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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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劉靜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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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歷史學對自身學科知識性質的認識變化出發，回顧臺灣近四十年來的歷史學研究如何將婦女納入研究對象，及其思路取徑、選題手法的轉換，又如何以性別為議題討論的基點，進而結合不同面向的歷史課題，形成今日的性別史面目。

關鍵詞﹕婦女、女性、性別、歷史學

*劉靜貞，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

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成大歷史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宋代社會史、中國婦女史、

歷史書寫與認同。著有《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北宋前期》、《不舉子：宋人的生育問題》等書。

劉教授曾任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編輯委員，早年曾協助王德毅教授編輯《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是書列為本中心叢刊目錄類第3 種。亦曾於本中心主辦「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多次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之閱讀推廣系列講座，受邀主講「當牝雞司晨—宋代女主政治的社會文化思索」，「莽漢？軍閥？還是明君？—宋太祖與他創建的第六代」等；亦擔任過本中心主辦獎助學人「寰宇漢學講座」之主持人。

有書評和文章刊登於《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等刊物。

一、前　言

英國女性小說家珍．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曾在她的小說《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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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借女主角之口，提出了她之所以覺得歷史 作品無趣的解釋，因為「歷史書裡……每一頁都是教皇與國王在爭吵，每一頁都是戰爭與瘟疫。男人都是飯桶，女人幾乎沒有一個……」。

歷史書中的男性當然不全然一無是處，歷史作品也未必因為加入了女性就會變得有趣，但若歷史敘述中少了女性，那缺少的究竟會是什麼呢？

1920 年代，陳東原（1902-1978）的《中國婦女生活史》出版了，他說：

「我這本書不是要稱誦什麼聖母、賢母，也不想推尊什麼女皇帝、女豪傑給女性出氣，因為這一班人與大多數的婦女生活沒有什麼關係。我只想指示出來男尊女卑的觀念是怎樣的施演，女性之摧殘是怎樣的增甚，還壓在現在女性之脊背上的是怎樣的歷史遺蛻！」這樣一本明白宣稱女性受壓迫史，當然是很難有趣得起來。因為對陳東原來說，他是要「燃著明犀，照在這一塊大石上，請大家看明白這三千年的歷史，究竟是怎樣一個妖魔古怪，然後便知道新生活的趨向了。」¹

陳東原的寫作有其時代意義，基本上這是植基於當時中國人期望藉解放女性以求富國強種的思考邏輯，故所欲傳遞的，是一種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相對於此，1995 年高彥頤出版了《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她在〈緒論〉中檢討了陳東原的五四史觀，並試圖以「理想化理 念、生活實踐、女性視角」的三重動態，取代五四父權壓迫的二分模式。於是在她筆下，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們雖然在法律和社會習俗的管束下，以家庭為生活中心，卻為自己開闢了自由活動的場所，例如詩社。²

這種書寫意圖的變化或是更革背後，其實與彼時婦女運動的策略或是女性主義的思潮取向相牽連。無可否認，在歷史中尋索女性身影的研究討論，

確實曾隨著婦女運動的發展而改變其議題取徑，陳東原強調女性的受難是一

1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翻印（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6/28 年版），頁 18-20。

2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頁 1-26。又，衣若蘭從史學史的角度，考察《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的學術背景，論述五四男性文人自居啟蒙者，強調女性群體過去痛苦的「婦女史觀」。見〈陳東原

《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4 (2019.1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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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高彥頤尋找女性能動性又是一種。他∕她們的論述基石都是有本有據的

「歷史事實」，但所傳遞的或是所想傳遞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象。

「事實」曾經在歷史研究中佔據最根本的位置，歷史學者們不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還相信努力尋找到的史料，可以完完全全地還原事實，因為史料中的「事實」會自己說話。

但早在廿世紀初，義大利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就曾宣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歷史是用現在的眼光，依照現在的問題，來觀察過去。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也接著聲稱：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因為歷史學者所研究的過去，乃是在某種意義下還存活於現在想法中的過去，而歷史學者所能理解的，只是那潛存於「過去」背後的思想。這樣的論說，從根本挑戰了近代以來相信自己正在說明事實真相的歷史研究者們，他們在文獻資料中找到的「事實」以及據此「客觀」陳述的歷史真相，從根本受到了質疑。

雖然卡耳（E. H. Carr, 1892-1982）在他擔任英國三一學院歷史學講座時，提出了「歷史事實」的概念，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並視「歷史」為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之間無終止的對話。³但歷史研究原本據以為基石的所謂「客觀事實」畢竟已被撼動。而在後現代思潮或所謂後現代主義不斷地衝擊下，尋找「真實的歷史」、確認「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幾乎已成為研究者不可能的任務。語言學者、哲學家甚至於歷史學者自己皆紛紛論證：「過去」逝去後，是否可能重現或復原？人們所能找到的，是不是只有關於過去的敘述，而看似擁有脈絡和結構的「歷史」，其實終究只是片段且片面的，是被闡釋和編織過的？

不過，也正因為「歷史」是被選擇、被書寫的，「歷史」可以被探討、被敘述的面向便也從過往以政治、外交為主流的課題中解放。以往在歷史書寫中被忽視，在所謂「宏大敘事」中被淹沒的人群或個體，紛紛在不同立場、

不同視角、不同關懷的歷史研究者筆下出現，有了自己的「歷史」。雖然道阻且長，無論是資料、還是方法都有著重重難關待突破，但日常生活、底層人物、突發事件等微觀和細節的歷史皆一一登場，並且因為歷史學科知識論的

3　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公司，1968），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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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革，在學術研究上取得認可。女性與性別的議題即是其一。

二、女人進入歷史

翻開史籍，傳統中國的歷史書寫中其實不能說沒有女性，司馬遷的《史記》中雖然沒有〈列女傳〉，但並非沒有女性，清儒章學誠（1738-1801）就指出：

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敘於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磊落相望。⁴

他的意思是，司馬遷既是在皇帝一人專制的「本紀」之下，用「列傳」概括盡編戶齊民制度中的各色人物；在以人繫事的原則下，特殊的個別人物固然獨立為傳，至於氣味相投，境遇相同，心思相通的人們則或立合傳，或成類傳。在這樣的人物分類概念中，女性原本就可各因其特色，而各託於其類，

既非一類可容，自不必單設一類。

第一個在紀傳體正史中設立「列女傳」的是《後漢書》的作者范曄

（398-445）。他在〈列女傳序〉中表示，「《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所以他便「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但「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嫕、李姬各附家傳。」⁵

從表面看起來，列女立傳，是保障了女性在歷史記錄中確有一席之地；

但細讀傳中女性，范曄所謂「掇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並不是無所認定的「才行」「高秀」。所謂「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

已經提示：其所望標舉的，乃是古代父系父權社會秩序中，女性當「居內．

從人」且應有所「助」的表現。至於與「高士弘清淳之風」相對應的「貞女亮明白之節」，則表明了「貞女」之得以與「高士」一起進入史家筆下，乃是因為她∕他們都能恪守在群體社會中被標舉的某種高標行為準則。於是自此

4　章學誠，《文史通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1968）卷 7，〈外篇二．

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冊三，頁71-72。

5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84〈列女傳〉，頁 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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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傳統中國史學作品中所記述的女性，基本上就是「賢婦」與「貞女」

這兩大類：前者重在平居時刻，能夠守內助夫循行正道，興家守業；後者則是在遭逢事端之際，能捨棄性命保全貞節、維護義理。⁶只是，兩者在後來所謂正史的〈列女傳〉中並非平衡出現。史書作者們雖然也知道：「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與其得烈女，不如得賢女」，⁷但「烈女」人數比依然不斷增加。章學誠因此批評說：「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以致「專書節烈一門」。他質疑：若女子專書節烈一門，

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⁸

傳統史學記述刻意留下的女性身影，既是經過記述者依照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篩選而有的產品，自然未含括「社會現實」中各種女性的真實面目。相對於此，記述者固然有他們的寫作期待，後世讀者卻又因著自身所屬時代文化的思考變化，從這些刻意書寫的故事中，讀出他們認為合「理」的另一種女性生活樣貌。那些在既有史傳中，原本被宣揚為道德楷模的貞節烈女們，

便在前舉陳東原的筆下成了因男尊女卑而備受摧殘的受難者。而這種為女性曾經被安排的社會位置鳴不平的討論方式，在上個世紀前半葉曾經是試圖將女性置入歷史討論時的基本概念。

1979、1981 年相繼出版的兩本中國婦女史論文選集的內容，便反映了這樣的研究取向。《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的編者李又寧、張玉法在〈序〉言中說明十五篇選文的研究取向，稱其中明代與明代以前者六篇「偏重於婚制及婦

6　劉靜貞，〈列女傳書寫傳統的成立與遞變—女性傳記書寫對證〉，「第三屆南開中古社會史工作坊：中古中國的女性與社會」（2019.9.21-22）會議論文。此處未以劉向《列女傳》為討論標的，主要是因為劉向書寫雖以傳名篇，實則經傳的意義遠大於史傳。其中的故事雖然來自現實歷史的遺跡，但經過劉向之筆，所勾勒的，乃是他對歷史發展的期待。所講述的並不是女性生活真實的直接呈現，而是在他改編下，為實現其教化理想所製作的歷史性教材，至於其所欲宣揚的，即是「居內．從人」的性別倫理原則。唯范曄記述的女性人物行止，基本上並未超脫劉向《列女傳》除「孽嬖」之外的六種分類，即

「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

7　《遼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卷 170〈列女傳〉，頁 1471。詳細論說見劉靜貞，〈性別與文本：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

2009），頁 245-250。

8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 7，〈外篇二．永清縣志列女列傳序例〉，冊三，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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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社會地位」，至於清代與民國者九篇則著眼於「婦女解放運動」，以及婦女「在就學、就業、參政、從事社會運動等方面的表現」。至於早兩年由鮑家麟主編出版的《中國婦女史論集》，雖然主編者希望所選二十篇論文能涵蓋

「中國婦女生活有密切關係的諸多問題」，但無論是從女主論母權之高低，抑或是討論女子再嫁問題之變化、女嬰殺害之習俗、女革命志士的活動，研究者們試圖探問的，亦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在男尊女卑規範下，其地位究竟是高是低，近代婦女解放運動又是如何展開。⁹

在這兩本論文集出版之前，李又寧與張玉法已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搜集整理出版了《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兩冊。鮑家麟則於1975- 1976 年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首度開設「中國婦女史」課程。前者雖自承曾接觸歐美女權運動與婦女史研究的相關訊息，但自認收集史料是史學工作的基礎，編選史料「是為歷史，而非為婦女」。¹⁰而後者則是在系中有反對聲浪，

認為是旁門左道的情況下，因獲得哈佛燕京學社支援的經費，始成為臺灣在大學講授「中國婦女史」的第一人。¹¹

「婦女史」論文集的編選與大學課程的開始，一方面顯示了臺灣歷史學界對於婦女史研究的「漸趨重視」，¹²另一方面亦讓我們看見，婦女要踏入歷史，成為歷史學的研究議題，尚有種種質疑待面對、待突破。而其時受到質疑的新興研究課題亦不只有婦女史，今日已成顯學的科學史、新文化史，乃至大眾常民史，彼時都方興未艾，也都曾為了要論證自身的學術意義而努力過。而這並不是臺灣史學界獨自面對的問題，在此之前，歐、美等世界各地

9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鮑家麟編，

《中國婦女史論集》（新北：稻鄉出版社，1988 再版）原於 1979 年由牧童出版社印行，

1988 年因牧童結束，改由稻鄉出版社再版。

10　「是為歷史」一語出自李又寧為《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第一輯（臺北：聯經，

1980）所寫序言。收集史料是史學工作的基礎，既然有一筆女權運動的資料，自然應當整理出來，則是《近代中國女權運動史料》（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另一位編者張玉法的說詞。見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的「中國婦女史研究」

(1945-1995)〉，《新史學》7.2 (1996.6): 140-141；〈傑出女性、性別與歷史研究〉，收入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下）（臺北：心理出版社，1999），頁 12-13。

11　鮑家麟，〈臺大歷史系的歲月〉、〈《走出閨閣：中國婦女史研究》前言〉，二文收入《從詩經到費加洛婚禮：東西文化漫談》（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21），頁 49、97。

12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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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學界也都曾經歷過同樣的爭議與掙扎。¹³

唯於此同時，1980 年代也正是臺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熱烈發展的時刻，各種新思潮包括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都在此時被引入，各種相關活動亦紛紛展開。¹⁴例如，臺灣的第一本婦運雜誌《婦女新知》於1982 年創社發刊，學院中的第一個婦女研究單位「臺大婦女研究室」則於1985 年在「臺灣大學人口中心」下成立，並出版《婦女研究通訊》。1993 年，第一個跨校串連，結合學術與婦運的女性學者組織「臺灣女性學學會」成立。¹⁵不過，相較於社會現實感受力強的社會學科，歷史學門受到的衝擊似乎需要更多的時間醞釀發酵。

1988 年，李又寧、張玉法編選出版了《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鮑家麟則於1991 年編成《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與第二輯相隔幾近十年，之後也未再出第三輯。至於《中國婦女史論集》

第一集的二十篇論文雖然約有一半選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續集則除了兩篇外，都是寫於出版前十年中，而且與李又寧、張玉法的《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所收論文，全無重複。之後，《中國婦女史論集》大概每兩、三年便出版一集。2011 年交由時任《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主編的游鑑明接手第九集後，仍然維持這樣的出版速度。直到2017 年第 12 集出版後，才暫時停

13　 2001 年倫敦的歷史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為紀念 E. H. Carr 所著《歷史論集》一書出版四十週年而召開學術會議，檢視了歷史新舊學門的變化樣貌，之後以

“What is History Now?” 為題結集成書，其中的敘述正可見到歷史研究者的努力與掙扎。

編者David Cannadine 並在序言中提到：「在今天許多人看來，近二十年最重要的發展，

卻是婦女史與性別史的崛起。」見David Cannadine 編，梁永安譯，《今日，何謂歷史？》

（新北：立緒文化，2008），頁 16；成令方，〈女性主義歷史的挑戰：概念和理論 — 二十年來英美女性歷史學者關注的議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 (1993.6): 217-219；

早川紀代，〈日本女性史研究の動向〉，《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 (1995.8): 249-257。至於臺灣歷史學界在上世紀八Ｏ、九Ｏ年代的變化，則可見王晴佳，〈解構與重建—近二十年來臺灣歷史意識變化的主要趨勢〉，《漢學研究通訊》25.4 (2006.11): 13-32。

14　顧燕翎，〈從移植到生根：婦女研究在臺灣（1985-1995）〉，《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4 (1996.8): 241-268。

15　見張小虹，〈女人鬥陣快樂行〉，《歷史月刊》188 (2003.9)，「女學會十年與臺灣婦女運動」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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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了下來。

經過選編的論文集，當然無法顯示歷史學門婦女史研究的全面情狀，但在四十年間持續地且可以說是密集的出版，倒也顯示了婦女史學者為求學科發展的努力，同時也可一窺研究取向的變化。

這12 本論文集共收錄 136 篇論文，¹⁶共計96 位作者，收錄三篇以上的作者有鮑家麟（12 篇，其中 2 篇與人合作，1 篇為第 6 集〈代序〉，見第 1、2、3、5、6、7、8 集）、劉詠聰（7 篇－香港，見第 3、4、5、6、8、

12 集）、劉靜貞（5 篇，見第 2、5、6、8、11 集）、林維紅（4 篇，1 篇為譯者，見第1、3、6 集）、梁惠錦（3 篇，見第 2、5、6 集）、游鑑明（3 篇，見第5、7、10 集）、李貞德（3 篇，見第 5、6、8 集）、牛志平（3 篇－大陸，

見第2、3、4 集），兩篇者則有董家遵、高邁、李又寧、陶晉生、劉增貴、黃嫣梨（香港）、李明仁、蔡幸娟、王鴻泰、李建民、鄭雅如、呂慧慈（美國、

第二作者）。¹⁷表面看起來，將近半數的論文，出自約五分之一的作者。不過，若注意到時序變化，則後二十年間年輕作者激增的新舊交替現象，更可見婦女史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實況。

婦女史相關論文的集結與出版，一開始是為了婦女史課程搜求教材。為求打開學子的視野，收錄的原則並不限於臺灣學者的作品，亦不限在臺灣出版者。故論文作者群含括香港、大陸、美國、澳洲、日本各地，事實上，主編李又寧、鮑家麟皆僑居美國。¹⁸

概觀這136 篇論文的研究主題，婦女所處社會位置與平權攸關的婦女解放課題當為焦點主軸；然隨著時間的推進，相對於之前單純地辨別論說女性

「地位高低」的討論，後來的論述取向更著重於女性在政治、社會、經濟等

16　其中鄭培凱，〈天地正義僅見於婦女：明清的情色意識與貞淫問題〉一文，因第 3 集排版校對失誤，刊載不全，於第4 集續完，未重複計算。另鮑家麟，〈美國及台灣的中國婦女史研究〉一文雖為第6 集〈代序〉亦計入。

17　此處數字，因為每集或收錄同一作者兩篇以上的作品，故篇數與所收集數有落差。

18　王晴佳認為李又寧、鮑家麟皆有留學、任教美國的背景。故臺灣的婦女史研究，有一種

「移植」西方學術、文化的傾向。再加上李又寧「是為歷史，而非為婦女」的基本態度，

故臺灣的婦女史研究，起初並沒有多少質疑現有歷史論述架構的意圖。見〈解構與重建—近二十年來臺灣歷史意識變化的主要趨勢〉，《漢學研究通訊》25.4 (2006.11): 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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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活動中被擺放的位置，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表現。女德（尤其是貞節）、婚姻、母職仍然是探問女性歷史時最常切入的課題。追求平權的各類婦運課題乃至女子教育、職業婦女，或是論說女性成就如女主、才女事跡，也依然受到關注。

而隨著歷史學科自身研究課題的向社會底層、私領域發展，各類女性群體的各種生活面向乃至其身處的不同社會位置，以及與外在社會的互動關係，都開始受到注意，其中尤以女性在醫療、宗教活動中的足跡與身分位置為關注對象。（第8 集〈編著者序〉）對比於一直以來所注意的課題，如女性曾受壓迫的事實證成、尋找被遺忘的非凡女性、探討婦女運動前輩貢獻等論述主線，研究者的視角已挪移至婦女自身在所設定位置上的能動性與所用資料的敘事策略。也因此，除了具體的社會活動參與，女性的情愛關係也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女性人物的述說方式也被重新觀察，不同群體的婦女觀或是個別女性人物的形象史變化，皆被重讀、解構。

這樣的發展自非一蹴可幾，女權運動理論的引入與關心議題的轉變固然是重要的推動力量，¹⁹歷史研究的目光能自傳統史學留存的史料拉開，亦是議題得以開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從所選論文的討論方向看，醫書方藥、刑律檔案、墓誌碑銘、宗教典籍、報紙雜誌、筆記小說、笑話集等資料皆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且論文集中尚有專篇是以討論新史料的利用為其議題，如劉詠聰的〈《奩史》初探〉討論類書中女性史料的輯錄（第5 集），鄧小南則從

「出土材料」提供唐宋女性研究的新議題方向（第9 集）。而從研究成果看，

文學作品的引用，更值得注意。女性自身的詩文作品，或是各種詩文作品中的女性刻畫，都成為研究女性的重要史料。這固然與文學研究取向從作品轉向作者的變化有關，但也是因為研究者們力圖突破原使用資料的限制。因此論文集中既收錄了如孫康宜、蕭虹、華瑋、胡曉真、劉苑如、江寶釵、黃慶聲、徐志平、李豔梅等文學研究者的作品，也有歷史研究者如陳弱水、王鴻泰、劉靜貞取用小說、詩文，藉以論說女性的時代意象，並以此辨析婦女的現實生活境況。

19　成令方，〈女性主義歷史的挑戰：概念和理論—二十年來英美女性歷史學者關注的議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 (1993.6): 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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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集之所以能不斷選編出版，端賴有新論文不斷產出。在現今學術體制下，期刊與會議是論文發表的兩個主要的園地。自七十年代始，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學術界也因為經費的日漸充裕而得到支持發展。²⁰以歷史學門而言，除了《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大陸雜誌》（2002 年停刊）、《臺大文史哲學報》，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原有的發表園地，各大學歷史學系的學報紛紛在此前後相繼創刊，還有《國史館館刊》的復刊（1987），都提供了新的發表的空間。²¹ 1988 年《食貨月刊》雖然因為創辦人陶希聖先生去世而停刊，以原編者、作者為主的青壯年史學工作者則於1991 年共同籌組創設了《新史學》。²²此外，亦有文史哲綜合性的《漢學研究》於1983 年 6 月創刊。而與婦女史研究最直接相關的期刊則為1993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這是該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大型計畫設定的活動之一。²³

且看一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一期的〈發刊詞〉，其中說到：「婦女史是婦女學的一部分」，「婦女史研究是婦女學研究的基礎」，故「決定從十七到二十世紀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做起」，除了要促成學者間的學術交流，要推動資料目錄的編印和史料的蒐集外，更要定期出版刊物，以求彰顯

「婦女在歷史中的角色」。〈發刊詞〉一方面回顧了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論的變化：「從過去述說婦女被壓抑的歷史，到『革命』、『解放』等婦女運動功績表揚，到晚近理論上強調婦女自身的獨立意識、文化和兩性關係歷史（gender history），內容上由個別到群體，概念及方法上應用科際整合，注意比較研

20　如 1981 年中央圖書館（現易名為國家圖書館）成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7 年更名為「漢學研究中心」，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則成立於1989 年。

21　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創刊於 1973 年，《臺大歷史學報》1974 年（原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96 年更為今名）；《成大歷史學報》1974 年；《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83 年。

22　《新史學》在 1996 年出版了一個「女性史專號」（第 7 卷第 4 期）。

23　該計畫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自 1992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為期九年。

1998 年 2 月並以跨所跨院的方式成立「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以吸取新知、促進學科間學術交流。http://www.mh.sinica.edu.tw/PGStudyGroup_Page.aspx?studyGroupID=1&stud yGroupPageID=130。而在此之前，「臺大婦女研究室」於 1990 年發行了《婦女與兩性學刊》，並於2002 年改名為《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然其中主要是社會科學的論文，歷史學者投稿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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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運用口述歷史等」；一方面列舉出與婦女有關的各項議題，如：「婦女自身權利的追求，婦女與家庭、婦女與性、婦女與勞動、婦女與教育、婦女與戰爭、婦女與國家等」。希望「歷史學者能拋開意識形態的局限」，「修正以男性為中心的立場」，「把婦女各項問題，作深入的歷史分析」。因此，這份刊物的內容設定，除了專題論文，還有研究概況介紹、研究方法討論及書評，並且還特別聲明：「介紹西方發展中的婦女史理論和研究成果，不意味著全面取法或模仿」，而是希望「得到啟發，引起討論反省和辯難。」

這篇〈發刊詞〉基本上綜結了廿世紀至九○年代前的婦女史發展變化，

尤其是方法與理論的更革。而其將婦女史研究放入所謂「婦女學」的脈絡中，又在列舉與婦女有關的可研究問題時，以「等」字結尾，不啻是說只要與女性相牽連者，皆應為婦女史所當關心的課題。至於其所期待能重新反省婦女活動歷史真相的所謂「新視角」，約而言之，即是當時歐美學界已頗為關注的「性別」（gender）概念。而這種以理論與資料相對話的方法論調整，也正是其時臺灣歷史學門面對後現代思潮衝擊，想要也必須要克服的重大挑戰之一。亦即在「史料」中尋找歷史真相時，該如何「閱讀」史料，應否自帶視角，又如何自帶視角，才能辨識出史料作者的立場，越過其價值觀，進而得以從這些被「污染」的史料中，探問出歷史上曾經的真實。

三、性別作為方法

1986 年，美國女性主義歷史學者 Joan W. Scott 在《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發表了她的名作：〈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歷 史分析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在她之前，

女性主義者於八○年代初即已借用gender 一詞論述男女之別，推證除了生物身體的性（body/sex）是天生自然的，其他任何特質都是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建構出來的。但Scott 將 gender 這個概念理論化，轉換為分析的工具。

她主張「性別」是構成社會關係的一個要素，這種關係源起於人們對男女兩性差異的認知；同時，「社會性別」也是一種表現權力關係的基本方式。正由於性別差異一直都被利用來解釋各種無關男女的社會現象與社會關係，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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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沒有女人形影的歷史現場，也是可以分析其間的性別權力關係。²⁴

這個如今在歷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與階級、族群同樣重要的「性別」，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創刊第一期「學術討論」專欄中出現時，因為當時現成的中文習用字詞中，「不論『兩性』或

『性別』都只有數目或區別的效果。『性別角色』則強調男女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有社會意義，但沒有分析意義。」作者成令方介紹給臺灣學界時，「只好採用英文原文」，寫作gender。²⁵

其實，成令方的煩惱也正是彼時紛紛成立的女性研究單位與刊物掛牌命名時的煩惱。就如學院中的第一個婦女研究單位「臺大婦女研究室」，一開始附設在臺灣大學人口中心之下，1999 年人口中心改名為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便轉成為其下的「婦女與性別研究組」。而設立之初所發行的《婦女研究通訊》，先是於1994 年第 33 期更名為《婦女與兩性研究》，2001 年第 61 期再更名為《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2003 年第 66 期又再更名為《婦研縱橫》。而1995 年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成大、中央相繼設立的三個研究

24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 1053-1075. 中國大陸有劉夢譯文，〈社會性別：一個有用的 歷史分析範疇〉，收入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 151-175。透過這篇譯文，gender 以「社會性別」一詞的中譯登陸。

25　成令方，〈女性主義歷史的挑戰：概念和理論—二十年來英美女性歷史學者關注的議題〉，頁218，註 3。附帶一提，究竟是婦女史還是女性史也有爭議。因為名稱的選擇，

其實隱含了研究議題與方法論的思考。主張使用「女性」一詞的學者認為，「婦女」一詞出於「婚姻是女人的全部」這樣的概念，乃是以婚姻把女人一分為二，所以「婦女」意指女人在家庭親屬關係中的位置。「婦」在家時為「女」（男人的女人，父親的女兒），女人結婚後則稱為「婦人」。但女人真實的社會位置不一定只在家庭親屬關係中，她可以有

「性」（sex, sexuality）和「性質」（femininity）。在這樣的考量下，具有性別概念的婦女研究，自然應該放棄「婦女」的稱謂，才能將女人完整地表現出來。否則縱使將婦女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題，也只是既有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對象或主題的延伸，無所謂女性的歷史。參見成令方，〈女性主義歷史的挑戰：概念和理論—二十年來英美女性歷史學者關注的議題〉，頁217，篇名註釋；牟正蘊，〈解構「婦女」：舊詞新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 (1998.8): 119-139; Tani E. Barlow 白露,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ü: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 Christina K. Gilmartin et a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3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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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則分別名為「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婦女與兩性研究室」（2000 年更名為

「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性∕別研究室」。有「性別」、有「兩性」，也有

「性∕別」。

當時，學者間對於gender 作為女性研究的方法也各有考慮。《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二期（1994）「學術討論」專欄刊登了李貞德、胡曉真的兩篇評介文字，一篇討論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一篇評介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的研究成果。前者在結論處以「從性別研究回歸婦女研究」為題，

指出走向性別研究後似乎出現了「婦女在哪裡」的問題，擔心研究者會因此而疏忽了婦女的真實處境和困苦。而後者則以「婦女∕性別」的斜線並連方式表現二者之間一而二、二而一的緊密連結。²⁶

李貞德的擔心，來自美國歷史學界曾有的婦女史與性別史路線之爭，她所引證的正是Judith Bennett 的研究經驗。對於美國的婦女史研究者而言，性別史所要探究的乃是各種知識論述如何與權力運作互動而形塑了人們對於性與性別差異的認識，又是如何建構起主流的社會規範，並形成社會秩序。這使得性別史關心並著重的，是語言與文本的分析，不但會忽略了女性經驗，

最後還可能連「女人」也變成社會文化概念的產物而被解構了。這樣一來，

不但會削弱了女人好不容易爭到的在歷史上露面的機會，更無益於婦女運動期望的制度與結構性的改革。²⁷

不過，兩年以後，李貞德在檢視臺灣的中國婦女史研究如何「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時，已經認可「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審思傳統史學及其所研究的社會」，足以讓「婦女史研究有開創獨立領域的可能」。「性別倘若成為如階級、種族一般的分析角度，當可使婦女史研究更具有與現實對話的能力。」²⁸ 之後，她與梁其姿參與《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出版計畫，負責選編的論文集雖仍以《婦女與社會》命名，但所選論文內容已不乏受「性別意識的

26　李貞德，〈中國宗教史研究中的女性問題〉；胡曉真，〈最近西方漢學界婦女文學史研究之評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 (1994.6): 251-270；271-289。

27　美國學界的論爭概況，見俞彥娟，〈從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爭議談美國婦女史研究之發展〉，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 (2001.8): 207-234。

28　李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臺灣地區的「中國婦女史研究」 (1945-1995)〉，《新史學》7.2 (1996.6):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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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而有新發現者。²⁹她在2008、2009 年主編出版的《性別、身體與醫療》、《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則直接揭舉「性別」為名目。「性別」一詞從原來的自然生理，約定俗成地被賦予了社會意義，也具有Scott 所倡議的分析意義。然而誠如李貞德在為《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所寫的導言

〈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中所指陳，從婦女到兩性再到性別，這些名稱或標題雖出現「遣詞用字的斟酌與轉變」，「表現了對課題性質的反思」，但在史學界，「性別一詞，既沒有引起類似美國歷史學界般的爭議，也沒有經過如中國大陸婦女史學者的正式翻譯引介」，「就在單位、刊物和文章標題的異動中，

悄然進入了……」。³⁰

《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慶祝成立八十週年而作的十冊專史論集之一。³¹該書收錄了十篇論文，其中七篇在標題上明白以「性別」為題，即使未標舉「性別」者亦涉及父系家族內外的各種兩性關係。其中五篇著重探討可供婦女史與性別史研究的史料，如：商周青銅器與隨葬品、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唐宋墓室壁畫、墓誌銘和敦煌吐魯番文書，還有明清司法檔案、現代口述訪問紀錄等，尤其是這些材料在兩性互動的面向，以及在性別史研究上的意義。另外五篇則就歷史書寫、文學史、

佛教史、家庭史，以及財產權等，申論婦女在其中的處境與地位，以及納入性別角度的分析後，該領域的演變與特色。而且這十篇論文基本上照顧到了

29　李貞德、梁其姿，〈導言〉，見氏編，《婦女與社會》，收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第 9 冊，頁 1-10。200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在臺北南港舉行，歷史組下已設有「性別史」分組。

該組論文後與「生命醫療史」分組論文合編為《性別與醫療—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黃克武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30　李貞德，〈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收入李貞德主編，《中國史新論．性別史分冊》（臺北：聯經，2009），頁 5-7；其間不時斟酌變動的還有課程的名稱，1996-2006 年間，李貞德、游鑑明和我三人曾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先後合開「中國歷史上的兩性與社會」、

「中國婦女史專題研究」、「性別與中國史」。這三個課名其實是同一門課程，其中「中國婦女史」的名稱雖然使用最久，但每次開課前還是會對所用課名與課程內容有所商議與猶疑，而這也正反映了這段時期歷史研究與性別理論的磨合與激盪。

31　這十冊分別是《古代文明的形成》、《基層社會》、《生活與文化》、《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轉折》、《美術與考古》、《法律史》、《醫療史》、《宗教史》、《性別史》、《科技與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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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的斷代分布。

這套專史論集讓人不禁聯想到1982 年同為聯經出版，綜論其時中國史各領域最新研究的《中國文化新論》十三冊中，只有兩篇論及傳統婦女，一篇概述中國傳統女性在「正位於內」的概念下，於中國父系家族內的各種生活面貌，另一篇則是在婚俗史的脈絡中談及女性的處境。³²

從單篇到成冊，婦女而性別，二十多年下來，這不僅只是名稱的變化，

也是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調整。這固然與女性主義思潮的衝擊有關，卻也與歷史學對於自身知識性質的認知變化相呼應。從婦女成為歷史研究的課題到性別作為歷史分析的一個範疇，並不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更不是只有單線的進程，這既關係到研究者對於婦女史研究目的當如何設定的反省，更源於研究者對於既有歷史知識體系性質多方面的反思。

婦女史的研究自一開始就是想要將女人納入歷史敘述之中，成為可探討、值得探討的人群活動主體之一。這是因為女性在歷史書寫中的缺席，

乃是源自現實社會中女性被劃為不重要的第二性，故婦女史的研究自始就與現實中的婦女運動密切結合。而這樣的期許，又是因為其時的歷史學乃是以

「客觀存真」為其所生產知識的首要意義；故婦女史的研究者為求在歷史學中存身，就必須先證明女人也曾在歷史上有一定的貢獻。而且不是只有太后女主、才女名媛等少數名女人才有這樣的重要性，必須要是女性這個群體本身就具有被書寫的價值。於是，婦女地位的高低、婦女的受壓迫也就自然成為婦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因為唯有釐清了婦女被壓迫、被歧視的歷史「真相」，證明了女性在歷史中確有貢獻的歷史「事實」，在歷史中加入女性才有其正當性。

「將女人還給歷史，將歷史還給女人」，是西方的婦女史研究者曾經的籲請。³³其實，不只是女性要求加入歷史，黑人、原住民等族群、底層民眾等原

32　徐秉愉，〈正位於內—傳統社會的婦女〉，收入杜正勝主編，《吾土與吾民—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臺北：聯經，1982），頁 141-188；劉增貴，〈琴瑟和鳴—歷代的婚禮〉，收入藍吉富、劉增貴主編，《敬天與親人—中國文化新論．宗教禮俗篇》（臺北：

聯經，1982），頁 711-742。

33　 Joan Kelly,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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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歷史的人也幾乎同時提出這樣的訴求。³⁴可是，正是這種彌縫補闕式的加入歷史，讓很多人質疑，原本只認可一種真相，只談重要大事的歷史敘述，究竟當以何為重，什麼人才有資格入史；同時，也曾讓社會擔心，歷史教科書會不會因為各種各樣群體的要求加入而變得越來越厚。

關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入史的問題，即使在現代講求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社會中，仍非不證自明，理所當然地容許所有人入史。事實上，在追求民主，追求平等的歷史過程中，民主本來就是一步步走來，曾經只有男性，只有白人，甚至只有坐擁一定資產的人才有資格享有參政的權利。而後，為什麼女性不能擁有投票權的問題轉化成「女性何以無法入史」了。

為什麼「我∕女」不能出現在「你∕男」的歷史中？要回應這個問題，

以史為鑒的傳統做法，在此是很難發揮作用的。因為在歷史上雖有「列女」

入史的事實，³⁵卻只是循著家國父權的思路下筆，並不存在「女性入史」的正當性。所以，若不好好檢視既有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原則，僅只是努力勾勒各種女性的日常生活樣貌，或是強調女性的能動性，即使能讓女性從中得到自信，卻很難說服社會接受。另一方面，既然父系父權的男性中心立場干擾、扭曲了歷史真實的敘事呈現，需要被批判被質疑；那麼強調從女性意識出發，加入女性的視角，恐怕也難保能因此而得見真相，或是因此而造成另一種干擾。而這時，「性別」的確可以成為「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範疇」。正是因為在過往社會中曾經有過「性別」這樣一種分類人群的方式，才在那樣的權力結構關係中營造出一種社會文化，構成了女性勿庸入史的現象。換言之，若能論證出歷史上性別文化的由來及其不正當性，才能說明今日女性入史並非不正當。

林維紅曾在2001 年的「婦女史與性別研究」學術座談會中指出：「婦女史當然要有性別的概念，否則充其量只要有談到婦女的就是婦女史，是沒有

Histor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976): 809-823.

34　艾立克．沃爾夫（Eric J.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臺北：麥田，2013）曾就人們如何擁有歷史，被認為沒有歷史 的人們何以未進入歷史展開討論。

35　衣若蘭從史學史的角度考察《明史．列女傳》，檢視明清時期女性史的樣貌。她所著重的是歷史記述及其再現（representation）。見《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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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³⁶到此，「性別」對於婦女史研究的意義，似乎是得到了非常正面的肯定。雖然這又讓一些與婦女有關的研究陷入另一種定位的疑惑。因為若真是如此，那些由社會史關懷切入婦女議題的成果，還能被歸類為「婦女史」

或「性別史」嗎？³⁷儘管如此，婦女史與性別史的關係確已大為緩解，不同的名稱顯示了二者的關心確有偏重，但二者其實是可以並容的。以「性別」

為分析工具，讓研究者得以從根本檢視過往的歷史知識，究竟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性別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下產出。而唯有破解了這最根本的性別盲，

「她的歷史」才能從複雜又牢固的社會權力結構關係中解綁而進入視野。女性原本就多樣的生活經驗也才有機會被提上有效且落實的研究日程。

前面說到，西方要求加入歷史的，除了女性，還有黑人等族群和底層民眾，其實這三類人群，正是人類歷史上，因族群、階級和性別三大分類概念而曾被「歷史」排除在外的人。唯女性即使以「性別」為分析工具，取得了加入歷史的正當性，要想能順利地寫入歷史，還需要解決一些歷史研究與書寫方面的難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史料的欠缺；而且少有她們自身直接書寫的史料。

但這其實不是女性史或性別史所要獨自面對的問題，因為上述三大分類概念所造成的歷史上的域外之人，在準備加入歷史之時，都面臨了同樣的問題：要從哪裡尋找自己的過去？正史史籍以外謠言性質極濃的稗官野史、文學藝術中筆墨或重或輕的形象描說，能夠做為探究過往歷史真相的憑據嗎？

不過，無論後現代史學家如何論證歷史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³⁸「歷史」終究是經由「資料」與「過去」相接軌。只是這些

「資料」已被發現是一種語言，一種敘事。所幸，經過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的各種論證，歷史研究者們已不得不承認，我們確實無法還原「過去」，只能閱讀「歷史」。因為曾經真實發生的過去，在各種人群分類概念的誘引下，

36　任育德，〈橫看成嶺側成峰：「婦女史與性別研究」學術座談會記錄〉，《近代中國》144 (2001.8): 153。

37　林麗月，〈從性別發現傳統：明代婦女史研究的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 (2005.12): 15。

38　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逖與懷特》（臺北：麥田，2000），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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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書寫時多少都摻入了書寫者的主觀意識，這可能緣於個人的偏見，更可能來自時代的社會文化。既然連號稱正史的典籍都被一一揭示其意識型態並撰寫意圖，研究者也就不需要因為無法覓得如實呈現女性「過去」的資料，就放棄婦女史或性別史的研究，因為所有的資料，都是待解讀的「文本」。

於是，研究者一方面將觸角伸向所有尚遺留的文字、圖像、物品，也在身邊撿拾各種仍存在的記憶，儘量尋訪當事人，以口述歷史的方式生產資料。³⁹同時也不斷地反思要如何反省、分析、理解，才能掌握資料書寫者∕製作者∕留存者對於過去的認知取徑，進而透過再一次的反省、分析、理解，

從這些被生產的資料中解讀出書寫者對於過去的詮釋方式。當然，對於婦女史或性別史研究者而言，所謂的認知取徑或是所謂的詮釋方式，其最基底的分析工具自然就是「性別」，藉以檢視曾經存在於各個時代與各個空間中的

「性別」意識如何影響了個人乃至群體的行動，並建構了歷史。而無論是女性史還是性別史的研究，一旦推展至此，其成果就不只是「加入歷史」或「補充歷史」，而是有意識地要翻轉既有的認知，「改寫歷史」了。⁴⁰

這樣的論證思維，若是有意識而為之，研究者便當察覺，她∕他自身所做的研究既是解析了前人留下的各種資料，讀解出文本所夾帶的各種訊息；

則其自身在研究與書寫間，便也參與了這場理解、詮釋「過去」的接力，並且成為到其研究出版為止時最後或最新的意見提供者。為什麼「我」不相信

「你」寫（說、畫、展示）的歷史∕資料？不只是研究者面對所有資料提供者的提問與抗辯，也是在研究過程中永不應停止的自我設問。如此一來，只要願意回頭，任何一段「過去」的人事物，即使沒有答案，仍能成為可探討的

39　文字、圖像作為歷史資料∕文本的討論已多，此處不贅。至於物品與婦女∕性別史研究的關係，《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於2016 年 12 月出版「物品、圖像與性別」專號，高彥頤所寫「專號導論」〈走出文本、轉向品物：談一個婦女性別史研究的新方向〉，簡單討論了「物」與「物質文化」在歷史研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與方向。（第28 期，頁 i-vi）至於臺灣女性口述歷史的發展討論，見劉靜貞，〈當口述歷史遇見女性〉，收入許雪姬編，

《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4），頁 227-238。

40　游鑑明曾以〈是補充歷史抑或改寫歷史？近廿五年來台灣地區的近代中國與台灣婦女研究〉為題，對於部分婦女史研究者缺乏問題意識，或不刻意突顯問題，只在史料中汲汲營營尋找問題，迴避理論或相關概念的做法，提出她的反思，希望研究者認真面對「為何研究婦女史？」的問題。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 (2005.12): 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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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綜而言之，「性別」成為方法後，並沒有一舉解決婦女史或性別史的所有難題，而是引動了更多歷史研究的反省與設問。所謂新史料的不斷被發現，

正是仰賴學者想方設法地構思新視角、新研究方法，或是挪用新的分析框架，才讓這些新史料得以被引進使用。

但從另一面來看，「性別」作為方法，亦非萬用萬靈。Scott 便曾再提出修正性的意見，主張在「性別」的差異之下，女性主義當再以「差異」作為分析範疇。她的考慮來自現實中女性主義常因為政治動員而將「婦女」看成是一個永恆不變，無差異群體的做法。但這是非歷史的。因為在女性與女性之間存在著種族、階級、性取向、政治認同、宗教信仰等各式各樣的差異，

不宜也不能被壓縮成一個「婦女」的共同身分。⁴¹然這也不是Scott 一人獨有的想法，而是女性主義學術群體共同反省，逐漸討論出來的理念，並且針對此問題，構思出新的解決方法。即對於歷史因素的追究，主張當合併多重類別或差異一起觀察。所以，由此展開的「交織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並不是將多個可能取徑疊加並立，而是因為性別、種族、階級、性慾、年齡、

族群、行為能力等類屬和其背後的權力關係，無法被單獨地分析與瞭解，故在不預設不同範疇之間關係的前提下，論證個體與制度因素間的互動與整合關係。⁴²

「性別」是從婦女史研究發展出的概念，但是婦女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不是只緣起於「性別」這個因素，因為在婦女的生命過程中與外在社會間存有各式各樣的互動關係。現實中，任何人在社會中都不會只有一種身分，研究者可以從「性別」出發，將女性與社會的各式互動關係做為探討歷史現象的切入點，但若只關注甚或自我侷限於「性別」一個角度，對於歷史的認識看似

41　 Joan W. Scott,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5. 2010 年 Scott 又再次回顧了她所倡導的性別理論，並肯定「性別」仍是一個有用的分析範疇。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Still a Useful Category of Analysis?”

Diogenes 57.1 (February 2010): 7-14.

42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三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8）

第7 章〈婦女運動與政治〉，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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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了性別盲的缺漏，但其實已偏離了歷史事實。

「交織性」理論的提出，正是為了修補研究者因獨尊「性別」因素所產生的盲點。這個原本為了解決黑人女性受壓迫問題，從女性自身經驗出發，

在西方世界發展出的理論，引用到中國性別史研究上，是否合適呢？衣若蘭對此曾有專文討論。她以明代嘉靖河南《許州志》中一段劉氏婦人守節的記錄為例，展示了同時以社會階層、性別文化、政治制度與史學編纂四者多元交織解讀一則史料的必要性；並且藉長幼、嫡庶等倫理階序理念與性別的交會，論說如何在中華文化的脈絡中發展自有交織變項的可能性，並藉此論證「交織性理論」可深化中國性別史的研究，並促成性別史與主流史學的對話。⁴³

四、有容乃大：代結語

今年五月初，在一場宋代社會文化的研討會中，佛光大學的趙太順教授講了一個該校韓獻博（Bret Hinsch）教授的故事。據說有人問韓教授，既不是女性，為何研究中國古代婦女史。韓教授反問道：你又不是皇帝，怎麼研究皇帝呢？⁴⁴這讓我回想起這個世紀初在北京參加「唐宋婦女史研究與歷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會中不時有資深前輩或是年輕學子謙稱自己是男性，故無法參與婦女史的研究討論；⁴⁵而當時我的反應則是：沒有做過皇帝的我，選擇以宋代皇帝做為我博士論文的主題時，怎麼沒有人說不可以呢？

雖然，經過後現代思潮的衝擊，歷史研究者必須隨時反省自身主觀意識在研究中可能出現的影響，但研究者的個人自身生活經驗從來就不是其可否執行研究項目的判準。而在現實中，不論是研究成果還是修習課業，生理男性的學者與學生人數比也在日漸增高。但不能否認的是，在性別史的研究項

43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0 (2017.12): 167-212。

44　該會議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合辦的「第七屆海峽兩岸宋代社會文化暨張其昀創辦人百廿誕辰、宋晞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2021.5.6-7）。韓獻博個人研究專長與研究成果見網頁：https://history.fgu.edu.tw/zh_tw/facultyHome/Bret-Hinsch-

%E9%9F%93%E7%8D%BB%E5%8D%9A-26229297。

45　該會議於 2001 年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論文結集為《唐宋女性與社會》上、下兩冊（鄧小南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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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上仍會出現研究者性別的考慮，這本身恐怕就是一個可以研究的性別文化現象。

不過，我在一開始接觸女性史的研究時，的確也曾經自問：所謂的女性史究竟是什麼？是女性的歷史？還是歷史中的女性？又或是女性眼中的歷史？還是給女性看的歷史？或女性如何被看的歷史？又或者只有女性記寫的歷史才具有女性意識，才能稱為女性史呢？而當我意識到，所能引證的資料都是出自男性筆下，尤其是所謂士人筆下時，也不禁猶豫著，我所能探討的究竟是這些下筆的男性思維？還是也能看到彼時社會中的女性呢？而這看起來是兩個方向的討論，究竟是此存彼廢的關係？又或者它們本來就可以並行不悖呢？⁴⁶

多年以後，歷史學和性別史研究有了各種方法論的突破，曾經讓我斟酌不已的問題似乎已經不是問題。然而，畢竟性別史是在婦女史或女性史的脈絡中生長而成，類似的疑惑似乎仍潛藏在很多人的心裡。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從女性出發的性別史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成果上的表現，當然十分重要，

無論是新史料的發掘抑或是史學方法論上的解謎，都有助於澄清領域內外對於性別史作為研究課題效度、信度的質疑。不過，或許更重要的，是讓領域內外都能瞭解性別史研究的廣納百川。

美國學者曼素恩（Susan Mann）早在本世紀初就曾呼籲要在性別史中加入男性研究，並且提出了男性氣概、男性的人際關係、兄弟情誼、性別關係等可討論議題。⁴⁷的確，單單側重女性研究是不足以完全理解性別關係的。

歷史的書寫雖然曾以男性為中心，但看似身為宰制者的男性，其實也被男性中心的父系父權文化所宰制。因此，若是能從性別的角度重新檢視不同男

46　上個世紀的九○年代初，我曾試圖在墓誌中尋找女性的生活記錄，卻發現那只是士大夫筆下的女性，因此以「女無外事？」為題，並以副標題註明這是「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女性史究竟是什麼的疑惑正來自於此。該文刊於《婦女與兩性學刊》4 (1993.3): 21-46。

47　 Susan Mann,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5 (December 2000): 1600-1614. 曼素恩也指出，性別史若不加入男性研究，就 仍只是婦女史。Susan Mann, “Women’s History, Men’s Studi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收入黃克武主編，《性別與醫療—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頁7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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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社會文化期待下曾有的際遇與回應，探究時代演變中身處不同層級、族群的男性各有何特色，不但有助於更深一層地理解男∕女、陰∕陽的對比關係，也會讓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士人文化以外的男性如「英雄」、「好漢」、「流氓」、「無賴」甚至「異族」都有機會得到更多面向的認識。⁴⁸

正如前文所論，性別的引入，不是為了否定既有的歷史研究者與研究成果，而是希望解讀與詮釋的層次能更加多元。曾經，歷史研究者們追求普世的原理，尋找時代的特色，並試圖論證極力搜求得到的「個案」具有的「代表性」。而今，我們承認歷史學是詮釋資料的學問，研究者無可避免地帶著主觀，且猶如瞎子摸象故事中的瞎子們，每個人所能掌握的，只是全「象」的一部分，只是「個案」。

但也正因為我們承認了自身的限制，當我們讀著不同性別所講述的故事，我們不但知道要認真辨識那是男人的眼光，還是女人的眼光，抑或是尚有脫離自身生理性別的多元性別角度待梳理；當然也明白我們終究無法掌握大時代裡每個當事人的獨特經驗。這些故事可能改變了讀者的想法，也可能強化其既有的想法；而讀著故事的人，可能被故事說服，也可能將其轉化以符應自身的想法。於是，任何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便都有了被解讀的價值—

如果，我們真的願意細讀這些個別的「她∕他」的故事，如若面對因陀羅網上的寶珠。因為網上的任何一顆寶珠都牽連著龐大的社會關係網絡與理念規範，同時也綴接著近距離的具體人際關係與關係人物。⁴⁹只是這樣的關係網絡

48　目前可見的中國男性史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男性交友、男性同性戀、男性氣概。但主要多為西文著作。相關研究成果與書目參見何宇軒，〈方興未艾：學術界的中國男性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32.4 (2013.11): 1-10。〈中國男性史研究論著目錄〉，

《書目季刊》49.2 (2015.12): 105-121。韓獻博雖在佛光大學開設「中國男性氣概史專題研究（Semina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sculinities）」（課程網頁：http://selcourse2.fgu.

edu.tw/teacher/teacher_002_005.aspx?courseid_web=2620021240），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多在西方出版，如Bret Hinsch, Masculin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3).

49　卜正民（Timothy Brook）為說明十七世紀的畫作猶如鏡子，「讓我們能從中看到創造出過去與現在的諸多因果」，引用了佛家因陀羅網寶珠的概念，「現存或一直存在未滅的所有東西，想得出的所有想法，每個真實無誤的資料—套句佛家用語，『萬法』—都是因陀羅網上的一顆寶珠。不只每顆寶珠透過那張網而與其他所有寶珠相連，而且每顆寶珠的表面都映出網上其他所有寶珠。因陀羅網上的每樣東西，都暗暗表示了網上的其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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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才能好好地勾勒呈現呢？

游鑑明在《中國婦女史論集》第11 集（2014）的〈導言〉最後曾說：

「婦女史研究很容易流於女性獨白，這11 篇論文提醒我們注意，女性行為、

才藝、活動或情感的背後，都與文化情境、時代背景、國家權力、男性思維等緊密相扣、相互影響，抽離這些元素，女性歷史是空洞、不實在。」這其中既有焦慮，又有期許，也與《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發刊詞〉（1993）羅列各種研究主題的心情遙相呼應，且無可避免地要與主流歷史關心的多項議題對話。面對人類社會複雜的權力結構組織關係，前引「交織性」理論的實踐，或許仍是目前最有效的解決途徑；但等待著我們的，是知難行易又或是知易行難的未來呢？

2020 年 Covid-19 的襲捲全球雖然阻隔了大部分人與人的實際往來，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仍然成功舉辦了「跨界的性別史研究：理論與實踐」工作坊。主辦者在會議說明中表示：為「尋求性別史研究的多元視野」，是次會議主軸在「討論跨『界』的性別史研究」，不但要「尋求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的對話，不被僵化的學科邊界所限」。也要「打破地理空間的邊界，從跨國研究的角度入手」。最後，則是要「打破線性時間的界域」，希望「將歷時性的『性別』研究，置放於共時性的脈絡進行討論」，好讓「『過去』的性別史研究，可以為『現在』的婦女運動，甚至是

『未來』的婦女權利」，提供思想上的奧援。⁵⁰

會議的舉行一向是提供研究者跨出自身議題相互交流的大好機會，更何況刻意標榜「跨」界。無獨有偶，早在2005 年，同樣是「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也曾以「跨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為主題，在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

「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中進行討論。不同的是，學者的人數從6 位增加為 24 位，討論的方式也從探討美國、日本、韓國、臺灣、香港、

中國大陸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狀況，轉為具體的議題研究，而會議的召集

有東西。」收入氏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帽子》（臺北：遠流，2009），〈從台夫特看世界〉，頁38-39。

50　會議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PGGroupStudyPlan_Page.aspx?groupStudyPlanID=49

&groupStudyPlanPageID=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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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從游鑑明換成了連玲玲。⁵¹

早在近史所的「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於1998 成立之先，游鑑明就已開始帶領婦女史的讀書會，而自2015 年起連玲玲開始為碩博士生舉辦婦女史研習營，前三次的主題分別是：「史料中的性別」（2015）、「當很 Man 的歷史遇上性別」（2017）、「性別視角下的全球」（2019）。雖名為婦女史研習營，其實是要引導學員思考「性別如何成為有用的分析工具」，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婦女史與性別史領域。課程內容包括演講與實習。除了史學專題討論，並設有

「研究計畫習作」場次。⁵²今年將舉辦的第四次研習營，主題為「數位人文與婦女史研究」。除了介紹數位人文研究發展現況及研究資源，特別針對地理資訊系統（GIS）、社會網絡分析（SNA）、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AR/VR）三大主題進行理論研討與實作練習。如此設計是因為「婦女與性別研究群」從世界各地圖書館收集婦女期刊兩百多種，建置了「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提供期刊簡介、篇名關鍵詞、共現詞分析，並建立作者傳記、關係數據，提供社會網絡分析的後設資料，亟待年輕學子利用。

婦女史研習營的舉辦，採密集授課，而自2017 年 7 月起，同為「婦女與性別研究群」成員的連玲玲與衣若蘭，在科技部「歷史人才培育計畫」的補助下，共同成立並主持了「性別史精進班」，每月召開一次，採專家演講暨學員論文發表並行的方式進行，參與學員既有機會認識、請益不同領域的學者，也可以發表、分享其擬撰寫或撰寫中之課題，並由在場師生共同提問、

討論，彼此切磋激勵。間或舉辦寫作工作坊，透過實務演練，精進學員學術寫作技巧，又或趁故宮博物院「她—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機會，從圖像的角度學習探討中國的婦女∕性別史。同時也透過臉書經營研究社團，使成員在課外持續有相互交流的平臺。

任何一個學術社群的成長茁壯，必有賴年輕學子的不斷加入，「性別史精

51　 2005 年的會議論文結集為「跨界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專號，收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3 期，見游鑑明，〈導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 (2005.12): i-iv。

52　研習營網頁見：http://www.mh.sinica.edu.tw/PGGroupStudyPlan_Page.aspx?groupStudyPlan ID=10&groupStudyPlanPageID=60；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Detail.aspx?eve ntID=1061&tableName=Event&tmid=86&mid=86；http://www.mh.sinica.edu.tw/UcEvent00_

Detail.aspx?eventID=1384&tableName=Event&tmid=86&mi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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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班」匯聚了臺大、中研院的學術資源與師資，並集結了臺大、政大、臺師大、清大、中央、輔大、成大等各大學研究生，還曾移地至中部、花蓮的學校舉辦成果發表工作坊，以促進跨地婦女∕性別史學群的交流。不僅讓學術資源可以達到跨校共享，也形成一股跨校討論的風氣。可惜的是，科技部的這個計畫將在今年年底結束，未來是否還有機會繼續，尚不可知。

女性主義與性別理論從第一波、第二波，到第三波……不斷地調整思考的向度與論證的方法，歷史學也從客觀真實的還原過去，轉向詮釋書寫的解讀過去。無論是新史料的發掘，還是議題的擴張，其實都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道路。gender 雖然已確認在中文字詞裡對等於「性別」，但是「性別平等」

究竟是equity，還是 equality 則仍在爭議。⁵³「交織性」理論的提出，只是部分解決了問題。完整的「過去」能否還原，「真相」如何追求，也都還有待探問。所幸，一切的危機都可能成為轉機。至少性別概念的引入，已經大大豐富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也促成認知方法的修正。

過去一旦過去就過去了。回顧歷史本來就是為了尋找現今的來歷，確認未來的方向。四十年來的性別史研究堪稱是從無到有，做為一個持續成長的跨學科專史，如何守住史家的技藝，又能跨界合作，一幅更充實的歷史變遷圖像還有待性別研究者與非性別研究者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53　葉德蘭，〈改或不改？試論《性別平等教育法》之法規名稱英譯〉，《婦研縱橫》112 (2020.4): 64-75。

性別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