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的關聯性─以兩岸關係為例

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的關聯性

─以兩岸關係為例

莊 奕 琦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劉 冬 威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摘 要

近年來隨著兩岸經貿往來日益頻繁，台灣與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非常重要 的貿易與投資夥伴。然而，兩岸間不穩定的政治情勢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正常 化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同時兩岸政治情勢亦深受雙方經貿投資行為的影 響。本文的目的，以 1996 年至 2008 年季資料嘗試利用經濟計量的方法來釐 清兩岸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可能的政經互動關係，經由實證研究的分析結 果，我們發現台商赴大陸投資與台灣對大陸出口之間呈現正向顯著的雙向因 果關係，表示投資帶動出口，出口亦進一步帶動投資。另一方面，國內對兩 岸關係友善程度增加對於大陸領導人對台友善的政治態度有顯著正面的影 響，表示當國內民眾普遍認為兩岸關係較為友善時，這樣的反應將使得中國 領導人對台政治態度回以善意。綜合上述結果顯示，經濟變數僅影響經濟變 數，政治變數僅影響政治變數，政經分離兩者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在 1996 年至 2008 年台灣對中國大陸採取對立的政治態度與管控的經貿政策，但兩 岸存在產業分工的市場經濟利益應是造成政經分離的主因。 關鍵詞：政治衝突、經濟整合、因果分析、外人直接投資 * * *

壹、前 言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台海兩岸一直處於政治對峙狀態，貿易往來幾乎終 止。直到 1980 年代初期，由於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積極招商引資金以及擴大 對外貿易，創造了許多的外貿機會。另一方面，1985 年後台灣經濟環境歷經了常年貿 易順差造成新台幣大幅升值、工資及土地成本不斷上漲、與環保意識高漲等多重壓力

下，使得許多傳統的勞力密集產業在台灣逐漸喪失競爭優勢，陸續到海外投資，開拓 新市場。中國大陸由於鄰近台灣，且同文同種，再加上政策上提供台商眾多的優惠條 件，吸引台商赴大陸投資，創造了有利於兩岸經貿交流的客觀條件。 隨著 1987 年我政府解除戒嚴及採取允許赴大陸探親政策，台商赴大陸的投資日漸 增加，兩岸經貿交流往來，無論是台商赴大陸投資件數、投資金額與台灣對大陸進出 口貿易，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均有相當顯著的成長。在投資方面，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 自 1991 年以後開始大量增加，根據經濟部核准的投資資料顯示，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 由 1991 年的 1.74 億美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109.61 億美元，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其 中，2008 年是近十年來最多的金額，相較於 2007 年增加了 7.23%。從平均投資金額來 看，2008 年每一項平均投資金額達 1700 萬美元，亦是歷年來最高。除此之外，由於 我國對外投資非採強制申請，因此有許多對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並沒有向政府申報或 申報但低報金額，造成經濟部統計的數字相當程度低估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金額。 此外，根據陸委會估計的兩岸貿易金額統計，台海兩岸貿易總額在 1982 年僅有 2.79 億美元，在兩岸經濟分工互補的發展模式下，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成長幅度迅速 擴大，進口幅度亦同步擴張，至 2008 年兩岸貿易總額已達 1053.69 億美元，其中台灣 對中國大陸輸出為 739.78 億美元，輸入為 313.91 億美元。 從圖 1 中顯示，台灣對中國大陸的進出口貿易依存度由 1982 年的 0.68%，上升至 2008 年的 21.23%。泝其中，出口依存度的比重由 1982 年的 0.88%上升到 2008 年的 28.94%，進口依存度的比重在同期間從 0.44%增加至 13.05%。除此之外，2002 年台灣 對中國大陸的出口更超越對美國的出口，成為台灣出口的首位，該年台灣對中國大陸 的出口為 315.29 億美元，佔台灣出口的 23.3%；進口額為 79.69 億美元，佔台灣進口 的 7.04%；台灣享有貿易順差 235.60 億美元，為台灣最大的順差來源。由上可知，無 論在進出口貿易與投資方面，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日益加深，依賴度亦與日俱 增。 然而，兩岸政治關係的不穩定，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正常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響，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行為與兩岸經貿往來不能完全由經濟觀點來解釋，必須將政 治因素一併納入考慮。換言之，兩岸經貿投資行為可能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同時兩 岸政治情勢亦會因雙方經貿投資行為的加深而改變。表面上，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 隨著中國大陸的市場化和台灣的擴大對外投資，兩岸經濟整合度日益加深，惟長期以 來兩岸間的政治對立與衝突卻一直持續著，兩岸關係是否會因為經濟整合而有所改 變，政治衝突與經濟整合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因關係到兩岸人民的福祉，實有必要 進一步的分析與釐清。 註 泝 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比重係指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金額佔台灣出口總額之比重，餘進口、進出口比重 類推。

圖 1 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佔我國外貿依存度之比重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8）（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8 年）。

一、文獻回顧

經濟整合對政治衝突所產生的影響，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研究的興起，文獻上主要可以歸納為三大學派理論：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 族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沴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經濟整合創造利益而政治卻製造衝突，經貿 體系的成長隨著經濟整合的擴張而增加，雖然利益分配不盡相等，但參與的成員各自 從中獲利，成員間傾向於維持現狀，因此自由主義學派認為經貿整合有助於達到政治 衝突的緩和。然而，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則不認同自由主義主張經貿擴充會導 致政治衝突下降的論述。對民族主義者而言，經濟整合將升高彼此的政治衝突，因為 各國是否都能自世界經濟體系獲利並不是主要的考量，重點在於誰得到的利益較多， 民族主義者相信，各國會因為競逐相對利得而企圖改變世界經濟規範與秩序，而埋下 國際政治衝突的因子，所以經濟整合不利於政治衝突的緩和。例如經濟強國與新興工 業國之間對於經濟秩序現況的衝突，這個過程就會減低各國合作的誘因。綜合上述可 知 ， 關 於 經 貿 整 合 與 政 治 衝 突 兩 者 間 的 關 係 ， 自 由 主 義 強 調 絕 對 利 得 （ absolute gains），認為經濟整合會帶來政治衝突的緩和，反之，經濟民族主義重視相對利得 （relative gains），認為經濟整合會帶來政治衝突的加深。 國外研究國家間經濟交流影響政治情勢的相關文獻，最早由 Hirschman（1945）提 出，他認為納粹德國透過貿易關係來迫使匈牙利、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等國家達到其

註 沴 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所要的政治目的。沊Choucri and North（1975）、Park、Abolfathi and Ward（1976）及

Ashley（1980）則認為透過經濟貿易會使得兩國間的摩擦加深，進而使得政治衝突提

高。沝除此之外，有關兩國政治衝突影響經濟往來的文獻，Li and Sacko（2002）及

Long（2003）則認為未來可預期的軍事衝突將使得雙方的貿易總額下降。沀Morrow、

Siverson and Taberes（1998）則發現當國家間具有相同的政治利益時，彼此會有較多的

貿易往來。泞換言之，政治衝突與經濟交流的相互影響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國內有關兩岸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關係的研究，吳重禮、嚴淑芬（1997）指出， 兩岸政治關係對雙方經濟的整合具有影響性，也就是當兩岸政治關係趨於和緩時，台 商會傾向增加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泀林能山（2008）對於「戒急用忍」政策的研究指 出，當中國政府對台敵意升高，台灣傾向於限縮台資外移中國，洰上述兩者都是政治變 數對經貿整合的影響。反之，魏鏞（2002）則是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關係的影響，其 認為在不同的國家中，若屬於「聯鎖社群」人民的比率愈高，泍則國家間對抗的可能性 就愈低，並且有可能會透過經貿往來走向和平的政治融洽或統一之路。泇 由以上文獻回顧可見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間之關係，理論上並無一定的定論，故 此議題實為一實證問題。兩岸關係是國際上一個相當罕見的例子，兩岸一方面在經貿 關係呈現日益繁榮的景象；另一方面，卻在政治上處於長期的敵對狀態，使得台海關 係成為國際間長久以來關注的焦點，因此兩岸關係是一個頗值得實證研究的題材。本

註 沊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註 沝 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5）; T.W. Park, F. Abolfathi and M. Ward,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 No. 4（April 1976）, pp. 73~82; Richard K. Ashle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The Sino-Soviet-American Triangle and the Modern Security Problematique（London and New York: Frances Printer, 1980）.

註 沀 Quan Li and David H. Sacko, “The（ir）Relevance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March 2002）, pp. 11~43; Andrew G. Long, “Does Trade Follow Peace? Postwar Bilateral Trade and Expectations for Recurrent Conflict,” presented fo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31, 2003）, pp. 1~51.

註 泞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Tressa E. Taberes,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September 1998）, pp. 649~661.

註 泀 吳重禮、嚴淑芬，「『戒急用忍』或『大膽西進』？我國對於大陸投資的影響因素評估」，問題與研 究，第 38 卷第 7 期（1997 年 3 月），頁 43~62。

註 洰 Neng-sheng Lin, Taiwan’s Resistance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China: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nges, 1996-2000（UK: University of Keele Press, 2008）.

註 泍 所謂「聯鎖社群」是指在不同的體系中，若一體系內的人民與另一體系的人民具有廣泛的社會、文 化、商業的接觸，導致他們跨越體系界線而發展出與另一體系中的人民有相當程度的了解與情感關 係。

註 泇 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台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55。

文將以 1996 年至 2008 年季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利用經濟計量的方法來釐清兩岸經濟 整合與政治衝突可能的互動關係，究竟是政治變數單向影響經濟變數？或是經濟變數 單向影響政治變數？亦或是兩者之間為雙向之互動關係或兩者互無影響？而經濟整合 究竟帶來政治衝突的和緩亦或加深？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可提供做為一參考範例。本 文共分四節，第壹節為前言；第貳節為實證模型之設定；第參節為資料分析與估計結 果；第肆節則為結論。

貳、實證模型

為了釐清政治變數與經濟變數間之因果關係，我們採用 Granger（1969）的概念由 預測能力的角度，來定義兩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沰也就是說，如果變數 x 能夠提供預

測變數 y 所需的訊息，我們就稱變數 x「Granger cause」變數 y。

檢定變數間 Granger 因果關係前，須以單根檢定方法來檢視各變數之時間序列資 料是否為定態序列。若變數均為單根性質，將進一步做共整合檢定，確定變數間有無 共 整合關係與共 整合向量個數；若 變數 間存在共 整合關係則以向量 誤差修正模型 （VECM model）探討變數間是否有因果關係。若變數間不存在單根性質，則以向量自 我迴規模型（VAR model）進行因果關係檢測。

本文採 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與 PP（Phillips-Perron）兩種單根檢定方 法，共同檢定時間序列資料是否為定態。以 Said and Dickey（1984）的 ADF 檢定方法

為例，泹迴歸模型估計如下： 0 1 2 ₂ 1 Ht a γHt− a t _im₌ βi Ht i− + εt Δ = + + +

∑

Δ + （1） 其中，a0為常數項，a2為時間趨勢，ε 為殘差項。單根檢定的虛無假設為γ = ，0 對立假設為γ ≠ ，檢定結果若是拒絕虛無假設，表示數列0 Ht不具單根現象，即為定 態。若不拒絕虛無假設，則表示數列Ht具單根現象，為非定態。 由於經濟變數通常具有單根而政治變數傾向無單根，泏若果，則直接進行傳統迴歸 估計將產生虛假迴歸問題（spurious regression），泩因此需先將經濟變數進行差分，使

註 沰 Clive W. J. Granger,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Vol. 37, No. 3（August 1969）, pp. 424~438.

註 泹 S. E. Said and David A. Dickey,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Autoregressive-moving Average Model of Unknown Order,” Biometrica, Vol. 71, No. 3（December 1984）, pp. 599~607.

註 泏 本研究即屬此一情況，參見下一節實證結果。

註 泩 Granger and Newbold （ 1974 ） 認 為 當 資 料 屬 於 非 定 態 時 ， 若 進 行 傳 統 迴 歸 分 析 會 出 現 假 性 迴 歸 （ spurious regression ） 的 問 題 。 Clive W. J. Granger and Paul Newbold, “Spurious Regressions in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2, No. 2（July 1974）, pp. 111~120.

得兩變數皆為定態序列後，再採用 Sims（1980）所提出的向量自我迴歸（VAR）模型 進行 Granger 因果關係檢定。泑VAR 模型是將所有變數都當成內生變數以解決模型的 認定問題，所有變數的落後項組成模型的解釋變數來探討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一般 形式的 VAR 模型可表示如下： 0 1 1 1 n n n t i i t i i i t i i i t t X = +a

∑

=b X− +

∑

=c Y− +

∑

=d Z +ε 0 1 1 1 n n n t i i t i i i t i i i t t Y = +e

∑

= f X− +

∑

=g Y− +

∑

=h Z η+ （2） （3） 其中，εt和ηt 為兩個不相關的白噪音數列，Zt為外生變數，n 為最適的落後期 數。因果關係的檢定為檢定H c =0: i 0與H g =0: i 0，若拒絕虛無假設c =i 0，而無法拒絕 虛無假設g =i 0，表示變數

Y

是影響變數

X

的原因；若拒絕虛無假設g =i 0，而無法拒 絕虛無假設c =i 0，表示變數 X 是影響變數 Y 的原因；若同時拒絕虛無假設c =i 0與 0 i g = ，表示變數 X 與變數 Y 具有雙向的因果關係。此外，由於 VAR 模型變數落後期 數長短的選擇會影響到估計的結果，太長造成估計無效率，太短容易影響模型的解釋 能力，本文利用 Schwartz Bayesian Criterion（SBC）準則做為選取最適落後期數的依 據。炔 除此之外，在 1996 年到 2008 年之間，國際經濟出現了幾次激烈的巨變，包括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1 年網路泡沫化造成台灣經濟出現第一次的負成長與 2003 年出現的 SARS，這些因素都可能會對於兩岸之間的貿易與投資產生影響，本研 究另以虛擬變數來控制此類效果。 除此之外，一國對國外的投資生產往往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因此 在處理投資對其他變數所產生的影響時，本文利用前一期台灣對大陸的投資金額當成 落後變數（lag variable），其餘變數則使用當期變數。炘綜合以上討論，本文實證迴歸 模型設定如下： 0 1 1 1 1 0 Mt=α +

∑

in=bi t iP− +

∑

in=ci t iE− +

∑

in=di t iI− − +ρDt+εt 1 1 1 1 1 1 n n n t i i t i i i t i i i t i t t P=α +

∑

=e M− +

∑

= f E− +

∑

= g I− − +ρD +η 2 1 1 1 1 2 Et=α +

∑

in=h Mi t i− +

∑

in= j Pi t i− +

∑

ni=k Ii t i− − +ρ Dt+μt 1 3 1 1 1 3 n n n t i i t i i i t i i i t i t t I₋ =α +

∑

₌l M₋ +

∑

₌m P₋ +

∑

₌n M₋ +ρD +φ （4） （5） （6） （7）

註 泑 Christopher A. Sims,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Vol. 48, No. 1（January 1980）, pp. 1~48.

註 炔 由於依照 AIC 準則所選取的落後期數有期數過長的情形，所以本文依 Reimers（1992）所建議的 SBC 準則來選取最適落後期數。H. E. Reimers, “Comparions of Tests for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Statistics Paper, Vol. 33, No. 1（December 1992）, pp. 335~346.

註 炘 因投資需要時間來建構（time to build），故實證上大多文獻通常取其落後項估計。楊曼君，「台商赴 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進出口貿易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77~82。

其中 α 為截距項，M、P、E、I 分別為政治一變數、政治二變數，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 與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實際投資，D 表示發生經濟巨變的虛擬變數，ε、η、μ、 φ 則分別 代表殘差項，詳細的變數說明則在後文闡述。

參、資料分析與實證結果

本文採用 1996 至 2008 年之季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主要變數區分為政治變數以及 經濟變數兩大類別。由於台灣為民主國家，而中國大陸為集權國家，因此政治變數分 別從台灣以及中國大陸兩種觀點進行設定。 政治一變數為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對立的認知，參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國立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華徵信所以及柏克市場研究公司等國內具有公信力的民調 機構進行一系列的電訪民意調查，每次的電訪樣本數均接近 1000 份，本文採用電訪調 查中的兩個主要問項，包括「民眾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期望」、與「民眾認知中共對 我敵意態度」做為建立政治一變數的主要指標。「民眾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期望」問 項包括儘快統一、儘快宣布獨立、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 後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等六個選項。本研究認為台灣民眾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發展 期望若選擇獨立或是統一選項，特別是選擇「儘快宣布獨立」或是「儘快統一」的民 眾，這類民眾通常具意識形態，即心中很可能存在既定的成見，無法因應兩岸間的互 動客觀反應兩岸間政治情勢演變。相反的，選擇「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或是「維 持現狀」的民眾，通常為中間選民較不具意識形態，也比較能客觀反映真正兩岸間政 治情勢的改變。因此國內認同維持現狀的民眾比例愈高，則因統獨意識形態造成台海 兩岸政治衝突的機會則愈低，即兩岸關係視為較為緩和。除此之外，選擇「維持現 狀，以後再決定」或是「維持現狀」的民眾佔全國民眾半數以上的比率，也較能反映 台灣大多數民眾對兩岸關係變化的感受，因此本文加總「維持現狀以後再決定」與 「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做為該問項的指標。 另外「民眾認知中共對我敵意態度」問項包括友善、不友善與無意見三個選項， 直觀而言，民眾認為大陸對我國政府或是民眾愈友善，則兩岸關係視為較為緩和，因 此採友善的比例做為此問項的指標。政治一變數即是將上述兩種問項的指標加以加權 平均而得，其值介於 0 到 1 之間，愈高表示民眾對兩岸政治對立關係愈感到和緩。值 得一提的是，目前就我們所知的文獻裡並沒有一致性的指標來刻劃台灣民眾對兩岸關 係的看法，本文透過上述兩項統計資料取其算數平均值以建構一個合理的政治指標。 政治二變數為大陸領導人對台灣事務的友善政治態度，本文參考童振源在 2004 年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兩岸經濟互賴和平論（II）」所設計的方法來建構「大陸對台灣 的態度」分析指標，按照大陸領導人對台灣言論由強硬到溫和的態度取向依序編排為

十一項指標。炅指標數值愈大表示大陸對台灣的態度愈趨溫和；反之，若數值愈小則表 示大陸對台灣的態度愈趨強硬。然而不同的是，童文係以 1979 年至 2002 年中國大陸 人民日報每篇關於台灣的言論或是政策宣示做為資料來源，而本文則參考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自 1996 年至 2008 年編印的大陸工作簡報中，有關大陸領導人對台灣的政策談 話紀錄做為分析大陸對台灣政治態度的演變。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 的大陸工作簡報所涵括的資料來源與相關訊息都較人民日報更為豐富，且持續觀察的 時間也比較長，故本文採用大陸工作簡報中的內容做為政治二變數設定的依據。 經濟變數則包括台灣對大陸的出口與投資，資料來源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出版的 兩岸經濟統計月報中台灣出口至中國大陸貿易金額統計與中國統計年鑑中台商直接投 資中國大陸實際金額統計。炓必須說明的是，因為目前台資企業受制於台灣的法令規範 限制與海外第三地國家的減稅或是免稅優惠，致使台灣對中國的投資模式部分是透過 第三地控股公司進行海外投資，導致台商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實際投資金額統計可能低 估。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商務部所統計的投資資料仍能代表大部分的台商實際投資金 額，故不失為一個可靠的投資指標。另外，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的統計月 報，也有經濟部核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統計金額，然而有許多台商未經核准就去大陸 投資，或是辦理補登記後很可能有時間落後的問題，造成該年的資料欠缺代表性，相 對於大陸公布的實際投資資料亦較不可靠，故本文投資變數採取中國統計年鑑中台商 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實際金額統計。 本文所選取的變數名稱、定義及基本資料分析分別如表 1 與表 2 所示： 註 炅 根據童振源在 2004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兩岸經濟互賴和平論（II）」，大陸領導人對台灣言論由 強硬到溫和的態度的十一項指標設定分別為：（1）大陸對台灣武力攻擊（武攻）；（2）大陸對台軍 事演習或軍事動員（強武嚇）；（3）大陸對台展現強大軍事武力（弱武嚇）；（4）大陸對台灣領導 人或政策嚴厲批判，並威脅使用武力（強文攻）；（5）大陸對台灣領導人或政策批判，但沒有提及武 力威脅（弱文攻）；（6）大陸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放棄使用武力（既定政策）；（7）大陸 強調促進兩岸經濟交流與經濟發展（經濟）；（8）大陸強調維持兩岸現狀的穩定，包括批評台灣要改 變現狀與破壞兩岸穩定；（9）大陸強調兩岸應該就經濟議題進行協商與對話（協商）；（10）大陸強 調兩岸應該進行經濟合作（合作）；（ 11）大陸同意兩岸和平解決爭端，放棄對台使用武力 （ 和 平）。 註 炓 兩岸貿易金額之各種統計方法包含了香港海關統計、台灣海關統計、中國大陸海關統計與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估算。本文採用較為符合現況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估算之出口金額。同圖 1；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年）。

表 1 變數名稱與定義 變數名稱 變數定義 政治變數 政治一 台灣民眾對兩岸政治情勢為友善的認知，包含民眾贊成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維持現狀的 比例、與民眾認知中共對我國善意態度的比例，兩者的算數平均值。 政治二 大陸領導人對兩岸事務的政治善意態度反應，按照大陸對台灣強硬到溫和態度的順序 編排。 經濟變數 出口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估算之兩岸出口金額。 投資 中國大陸公布台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基本資料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一 0.40 0.06 0.26 0.52 政治二 5.97 1.04 2.63 7.40 出口（億美元） 97.41 52.39 44.18 215.08 投資（億美元） 6.93 2.38 3.34 12.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的基本資料顯示，政治一變數介於 0.26 到 0.52 之間，其中最大值發生在 2008 年第四季，表示為兩岸的政治關係最為友善的時期，這與第二次政黨輪替以後， 國民黨採取較民進黨更為開放的大陸政策有關，而最小值發生在 1996 年第四季，表示 為兩岸的政治關係最為嚴峻的時期，這與台灣首次總統直接民選所導致的台海危機有 關。政治二變數的平均數為 5.97，表示中國對台政治態度採取較為一貫的既定方式回 應，也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放棄使用武力的做法。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平 均值為 97.41 億美元，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平均值為 6.93 億美元，出口金額約為投 資金額的 14 倍。 為避免假性迴歸的問題，本研究採用 ADF 與 PP 兩種檢定方法來檢驗各個時間數 列資料的恆定性，結果參見表 3。由表 3 可知，出口與投資的檢定統計量均無法拒絕 虛無假設，亦即經濟變數之原始序列為具有單根的非定態序列，必須經過一階差分將 其恆定之。經濟變數經過一階差分之後，在 1%的顯著水準下均拒絕單根的虛無假設， 表示變數之一階差分值均為定態序列。

表 3 單根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ADF PP 水準值 政治一 -5.49*** -5.09*** 政治二 -8.12*** -8.09*** 出口 0.90*** 0.65*** 投資 -1.10*** -1.21*** 一階差分 出口 -2.26*** -7.08*** 投資 -7.03*** -33.89*** 說明：*、**、***分別表示在 10%、5%、1%統計水準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利用 SBC 準則選取最適落後期數為一期，建立一 VAR（1）模型以求得各 政治變數與經濟變數間的因果關係，估計結果如表 4：炆 表 4 VAR 模型 政治一 政治二 △出口 △投資 政治一（-1） 0.637 5.390** 0.105 -0.025 （0.125） （2.236） （0.273） （0.670） 政治二（-1） -0.003 0.003 -0.015 0.037 （0.008） （0.137） （0.017） （0.040） △出口（-1） 0.034 -0.635 -0.379 0.955*** （0.057） （1.020） （0.124） （0.306） △投資（-1） -0.021 0.300 0.113** -0.288 （0.020） （0.824） （0.044） （0.109） 經濟衝擊的 -0.005 -0.312 -0.047 0.115 虛擬變數 （0059） （0.303） （0.037） （0.091） 常數 0.160 4.011 0.098 -0.286 （0.059） （1.053） （0.128） （0.315） 說明：*、**、***分別表示在 10%、5%、1%統計水準下顯著。其中（）內數字為標準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為因果關係的檢定結果。關於經濟變數的影響程度，「前期台商赴大陸投資金 額」與「台灣對大陸出口額」之間呈現正向顯著的雙向因果關係。首先，台商赴大陸 投資金額增加將使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金額增加，主要原因為早期中國大陸工業 原料不足，零組件生產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台商投資大陸帶動了台灣對大陸機器設備 註 炆 本文亦有嘗試一經濟變數對一政治變數、一經濟變數對兩政治變數與兩經濟變數對兩政治變數的因果 關係檢定，得到的結果與兩經濟變數與兩政治變數的因果關係檢定相同，因此不再另外闡述。

表 5 VAR 因果關係檢定結果 虛無假設 影響方向 卡方統計值 結果 政治二 政治一 （－） _{χ =}2 _{0.114*** 拒絕} 0 H △出口 政治一 （＋） _{χ =}2 _{0.360*** 拒絕} 0 H △投資 政治一 （－） _{χ =}2 _{1.070*** 拒絕} 0 H 政治一 政治二 （＋） _{χ =}2 _{5.810*** 接受} 0 H △出口 政治二 （－） _{χ =}2 _{0.387*** 拒絕} 0 H △投資 政治二 （＋） _{χ =}2 _{0.679*** 拒絕} 0 H 政治一 △出口 （＋） _{χ =}2 _{0.149*** 拒絕} 0 H 政治二 △出口 （－） _{χ =}2 _{0.759*** 拒絕} 0 H △投資 △出口 （＋） _{χ =}2 _{6.536*** 接受} 0 H 政治一 △投資 （－） _{χ =}2 _{0.001*** 拒絕} 0 H 政治二 △投資 （＋） _{χ =}2 _{0.835*** 拒絕} 0 H △出口 △投資 （＋） _{χ =}2 _{9.762*** 接受} 0 H 說明：*、**、***分別表示在 10%、5%、1%統計水準下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出口，具有促進台灣出口貿易的效果，亦即兩者之間存在互補的關係，產生了投資帶 動出口的現象，這項推論與高長、吳世英、季聲國（1994）；高希均、李誠、林祖嘉 （1992）；楊明憲（1997）；張捷昌（1998）與高長（2001）所得到的結論一致。炄另一 方面，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額增加將帶動台商赴大陸投資，特別是隨著原物料、生產 設備出口額的增加，使台灣對大陸產生進一步投資的動機。此外，多國籍企業在中國 大陸的投資，也會要求許多台灣衛星廠商出口策略做必要調整，即趨使更多台商赴大 陸擴廠投資。炑 關於政治變數的影響程度，實證結果顯示，國內對大陸政治敵對態度的和緩對於 大陸領導人對台態度有顯著正面的影響，表示當國內民眾普遍認為兩岸關係較為友善 時，將會促使國內政治輿論對中國大陸亦相對較為友善，這樣的民意氛圍反應將使得 中國領導人對台政治態度表示善意；反之，若國內民眾普遍認為兩岸關係處於緊張的 階段，將使得我國政府對中國政策趨於保守，使得中國領導人回以較為強硬的政治態 度反映。由上述估計結果可知，經濟變數僅影響經濟變數，而政治變數也僅影響政治 註 炄 高長、吳世英、季聲國，台商與外商在大陸投資經濟之調查－以製造業為例（台北：中華經濟研究 院，1994 年）；高希均、李誠、林祖嘉，台灣突破：兩岸經貿追蹤（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2 年）；楊明憲，「廠商赴大陸投資及兩岸間接貿易對台灣經濟之分析」，台北銀行月刊，第 27 卷第 7 期（1997 年 7 月），頁 35~51；張捷昌，「兩岸經貿互動關係與未來發展」，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34卷第 9 期（1998 年 9 月），頁 1~13；高長，「製造業赴大陸投資經營當地化及其對台灣經濟之影 響」，經濟情勢暨評論，第 7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38~173。 註 炑 本研究採 1996 至 2008 年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此段時間內所有對大陸的投資中，對製造業的投資仍然 是台灣對大陸投資的主要產業，儘管其比例逐年有所下降，其佔投資總金額的比率每年均達 80%以 上。而對服務業部門的投資，雖然其投資額有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其在對外投資總額中所佔的比例 仍然偏小，2008 年台灣對大陸服務業的投資僅佔其對大陸總投資額的 14.81%。

變數的政經分離關係，顯示經濟變數與政治變數兩者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這與 吳重禮、嚴淑芬（1997）以及魏鏞（2002）的結果不同。主要的可能原因為因本文研 究期間為 1996 年至 2008 年是兩岸政治關係最不友善的時期，儘管兩岸經貿關係熱 絡，惟我政府不管是李登輝執政晚期或民進黨執政時期始終採取嚴格管制的對大陸政 策，避免大陸以商逼政，故而維持政經分離的態勢。 至於有關國際經濟出現激烈巨變的影響，本文模型設定將 2003 年發生 SARS 巨變 前的年份設定為 0，發生經濟巨變後的年份設定為 1。炖結果發現無論是否將此經濟巨 變所產生影響納入與否，並不會影響變數間的因果關係結果。除此之外，我們也另外 分別考慮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與 2001 年台灣經濟出現第一次的負成長，分別設定 虛擬變數來控制，得到的結果均與上述結果一致，因為篇幅關係沒有列入。可見這類 的巨變僅是一短暫衝擊（temporaryshock），並不會影響長期的因果關係。

肆、結 論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推動「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經濟改革政策之後，開始與世 界接軌，而台灣自 1987 年解除戒嚴並且開放大陸探親，兩岸長期間的敵對關係逐漸解 凍，兩岸的經濟互動也逐漸活絡起來，基於與中國大陸地理位置相近且同文同種的優 勢下，再加上產業分工、技術與市場都具有高度的相關和互補性，從而加深兩岸間經 貿的依存關係，使得中國大陸成為台商在海外投資的主要地點和最大貿易夥伴。然 而，兩岸存在已久的政治衝突不斷干擾兩岸經貿融合的正常關係，如 1990 年代中期的 兩國論與經濟上戒急用忍政策的提出，不但增加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交易成本與風 險，也使得兩岸間分工合作的優勢無法順利發展，對以經貿為發展軸心的台灣經濟發 展極為不利。 本文為釐清兩岸經濟整合與政治衝突可能的互動關係，建立一 VAR 實證模型，以 1996 年到 2008 年的季資料進行檢測，發現台灣對大陸的投資與出口呈現相互正向的 影響關係，顯示台商對大陸投資的增加將會帶動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成長，而台灣對大 陸出口的增加同時也會提高對大陸的投資。除此之外，國內民意對兩岸關係若感覺到 更為和緩則對於大陸領導人對台友善的政治態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以上結果顯示， 兩岸間進一步經貿關係的擴張與兩岸政治情勢的和緩或是大陸領導人對台的政治態度 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表示兩岸間政治上的友好或是敵視，取決於主觀上的認知 與雙方政府對於主權認知的歧異，與經濟因素無關。另一方面，兩岸間經貿關係因產 業的分工與互補，使得兩岸貿易依存度逐漸加深，此乃市場的因素使然，與政治因素 無關。即政治的限制無法阻止兩岸經濟誘因的結合。 註 炖 我們也考慮將 2003 年發生 SARS 巨變前的年份設定為 1，發生 SARS 巨變後的 2003 年設定為 0，2003 年以後設計為 1，得到的結果與本文相同。

因 1996 年到 2008 年間是兩岸政治關係最不友善的時期，站在大陸的立場，是希 望透過兩岸間的經濟整合來影響政治關係，而台灣的立場則是希望政治與經濟間完全 脫鉤，因此，儘管大陸希望透過經濟來影響政治，不過在李登輝總統的戒急用忍與陳 水扁總統的正名制憲等對立政策下，阻絕了以商逼政的管道，造成經濟無法影響政 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8 年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目前兩岸已達成先經濟後政 治的共識，兩岸關係亦獲得進一步的改善，經濟上大三通、直航乃至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ECFA）的簽署，兩岸經貿關係得以正常化與制度化，未來兩岸間的產業合作 與對服務業投資的增加將使兩岸經貿關係更為密切，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未來政治與 經濟間就有可能產生互動的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與後續的研究探討。 * * * （收件：99 年 8 月 17 日，第 1 次修正：99 年 12 月 7 日，三審：100 年 5 月 9 日，第 2 次修正： 100年 8 月 6 日，三審複審：100 年 9 月 12 日，第 3 次修正：100 年 10 月 4 日， 第 4 次修正：100 年 11 月 29 日，第 5 次修正：101 年 1 月 9 日， 第 6 次修正：101 年 1 月 29 日，接受：101 年 2 月 6 日）

The Nexus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The Case of

Taiwan and China

Yih-chyi C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ung-wei Liu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surge of the cross-strait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1990s, Taiwan and China have become major trading partners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the persistent political conflic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trade flow of the two sides, and increasing close economic tie between the two has also generated profound effect on their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by using quarterly data from Taiwan and China pertaining to the 1996-2008 period.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bi-lateral causality between Taiwanese firm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aiwan’s export to China implying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ced exports and exports attrac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le the improvement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perceived by Taiwanese people has a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n Chinese leaders’ political friendly response.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no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ie and political tension, i.e., economic variables are separated from political factors. Taiwan’s restricted trade policy with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policy against China during the 1996-2008 period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cross-strait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were likely the major reasons causing the separation of economic tie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Keywords: political conflict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usality analys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參 考 文 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 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兩岸經濟統計月報（2008）（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8 年）。 吳重禮、嚴淑芬，「『戒急用忍』或『大膽西進』？我國對於大陸投資的影響因素評 估」，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7 期（1997 年 3 月），頁 43~62。 高希均、李誠、林祖嘉，台灣突破：兩岸經貿追蹤（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2 年）。 高長，「製造業赴大陸投資經營當地化及其對台灣經濟之影響」，經濟情勢暨評論，第 7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138~173。 高長、吳世英、季聲國，台商與外商在大陸投資經濟之調查－以製造業為例（台北： 中華經濟研究院，1994 年）。 張捷昌，「兩岸經貿互動關係與未來發展」，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34 卷第 9 期（1998 年 9 月），頁 1~13。 楊明憲，「廠商赴大陸投資及兩岸間接貿易對台灣經濟之分析」，台北銀行月刊，第 27 卷第 7 期（1997 年 7 月），頁 35~51。 楊曼君，「台商赴中國大陸投資對台灣進出口貿易之影響」，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魏鏞，「邁向民族內共同體：台海兩岸互動模式之建構、發展與檢驗」，中國大陸研 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55。

Ashley, Richard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and Peace: The Sino-Soviet-American Triangle and the Modern Security Problematique（London and New York: Frances Printer, 1980）.

Choucri, Nazli and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5）.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Granger, Clive W. J.,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s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Econometrica, Vol. 37, No. 3（August 1969）, pp. 424~438.

Granger, Clive W. J. and Paul Newbold, “Spurious Regressions in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2, No. 2（July 1974）, pp. 111~120.

Hirschman, Albert O.,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Li, Quan and David H. Sacko, “The（ir）Relevance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March 2002）, pp.

11~43.

Lin, Neng-sheng, Taiwan’s Resistance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with China: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nges, 1996-2000（UK: University of Keele Press, 2008）. Long, Andrew G., “Does Trade Follow Peace? Postwar Bilateral Trade and Expectations for

Recurrent Conflict,” presented for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ugust 28-31, 2003）.

Morrow, James D.,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Tressa E. Taberes,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2, No. 3（September 1998）, pp. 649~661.

Park, T. W., F. Abolfathi and M. Ward, “Resource Nationalism i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of Oil Export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 No. 4（April 1976）, pp. 73~82.

Reimers, H. E., “Comparions of Tests for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Statistics Paper, Vol. 33, No. 1（December 1992）, pp. 335~346.

Said, S. E. and David A. Dickey,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Autoregressive-moving Average Model of Unknown Order,” Biometrica, Vol. 71, No. 3（December 1984）, pp. 599~607. Sims, Christopher A.,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Vol. 48, No.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