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卷書與萬里路 ──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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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卷書與萬里路

──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吳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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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語言文字是進入過去世界重要的媒介，然其往往隨時空變易而發展、變化，使用者亦各有其情境，非為恆常穩固的存在。因此，本文嘗試自語文的使用習慣、思維發問，分析宋人語文脈絡中與「移動」相關的語彙。如此取徑的目的有二：（一）試圖釐清宋代關於「移動」/「旅行」活動語彙的指涉、意涵；（二）立基於前者，進一步了解支持這些語彙使用、操作的社會樣態、文化情境。

「類書」為承載傳統中國收集、整理知識與常識的具體型態。類書的編纂、出版於宋代值得注目的發展，正提供了宋人認識人世事物的知識結構。

藉著解析類書中蘊含的宋人知識結構以及「移動」/「旅行」在此結構中被安排的位置，並且究明此結構中「移動」/「旅行」相關單元間的內在關聯，即得以進入宋代「旅行、移動」與「觀覽、書寫」交織而成的場域。而且也將使隱身於語詞、書籍、旅行觀覽、社會現象背後，宋人的某些心緒思維借光顯影。類書編目架構中的「移動」、類書編纂的日常性、旅行相關語彙，則為本文著手討論和組構的三條路徑。

關鍵詞：宋、類書、移動、旅行、知識結構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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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無可否認，如今人們之所以對「旅行」產生研究興趣，其實與自身生活中竄動著豐富的旅行相關成分關聯緊密。然而，一旦展開討論，並溯時間之流而上，過去與現在的對話機制固然已自動開啟，卻也必須不斷提醒自己，

當細細體察，並知覺那橫亙於現下的我們與過去種種之間，永遠存在的距離。

若是未加思索，即憑著如今對「旅行」的指稱與理解，去認識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們的移動行為，則獲得的畫面和結果，自難免要蒙上一廂情願的色彩。這正是我自己探究宋代社會旅行文化時，一再斟酌卻仍難以規避的難題。

首當其衝，必須面對且亦直指核心的問題，即是如何「指稱」。

所謂指稱，乃是指一組相關行為的含攝語詞。這不但牽涉行為的界定、

區劃，也牽繫著隱身其後的思想邏輯結構與社會實質結構。「移動」做為一種狀態、行為（也就是廣泛而言的旅行活動），或者一項指稱，其於特定時空（就我的關心來說，即是傳統中國宋代）所展現的姿態，遂為本文將嘗試討論者。這樣的討論，是將「旅行」—「移動」之指涉語彙視為個別的「文本」（text），解析它們被配置的「語境」（context），並由此解讀「文本」

與「語境」互相形塑以及共同組構出的意義。

如此對於「移動」的追索和反思，也是對於傳統中國社會相貌和本質的審視。而由於意識到行為與語詞間相互指涉詮釋的關係，這項探究的落實，

將經由析論傳統類書的相關語詞意涵，以及由此延展而出的安置脈絡等方面著手。

類書是傳統中國社會收集、整理知識的資料庫。這類將大量經長時段文化積累出來的辭彙、典故、故事，於新的時空需求下重整安排的書籍，在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曾經有多部問世。被選擇的知識，藉著類書編纂者的編排理念、分類邏輯和辭彙運用，在另一個時代沿續，甚而重生。既「編」且

「纂」，使得成品展現出成書時代語詞的習慣用法，並間接提示了彼時人面對各種事物的觀念。另一方面，類書也做為「讀者」的「讀物」而存在。已有的研究，論及宋代類書者，幾乎皆由其為「備辭藻之用」的寫作工具書、

考試參考書等面向理解之。¹實則若細加推敲，尚可對經由「閱讀」這個舉動

1 如：Hilde de Weerdt,“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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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銜接的前後各種可能情狀，以及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再加以思索。

換句話說，宋代類書原本已隱含著過往知識在當下如何被運用的互動關係，又會因著其工具書、參考書的性質，以及由此性質所帶來的「閱讀」、

「查閱」二者兼具的讀取特質，在編者與讀者之間營造出更廣的解讀空間。

可見的資料顯示，「旅行」與「類書」在十到十三世紀的宋帝國皆不罕見。所以，本文選擇以這個時段編著的「類書」為取徑，尋索編者與讀者雙方如何措置、理解那些與「移動」相關的語彙。希望透過由萬卷書與萬里路

── 知識史與旅行史──交織而成的討論場域，揭開宋代社會如何談論旅行的一幕光景，也映現出過往與當今的差距。

二、旅行類別的前趨典範──行旅、遊覽

中國最早的類書，一般都以為當推曹魏時曹丕（字子桓，187-226）下令編修的《皇覽》。²不過今日已經看不到該書的實質內容，也無法得知其目次排列。真正受到矚目的是稍晚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此書以題材為取向，

編排目次，編者的分類邏輯可由此得見。現時一般所謂的旅行活動，書中以

「行旅」與「遊覽」兩類名目出現，分別用來指稱遠途奔波出行（以仕宦為主）與純粹觀覽山水這兩種不同的旅行。³研究《文選》已有的成果，讓我們大致了解到：至少在南北朝人心中，人的出行就被劃分為兩條脈絡，而這也是傳統中國理解「旅行」的初步輪廓。

Southern Encyclopedias,”Papers on Chinese History, vol. 3 (spring 1994), pp. 1-27. Peter K. Bol,“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收入《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6），頁 1-50。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轉變與定型：宋代社會文化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2000），頁 113-144。

2 張天俊，〈論類書之祖──《皇覽》〉，《南通師專學報》11.4(1995.12): 98-101。

3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

《東華人文學報》1(1999.7): 103-113。此文以追尋文學史上山水詩這一詩類的緣起為出發點。另外，龔鵬程則認為「遊仙」、「招隱」、「遊覽」的排列位置彰顯出旅行的宗教性本質及對人世的超脫性。龔鵬程，〈游與仙〉，載於《道教新論‧二集》（嘉義：南華學院出版中心，1998），頁 41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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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文選》透露的旅行情境尚不止如此。除了行旅和遊覽，「軍戎」

與軍旅生活有關，「紀行」收錄的三篇征賦，應該也屬於軍旅的範圍。⁴「遊仙」則反映魏晉時宗教為人們開啟的未知旅程。再者，若將《文選》的「遊覽詩」僅理解為：回歸家園後得到安頓的心靈面對山水景物的作品，則讓人感知到的似乎是一切歸之於平靜的靜態畫面。然而，究其實質，詩人筆下描繪的這些主動追尋山水的行動，仍須配搭人於空間中之來去，方有可能達成。

只是這種類型的移動方式以及寫作重點的安排，使得其所呈現的面貌不若「行旅」指涉的長程旅行那樣勞頓辛苦。儘管如此，我們仍能於詩作中顯明地讀出「遊覽」時不能忽略的「移動」成分。

此後，類書的編著歷代各有成果。單以《宋史》〈藝文志〉來說，類書的存目就有 307 部；⁵另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也有 154 部；⁶相較之下，

四庫全書所收的 64 部僅是中國類書史上的片鱗半爪而已。⁷此外，尚另有流傳海外（如日本）的刊本；或者流行於民間、地方（如南宋末陳元靚《事林廣記》），未被歸入系統叢書、書史的類書存在。

這些類書構成龐大的知識宇宙，具有複雜的成分與內涵。比方，《宋史》

〈藝文志〉中收錄類書的相應類別其實稱做「類事類」，而且此類目下尚包括：杜佑《通典》、呂祖謙《觀史類編》和《讀書記》之類，以典章制度、

故事史學、讀書筆記等為主旨的著作。但杜佑《通典》等書籍在後世重要的書目規畫（如：《四庫全書》）中，並不歸入類書。由此我們或可稍加揣度，

《宋史》〈藝文志〉「類事類」收列書籍的標準，應是「以類相從」做為編

4 也因此，王文進認為「行旅」和「軍戎」連排，乃本於兩者都有僕僕風塵的意味。王文進，

〈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頁 107。

「紀行」收錄的是：班叔皮〈北征賦〉、曹大家〈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

5 元‧脫脫，《宋史》（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二十五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底本），卷 207〈藝文志〉，「子部‧類事類」，頁 5293-5303。

6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頁 239，頁 20 上。根據我的計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實際收錄類書：晉、唐各 1 部，宋 14 部，元 5 部，明 100 部，清 27 部，不著撰人 6 部，共 154 部。其中的宋代類書也仍有待進一步加入析論。

7 宋代類書鳥瞰式的概覽可參見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2005初版）。此書採取文獻剖析的研究取向，從體例、特點、編纂、分類諸方著手。此書所分析的宋代類書也是《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所收錄者，另外還納入四庫未收的

《事林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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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邏輯者便予以收入。這種含括政書、職官書、紀事本末、書鈔、考證筆記、

目錄書的「類事」概念究竟與一般後來認為的「類書」，其內涵、意義是否有別，以及如何發展，非此處所能盡論，然頗值得繼續從書籍史、知識史的角度再多加斟酌。

至於本文所關心的「旅行」類別，《文選》以繼，歷代類書如何汲取與區別人們的移動行為，情況之細瑣繁複可謂與時俱進。但將之與《文選》的分類對照，仍依稀可見到《文選》的殘影映現。像是宋代類書中的《文選類林》、《白孔六帖》、《海錄碎事》，直稱「旅行」的類別都仍是「行旅」

和「遊覽」；而《文選雙字類要》、《錦繡萬花谷》、《古今事文類聚》、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甚至僅見「行旅」。《晏元獻公類要》和《記纂淵海》

雖有「行役」、「羈旅」、「遊賞」、「乘時而樂」等類，也仍可看出其原型為「行旅」及「遊覽」。是以下文的討論雖然不循「演變」建立追索的脈絡，不過藉由類別的細探，仍然不能無視宋代類書分類邏輯中歷史因子的存在，經典力量的延續。

三、人際互動與情緒變化──

旅行相關類別排序的隱伏取向

稍加瞻顧傳統類書旅行類別的位置，看得出來，旅行相關類別往往被置於「人事」部門。（這種情況又是承自唐《藝文類聚》以降的書寫傳統。）

「人事」一詞顯示，對編輯者來說，「行旅」和「遊覽」與其說是人的舉動之一，毋寧說是人生百態的一部分。

若再進一步集中關注幾部設有旅行專類的宋代類書，則會發現，其中旅行專類之前或之後，幾乎皆存有涉及人際關係的類別。例如：《白孔六帖》

連續有「行旅」、「逆旅」、「離別」、「餞送」、「遊覽」、「相思」、

「經過」、「干謁」八項可歸入旅行相關的類別，這八類之前為「好客」和

「謝絕賓客」，之後是「交友」、「擇交」。⁸另一部類書《錦繡萬花谷》，

8 唐‧白居易原著，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34，頁 1 上- 下。在此，「干謁」似乎是同時具有旅行與友倫質性的類別，我不過於執意將其劃屬於哪一類別，其實這樣雙重的性質和曖昧的排列正反映語詞和行為隱含的複雜意涵，亦更有助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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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行旅」之前是「師範」、「賓客」，接續「行旅」的是「朋友」、「奴婢」。⁹

唐代白居易著有類書《白氏六帖》。¹⁰《白氏六帖》至南宋紹興

（1131-1162）年間，由孔傳（字世文）擴充撰定為《白孔六帖》。後世廣泛流傳的，便是孔傳定本的這部《白孔六帖》。¹¹《白孔六帖》雖然仍含有白居易寫作的成分，但孔傳既然選擇繼承這部分內容，表示它們在宋代社會是成立的、被認可的，因此將之視為宋代的作品，用以討論宋人的觀念，應該合理。只是可惜，我們對於孔傳著作此書的緣由只能透過《六帖》的序，獲得粗淺的了解。

回觀《白孔六帖》的「行旅」。之中輯錄的「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¹²出自李白（字太白，701-762）〈秋夕旅懷〉，原詩為：「涼風度秋海，吹我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暉。芳草歇柔，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星稀。含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揮？」¹³既有思鄉情懷、眼前景色、季節天候，亦生悲己悲國之心。然而如此意涵豐富的一首詩，《六帖》編者挑選時，卻僅輯入全詩行意最濃厚的一聯。

相似的選取眼光遍及這個類別，於是讀者翻閱之時，視線所及之處便盡如：

9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6，頁 2 下-9 下。

10 白居易，字樂天，772-846，德宗貞元十六年（800）進士。目前日本靜嘉堂仍藏有北宋刊刻的《白氏六帖事類集》。參見靜嘉堂文庫編纂，《靜嘉堂文庫古典籍第一回中宋‧元時代版本》（東京：靜嘉堂文庫，1994），頁 20-21。這個版本已由汲古書院於 2008年 5 月影印出版。（東京：汲古書院，2008.3、2008.5）初步比對，與新興書局 1969 年出版的「道圃影印江安傅氏藏本南宋紹興刊本」相同。南宋《白氏六帖》的版本情形則可參考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 新第一版），頁 143-150。

11 《白孔六帖》，〈提要〉。

12 《白孔六帖》，卷 34〈行旅〉，頁 10 上。本段引用討論的內容為孔傳續增。

13 唐‧李白，〈秋夕旅懷〉，宋‧楊齊賢集注，元‧蕭士贇補註，《分類補註李太白詩》

（《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24，頁 13 下-14 上。蕭士贇的註懷疑這首詩作於李白遭貶之後，因此詞意悲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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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白孔六帖》，卷 34〈行旅〉，頁 10 上-10 下。由於此處的討論牽涉讀者閱讀時書籍版面帶給讀者的視覺印象，因此我引用版面圖版。另將這兩頁史料內容本身標點如下：

「（〈過西華〉韓愈詩）旅程（愧淹留。韓〈游湘西寺〉詩）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關月。（李白

〈江南〉）天津老人（裴晉公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

僕遽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爾。』出《劇談錄》）秋風飄我行，逺與淮海期。（韋應物〈將往江淮〉）南徙莫從，北遊失路。（李白〈上李長史書〉）靡靡踰阡陌，人煙渺蕭瑟。（杜甫

〈北征〉）我行已水濵，我僕猶木末。（上）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韋應物〈楊州偶會盧主簿〉）天長水闊厭逺渉，（訪古始及平臺間。李白〈梁園吟〉）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

（李白〈古風〉）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李白〈秋夕〉）遠遊凌絶境。（杜甫〈詠〉）東遊西還。（杜甫〈嚴氏溪放歌〉：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風物悲遊子。（〈寄王侍郎詩〉）萍泛苦寅縁。（〈詠懷〉）鳴蟬遊子意，（促織念歸期。李白詩）天荒地老。（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李賀）被冒畏景，渉降棧道。（柳宗元〈送辛殆庶序〉）枚乘客於呉，

相如遊於梁。（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節之茂者也。柳文〈送南容〉）解所乘馬以遺。（王義方，孤窶。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樊澤（舉賢良，次潼關。雨淖，

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楮以濟之，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本傳〉」（括號內為雙行夾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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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以圖版展示資料，是為了將通常因討論所需，由書籍抽取出來的文字歸回書版頁面，如此或許可以感受一下過去讀者閱讀這部分內容時，進入他們眼前的畫面。在此，我們除了留心文字內容本身，不妨也試著調整習慣上聚焦於「文字」的史料讀取方式，以視覺「圖像」的目光注視這片版面。

則這般自多篇作品中抽取與移動最相關的隻字片語，集結並置而成的文句景象，彷若一整片以「移動」為主題的海報牆，盡是跋涉、遠遊、奔波等各種旅行樣態風貌的拼貼。卻同時也像是將一幅幅原本擁有完整構圖、景色的圖片碎剪為片片段段，完全抽離原作者書寫時身處的旅行情境以及與之交織的情緒。正因為如此，那些將書寫者引領至當時光景的緣由，以及他們身後的背景，皆被一一捨去，「移動」的影像遂愈顯突出。在這樣的安排下，「行旅」所呈現的風貌，以及「行旅」本身，更具有立基於人的移動行為之價值和意義，而不僅是生活場景的附帶動作。事實上，儘管礙於書寫能力的掌握，

以及寫作者本身的視角與關切，旅行的相關寫作及其情境，大多仍繫屬於士大夫生活的脈絡。可是當「行旅」成為一個類別以後，那些被輯入類書的作品「仕宦」色彩便退居其次，得到突顯的乃是「移動」這種行為所面臨的景況與曾引發的心緒。需要留意的是，這並非白孔六帖獨特的面貌。類書在經過編者的分「類」處理之後，其何以能成為一新獨立個體的「生命」所在，

亦由此可見。

分「類」可說是完成一部類書的首要之務，也是類書之所以為「類」書的精要所在，因此，前文提到的「前賓客」、「後朋友」的次序，若以隨意堆置視之，便錯失了編者以「旅行」為人際關係變化引線的用心。因為那其實是以移動引起的現實變化作為串連的根據。於是，「離別」可能是凍結一段人際關係的緣由，「聚首」則是開展新人際網絡的契機。「賓客」之所以為「客」，正顯現其不處於自己地盤的特質；「迎候」和「餞送」非但為各處旅程之起訖，亦是人際距離的兩端。

孔傳續撰《白孔六帖》時，承繼了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的分類，

旅行相關類別所在的《白氏六帖事類集》第 10 卷與《白孔六帖》的第 34、35 卷的分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對照二書，會發現《白氏六帖事類集》的卷首全書總目，並不見於《白孔六帖》。再者，總目羅列的分類與正文亦不盡相同。《白氏六帖事類集》總目第 10 卷的分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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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旅、干謁、朋友、推薦、離別、贈貺、慶賀、饋遺、奉使。¹⁵

《白孔六帖》正文的分類依序則為：

賓主、好客、謝絶賓客、行旅（遠行附）、逆旅、離別、餞送、遊覽、相思、經過、干謁（刺附）、賓館、朋友、擇交（拒交附）、相成、推薦、

患難、怨棄、贈貺、死哭、食飲、父友、書信、施惠（不合附）、施饋、

慶遺、慶賀、薦獻、奉使（廢命）、專命、採風謠、按姦匿、殺使（不廢命）、遇讎、使絶域¹⁶（強調記號為筆者所加，乃與《白氏六帖事類集》

重複者。）

如果我們相信紹興刊本的《白氏六帖事類集》日後流傳時，目次上並未與孔傳的續作混淆，那麼或許可以將這樣的情形理解為：正文 41 個門類乃是總目所列 10 個門類的擴而充之。¹⁷也可以合理推想，比較精簡的總目，所呈現的情狀應當更趨近於原編著理念的骨幹。總目第 10 卷與旅行直接關聯的門類，

寬泛說來只有零散安置的「旅」、「離別」、「奉使」三項。整體觀之，白居易安排這些文辭時，心中的思路，顯然與唐代士人尋求入仕途徑的關聯較為密切，至少這方面的脈絡要強過後人心中的「旅行」。而至孔傳改編時，

由於捨去了卷首的總目，遂更加突顯隱含於各類別之間的安置軸線──隨「旅行」過程而變化的人際處境。原來隱匿其間，串連類別彼此的那條軸線，便默默地由「仕」翻轉為「旅」，所映現出的，則是白居易生活的西元八到九世紀，轉至南宋紹興年間，四百年之間的變化。亦即「移動」在人們生活中的份量、角色都變得愈加顯明，這項行為的存在感也愈形清晰。

晏殊（字同叔，991-1055，真宗景德二年（1005）賜同進士出身）在北宋真宗、仁宗期間編成的《類要》，或許可以作為唐、宋之間「旅行」感知流

15 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臺北：新興書局影江安傅氏藏紹興刊本，1969），

〈目錄〉，頁 19。

16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 10，頁 419。這部分即與孔傳續作的《白孔六帖》卷 34、35 的門類相同，然除了「遠行」外，未有其他附類。

17 可以再參照《白氏六帖事類集》他卷的情況。例如第 2 卷總目列為：「山、水、川澤、丘、

陵、溪、洞、江、河、淮、海、泉、池、寶、貨、布、帛」，實際上正文中的分類，與

「山」相關者，又另有「嵩山、華山、泰山、恒山、衡山、終南山……」等 20 門；「布帛」相關者則還有「錦、絲、織績、絹、、素……」等 16 門，以致第 2 卷正文共計有 91門。（卷 2，頁 74-75）不僅與總目的 17 門相去甚遠，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總目並非任意擇取，而是更提綱挈領地表現出該卷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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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連綴點。這部類書當初並未被四庫館臣選入《四庫全書》，如今乃以清鈔本《晏元獻公類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然 100 卷實存 37 卷。根據陳尚君先生的考證，現存的《類要》實經由晏殊四世孫晏袤（孝宗開禧年間 1206 知雅州）補闕。陳先生認為，雖然晏殊去世時，《類要》並未完工，

但日後晏袤的工作主要仍依憑晏殊的原編。¹⁸這使得我們仍能將《類要》的時代歸入北宋。

《類要》的旅行類別主要集中於第 24 卷，類次依序為：「福祿語」、

「祝延」、「饋遺」、「賀官」、「贈答」、「書題」、「披奉感荷」、「契

」、「瞻想」、「獨悰」、「時序」、「川塗」、「離別」、「餞送」、

「贈行」、「行旅」、「陸行」、「水行」、「羈旅」、「相逢」、「聚會」、「候謁」。¹⁹這樣的分類，若較為斷然地加以區別，則前段偏向人際書信往來，後段為旅行活動。可是二者的分界點又不那麼明確。推想晏殊的思路也許是：由人際往來、書信往返，聯想到這些互動乃基於人的聚合離散，

進而轉入旅行狀態，又再由此牽引至旅行引發的人際互動。這樣的分類邏輯，

似乎由「人際」和「旅行」兩條脈絡交組編織而成。既不再如《白氏六帖》

依行旅求仕牽起軸線，卻也還不是《白孔六帖》以行旅牽帶出各種對應的人際互動那樣的理路。這或者可以解釋為人對旅行的感受漸趨明識，感受的重點也逐漸轉移至「移動」本身。

南宋理宗（1225-1264 在位）時的《古今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二書對於旅行專類前後的人際往來動作，作了更趨細緻的區別。從尚未謀面的「慕名」、「迎候」，到以文字相交的「書簡」、「投贄」，或是人與人交往的「譏誚」、「知人」，皆包含在內。《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的「知人」，甚至還再細分出「不知人」、「知己」、「不見知」、「求知己」等

18 陳尚君，〈晏殊《類要》研究〉，收入氏著，《陳尚君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98-322。此外，陳先生的學生進一步細考，認為晏袤增補的部分主要在地理部分，其餘未有太大改動。唐雯，「晏殊《類要》研究」（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摘要」。見《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網站，2009.9.14，http:/

/chinese.fudan.edu.cn/zhongwenxi/xuekejianshe/disView.asp? id=989&l_id=31。 19 宋‧晏殊，《晏元獻公類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鈔本，

臺南：莊嚴文化，1995），〈目錄〉，頁 90。目前這個版本目錄所列的類別與正文中該類的標目略有出入，「契」於正文為「隔」；「獨悰」為「獨深」；「相逢」、「聚會」於正文則為「相逢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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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²⁰這些類別都帶有人際互動的意味。人際關係的親疏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彼此間實際距離遠近的影響，隨著人和人之間實質距離的差別或調整，又產生不同的互動方式。具象的行為、舉措因此十分細緻地暗示了彼此之間內心情感的距離。

再對明清類書稍作觀察，²¹會發現宋代類書擁有傳統類書史上最多樣精巧的旅行專類，確實不爭。那些宋人的旅行分類除了與人際關係緊鄰，相近的類目中還可以見到一些表現情懷心緒者。這些感受性的類別其實正衍生自人的步履推進之間。紹興時的《海錄碎事》在「會聚」之後有「品題」和「懷想」；「相思」附於「離別」；「餞送」和「遊覽」之間的「患難」含括「悲傷」。²²這些人際關係、旅行活動、情懷心緒的排列，看來不是那麼齊整，既無法劃分出端整的區塊，嚴格說來也稱不上漸層光譜。所以在編者腦海裡，

三者的關係結構或許並未被非常清晰地意識到。不過它們彼此之間的相對位置向我們暗示，宋人內心對於這三項生活元素的互相交纏，應當仍是隱然有覺的。

時序再向後推移，序文繫於寧宗嘉定二年（1209）的《記纂淵海》，²³旅行相關的類別又較《海錄碎事》更精緻。《海錄碎事》從旅行的行為中提煉出原本深藏其內的感受，如因處於「逆旅」而「思歸」；因「離別」引發「相

20 宋‧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據元刻本影印），卷 24-28〈人事部〉。根據《古今事文類聚‧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書的「前集」、「後集」、「續集」、「別集」為祝穆所作，「新集」、「外集」為元代富大用續作。書前祝穆序文寫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臺北：新興書局影明夏相重摹宋板校刻本，1971），卷 42-50〈事為門〉。

此書的書目資料及封面雖都以「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為書名，但這個夏相校刊本的版心其實將書名全刻為「古今合壁事類備要」。

21 參見明‧馮琦，《經濟類編》；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明‧王志慶，《古儷府》；

清‧張英、王士禎，《御定淵鑑類函》；清‧何焯、陳鵬年，《御定分類字錦》；清‧吳士玉、吳襄，《御定子史精華》，以上諸書版本皆採《文淵閣四庫全書》。

22 宋‧葉廷珪著，李之亮校點，《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明萬曆劉鳳本為底本，

2002），卷 9 下〈聖賢人事部下〉，頁 434-452。卷首葉廷珪及傅自得序皆作於紹興十九年（1149）。這個版本在本文討論旅行相關內容的部分，基本上與《文淵閣四庫全書》一致；但作者姓名，四庫本作「葉庭珪」。葉廷珪，字嗣忠，徽宗政和五年（1115）進士。

23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宋刻本潘自牧《記纂淵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前〈潘自牧序〉作於嘉定己巳九月朔，即嘉定二年。當時潘自牧自稱「從事郎權差充福州州學教授」。

(12)

思」；「患難」的後果則可能是「悲傷」。《記纂淵海》的分類，看來至少部分立足於《海錄碎事》之上。其編者潘自牧（字牧之，慶元二年（1196）

進士）將《海錄碎事》中附於「逆旅」的「思歸」獨立為「懷鄉」；「行役」

也成為獨立類別；原本隨「離別」而起的「相思」亦各自成類──「別離」

和「思想」。旅行活動的程序和面向也被區劃得更為細密。若將之以狀態、

活動發生的先後時序排列，那麼「祖餞→別離→行役→間阻 / 合并（在此意指邂逅）→宴會→還舍」，正可串連出比較繁複且富含旅行文化意涵、舉動的「旅行」流程。若自型態而言，一般以「遊覽」含括的遊賞觀覽被區分為

「宴會」、「遊賞」、「乘時而樂」；寬泛一些的話，還能再將較為靜態的

「閒適」算上。而因著「旅行」掀起的人情波瀾，除了上述的「思想」、「懷鄉」，尚有「期約」。潘自牧將這些帶有移動元素的類別都安排於同一個部門──「生理部」之下，且彼此相鄰接。²⁴透過以上的剖析，則一條牽繫於旅行活動之間，原本隱形的人際距離之線遂隱約顯現。

不僅「生理部」這部分的內容與移動關聯，往回翻閱，「敘述部」下，

「失所依託」、「飄蕩」、「寄寓」、「孤寒」幾項也都或多或少地與旅行的處境牽連。²⁵但是貫串這些類別的樞軸卻非旅行這種舉動，而是「人」──

個人的人生處境（如：被讒、被禍）、面對事物的反應（如：自愧、自責）。

「敘述部」以個人處境為出發點，因此，「孤寒」既收錄《詩經》的「獨行踽踽」，又錄有孟浩然（字浩然，689-740）「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伊誰為揚雄，一薦甘泉賦」。²⁶即使有「行」之意，然「踽踽」本意為無所親，

至於孟浩然喟嘆的則是「無知己」、「乏親故」的「孤寒」，故顯然人之

「孤」才是此一類別設立的主要用意所在。

由是可想，儘管「飄蕩」和「寄寓」確實筆筆資料皆出於旅行飄泊；潘自牧在「敘述部」中列出這些類別，心思卻不在旅行這件事上，而是人之各

24 《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72-175〈生理部〉。《海錄碎事》，卷 9 下〈聖賢人事部下〉，頁 434-452。

25 《記纂淵海‧敘述部》（宋刻本），卷 141、142、145。

26 潘自牧，《記纂淵海‧敘述部》（宋刻本），〈孤寒〉，卷 142，頁 1 下-2 上。孟浩然詩出〈田家作〉：「弊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樹。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枕時將，丘園日空暮。晨興自多，晝坐常寡悟。天羡鴻鵠，爭食羞雞鶩。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己，朝端乏親故。誰能為楊〔揚〕雄，一薦甘泉賦。」唐‧孟浩然，《孟浩然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1，頁 14 下-15 上。

(13)

種「無法定著」的情態或緣由。這正是它們與「生理部」那些旅行專類本質上的差異所在。同時也可以看到，當人的旅程無法以人際互動的情狀、層次搭配衡量，「行旅」的氣息就被「無著」的狀態掩蓋過去了。再由反向思考，

除了「生理部」可見專有旅行的類別，「不定著」也在潘自牧考慮人生種種處境時，被視為宋人人生的一種成分而被納入，這其實亦映照出潘自牧或了然於胸、或不知不覺，接收到了當時社會變動不定感的波動。

子目類別細膩之外，《記纂淵海》另一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移動活動

「所屬」的上層分類。大多數類書都將「行旅」、「遊覽」等旅行專類列屬於「人事」部門。《記纂淵海》雖然亦有「人事部」，潘自牧卻將這些移動關聯類目別置於「生理部」。²⁷這個部類以「治家、第宅、園池、李氏園」起始，隨後轉入帶有移動元素的上述諸類，在「乘時而樂」之後，又趨於安頓─

─「安逸、書問、酬答、玩好、藏書、服飾、食品」。²⁸從「生理」之名以及部下子目類別大致可以理解，潘自牧是以「實質生活」的概念統攝這些項目。

逆言之，這些項目被潘自牧視為組成「日常生活」的成分。並且，對照「人道」、「人情」、「人事」、「述」幾部，抽象指涉人的處境、狀態、情感，「生理部」的「生活」可謂相當具體落實。這樣的布置方式不但說明了

「移動」—「旅行」在潘自牧所身處、所認識的世界的位置，甚至還可看到，

含有移動元素的類別在「生理部」佔去的比例已居其半。

《記纂淵海》傳至明萬曆年間，已是「南北無完書」，甚且有「剝落太甚」的情況。（萬曆胡維新序，四庫本）如此的殘本，後來經過王嘉賓（字國光，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等人的采輯補遺，於萬曆年間再刊，成為日後《四庫全書》主要依據的版本。四庫館臣也充分意識到經過萬曆時的一番整頓，雖然內容較為整齊，實際上面貌已非當年。²⁹比對宋刻本與萬曆本、四庫本，確實會發現二者有所出入。有趣的是，主要的差別並非搜羅的文辭，而是在於部類的安排。上文討論到的「生理部」下旅行專類，萬曆本、

27 然而由人事部下「壽考」、「夭折」、「康樂」、「疾病」、「波瀾」、「僥倖」……等子目看來，這個部門意在歸納人生經歷的各個生命關卡。《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22、124、135〈人事部〉。

28 《記纂淵海》（宋刻本），卷 171-175〈生理部〉。

29 潘自牧，《記纂淵海》（《文淵閣四庫全書》），〈胡維新序〉、〈陳文燧序〉、〈提要〉。胡、陳二人序即萬曆刊本序文，作於萬曆七年（1579）。

(14)

四庫本皆列屬於「襟懷部」。但「生理部」又不全同於「襟懷部」。三個版本旅行分類差異，簡單整理如下：³⁰

宋明、清

生理部

（卷 171-175）

治家宅第園池李氏園閒適間阻思想期約懷鄉

別離行役還舍合并饋遺祖餞宴會遊賞乘時而樂

安逸書問酬答玩好藏書服飾食品酒醴生辰

襟懷部

（卷 83）

閑適

（清本作閒）

間阻思想期約懷鄉別離行役還舍

合并饋遺祖餞宴會遊賞乘時而樂安逸書問

酬答玩好藏書服飾食品酒醴

（清本作醲）

生辰

民業部

（卷 84）

治家屋舍園池農

圃蠶樵牧

漁

（獵）

工商賈

萬曆本將宋本「生理」一部的內容分別列入「襟懷」、「民業」二部，顯然意欲區別生活中不同成分的性質。透過部名及子目類別來理解，「襟懷部」

看來突顯了生活中個人的、自身的部分。雖然組成因子相同，卻由於歸屬部類名稱不同，呈現不同的理解脈絡。於是，旅行專類在王嘉賓手中被重塑得個人性較強；異於當初潘自牧所安排，構成整體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秩序位置。

由《記纂淵海》窺見的這一小片宋明間的差異，隱約暗示宋到明這段期間人們理解旅行的走向的確有所變化。就子目的項目所見，潘自牧所擇定的這些項目，細膩地鋪陳出旅行的過程，且以移動所引起的人際變化為其軸心。

如此組構成的「移動」成分，對於宋人來說，是被視為「生理」的一部分，

30 標識為楷體的類別為本文所謂旅行專類者。

(15)

存在於實質生活中而帶有理所當然的意味。至明人重整此書，以「襟懷」重新詮釋統攝這些旅行類別的上層概念。這個部名的擇用，使得上述的「個人性」之外，還愈發突顯了這些子目偏向內心思緒層面的意象。所以，對於「移動」帶起的情緒變化，明代文人顯得較宋代文人來得更有意識。

潘自牧細膩的分類遭《四庫全書提要》批評為「未免瑣碎」。但在今日看來，這與其他類書大相逕庭的分類法則以及類別的用字遣詞，正是《記纂淵海》的重要特點。除了此前談到的「生理」、「人事」、「敘述」諸部，

這幾部左近尚有如「人己部」、「接物部」者，皆與人際互動相關聯。細想細看，這些部門之間未必存在著一道道壁壘分明的界線，潘自牧卻依然致力於將它們一一區別。這位類書作者內心社會圖象的錯縱複雜，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不打算繼續深究《記纂淵海》全書的分類架構。³¹而即使僅就旅行相關類別及前後位置安排所見，《記纂淵海》新穎的上層分類與相當精緻的細目，

已透露其背後實存有極為曲折幽深的心態，必有待讀者費心斟酌和體會，方能自表面上混雜庸碌的日常生活內容中，將之透析檢出。

宋代類書中旅行活動所屬的類別及其左鄰右舍們的項目與位置，其實暗示著，宋人整理生活中旅行活動的主要依據是人際互動和情緒變化。這種邏輯與現今不盡相同，今人為旅行分門別類之時，通常依目的為之。舉個例，

維基百科中文版即將現代旅遊活動依其出行目的分成「休假旅遊」、「生態旅遊」、「畢業旅遊」、「蜜月旅遊」、「保健旅遊」、「會議旅遊」、「商務旅遊」、「宗教旅遊」、「科學考察旅遊」、「互助遊（交換旅遊）」等十個種類。³²而當宋人將目光專注於旅行活動時，其歸類的依據則是旅行過程中行為本身的變化，以及蘊含於此般行為之中的情感波動。換言之，這也是宋人理解旅行的主軸。從這樣的差別，我們可以感受到，關於「旅行」，宋人真正在意的是什麼？是聚散離合的人事滄桑，是相思歡聚的澎湃心情，也是奔波艱難的旅程經過，這些都體現於類書旅行專類內容的選取及其標目的思謀和設定。

31 張圍東《宋代類書之研究》所列《記纂淵海》的各部名稱、次序和卷數與我所見十分不同，

但根據註釋，他採用的亦是《文淵閣四庫全書》。見氏著，該書第八章〈宋代類書〉，頁 106-107。

32 參見《維基百科》中文版網站，2009.3.16，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5%

E6%B8%B8。

(16)

被現代人視為旅行首要處理事宜的交通、住宿等硬體設備，通常不見於宋代類書旅行相關專類的內容，而是被排入聚落建物或政府設施等相關類別。³³這與現今旅行資訊特別重視硬體設施和物質享用的介紹說明大不相同。

兩者的差異，呈現出不同時代對旅行活動敏感的部分有別。或許我們可以如此說明這差別的由來：參商兩隔的移動、黯然銷魂的離愁、車殆馬煩的行程，

都已因著現今的文明成就而於人的旅行經驗中退居其次；然而對於千年前的宋人來說，這些卻都是蘊生於他們的生活經驗之中，感知深刻、無法釋懷的移動經驗。

四、宦途與日常──由「旅行」看類書的成書脈絡

大體而言，自唐《藝文類聚》以降，類書中與旅行活動相關的分類，主要還是繼承《文選》，即以各種緣由的離家遠行和單純休閒的遊覽觀賞作為旅行活動兩大型態。《文選》使用的「行旅」和「遊覽」仍是指涉旅行活動的主要措詞。

然而，《太平御覽》這部宋初的重要官修類書卻沒有「行旅」、「遊覽」

的類別。與旅行相關的記事，分散在「居處部」、「兵部」、「人事部」、

「刑法部」、「奉使部」，分別提到旅行硬體（官方建設的住宿和交通設施）、軍旅、人體移動的能力（徐行為「步」、低頭疾行曰「趨」……等）

和外交出使。³⁴ 此書由李昉（字明遠，925-994，後漢乾祐間（948-950）進士）奉敕修編，書名加上「御覽」二字，表明這套書的預設讀者是君臨天下的皇帝。據南宋蜀刻本卷首所載，宋太宗閱讀前代類書時，感到「門目紛雜，

失其倫次」，故下詔修訂，編成此書。³⁵所以《太平御覽》的編修原意和閱讀設定都與宋太宗有直接而緊密的關聯。

33 遍覽這幾部本文主要討論的宋代類書，僅《白孔六帖》、《書指南》（《文淵閣四庫全書》）將「逆旅」與「行旅」歸為同部。後來到了清康熙《御定淵鑑類函》（《文淵閣四庫全書》）才又見將「行旅」和「逆旅」並置，且以「逆旅」搜羅安排古代關於旅店的記載故事。這種排列方式也許受到《白孔六帖》影響。

34 李昉等奉敕編，《太平御覽》（《國學基本叢書》影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臺北：新興書局，1959），〈覽目〉。

35 《太平御覽》，〈引〉。據李樂民，新興書局影本即川蜀宋本。李樂民，〈李昉的類書編纂及其成就〉，《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2.5(2002.9): 115-117。

(17)

另一部應該也屬於宋代的《新編翰苑新書》，³⁶同樣未列「行旅」、「遊覽」。此書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四部，雖為類書，

以如今的眼光看來，分類卻稱不上井然，反而頗顯零亂。「後集」與「續集」

有些相似的重複類別，以本文關心的旅行來說，後集有「乞外任」，續集卻又出現「外任」和「外除」。「前集」和「後集」是典故與歷代事實的彙編，

「續集」則只成篇收錄相關主題的文章。紛雜、重複、層疊，暗示《新編翰苑新書》極可能歷經多人之手才成此規模，以致於全書未能有一貫的核心邏輯。

不過，仔細斟酌的話，仍可看出書中收羅的主題全都能含蓋仕宦官僚生涯必須面臨的種種場景、境遇，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實用文類。在目錄之處，

書名也稱做《新編簪纓必用翰苑新書》，可是無法確知是宋代即有，或是明人所加。但無論如何，都可以想見，《翰苑新書》的編者和讀者必定與這種生活情境有直接關聯，才有編輯和閱讀、查閱的需求。「翰苑」作為書名，

投射出讀者的身影，可能是甫踏入或已踏入仕途的官員們。同時由於內容幾乎不涉及地方業務、或者宦遊旅途所需資源（如：館驛、道途）、情緒，則不免引人揣想，該書設定的讀者群或許較偏向中央官員。「『新』書」、

「『新』編」這樣的措詞，也表示「『舊』版」的存在，和與時俱進、不斷更「新」的舉動。因此《新編翰苑新書》或許是這類官員的仕宦生活指南，

隨著官員之間的流傳、使用而漸次擴充篇幅，大家一邊使用一邊添補自己認為的不足之處，遂累積成前、後、續、別四集。³⁷如此一來，分類的理念當然無法整齊劃一，待歷代故事搜羅完畢後，自然就開始進一步收集各類範文，

以增加書寫各式應酬文、公文書的便利性。

36 宋‧不著撰人，《新編翰苑新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明抄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這個版本前有萬曆十九年（1591）陳文燭序及崇禎十三年（1640）

岳凌霄序。稱是書是「宋人書」，且內文以「皇朝」稱宋。據《翰苑新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這個版本也是《文淵閣四庫全書》的依據。明抄本與《四庫全書》

的編目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37 思索《新編翰苑新書》的成書脈絡時，不妨加入宋元官箴書的思索向度。但是我沒有將《翰苑新書》與目前所謂的官箴書劃歸為同一類型的意思。因為《翰苑新書》無論體例和內容都與李元弼《作邑自箴》（《四部叢刊》續編本）、不著撰人《州縣提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書有明顯差異，其中既沒有地方行政實務的操作法則，也不直接提點、要求官員的為官態度和生活。說起來，毋寧是更全面的中央官員生活萬用手冊，並不侷限在公務判決和應對上。

(18)

回顧前代類書的情形，唐玄宗（712-755 在位）時代敕編的《初學記》，

亦未見「行旅」、「遊覽」的分類，僅編「離別」。³⁸《初學記》何以沒有

「行旅」、「遊覽」等著重於旅行活動的分類，不妨先由虞世南（字伯施，

558-638）的《北堂書鈔》說起。³⁹《北堂書鈔》與《初學記》同樣不見「行旅」、「遊覽」的類別，但這不代表整部書中全無涉及旅行的類目。其中帝王部的「巡行」、「微行」；后妃部的「遊幸」；政術部的「奉使」；刑法部的「流刑」，這幾項論起來都與人的「移動」相關。虞世南選擇這些人的行為、活動，作為編輯此書的分類邏輯，顯示對他而言，這些人、事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據說，「北堂」是隋代秘書省的後堂，《北堂書鈔》是虞世南任隋秘書郎所輯錄的書文。⁴⁰

將《初學記》置入這個類型來理解，也比較能解釋它何以有「離別」而無「行旅」、「遊覽」的分類。《初學記》做為皇子的教育用書，在人事方面，被期許提供的知識，乃是人良好的品行（聖賢忠孝）、正面的人際關係

（師友）、人生樣態（富貴貧離別）、外貌體態（美醜長短）。⁴¹「離別」的加入，顯示徐堅（字元固，659-729）等人規畫《初學記》時，實已無法無視於人生的離合聚散。那是身為一個人面對當世社會、天下必備的基礎認識。

這些擇取與刪削反襯出，「行旅」、「遊覽」之詞的意義，所指向的乃是一般性的移動活動。

除了為人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道路、舟、車）之外，強烈明確的政治意涵，或某些政治人的特定舉動（如：帝王的「巡行」），更突顯了《初學記》這部類書的針對性──「非常人」的皇子啟蒙教材。關於旅行，皇子必須了解的是「巡狩」、「封禪」這類與通天命、掌天下有關的旅行型態。從皇室的知識結構來說，「巡狩」、「奉使」這些舉止本屬於「禮」、「治」

的一環，故不是由「旅行」的視角看待、理解。

唐代的《北堂書鈔》、《初學記》，宋代的《太平御覽》、《新編翰苑

38 唐‧徐堅，《初學記》（《文淵閣四庫全書》），〈目錄〉。

39 《北堂書鈔》（《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過明代陳禹謨刪補，因此雜入了五代十國之事。

雖然有此顧慮，「四庫提要」還是認為：「類要大略出於原書，殊未易得。」我的討論主要利用類別目次，藉現存版本觀察隋唐之際的分類邏輯，推斷應該仍可維持一定的可信度。

40 《北堂書鈔》，〈提要〉。

41 《初學記》，〈目錄〉。

(19)

新書》，書中載錄的旅行相關動作皆未聚攏成專門類別，而是各自歸屬於帝王、后妃、官員、罪犯等不同身分的旅人其生活脈絡之中。這展現了帝王和士大夫官員以政治為主要向度的世界觀。從這樣的編輯情境以及書名選用，

不難想像：這些類書的世界，是由社會頂層向下俯瞰，以政治、統治脈絡為主要關懷組構而成，故編者們為世界製作的剖面圖自然也就由此著手。⁴²正如南宋寧宗（1195-1224 在位）慶元五年（1199），推動《太平御覽》重刊的蒲叔獻所寫：《太平御覽》是「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廢興之由、道德性命之奧」之書。⁴³這樣的形容說明書中類目安排的核心原理和概念何在，不僅適用於《太平御覽》，也是這類政治脈絡類書的寫照，且映現宋人對這一型態類書的理解。如此一來，則旅行類目何以於此間皆四下散布的緣由便隨之明朗。

下至明代，唐順之（字應德，1507-1560，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的《稗編》、章潢（字本清，1527-1608）的《圖書編》看起來也是以官場生活知識為編輯取向的類書，亦未列出與旅行活動有關的專門分類。筆者並不準備在此探討同類型類書彼此間的傳承關係，可是這類配合政治、官宦需求編成的類書，要不是幾不見人的移動痕跡，要不就將其繫於不同的場景之下。「移動」本身未曾得到獨立關注，是這幾部類書共同的特色。這種情況跨越唐到明，因此問題關鍵便不在「時代」，可能在於對該類書籍的編輯者、使用者來說，對純粹的「旅行」投注關心並非必要。旅行必須置於政治生涯的脈絡中方具意義，也才能在該位編者所理解──乃至組構的世界中覓得容身之處。⁴⁴

42 《初學記》，卷 13〈禮部〉，頁 23 上-32 下。

43 《太平御覽》，〈蒲叔獻序〉。蒲叔獻時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學事。這篇序文之後緊接著〈李廷允跋〉，文中也略述了這次重刊的始末。文末李廷允署名的頭銜為「迪功郎前閬州閬中縣尉」。

44 王正華在討論晚明日用類書時也曾談到類書本身含帶的「社會區隔」性，並留意到不同類書可能設定不同的讀者，而類書的取材內容則可能投射出讀者群的人際活動與其時的社會潮流。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 1-85。然而，何以明清時商旅進行旅程時有各式專用路程書可用，士大夫對於休閒性質的旅遊活動亦多所記述，卻不見士人官員對於宦遊實用資訊有任何需求或關注，令人心生疑竇。他們是否借用商旅路程書，目前尚不得而知。

明清商人旅行用書參見 Timothy Brook,“Summer: The Last Century,”in Brook, The con- 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臺北：南天書局，1998）,

(20)

在類書議題的學術討論中，本文討論的幾部宋代類書都不若元本《事林廣記》以降所謂的「日用類書」那麼受到矚目。甚至被認為不具備「日用」

的性質。⁴⁵既有的研究成果中，科舉考試和士人養成是宋代（南宋）類書目前被觀察的主要角度。⁴⁶而當學者企圖建立所謂「日用類書」的知識譜系時，這樣的觀察視角呈現的情況便被用以說明所謂宋代類書的「非日常性」。

然而，稍加仔細區別，其實可以看出宋代類書存在幾種不同的書寫脈絡。

《八面鋒》、《書會元截江網》、《古今源流至論》等做為科舉考試程文範本而編纂的書籍是其中一種書寫脈絡。而如《群書考索》、《玉海》雖非採範文樣式，卻彙集諸學精要；或者像《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的寫作工具書，也顯現有助於習舉業、養成社會菁英的出版目的。⁴⁷至於《新編翰苑新書》這類仕宦取向的類書，則是通過科考後因應另一階段公務生涯需要而編寫的類書。可注意的是，這幾種書寫脈絡下誕生的類書都缺乏（自成脈絡的）

旅行類叢。⁴⁸至於前文所討論的幾部編排了旅行專類的類書，其內容知識，在

pp. 173-190。明清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論述分見巫仁恕，〈晚明的旅遊活動與消費文化──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9): 87-143；〈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 (2005.12): 235-285。

45 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從《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輔仁歷史學報》16(2005.7): 85-124，可以為例，此文企圖建立《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

類書知識體系的系譜，以「日用」為判斷指標。明清日用類書的研究目前已累積一定成果，

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文化》（東京：研文出版，2004）可為代表。

46 Hilde de Weerdt,“Aspects of Song Intellectual Life: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Some Southern Encyclopedias”; Peter K. Bol,“Intellectual Culture in Wuzhou ca. 1200: Fin- ding a Place for Pan Zimu and the Complete Source for Composition”; 劉祥光，〈印刷與考試：宋代考試用參考書初探〉。

47 宋‧不著撰人，《八面鋒》（《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不著撰人，《書會元截江網》（《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論》（《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宋‧章如愚，《群書考索》（《文淵閣四庫全書》）；宋

‧王應麟，《玉海》（《文淵閣四庫全書》）。宋‧呂祖謙輯，《東萊先生分門詩律武庫》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清影宋鈔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48 也看得到例外。提名為蘇易簡（字太簡，958-997，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所著的《文選雙字類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上海圖書館藏宋淳熙八年(1181)池陽郡齋刻紹熙三年(1176)重修本，臺南：莊嚴文化，1995）被〈提要〉認為是「科舉之徒」所輯，

假托蘇易簡之名以行。〈提要〉又據陸游《老學菴筆記》宋初崇尚《文選》的說法，以為此書的編著與此有關。語出宋‧陸游著，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菴筆記》（《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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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讀者參與科舉活動的過程中，當然有所助益。不過，透過「旅行」分類位置的各方面考察，仍然可以嗅出類書之間異質的氣息。

編撰者不明的《錦繡萬花谷》，作者撰寫的書序稱自己是在「益困，

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的情況下，始於閱覽之餘，綴輯此書。這位看來蕭條落寞的作者，自己也無法肯定這樣的工作是否有益於國家、功名，

但對他而言，「雕繪萬物而吟詠性情，若取之懷袖中」，「此則不可一日缺也」。⁴⁹這位編者或許有幾分自謙，卻也表達了自身的處境及心境。這是一部由私人閱讀活動發展而成的類書，助成科舉，並非作者預設的首要著書目的─

─甚至編者開始讀書時，也未預期他的閱讀將會成就一部類書。或許正因為如此，是書的編輯緣起與作者心境都與平居生活較為親近。

另一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的作者背景稍微清晰一些。編者劉應李為宋末元初之人，咸淳十年（1274）進士，曾任建陽主簿，入元不仕，與熊禾、胡一桂講道授課於閩。⁵⁰這部《翰墨全書》的序文正是熊禾（字去非，

1247-1312，度宗咸淳十年（1274）進士）所作。文中及劉應李關注的本質在於當世「文體」、「文風」，以「變俗歸雅，返澆從厚，去浮華，尚質實」

為期許。為了達成目的，《翰墨全書》蒐編的範圍「自冠婚以至喪祭，近自人倫日用，遠而至于天地萬物」，所謂「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畢備」。⁵¹

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8，頁 100。這部書中即有「行旅門」，下攝「行旅」、「別離」、「祖餞」、「思想」、「書信」、「經過」六類。但「仕宦門」

中也有幾類與旅行關係密切，如：「從役」、「奉使」、「思鄉」。

49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文淵閣四庫全書》），〈序〉，頁 1 下-2 上。這位姓名未傳世的作者自云：「益困，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書，至于百家傳記、醫技稗官、齊諧小說、荒錄怪志，聞必求，求必覽焉。久之，浩浩如也，乃有敘。又附之以唐人及國家諸公之詩。自九華之歸編，粗成為三集，每集析為四十卷，

古今之事物，天下之可聞可見者，粲乎其有條矣。」此序作於淳熙十五年（1188）十月一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有宋刻本影印，但此本部分內容係據明刻本補，「前集」

卷 9 之前缺，所以也不見作者序文。（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50 宋‧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清‧李清馥，〈主簿劉希泌先生應李〉，《閩中理學淵源考》（《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6，頁 19 上。劉應李係屬「建陽劉氏家世學派」

（世住建陽之麻沙，號西族）。文中提及的「胡廷芳」應即胡一桂，字庭芳，1247-？，理宗景定五年（1264）領鄉薦，不第退而講學。

51 這篇序文收入熊禾，《勿軒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翰墨全書序〉，卷 1，頁 7 上-8 下。序文成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熊禾生平可參見《閩中理學淵源考》，

〈建熊勿軒先生禾學派〉，卷 37，頁 1 上-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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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寓之文者」並非只是科舉詞章，劉應李更在意的，其實是熊禾於序中強調的啟劄碑志等「平日交際應用之書」。因此著作這部類書時，劉應李預設的讀者雖然是為文之人，但他的視線是置於平日 / 日常生活這道水平線上的，特別是類書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所能承擔的任務。

何以如此？也許可以從劉應李的生命經歷尋求解釋。劉應李與熊禾都有宋遺民的色彩，他們與著名的宋遺民代表人物謝枋得（字君直，1226-1289，

理宗寶祐四年（1256）進士）亦有往來，入元後皆不仕。雖然未入仕途，卻創建書院，一同講學至少超過十二年，看得出來屬於態度較為積極的宋元之際士人。由此自然可以想見，劉應李這樣的人的確會留心、反省當世文人的寫作風尚，並且能將矯世變俗的理想，付諸實際行動。另一方面，漢族士人在元初確實被認為較缺乏仕宦發展空間。局勢這般，則士人或自願，或被動，

都必須調整生活重心；如此也容易促使士人們重新對焦所關注之點，甚至進而重組他們腦海中的世界框架。這時候的類書著作正可說是當時歷史情境的反應與反映。

這種類書編撰與現實環境的連結也具體反映在類書載錄的內容上。透過排比南宋末年到明代初期書市一再翻刻、再版的《事林廣記》、《翰墨全書》、《啟劄青錢》等類書各刻本，可以看出各本之間地理知識、禮儀典制的變化。當蒙古帝國的版圖擴及南宋疆域，類書中的地理圖、誌也隨之獲得更新，且與華北金疆域的記載整合。同時隨著與高麗、日本的交流，做為知識載體的類書和地圖皆混融衍生出更複雜的版本。⁵²宋元政權的遞嬗，確實牽動時人對知識的載錄──對世界的認識。類書的內容顯得與時俱進，呈現相當的時效性，也能夠反映當代社會的局勢、潮流。

52 宮紀子有一系列研究，比對了《事林廣記》、《翰墨全書》、《事文類聚》、《啟劄青錢》等類書相當多個流布海內外的各刻本和古地圖。宮紀子，《時代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出版，2006），第 9 章〈《混一疆理代都之》道─

─14 世紀四明地方「知」行方〉，頁 487-651；《帝生世界》（東京：日本新聞出版社，2007.6），第 3 章〈「中華」伝統新世界像〉，頁 131-216；〈叡山文庫所《事林記》本〉，《史林》91.3（2008.5），頁 1-41；〈對馬宗家舊元刊本《事林廣記》〉，《東洋史研究》67.1

（2008.6），頁 35-67。此外，亦有其他日本學者試圖循版本的時間脈絡這條線建構出《事林廣記》跨越政治遞嬗的知識演變系譜。森田憲司，〈王朝交替出版──和刻本事林記見支配下中出版〉，《奈良史》20(2002):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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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萬花谷》的成書時代（南宋孝宗，1163-1189 在位）也許尚未受到那麼重大的局勢變化牽引，但仍不宜忽視作者那種「復留意於科舉之外」的視線。類書的成書，未必皆起步即以科考的市場為設定目標。編輯的出發點往往與文人的閱讀習慣關係密切。幾部類書的作者都強調，自己嗜於讀書。

《海錄碎事》的作者葉廷珪便在自序中敘述自己多年來的閱讀習慣與《海錄碎事》成書的關係：

始予為兒童時，知嗜書。……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多，未嘗一日手釋卷帙。食以飴口，怠以為枕，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盡得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每讀文字，見可錄者，信手錄之，

未嘗有倫次。閱歲既久，所編猥蘩，檢閱非易，嘗以為病。……⁵³ 雖然飴口、為枕的描述未免過於誇張，不過看得出來讀書是整件事的開端，

讀書而錄書則是發展。札記累積到一定份量後，為了回頭閱讀之便才開始整理編目。並不是先定下架構完整的標目，再尋找相關內容填充。這麼一來，

與其議論一部類書的格局是否完善，篇幅是否整齊，那些或許失之於零落無次的類目，其實更能提醒我們，編者閱讀的目光曾落向何方，何者受到留意，

且被刻意記下。至於編者定下的類目，則又代表著統整起這些輯錄內容的是什麼樣的概念。

作者的自白或者序文的闡明，以及這些類書中旅行專類的存在及其內涵，

可以讓我們窺知，宋代類書的書寫脈絡實有其科舉技巧之外的另一面。部分類書可以溯到自「閱讀」開始邁向誕生的過程──見書→閱讀→選擇內容→

53 《海錄碎事》，〈葉廷珪序〉（紹興十九年（1149）序）。餘如潘自牧《記纂淵海》

〈序〉、元‧高恥傳《群書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京圖書館藏元至正七年明修補本，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序〉（元至正七年（1347）序）都有類似的宣稱。高恥傳的序文中提到，他的錄書「乙亥、壬午兩遭攸之厄」。乙亥、壬午分別為南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另外，有趣的一點是，儘管葉廷珪在自序提及這些抄錄的章句可為文章益助，但這番用意並非他敘述書如何成之的重點。

然而，在傅自得（字安道，1116-1183，以蔭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同一年為《海錄碎事》所作的序，卻相當強調此書對於作詩的用處。葉廷珪的每日手不釋卷，也變成「遊宦四十餘年，未嘗一日不作詩」（《海錄碎事》，〈傅自得序〉）。《閩中理學淵源考》，

〈郡守葉嗣忠先生廷珪學派〉，〈郡守葉翠巖先生廷珪〉（卷 14，頁 13 上）描述葉、傅二人交誼：「在泉中與傅自得一見如平生，會即談詩。」

萬卷書與萬里路 ──宋代類書呈現的「移動」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