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媒體，小記者：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勞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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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媒體，小記者：

報禁解除後的新聞媒體勞動條件與工作者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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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昌德

* 投稿日期：2008 年 2 月 20 日；通過日期：2008 年 3 月 15 日。 * 劉昌德為政治大學新聞系助理教授，e-mail: chadliu@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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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報禁解除後的 20 年間，媒體資本漸趨集中，而新聞工作者處境卻每況愈下。透過問卷調查、官方統計、及工會刊物與資料等，本研究首先呈現這段期間新聞工作者工作權與勞動條件惡化的狀況。其次，描述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的發展困境，特別是媒體工會運動在 1990 年代中期以後的停滯，以及分析記者因為階級意識、工作特性、與職業認同等因素，導致工會參與率偏低的現象。最後，建議在媒體集團化趨勢下，新聞工作者組織應可朝工會聯合、結合專業主義、與媒體消費者運動合作、及積極進行內部對話等方向努力。關鍵詞：新聞工作者、勞動條件、工會、集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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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報禁解除後，台灣報業市場由盛轉衰。從 1988 到 1998 年報業廣告量最高峰，第一個十年間成長了 1.25 倍左右；報紙數量也從報禁解除前的 33 家，增加到 360 家、成長約 10 倍。但從 1999 年開始，受到整體經濟景氣下滑、及有線電視與網路等新媒體加入競爭的衝擊，報紙廣告量開始快速下滑，到 2006 年約減少了 4 成 5 左右（見表 1）。受到景氣衰退衝擊，近年來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權屢遭傷害。例如發行 17 年的《中時晚報》於 2005 年 11 月停刊，約 130 餘名員工中有半數遭資遣；一年後，發行 28 年的《民生報》劃下句點，約 140 名員工遭資遣（伍崇韜、朱若蘭，2005；嚴正，2006；馬斯坦古，2007）。過去在市場上佔優勢的兩大報團尚且如此，其他中型報社的處境就更加嚴峻，例如《自立晚報》、《勁晚報》、《大成體育報》、《中央日報》、《民眾日報》等陸續停刊、裁員、或易主。據估計，1999 到 2004 年超過 1600 名新聞工作者失業（伍崇韜，2005）。最後一天的《中時晚報》頗具「自我實現預言」意味地引用雜誌調查，指出 10 個「沒有明天」的工作，其中一項就是新聞記者（楊欣怡，2005）。不過，與其他景氣不佳的傳統產業多緊縮規模的因應方式有所不同，中時報系裁撤中南編與停刊《中時晚報》後，卻進一步擴張版圖— —2001 年 6 月裁撤中南編，隔年便出資入主中天電視台；2005 年 11 月初停刊中時晚報，12 月中透過榮麗投資公司，購入中國電視公司、中國廣播公司、與中央電影公司等三家國民黨營媒體（范凌嘉、李祖舜， 2005）。中時集團企業版圖包括報紙、雜誌、出版、電視、網路、資訊、旅遊、展演、與物流等不同的產業領域（迎接新挑戰，200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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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經報系在 2006 年 10 月與 11 月底分別停刊《星報》與《民生報》之後，也隨即在 12 月參與台北市捷運站內的報紙通路經營權競標，結果以高於捷運公司底價 10 倍、達競標第二名價格 5.4 倍之譜的 1.4 億元高價得標，從 2007 年 3 月起發行捷運免費報《Upaper》（鄭呈皇， 2007）。除了報團之外，聯經報系還有包含出版、人力仲介、物流等關係企業（聯合報系，n.d.）。因此《中時晚報》與《民生報》停刊事件的意義，除了傳統媒體受到新興媒體衝擊而景氣下滑、導致工作者勞動權益受到衝擊之外，更值得注意的是，同時間伴隨著媒體資本轉進新興媒體、導致所有權進一步集中的媒體集團化趨勢。1980 年代後期以來台灣政府採行私有化政策，使得許多重要產業都出現所有權集中的現象，媒體產業同樣如此，其中尤以有線電視最為顯著、被歸類於「超高度集中」的型態（陳炳宏，2001: 107-174）。除此之外，跨媒體集中的情形也逐漸增加，除了前述中時報系進入衛星與無線電視之外，包括東森媒體與和信媒體等五家媒體集團，都分別擁有有線電視系統、報紙、廣播、網路等媒體（瞿宛文、洪嘉瑜，2003: 72-74；邱慧雯，2003）。在報業解禁後、特別是近年來新聞媒體產業資本趨向集中化的背景下，本文首先透過比對此期間對新聞工作者的大規模調查、官方統計資料、及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的調查與內部資料等，描述新聞工作者整體勞動條件愈趨低落的狀況。而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在面對勞動條件逐步惡化的問題時，往往欠缺集體力量的抵抗，因此本文接著探討台灣媒體工會在這段期間的發展與困境，並透過問卷調查與文獻整理，分析新聞工作者加入工會比率偏低的主要成因。最後，援引他國媒體工會對於集團化趨勢的因應，並佐以前述台灣新聞工作狀況與工會發展困境，嘗試討論本地新聞工作者的可能努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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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台灣報紙廣告市場與家數年廣告營收(億元) 年成長(%) 報紙數量年成長(%) 1987 88.31 -- 33 -- 1988 118.56 34.25 123 272.73 1989 165.48 39.57 196 59.35 1990 155.53 -6.01 212 8.16 1991 174.04 11.90 237 11.79 1992 209.33 20.28 270 13.92 1993 220.92 5.54 274 1.48 1994 230.12 4.16 300 9.49 1995 231.81 0.73 335 11.67 1996 220.19 -5.01 362 8.06 1997 248.63 12.92 344 -4.97 1998 264.24 6.28 360 4.65 1999 227.45 -13.92 384 6.67 2000 218.95 -3.74 445 15.89 2001 194.16 -11.32 454 2.02 2002 166.26 -14.37 514 13.22 2003 150.00 -9.78 708 37.74 2004 159.00 6.00 2524 --** 2005 157.08 -1.20 2442 -3.25 2006 144.51 -8.00 2381 -2.50 * 本研究整理自《中華民國出版年鑑》1994、2002、2007 年版，及《動腦雜誌》自 1989-2007 年所公布的前一年度媒體廣告量推估報告，但其數據時有小幅出入，本表以當年對前一年度的統計為準，因此成長率數字與雜誌公布稍有出入。 ** 2004 年後，報社家數計算基準更改為「由經濟部商業司提供，意指凡於經濟部登記在案之設立公司（含外資公司），其營業項目中列有報紙出版事業者之家數統計」（行政院新聞局 2005 出版年鑑，http://info.gio. gov.tw/Yearbook/94/08-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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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新聞媒體勞動條件的惡化

如同歐美經驗所示，媒體所有權愈趨集中，對工作者的勞動權就愈不利。例如 2000 年 Time Warner 與 AOL 合併之後，旗下的 CNN 於 2001 年初便裁撤 400 名員工、裁員幅度高達 1/10（Hickey, 2001）。另 外以報業起家的 Hollinger 跨國媒體集團，1996 年買下 Regina

Leader-Post、Saskatoon Star Phoenix、及 St. Catharines Standard 等多家加拿大

報紙之後，隨即展開裁員，比例達各報社全體員工的 1/3 到 1/4 不等（ McKercher, 2000: 109）。歐洲許多媒體工作者組織也指出，跨媒體集團對勞工權益造成的傷害。歐洲記者協會（ 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EFJ）表示，傳播新科技雖然創造了一些新媒體的工作，但同時卻造成傳統傳播產業更大幅度的失業，同時也讓資方得以大量引入自由撰稿者與短期雇用人員，減少新聞媒體常態雇用人數。法國傳播工會（La fédération Communication et Culture, FTILAC），2003 年對於 Vivendi Universal 內部的員工權益問題，提出多次抗議；而德國服務業與媒體工會（Vereinte Dienstleistungsgewerkschaft, VER.DI）、與英國廣電、娛樂、電影與劇場工會（Broadcasting Entertainment Cinematograph and Theatre Union, BECTU），都因為跨媒體集團屢屢傷害工作者權益，而要求該國政府停止媒體所有權限制放寬的政策（EFJ, 2003; Bibby, 2003: 4-5）。2 媒體集團化造成「失業潮」的一項主要因素，在於媒體集團經營邏輯與傳統媒體之間的差異性。過去的報老闆或所謂報人（ publishers），雖仍必須服從商業邏輯、也有降低人事成本的需求；但是卻會因為個人主觀因素，例如對新聞價值與個別員工的個人好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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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出現違反利潤邏輯的決策。例如，加拿大 Kingston Whig-Standard 的老闆 Michael Davies，在該報廣告銳減的壓力時，讓員工選擇推銷一定報份以避免裁員。另外，Davies 因為個人戒煙的關係，而拒絕煙商刊 登廣告；New York Times 的管理階層，在二次大戰期間則為了充分刊登 新聞，而推掉許多廣告（McKercher, 2000: 107）。但是當媒體集團愈來愈大，市場邏輯凌駕一切，這些對員工來說還具有一定人味的「報人」也逐漸消逝。跨媒體集團的管理階層，沒有太多「非經濟」的考量，經營準則是財務報表上的立即收益，而非如何在艱困狀況下維持一份個人主觀的理想報刊；所以當平面媒體的市場利基縮小後，資方的主要因應方式就是大量裁員以緊縮成本，或者乾脆關閉傳統媒體、把資金轉移到另一陣地。在將本求利的投資觀念下，媒體集團的利潤不在於把新聞做好、以吸引讀者與廣告主，而是如何在資本市場把股價抬高，然後將出售股份賺取價差。此一籠統地稱為「企管新聞學」（ MBA journalism）的新趨勢，改變了新聞媒體的傳統價值觀念（McKercher, 2000: 104-105; Hirsch & Thompson, 1994）。

這樣的狀況在台灣亦然。報禁解除前的「侍從報業」下，許多報老闆自視為「大家長」（林麗雲，2000），因此與員工之間具有某種程度的個人式聯繫。例如聯經報系創辦人王惕吾曾經一再強調，該報系是「大家庭」、「絕不裁員」（卜繁裕，2004）；中時中南編自救會員工在抗爭中，也提到與其創辦人余紀忠一起打拼、「邊烤火爐邊撿字」的日子，而遭裁撤的女性員工更使用「遭男友拋棄」的形容（廖德明， 2005），顯現出傳統媒體勞資之間的獨特情感。另外，1995 年自立報系工會拒絕三重幫入主時，也曾以吳三連所代表的「三老精神」，來作為抗爭的號召（自立報系產業工會，1994）。但報禁解除後，在產業所有權逐步集中化之後，過去老報人與員工的「家企業」觀念不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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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利潤邏輯考量，例如東森老闆王令麟對媒體公開宣示對員工的要求是「show me the money」（王文靜、郭奕伶，2004）。

3 當然，這並不是說過去的報老闆比較「仁慈」；事實上，他們一樣必須服膺商業邏輯，否則無法生存。不過如今集團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了商業邏輯的力量，大幅降低過去殘存的個別資本家微小差異性。因此，報禁解除後新聞媒體的集團化發展，對新聞工作者來說，是勞動環境遠較過去來得殘酷。在工作權部分，特別是近年來由於媒體倒閉、歇業、轉讓、或大幅縮減人力，導致大規模數量的媒體工作者工作不保，並且引發勞資爭議的事例所在多有（見表 2）。此一趨勢可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最近幾年的統計資料加以佐證，近年來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的雇用人數不斷下滑，總計在 2003 到 2006 年的 4 年之間，新聞記者人數大幅減少了 37.1%、攝影記者更快速減少了 46.0%，整體來說受雇的記者人數減少了約 4 成左右。更值得注意的是，記者人數的減少並非主要導因於台灣整體就業市場的不景氣，因為以所有的專業人員受雇數量來看，同一時期卻增加了約 14.7%（見表 3）。在新聞工作者的勞動條件部分，本文主要比較 2004 年與 1994 年的兩項大規模問卷調查的發現，4 並佐以行政院勞委會的統計資料、與記協及工會刊物的相關報導，來說明這十年之間台灣新聞工作者勞動條件的演變。首先，在工作年資的比較上，1994 年新聞工作者平均工作年資為 9 年、並且計畫在同一媒體單位工作的平均時間約 5 年；到了 2004 年的調查顯示，工作者平均年資下降到不及 8 年，計畫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5 年以上——但不見得是同一單位——只佔了 44% 左右。平均年資下降與對新聞工作的堅持度降低，可能是因為新聞工作穩定度愈來愈低，加上許多媒體實施「優退優離」政策、以降低資深員工所需的薪資與福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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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本的手段所致。例如中型報社的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在 1999 年分別優退優離 341 人與 148 人，佔當時兩報社總人數分別高達約 45% 與 25%。大型報紙如聯合報系，90 年代後期持續推動優退優離方案，超過 1,000 名員工離職，使得該報的員工數從原來的 3,600 名、降至 2003 年的 2,300 多名。中國時報則從 2001 年開始到 2003 年之間，從原來的近 4,000 人，裁減將近 1,500 人、精簡幅度高達 40%。5 其次，在整體工作的滿意度與自主性方面，1994 年時約 7 成受訪者滿意新聞工作，9 成認為享有自主性。但是到了 2004 年，以工作滿意度指標來說，6 從其平均來看滿意或非常滿意自己的工作的受訪者，只有 9.1%、不及 1 成。在工作自主性的滿意度比例，也降到約 4 成左右。同時，攸關新聞報導品質的媒體在職訓練，卻明顯不足，有將近 6 成的受訪者表示所在單位缺乏在職訓練。在收入方面，1994 年新聞工作者的平均年收入是 2.3 萬美元、平均月薪約新台幣 5.1 萬元。7 2004 年調查則顯示，月薪在 4.5 萬元以下的受訪者佔 31%、4.5 到 6 萬元之間佔 37.8%、6 萬元以上則有 31.2%。因此與過去相較，大約僅有 3 成的新聞工作者平均月薪較 10 年前的平均數明顯來得高。根據勞委會統計，2001 年到 2006 年之間，新聞記者的平均月薪降低了約 8.9%；而在 2005 年的最低峰，甚至破底到每月不足 4 萬元，比 2001 年的 5.3 萬元，減少幅度超過 1/4。在攝影記者部分，雖然 2006 年回升到 2001 年的水平，但是在 2005 年的最低潮，也一度比 2001 年降低了接近 1 成 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專業人員的平均薪資，在同一時期卻增加了 9.7%；另外，2001 年以前新聞與攝影記者的平均月薪，都較所有專業人員的平均數來得高，但到了 2002 年以後，記者的收入就降低到專業人員的平均值以下。整體來看，可以說記者的收入在專業人員此一群體當中，在 2002 年之後從原本的前段班降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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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班（見表 3）。另一方面，報禁解除後記者工作逐步數位化，使用數位科技設備愈來愈普遍，但是資方卻也逐步把這些硬體設備的購置成本，轉嫁到新聞工作者身上。在 1990 年代初期，記者所使用的電腦大都由事業單位供應；而從 1990 年代後期以來，記者需要自購電腦的比例逐漸增加，目前除了《蘋果日報》之外，其他報社記者都必須自備電腦，報社則提供有條件的定額無息貸款或補助款（黎珍珍，1998a；夏日平，2007）。另外，在行動通訊設備部分，1990 年代初期許多媒體都提供記者呼叫器、並負擔月費；到 1990 年代後期，記者則必須自行申辦呼叫器或行動電話，報社則負擔定額的月費（黎珍珍，1998b）。薪資收入減少，又必須同時負擔部分固定設備的支出，整體來說報禁解除之後記者的收入可說江河日下。至於其他勞動條件部分，2004 年調查顯示，每天工時在 8 小時以上者佔 79.5%、每週工作日在 5 日以上者佔 34.4%。以目前每日工時 8 小時、每週休二日的一般工作時間來看，可見許多新聞工作者都有超時工作情形。在這樣勞動強度下，同意或非常同意工作壓力過大的受訪者，高達 62.2%。表 2：台灣新聞工作權大事紀（1988-2007） 1988.04-09 《中國時報》勞資雙方爭取成立產業工會之主導權，工會成立後首屆理監事均為勞方代表，但資方稍後解僱發起籌組工會的記者鄭村棋、吳永毅、與張玉琴 1991.03-04 《聯合報》記者徐瑞希因報導內容遭資方解僱，隨後《民生報》記者江澤予參與連署聲援亦遭解僱 1992 《民眾日報》員工籌組工會，發起人之一記者陳玉華遭調職、隨後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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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02-03 《新生報》資遣約 120 名檢排工人，40 餘名員工至報社門口靜坐抗議 1994.06-09 自立報系股權轉移風波，跨媒體新聞工作者發起「搶救自立」運動，進而組成「九○一新聞自主推動小組」；並於 9 月 1 日舉辦遊行，提出「落實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部公約、催生新聞專業組織」三大訴求 1994.10 「九○一小組」調查《中央日報》記者蘇諍申訴案件，認定資方不合理解僱、要求讓當事人復職，成為該組織首宗關於保護記者工作權的個案 1995.03 以「九○一小組」為基礎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正式成立 1995.11 自立報系工會理事袁孔琪遭社方調職引發風波 1996.01 「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聯合會」正式成立 1996.07 《台灣日報》產權易手，員工上街頭遊行 1997.02 澎湖《建國日報》停刊 1997.09 中時工會設立勞工團結基金 1997.11 台灣立報社裁員風波，部分不滿員工召開座談會 1999.01 《大成報》裁員攝影與文字記者 30 餘人 1999.03-05 《自立晚報》經營權數度易手，裁員數十人 1999.03-04 《台灣時報》調動 19 位記者，遭勞方控告 2000.08 《台灣時報》傳出以「半價」資遣約 80 名員工 2001.02 《明日報》停刊資遣 300 名員工，其中 150 名回任新資方的《壹周刊》 2001.03 聯經報系的北美《世界日報》洛杉磯分部片面調整員工薪資結構、勞動待遇及福利，強迫簽署可隨時解聘的雇約，員工因而成立工會捍衛權益 2001.06 中時報系無預警裁撤中南部編輯中心 102 名員工 2001.07-10 自立報系資方積欠員工薪資與勞健保費用，員工抗爭後資方退出，工會決定自主經營 2002.02 《勁晚報》停刊，資遣百餘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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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4-07 中天電視傳出積欠員工薪資，隨後中時報系為主的新資方入主 2002.05 《中央日報》優退員工 320 餘人、回聘 70 人，與《中華日報》及《新生報》採取編採平台方式合作，並停刊海外版 2002.07 世界日報工會代表 7 月赴台舉行記者會，並要求與資方對話 2002.09 《台灣新聞報》傳出資方積欠員工薪資未發、並自 2001 年底起積欠勞健保保費 2002.12 台視減薪裁員 2003.08 真相電視近百名員工遭裁員 2004.10 台視記者平宗正採訪風災殉職，記協與媒改社發起「平宗正條款運動」，要求各媒體保障記者採訪安全 2004.12 《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遭鴻海集團控告引起社會注意與聲援 2004.12 中廣結算員工年資，400 名員工中 130 名遭資遣 2005.08 《台灣日報》積欠員工薪資，員工成立自救會，發起記者林朝億、林慶祥遭解僱 2005.11 《中時晚報》停刊，數十名員工遭資遣、部分記者則轉任報系其他報紙 2006.02 《大成報》停刊 2006.03 《台灣日報》再傳積欠員工薪資 2006.05 《中國時報》解僱工會幹部陳文賢 2006.06 《台灣日報》停刊，120 餘名員工失業；《中央日報》停刊 2006.09 《中華日報》資遣 375 名員工，回聘 80 名 2006.10 聯經報系《星報》停刊 2006.11 聯經報系《民生報》停刊，65%、約 140 位員工遭資遣 2006.11 中時製版工人李明振、林長榮控告資方於 2002 年以業務緊縮為由資遣一事違反勞基法，最高法院三審勝訴，裁定中時應給付欠薪並回復工作。中時隨即再度資遣兩名員工 2006.12 北市就業歧視評議會認定中時陳文賢案為就業歧視，處罰中時 30 萬 2007.03 《壹週刊》與《蘋果日報》計畫裁員一成、約 120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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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 《民眾日報》資遣 100 餘名員工，隨即於 5 月易主，母公司東森集團積欠資遣費至 7 月底 2007.10 接手台視官股的新資方非凡新聞，結算台視員工年資，並資遣離退 145 人、新聞部佔三成 2007.10 《自由時報》應環保署要求，將記者周富美調線，隨後解僱。周富美提請台北市政府勞工局進行勞資爭議調解 2007.11 東森電視傳裁員 300 餘人，TVBS 裁員 30 餘人 2007.12 《自由時報》長期未給足員工國定假日遭北市府勞工局罰款，記協協助員工向報社爭取遭積欠之假日工資 2007.12 聯合報系取消久任年資制度，約 1500 位、逾 75% 員工遭實質減薪 * 本研究整理自相關新聞報導、目擊者雜誌、苦勞網、與媒體觀察基金會資料。表 3：新聞工作者受雇人數與收入統計（2001-2006）所有專業人員新聞記者攝影記者人數增減月薪增減人數增減月薪增減人數增減月薪增減 2001 -- -- 48550 -- -- -- 53399 -- -- -- 48821 -- 2002 -- -- 53259 9.6 -- -- 50772 -4.9 -- -- 49332 1.0 2003 478064 -- 51129 -3.9 3576 -- 50185 -1.1 1593 -- 42517 -13.8 2004 500080 4.6 53216 4.0 2990 -16.3 44275 -11.7 1050 -34.0 42979 1.0 2005 525521 5.0 53654 0.8 2601 -13.0 39376 -11.0 1195 13.8 42019 -2.2 2006 548329 4.3 53237 -0.7 2251 -13.4 48673 23.6 861 -27.9 48879 16.3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行政院勞委會網站。 ** 月薪之單位為新台幣元，年度增減之單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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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之發展與困境

面對報禁解除後新聞媒體勞動條件的惡化，台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束手無策。此一窘境的成因，絕大部分是來自於新聞工作者集體組織未能充分發展。1988 年解嚴後到 1990 年代初期，興起第一波媒體產業工會的成立風潮，主要集中在報業與無線廣播電視台。在這一階段成立的媒體工會，除了中廣與台灣新聞報以外、有 13 家產業工會於 1996 年參與創立「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聯合會」（簡稱「大傳聯」）。然而自 1990 年代中期之後，新聞媒體工會運動一直未有明顯進展。1996 年以後，只有民視、及非商營的公視與央廣等 3 家無線廣播電視台成立了產業工會，而為數頗眾的有線新聞台以及報社，都未能成立產業工會。 2002 年底，大傳聯會員工會數為 12 家（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聯合會， 2002）；到了 2007 年，大傳聯會員工會數仍維持在 11 家，包括 4 家報社、5 家無線電視台、1 家廣播電台、與 1 家通訊社。但是媒體工會規模逐漸萎縮，自 2002 年底到今年初，大傳聯總人數減少了 24.3%。其中，受到報業自 1990 年代後期以來持續裁員的影響，所有報社工會的會員數都急速減少、或甚至停止運作。不過無線電視台工會會員數則相對持平，且其中公視與民視的規模有明顯增加（見表 4）。除了產業工會之外，雖然部分縣市的新聞業設有職業工會，但如同許多戒嚴時期成立的職業工會一般，其功能往往只是為會員加入勞工保險，缺乏勞工運動與意識的組織功能（黃德北，2005: 96-99）。在近年數次媒體勞資爭議事件中，能夠以新聞工作者集體角色發聲的組織，大概只有 1995 年成立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不過該組織受限同時認同於「專業主義」的角色，並未將自身定位為「新聞工作者工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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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台灣新聞媒體產業工會概況人數類別產業工會成立 _{2002 2005 2006 2007 2008} 備註全國全國大眾傳播業工會聯合會 1996 5949 5517 4912 4321 4506 2002 年資料為年底統計，缺 2003、2004 年之資料， 2005 年以後為年初統計聯合報系 1988 2180 1600 1500 1001 1001 2002 年前分為聯合報、經濟日報、聯合晚報、與民生報等產業工會中國時報 1988 620 360 220 216 203 中華日報 1989 230 230 180 70 90 國語日報 1993 215 195 150 159 158 中央日報 1988 -- -- -- -- -- 2006 年停刊自立報系 1988 -- -- -- -- -- 2001 年停刊台灣新聞報 1988 -- -- -- -- -- 2001 年民營化後停止運作報紙台灣日報 -- -- -- -- -- -- 1997 年民營化後停止運作台灣電視 1988 480 440 440 460 350 中華電視 1988 580 510 424 424 520 中國電視 1988 -- 460 460 460 460 2002 年間一度退出大傳聯民間全民電視 1998 600 600 750 750 750 電視公共電視 1999 580 552 540 531 721 中央廣播電台 1998 354 320 210 210 210 廣播中國廣播電台 1988 -- -- -- -- -- 非大傳聯會員其他中央通訊社 1994 110 40 38 40 43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大傳聯提供之資料，行政院勞委會與台北市勞工局網站、及瞿海源（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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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人數仍然偏低，8 因此在保護勞動條件的功能發揮上受到非常大的限制（林富美，2002: 76-77）。至於新聞媒體的「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s），在無特定雇主的狀況下，相對更為弱勢；直到 2006 年才有「紀錄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的成立，除了提供會員加入勞健保外，同時也注重勞動權益的保護。9 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發展的不蓬勃，首要原因當然是台灣的工會運動，長期以來受到政治與法律的限制。在解嚴以前，工會運動主要面對冷戰時期獨裁政府的直接壓制、及國家政策重視經濟發展的雙重影響（ Huang, 2002）。1987 年解嚴之後到 1990 年代中期，執政者以「維持治安」與「維護經濟發展」為名，一方面以警察與司法手段壓制自主工會運動，另一方面透過相關法令的修法，收束勞動公民權（王振寰、方孝鼎，1993）。在這段過程中，自主工會運動雖然有所進展，並且對上述的修法過程發揮了保護勞工權益的影響力，但勞工運動在與國家機器和資方的對抗中，整體來說仍力有未逮（何明修，2005）。2000 年中央政權政黨輪替後，佔國會多數的在野黨聯盟尋求各種議題對執政黨的杯葛，勞工運動才有比較大的運作空間，例如 2000 年底的《勞動基準法》工時案修法過程中，勞工團體的要求因此獲得一定程度實現（ Huang, 2002；何明修，2005）。除了必須面對整體工會運動在政府、法令、社會等層面所遭遇的困難之外，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所面臨最大的特別課題，是白領新聞工作者、特別是記者參與工會的人數比例偏低，造成工會力量更難發揮、甚至因藍白領勞工的分立而削弱集體行動之可能性。2004 年的調查顯示，只有 28.3% 的受訪新聞工作者是工會會員；而受訪者當中的新聞記者，加入工會的比例更低、僅達 24.7%。另外一項 2002 年的調查顯示，雖然一般認為記協會員的集體意識較高，但他們參加個別媒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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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的比例也僅在 3 成左右（劉昌德，2003）。再者，加入工會的記者也有相當侷限性；根據 2004 年的調查結果分析發現，在表示自己服務之媒體有工會的記者當中，女性、年紀輕、及教育程度較高者，加入工會的比例偏低。10 記者加入工會的比率較低，一般認為是源於其勞工意識的模糊。以英國來說，新聞工作特質造成記者的內在個人主義傾向，使得報業工人的勞工認同明顯低於其他產業（Noon, 1993）。表現在工會組織層面，就使得全英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戰鬥性一直比不上印務部門工會，及其力量在 90 年代的一度衰退（Gall, 2002）。事實上，早在 1930 年代的美國報業，就有工會運動者描述新聞工作者對工會的輕蔑，「[大部分白領新聞工作者認為] 工會？對印刷廠那些呆瓜來說是挺合適的，但像我們這些記者編輯的聰明人，根本就不需要。」 （cf. Kritzberg, 1973: 399）。更早在 1890 年代到 20 世紀初期的美國印 刷工會運動當中，雖然積極企圖組織編輯室當中的新聞勞工，但卻難以成功。除了當時記者編輯薪水較印刷工人低、無力繳交 ITU 會費以外，記者不認同勞工身份更是重要原因（Brasch, 1991a: 46-47）。對於台灣記者加入媒體工會意願與比例偏低的現象，過去的相關研究集中在其階級意識相對淡薄與新聞工作特性的兩項因素。馮建三（ 2000）針對媒體工會刊物的內容分析顯示，白領新聞工作者的階級意識較藍領工人薄弱。記者由於其工作特性，能夠在不同媒體之間、乃至其他行業之間尋求工作的機會，較一般藍領勞工來得多，也就造成了他們傾向以個人方式、而非集體抗爭的手段來解決工作條件不佳的問題。此一階級意識與身份認同問題，成為國內白領新聞工作者參與工會比例低落的主要因素（林富美，2002）。其次，新聞勞動特性也降低了媒體工會良性發展的可能性。例如，新聞勞動的時間壓力較高，使得許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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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疲於應付，工會參與度因此偏低（張碧華，1992）。一項問卷調查則發現，「工作太忙」與「認為工會功能不彰」等工作場合的勞動特性及對工會功能的認知，才是導致記者無法、或不願加入工會的最主要因素（董素蘭，2002）。除了上述的因素之外，白領工作者對工作的「職業認同」（ occupational identity）、或者對工作的社經地位認知，也會影響工會的參與率（Huws, 2006; Cornfield & Kim, 1994）。因為職業認同一方面具有「內聚」功能，得以凝聚這個職業內部的成員團結行動，另一方面也具有「區隔」功能，區分出這些職業認同所凝聚出的團體與其他團體的不同，因此是勞工參與工會的基礎；而包括科技引入導致去技術化等因素、使得勞工職業認同降低，就破壞了工會運動的基礎（ Huws, 2006）。這項影響記者參與工會運動的因素，在過去國內相關研究較少提及。因此，本文特別就此一項目，根據 2004 年的問卷調查結果進行分析，發現在所服務單位有工會的記者當中，加入工會的記者其職業認同度指標的平均數，比未加入工會者的職業認同度明顯來得高，間接說明了職業認同與工會參與之間的正向關係。11 同時，調查中受訪的新聞記者裡，同意、或非常同意「現今記者的社會地位比過去低」的敘述者，比例高達 78.8%，顯示目前記者對本身工作的社經地位，並不具有自信。將問卷這兩項結果結合起來觀察，台灣白領新聞工作者日趨低落的職業認同度，對新聞媒體工會運動來說，是另一項可能的負面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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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媒體資本集中趨勢下的新聞工作者「再組織」

面對媒體所有權集中、集團化的資方愈來愈強勢，以及台灣工會運動所遭遇的傳統困境，究竟台灣的媒體工作者與工會運動，可以有哪些因應方式？透過對國際媒體工會因應模式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可能的方向。首先，是透過工會之間的合作與合併，建立一個更大的工會來與愈趨龐大的資方進行協商甚至抗爭。舉例來說，McKercher（2000:360-368）分析北美的記者工會組織在 1990 年代因應科技發展與所有權集中的因應策略之後，強調工會之間的聚合，將會是一個必要的措施。她更建議，媒體工會應該有進一步的合作，包括加強新工會內部的團結、發展更為靈活的協商策略、增加工會之間的合作、甚至要再繼續合併等。但也有分析指出，由於不同媒體之間具有一定程度的差異性，所以這樣的合作，不必然一定要組成一個「大工會」，而可以採取更為彈性的合作方式，例如荷蘭「文化、資訊、娛樂、媒體工會聯合會」（Cultrue, Information,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KIEM）的合作伙伴關係（joint-venture）（Wilson, 2000）。在台灣，黃德北（2005:97）指出企業集團化時代中，「集團下的企業都由同一老闆掌控，但往往卻不能組成集團工會。……以致沒有一個組織性的勞工力量能對金控公司提出集體談判的要求。……由於工會無法履行保護工人權益的功能，降低工人加入工會的意願，工會入會率的下降又會進一步削弱工會的力量與保障工人權益的能力，這樣就會陷入不斷的惡性循環中」。因此在媒體產業邁向集團化的時代中，媒體工會之間、以及媒體工會與國際∕全國∕地方工會聯合組織之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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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採取何種形式，都相當重要。但同時，媒體工會進行聯合的同時，仍必須加強在個別廠場的組織與抗爭能力，才能使這樣的合作具有實質意義；否則在個別工會力量薄弱下的各種聯合抗爭，往往僅是徒具形式。12 其次，則是「專業主義」與「工會主義」的適當結合，來提高白領工作者集體行動的可能性。事實上，提升專業自主的專業主義，在許多媒體工作者的集體組織中，從來就是不可分割的一部分（Amman, 2002; Dale, 1991: 8-9; Brasch, 1991b）。一方面，Amman（2002）在分析一些媒體工會的成功例子之後，建議媒體與新傳播科技產業的工會，應該以某一「行業」或「專業」為中心來組織，而非廠場工會；同時，還需扮演增進專業的角色，包括改善這個職業的整體表現、與會員專業技術的提升。另一方面，林佳和（1996）分析德國的內部新聞自由，指出要達成專業主義中的自主理想，「只有透過勞工運動之抗爭，才能實現自我決定權，才能真正實踐內部新聞自由之要求」，這一點也為馮建三（ 2000）所肯定。在地的例子，有紀錄片工作者由原來的紀錄片協會開始，從而發展組成紀錄片工會。這樣的結合，可以更進一步落實為媒體內部「產業民主」的訴求，例如 2007 年公共電視工會爭取設立員工董事的過程，便相當程度結合了公共電視法當中編輯部民主的專業主義概念。從「職業認同」提升有助於工會運動的角度來看，專業主義同時是提高職業認同的一種作法，對於白領新聞工作者加入集體組織，應有一定助益。再者則是更進一步結合其他社運團體、尤其是與媒體領域中消費者運動組織的作法。例如，台灣的銀行員工會在對抗金融業兼併的過程中，特別提出勞工工作權受損，導致服務業的品質下降，連帶影響金融消費者權益的問題。因此工會運動者認為，這揭示了一條工會運動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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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運動合作的必要性與契機（夏傳位，2005）。在不同議題的支援行動方面，例如過去中時工會聲援公娼自救團體的行動（馮建三，2000: 174），也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這種聯合不但開創出新的議題空間，更重要的是可以爭取社會的普遍支持，而改正過去有關工會只為是「為錢而鬥」的印象（邱毓斌，2005）。在媒體領域，例如美國的編劇工會就針對許多觀眾所譴責的影視產品置入性行銷日趨氾濫的問題，與消費者運動團體 Commercial Alert 合作，合作遊說政府主管機關制訂相關規範（WGA, 2005）。最後，則是重啟工會與工會、工會幹部與成員、及工會與所屬工作者之間的「內部社會對話」（the internal social dialogue）的重要性（ Hyman, 2001∕許繼峰、吳育仁譯，2004）。特別是在全球化與後現代社會多重認同的挑戰下，工會主義不斷遭受質疑與削弱，但卻未能發展出新論述來加以因應，這是當前全球工會都遭遇到的問題。在台灣的媒體工作者，更因為媒體工會長期以來未能建立足夠的力量、以及集體組織會員規模受限與無法打入年輕工作者的問題，因此面對這些新挑戰時更加顯得蒼白無力。如何重啟媒體工會之間、以及工會與工作者之間的良性對話，將會是新一波媒體工作者集體組織所面臨的重要課題。

註釋

1 本文主要依據兩項國科會研究案的部分成果改寫而成，分別是劉昌德（執行中），《文化工作者之勞動、勞動條件、與工會運動：以台灣紀錄片工會與工作者為例》，NSC 96-2412-H-004-020-SS2；與羅世宏（2004），《數位時代的新聞職業：資訊傳播新科技對新聞記者及其工作（場所）的影響評估研究》，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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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412-H-194-001-SSS。大部分內容曾以〈大媒體，小工會：媒體壟斷下的工作者組織（1987-2007）〉為題，發表於卓越新聞獎基金會與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辦之「報禁解除二十年研討會」，台北，2008 年 1 月 11 日。特別感謝羅世宏教授與大傳聯總幹事陳文賢先生慷慨提供寶貴資料與意見，但文責由作者自負。 2 不只新聞工作者遭遇類似的危機，電視與電影的編劇、導演、與演

員也受到負面衝擊。例如美國編劇工會（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est, WGAw）指責因為影視產業被少數跨媒體財團所掌握，因此加州相關工作機會一直在減少當中（WGAw, 2003）。 3 這類現象不獨見於媒體集團，同樣也存在於其他產業。例如在金融業中，大型金控集團事事以銷售業績及帳面股價為先，因此放棄了過去中小型銀行家經營講究「信用」與「服務」的傳統（夏傳位， 2005）。 4 1994 年調查見 Lo（1998）。2004 年調查則見羅世宏（2004），於 2003 年 8 月到 2004 年 2 月間以便利取樣法，透過記協與研究者人際網絡，共散發問卷 2,900 份，回收 899 份、回收率約 30%。在有效問卷當中，記者有 550 人。 5 參見工會刊物報導：大傳聯，2000，11 期 2 版。聯工月刊， 2002，163 期 1 版；2002，166 期 1 版；2003，176 期 2 版。工輿，2002，136 期 5 版；2003，150 期 2 版。 6 包含 9 個問題，分別為是否滿意「採訪路線∕編輯版面」、「員工福利」、「待遇與津貼」、「新聞工作特性」、「自我專長發揮」、「編輯政策」、「職場人際關係」、「人事制度與升遷管道」、與「專業自主性」。 7 根據中央銀行網站資料，1994 年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匯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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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55: 1。 8 2002 年時記協會員人數為 292 人（劉昌德，2003: 7）。 9 參見紀錄片工會網頁：http://blog.roodo.com/docunion。 10 在 243 名表示所服務媒體有工會的記者中，加入工會的記者平均年 齡 36.66 歲，較未加入工會者 34.82 歲為高，t (214) = 2.156, p < .05；加入工會者的女性比例 28.8%，較未加入工會的 50.6% 低，x2 (df = 1, N = 219) = 10.627, p < .01；加入工會的記者中大學以 下教育程度佔 25.8%，比未加入工會的 8.0% 高，而其碩博士學歷 佔 28.8%，又明顯比未加入工會的 46.0% 低了許多，x2 (df = 2, N = 219) = 13.140, p < .01。 11 職業認同度指標由 7 個問題構成，包括「這份工作令我愉快」、「這份工作和我志趣相符」、「這份工作帶給我成就感」、「這份工作使我有影響公共事務的機會」、「這份工作有保障」、「新聞工作是份專業工作」、與「新聞工作需要更多了解專業義理的媒體人」。回答為「非常同意」者登錄為「5」、「同意」登錄為「4」、「無意見」登錄為「3」、「不同意」登錄為「2」、「非常不同意」則登錄為「1」。滿意度指標總分級距為 7 到 35 分。 550 名受訪記者的職業認同度平均為 24.576 （ N = 519, SD = 3.724）。在表示目前服務媒體有工會的記者中，加入工會的受訪記者之職業認同度指標平均數為 25.35，未加入工會者為 23.76，差 異達統計顯著水準，t (212) = 2.986, p < .01。 12 電話訪談大傳聯總幹事陳文賢，2008 年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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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Union Movement of

Taiwanese Journalists, 1988-2007

Chang-de Liu

*

ABSTRACT

While Taiwanese news media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monopolistic in recent years, news workers have suffered from ba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ecreasing job opportunities. First, this paper, through surveys, governmental statistics, and media unions’ reports, demonstrates how worse have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news workers become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Second,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union movement since 1988,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media unions have encountered, and analyzes factors, such as class consciousness, characteristics of news work, and occupational identity, resulting in the low union participation rates of reporters. Thir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everal possible suggestions, includ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unions, the alliance with media consumers movement, the collabo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l social dialogue with workers, are made for Taiwanese media unions.

Keywords: journalist, working condition, union, conglomeration

* Chang-de Li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