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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展望 楊曾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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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展望

楊曾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二十世紀二○年代後期,太虛大師(一八八九-一九四七)針對明清以來傳統佛教的積 弊,提倡以重視人生和改善人生為基礎的人生佛教,為此而奮鬥了一生。此後,太虛大師的 弟子和受到他影響的人們,又進而提出強調社會現實性的人間佛教的思想。進入八○年代,

海峽兩岸的佛教界和其他華人居住的地區,都積極提倡並且實踐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有更 多的學者對此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人間佛教的提出和付諸實踐,代表著中國佛教已進入新的 重建過程,正在適應現代社會巨大的變革。展望未來,人間佛教將怎樣發展,呈現怎樣的面 貌,對社會將產生什麼影響,是人們所關心的問題。本文僅據所掌握的部分情況,從史學角 度作些預測,並以此向專家讀者請教。

未來是現在的延伸,未來的人間佛教是現在人間佛教理念的繼續實踐,我們更應廣泛地 推廣,並進一步充實和發展人間佛教的思想。

一、與時代、社會相適應的人間佛教

任何一種社會文化形態都會隨著時代、社會的發展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否則就會落伍、

被淘汰。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它在世界各個國家地區的弘化情形,也同樣取決於它能 否適應時代、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要求,進行相應的變革,在教義思想、組織和傳教 方式等方面進行調整乃至重建。印度佛教從原始佛教到普及全國,以及部派佛教、大乘佛教 到傳入亞洲各國,……都經歷了適應時代、社會和地域環境的過程,佛教正是在這一過程中 不斷向前發展的。然而,這裡應當強調的是,時代越進步,社會越發展,人們便能更加自覺 地促進各種社會文化形態向前發展。同樣,佛教界的領袖人物也會按照時代的要求,主動積 極地推進佛教的變革,使佛教能適應新的時代和社會而向前發展。換言之,人間佛教理念的 提出,便是佛教弘化過程中為使其適應新的時代、新的社會條件所做出的嘗試,並且已開始 付諸實踐。

一九二八年,太虛大師在〈人生佛學的說明〉中認為佛學有「契真理」和「協時機」兩 大原則。契真理,即符合佛教的基本教理;協時機,即佛教應結合時代和信徒情況作適當變 革。他說,由於科學技術和交通的發達,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已匯成世界性文化,表現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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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人生化」、「證據的科學化」、「組織的群眾化」。佛教也必須適應這種情況作適當的 變化,建立新的佛學──人生佛教;(一)與人生相應的,以求人生改善、人類發達為中心的佛 學;(二)與民眾組織化相應的,以修持大悲大智、以群眾為中心的佛學;(三)與證據科學化相 適應的,以圓滿的大乘法為中心的佛學。太虛大師一生為建立人生佛教進行了反覆深入的理 論探討,在很多場合作了宣揚,並且在〈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僧大綱〉

以及〈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等文中,論證過建立與人生佛教相適應的現代教團的問題。雖 然太虛大師一生奮鬥建立的人生佛教和現代教團的理想沒能實現,但他認為佛教應適應時代 進行變革的思想,以及人生佛教和現代教團的論述,在中國佛教界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印順法師是太虛大師的弟子,從一九五二年以後在台灣定居,對台灣的佛教界有很大的 影響。印順法師一方面繼承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新的發展。他在《佛在 人間‧人間佛教緒言》等多篇論文中對此作了論述,認為人生佛教雖可對治傳統佛教中「鬼 的佛教」和「死的佛教」的弊端,但卻容忍了「天的佛教」,仍不能對治對天神、長壽永生 的迷信,因而提倡用「人間佛教」代替「人生佛教」。他說:「真正的佛教,是人間的,唯 有人間的佛教,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所以,我們應繼承『人生佛教』的真義,來發揚人 間的佛教。」[註 1]提倡人間佛教是為了使佛教更加適應文化教育越益普及的現代社會,使佛 教更加貼近民眾。

七、八○年代,台灣佛教顯著發展,在各界民眾中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最引人注 目的是以星雲大師為首的佛光山教團的迅速興起。佛光山寺在高雄縣大樹鄉,從一九六七年 以後逐漸建成,已成為台灣著名佛教道場和名勝之一。現有信徒百萬人,除採以多元化的方 式弘傳佛法外,還興辦佛教教育、文化、研究、出版以及社會慈善事業、參訪遊學等,成立 以在家人為主的現代社會化的教團──國際佛光會,組織結構完整。佛光山僧團與教團的重 要特色是把實踐人間佛教作為明確的目標。

星雲大師手訂的〈佛光山的性格〉、〈佛光山對佛教的影響〉等文,不僅論證了佛光山 教團所遵循的方針、法則,而且因為它們以佛光山建設的經驗充實了人間佛教的內涵,也引 起世人廣泛的注意。其中〈佛光山的性格〉「第一、佛光山有人間的性格」說:「佛教,是 人本的宗教,而非神權的宗教。佛陀應化人間,為一大事因緣,此一因緣即開示人間大眾,

悟入佛的知見。佛陀在人間成道,主要也是給人間示教利喜。因此,人間佛教的性格是重視 生活的,重視人生的,尤其在生活上注重『平常心是道』的體驗。」[註 2]因此,佛光山三十 多年來在教團組織建設、弘法內容與方式、文教活動的開展、社會福利事業等方面,都明確 地與時代特色相適應,與民眾的宗教需求和文化素質相適應。星雲大師在〈佛教前瞻〉一文 中說:「蓋佛法須方便,佛道求圓融,萬法不離緣,倘佛教能配合時代而進展,實亦應緣之 方便佛法也。」[註 3]他提出今後佛教應以社會化、大眾化、現實化和生活化作為四大目標,

促成佛教的發展。近年台灣佛教界很多著名的寺院,都開展了適應現代信眾需求的弘法活動,

開辦福利事業,有的建立佛教研究所、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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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雖然佛教經歷了艱辛和挫折的道路,但「文革」後,特別在八○年代以後,進 入了恢復振興的新時期。一九八三年中國佛教協會提出了提倡人間佛教思想,發揚農禪並重、

學術研究、國際交流三個發展方向。中國佛教協會故會長趙樸初先生多次撰文對人間佛教進 行闡釋,主張吸取佛教文化的精華,發揚人間佛教的精神,結合時代發展的趨勢,為文明建 設作出貢獻。中國佛教協會原是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組織,一九九三年修改章程,改為各民 族佛教徒聯合的愛國團體和教務組織,有權對各地佛教教務進行指導、規畫、協調,要求各 地佛教協會、佛教寺院、佛教組織等貫徹執行它的決議和決定。現在大陸的佛教界正按照中 國佛教協會的方針,採取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提高 四眾素質[註 4]等原則進行努力。中國大陸正在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工農業和文教事業 的發展速度加快了,相信大陸佛教在與這種形勢的適應和協調中會得到新的發展。

如今邁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的科技更加進步,由電腦和各種通訊工具組成的資訊 網路,層面更廣大,工農業和文教事業也有新的發展。但也不諱言,富國和窮國仍然存在,

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定的任務仍十分艱鉅。未來帶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人間佛教將在僧團制度、

管理、傳教設施和傳教方法、佛學人才培養等方面,為適應現代社會作出重大改進,並在更 多方面引進最新科技方法,不僅在國內弘法利生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在開展國際文化交流,

維護世界和平的弘法事業中也將作出新的貢獻。

二、會通大小乘佛法的人間佛教

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在教義上屬於一個體系,它們被後來興起的大乘佛教貶稱為小乘。

「大乘」,意為大的運載物,能運載無量眾生從生死苦惱的此岸,到達覺悟解脫的彼岸;「小 乘」,意為小的乘載物,大乘說它只可運載少量眾生到達涅樂彼岸。如果捨棄大小乘詞語原 含的褒貶義,把它們看作是佛教發展的兩大階段,兩大類佛法,也許更加合適。在大乘中又 分中觀、唯識、秘密諸教。

佛教在中國的流傳本來是大小乘並弘的,在後秦鳩摩羅什(三四四-四一三)譯出大乘 中觀學派的基本論書《中論》等之前,人們甚至不關心大小乘的區別,而是把它們都作為佛 說,一致地接受下來。即使在此後,人們對小乘也沒有絕對加以排斥,不僅鳩摩羅什本人譯 出小乘論書《成實論》,參與譯出小乘律《四分律》,而且南北朝時的著名佛教學者也往往 精通小乘有部論書「阿毘曇」或《成實論》。據隋智顗《法華玄義》卷十之上,南北朝時出 現的判教學說有十家,其中南方有三家,北方有七家。(所謂判教是把全部佛法進行判釋分 類,按淺深前後及優劣的次第分為若干等級,把自己最信奉的教說置於最後,作為最深奧、

優勝的佛法)當時十家判教學說中,多數把小乘《阿含經》和毘曇置於最前面,作為「漸教」

的入門基礎佛學。[註 5]其中雖不免含有貶義成分,但仍把小乘作為佛法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隋唐二代譯經雖多為大乘經論,但也包含相當數量的小乘經論,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都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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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判教學說,一般都把小乘作為早期的基礎性佛法,並不絕對排斥,這種情況反映了中國 佛教所具有的融和性的特色。

二十世紀二○年代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雖以大乘為旨歸,但把小乘作為基礎,作為 達到最高解脫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他把佛法分為三級:(一)五乘共法,相當於「五乘」中的 人乘、天乘,修持五戒、十善,認為此是五乘人共同修學的部分,最注重「人生道德」,是 佛法的根本,自然也是人生佛教的根本。(二)三乘教法,包括聲聞、緣覺、菩薩三乘,通過修 證相應佛法,超越人天境界,達到出世解脫。(三)大乘教法,即佛乘,悲智雙運,普度眾生,

以求證無上佛果為目的。但這三級佛法是互相關聯的,而以(一)(二)為成佛過程中的必經階 梯。[註 6]在這裡,我們看不出對小乘的貶斥,只能看做是把小乘作為佛法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而加以融攝作為人生佛教的基礎。此外,太虛大師講的五乘共法──人乘、天乘,在佛教史 上本屬於小乘的範疇,《阿含經》裡常講的「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大體相當此二乘。

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於隋唐時代形成各具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論宗、

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淨土宗、禪宗、密宗。從表面看來,他們各自獨立,實際上它們之 間並非像日本佛教宗派(關於此,筆者有《日本佛教史》專著)那樣彼此壁壘分明,互相排 斥,從整個情況看也是互相融攝的。其中的三論、淨土、律、密四宗,雖在宗法世系上可確 認初期幾代祖師,但此後不僅世系不明,其教法已或多或少地為各宗吸收。其他各宗在宋代 以後也彼此融和,一般是在禪宗派下把各宗的教法融會結合在一起。明清以後,中國的寺院、

僧人對自己所屬宗派也不很清楚,這種情況正反映了中國佛教的融和性及中國佛教的宗派意 識薄弱的特色。從住持、僧人的受戒關係來講,代代世系可以說是清楚的,但所傳持的佛法,

難道不是諸宗融和的結果嗎?以禪宗為主流的中國佛法,是以大乘為主體的,融會大小乘和 各宗的佛法,這麼說是符合中國佛教發展史的實況。

因此,在中國佛教界提倡人間佛教的今天,應當更積極主動地促進大小乘和諸宗的融和,

促進中國佛教的發展。應當指出的是:(一)這種融和是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條件,適應民眾的 需要,吸收佛教不同流派義理學說而進行融和;(二)這種融和不是簡單的混合,應是有所選擇,

有所側重,並且應明確以某一種佛法義理為主體的前提下,來進行融和。例如,從整體上說,

中國漢傳佛教在南北朝以後,已確立以大乘佛教為主體的格局,現在及今後所進行的佛教融 和,也應在這一格局內進行;否則,民眾會感到不適應,自然也不會認可。至於各個教團,

各個有代表性的寺院,可以根據自己的傳承,或以禪宗(臨濟或曹洞),或以天台、華嚴、

淨土諸宗為主體來吸收,融攝其他諸系派別的佛法。如果有的教團或寺院認為原始佛教更接 近佛的教法,想以此為主體融攝其他佛法,自然也應當受到認同的。中國的人間佛教應當是 民主的、現代的,其組成的成分應是多樣化的。

關於佛教融和的論述,筆者所見甚少。在星雲大師〈佛光山的性格〉中有這樣的內容:

「我們不禁要大聲呼籲今日全世界的佛教徒們,要能彼此團結、彼此合作;先要養成包容的 雅量,互相融和的性格。佛光山自開創以來,就一直努力於佛教的融和。我們希望: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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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與現代的融和,南傳的要能與北傳的融和,在家教團要能與出家僧團融和,顯教要能與 密教融和,禪宗要能與淨土融和。……所以,佛光山八宗兼弘,四眾同學,新舊交流,老少 互尊。」在〈佛光山對佛教的影響〉「從宗派的佛教到融和的佛教」中又說:「實際上中國 佛教在本質上,就沒有宗派意識,強說有的話,頂多是一種學派的分法,過去古德為了研究 教理,所以方便分為八大宗派,真正的宗派意識的想法是非常薄弱的。」這確實是抓住了中 國佛教的重要特色。其文還說:「不僅八宗要兼弘,我們更希望佛教走向融和的境界,因此 佛光山在建築上,如大雄寶殿兩旁建有東禪樓、西淨樓,就是希望做到禪淨合一,甚至大小 乘融和、顯密融和、男女眾融和、南傳北傳佛教融和、出家在家融和、老年青年融和……。」

[註 7]佛光山教團雖自稱「屬於釋迦宗」,以融和的佛教自居,但從星雲大師及其門下的著作、

說法和行事來看,應當說佛光山所傳承的佛法是以中國禪宗為主體,積極融攝大小乘諸宗的 佛法。正因為如此,才形成了佛光山自己的弘法特色。

未來中國的人間佛教是什麼樣子?可以預料,它將繼承中國佛教的傳統,更加突顯其融 和會通的特色。

三、佛教戒律與社會倫理密切結合的人間佛教

佛教制定有約束僧俗行為、維護教團正常活動的規範,稱之為戒律,戒律是在佛教的發 展中不斷制定和擴充起來的。僧俗戒條多寡不同,出家僧眾的戒有沙彌、沙彌尼戒;比丘、

比丘尼戒(具足戒)。沙彌和沙彌尼戒有十戒,具足戒在不同律本中有不同的規定:在《十 誦律》中規定比丘戒二五七條,比丘尼三五五條;在《四分律》中比丘戒二五○條,比丘尼 戒三四八條。中國在唐以後通行《四分律》,並以道宣(五九六-六六七)在《四分律刪繁 補闕行事鈔》、《戒本疏》、《羯磨疏》等中所闡釋的理論,作為授戒和持戒的重要典籍。

在家信徒有五戒、八戒等。五戒、八戒實際也包含在僧眾的戒條中,可以說是所有戒條 中最重要,最基本的。

五戒包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從歷史考察,它們在佛教產生之 前已作為道德規範,乃至法律條規(如不殺)而存在,從而被佛教吸收並且加以發展(如對 殺生、妄語的解釋),成為佛教最基本的戒規。佛教在發展中也根據傳教的需要,或為了制 止教團中發生的一些不良現象,制定了新的戒條,隨著時間的推移,戒條也不斷增加。[註 8]

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又形成了大乘戒律,主要有「梵網戒」(《梵網經》)和屬瑜伽系統的

《菩薩地持經》、《瑜伽師地論‧菩薩地‧戒品》等,但中國自古以來最流行的是「梵網戒」,

規定重戒十條、輕戒四十八條。其中有很多是與社會道德相通或十分相近的戒條,除五戒的 內容外,如自讚毀他戒、慳惜加毀戒、不敬師友戒、謗毀戒等,並明確提出「孝順父母、師 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大乘戒也稱菩薩戒,僧俗皆可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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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戒規密切相關的佛教道德觀念和規範有十善。十善,也稱十善業,雖從五戒發展而來,

但從更大的範圍對人的行為(身)、語言(口)、思想(意)進行制約,要人行善止惡。這 十善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三身善業);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四口 善業);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三意善業)。《十善業道經》對此有詳細的發揮,例如 對不殺生的解釋:

若離殺生,即得成就十離惱法。何等為十?一、於諸眾生普施無畏;二、常於眾生起 大慈心;三、永斷一切瞋恚習氣;四、身常無病;五、壽命長遠;六、恆為非人之所 守護;七、常無惡夢,寢覺快樂;八、滅除怨結,眾怨自解;九、無惡道怖;十、命 終生天。[註 9]

把不殺生的道德行為與由此所達到的道德心理境界、宗教功德,聯結在一起,對促進信 徒的道德修養有更積極的意義。

這裡要特別提出的是,人們總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為適應社會道德的需要,對佛教的基 本戒條作出新的解釋,不斷充實它們的內涵。隋代智顗在《法界次第初門》中用「止善」、

「行善」對十善作了新的解釋。他把不殺等十善看做是不做惡業,稱之為「止善」,意為止 惡之善,此屬消極的善行。他主張還應進一步積極地去做善業,稱之為「行善」,意為行善 之善,提出了與不殺等十項「止善」相對應的十項「行善」,即放生、布施、恭敬、實語、

和合、軟語、義語、修不淨觀、慈忍、信歸正道等,認為此是發展了十善所蘊含的道德意義。

在現代社會中,佛教界應通過全面的考察論證,慎重廣泛地協商,對早期不符時宜的佛 教戒規進行修正,例如殘身供養、蔑視婦女,以及律藏中某些有礙僧眾進入社會民眾中弘法 的戒條,或應個人體質差異,而不適合持守之戒律,或應廢棄,或應重新修改。

同時應結合社會的現實情況對基本戒條作新的解釋,與當時的社會道德、風尚相適應。

當年太虛大師曾作過這種嘗試。一九一六年他在〈佛教人乘正法論〉一文中對五戒作了含有 新義的解釋,說:一、不殘殺而仁愛;二、不偷盜而義利;三、不邪淫而禮節;四、不欺誑 而誠信;五、不服亂性情品而調善身心。既繼承了中國古代佛教吸收儒家倫理的做法,又結 合時代作了新的發揮。例如第二戒「不偷盜而義利」,對不義利之戒是:「勿賭博,勿閒蕩,

勿消費遺產而不事生產,勿丐求度日而不圖立身」;所舉義利之事是:「當教育兒女,當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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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父母,當供奉師長,當惠施幼弱」。在對第五戒的解釋中,把戒煙、戒毒、戒酒等內容也 包括進去,這樣,在對五戒的解釋中已提出了制止現代社會中常見的一些公害的意見。

未來的人間佛教,肯定會在解釋基本戒律中把社會的倫理規範吸收進去,使戒律更符合 時代的需求。因為人間佛教正視人生,以改善人生作為自己的基本目標,只有把當代人的道 德觀念、道德規範與佛教戒規、倫理結合起來,才能與民眾保持密切關係,在社會中發揮濟 世利生的積極作用。當然,佛教在吸收世俗道德時,是把它們置於佛教的教法和戒律體系之 中的。

四、僧俗信眾融洽相處的人間佛教

在佛教教團中包括出家四眾和在家二眾。出家四眾是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如 加上學法女(式叉摩那)則為五眾;在家二眾是優婆塞和優婆夷。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時 期,出家男女二眾,特別是比丘,在教團中地位尊貴,處於主導的地位,在家二眾要從他們 受戒、受法,並負有護持、供養僧伽的義務。在佛教的早期發展中,各地富有居士(長者)

的護持和資助曾發揮重大作用。

在大乘佛教產生並流行後,在家二眾的地位有所上升。從佛典的有關記述來看,在家二 眾的佛學修養可達到很高的層次,不僅可以弘法,也可以收徒(《優婆塞戒經》)。[註 10]

但從印度、中國佛教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在大乘佛教的各個教團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仍是由 出家眾組成的僧團,在家二眾主要對僧團負有護持和供養的義務。

中國佛教進入現代以後,由於居士在護持佛法事業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居士的地 位有較大的提高;但從整個情況來看,在教團中居於中心地位的仍是出家眾。如何協調出家 僧眾和在家居士的關係,有利於中國佛教在現代社會的發展?

當年太虛大師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一九一五年)、〈僧制今論〉(一九二七年)、

〈建僧大綱〉(一九三○年)、〈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一九三五年)中反覆論述了他對 重建僧團和建立在家信徒組織「正信會」的理念。他把信徒依出家、在家分建為兩個系統的 組織;(一)佛教住持僧──僧團,由一定數量的學僧、職僧、德僧(長老僧)組成;(二)佛教 正信會,由男女居士組成。前者,特別是其中的職僧,是負責在各地寺院弘法傳教和培養佛 學人才的骨幹力量;後者,從事佛教研究、科學、宣揚和各種慈善救濟事業等。希望透過這 種組織來發揮僧俗信徒的力量,推進佛教的發展。他曾表示,如此建立僧團和正信會,「於 日本佛教之長處乃能取得」,「錫蘭、緬、暹的僧制美風,亦可彷彿實現」,「因是得國民 普遍之崇仰及僧德提高之極成」。(〈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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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與在家居士如能兩方關係協調、融洽,是人間佛教發展的重要基礎。除了應建立使 兩方協調的組織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互相信任、尊重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出家僧眾 應採取更加主動積極的態度。我十分重視星雲大師在〈佛光山對佛教的影響〉等文章中對人 間佛教的論述,在此文「從獨居的佛教到大眾的佛教」中說:「從佛陀成立僧團以來,佛教 一向以出家僧侶為主。僧侶們大部分都住在山洞石窟、林下水邊,過著獨居的生活,因此有 所謂的頭陀、獨覺。佛教傳到了中國,由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展開叢林四眾(按,此 指比丘、比丘尼和優婆塞、優婆夷)共處的佛教。事實上,在大乘佛教時代,佛教早已從出 家為主的僧侶佛教擴展到包容在家、出家的大乘佛教。……佛教的事業需要在家居士來參與、

七眾和合來完成如來家業……。」重視並歡迎居士參與教團的建設,應當是人間佛教的特色 之一。

問題是如何在組織上體現出來,太虛大師的組織方案並未實現。居士不僅是僧團的護持 者和供養者,也應直接參與教團的管理,在教團重要問題的決策中應占一席之地。社會越向 前發展,居士在教團中的地位就會越提高,在教團中的發言權也就會越大。現在大陸的各級 佛教協會都有居士參加,並參與教務、寺務等具體事務的決策和管理,在大的寺院還有居士 林等信徒組織,唯筆者對於台灣、香港的寺院組織所知甚少。

這裡想簡單地介紹一下日本傳統佛教教團在戰後的教團重建活動,也許從中可得到一些 啟示。戰後,由於實行農地改革,人口大量擁入城市,以家為單位的檀家制度(寺檀關係)

的破壞等因素,傳統佛教各宗的信徒減少,經濟困難,都面臨重建艱辛的問題。從五○年代 後半期開始,各宗展開改革和教團重建運動。各宗開展的運動稱法不一,真宗大谷派稱同朋 會運動,真宗本願寺派稱門信徒會運動,此外有淨土宗手拉手運動,曹洞宗的一佛兩祖(道 元、紹瑾)奉祀運動,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花園會運動,日蓮宗的護法運動,天台宗的照一隅 運動,高野山真言宗的合掌運動等等。共同的方面有:建立各宗僧俗一體的信仰團體,作為 會員之一都要關心本山、寺院佛教事業的振興;信徒與僧眾、寺院作密切的聯繫;使佛教從 家族的宗教變為個人的信仰,為此開展形式多樣的研修、說法活動;改革教團組織,提高信 徒參與決策的權利;開展信徒朝拜本山,為本山服務的活動;健全信徒組織。[註 11]至於戰後 迅速崛起的新佛教派別,如靈友會、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等,都是日蓮宗法華信仰系統的 在家佛教團體。他們的組織系統,幹部與信徒密切的關係,豐富多彩的活動方式,都給傳統 佛教教團帶來極大的挑戰和啟示。

可以預料,未來的人間佛教在協調僧俗信徒關係,建立僧眾和居士融洽相處的教團組織 方面,一定會有較大的突破。也可以預料,以居士身分組織和主持在家佛教教團的現象,會 有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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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視文化教育的人間佛教

西元前六、五世紀釋迦牟尼佛創教之後,經常協助他傳法和主持教務的有大迦葉、阿難 等十大弟子。據佛經記載,除其中的優婆離尊者出身首陀羅種姓外,其他都出身於剎帝利(國 王、武士)或婆羅門(祭司)種姓,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即使優婆離曾為釋迦宮廷的理髮 師,但也具有相當的學養。在佛教於印度的傳播過程中,具有高度學養的學僧在佛教的發展 中起了很大作用。

佛教傳到中國後,學問僧在譯經、傳法、注釋經論、建立學說等,都在宗派中起了主要 的作用。南北朝以後,僧人的素質變動很大,有很多逃避徭役賦稅的農民出家為僧;在戰亂 或碰到自然災害時,還有大量流民加入僧團的隊伍。他們一般擔負寺院的耕地、雜役等工作。

儘管如此,在一般寺院中擔任寺主、上座、維那等領導職務的僧人,都要由政府或僧官委任,

所以在學養程度上較高。唐代,為防止私度,甚至還實行過試經得度制度,規定出家者必須 背誦一定數量的佛經才准予剃度。隋唐以至兩宋,有很多知識青年出家為僧,他們精通內外 典籍,不僅在佛教發展方面作出貢獻,在文學、藝術甚至自然科學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佛 教史書不乏這方面的記載。明清以後由於佛教地位下降,雖然在佛教界也先後出現過著名的 學僧,但整體來看,文化素質大大下降了,這種情況到清末尤甚。近代以後,一些有遠見卓 識的僧人、居士為改變這種情況而興起辦學,編印佛教經書等事業。其中著名的有:楊仁山

(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在南京創辦金陵刻經處,經營佛經刻印事業,又創設祇洹精舍,招 生教習佛典和梵文、英文;月霞(一八五八-一九一七)在南京創設僧立師範學堂,在杭州 創辦華嚴大學;諦閑(一八五八-一九二二)在南京設立佛教師範學校,在寧波設立弘法研 究社;歐陽竟無(一八七一-一九四四)在南京設立支那內學院(後移四川);太虛大師在 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早年在廣州辦過佛學精舍,在杭州創立永明學舍和佛教慈幼院,一 九二二年設立武昌佛學院,一九二五年主持閩南佛學院,開設廬山學館,一九二八年創辦世 界佛學苑,一九三○年開辦漢藏教理院。這些學校所培養出來的學僧和佛學研究者,在推進 現代中國佛教適應時代進行變革,倡導人間佛教,整理編印佛教圖書,開展佛教研究等方面,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直到現在,在海峽兩岸,乃至東南亞華僑聚居地區,有相當多在佛教界 擔任領導職務者,均是當時在這些學校學習過的人,或是在這些學校受教者的再傳弟子。

隨著社會的進步,佛教現代化的需要,對僧人文化素質的要求也相對的提高了。在日本、

韓國,擔任寺院住持的不僅擁有大學畢業以上的學歷,一般還有碩士(修士)、博士的學位,

即使普通的僧人也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為什麼在現代社會僧人需要較高的學識修養,我認 為不外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一)需要對佛教經典、歷史、禮儀等有比較系統的了解。

(二)能通曉並能用通俗的語言對常用佛教經典進行講述;能對寺院進行有效的管理。

(10)

(三)對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有比較深入的掌握;能主持或參與興辦社會文教事業、工商 企業以及各種社會慈善福利事業。

(四)會一門或多門外語,對世界佛教有較全面的了解,可勝任國際佛教文化交流的工作。

(五)可以從事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

(六)在資訊技術高速發展的情況下,能運用電腦和其他資訊工具,為教團建設、弘法、聯 絡信眾,開展文教活動等服務。

(七)中國的大部分民眾在農村,農村建設成敗是國家現代化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如果在農 村地區寺院的僧人不能在文化科技方面對農民有所幫助,那麼他們所從事的佛教事業也就難 以進展。

並不是要求每一個僧人都要具備上述的條件,但從整體上來講,從事人間佛教教化的僧 人,必須有所側重地具備上述一項或多項的弘法條件,為社會、民眾作出貢獻。

可喜的是現在已有良好的開端。在大陸方面,五○年代開辦的中國佛學院已培養一批優 秀的佛學人才,正活躍在佛教界的各個崗位上。文革後,中國佛學院又恢復教學,並且先後 成立靈巖山分院、棲霞山分院。此外,又成立了福建省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上海佛學院、

四川尼眾佛學院、四川省佛學院、普陀山佛學院、九華山佛學院、嶺東佛學院、江西省佛學 院、黑龍江依蘭尼眾佛學院等漢語系佛學院。在一些大的寺院還舉辦不同類型的僧伽培訓班。

藏語系佛教的最高學府是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內蒙、青海、甘肅、四川等地也 設有藏傳佛教的佛學院。現在大陸有漢、藏、巴利三大語系的高級、中級、初級的佛教院校 十九所,其中漢語系十四所,藏語系四所,巴利語系一所。這些院校培養出來的學僧正在各 地寺院、佛教協會中發揮重要作用。今後各寺院的執事僧(監院、知客等)將從佛教院校的 畢業生中選出擔任。[註 12]

在台灣,星雲大師在一九六五年於高雄壽山寺創立壽山佛學院,一九六七年開始的佛光 山建設第一期工程,即此學院擴建的新址,更名為東方佛教學院,同時增設沙彌學園;一九 七三年又創辦佛光山叢林大學,同時把東方佛教學院分為初級部和高級部;一九七六年成立 英文佛學院;一九七七年把佛光山叢林大學改為中國佛教研究院,後增設男、女眾學部、國 際學部,其後在海內外遍設佛教學院,至今計有十六所,可見其對僧才培育之重視;一九八 八年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繼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創建西來大學後,又於一九九六年起,陸 續在嘉義、宜蘭創辦南華大學、佛光大學,今年(二○○二年)還要在三峽金光明寺成立信 徒大學。農禪寺聖嚴法師在一九八五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並組織佛學研究、出版和學術 會議。此後將建立法鼓人文社會學院。曉雲法師在一九七八年建立華梵佛學研究所,又於一 九八六年創建華梵大學。此外,台灣還有一些佛教院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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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佛教院校和研究機構,將提高佛教僧俗信眾的人文、佛學素質,培養一代又一代的 佛學人才,充實各地寺院管理、弘法和文教事業的力量,使人間佛教能適應現代社會需要而 不斷地發展。當前的問題是各級各類佛教院校應設置哪些專業課程?佛教各科與其他人文學 科應怎樣的比例配置?佛教各科中,文獻、史學、哲學、教義、文學等知識學科,與禪修、

念佛等修行實踐如何作結合?佛教學科的教材如何編寫、配備?如何聘任教師?一些院校已 有這方面的實際經驗,今後通過適當方式進行交流是很有意義的。

順便提一下佛教研究的問題。佛教研究對於提高教育師資的學養,提供高質量教學的素 材,把中國佛學推廣於國際學術界,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從事研究的人除了佛教信徒之 外,還有很多把佛教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學科來進行研究的人。即使是信徒,信仰與研究也 是兩個領域,此為有待專論的問題,這裡不擬深論。這裡僅想指出,佛教界人士應對各類佛 教研究採取寬容的態度,即使某些研究論點對傳統觀點或做法提出質疑乃至批評,也應包容 不同的看法,必要時可通過學術討論的方式陳述自己的意見。開展多方面的佛教研究,對佛 教的存在與發展,將更為廣潤。聖嚴法師曾說過:「近世的印度學、佛學、漢學,目的不在 宗教的信與行,而是在於學術的真與明,放在傳統的佛教徒們,最初接觸到現代佛教學的論 點之時,頗有難以適應的現象。但是,現代學術的求真求明,乃是無可懷疑的,縱然學者們 提出的觀點,未必皆能成為永久的定論,但經過精密審查的結論,必定有其相當程度的可靠 性。與其禁止學者們發表新觀點,倒不如也來認真地認識學者們的新觀點,通過新觀點的試 鍊,仍能落實到對於佛法的信仰與實踐,佛教才具有更大的耐力與潛力。」[註 13]這是十分開 明,並且具有遠見的看法。實際上,在中國佛教進入近現代以後的發展中,一直受惠於國內 外各種佛教研究的地方很多!

今後,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科技文化的發展,佛教界將更加重視文化教育事業,僧俗 的素質將有更大的提昇,這是可以預見的。

另外,中國的人間佛教將日益國際化,不僅在歐美國家會有更大範圍的傳播,也將對周 邊國家,甚至日本和韓國,產生一定的影響。

人間佛教的目標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建立人間淨土」,是把改善民眾的生活,

有益於社會的發展,作為自己重要的使命。如前所述,今後的人間佛教將是與時代和社會密 切相適應的,是會通大小乘佛法的,是把佛教戒律與社會倫理密切結合的,是僧俗融洽相處 的,是重視文化教育的,是日益走向國際化的人間佛教。可以期待,這樣的人間佛教將在濟 世利生中做出重大貢獻,將為中國佛教史寫出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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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妙雲集》下編之一《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十二頁。以上參見楊惠南,

〈從人生佛教到人間佛教〉,載《太虛誕生一百周年國際會議論文集》(香港:法住出版社,一九九○

年)。

[註 2] 《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佛光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四頁。

[註 3] 《台灣佛教名剎‧前部》(華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十二頁。

[註 4] 詳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法音‧中國佛協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專輯》。

[註 5]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十上,《大正藏》第三十三冊,第八○一頁上、中。

[註 6] 《人生佛教》第一章第三節(海潮音月刊社,一九四五年)。並見〈佛學之人生道德〉,載《太虛大師 全書》第二編第五冊。

[註 7] 所引二文載《佛光山開山二十週年紀念特刊》。

[註 8] 這裡無意詳論戒法,請看拙著〈佛教戒律和唐代律宗〉,載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一九九○年第 三期。

[註 9] 唐‧實叉難陀譯,《十善業道經》,《大正藏》第十五冊。太虛大師在一九三二年於漢口佛教正信會曾 講此經,見《太虛大師全書》第二編第五冊所載《佛說十善業道經講要》。

[註 10] 見藍吉富,〈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其角色功能〉,載傅偉勳主編,《從傳統到現代》(東 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年)。

[註 11] 日本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近代》之五,(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年)。

[註 12]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周紹良〈中國佛教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報告〉、〈全國漢傳佛教寺院管 理辦法〉、〈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紀要〉,載一九九三年《法音》 第十二期。

[註 13] 聖嚴法師,《從傳統到現代──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總序》,載《法鼓全集》第三輯第六冊(東初出 版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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