊。[註 7]

文中的木狗年，即一二七四年，當時葉仙鼐正在吐蕃宣慰使任上。

阿魯渾薩理，《元史》有傳，稱其出自畏兀兒王族，在忽必烈時官至尚書右丞、中書平章政事，位高權重，死後被追封為趙國公。「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註 8]。這裡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魯渾薩理從其學佛法，成為虔誠的喇嘛，很受忽必烈器重。阿魯渾薩理家族對佛教的信仰是有傳統的，史載其祖阿台薩理「精佛氏學」，

其父「乞台薩理，襲先業，通經、律、論。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年（一二七五），

入為釋教都總統，拜正議大夫、同知總制院事」[註 9]。

迦魯納答思也是一位富有語言天才的畏兀兒喇嘛僧，除精通回鶻語、蒙古語與漢語外，

還精通梵語與藏語。曾受翰林學士承旨畏兀兒人安藏的引薦而師從國師八思巴修習密法，充任忽必烈與八思巴之間講經說法的譯師。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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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魯納答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諸國語。翰林學士承旨安藏扎牙答思薦於世祖，

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不相通。帝因命迦魯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年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論。既成，進其書。帝命鋟版，賜諸王大臣。[註 10]

舍藍藍曾在元朝宮廷為后妃們講經說法，而且還將多種佛教典籍譯為回鶻語。其事跡見於《佛祖歷代通載》卷二十二：

舍藍藍，高昌人，其地隸北庭。其地好佛，故為苾芻者多……海都之叛，國人南徙。

師始八歲，從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詔禮帝師迦羅斯巴斡即兒為師。

薙染（髮）為尼，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禮，稱曰八哈石。北人之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桑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數十餘年，凡歷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數請靜退居於宮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力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見，賜予之物不可勝紀。師以其物刱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以黃金繕寫番字藏經《般若八千頌》、《五護陀羅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

畏兀字《法華》、《金光明》等經二部。又於西山重修龍泉寺，建層閣於蓮池。於吐蕃五大寺、高昌國旃檀佛寺、京師萬安寺等，皆貯鈔幣，以給燃燈續明之費。又製僧伽黎文數百，施番漢諸國之僧。其書寫佛經，凡用金數萬兩，刱寺施捨所用幣數以萬計。

這是我們所知唯一的畏兀兒女喇嘛。她在蒙古宮廷中地位之高，佛事活動之頻繁，抄經之豐，布施之廣，建寺之多，在元代畏兀兒僧徒中都是很少見的。尤其是後文提到的她「曾制僧伽黎文數百」，更始珍貴的中外關係記錄。僧伽黎文即所謂的「僧伽羅文」或「錫蘭文」，

亦即今日斯里蘭卡之官方文字。這一記載使人看到了那時元朝與南亞之間的密切關係，也為畏兀兒與南亞之佛教文化關係增添一新素材。

必蘭納識里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釋老傳》中唯一立有專傳的畏兀兒喇嘛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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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名只剌瓦彌的理，北庭感木魯國人。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諸國語。

大德六年（一三○二），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更賜今名。皇慶中（一三一二－一三一三），命翻譯諸梵經典……至治三年（一三二三）改賜金印，特授沙津愛護持，且命為諸國引進使。至順二年（一三三一），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則有《大乘莊嚴寶度經》、《乾陀般若經》、《大涅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不思議禪觀經》，

通若干卷。

他也精通回鶻語、漢語、蒙古語、梵語與藏語，不僅有譯經之才，而且善事管理，曾作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故而得到成宗重用，被擢升為開府儀同三司，仍賜三台銀印，兼領功德使司事和諸國引進使。又被任命為「國師」，地位僅次於「帝師」。必蘭納識里翻譯的佛教經典今天已大多無存，幸存於的僅有少數幾件。其一是他根據漢文佛典創作的回鶻文詩歌〈普賢行願贊〉，全詩共五十段，每段四行，因保存於敦煌石窟而得行世[註 11]；其二，密宗經典《北斗七星經》曾被譯入回鶻文，必蘭納識里又據回鶻文本將其譯為蒙古語，題作 Yitiken sudur nom[註 12]；其三，印度著名僧人龍樹所撰《大般若波羅蜜多經》頌詞也由必蘭納識里從印度語直接譯入回鶻語文[註 13]。此外，我們在元人虞集所撰〈智覺禪師塔銘〉還發現有這樣的記載：

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理遊方時常從師參詰。[註 14]

此必納雅實理即必蘭納識里之異寫（其名號和官稱可互相印證）。這一記載說明奉行藏傳佛教的必蘭納識里與元代江浙一帶著名的禪師天目中峰也有所交往，可見他對禪宗亦應有一定的瞭解。

除了喇嘛僧外，元代畏兀兒人中當還有一定數量的屬於其他教派的僧侶，如來自高昌的僧侶我們就見不到他與藏傳佛教之間的關係。史載：「畏吾兒僧閭閭，嘗為會福院提舉，乃國朝沙津愛護赤南的沙之子。世習二十弦，悉以銅為弦。余每叩樂工，皆不能用也。」[註 15]

後文將述及的修習禪宗的眾多畏兀兒僧侶自然也和藏傳佛教無關。只是由於這些禪僧修行於深山，遠離塵囂，遠離蒙古統治中心，故而不可能受到重視，《元史》也就不會予以記載，

遂不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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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畏兀兒僧侶，不管信奉藏傳佛教與否，居於蒙古宮廷者人數眾多，他們有的畢生致力於佛經翻譯；有的傾其所有，出資修建寺廟；有的在蒙古宮廷講經說法；有的出任皇室之師；有的代帝出家，成為皇帝的替僧；有的先出家後還俗，成為元政府統治階級的一員；也有的作為高級僧官，參與對全國佛教的管理；更多的則是充當翻譯人員，以溝通皇帝與蒙古貴族與西藏喇嘛間的聯繫與交流。

二、入居內地的畏兀兒佛徒

除了僧侶之外，元代入居內地的畏兀兒佛教徒數量更多。他們的身分大都為元政府的官員，但同時兼治佛事，有的在佛學上還取得了非常巨大的成就，其中最著名者應首推忽必烈時期的安藏。其事跡在程鉅夫《程雪樓文集》卷九〈秦國文靖公神道碑〉和《新元史》卷一九二本傳中都有詳盡的記載。安藏，「字國寶，畏兀人，世居別石八里，自號龍宮老人，祖諱小乘都……父諱腆藏貼材護迪。」安藏五歲時即從父兄學習經書。「九歲始從師力學，一目十行俱下，日記萬言。十三，能默誦《俱舍論》三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召對稱旨，為特賜坐。世祖即位，進《寶藏論玄演集》一十卷，嘉歎不已。」[註 16]

他的佛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至元年間曾以翻譯檢查官的身分參與了《至元法寶勘同總錄》的編纂；(二)根據藏文漢譯《聖救度佛母二十一種禮讚經》一卷；[註 17]又據藏文譯之為回鶻文；[註 18](三)受阿里不哥親王之命，譯《華嚴經》為回鶻文；[註 19](四)譯

《文殊所說最勝名義經》為回鶻文；[註 20](五)創作佛教長詩〈十種善行贊〉和〈普賢行願贊〉，

均為押頭韻的四行詩或八行詩形式。[註 21]

「好言財利事」的桑哥，也是一名佛教徒，曾先後師事國師膽巴、帝師八思巴國師。精通漢、蒙、藏、畏兀兒等多種語言，「故嘗為西蕃譯史……至元中，擢為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註 22]。一二八七年，總制院改為宣政院，桑哥又為第一任宣政院使。由於其專橫跋扈，被《元史》列入〈奸臣傳〉，但藏族古文獻《漢藏史集》卻對其讚美有加，稱之為「有功績的賢能大臣」。關於桑哥的族屬學界多有爭論，有的稱之為畏兀兒人，亦有的稱之為吐蕃人。有待進一步考實。但從他剛出任宣政院使就極力推薦別失八里畏兀兒人脫因任宣政院使太府卿一事看，似乎有族屬上的瓜葛，亦未可知。

來自別失八里，出身畏兀兒名門的大乘都，「中統中自其國來覲天光，世祖既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學問有源，隨問隨對，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門，恒侍左右，誦說經典，益久益親，賜侍宴衣冠，貂裘帽，金帶銀器，白玉佛像、銀鈔等」[註 23]。

畏兀兒人江浙行省左丞相達識帖睦爾還在杭州西湖建立了自己的寺廟──畏吾寺（俗訛為義烏寺），很可能是家廟。此事在明人田汝成所輯撰《西湖遊覽志》中有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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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年（一三六一）江浙行省左丞相達識帖睦爾建。本畏吾氏世族，故稱畏吾寺，俗訛為義烏寺，洪武二十四年（一三九一）改今額。[註 24]

分布於全國各地的畏兀兒佛教徒常常參訪佛寺，有不少書法家還在寺內留下了詩作和書法作品。如偰玉立在泉州任達魯花赤時曾於至正十年（一三五○）登臨安南九日山和晉江瑞像岩。他登高遠眺，在瞻禮了那裡的如來佛和羅漢像後，遂題寫〈瑞像詩〉一首。詩云：「□

□深□九日峰，洞門不鎖與天通；石塘冷印菩提月，庭樹迎寒柏子風。岩擁如來明瑞像，山排羅漢著晴空；倚闌卻望山靈道，誰識真機指顧中。」並於在無等岩題寫「泉南佛國」四字。

[註 25]其書落墨古樸，結構遒勁，被視為書中珍品。同年，其兄偰哲篤亦曾為〈小金山寺記碑〉

篆額。[註 26]

此外，見於記載的尚有資德大夫、江浙等處行中書省右丞廉迷只兒海牙（即廉恂）和奉議大夫溫州路瑞安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寶柱等，前者曾為〈松江寶雲寺記碑〉篆額[註 27]；後者則曾為〈鹿苑寺碑〉（又作〈吳興歸安鹿苑寺記〉）書丹並篆額。[註 28]

前文在述及乞台薩理、阿魯渾薩理父子事跡時曾提到元政府設立的「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註 29]的總制院，它是宣政院的前身，係忽必烈執政初所設，最初是由帝師八思巴兼領的。總制院於至元二十五年（一二八八）改為宣政院後，帝師不再掌管宣政院事務，

畏兀兒人開始在宣政院發揮重要作用。

宣政院第一任院使有二名，即桑哥和脫因，均為畏兀兒人。此後又有玉篤實、潔實彌爾、

八札、答兒麻失里、沙剌班、世杰班、桑哥（亦都護月魯帖木爾之子，非上文的桑哥）、大悲都、普達、廉惠山海牙，[註 30]可能還有雙加失里。在可考的五十餘位院使中，畏兀兒人佔去十二至十三位，可見其影響之大。

這裡應特別注意元代畏兀兒航海家亦黑迷失的佛事活動。作為元政府的使者，他曾於至元二十一年（一二八四）奉使僧伽剌國（斯里蘭卡），「觀佛鉢舍利」。至元二十四年（一二八七），他又出使馬八兒國（今印度半島南端），「取佛鉢舍利」。[註 31]作為元政府的地方官員，他大力扶持當地的佛教活動。延祐二年（一三一五）福建道建寧路後山報恩寺萬壽堂刊刻《毘盧藏》，卷首記載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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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建道建寧路建陽縣後山報恩寺萬壽堂嗣教陳覺琳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安，文武官僚同資祿位，募眾雕刊刊刻毘盧大藏經板流通誦讀者，延祐二年月日謹題。都大勸緣榮祿大夫吳國公亦黑迷失。[註 32]

這部經藏長期流傳，惜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付之一炬。據載，亦黑迷失還曾兩次向享有「南方第一剎」美譽的雪峰寺布施。第一次見載於〈亦黑迷失雪峰題名〉：

榮祿大夫、福建行中書省平章政事、集賢院使、領會同館事吳國公亦黑迷失捨梯己寶鈔齎擎。時延祐元年（一三一四）。住山樵隱悟逸題。[註 33]

雪峰寺地處福建省閩侯縣大湖鄉雪峰山南麓，始建於唐咸通十一年（八七○），至元朝時香火仍然相當興盛。時過二年，亦黑迷失再次蒞臨雪峰寺，施中統鈔一百錠，「年收息鈔，

輪月看轉三乘聖教一藏」，此事見載於福建泉州發現的〈一百大寺看經記〉碑刻。

碑高三百五十釐米，寬一百一十五釐米，係亦黑迷失於延祐三年（一三一六）所立。碑文云：

亦黑迷失自幼年欽奉世祖薛禪皇帝、完者都皇帝、曲律皇帝聖恩，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太后皇后齊年，太子千秋，諸王文武官僚同增祿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佛日增輝，法輪常轉。敬就都城、西京、汴梁、真定、河南府、汝州、刑（邢）州、

順德府、明州補陀山、朝裏寧夏路、西涼府、甘州、兩淮、江浙、福建諸路一百大寺，

各施中統鈔壹百定，年收息鈔，輪月看轉三乘聖教一藏。其餘寺院庵堂接待，或捨田施鈔，看念四大部、《華嚴》、《法華》等經，及點照供佛長明燈。謹寫西天銀字經一藏進上，當今皇帝回賜大都普慶寺看讀。[註 34]

碑中還詳列了這一百大寺的名稱，以大都寺院最為集中，有三十二所，其次為泉州，有十六所，其餘依次為興化（九所）、杭州（八所）、福州（六所）、寧夏（五所）、鎮江（五所）、甘州（三所）、真定（二所）、西涼（二所）、河西（二所），另外，汝州、河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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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梁、西京、建寧、揚州、平江、邢州、寧波各有一寺。分布範圍相當廣泛。總之，亦黑迷失的看經活動在畏兀兒佛教史上是值得重視的。

蒙元時代，畏兀兒佛教發展迅速，其勢力似乎僅次於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而在其他佛教勢力之上。元世祖至元二十二年（一二八五）春至二十四年（一二八七）曾對《大藏經》

進行過一次大整理，主要是以藏文經卷來勘對漢文經卷，總一千四百四十部，五千五百八十六卷，定其名為《至元法寶勘同總錄》。參加工作者二十九人，既有漢人、藏人，又有畏兀兒人和印度人，其中領銜的畏兀兒僧徒就有五位：

(一)北庭都護府通二國言音、解顯密教迦魯拏答思奉詔譯西番語；

(二)翰林學士、嘉議大夫脫印[註 35]都統奉詔譯畏兀兒語；

(三)翰林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奉詔譯語證義；

(四)資德大夫釋教都總統正宗弘教大師合台薩理奉詔譯語證義；

(五)北庭都護府通顯密教講經論律沙門齋牙答思奉詔證西天語。[註 36]

其中，迦魯拏答思（迦魯納答思）、合台薩理（乞台薩理）和齋牙答思是僧侶，脫印、

安藏則為佛徒。如此多的畏兀兒僧徒得參預此事，體現了當時畏兀兒佛教地位的崇高。

三、入居內地的禪僧與天台僧

上文所述元代入居內地的畏兀兒僧徒都與蒙古宮廷關係密切，因其地位彰顯，史書或佛籍的記載較多，故學界對元代畏兀兒僧徒活動的認識一般都局限於此。其實，當時在東南沿海等地的深山僻寺中也有不少畏兀兒佛教徒在活動。只是他們沒有皈依當時佛教的主流信仰藏傳佛教，而是隱居深山，孜孜以求，或問禪修道，或修習天台之學。

如所周知，有元一代，蒙古統治者推崇藏傳佛教，並實行尊教抑禪政策，使禪宗的發展受到抑制，致使禪宗在北方影響日衰，唯南方江浙一帶保持者持續發展的勢頭，湧現出明本、

惟則二大著名臨濟宗師。

明本（一二六三－一三二三），號中峰，晚自稱幻庵、幻住等，俗姓孫，錢塘人。自幼求佛法，二十四歲時參天目山高峰原妙和尚，大悟徹底，說法無礙。因不啻於當時流行的「只尚言通，不求實悟」以及機鋒、棒喝之風氣，強調實參實悟，做本分道人，主張儒釋調和，

教禪一致，禪淨融和，並經常雲遊四方，講經弘法，著有《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和《天目明本禪師雜錄》。當其在浙江天目山弘法時，「從之者如雲，北極龍漠，東涉三韓，西域、南詔之人，遠出萬里之外，莫不至焉」[註 37]。其中來自西域的畏兀兒僧不少，《天目中峰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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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錄》有數篇文字即專為畏兀兒禪僧而作。其一為〈示伊吾顯月長老〉[註 38]。顯月，梵名烏鉢剌室利，伊吾（即今新疆哈密）人，亦有謂其為高昌人者。

其二為〈示薩的迷的理長老〉[註 39]。這裡的薩的迷的理在它處又寫作善達密的理，北庭人，字慈寂，號照堂。

其三為〈示慈護長老〉[註 40]。慈護，高昌人，「乃高昌三藏喜庵妙公之母氏也」。

其中，照堂長老是明本門下最為著名的畏兀兒禪僧（？－一三三七），曾著有《照堂長老義感集》，惜已不傳，但其同門師兄弟、好友天如和尚為之撰寫的序言得以留存至今，對其事跡多有記述，茲節錄於下：

照堂，高昌名族之裔……其俗尚佛教好施與，又好引援進取以相榮，蓋去國已遠，見鄉人雖疏亦親，故彼氏之為沙門者往往得厚施，或得厚名位。而照堂一無取焉，唯道是嗜。凡顯密二宗，大聲實之士悉從事之，盡其學，未厭其志。延祐間南來天目扣直指之學于幻住先師，日有深造，遂眷眷不忍棄去……逮先師告寂，始北歸。[註 41]

他北歸後將明本遺著《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呈獻給元順帝。此舉得到畏兀兒人沙剌班的支持[註 42]，「奉表以聞……得賜入藏」。順帝於元統二年（一三三四）命將其書刊入藏經，

並賜其號「普應國師」[註 43]。當時，藏傳佛教被尊為國教，賜號國師者一般都是藏傳佛教大喇嘛，明本以禪師身分受封，實屬「曠世恩典」[註 44]。畏兀兒人慈寂也因編纂其遺著《天目中峰和尚廣錄》而得以在中國禪宗史上留有一席之地。

據載，元代著名的畏兀兒文學家、詩人、史學家和散曲家貫雲石（一二八六－一三二四）

也頗受天目中峰和尚的影響。在貫雲石隱退錢塘後，每逢暑期，便入天目山隨其修禪：

入天目山，見本中峰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

自是為學日博，為文日邃，詩亦沖澹簡遠，書法稍取古人而變化，自成一家。其論世務精核平實。識者喜公，謂將復為世用，而公之蹤跡與世接漸疏。日過午，擁被堅臥，

賓客多不得見，童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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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記載說明，貫雲石禪學修養不淺，竟與中峰禪師幻住「劇談大道，箭鋒相當」。禪學對其文、詩及書法都有甚深影響。中峰禪師還曾撰〈篳篥引〉，云：「錢唐月夜鳳凰山，

曾聽酸齋吹鐵笛。」[註 46]表達了他和貫雲石之間的深厚友誼。貫雲石英年早逝，去世時年僅三十九歲，在去世前他一直閉門謝客，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其友張可久說他「學會神仙，

參透詩禪，厭塵囂，絕名利，近林泉」，[註 47]即真實地反映了道教與禪宗思想對他的深刻影響。

尤有進者，元代之畏兀兒官員還大興土木，為禪宗修建寺廟，如時任雲南行省左丞的畏兀兒人阿昔思即曾於昆明修建圓通寺。據載：

滇城之北陬一許里，……有寺曰圓通，資善大夫、雲南行中書省左丞阿昔思之所新也，……皇慶元年壬子，天子賜璽書，嘉乃用心。延祐六年（一三一九），歲在己未，

工始落成，住持僧佛日圓照普覺大師、大休大禪師、弘覺大師、普圓講主、廣慧大師普政，軌行高潔，宗風振焉……公，高昌人，恭慎慈戒，蓋本之天性云。[註 48]

我們知道，圓通寺是雲南禪宗史上著名的寺院之一。初建於南詔，名補陀羅寺，後逐漸衰微，僅剩下殘垣斷壁。元大德五年（一三○一），在當地畏兀兒官員阿昔思的主持下另建圓通寺。寺有大殿三間和鐘樓、鼓樓，兩側建寶塔各一，方丈、雲堂、僧舍應有盡有。殿與殿之間廣種竹木花卉，還劈出了菜園，撥有田地，作為寺院香火之資。皇慶元年（一三一二），

阿昔思受到元仁宗賜書嘉勉。延祐六年（一三一九）全寺落成，延納禪僧大休及其弟子佛日圓照普覺、弘覺、普圓、廣慧等五人住於此寺，弘揚禪法。一時聲名雀起，信徒雲集，圓通寺遂成當地最著名的禪寺。其後歷久不衰，以至綿延於今。可以說，在雲南禪宗史上，阿昔思還是值得一書的。

此外，元代著名的畏兀兒喇嘛僧「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納雅實理（即必蘭納識里）遊方時常從師參詰」。[註 4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對一位來自高昌的禪僧言論的記錄：

一長者生高昌，素有向道之志。雖致身貴宦，未嘗見其有暴怒之容。一日謂余曰：「佛法有二途，曰淺，曰深。其深者固非俗子所能造詣；淺者嘗博聞而熟解之，惟此心不能與所聞所見相應耳，於此未嘗不自責也，因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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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本）曰：佛法廣大徧入寰區，雖佛祖不能正視爾，何人輒以深淺議之哉？乃曰：心識之蘊奧，境觀之差殊，悟理之是非，乘戒之寬急，此皆佛法之深者。如云世間財貨甚於毒蛇，能損善根，能滋苦本，此佛法之淺者。自最初入道，歷涉諸師之門，未有一人不如是。[註 50]

儘管這位長者未留下姓名，但知其生於高昌，以元代西域的民族形勢論，自應為畏兀兒人。若這一推測不誤，那麼這則資料就堪稱無價之寶了，儘管其內容非常簡單，僅闡述了自己對佛法所謂「深」、「淺」的看法，且不為明本所認可。因為我們在眾多的畏兀兒佛教文獻中，除回鶻文《說心性經》及慈寂《進天目中峰和尚廣錄表》曾對佛教哲學略有涉及外，

這就是唯一的記載了。況且，《說心性經》是畏兀兒人的原作，還是否譯至今尚難定論，慈寂所論也僅及其師明本的思想與貢獻。

上文提到的天如和尚，又稱惟則（一二八六－一三五四），是繼明本之後元代禪宗之另一巨匠，與畏兀兒高僧照堂同為明本法嗣，關係友善。元順帝至元年間（一三三五－一三四

○），他主持了蘇州師子林正宗禪寺，發揚明本以來臨濟宗風，同時兼通天台教理和淨土宗，

影響很大，故有許多畏兀兒僧徒隨其修禪，如畏兀兒著名文學家貫雲石和阿里西瑛都與之過從甚密。其他執弟子禮的畏兀兒人者就更多，如官至行省平章的圖魯（法號妙空居士）；行宣政院使若岳權木（又名石木）；江浙行省平章阿台脫因及其子榮祿大夫、中書省平章政事買住、孫江西行中書省左右司郎中普達實立（字仲溫）等。鄭元祐記載說：

榮祿大夫、江西等處行中書省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買住）……曰：「昔普應國師（即天目中峰和尚）倡道天目時，予先君秦國公（即阿台脫因）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學參扣於國師，國師之弟子東殫三韓，南極六詔，西窮身毒，北彌龍沙，則其近地既可知已。

今中吳師子林主者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穎異秀出者也。余今所寓與師林相密邇，時時扣門瞻禮請益……名公貴人，向師道風，參拜跪跽，獲聞一言，如飲甘露……予胄出高昌，依佛為命，睹茲僧寶，敢同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讚頌，輒為師手書二扁（匾），名說法之堂曰「立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諸梓而揭之，以寓參承之意。[註 51]

由此可知元代畏兀兒人江西等處平章政事買住及其父親阿台脫因都曾因崇尚師子林天如和尚而投其門下。《天如惟則禪師語錄》中錄有多篇天如與普達實立（字仲溫）的問答之作，

如〈普說〉（卷二，係天如應普達實立副使、脫銕睦爾副使及畏兀兒人買奴海牙同知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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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而講說的禪法）、〈與普達實立副使〉（卷八）、〈答仲溫副使病中疑問〉（卷八）等。

其中，〈答仲溫副使病中疑問〉對普達實立之宦跡及禪修均有所描述，洵為稀有可貴之史料，

茲引錄於下：

仲溫，達士也……近年篤志聞道……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權者十餘任矣。忠孝兩全，

朝野交頌……勳業方興，乃縮縮退避，以究吾宗別傳之學。每語人曰：「某之精神夢想，無日不在師子林下。」

此外，〈天如惟則禪師語錄〉中與畏兀兒禪修有關的還有〈高昌國無敵長老請名勝幢〉

（卷五）、〈跋高昌公子按樂圖〉（卷七）等。

出自高昌而活動於江西一帶的畏兀兒禪僧還有鑑空：

高昌觀師領寺事……觀字無相，鑑空其號也，吉安路達魯花赤忽都海牙公之孫，安陸府同知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不茹葷血。元統元年（一三三三），授（受）皇太后旨，賜金襴袈裟，落笄髮，受戒具。至正七年（一三四七），承行院劄主至本寺法席，

嗣於本寺隱岩靜顯師云。[註 52]

順便提一下，在元代畏兀兒人中還有治天台之學的高僧：

高昌都統有般若兒利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論，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為之赧然自失。[註 53]

如所周知，天台宗是我國最早出現的佛教宗派，其實際創始人智顗著有《小止觀》一卷，

此書又稱《童蒙止觀》、《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述如何坐禪，重點講「三止」（休真止、

方便隨緣止、息二邊分別止）及「三觀」（空觀、假觀、中觀），與「天台三大部」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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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止觀》（即《大止觀》）思想一致，故而被稱作《摩訶止觀》的概要。[註 54]這一記載雖簡單，但它卻反映出畏兀兒人中曾有人修天台宗這一史實，彌足珍貴，故不能不略為提及。

【註釋】

[註 1] 元‧念常，《佛祖歷代通載》卷二十二〈敕賜乞台薩理神道碑〉，《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七二七頁下。

[註 2] 《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紀〉（北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六年）第七一一頁。

[註 3] 同 [註 2] ，第七二二頁。

[註 4] 同 [註 2] ，卷三十三，第七四三頁。

[註 5] 元‧熊孟祥著，北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北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年）第一一一頁。

[註 6] 元‧釋祥邁，《大元至元辨偽錄》卷四。

[註 7] 尹偉先，《維吾爾族與藏族歷史關係研究》，《中國西北文獻叢書續編‧別卷一》（蘭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九年）第一九九－二○○頁。

[註 8] 《元史》卷一三○，〈阿魯渾薩理傳〉，第三一七五頁。

[註 9] 同 [註 8] ，第三一七四頁。

[註 10] 《元史》卷一三四，〈迦魯納答思傳〉，第三二六○頁。

[註 11] R. R. Arat, Eski Tyrk Siiri, Ankara 1965, Nr. 15, S. 72-78.

[註 12] L. Ligeti, Notes sur le colophon du《Yitikän Sudur》,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gewidmet von seiden Freunden Kollegen und Schiilern, Leipzig 1954, pp. 397-404；楊富學，《回鶻之佛教》

（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一五二頁。

[註 13] R. R. Arat, Eski Tyrk Siiri, Ankara 1965, Nr. 15, S. 154-161; Margit Koves, A Prajbaparamita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 Delhi 1977, pp. 57-67.

[註 14] 元‧虞集，《道園學古錄》卷四十八，〈智覺禪師塔銘〉。

[註 15] 元‧楊瑀，《山居新話》。

[註 16] 程鉅夫，〈秦國文靖公神道碑〉，《程雪樓文集》卷九（《湖北先生遺書》本）。

[註 17] 收入《大正藏》第二十冊。

[註 18] Geng Shi-min, Qadimqi Uygurca Buddhistikäsär 'Arya-trata-buddhamatrika-vimsatipuga-stotra-sutra' din fragmentlar, Tyrkluk Bilgisi Arastirmalari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3, Cambridge （U. S. A.）, 1979, pp. 295-306 （with plates）；同氏，〈回鶻文《聖救度佛母二十一種禮讚經》殘卷研究〉，《民族語文》

（一九九○年）第三期，第二十六－三十一頁。

(15)

[註 19] 羽田亨，〈トルコ文華嚴經の斷簡〉，《羽田博士史學論文集》下卷，言語‧宗教篇（京都，一九七五年）第二○○－二○一頁。

[註 20]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u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40, 1982, pp. 1-18; 拙譯載楊 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蘭州：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第二六九－二七一頁。

[註 21] R. R. Arat, Eski Tyrk Siiri, Ankara 1965, S. 63-161.

[註 22] 《元史》卷二○五，〈桑哥傳〉，第四五七○頁。

[註 23] 同 [註 16] 卷八，〈秦國先墓碑〉。

[註 24] 明‧田汝成輯撰，《西湖遊覽志》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二○五頁。

[註 25] 清‧陳啟仁輯，《閩中金石略》卷十二，《石刻史料新編》十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一三○四二－一三○四三頁。

[註 26] 元‧南海牙《小金山寺記》，清‧楊世沅輯《句容金石記》卷六，《石刻史料新編》第二輯(九)，（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六五一四－六五一五頁。

[註 27] 元‧牟岩《松江寶雲寺記碑》，清‧錢大昕輯撰《潛研堂金石文跋尾》卷十八，《石刻史料新編》二十五（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一八九七四頁。

[註 28] 元‧佚名《鹿苑寺碑》，清‧陸心源輯《吳興金石記》卷十五，《石刻史料新編》十四（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一○八六○－一○八六一頁。

[註 29] 同 [註 22] 。

[註 30] 張雲，〈元代宣政院歷任院使考略〉，《西北民族研究》（一九九五年）第二期，第一三○－一三九頁；

同 [註 7] ，第二二一－二二六頁。

[註 31] 《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傳〉，第三一九九頁。

[註 32] 民國‧陳衍，《福建通志‧金石志》。

[註 33] 福建通紀局編，《福建金石志》卷十三，《石刻史料新編‧第三輯‧地方類》，（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五三一頁。

[註 34] 清‧陳啟仁輯，《閩中金石略》卷十一，《石刻史料新編》十七（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第一三○三

○頁。

[註 35] 脫印，疑即虞集，《道園學古錄》卷十六，〈大宗正府也可扎魯火赤高昌王神道碑〉中的脫因。脫印在一二八七年的頭銜為翰林學士、嘉議大夫，但二者時代相合，但名銜有別，錄此存疑。

[註 36] 以下見慶吉祥，《至元法寶勘同總錄》卷第一「奉詔旨編修執筆校勘譯語證義諸師名銜」。

[註 37] 元‧虞集，《道園學古錄》卷四十八，〈智覺禪師塔銘〉（《四部叢刊》）本。

[註 38] 元‧明本撰，慈寂編，《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卷四上，藍吉富主編《大藏經補編》第二十五冊（台北：

(16)

[註 39] 同 [註 38] ，第七三五－七三六頁。

[註 40] 同 [註 38] ，第七三六－七三七頁。

[註 41] 元‧天如，《天如惟則禪師語錄》卷六〈照堂長老義感集序〉，見《卍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七套第五冊。

[註 42] 元‧揭傒斯，〈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序〉，《大藏經補編》第二十五冊，第六八九頁。

[註 43] 元‧慈寂〈進天目中峰和尚廣錄表〉、〈降賜天目中峰和尚廣錄入藏院劄〉，《大藏經補編》第二十五冊，第六八七－六八九頁。

[註 44] 吳立民主編，《禪宗宗派源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第五一一頁。

[註 45]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元故翰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貫公神道碑〉，《四部叢刊》

本。

[註 46] 元‧天如《天如惟則禪師語錄》卷五〈篳篥引〉，見《卍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七套第五冊。

[註 47] 元‧張可久〈罵玉郎過感皇恩採茶歌〉（為酸齋解嘲），隋樹森編《全元散曲》（北京：中華書局，

一九六四年）第八三○頁。

[註 48] 元‧李源道〈創建圓通寺記〉，載民國《新纂雲南通志》卷九十三《金石考》，一九四九年鉛印本。參見清‧釋圓鼎〈滇釋記〉卷一，《雲南叢書》本。

[註 49] 同 [註 37] 。

[註 50] 同 [註 38] ，卷十八，〈東語西話〉上，第八九三頁。

[註 51] 元‧鄭元祐，《僑吳集》卷九，〈立雪堂記〉。

[註 52] 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二十，〈惠安禪寺重興記〉（《四部叢刊》）本。

[註 53] 明‧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二十八，〈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註 54] 楊曾文，〈天台宗的創始人智顗及其著述〉，《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論集》（蘭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二○○一年）第三六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