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官印的研究：以彰化縣印為例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19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華民國105 (2016)年 1 月

清代臺灣官印的研究：以彰化縣印為例

劉仁超

摘　要

本文提出研究官印具有行歷史研究、補史料不足、辨史料真偽的功用。然而在 運用這項難得的金石資料前，須先對各印建立基礎資料與調查研究，將印信實物，

官印制度及歷史文獻，三者並重，互相驗證，釐清每個印信的演變，才能呈現該印 的樣貌。有時一個職官不僅只有一枚官印，其換印的原因是值得探討的部分。本文 利用此法，將清代彰化縣知縣的官印逐一考證，發現從設縣到割臺（1723-1895）

前後一百七十餘年間，陸續使用了5 枚不同的印信，原因恰與清代臺灣三大民變有 關。

關鍵詞：彰化縣、知縣、官印

*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清代臺灣官印的研究價值 貳、清代官印的研究方法

參、清代的彰化縣印 肆、縣印的外觀 伍、結論

壹、前言：清代臺灣官印的研究價值

研究清代臺灣史常用到的史料包括地方志書、公文檔案、私人雜著 及各地的古文書等，這些文獻史料提供了豐富的資訊，讓今人得以重建 過去的種種。「讓史料說話」是史學家的任務，但相對於文獻史料，文 物史料能提供的信息似乎相當有限。對治學嚴謹的史學家而言，沒有理 由不重視文物，但進行文物解讀時，態度總是保守許多：白紙黑字記載 的文獻史料尚且有隱匿造假或誤植的可能，須經細心的判斷，更何況沉 默的文物史料。既然如此，鑽研清代臺灣官員印信這種「爺們」的信物，

除了傳統的金石學家可能稍感興趣，在臺灣史或臺灣學研究的領域，能 提供什麼樣的參考價值？筆者以為，至少有以下三項：

一、行歷史研究

目前已知仍存世的清代臺灣官印，僅1980 年在北京出土「鎮守福 建臺灣等處總兵官之關防」、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藏「嘉義 縣印」，¹及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藏「福建臺灣城守營右軍新添外委把總 鈐記」共三枚。面對如此稀少的數量，理應無法建構出一套研究論述，

更遑論學術上的成果。不過印信並不是一般的文物，其功能為官員的憑 證，鈐用於往來的文書上。大部份的文書在文末都載有年月日期，這些 日期，意外地成為各印的時間座標。以此出發進行研究，可視為另闢途 徑認識清代臺灣史。例如臺灣總兵從雍正11 年（1733）改為「掛印」

1 張先得，〈北京市崇文區出土清代臺灣總兵官印〉《文物》，318 期（北京：1982），頁 94；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編目號：AH001695。

總兵，改掛印不只是改銜而已，其印信也從長形的「關防」改為正方形 的「印」，但新印卻在雍正13 年（1735）才起用。到光緒初年，因閩 撫冬春巡臺，總兵取消掛印，恢復使用關防。這枚關防即為前述在北京 出土的「鎮守福建臺灣等處總兵官之關防」，但因故被閩浙總督攔下了，

並未交到臺灣總兵手上。依史料遲至清末總兵萬國本仍使用方印，最後 才換用關防。但此時臺灣已建省，澎湖也設立了總兵，轄區改變使得關 防的字樣需要更改，因此捨棄了該枚關防重新鑄造。以上換印的情形，

文獻上的紀錄並不完整，需配合實物觀察所得。此外，從雍正朝到光緒 朝總兵掛印期間，用的都是同一方印嗎？答案是否定的，這段期間也換 了數枚，包括一枚因戴潮春事件遺失而由福建布政司代刻的臨時木印。

總兵是清廷在臺設置最高階的武官，前後二百餘年的清領時期，其官印 竟多達7 枚（不含澎湖總兵）。其演變的緣由，應是臺灣學研究者感興 趣的題目。²

二、補史料不足

有些文獻史料本身殘缺破落，狀況不佳，但如果其上鈐有官印，或 許可以彌補欠缺的資訊。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 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為例，由於存於宮中時已有黴爛，且當年從同 懋增紙店搶救後又損耗不少，³史語所在編輯《明清檔案》時，即將封面 具題者遇有缺頁之原件認定為「製作官司不詳」，並於文末的註解聲明

「此前有闕幅」。但其實從紙張接合或末端年月處的官印便可以判斷該 件是何職官所擬，例如編號A4-157，其官印為閩浙總督關防，又這份文 的時間順治3 年（1646）6 月，可知具題者應為張存仁；又如 A43-108，

文末鈐用官印為山東巡撫關防；A46-72，官印為廣東巡撫關防。內閣大 庫檔案中類似殘缺的例子不少，如果官印文字仍可辨，此不失為協助判

2 臺灣總兵與澎湖總兵官印的考證，可參考筆者〈清代福建臺灣總兵官印信考：附福建臺灣澎湖 總兵官印信考〉《臺灣史研究》，21：1（臺北：2014），頁 219-263。

3 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在民國 10 年歷史博物館賣給同懋增紙店時重達 15 萬斤，經過 9 年的 輾轉才買回，但損失了2 萬餘斤。詳李慧敏〈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緣起〉，收於《檔案季刊》

第8 卷 2 期（臺北：檔案管理局，2009），頁 46-55。

定的方法。⁴

另以〈淡新檔案〉為例，按臺大圖書館網站的介紹，該批檔案共 1143 案，涵蓋時間最早為乾隆 41 年（1776）。此說是根據第 22510_008 件〈給埔界批字〉，該件批字落款日期為乾隆41 年 10 月。不過〈淡新 檔案〉中有許多散落的孤件，第11327_001 件〈申詳究擬書役周銘等需 索墾佃黃亮等一案緣由冊稿〉雖然僅存封面而無內容，無法得知成文年 代，但其上鈐用一枚極清晰、字體尚未模糊的「北路淡水捕盜同知關 防」，依筆者估計鈐於乾隆30 年（1765）以前，但不會早於乾隆 17 年

（1752）。這個範圍雖然仍嫌寬廣，但〈淡新檔案〉的涵蓋時間可以往 前推10-20 年。由此可知研究官印有助於定位史料的生成時間。

更進一步說，文獻史料不可能記載所有的歷史事件，但沉默的文物 史料卻能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告訴我們，歷史上的確發生過這麼一回事。

以「嘉義縣印」為例，眾所皆知林爽文事件時高宗將諸羅縣易名為嘉義 縣，因此嘉義縣印應從乾隆五十年代後才出現。但從乾隆朝到清領結束，

嘉義縣印共有3 枚，第一次換印在嘉慶 22-23 年，第二次換印為光緒 14 年，此枚即前述臺博館典藏的嘉義縣印。這兩次換印都沒有留下文字紀 錄，僅能從臺博館典藏的印章實物及數十件嘉義古文書的鈐用情形整理 而來。換印的動機為何﹖文獻史料沒有記載，筆者從古文書上的用印情 形推測，可能因舊印模糊故申請換印，此乃清代司空見慣之事。

三、辨史料真偽

官印為執政者的憑證信物，因此辨別文書真偽為官印的基本功能。

數年前一名自稱盛宣懷四子的私生女，出示一張慈禧太后賜釣魚臺給盛 宣懷的「慈諭」，在當時引起一陣討論。經歷史學者從公文格式及慈禧 太后用的圖章進行多方考證，證明該「慈諭」為一場騙局。⁵清代臺灣發

4 史語所與聯經書局合作，在 1986-1995 年間陸續出版《明清檔案》324 冊，僅刊登到嘉慶年間，

後來由於數位化科技的趨勢，不再出版紙本。上述3 份檔在內閣大庫線上資料庫中皆已指出具 奏者的職銜，考證的依據可能為具奏內容或筆跡，也有可能是從官印。

5 虞正華，〈慈禧的釣魚臺列島「慈諭」考辨〉，收於《歷史月刊》第 118 期（臺北：歷史月刊 雜誌社，1997），頁 41-46；宋路霞，《百年家族：盛宣懷》（臺北：立緒文化，2001），頁 317-325。

生不少官印造假的案例，例如乾隆時期林益全私雕臺灣府印，偽造差票，

嚇索平民，被知府楊廷理查出。⁶諸羅縣民朱含章因與他人有借貸糾紛，

竟異想天開私雕諸羅縣印，捏造勸民歸匪告示，並將假印藏在對方家中 香爐，意圖陷害。⁷嘉慶年間林三奚偽造臺灣道及鹿港同知關防，發假劄 諭詐騙岸裡社職員進繳活鹿、鹿茸、鹿筋等物。⁸

現 存 實 物 中 也 有 一 些 使 用 假 印 的 古 文 書， 藏 於 博 物 館 或 學 術 單 位，例如臺博館〈臺南官銀票，AH004353、胡阿錦諭示，AH001655- 005〉，臺灣歷史博物館〈抄封田執照，2003.010.0068〉，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立杜賣契字，OB910012〉，國家圖書館〈臺南官銀票，A 803.98 00487~00495，共 9 張〉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仝立杜賣盡根水田 屋宇契，ET1053〉。然而，與其指陳這些古文書為無中生有的「偽物」，

筆者寧可相信它們是「抄本」。臺中圖書館典藏一份研究岸裡社發展史 極重要的雍正年間「割地換水」合約，⁹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這份六館業戶 陳周文所持合約上面的印信，不難發現它其實也是一份抄本，因為所有 印章都是描繪上去的：沒有理由在正式合約上用畫的方式取代印信，相 信這樣六館業戶也不會接受。比較合理的解釋是，由於這是非常重要的 開墾合約，因此陳周文進行備分抄寫，連同印章的部分亦一併繪上了。

不過抄本再珍貴畢竟不是正本，如同總督府派員到各地調查抄寫的契抄 或重新鉛印刊載的古文書資料，使用時應持謹慎態度。依此原則，我們 應該重新檢驗各機關典藏鈐有官印的古文書，特別是近年來價格被古物 商炒作，博物館採購時尤須小心。反過來說，一份古文書如果沒有鈐用 印章（特別是官印），即所謂的「白契」，後人很難辨識真偽。

2015 年，家藏數件新港文書，著名的高雄田寮陳家尋求筆者協助鑑

6 奎林、萬鍾傑奏，乾隆 54 年 11 月 12 日。〈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43662。

7 郝玉麟、王士任奏，乾隆 4 年 5 月 30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4 冊，頁 264- 269。

8 〈嘉慶二十三年（1818）林三奚（葉溪山）在潘進文疊次到社假騙到憲臺印諭劄、理番分憲印 票即屬哄騙活鹿等物明要勒索銀項等弊〉，〈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編目號：

AH002324。

9 此合約可見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xxiv，或〈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識別號：

T0687_02_0001。

定一件祖傳契尾，以利其與林務局進行土地訴訟。筆者基於對契尾版式 的瞭解與其上鈐用官印的研究，並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等單位典藏年代與編號相近的鳳山縣契尾比對，認定該件為真品。

由於不能破壞古文書完整性，無法行科學鑑定，靠官印辨識真偽應屬合 理與權威的做法，其實這正是印章的原始功能。但在擔任此工作前，除 了先有認識篆書的基本能力，須累積觀察大量的古文書，仔細研究用印 情形並逐一登記文書年代、典藏編號等資訊，相當耗時費力。

貳、清代官印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官印前，必須先認識官印制度。過去已有幾篇論文或專書研 究印信制度，如饒金蘭《近代中國印信制度－行政之觀點》、中國學者 任萬平〈清代官印制度研究綜論〉、杜家驥〈清代官印的特點及其所反 映的職官制度變化〉及日本學者片岡一忠《中國官印制度研究》等文。¹⁰ 這幾篇前人的著作將清代歷來的會典、事例、則例進行整理與歸納，從 宏觀的制度面著手，將官印制度進行詳盡的介紹。然而這些研究總讓人 覺得遙遠，作為臺灣學的研究者，不禁想問：那臺灣呢？臺灣的官印樣 貌如何？是否符合會典所載的規制？康熙23 年（1684），清廷於臺灣設 一府三縣，開啟了兩百餘年的清王朝統治，這段期間將行之於中國本土 的行政制度也用於臺灣，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官制，官印制度正是行政制 度研究中的一環。臺灣官員的印信當然可以用來與規制相驗證，讓稍嫌 枯燥的印信制度讀起來有趣些。不過官印制度涉及的層面很廣，不僅只 有規定鑄印時應用的材質、尺寸、字體等型式。如果僅做外觀樣貌的考 究，似乎沒有善加利用這項難得的金石資料。筆者以為，若要研究某個 職官的官印，仍需從該職官自身的歷史脈絡出發，將鈐有印信的官文書 逐一檢視，配合文獻記載，釐清每個印信的演變，再以鑄造當時會典的

10 饒金蘭，〈近代中國印信制度：行政之觀點〉，（臺北，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92）；任萬平，〈清 代官印制度綜論〉，收於朱誠如主編，《明清論叢》第1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頁298-316；杜家驥，〈清代官印的特點及其所反映的職官制度變化〉，收於歷史教學社編，《歷 史教學》總第587 期（天津：歷史教學社，2009），頁 5-9、16；片岡一忠，《中國官印制度研究》

（東京：東方書店，2008）。

規制做確認。研究方法可以做如下的理解：

( 一 ) 大多數的官印已不存世，能見的只有其在古文書上留下的印面 文字。由於古文書多載有年月，定位了各印的存世時間，此項印信所具 備的動態性質，為靜態的金石資料如石碑、銅器、甲骨等所無。廣泛的 記錄與整理這些鈐有官印的古文書，為展開研究的基礎。例如〈淡新檔 案〉，據筆者逐一檢視與登記，便有多達約200 種不同的官印。

( 二 ) 藉由官印制度可以重塑原印的外觀形貌，但歷代以來官印制度 均有修改，因此各朝會典、則例、事例均需研讀比較，以符合不同時空 背景所用。

( 三 ) 歷史研究終究無法脫離文獻，印信的頒發、更換、遺失等，相 關的記載見於實錄、題本、奏章、方志、採訪冊，或私人雜著，要盡量 蒐集應用。

簡言之，儘管印信本體雖已不存，仍可從古文書上的印記，會典所 載的官印制度，督撫提鎮的的本章奏摺及各式各樣的歷史文獻中互相驗 證，重現各階段印信應有的樣貌。此種方法與製造工程學中的「逆向工 程」（Reversed Engineering）有幾分相似：在圖面資料與設計理念不明 的狀況下，工程師利用各種手段分析既有成品，反向推敲出它的設計原 理與原始圖面。官印的研究也是一種逆向工程，研究者利用各種資料重 現印章的歷史，包括它的鑄造、換發原因，以及它的外觀，甚至每個時 期的磨耗情形。這個追尋的過程，提供了豐富的文物史料資訊供臺灣學 研究者運用。

本文利用上述方法，以清代的「彰化縣印」為例進行研究考證。發 現清領時期的彰化縣，從雍正初年設縣到乙未割臺（1723-1895）前後 一百七十餘年間，陸續使用了5 枚不同的印信（圖 1）。在進入正文前，

有三點須先說明：

( 一 ) 清代古文書在日治時期便開始進行調查，如 Provisional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Laws and Cu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1902）、《臺 灣蕃政志》（1904）、《大租取調書付屬參考書》（1904）、《臺灣私 法附錄參考書》（1910-1911）、《契字及書簡文類集》（1916）、《臺 灣文化志》（1928）等書收錄了不少。但或許受到成本的考量，這些古 文書只能用重新打字或抄寫的方式出版，已非原貌。本研究需以清代古

文書的原件影像才能進行，其來源可分為1. 機構典藏 2. 古文書集。筆者 從這些鈐有官印的古文書中試圖找出每方印存世最早與最晚的時間，但 相信仍有遺漏，讀者如有發現請不吝指正。¹¹

( 二 ) 由於清會典歷經五朝（康、雍、乾、嘉、光）纂修，在引用時 需隨著不同的年代而採用不同的版本，以符合當時的規定。但這五種版 本的印信制度在某些用字略有差異，如印之「紐式」。「紐」指的是印 章上面的肖形，皇家用的有龍紐、龜紐、麒麟紐，賜外藩國王用駝紐，

賜喇嘛上層統治者用雲紐，高階武官用虎紐，中下級官員用最常見的直 紐，不做肖形，僅一長圓柱狀，利於把握應用。在康、雍兩朝會典用的 是「鈕」字，乾隆朝會典與會典則例用「紐」，嘉、光兩朝會典用「鈕」，

但會典事例用「紐」。又明會典用「紐」，不同典籍各種寫法，莫衷一是。

為了不使讀者感到困擾，本文一律從「紐」，因為乾隆年間高宗兩度御 製交泰殿寶譜序文中用的都是「紐」。此外，皇室成員或內閣的印文有

「玉著篆文」、「玉柱文」、「玉筋文」等寫法，其實指的都是同一種篆體，

但由於出現次數較少，因此予以保留。在文獻中出現「滿文」、「清文」

等用法，指的都是滿人用的文字，引用時也以原文呈現。

( 三 ) 依照公文製作的流程，理論上文書標示的落款時間即為用印時 間，但有時未必如此，尤其發生在給納稅糧戶的「執照」。例如臺中龍 井林家有五張臺灣縣發行，尚未截開的執照串票，其糧戶姓名、稅額、

日期處皆空白，但已用縣印在執照、驗照騎縫處與糧戶收執處。¹²這樣的 文書反映了儘管清廷明令禁止空白印信，¹³但縣衙門可能便宜行事，委託 大租業戶向佃戶徵稅，並預給空白用印串票，代其頒發，業戶收到稅款 後再上繳給縣衙。另一種常見的古文書「契尾」則較沒有空白用印的情 形，因為縣衙要待業戶執白契前往繳契稅時，才能在契尾上填入交易價

11 例如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收藏了一批 2003 年在長野縣民家中發現的清代臺灣地方檔案，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已前往拍攝，目前整理中尚未公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為收藏古文書最 多的單位，數量超過2 萬件，但其中有部分尚未編碼歸檔，且該館仍持續購入收藏中。其它民 間私藏未公開的古文書想必仍不少，筆者只能就各單位已對外公開的古文書進行整調查，疏漏 之處待日後更多有發現後再予補正。

12 光緒 21 年串票，〈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識別號：T0029D0029_09_0017-001~005。

13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 21。《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620 冊，頁 422。

格、契稅稅額、田園四至、業戶名稱與上稅日期，並粘連於白契後，騎 縫蓋印；且契尾為布政使發行，上面有編號列管，需定期造冊匯報。即 使上下通同作弊，各縣也沒有空白用印的理由。反過來說，古文書常見 契尾遺失，僅存契頭的情形，由於縣衙胥吏也會在契頭上的銀兩處蓋上 官印，因此儘管契尾遺失，如果對官印有深入研究，也能從契頭上的官 印推估出可能的上稅時間。

雍正2 年 - 乾隆 17 年 (1724-1752)

同治1 年 - 同治 5 年 (1862-1866)

乾隆17 年 -( 約 ) 乾隆 53 年 (1752-1788)

同治5 年 - 光緒 21 年 (1866-1895)

( 約 ) 乾隆 53 年 - 同治 1 年 (1788-1862)

圖1　清代的彰化縣印 資料來源與說明：

(1) 乾隆 10 年 11 月，彰化縣 543 號合同稅契單，〈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識別號：

T0593D0489_0001。

已知最早：雍正 10 年 12 月 15 日信照，〈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編目號：

AH002378。

已知最晚：乾隆 17 年，布字 448 號契尾，〈傅斯年圖書館藏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影像 資料庫〉：FSN03-01-007。

(2) 乾隆 21 年，布字 2209 號契尾，〈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識別號：T0447D0368_0030。

已 知 最 早： 乾 隆 21 年， 布 字 2209 號 契 尾，〈 臺 灣 史 檔 案 資 源 系 統 〉， 識 別 號：

T0447D0368_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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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清代的彰化縣印

一、彰化縣初置：滿文本字銅印【雍正 2 年 - 乾隆 17 年（1724- 1752）】

清初臺灣原僅設一府三縣，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知必須要加強治理 臺灣，康熙決定派御史赴臺，負責查察吏治，反映地方民情，「凡有應 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¹⁴雍正1 年（1723），巡臺 御史吳達禮以諸羅縣北二百八十里半線地方，其平原沃野，民番錯處，

實為居中扼要之地，請另立一縣，增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¹⁵此議獲得 世宗同意，「尋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時間為雍正1 年 8 月 8 日，¹⁶從 此清代臺灣新增了第四個縣—彰化縣。

14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5，康熙 60 年 10 月 5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3918。

15 吳 達 禮 奏 本， 雍 正 1 年 5 月 20 日。《 明 清 宮 藏 臺 灣 檔 案 匯 編 》（ 北 京： 九 州 出 版 社，

2009），第 8 冊，頁 278-281。其實藍鼎元也建議在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駐劄半線，此主張 可能影響到吳達禮。詳藍鼎元《東征集》，文叢第12 種，頁 35。

16 《 大 清 世 宗 憲（ 雍 正 ） 皇 帝 實 錄 》， 卷 10， 雍 正 1 年 8 月 8 日。（ 臺 北： 華 文 書 局，

1964），頁 160。

已 知 最 晚： 乾 隆 51 年， 布 字 12937 號 契 尾，〈 臺 灣 史 檔 案 資 源 系 統 〉， 識 別 號：

T0029D0029_01_0009-002。

(3) 乾隆 55 年 11 月，布字 13656 號契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OB890319。

已知最早：乾隆 55 年 8 月，布字 13640 號契尾，〈逢甲大學古文書數位典藏資料庫〉，

LBA250184。

已知最晚：咸豐 11 年 10 月，布字 3557 號契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

OB91c0361。

(4) 同治 4 年 2 月 22 日，張世英申文，國史館〈楊雲萍先生蒐藏之古文書〉，登錄號：

133CR001023V/08-01-07。

已知最早：同治 2 年 12 月 19 日稿（殘件），〈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

編目號：AH000766-066。

已知最晚：同治 5 年 9 月，布字 958 號契尾，臺中縣立文化中心，《臺灣古文書專輯 ( 下 )

》（臺中：編者，1996），頁 369。

(5) 同治 9 年 8 月，布字 5732 號契尾，陳仕賢（編），《埔鹽鄉大有陳順昌號古文書》（南 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80。

已知最早：同治 5 年 11 月，布字 1151 號契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

OB91c0384。

已知最晚：光緒 21 年閏 5 月執照，〈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OB840817。

新縣既已設置，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基於總督職責，向世宗推舉知縣 人選，同時在題本中請求鑄造相關印信，於12 月 21 日獲准。¹⁷但印信的 鑄造需「該督撫代奏，請旨下吏、兵二部查議，咨送禮部鑄造」，¹⁸因此 吏部尚書隆科多於雍正2 年（1724）2 月 5 日題請敕部鑄給。¹⁹另還需經

「欽天監擇吉日，專委禮部司官監造」。鑄好後，「在外文官請給印信，

執該督撫或布政司文批」，才能「差役赴領」。²⁰因此彰化設縣以來的第 一枚知縣印信（圖1(1)），至快在這一年才啟用。²¹

依照康、雍兩朝的會典所載，知縣所用印信為銅印，直紐，方二寸 一分，厚三分，九疊篆文。²²這樣的外觀規制，承襲於明代：

明朝定知縣為正七品官，用銅印，直紐，方二寸一分，厚三分，九 疊篆文。就印面使用的篆體來看，除了內閣銀印「玉著篆文」，將軍銀 印「柳葉篆文」，監察御史銅印「八疊篆文」，其餘各職官用的印信、

關防都是「九疊篆文」。²³清初官印篆體稍多，共5 種，皇室用的玉寶、

金寶、金印「玉柱文」，公、大將軍、將軍、侯、伯、都統、提督總兵、

掛印總兵、提督九門步軍統領銀印「柳葉篆文」，監察御史銅印「八疊 篆文」，曆日印信「七疊篆文」，其餘文武各官用的印信、關防仍是「九 疊篆文」。²⁴從篆體的選用，不難看出其受明制影響。滿清入關後並未因 自己是女眞族而鄙棄漢文化，為了統治多數漢人為主的中國，除了採取

「以漢治漢」的策略，並推崇隋唐以來的六部制度。所謂清沿明制，清 初許多制度的建立都受明代影響。順治皇帝曾對開國名臣范文程說：「朕

17 覺羅滿保題本，雍正 1 年 11 月 16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8 冊，頁 413-414。

18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72 輯，

頁2618。

19 隆科多題本，雍正 2 年 2 月 5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9 冊，頁 57-59。

20 《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6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77 輯，頁 4221-4223、4226- 4227。

21 除了上述隆科多的題請，會典也記載雍正 2 年「覆准：鑄給臺灣捕盜同知關防，及新設彰化縣 印信」。見《大清會典（雍正朝）》，卷6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77 輯，頁 4228。

22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72 輯，

頁2624、2626、2628；《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6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77 輯，

頁4234、4236、4238。

23 《明會典（正德朝）》，卷 78。《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617 冊，

頁753-754。

24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72 輯，頁 2621-2630。

以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至 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²⁵ 不過清朝畢竟是異族統治，對漢文化並非全盤接受，而是在建立官制時

「參漢酌金」，將漢族優秀的制度引進，但也考慮滿族的特殊性，做了 適當的保留。順治朝是清代許多官制的發展期，印信制度的基礎亦奠基 於此：

本朝定制：御前寶璽，舊設尚寶司掌之。尚寶司既裁，專屬內 府管理。其鑄造印信，皆係禮部職掌。印文由內閣翰林院擬定，

發鑄印局鑄造。滿文居左，漢文居右。頒給內、外、直省，以 及外國，皆同文焉。²⁶

乙酉（順治1 年 6 月 29 日，1644 年 8 月 1 日）：令內外各衙 門印信，俱竝鑄滿漢字樣。²⁷

明太祖時即令禮部鑄印局負責鑄造中外諸司印信， ²⁸清因襲之。將 鑄印的工作交給禮部，由中央頒發，這是中央集權的表現。滿人入關以 後，陸續征服了漢人廣袤的領土，為了統治上的需求，在印面同時出現 漢文與滿文，可視為「參漢酌金」的產物之一。在此原則下，各衙門印 信「竝鑄滿漢字樣」，實為清朝官印的最大特徵。²⁹

康、雍兩朝的印信制度較為簡單，會典所載亦不如乾隆朝以後詳細，

25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卷 71，順治 10 年 1 月 29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848-849。

26 同上註，頁 2617。

27 《 大 清 世 祖 章（ 順 治 ） 皇 帝 實 錄 》， 卷 5， 順 治 1 年 6 月 29 日。（ 臺 北： 華 文 書 局，

1964），頁 63。

28 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 68，頁 1661。明代的鑄印局設大使一人，

副使二人，後革一人。清代的鑄印局設員外郎、主事、大使各一人，新竹鄭用錫即曾於道光年 間任鑄印局員外郎。鑄印局的任務為「題銷鑄印，掌鑄寶璽。凡內外諸司印信，並範冶之」。

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博愛出版社，1983），卷 121，頁 1004。

29 大部分漢人區域的官印都是滿文及漢文 2 種並列，但在邊疆地區有較特殊與靈活的變通處理，

將蒙文、藏文、回文等入篆。使用的文字也不只有2 種，有僅用單種文字（如吐魯番同知關防，

僅鐫回文)、二種（如管理張家口官兵都統印，滿、蒙 2 種 )、三種（如駐劄庫倫辦事大臣印，

滿、漢、蒙3 種 ) 甚至四種字（如伊犁將軍印，滿、漢、蒙、回 4 種）的情形。見《欽定大清 會典（嘉慶朝）》，卷27。《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64 輯，頁 1190-1191、1197。

這裡指的九疊篆文僅右方漢字部分，左方的滿文用的是「本字」。

二、乾隆時期改鑄：新定滿文篆體【乾隆 17 年 - 乾隆 53 年（1752- 1788）】

乾隆13 年（1748），因交泰殿貯藏的皇家寶璽中「向兼清、漢文。

漢文皆用篆體，清文則有專用篆體者；亦有即用本字者」。對此，高宗 認為不妥，令儒臣「廣搜載籍，據援古法，成三十二類」，將篆體做了 一次全面性的整理，並以高宗東巡盛京祭祖時所創作的《盛京賦》為本，

繕成清漢篆文，以廣為流傳：

我朝國書，音韻合乎元聲，體製本乎聖作，分合繁簡，悉協自 然。唯篆體雖舊有之，而未詳備。寶璽印章，尚用本字。朕稽 古之暇，指授臣工，肇為各體篆文，儒臣廣搜載籍，援据古法，

成三十二類，且請以朕製『盛京賦』，繕成清漢篆文。既廣國 書，併傳古篆，足以昭示來許。著允所請，即以傅恒、汪由敦 充總裁官，阿克敦、蔣溥充副總裁官，慎簡校對人員，速竣厥 事。³⁰

高宗顯然很滿意這次文字整理的成果，除了訂定32 種滿文篆體，³¹ 過了幾天，下令將檀香皇帝之寶以下二十一寶，「宜從新定清字篆體，

一律改鐫」：

國朝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二十有五。印文向兼清、漢。漢 文皆用篆體，清文則有專用篆體者，亦有即用本字者。今國書 經朕指授篆法，宜用之於國寶。內青玉皇帝之寶，本係清字篆

30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324，乾隆 13 年 9 月 12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4803-4804。

31 這 32 種篆體包括：玉筋篆、奇字篆、大篆、小篆、上方大篆、墳書篆、倒薤篆、穗書篆、龍爪篆、

碧落篆、垂雲篆、垂露篆、轉宿篆、芝英篆、柳葉篆、鳥跡篆、雕蟲篆、麟書篆、鸞鳳篆、龍 書篆、剪刀篆、龜書篆、鵠頭篆、鳥書篆、科斗篆、纓絡篆、懸針篆、飛白篆、殳篆、金錯篆、

刻符篆、鐘鼎篆。

文，乃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先代相承，傳為世守者，

不宜輕易。其檀香皇帝之寶以下二十一寶，則朝儀綸綍所常用 者，宜從新定清字篆體，一律改鐫。³²

現存的25 枚御寶，除了前四寳仍維持原樣，後 21 枚寳印就是乾隆 這次改鐫的結果。此外，清初以來原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后妃、皇太子、

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朝鮮國王等寶印均用玉柱文，³³乾隆也一併改鐫，

皇太后及后妃等用玉筋文，親王世子、郡王及朝鮮國王改用芝英篆。³⁴除 了這二種篆體用於皇家寶璽，到了乾隆14 年（1749），因「印信關防所 關甚重，篆文既經欽定，理應普給頒發，以昭畫一」，³⁵因此也從這32 種新定篆體中另選七種，將官員印信改鑄：

凡鑄造銀印、關防：內外文職一、二品：尚方大篆。內三品、

順天、奉天二府以上、外承宣布政使司：尚方小篆，均直紐。

內外武職一、二品：均柳葉篆，虎紐。

凡鑄造銅印、關防、鈐記：內文職三品、詹事府以下、外提督 學政、提刑按察使司：尚方小篆。內四五品、外三四品：鐘鼎篆。

內六品、外五品以下：垂露篆。內外武職三四品：殳篆。四五 品以下：懸鍼篆，均直紐。³⁶

史語所典藏〈內閣大庫檔案〉中有〈滿文篆書式樣檔〉一分，上面 繪製了這九種滿文印篆的範例，並註明適用於哪些官職。以本文研究的 知縣為例，垂露篆（圖2）適用於知府、同知、知縣以下等文官。

32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325，乾隆 13 年 9 月 18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4811。

33 《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54。《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72 輯，頁 2621-2622。

34 《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28。《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619 冊，頁 226。

35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 63。《文淵閣四庫全書》，622 冊，頁 138。

36 《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卷 28。《文淵閣四庫全書》，619 冊，頁 226。

可想而知高宗的諭令對禮部鑄印局產生極大的業務量，禮部只好「酌 量衙門大小，職事繁簡，先改鑄內部、院、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

外督、撫、藩、臬、將軍、都統、提、鎮，其餘依次改鑄換給。」此項 浩大工程，「每日可得印模八、九張，隨篆隨鑄，每年可得三千餘顆，

約計三年可以完竣。」³⁷

這次全國性印信的改鑄，在臺官員也不例外，新鑄的彰化縣印（圖 1(2)）依規定將滿文也改為垂露篆，同時將原來排列在一行「彰化縣印」

四個漢字改為兩行，每行二字。至於這顆新印何時鑄造與啟用？文獻上 沒有明載，根據內閣大庫藏福建巡撫的題本可知，福建省某些縣的新印 在乾隆16 年（1751）才頒給或啟用，且編號相接近，〈表一〉中寧德、

漳平、晉江縣印，分別為乾字5766、5769、5787 號，³⁸顯示禮部在鑄造 新印時可能按各省整批鑄給，臺灣四縣的新印應該也在這一年鑄給。但 是否在這一年啟用？依圖1(2) 說明，可知乾隆 17 年（1752）彰化縣契尾

37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乾隆朝）》，卷 63。《文淵閣四庫全書》，622 冊，頁 135-136、138。

38 清代的官印早在順治初年便採取以年號前一字為編號的方法，如順治 1 年頒的易州印信為順字 35 號。詳李衛揭帖，雍正 11 年 6 月 11 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010290。這種編號方式，

不消說，亦承襲於明朝。明弘治（1488）以後的官印開始出現以年號前一字為編號，如大羅衛 左千戶所百戶印（弘字838 號，弘治 7 年 1 月造）、汝州衛右千戶所百戶印（嘉字 3934 號，

嘉靖42 年 4 月造）、太平府印（萬字 4714 號，萬曆 43 年 9 月造）等。詳片岡一忠，《中國 官印制度研究》，頁247-253。

圖2　滿文篆書式樣檔（垂露篆）

資料來源：〈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66469。

仍用滿文本字舊印，但可惜該契尾僅有年份，未填月份。另參考圖3 諸 羅縣印為例，乾隆17 年（1752 年）4 月布字 1403 號契尾尚用滿文本字 的諸羅縣舊印；到了8 月布字 1584 號契尾已改用垂露篆新印。由此，或 可推論彰化縣的新印也在這一年啟用。

圖3　改鑄前後的諸羅縣印

說明：圖左為原滿文本字的諸羅縣印，圖右為滿文改為垂露篆後的新印

資料來源： （左） 乾隆 17 年 4 月，布字 1403 號契尾，〈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蒐藏品查詢〉，

館藏號：2006.002.1526；

　　　　　（右） 乾隆 17 年 8 月，布字 1584 號契尾，〈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蒐藏品查詢〉，

館藏號：2006.002.1525。

表1　 中研院內閣大庫藏福建巡撫奏報乾隆 16 年各縣啟用清漢篆文新印 相關題本

縣印 出處 登錄號 原文

寧德 縣印

張師誠題本 嘉慶17 年 4 月 25 日

（1812 年 6 月 4 日） 110239 …據署布政使王紹蘭呈詳：寧德縣 印信壹顆，係乾字伍千柒百陸拾陸 號，乾隆拾陸年伍月奉部頒給…

漳平 縣印

張師誠題本 嘉慶16 年閏 3 月 29 日

（1811 年 5 月 21 日） 111763 …據布政使景敏呈詳：漳平縣印信 壹顆，係乾字伍千柒百陸拾玖號，

乾隆拾陸年拾壹月奉部頒給…

晉江 縣印

崔應階題本 乾隆34 年 8 月 3 日

（1769 年 9 月 2 日） 082723

…據晉江縣知縣蔣元樞詳報：晉江 縣印信，奉部改鑄清漢篆文頒給乾 字伍千柒百捌拾柒號，於乾隆拾陸 年九月貳拾捌日承領啟用…

順昌 縣印

李殿圖題本 嘉慶7 年 7 月 17 日

（1802 年 8 月 14 日） 122364 …據布政使姜開陽呈詳：順昌縣印 信，自乾隆拾陸年間奉部頒給…

韶安 縣印

覺羅伍拉納題本 乾隆53 年 5 月 30 日

（1788 年 7 月 3 日） 026872 …據署布政使萬鍾傑呈詳：韶安縣 印信，自乾隆拾陸年拾月拾伍日奉 到啟用…

三、林爽文事件：補鑄新印【乾隆 53 年 - 同治 1 年（1788-1862）】

乾隆51 年（1787），彰化大里杙莊林爽文豎旗聚眾起事，這場戰役 延續一年有餘，閩浙總督常青、福州將軍恆瑞、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

陸路提督任承恩等陸續投入戰役，與林爽文及南路莊大田形成拉鋸，直 到後來高宗派大學士福康安來臺才總算將事件平定。北路協副將赫生額 及彰化知縣俞峻等人，在事初乾隆51 年（1786）11 月 27 日彰化城陷時 遇害。由於全臺南、北二路多處淪陷，閩浙總督常青依其權限，從閩省 派員署理殉職官員，並將各印信借給臺灣各地使用：泉州府經歷印信，

借給諸羅縣備用；晉江縣石獅縣丞關防，借給彰化縣備用；莆田縣平海 縣丞關防，借給鳳山縣備用；興化府經歷印信，借給理番同知備用。³⁹

儘管官員遭戕害，但有些印信並未遺失。任承恩來臺時，被害臺灣 府知府孫景燧、彰化縣知縣俞峻、鹿港巡檢馮啟宗的家人，分別呈繳臺 灣府印、彰化縣印及鹿仔港巡檢印信各一顆，稱各故員於未被害之前，

手將印信交付收藏，并言：

我死是該當，印係官物，未敢遺失，你速帶去逃避，等大兵到 日呈繳。

任承恩隨將印信三顆驗明封固，克復諸羅後，委員齎交臺灣道永福 收貯。⁴⁰

儘管這些印信沒有遺失，但已有受損，「搥損毀壞，不堪鈴用」。

福康安在事件大致平定後向高宗奏報，請求換印：

…臣自進兵以來，於賊庄內派員逐細搜查，陸續起獲臺灣北路 副將關防一顆、北路都司關防一顆、鹿仔港理番同知關防一顆、

諸羅縣印一顆、彰化縣分駐南投縣丞關防一顆、彰化縣猫霧拺 巡檢印一顆，各印俱被賊人搶去，多有搥損毀壞，不堪鈴用。

39 常青奏本，乾隆 52 年 1 月 23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71 冊，頁 353-356。

40 任承恩奏本，乾隆 52 年 1 月 14 日。〈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

403049919。

其臺灣府印、彰化縣印於城陷時，經孫景燧、俞峻家属帶出，

並未遺失，而印文甚屬糢糊，亦須更換。…⁴¹

此摺在乾隆53 年（1788）1 月 14 日奉硃批「知道了」，⁴²但鑄印需 經過前述一些行政程序，鑄好後還需渡海來臺，因此新印（圖1(3)）最 快應該在這一年才啟用。

彰化縣印的命運就跟彰化縣城一樣乖舛，這枚新印鑄好後才沒幾年 又發生陳周全事件。乾隆60 年（1795）3 月 14 日，「賊眾」攻彰化縣城，

彰化知縣朱瀾、城守營叅將張無咎、鎮標右營遊擊陳大恩等人已先一步 上八卦山劄營，與駐守城內都司焦光宗防守。一開始「賊人」先攻西門，

被焦光宗用鎗擊退，隨即繞到八卦山，因「大雨如注，繩火盡濕，鎗炮 難施。賊人乘勢四上，各官被害」。焦光宗見狀出城救援，「見山上火發，

四圍皆賊，進退兩難，情急自刎」，所幸後來被民救活，抬赴田中央庄 醫治，但彰化城已淪陷。

受命來臺灣查辦工程之汀州府同知沈颺，探訪得知陳周全聚匪無多，

便密諭貢生吳升東、生員吳王錫等，轉糾義民，以圖恢復。18 日，焦光 宗聞城中賊人分搶大墩，商同林國泰等帶集義民，直至西門，城廂內外 所招義民，並義首陳光宗等，知有外援，一齊奮勇喊殺，賊人由西門逃 散，拏獲二人，殺死數人，城遂克復。

這一次彰化縣城短暫淪陷，「縣印雖經搶失，旋據縣役魏高搜獲繳 出」，交給署理知縣單瑞龍接收任事。⁴³據筆者觀察，這枚印並沒有因此 換新重鑄，從乾隆末年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各朝，歷時75 年，為各印 中使用最久，但在道光朝以後印文已顯模糊（圖4）。

41 福康安奏本，乾隆 52 年 12 月 19 日。〈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

403052830。

42 福康安奏本，乾隆 52 年 12 月 19 日。〈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

038752。上一件為福康安的奏摺正本，本件為軍機處官員抄寫的奏摺錄副，雖是副本，卻記錄 了正本所沒有的硃批日期。

43 陳周全案的過程，詳哈當阿奏本，乾隆 60 年 3 月 26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91 冊，

頁248-259。另據《彰化縣志》記載，這幾名官員「在鎮番亭中，見賊已迫，陳大恩即擲火藥桶，

亭中官員俱被焚死」。《東槎紀略》也記載「大恩見事急，燃火藥自焚」。原來是在亭中自焚 而死，這解釋了為何「大雨如注」焦光宗卻還能「見山上火發」。詳周璽，《彰化縣志》，文 叢第156 種，頁 378；姚瑩，《東槎紀略》，文叢第 7 種，頁 118。不過縣印既然被搶而沒有 被焚毀，表示當時朱瀾可能沒有隨身帶上山而留在縣衙中。

乾隆55 年（1790）

道光20 年（1840）

嘉慶16 年（1811）

咸豐1 年（1851）

嘉慶25 年（1820）

咸豐9 年（1859）

道光9 年（1829）

圖4　林爽文案後重鑄的彰化縣印 資料來源：

(1) 乾隆 55 年 11 月，布字 13656 號契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OB890319。

(2) 嘉慶 16 年 1 月，布字 19724 號契尾，蕭富隆等（編），《南投縣永濟義渡古文契書選》

（南投：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73。

(3) 嘉慶 25 年 7 月，布字 23589 號契尾，楊惠仙（編），《神岡 - 筱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 319。

(4) 道光 9 年 6 月，布字 4167 號契尾，同（3），頁 305。

(5) 道光 20 年 6 月，布字 9284 號契尾，同（3），頁 311。

(6) 咸豐 1 年 2 月，布字 11943 號契尾，同（3），頁 464。

(7) 咸豐 9 年 2 月，布字 2016 號契尾，同（2），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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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治初年遺失：啟用木質關防【同治 1 年 - 同治 5 年（1862- 1866）】

同治初年戴潮春事件是清中葉以後臺灣規模最大的一次民變。此案 造成多名文武官員傷亡，根據吳德功的記載，彰化縣印在事件中遺失：

九月（同治1 年 9 月，1862 年 11 月），候補知縣凌定國署彰化 縣，權用木戳。凌定國為副將凌競先之子，洪道差其運餉到鹿，

以彰化縣缺久虛，銅章亦失，爰以國署理，刻木戳，權用之。⁴⁴

44 吳德功，《戴案紀略》（收錄於《戴施兩案紀略》，文叢第 47 種），頁 31。

這枚木戳詳圖1(4)，筆者目前所知，此印至少用於同治 2 年（1864）

12 月到同治 5 年（1866）9 月期間。不過木戳畢竟只能臨時用之，同治 朝實錄記載了皇帝同意補鑄新印的日期：

庚寅（同治5 年 1 月 30 日，1866 年 3 月 16 日）：補鑄福建彰 化縣知縣印信，巡撫徐宗幹請也。⁴⁵

實錄記載的應是皇帝同意補鑄的時間，而非鑄好或送到臺灣開印使 用的時間，否則不會到了9 月還使用這枚木戳。

在戴潮春事件中遺失的官印不少，以殉職總兵林向榮為例，其所持 的銀印在斗六遺失，兵馬倥傯期間由福建布政司刻木質關防（圖5） ⁴⁶暫 為使用。事件末期總兵曾元福奏報請鑄新印：

再，臺灣鎮銀印一顆，因前鎮臣林向榮常赴斗六軍營遺失，奴 才克復斗六時疊經派令員弁遍處尋查，均無着落，旋由福建藩 司刊刻木質關防轉交應用，遇有緊要事件，隨時借用。各營將 官關防，殊於體制未協，合無仰懇敕部鑄頒臺灣鎮總兵官印信 一顆前來，以資應用而昭信守。…⁴⁷

曾元福等人克復斗六是同治2 年（1864）12 月，這顆木質關防應在 這之後才「由福建藩司（即布政使司）刊刻木質關防轉交應用」。

45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卷 130，同治 5 年 1 月 30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4027。

46 曾元福照會，同治 4 年 8 月 19 日。〈淡新檔案〉，檔案名稱：ntul-od-th14503_079。臺大圖書 館的資料庫在簡介這份照會時，內容摘要為「臺灣鎮總兵曾玉明照會淡水廳迅將巡閱沿途應用 竹筏渡船橋樑道路備辦修整」，事實上這份照會的作者應該為曾元福，因為本件「堅勇巴圖魯 曾」發的照會，是曾元福的賜號，而非曾玉明。

47 曾元福奏本，同治 3 年 9 月 18 日。〈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文獻編號：

100544。

圖5　鎮守福建臺灣總兵官印（木質關防）

資料來源： 曾 元 福 照 會， 同 治 4 年 8 月 19 日。〈 淡 新 檔 案 〉， 檔 案 名 稱：ntul-od- th14503_079。

其實布政司對刻印並非毫不熟悉。乾隆34 年（1769），高宗考量地 方佐雜等「官卑人冗」，且所用的只是地位較低的鈐記，「若悉令由部 頒發，事體尤屬紛繁」，⁴⁸因此將給印之權交由各省，「文職佐雜及無兼 管兵馬錢糧之武職官，所用木鈐記，均由布政司發官匠刻給」。⁴⁹不過清 帝國畢竟是人治的國家，很多事都能有特殊處理。總兵或知縣絕非「文 職佐雜及無兼管兵馬錢糧之武職官」，戰時為了便宜行事，顧不了那麼 多。甚至到了清末劉銘傳在臺實施清賦，因發給丈單及田畝冊圖均需用 印，於是他先催促朝廷速頒臺灣巡撫及布政使等新印，後來乾脆自己先 刻木質「福建臺灣布政使司關防」給邵友濂，於光緒13 年（1887）7 月 28 日啟用。⁵⁰

五、遺失後的補鑄：中添字樣【同治 5 年 - 光緒 21 年（1866-1895）】

前述同治皇帝批准閩撫徐宗幹奏請補鑄彰化縣印信。這顆新印跟遺 失的舊印相比，仍為二寸一分，字體用垂露篆的方印，但新印的中央增 加了一列滿文字樣（圖1(5)）。這列滿文字樣的內容與作用為何？先回

4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 嘉慶朝 )》，卷 25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67 輯，頁 1278- 1279。

49 《欽定大清會典 ( 嘉慶朝 )》，卷 27。《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64 輯，頁 1201-1202。

50 楊昌濬等奏，光緒 11 年 7 月 28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204 冊，頁 184、186。

顧一下補鑄遺失印信的處理原則：

舊例補鑄遺失印信：各省則加添清字省分字樣，京內各衙門則 加添清字衙門字樣。⁵¹

過去遺失印信加添字樣的案例，例如嘉慶10 年（1805），廣東羅定 協右營守備關防被竊遺失，關防補鑄，要「加添字樣，分別新舊」。⁵² 嘉慶12 年（1807），臺灣水師副將邱良功追擊海盜朱濆於滬尾，其關防

「隨帶在洋，攻勦朱逆，遭風沈失」。到了隔年由閩浙總督阿林保題請 補鑄，「覆查補鑄關防應加添字樣，分別新舊」。⁵³道光10 年（1830），

青海扎薩克銀印被竊，補鑄的銀印「加添清文地名、官名」。⁵⁴道光12 年（1832）10 月張丙事件，臺灣知府呂志恒遇害，雖然府印被呂志恒之 轎役「先為挖藏城外，已於初九日投繳」，⁵⁵ 但仍於道光13 年（1833）

旨下補鑄，⁵⁶依實物可知印文從原本「臺灣府印」改成「福建臺灣府印」

（圖6）。到了道光 19 年（1839），閩浙總督關防遺失，宣宗的諭令讓 這條舊例有了修改。

道光19 年 4 月，閩浙總督鍾祥閱兵駐劄廈門時，因關防於住處被竊，

皇帝下令將其「交部嚴加議處，仍著嚴飭所屬，將偷竊印信賊犯迅獲嚴 懲」。⁵⁷但這顆關防遲未尋回，宣宗在6 月 1 日諭令：

補鑄閩浙總督關防，中一行改書清字年月。⁵⁸

51 《欽定禮部則例（道光朝）》，卷 46。《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 290 冊，

頁295。

52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258。《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67 輯，頁 1245。

53 阿林保題本，嘉慶 13 年 6 月 24 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116276。

54 《欽定禮部則例（道光朝 )》，卷 44。《故宮珍本叢刊》，第 290 冊，頁 282。

55 魏元烺奏本，道光 12 年 10 月 29 日。《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53 冊，頁 260-267。

56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245，道光 13 年 11 月 25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4369。

57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322，道光 19 年 5 月 28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5789。

58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323，道光 19 年 6 月 1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5793。

隔天更免了鍾祥的官，聲明：「總督統轄兼圻，責任重而體制嚴，

所用關防，尤為緊要。…。況關防係隨身攜帶之物，並非照料難周，何 至匪徒在其住屋偷竊，如入無人之境。儻即時人贓並獲，嚴行懲辦，尚 可從寬。乃日久無獲，是該省吏治武備廢弛，已可概見。鍾祥著即照部 議革職」。⁵⁹

為何宣宗要一改在新印前增加省份地名的成例？其實理由很簡單，

遺失前的總督關防印文為「福建浙江總督關防」，已經包含了省份在內，

如果再加一次福建浙江便會重複！因此在新印中間增添一行年月時間（圖 7）不失為一考量長遠的設計，以後凡遇官印遺失補鑄便不用在字面上傷 腦筋。這行滿文經查為「道光十九年六月」⁶⁰，符合實錄記載旨下補鑄的 時間。

此一做法不僅讓新印與舊印的外觀有明顯區隔，更可以指出改鑄 的時間。閩浙總督關防補鑄的案例被載入道光年重纂的《欽定禮部則 例》⁶¹，並予以制度化，在此之前的會典、則例都沒有類似的記載。

回來檢視這枚補鑄的彰化縣印。中添的滿文，經查是「同治五年元 月」，也與實錄所載旨下補鑄的時間相符。

依同治朝實錄所載，戴案發生的前後，陸續補鑄的臺灣官員印信如 下：

1. 同治 3 年 2 月 17 日（1864 年 3 月 24 日），補鑄福建臺灣道關防。

2. 同治 4 年 2 月 14 日（1865 年 3 月 11 日），補鑄福建臺灣鎮總兵 官印信。

3. 同治 5 年 1 月 30 日（1866 年 3 月 16 日），補鑄福建彰化縣知縣 印信。

4. 同治 5 年 6 月 21 日（1866 年 8 月 1 日），補鑄福建臺灣北路協

59 《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卷 323，道光 19 年 6 月 2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5793。

60 清代帝號、年月、數詞等常用字可在滿文教學用書找到用法或對照表，如季永海編著，《滿 語語法（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9-188。另片岡一忠，《中 国官印制度研究》，頁339 亦指出這枚補鑄的關防中添滿文為「doro eldengge jiuwan [uyuci]

aniya ninggun biya」，意即「道光十九年六月」。

61 《欽定禮部則例（道光朝 )》，卷 46。《故宮珍本叢刊》，第 290 冊，頁 295。

副將關防。⁶²

這幾枚補鑄的新印除了北路協副將關防尚未發現，其餘三枚官印印 文分別為「分巡臺灣兵備道關防」、「鎮守福建臺灣總兵官印」及「彰 化縣印」。最大的特徵，都有「中一行改書清字年月」。

62 這 4 枚官印旨下補鑄的時間，分別見《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2446、3238、4027、4225。

圖7　重鑄前後的福建浙江總督關防 說明：圖左為原關防，圖右重鑄關防中一行清字為「道光十九年六月」

資料來源： （左）覺羅伍拉納咨文，乾隆 55 年 9 月 21 日。〈清代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摺件資 料庫〉，文獻編號：045453；（右）楊昌濬題本，光緒 13 年 4 月 20 日。《明清 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203 冊，頁 247。

圖6　張丙案前後的臺灣府印

說明：圖左為原臺灣府印，圖右為張丙案後重鑄，增加「福建」二字

資料來源： （左）方傳穟移會，道光 5 年 5 月 19 日。〈淡新檔案〉，檔案名稱：ntul-od- th17301_084；（右）熊一本移會，道光 21 年 4 月 29 日。〈淡新檔案〉，檔案名稱：

ntul-od-th16202_066。

此次補鑄縣印是清代彰化知縣所用最後的官印。甲午戰敗後，清廷 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予日本，光緒21（1895）年 4 月 26 日，朝廷諭 令唐景崧「解職來京，並令臺省大小文武各員內渡」，63 於是各級官員 陸續內渡，唐景崧也在臺灣民主國成立不久後逃回中國。6 月 5 日，清 廷電寄邊寶泉，要其收存內渡官員的印信並繳回禮部：

臺灣文武各員，前已有旨令其內渡。所有大小各員關防印信，著邊 寶泉，查明收存，解交禮部。⁶⁴

至於這枚彰化縣印由誰帶返中國？有下列幾種可能：

( 一 ) 臺灣巡撫唐景崧。唐為全臺最高官員，各官印信理應由他負責 統一處理。可是當時情況危急，不能以承平時期來考慮，且諭令後沒幾 天，5 月初他便秘密「內渡」了，事後也沒有他帶印返國內呈繳的紀錄。

( 二 ) 末任彰化知縣丁燮。丁燮在 2 月 28 日懸賞擊沉日軍船隻或擒 斬官兵首級的諭文中，仍鈐用該枚縣印。⁶⁵據吳德功《讓臺記》記載，丁 燮在閏5 月 3 日回籍，彰化縣由管帶防軍營羅樹勳代之。⁶⁶丁燮很可能帶 著縣印內渡。

( 三 ) 代理知縣羅樹勳。《讓臺記》記載羅樹勳代理彰化縣，那麼丁 燮是否將縣印交給他?。據光緒 21 年閏 5 月鈐用縣印的執照（圖 8），

內容如下：

63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 366，光緒 21 年 4 月 26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3325。

64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卷 370，光緒 21 年 6 月 5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3363。

65 丁 燮 諭 告， 光 緒 21 年 2 月 28 日。〈 國 立 臺 灣 博 物 館 典 藏 資 源 檢 索 系 統 〉， 編 目 號：

AH001653-001。

66 吳德功，《讓臺記》（收錄於《割臺三記》，文叢第 57 種），頁 46。

圖8　光緒 21 年又 5 月執照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號：OB840817。

依此，似乎可證明羅樹勳應為縣印最後的使用者，但仍有些疑問：

首先，丁燮沒有收到諭令，不太可能將印信交給這位未獲清廷承認的代 理知縣；其次，就這張執照而言，常見的執照格式第一行「縣正堂羅」

的「羅」字應該付梓在板上印刷，而非事後才用毛筆寫上。或許可以這 樣解釋：原本空白執照為丁燮所印製，他離臺後為羅樹勳接收，羅便沿 用此作為征收錢糧的憑證，在原本縣正堂「丁」覆蓋改寫上「羅」！此 假設若屬實，則其上的用印也可能為丁燮所留，因為衙門辦事為了行政 便利，在空白執照上預先用印並非不無可能。不過另據臺灣圖書館藏的

「代理彰化縣正堂羅」徵收執照共5 件，此版執照「羅」直接付梓在雕 版上刊印，時間為光緒21 年，雖然月份未填，但指的應即羅樹勳。由於 這5 件執照的出現，可確認丁燮確實將縣印交給羅樹勳使用了。⁶⁷

( 四 ) 安平知縣鄭文海。據臺南耆老許子文回憶，臺灣道、臺南府、

安平縣、臺灣鎮及府鎮附屬各官印關防十餘顆，最後由安平縣候補知縣

67 據《臺灣通史》、《讓臺記》與《臺海思痛錄》記載，乙未期間除了羅樹勳署理彰化縣，羅汝 澤（羅樹勳之子）代理了雲林縣，孫育萬（大武壠巡檢）署理嘉義縣，史濟道署臺灣縣。這幾 項人事命令當然沒有經過清廷同意，但據筆者分別從臺灣圖書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及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的徵收執照，得知這四人不僅代理了彰化、雲林、嘉義縣、臺灣縣，原 縣官也將縣印交給他們使用。

鄭文海接管，並帶這些印信內渡。⁶⁸惟此說目前未見其他佐證，也沒有他 內渡後將印信呈繳上級的記載。

( 五 ) 劉永福的傭人。據《劉永福歷史草》記載，當劉永福內渡時，

隨行有一名叫亞珍的傭人。到廈門時，被劉永福的一名先行潛逃的部下 李韋二及「彰化府老爺」發現，這名彰化府老爺因「做事不公，曾將印 交亞珍送交公，即行潛逃」，但亞珍並沒有將印轉交給劉永福，因此彰 化府老爺派人捉亞珍回去理論：「前彰化府老爺交府印與爾，爾不交得 到，要爾將印交還他也！爾不去，我們亦要捉爾去也！」亞珍不甘示弱，

召集劉的隨從差弁等，兩方人馬在廈門街頭打了群架。此項記載相當不 可靠，首先既沒有彰化府，更沒有府印；其次該書先前提到「李韋二與 彰德府知府某，先已僱舟渡廈門去了。」⁶⁹前面說的是彰德府，後面卻改 為彰化府，可能為作者的筆誤，或是劉永福晚年口述此段經歷時記憶已 錯亂。〈臺灣文獻叢刊〉的編者之一吳幅員就曾對此表示過疑問，認為 有兩種可能：一為某卸任官員調任（或陞任）彰德府，因以新銜稱之；

一為彰化府乃臺灣府之誤，而又由「彰化」轉誤為「彰德」。⁷⁰無論如何，

《劉永福歷史草》畢竟是口述歷史，其正確性應受質疑。

肆、縣印的外觀

前述這幾枚印信的造型外觀究竟為何？順治初年即定篆文模糊換鑄 新印後，其舊印須繳部銷燬。乾隆7 年（1742）更要求持有舊印衙門須 先在印面鐫一「繳」字，呈送上司驗看封固後繳部，由部驗明封貯存司，

彙齊銷燬。乾隆25 年（1760）後則有所寬鬆，「各處繳到篆文模糊銀印，

毋庸鎔化成錠，…。遇鑄造新印即將交到舊印鎔化改鑄」。⁷¹但目前仍有

68 連景初，〈乙未臺南抗日遺事〉，《文史薈刊》1（1959 年 6 月），頁 55。該文提到許子文先 生於前一年過世，享年83 歲。以此換算，乙未割臺時年約 10 歲。

69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臺北：正中書局，1968 增訂臺二版），頁 257、269-270。

70 易順鼎，《魂南記》（文叢本 212 種），頁 89。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將《魂南記》與《劉永 福歷史草》第九、十兩節合併出版為臺灣文獻叢刊第212 種，書名仍為《魂南記》，將《劉永 福歷史草》的部分歸為該書附錄，並改名為〈劉永福援臺始末〉。

71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257。《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1981），67 輯，頁 1207-1208、1217、1229-1230。

少數清代官印得以倖存，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外，基於某些特定因 素，仍有部分官印未繳回禮部，例如戰亂中遺失的官員印信，可能仍保 存在民間。目前雖然未見上述任一枚彰化縣印存世，嘉、光兩朝的會典 圖也沒有繪製各種職官印信的型式，但可以參考臺博館典藏的嘉義縣印，

其印背與印側鑿有「嘉義縣印 禮部造 光字一千一百六十七號 光緒十四 年十二月 日」等字樣（圖 9）。此印可能是先前的嘉義縣舊印模糊才重 鑄的新印，卻不知何故沒有在割臺後隨官員內渡，輾轉成為臺博館的館 藏。同樣屬縣印，二者規制相同，外觀應該一致。

圖9　嘉義縣印（光緒 14 年 12 月）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資源檢索系統〉，編目號：AH001695。

伍、結論

一、官印的研究不能只探討印信制度

清代的官印制度，既嚴密又細微，可謂集中國實行千年印信制度之 大成。臺灣各職官的用印也受其規範，並不例外。研究臺灣的官印，若 從會典與則例來看，實無特殊之處，必須從臺灣本身的歷史出發，才能 理解這些印信變化的意義，否則僅能做到尺寸外觀與字體的考證，無法 進一步深入。本文探討的彰化縣印，反映了雍正朝設縣治理，乾隆朝新 定篆體，又逢民變遭損，同治朝遺失重鑄，最終光緒朝乙未割臺等史事。

雖然官印本身已不存，但在古文書上默默留下蹤跡，穿越時空來到現代，

待研究者仔細挖掘，為其發聲。

二、官印的考證需廣泛的閱讀古文書及爬梳文獻

本文介紹的彰化縣印共5 枚，另據筆者考證，以臺灣最早設立的三 縣為例，臺灣縣印有5 枚（不含建省後移往臺中的臺灣縣），諸羅及嘉 義縣印5 枚（諸羅縣 2 枚，嘉義縣 3 枚），鳳山縣印 6 枚。另外臺灣總 兵印信7 枚，澎湖總兵 2 枚，臺灣布政使 2 枚，淡水同知 3 枚，鹿港同 知2 枚，基隆同知 2 枚。其他如臺灣府、臺北府、巡臺御史、福建水師 提督、陸路提督、閩浙總督、福建巡撫等官，都有數枚印信。如果各職 官的印信只有一枚，其實研究意義不大，令臺灣學研究者感到好奇的是，

為何經常換印？除了日久使用模糊申請更換外，是否有更特殊的理由？

研究者需從數萬件古文書中耐心觀察與分類，並爬梳相關文獻的記載，

才能逐一考證。

三、官印的更迭與民變甚相關

除了乾隆13 年（1748）新定篆體後進行全國性的改鑄，及本身使用 日久模糊等故，民變頻繁實為官印更迭的主因。彰化縣印的創制與更迭，

都與所謂的清代臺灣三大民變相關：

朱一貴事件：迫使清廷被動積極治臺，設置彰化縣。

林爽文事件：原印受損，必須更換。

戴潮春事件：原印遺失，啟用木戳，事後並補鑄新印。

清治時期臺灣經常發生樹旗聚眾的反政府事件，光緒朝以前官印的 更迭常見民變的影子，從此切入著手研究，可發現不少線索。三大民變 以外，蔡牽、張丙、林恭等案後都留下官印補鑄的記錄。間接導致印信 更換的情形也有，如雍正年間大甲西社番及吳福生相繼起事，世宗將臺 灣總兵的印信從關防改為方印，「照山陝沿邊之例，改為掛印總兵官」。⁷² 林爽文事件乾隆將諸羅改名嘉義，印信也隨之更換。光緒朝後因民變規 模較小，印信遺失或遭搶的情形並不多見，最大的施九緞案雖然發生在 彰化，但林朝棟數日內即帶兵解圍，縣城未被攻破。內部動亂的力量雖

72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 134，雍正 11 年 8 月 1 日。（臺北：華文書局，

1964），頁 1943-1944。